下篇 六、初期的奮鬥——演說的功效
一九二〇 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剛在開第一屆大會,就在籌備第二屆的大會了。
在過去我們不敢有什麼妄想在慕尼黑一類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開會一次,現在則決定每舉行大會一次了。
在那個時候,我們國社黨的黨員大家都差不多把這會看作很有一些神聖的意義。
每一次開會,濟濟一堂,到會的有增無減,而且聽眾對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議程,大都是先論「戰爭的罪惡」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候還沒有人注意到,)接著是討論和平條約;在這個時候,慷慨激昂的演說,十分的適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當時召集一個民眾大會,參加的都是困苦的無產階級,並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資產階級,一同來討論凡爾賽條約,那麼這個民眾大會,不只是向共和國進攻,即使不被人認識為復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當作反思想的表現。
當我們把凡爾賽條約加以批評的時候,群眾每有起來辯淪的,說「那麼布勒斯.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條約又怎樣呢?「群眾叫囂不已,擾攘,一直到他們力竭聲嘶,或是發言人曉得他們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時為止。
唉!像這樣的國民真是叫人失望!他們不知道,凡爾賽條約是我國莫大的奇辱,不知道這種和約,是對我民族的一種橫暴的侵襲。
馬克思黨破壞工作,敵人的毒害宣傳,處處地方使民眾對於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們不必去怨天尤人,因為對方的罪惡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國的小資產階級,在當時對這狂瀾是否來出力維持的?或者曾動用他們的智謀去啟導了真理?然而他們並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為初期的運動著想。戰禍里的責任問題。就是該去依循了歷史上的事實來解決的。
當強有力的敵人。動用了他們諉惑的手段,去欺騙著群眾,使群眾大家懷有狂妄的主張,和荒謬的態度的時候,那麼,一種尚未發這的新運動,自然易於受欺,隨附和而就和他們為伍了。尤其是當一個新運動認為群眾之狂妄的主化有幾點(即使完全是虛幻的)宜於採取這種行支時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經不止一次,當時要用了極在的力量去防備捲入漩渦之中。
最後一次,就是當時我國的可惡的報紙,他們竟不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對於南的羅爾(South Tyrol)問題竟張大其辭,說日耳曼民族將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有許多所謂「民族主義」的人物、政黨和協會行等,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應該怎樣做,只是他們怕猶太人所激起的公憤所以糊裡糊塗的就同聲附和,贊助猶太人去反對一種蛆織,這種組織,在我們德國人遭此存亡關頭的時候,都應該看怍是在這腐敗社會中的一線曙光。
當那些沒有國藉觀念的猶太人縱慢慢地置我人於死地的時候,我為有所謂「愛國者」的朋友,竟憤然反對有勇氣的人和制度,要知道這種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們是儘力圖想脫離民族猶太人同盟的羈絆,要靠了民族主義的力量去反抗國際毒物的。
敵人對我們的辯論,有著他們的一定的爭點,他們反對我們的要點,在他們的演說中,也再三的有著攻擊我黨主張的理由;從這種同樣原辯論來看,已經足以顯示出對方有著一貫的訓練了。
事實上確也是這樣現在我已發同了一種方法,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們的宣傳失掉效力,而且還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這真是足以自豪的。
這樣兩年以後,我已經十分精於這一種技能了。
不論在什麼時候,我每在演說之前,必定預先猜想在討論中將在那種形工和性質的論辯發生,因此我在演詞的前段,先把敵人的理由駁斥得使他體無完膚,這方法就是把對方一切可能認辯完全說了出來,來證明他們是虛妄。
而無價值的。
上面所說的,就是可以說明我在任教官的時候,第一次軍隊演講凡爾賽和約時,為什麼把講題改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爾賽和約的比較」的緣故。
因為在第一次演后的討論中,我就確切知道了他們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約的真相,因為他們早已受了他們黨中有效的宣傳的影響,便認該和約是世界上最可恥的壓迫行為一種。
成千萬的德國人把凡爾賽和約僅僅認為我們在布勤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惡所應得的果報,這種謬妄的見解,實因用謊言繼續著欺罔民眾而致此的。
於是他們認為以對凡爾賽和約的任何舉動,都是錯誤的,而且常常痛恨這種舉動。
因此,那可恥而又可怕的「賠償」一詞,便就能通行德國了。
我在演講的時候,同時提出丁這兩種和約,拿來互相比較,使大家明白那一種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種是反人道的,結果成績很好。
在干百萬聽眾的腦海里因此不再存有這種謊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們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謊言了。
這種集會,在我們是很有利的;因為我已經藉此而慢慢地成為群眾大會演說家了。
在容納一千聽眾的大場中,應該需要的沈痛語調和姿勢,我已經弄得十分的熱了。
我們在最初幾次的集會在桌子堆放著許多傳單報紙及各種小冊子,然而我們所賴靠的只是言詞,因為心理的關係,只有言詞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轉變。
演說家可以時時受著聽眾指導,使他能夠矯正他的演辭,因為他可以觀察聽眾的面色,就能推測到聽眾是否對他的演辭能夠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辭能否產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於著作家,那是和讀者並沒有一面之緣,所以作家不能依當前聽眾來修飾他的詞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來說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個演說家,他知道了聽眾對於他的演辭不有全領悟的時候,便應該作十分淺明的解釋,使大家都能夠明白而且在解釋的時候,審慎而很慢地說著,使那些知識最低的人也能夠領會。
還有他如果知道聽眾對他的論辯有了懷疑,就應該另行舉例證來反覆說明,並且把聽眾尚未說出來的反駁,先行說了出來,這樣斷續的做下去,直到最後的反對者,也從態度和面色上的表現顯示信服時為止。
一切聽眾的成見,演說家往往用這方法去破除的。
因為他們的成見並不是起於是理智的認識而是起於不知不覺的無意識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這種和性上的壓惡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見,他的困難,比較去矯下由錯誤的知識則生出來的意見困難萬倍!一種愚昧和錯誤觀念,可以由教導而去剷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來的阻礙,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話,那只有靠站這種潛伏著的力量,然則這決不是著作家所能夠負責的,只有演說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馬克思主義它所以對於群眾能夠有驚人的勢力的緣故,這並不是得力於猶太知識階級的是著作上面,而是得力於歷來許多滔滔不絕支配群眾的口頭宣傳上面。
在十萬個德國的工人當中曉得馬克思著作的人平均不會有一百人;而且曾經研究過馬克思的著作的人當中要算知識階級一以猶太人為最一的人數比了真正擁護這種運動下層階級多到有千倍該書的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群眾,而是純粹為了征服世界的猶太機關中有的知識的領袖,至於煽動群眾,那就應用另一種材料,就是報紙。
馬克思土義的報紙所以和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報紙不同處,就是在這種地方。
馬克思主義的報紙,執筆的人大都是煽動家,而小資產階級報紙,那就愛用著作家去從事於煽動的工作。
演講的時間對於演講的效果,也是有著很大的影響的。
同一的演說家,去演講同一的問題,但是因為時間的不同。像在上午十點鐘和下午三點鐘,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會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講的時候,常把時間排上午,我還記得在慕尼黑德國酒館(Kind keller)的集會,是在上午十點鐘舉行的,題目是反對德國領土的被壓迫「。可是所得的結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時我因此而得到了一個良好的教訓。
我自信在當時我和演詞,並不比平時說得壞,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於零。
然在這次的集會中我獲得了較豐富的經驗,可是我絕不把這一些當為滿意。
以後我又試驗了好幾次,結果都是一樣的。
善於演講的人,他要感動聽眾,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因為聽眾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頭腦清醒意志堅決而反抗力也比較強的緣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線暗淡,有著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燭等發出一種氣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樣的。
真是想不到的德國的知識階級,他們認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演說家為優,這正和他們的茫然不識世務一樣。
在某種民族主義的報紙上對於這種見解,曾經作過最有趣的說明,說著名的在演說家所刊行的演辭,使人見而失望。
我記得在戰的時候,我見到一篇論文,對於當時英國軍需大工臣羅易.喬治(Lloyd Gerorge)的演辭細細加分析,後來得到了一個絕妙結論;說這種演辭,徒然是表現了演講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
我曾在一本小冊子中他的演辭讀過好幾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國的讀者,他們對於這種的心理傑作,足以感動社會的地方還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達著笑起來。
那些記者,對於演辭的批評,純粹對他貧乏的智力所給給予的印象為斷;要知道這一英國的大演說家,他確能利用演說來感動聽眾;感動了英國的下層階級。
這樣看起來,就是英國人的演辭是有著驚人的成績,因為他們能夠洞悉群眾的心理;所以他們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
如果把前面所說的演辭和貝特曼.霍爾威克拙劣的演辭來比較一下;貝特曼.霍爾威克的演辭,雖然是長於說理,實在不過是證明他這一個人不能向群眾來講演的。
羅易.喬治的演辭的內容和形式能夠博取捉眾的信仰和悅服,就這一點來說羅易.喬治比較貝特曼.霍爾威克也只有遠過而沒有不及的。
他的演辭樸質無華,而且敘述明白,字句易解,舉例淺顯,處處地方足以證明這位英國人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眾大會實是必要的,因為當一個人正要去參加一種新興的運動,在沒有去參加的時候,不免是畏縮的;可是一經到會,便可以從大會中去得到一種良好的印象,這種印象,能夠使多數人增加聲勢,鼓起勇氣。
這樣,人便懾服在「群眾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萬千人的志願、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於每一個到會者的心靈之中。
凡是到會時有著懷疑態度的人,散會後必定意志堅定,他已成為團體中的一員了。
我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對這點是應該牢記勿忘的。
被希特勒揶揄講才拙劣的貝特曼.霍爾韋格是何許人也?
1912 年 12 月 8 日:德意志帝國戰爭委員會討論歐洲戰爭的可能性
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德語: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德國政治家,曾於1909年至1917年間任德意志帝國總理。
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的德國總理,在斐迪南大公於薩拉熱窩遇刺后,促使奧匈帝國採取強硬行動,終釀致大戰爆發。戰爭初期,提出九月計劃,詳述戰爭目標、我方狀況。1916年曾冀望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調停,然終因保羅·馮·興登堡及埃里希·魯登道夫的上台而失敗。1917年7月,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在政變中下台,而於1919年再次獲舉世矚目。該年其向協約國要求代替德皇威廉二世受審,為最高戰爭會議(The Supreme War Council)拒絕。在生命最後的日子,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撰寫回憶錄,於1921年元旦因肺炎去世。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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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亞歷山大. 《鋼鐵之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和奧匈帝國》(Basic Books,2014 年)。
被希特勒稱讚有加的演講大師勞合.喬治是何許人也?
大衛·勞合·喬治 - 關於人民預算的演講 - 1909
改革大戰過後,勞合·喬治引入一批社會改革。1918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1918)使得學生離校年齡提升至14歲,增加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的權力和責任,同時增加委員會的資金。又為14歲至16歲青少年設立走讀進修學校,他們「有可能每個星期都被迫到學校進修一天」。1919年住房及城鎮規劃法令(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 1919)資助地方政府興建住房,總共有170,000座住房因此落成。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舉措,正如A·J·P·泰勒所言:「建立了原則,住房是一項社會服務」。私人企業在政府的資助下,興建30,000座住房。
1920年失業者保險法令(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1920)為一千一百萬勞工提供國家保險(National insurance)。這也是一個革命性的舉措,因為它把失業保險範圍擴展到幾乎每一個勞工身上。法令使得四分之三英國勞工受惠。在教育方面,教師的薪酬在1921年得到標準化。農業方面,政府堅持延續戰時的農業勞工的最低工資,政府還承諾,維持農產品的價格不變。1919年性別取消資格(移除)法令(The Sex Disqualification Removal Act of 1919)容許女性參選國會議員,而1920年租金法令(Rent Act of 1920)則禁止屋主大幅度加租,保障勞工權益。
1920年盲人法令(1920 Blind Persons Act),補貼失業、薪酬低的盲人。租金控制一直延續到戰後,政府又為失業軍人、平民設立「失業捐獻」。1920年國民健康保險法令(1920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增加保險賠償金額,又進一步擴大受益人群。退休金的上限提升三分之二,外國人與其配偶只要在英國住滿十年,即可獲得退休金。過往對退休金領取者的一些資格限制,都被廢除。盲人更是達到五十歲就可以領取退休金。
老人退休金被政府增加一倍。政府又促進退伍軍人重新就業,建立委員會仲裁勞資糾紛。1919年,政府建立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對公共衛生作出巨大貢獻。1920年農業法令(Agricultural Act of 1920)保障佃農在租金方面的權益,而1921年失業工人家屬法令(Unemployed Workers' Dependants Act of 1921)則向失業工人的家屬提供資金援助。女性、年輕人及兒童雇傭法令(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Act)禁止鐵路、運輸、建築、製造、採礦行業雇傭還在接受強迫教育的年輕人。法令同時禁止船隻雇傭兒童充當船員。
戰後聯合政府在社會改革方面的成果不俗,根據歷史學家肯尼斯·O·摩根(Kenneth O. Morgan)的說法,這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就,比起以往任何一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就,都要大。然而,不少改革後來都被取消了。
大衛·勞合·喬治,第一代德威弗爾的勞合-喬治伯爵,OM,PC(英語:David Lloyd George, 1st Earl Lloyd-George of Dwyfor,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國自由黨政治家,在1916年至1922年間領導戰時內閣,在1926年至1931年間擔任自由黨黨魁。
在擔任公職期間,他引入多個改革,為現代福利國立下基石。勞合·喬治是最後一位自由黨首相,但他的主要支持者並非自由黨選民,卻是保守黨選民。自由黨後來分裂,不再是一個主要的政黨。十年後,他再度擔任自由黨黨魁,卻再無能力重返唐寧街10號。
勞合·喬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大英帝國擊敗德意志帝國及其盟友,這是他做過的事情當中,最為人所知的一件。他是巴黎和會的主要與會者之一。勞合·喬治是20世紀的自由主義的標誌,被認為是福利國家的創始人。歷史學家認為他是20世紀的英國首相中,對英國公眾生活影響最大的一位,因為他在一次大戰期間領導英國,在一次大戰後重塑歐洲,在一次大戰前引入社會福利制度。
有很多英國首相是訟務律師,但只有勞合·喬治是事務律師。他也是唯一一位拜相的威爾士人,也是唯一一位以英語為第二語言,以威爾士語為第一語言的英國首相。在MORI的一個調查中,勞合·喬治的評價在歷屆英國首相中位列第三。他入選2002年的調查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排名79
早年
勞合·喬治生於英國曼徹斯特Chorlton-on-Medlock,他的祖先是威爾士人,他本身也說威爾士語,在威爾士的環境下長大。到目前為止,他是唯一一位曾經擔任英國首相的威爾士政治家。他的父親是威廉·喬治(William George),是一位教師,曾經在曼徹斯特等地任教。1863年3月,威廉回到鄉下Pembrokeshire養病。回到Pembrokeshire后,威廉開始耕田,但在次年6月因為肺炎而病逝,得年44歲。他的母親伊麗莎白·喬治(Elizabeth George)出售田地,把子女帶回娘家卡那封郡(Caernarfonshire)Llanystumdwy,在Tŷ Newydd和她的兄弟理查德·勞合(Richard Lloyd)一起住。理查德是一個製鞋匠,同時是一個浸信會牧師,還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
勞合·喬治受教於當地的國教盎格魯宗學校Llanystumdwy National School。後來,他家又為他請來家庭教師。勞合·喬治的舅父理查德對他影響很深,他的舅父鼓勵他當律師、政治家。理查德對這位外甥的影響力是終生的,當他在1917年2月去世時,外甥早已拜相。外甥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上舅父姓氏,是為「勞合·喬治」,雖然通常寫成「勞合·喬治」,但有時候也會寫成「喬治」。勞合·喬治的童年,對他日後的事業,影響很深。他的童年過得十分拮据。然而,傳記作家約翰·格里格,第二代奧特林厄姆男爵(John Grigg, 2nd Baron Altrincham)指出,勞合·喬治的童年過得並不差,而他的自信心,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舅父。
事務律師勞合·喬治在Porthmadog的一間律師行做了一段時間的學徒后,在1884年,他通過考試,取得事務律師資格,在舅父的家的后廳開了一間律師行。律師行的生意很好,在附近的城鎮開了分店,在1887年,他的兄弟威廉也入伙律師行。從此,勞合·喬治開始參與政治活動。
1885年大選期間,他受到約瑟夫·張伯倫的主張「未經批准計劃」(Unauthorised programme)吸引,為自由黨拉票助選。選舉結果是,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都沒有取得多數席位,力量平衡取決於愛爾蘭議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威廉·格萊斯頓宣布支持愛爾蘭自治,爭取愛爾蘭議會黨支持,但遭到約瑟夫·張伯倫的反對,張伯倫最後退出自由黨,另組自由統一黨(Liberal Unionist Party)。勞合·喬治不太確定自己的意向,沒有即時決定支持哪一派。在地方的自由黨俱樂部上,他決定支持張伯倫。勞合·喬治前往伯明翰,參加張伯倫的集會,但他計錯時間,過早抵達伯明翰。後來,他說張伯倫的計劃在1866年是正確的,在今天也是正確的,比起自由黨官方的、輝格黨式的主張,他更喜歡張伯倫的「Unauthorised programme」。張伯倫的其他主張,如在威爾士進行土地改革,推行政教分離運動,化解民間怨氣,也爭取到勞合·喬治和其他威爾士政治家的支持。
1888年2月24日,勞合·喬治娶富家女瑪格麗特·歐文(Margaret Owen)為妻。同年,他和其他威爾士政治家一起,創辦每月出版的刊物自由號角(Udgorn Rhyddid),又在皇座法庭勝訴,為非盎格魯宗教徒爭得在教堂墓地安葬的權益。在1880年安葬法(Burial Act 1880)通過後,非盎格魯宗信徒早已享有在教堂墓地安葬的權利。但神職人員一直無視這個法令,繼續阻止非盎格魯宗信徒在教堂墓地安葬。勞合·喬治的勝利在威爾士廣為流傳,而他在自由號角中的文章,說服當地的自由黨人,在1888年12月27日提名他為卡那封自由黨國會議員候選人。
1889年,勞合·喬治入選卡那封郡(Caernarfonshire)郡議會(County Council)。他企圖效仿愛爾蘭議會黨,創辦一個威爾士民族黨,並聯合南北威爾士的自由主義組織。
議員
1890年4月13日,勞合·喬治在卡那封選區國會議員補選中勝出,成為下議院最年輕的議員。他加入來自威爾士的自由黨人的團體。這個團體企圖解散威爾士教會(盎格魯宗),沒收教會財產,推行禁酒運動(Temperance movement),實現威爾士自治。勞合·喬治從此連任議員達55年之久,直到1945年獲封為伯爵,升入上議院。
當時,下議院的後座議員並不受薪,所以,勞合·喬治要繼續擔任事務律師。他在倫敦開了一間律師行,叫Lloyd George and Co.,而他亦繼續經營在Criccieth的律師行。1897年,Arthur Rhys Roberts(後為Official Solicitor)入伙勞合·喬治的律師行,律師行改名為Lloyd George, Roberts and Co.。
入選國會後不久,勞合·喬治就在英格蘭、威爾士等地發表演說。其主題有地方議題,也有全國議題,如宗教教育。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致力於解散威爾士教會,沒收教會財產。勞合·喬治為多份自由派報章(如衛報)撰寫文章。1894年,地方自治草案又一次未獲通過,格萊斯頓從此退休,離開政壇。來自威爾士的自由黨人選舉勞合·喬治為代表,要求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在特定的威爾士議題上作出保證。如果哈考特不作出保證,他們採取獨立行動。他們又要求羅斯伯里勛爵作出類似保證,遭到後者拒絕,勞合·喬治、大衛·阿爾弗雷德·托馬斯(David Alfred Thomas,後為郎達子爵)、赫伯特·劉易斯(Herbert Lewis,後為爵士)和弗朗西斯·愛德華茲(Francis Edwards,後為從男爵)四人在1892年4月14日發起一次「叛亂」。次月29日,四人接受羅斯伯里勛爵的保證,重新加入自由黨。重新加入自由黨后,勞合·喬治加入自由黨後座議員的一個團體,叫年輕威爾士(Cymru Fydd),還想把它發展為一個類似於愛爾蘭議會黨的政黨。1895年大選后,自由黨遭到對手擊敗,他本人也受到一份威爾士報紙批評,勞合·喬治因此打消組建威爾士民族黨的念頭。
勞埃德·喬治猛烈批評政府發動第二次布爾戰爭,在全國名噪一時。他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上,第一點是戰爭的目的:給予當地外籍人士選舉權,他說他不信這場戰爭和選舉權有任何聯繫,還說比起布爾共和國,英國更需要選舉權改革。第二點是戰爭的花費:軍費本應用在社會改革上。隨著戰事的發展,勞埃德·喬治把火力轉移到英軍指揮官身上,批評他們未有善待集中營中的老弱婦孺。他又在伯明翰批評殖民地大臣(Colonial Secretary)約瑟夫·張伯倫的家族藉機謀取暴利,因為由張伯倫的兄弟擔任董事長的Kynoch Ltd的軍火價格最高,卻獲得陸軍部採用。勞埃德·喬治隨後受到當地暴民包圍,最後在警察的掩護下秘密離開。自由黨在戰爭期間,四分五裂,支持戰爭的自由黨人,如H·H·阿斯奎思、理查德·霍爾丹(Richard Haldane)組建自由黨帝國聯盟(Liberal Imperial League)。
勞埃德·喬治又開始批評政府推行的教育法令,這個法令給與郡議會資金,贊助國教會的學校。之前四分五裂的自由黨人因此團結起來,他成功修改法令,禁止郡議會贊助校舍狀態不良的國教會學校。教育法令在威爾士名存實亡 - 郡議會想方設法,證明國教會校舍狀態不良,不得接受贊助,以達到抑制國教會學校的目的。勞埃德·喬治在政壇的聲望進一步提高,有望入選內閣。

大衛·勞合·喬治影像,攝於1908年。
1906年,勞合·喬治,進入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的內閣,擔任貿易委員會主席。擔任主席期間,他引入多條法例,有關多個領域,如航運、公司、鐵路,但他在任期間的主要成就是阻止鐵路工會發動全國性罷工。公會企圖撕毀先前達成的協議,發動全國性罷工,而鐵路公司又不承認公會。勞合·喬治說服各間公司,讓他們重新回到談判桌。就算勞資雙方未能單獨達成共識,還有中央委員會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是勞合·喬治的事業的第一個高峰,受到德皇威廉二世讚揚。他的喜悅很快消散了 - 兩個星期後,他的女兒梅爾(Mair)因闌尾炎而病逝。
甘貝爾-班納曼逝世后,阿斯奎斯繼任為首相,而勞合·喬治則開始擔任財政大臣,直到在1915年拜相。在擔任財政大臣期間,他仍然處理貿易委員會的事務,比如立法建立公共信託(Public trust)倫敦港管理局(Port of London Authority),管理倫敦港(Port of London),進行酒牌法(Alcohol licensing law)改革。1908年,勞合·喬治首次發難,要求首相裁減海軍,因為在兩年前的大選中,自由黨曾經向選民承諾,裁減軍費。他向第一海軍大臣雷金納德·麥肯納(Reginald McKenna)寫信,裡面寫道:「我們在大選期間承諾裁減由上一任政府製造出來的龐大軍費。」

大衛·勞合·喬治畫像,由
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繪於1911年。
勞合·喬治提出把無畏艦數量由六艘減至四艘。他的方案獲得政府接納,卻遭到保守黨和第一海務大臣海軍元帥約翰·阿巴斯諾特·費舍爾爵士反對,他們發起一個運動,口號是「我們要八條無畏艦,不要再等」。最後,勞合·喬治的建議遭到其他閣員反對,最終無法實現。政府採納費舍爾爵士的建議,加建無畏艦。勞合·喬治後來說,這是英德軍備競賽的轉折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之一。
預算雖然,老年退休金已經由上一任財政大臣引入,但是,勞合·喬治還是引入其他福利改革,如長期病患者津貼。這些改革,被廣泛地稱為「自由黨福利改革」(Liberal welfare reforms)。
1909年,勞合·喬治發表他著名的演說,主張加重對奢飾品、酒精、煙草、收入、土地的課稅,然後把稅金用在福利計劃和興建新戰艦的用途上,全國的地主對此感到十分憤怒。勞合·喬治在下議院巧妙地回應保守黨人對「人民預算」的批評。他又在萊姆豪斯(Limehouse)發表一個演說,批評保守黨人和富裕階層,反響不俗。下議院通過預算,但是,保守黨人較多的上議院阻攔了它。1910年大選后,預算終於獲得上議院通過。隨後,勞合·喬治極力支持的1910年國會法令(Parliament Act 1911)和愛爾蘭自治法令也成功在兩院通過,從此,上議院的否決權受到極大限制。
醜聞1913年,勞合·喬治和總檢察長魯弗斯·艾薩克斯(Rufus Isaacs)捲入馬可尼醜聞(Marconi scandal)。事件中,兩人被懷疑收受馬可尼公司的利益(股份),影響招標過程,使得公司中標。勞合·喬治在下議院否認擁有「那間公司」的股份,但這只是部分的真相,事實上,他在馬可尼公司在美國的姊妹公司中擁有股份。如果事件的真相在當時泄露,會給勞合·喬治的政治前途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事件掀起貪污浪潮,各種腐敗行為紛紛出現(如出售勛銜),浪潮一直持續到勞合·喬治拜相之時。
法令國教盎格魯宗在威爾士的影響力不再如往日般大 - 威爾士大部分地區的民眾都傾向於當地的新教教派(特別是循道宗)。勞合·喬治在引入1914年威爾士教會法令(Welsh Church Act 1914)時,擔當輔助角色。法令為威爾士帶來政教分離和世俗化。而移除根據法令建立的威爾士教會的六個主教在上議院的職位和剝奪教會財產兩事,要等到1920年才能實現。
大戰勞合·喬治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爆發前,一直是反戰人士。事件發生后,他發表一個演說,批評德國人的行為。在一戰爆發時,他認為,奮起戰鬥的不應只有比利時人這種小國人民,英國人也應該拿起武器戰鬥。[6]
戰爭進行一年,勞合·喬治還在擔任財政大臣。1915年5月,內閣重組,他獲任為軍需大臣,負責新成立的部門,解決彈藥短缺的問題。勞合·喬治擔任這個職位,十分成功,但他本人卻對戰爭的進展非常不滿,他主張進攻德國的盟友,除掉德國的支撐者。勞合·喬治要求派遣大量遠征軍到希臘作戰,還要求以機槍裝備羅馬尼亞軍隊。他因此和「粗暴無禮」的陸軍上將威廉·羅伯遜(General William Robertson)發生矛盾,後者「難以掩飾自己對勞合·喬治的軍事意見的鄙視」,當他人作出建議時,他總是以「我已經聽取不同意見」這句話打發他人。[7]1915年末,勞合·喬治成為全面徵兵的堅定支持者,協助1916年徵兵法令的通過。他說服陸軍大臣基奇納伯爵(Earl Kitchener),讓他組建一支威爾士部隊,但不要區分軍中的牧師。[8]
1916年6月,勞合·喬治接替在前往俄國途中遇溺身亡的基奇納伯爵為陸軍大臣。英軍的戰略,大部分都為羅伯遜將軍所操縱,只有很小一部分為他所操縱。勞合·喬治靠任命埃里克·格迪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為少將,獲得法國戰線後方軍用鐵路的控制權。[9]首相H·H·阿斯奎思計劃不善,協調不力,不少高級官員都對他產生不滿情緒,1916年12月,他被迫辭職,首相一職由勞合·喬治頂替。人們都希望新首相能以更進取的方式進行戰爭。[6]雜誌笨拙(Punch)當時登出一幅諷刺漫畫,畫中他是一位管弦樂團指揮家,而樂團正在演奏的是「1917年序曲」。
首相
戰時隨著阿斯奎斯倒台,自由黨內部分成兩派:一派仍然支持阿斯奎斯,另一派則支持組成聯合政府。勞合·喬治因為受到保守黨及聯合統一黨人支持,所以招來不少批評。他在回憶錄「War Memoirs」里,把阿斯奎斯拿來和自己比較:
「 | 大戰期間的英國首席大臣,必須具備某些特質……比如說,他必須充滿勇氣、沉著穩定、具備判斷力。阿斯奎斯先生具備這些特質。但是,一個戰時大臣還要有遠見、想象力、主動性,他必須展現出不知疲倦的工作態度,必須監視、監察戰爭活動的每一個領域,必須有推動這項活動的動力,必須諮詢專家、官方及非官方的意見,正如他必須合理利用國家資源,配合其他協約國,達成勝利這個目標一樣。如果一個天才的大戰指揮者具備這些特質,一個理想的戰時大臣就出現了。 | 」 |
1916年12月之後,勞合·喬治的支持主要來自保守黨,在出版界主要來自於諾思克利夫勛爵。在戰時內閣的五個成員中,有三個成員來自保守黨,他們分別是:樞密院議長及上議院領袖寇松勛爵,財政大臣及下議院領袖安德魯·博納·勞,不管國務大臣米爾納勛爵(Lord Milner)。內閣閣員還包括工黨黨員阿瑟·亨德森。
勞合·喬治極力削弱手下將軍的權力,為此,他企圖將駐法英軍的指揮權交給法國將軍羅貝爾·尼韋勒。法國總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尼韋勒本人在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準備轉移駐法英軍的指揮權前,已經提前得知此事。陸軍大臣德比勛爵、羅伯遜和黑格三人都沒有獲邀參加這次會議。他們也沒有在內閣會議結束后,立即通知喬治五世。這是擔心英王會反對轉移駐法英軍指揮權。德比勛爵得知此事後,威脅勞合·喬治,要他收回成命,否則他就辭去職務。後來,此事逐漸淡化,但勞合·喬治與高級將領之間的關係,因此事受到極大的、永遠的傷害。羅伯遜在給黑格的信中寫到,勞合·喬治是「一個可怕騙子」,缺乏擔任首相所必須的誠信,誤導整個內閣,把這個決定說成是法國人出的主意。
1917年,戰爭政策委員會(War Policy Committee)成立,並於同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與會者有:勞埃德·喬治,米爾納,寇松,勞與羅伯遜。委員會的秘書是莫里斯·漢基爵士(Sir Maurice Hankey)。在1917年10月11日,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會上,勞埃德·喬治批准軍方繼續帕森達勒戰役。同年12月,他對C·P·斯科特(C.P. Scott)說:「如果人們了解情況,戰爭在明日就會停止。當然,他們不了解情況,也不能了解情況。」
幾乎所有體格適宜的男子都被徵召入伍,一千萬體能合格的男子中,有六百萬人加入軍隊。當中有七十五萬人陣亡,一百七十萬人受傷,大部分都是未婚男子,但是,還是有十六萬女性失去丈夫,三十萬兒童失去父親。
勞合·喬治所建的組織,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再重新建立。正如比弗布魯克勛爵(Lord Beaverbrook)所言:「這裡沒有路標指引勞合·喬治。」
勞合·喬治出任首相后,下令進攻奧斯曼帝國,征服巴勒斯坦。時任外交大臣、保守黨前領䄂貝爾福在1917年發表著名的貝爾福宣言,「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之家」。勞合·喬治在宣言的發表中扮演重要角色。
戰後

1920年9月15日笨拙雜誌諷刺漫畫:雪淹。
聖伯納犬對主人勞合·喬治說:「你現時的情況激發我的先天本能,你要我來救你嗎?」(在離開瑞士前,勞合·喬治買了一隻聖伯納犬)
勞合·喬治的聲望在大戰末期達到頂點,一個重要的保守黨人說:「他隨時能做終身獨裁者。」在1918年大選中,勞合·喬治宣布,英國必須有土地「給英雄居住」。雖然「榨乾德國檸檬」那段話並不是他說的(是埃里克·格迪斯爵士說的),但是,他還是表示要德國賠償各國在大戰中的所有損失,包括養老金。勞合·喬治在布里斯托爾說德國工業「有很長的路要走。」,又表示英國經歷大戰後,國庫空虛,需要用德國的賠款的充盈國庫。大選接近后,他提出政綱:
- 審訊德皇威廉二世;
- 判處戰犯;
- 英國是英國人的,無論是社會方面還是工業方面;
- 為大戰期間受傷的軍人提供康復服務;
- 為所有人提供一個更快樂的國家。
最終,勞合·喬治的「國民自由黨」內閣大獲全勝,在下院707個席位中,贏得525個席位。然而,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席位由保守黨把持。H·H·阿斯奎思的「獨立自由黨」遭遇大敗,在下院中只剩下33個席位,被工黨超過。H·H·阿斯奎思自己也失掉席位,後來參加補選,才能再次進入下院議事,在此期間,獨立自由黨由鮮為人知的唐納德·麥克萊恩(Donald Maclean)統領。
和會勞合·喬治代表英國參與巴黎和會,會上,他與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義大利首相維托里奧·奧蘭多等人發生衝突。勞合·喬治主張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懲罰毀滅歐洲的德國,但不想完全摧毀德國的經濟及政治系統——這和克列孟梭的意願正好相反。在此期間,他說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我想我坐在耶穌基督(威爾遜)和拿破崙(克列孟梭)之間。」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裡面,批評勞合·喬治在賠款問題上的立場。在波蘭問題是,他的態度充滿爭議。人們相信,他從布爾什維克手裡挽救了波蘭。另一方面,在1919年-1920年間,他對於波蘭問題的觀點似乎波蘭是「製造問題的孩子」。
改革大戰過後,勞合·喬治又引入一批社會改革。1918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1918)使得學生離校年齡提升至14歲,增加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的權力和責任,同時增加委員會的資金。又為14歲至16歲青少年設立走讀進修學校,他們「有可能每個星期都被迫到學校進修一天」。1919年住房及城鎮規劃法令(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 1919)資助地方政府興建住房,總共有170,000座住房因此落成。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舉措,正如A·J·P·泰勒所言:「建立了原則,住房是一項社會服務」。私人企業在政府的資助下,興建30,000座住房。
1920年失業者保險法令(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1920)為一千一百萬勞工提供國家保險(National insurance)。這也是一個革命性的舉措,因為它把失業保險範圍擴展到幾乎每一個勞工身上。法令使得四分之三英國勞工受惠。在教育方面,教師的薪酬在1921年得到標準化。農業方面,政府堅持延續戰時的農業勞工的最低工資,政府還承諾,維持農產品的價格不變。1919年性別取消資格(移除)法令(The Sex Disqualification Removal Act of 1919)容許女性參選國會議員,而1920年租金法令(Rent Act of 1920)則禁止屋主大幅度加租,保障勞工權益。
1920年盲人法令(1920 Blind Persons Act),補貼失業、薪酬低的盲人。租金控制一直延續到戰後,政府又為失業軍人、平民設立「失業捐獻」。1920年國民健康保險法令(1920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增加保險賠償金額,又進一步擴大受益人群。退休金的上限提升三分之二,外國人與其配偶只要在英國住滿十年,即可獲得退休金。過往對退休金領取者的一些資格限制,都被廢除。盲人更是達到五十歲就可以領取退休金。
老人退休金被政府增加一倍。政府又促進退伍軍人重新就業,建立委員會仲裁勞資糾紛。1919年,政府建立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對公共衛生作出巨大貢獻。1920年農業法令(Agricultural Act of 1920)保障佃農在租金方面的權益,而1921年失業工人家屬法令(Unemployed Workers' Dependants Act of 1921)則向失業工人的家屬提供資金援助。女性、年輕人及兒童雇傭法令(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Act)禁止鐵路、運輸、建築、製造、採礦行業雇傭還在接受強迫教育的年輕人。法令同時禁止船隻雇傭兒童充當船員。
戰後聯合政府在社會改革方面的成果不俗,根據歷史學家肯尼斯·O·摩根(Kenneth O. Morgan)的說法,這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就,比起以往任何一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就,都要大。然而,不少改革後來都被取消了。在稱為「格迪斯之斧」的事件中,政府裁減七千六百萬的公共開支。
愛爾蘭戰後,勞合·喬治逐漸感受到與保守黨人合作的壓力。1917年,他建立一個委員會,企圖解決愛爾蘭自治問題。次年,他卻做出一個令情況惡化的決定 - 擴大在愛爾蘭的徵兵規模。老的愛爾蘭議會黨在危機後為新的新芬黨所取代,後者馬上宣布愛爾蘭獨立。在英愛戰爭期間,英國政府引入1920年愛爾蘭政府法令,建立北愛爾蘭。次年,隨著北愛爾蘭的建立,英愛雙方簽訂英愛條約結束戰爭,建立愛爾蘭自由邦。
倒台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中間,很快出現裂縫。自由統一黨內的傳統勢力無意引入社會改革,執政黨派因此互相鬥爭三年。不少保守黨人都不滿勞合·喬治承認愛爾蘭的獨立地位,建立愛爾蘭自由邦,又推進印度自治。同時,英國經濟衰退,國內爆發多場罷工,打擊他的威信。兩者結合起來,日後使得政府倒台。1922年6月,保守黨人得到勞合·喬治貪污的證據,並指責他為金錢出賣爵士爵位、貴族爵位和OBE勛銜。保守黨人擔心勞合·喬治會把貪污得來的金錢用在創建一個成員包括自由黨、保守黨溫和派的新黨上。此後,保守黨人通過一個法令,禁止出賣各式榮譽。保守黨人又批評他不負擔任何行政責任,從不參與內閣會議,打壓多個政府部門。
聯合政府仍未走到末路。1922年9月,恰納卡萊危機(Chanak Crisis)爆發,勞合·喬治在事件中的作為備受批評。次月,保守黨黨魁奧斯丁·張伯倫決定在卡爾頓俱樂部(Carlton Club)召開會議,商討保守黨在大選對聯合政府的取態。最終,他們以187票對87票決定退出聯合政府。其中,元老貝爾福伯爵和黨魁奧斯丁·張伯倫認為保守黨應該繼續留在政府內,而前黨魁安德魯·博納·勞則認為保守黨應該退出聯合政府,還說勞合·喬治的心臟不會隨著政府的瓦解而受到打擊。會上,貿易委員會主席斯坦利·鮑德溫猛烈批評勞合·喬治,稱他為破壞保守黨的「活躍力量」。鮑德溫與不少進步的保守黨人都在道德上、根本上反對勞合·喬治與其支持者。會上保守黨人還決定,他們要在下屆大選孤軍作戰。
晚年

大衛·勞合·喬治
聯合政府倒台後,勞合·喬治在政壇還有一定影響力,不少人都預言,終有一日他會再度拜相,但這個預言最終沒有實現。在大選開始前,他和H·H·阿斯奎思重歸於好,兩人在大選中聯手反對斯坦利·鮑德溫。1924年大選中,鮑德溫領導的保守黨大獲全勝,不少支持聯盟政府的保守黨人都加入鮑德溫內閣,如奧斯丁·張伯倫和伯肯赫德勛爵(Lord Birkenhead)。
1926年,勞合·喬治接替阿斯奎斯為自由黨黨魁。此時自由黨已大不如前,淪為國會中的第三大黨,但他還是拿出資金資助自由黨國會議員候選人,鼓勵人們提出減少失業率的意見。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協助他寫成「我們能征服失業問題」(We can Conquer Unemployment)一書。他在書中提出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解決這一問題。然而,這無補於事,在1929年大選中,自由黨只取得60個席位,而工黨則成為下院內的最大黨派,其黨魁拉姆齊·麥克唐納上台出任首相。同年,勞埃德·喬治以55年的議員生涯成為下院之父(Father of the House)。

魏茨曼伉儷、
赫伯特·塞繆爾、勞合·喬治及斯諾登伉儷
1931年,工黨黨魁麥克唐納組成第二次國民政府,但勞合·喬治因病沒有加入政府。大選來臨之前,他試圖說服其他自由黨人退出國民政府,但只有很少人聽從,當中大部分都是與他有關聯的人。大部分自由黨人,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在赫伯特·塞繆爾爵士(Sir Herbert Samuel)的領導下,繼續和工黨合作。到了20世紀30年代,勞合·喬治已經淡出政壇,偶爾出現在公眾視野內。在此期間,他出版他的戰時回憶錄。勞合·喬治在1934年至1935年間出任倫敦威爾士人信託會(London Welsh Trust)的主席。
1935年1月17日,勞合·喬治提出一個經濟改革方案,名為「勞合·喬治的新政」,名從羅斯福新政,當中含有凱恩斯主義的成分。[28]首相麥克唐納請求他將方案呈交至內閣,因此,他在三月呈交一份一百頁的備忘錄。內閣的下屬委員會在四月至六月期間,召開十個會議,討論方案內容。[29]然而,方案無人支持。至於勞合·喬治加入政府一事,則遭到三分之二的保守黨人反對,部分內閣閣員甚至揚言,如果准許勞合·喬治加入,那麼他們就會辭職。[29]
1936年9月,勞埃德·喬治到希特勒在德國貝希特斯加登的宅邸伯格霍夫(Berghof)拜見這位納粹獨裁者本人。希特勒在自己的相片上簽名,送給勞埃德·喬治,還說為見到「勝利者」而高興。而勞埃德·喬治則回應道,他為自己能夠收到如此「在生德國偉人」的禮物而感到榮幸。[30]他還參觀德國的公共工程,留下深刻印象。返國后,勞埃德·喬治在9月17日的Daily Express上發表文章,文中,他讚揚希特勒,還說「德國人下定決心,不再和我們發生衝突。」[31]他認為希特勒是「德國華盛頓」,又認為希特勒重新武裝德國是為了防禦,而非發動戰爭,他還認為,蘇俄、德國在十年內不會爆發戰爭,他更認為希特勒是尊敬英國人的,希特勒想和英國人做朋友,而英國領袖卻沒有利用這一點。
1940年5月,勞合·喬治參加人生中最後一場議會辯論 - 挪威辯論(Norway Debate)。辯論中,他猛烈批評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為溫斯頓·丘吉爾上台鋪平道路。
丘吉爾上台後,邀請勞合·喬治加入內閣,但遭到勞合·喬治以自己無法和樞密院議長的張伯倫合作為由拒絕。勞合·喬治認為英國不太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勝出。在不列顛戰役完結后的1940年9月,勞合·喬治寫信給貝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在信中主張與德國和談。

勞合·喬治雕像
1941年5月7日,勞合·喬治發表一段頗為悲觀的演說,丘吉爾拿他來和法國總理菲利普·貝當作比較。1942年6月11日,他在下議會發表最後一段演說,而在次年2月18日,他最後一次投票,譴責政府的福利政策。
勞合·喬治頗具特色的政治勇氣逐漸為疾病所侵蝕。他保持以往的習慣,經常到位於倫敦Castle Rd.的浸信會禮拜堂,又主持多屆文化節。最後,他回到威爾士。1944年9月,勞埃德·喬治離開Churt,到Tŷ Newydd去。後者是一個農場,離他兒時成長的地方很近。他的身體更加衰弱了。勞埃德·喬治那時還在擔任下院議員,但他很有可能在下屆大選失去席位,因為選區發生變動。1945年元旦,他被冊封為德威弗爾的勞埃德-喬治伯爵(Earl Lloyd-George of Dwyfor)和卡那封郡德威弗爾的圭內斯子爵(Viscount Gwynedd)。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號中的勞埃德與喬治之間是有連字元號的。
勞埃德·喬治在升入上院后不久就因癌症於1945年3月26日病逝,享年82歲。他病逝時,有妻子與女兒陪伴在則。在四日後耶穌受難節,他下葬於德威弗爾河畔。
勞埃德·喬治的下葬地點有一塊石頭作為標記,但上面沒有碑文。後來,克勞夫·威廉斯-埃利斯爵士為他修建墓地,上面刻有勞埃德·喬治的侄子威廉·喬治作的碑文。墓地附近是勞埃德·喬治博物館,設計者同樣是威廉斯-埃利斯爵士,在1963年開始運作。
家勞合·喬治風流成性,四處拈花惹草,因此獲得一個外號,「山羊」。封他為「山羊」的人是基奇納伯爵,他在一戰期間擔任陸軍大臣。他說,他之所以盡量不要在內閣說軍事機密,是怕內閣閣員回家后把這些機密告訴妻子,但勞合·喬治是個例外,因為他會把這些機密「告訴其他人的妻子」。雖然如此,勞合·喬治一直沒有和元配瑪格麗特離婚,對她的愛意一直沒有改變。1941年1月20日,瑪格麗特病逝,勞合·喬治為自己未能在她彌留之際,趕到她身邊而懊悔萬分。
1943年10月,已有80歲高齡的勞合·喬治不顧子女的反對,娶秘書兼情婦弗朗西絲·史蒂文森特(Frances Stevenson)為妻。兩人在1910年初次見面,史蒂文森特在次年起教導勞合·喬治的女兒。兩人的戀情是在1913年初開始的。史蒂文森特廣為人知的原因是,她後來被出版的日記記載如日中天的勞合·喬治是如何處理各種問題的。勞合·喬治寫給史蒂文斯的信後來也被集結出版。
勞合·喬治堅持娶情婦為妻一事,使得他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一度緊張。[41]他的原配夫人為他誕下五名子女 - 理查德(1889年-1968年),梅爾(1890年-1907年),奧爾溫(1892年-1990年),圭內斯(1894年-1967年)及梅根(1902年-1966年),而他的情婦大概只為他誕下一名女嬰珍妮弗(1929年-2012年)。
勞合·喬治有兩名子女日後從政(三子圭內斯·勞合·喬治,第一代滕比子爵和次女梅根·勞合·喬治),都獲選為國會議員。兩人對父親都一直保持著政治上的忠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人都退出自由黨(圭內斯加入保守黨,而梅根則加入工黨),是老自由黨衰落的標誌。
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是勞合·喬治的曾外孫女,專註於研究勞合·喬治在1919年和會中扮演的角色,出版書籍巴黎1919年。而英國電視節目主持人丹·斯諾則是勞合·喬治的曾曾內孫。
政府
大眾文- 在20世紀的英國,有一首廣為流傳的童謠名叫我的父親認識勞合·喬治。[44][45]
- Ideal Film Company在1918年拍攝一部以勞合·喬治為主題的傳記電影,名為The Life Story of David Lloyd George。[46]
- 20世紀80年代初,BBC製作一部以勞合·喬治的一生為主題的劇集,名為The Life and Times of David Lloyd George。[47]
參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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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bout David Lloyd George on the Downing Street website.
Lloyd George Society website
BBC Wales History – Profile of David Lloyd George
www.burkespeerage.com
www.curriers.co.uk
www.notableabod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