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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獨立閱讀開始--《我們怎樣閱讀中國》

作者：change? 於 2020-6-6 23:5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流水日記

記得是多年前的一個傍晚，我在北京西郊某個狹窄的陽台上看著夕陽漸漸睡去，忽然發現自己兩手空空，一無所有。是的，那一時刻，巨大的黑暗蔓延過來，我第一次承認，我不知道我擁有什麼，也不知道我已經失去什麼，我不知道權利，也不知道自由。我空有一堆烏有的情緒，像一隻草率的野狗，倉惶奔走，無端憤怒，我終於承認我是一個徹底沒有常識的人。

　　我願意把這樣一個黃昏當成我獨立閱讀生活的開始。逾幾日，廣州的戴新偉君竟然請我寫一篇書評，他給出的題目是阿瑪蒂亞·森的《飢餓與公共行為》，電話里，他說是上海灘上的王曉漁推薦。那一時刻，我何其誠惶誠恐。一個星期後，我人生第一篇書評誕生。

　　真正的獨立閱讀生活就此開始。幾個孤獨的讀書人彼此餵養，結伴而行，幾年之後，我們竟然創建了一份真正的民間閱讀刊物。雖然不在同一個城市，但是我能看見王曉漁在一堆繁複的史料里刨開的思想，我也能看到成慶坐在音樂廳里，優雅地切開古典音樂。至於戴新偉，我知道他總能找到最好的書。他在不同的書架上遊走，然後把大好的閱讀信息帶給我們。他是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里最細膩的讀書人。

　　生活從此呈現出一種別樣的生態！我靠著獨立閱讀改變了自己。

　　現在，我經常想起我過去的荒蕪、單薄和蒼白。我想我漫長的生活其實一直與獨立閱讀無關。記得小學階段，我讀到的第一本書是《柴油機原理》，因為我父親維修柴油機，這本書是他的工具，文字不多，可是關於柴油機的圖畫很多，我一直拿它當小人書看；有一次我還讀到了一本完全沒有書皮的《七俠五義》，可是裡面好多繁體字我根本不認識，只好求父親幫我講，這一講為我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父親講完這本書，興緻大發，接著給我講了薛仁貴徵西、商紂王與蘇妲己的故事，現在看來，如果沒有父親當年的故事會，我的童年時代將是一片空白了；有一次一個遠房兄長來我家，賊頭賊腦地從口袋裡拿出一本發黃的、前後差不多撕了一半的書，並告訴我書的名字叫《六十年的變遷》，我嚷著叫他借給我看，他說這是禁書，拒絕了我的請求；對我最有影響的一本書是《鷹擊長空》，我忘記了作者的名字，認真看完了，滿書的形容詞，筆法很激動，符合我當時的口味，我甚至把書裡面的優美詞語一個個抄錄下來，然後想辦法用在我的作文里。

　　如此狹窄的閱讀經歷，顯然不足以支持我獨立思考。許多年以後，我細讀阿瑪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在第三章讀到了森對三種價值觀的比較性分析。森的階段性結論意見讓我豁然開朗。

　　「每種派別的長處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考察其閱讀基礎、信息基礎的範圍和限制來理解」。

　　森強調了自由閱讀的重要性、擴大信息基礎的重要性，這種強調很對我的心態。基於閱讀產生的信息基礎，直接影響著我們的思考習慣和方法，在一個不自由的信息環境下，我們的方法可能是片面的，我們的觀點有可能是無效的。

　　生活中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啊。

　　我的朋友葉，來自台灣某商學院，他在市場營銷方面有自己的閱讀體系。一次企業家沙龍上，他聽內地一群學者和企業家大談商業文明，大談憲政建設之後，有些遺憾地說道，「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業家竟然在這麼好的沙龍里談論政治，談論文明這樣虛幻的東西，今天的台灣企業家在一起談論的，永遠都是利潤，是如何賺取利潤的方法」。

　　清華大學的金融學教授朱先生，在給學生講述企業的金融問題，尤其講述企業如何完成私募的時候，話題帶到了今天的大學校長應該怎樣定位。朱教授的結論很簡單：「大學校長是幹什麼的，大學校長是為這所大學到處找錢的」。

　　楊鵬是內地研究中國政治生態比較有影響力的專家，他提出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公共產品的缺失，這樣的觀點讓我心儀。他偶爾會讀一讀我寫的本土企業模式案例。見得面來，楊先生說，「你觀察並寫作的本土企業商業模式價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們沒有解決商業文明元制度的前提下，更是沒有價值，中國企業哪有模式可談？」

　　同樣來自台灣的費先生和我有過一次關於媒體的使命與責任的溝通。他說：「我知道內地的媒體朋友嚮往新聞自由，但我提醒你，台灣新聞自由之後，引來的是一大批媒體的死亡，媒體作為一個產業，它所發生的變化幾乎讓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勸大陸的媒體朋友多思考一些媒體的定位問題、市場的細分問題、受眾的接受問題，這些技術性的問題，是媒體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問題。」

　　上述觀點放在一個狹窄的閱讀範圍內，應該說都正確，但把閱讀範圍拉開，則很輕易就能看到其不足之處。現實局面正是拉開性的，閱讀的範圍問題無限外延，其限制則無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這些觀點的信息基礎的範圍和限制數據，就成為我們的必要功課。

　　葉教授的信息數據哪裡出了問題？我想他是用目前的閱讀數據掩蓋了他過去曾經儲存的閱讀數據。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葉教授也不例外，他把台灣過去發生的歷史信息丟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學教授的閱讀渠道主要來自他的專業，這種與眾不同的長處經常會得到企業的回報，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數據放大並複製到了其他領域。我聽完了他的觀點以後，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蔡元培先生還活著，你認為他會認同你的觀點嗎？

　　楊鵬的閱讀數據有局限嗎？他對我的工作的否定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因為我自己經常生出工作虛妄之感。但楊的方法在這裡仍然是擴大了他的個人閱讀數據的價值，並用他的信息體系輕率地覆蓋了我的信息體系。很多批評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楊鵬的範式，並且這種範式的強權性非常隱蔽，隱蔽到連徹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意識不到。

　　費的信息支持我想應該來自於一家媒體的經營範圍。媒體是經營單位，是企業，這是常識，但媒體是公器，也應該是常識。這麼看來，從事媒體的人在閱讀時，其範圍更大，而限制顯然要更少。這就是做一個媒體人的難處。曾經聽說有人譴責默多克在東亞的投資放棄了信息自由的底線，主動迎合強權的信息限制，而默多克對此不屑一談，他說在他的企業里，他有處理信息的自由。默多克為了利潤，或多或少把自己的閱讀視野主動收縮了。

　　如此看來，做一個真正的獨立閱讀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堅守陳寅恪先生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應該從獨立閱讀開始。某種意義上，我對中國的閱讀，正是基於這樣的局面而開始小心翼翼地工作：我不僅要去除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閱讀障礙，也要去除來自商業方面的利益遮蔽；不僅要防止群體性的盲目閱讀，更要防治個人閱讀上的畫地為牢。我的閱讀是私人性質的，但我的閱讀視野卻要努力拓展。我需要選擇，需要交流，也需要堅守，這其中的困難不言而喻，但獨立閱讀中國的快樂也在這裡。

　　哦，中國，這蒼茫的土地，這佝僂的人群，在我的眼前緩慢鋪開。這熟悉又陌生的風景，堆積在歷史里，我聽見一個國家古老的嘆息，也聽見一個個具體的生命殘存的悲傷。多少年過去了，我以為歷史就是帝王將相和農民起義，但是今天我讀到了每個人的生命和權利。是的，每個人的生命和權利，這是我閱讀中國、閱讀自己最醒目的路徑。這是一條具有經濟學意義和人文意義的優美之路，我和我的朋友們彼此餵養，結伴而行，漸漸長成了一些有常識的人。

作者： 蘇小和

從獨立閱讀開始——《我們怎樣閱讀中國》後記041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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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愛自由?

　　張維迎卸任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算是近期國內經濟學的大新聞之一。2010年12月14日開始，他對外的身份變成了「原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院長職位由原副院長蔡洪濱接任。

　　按照中國人的思維定式，必然是猜測張是不是遇到了什麼麻煩。這樣的想法看上去有一些道理，但卻不符合事實。了解一些內情的人想必知道，張維迎這個人應該不屬於官癮很足的人，當年他就任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的時候，事實上北大方面是有意讓他出任北大副校長一職，但張心裡一直有教授治校的夢想，他可能是考慮應該把光華建設成中國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發源地，想把光華管理學院打造成真正具有大學精神的學院之一，所以他放棄了副校長的官位，選擇了光華院長的工作。

　　人成堆的地方，問題總比思路更多。誰能想到書卷氣十足的高校，其實人際糾紛同樣不簡單。平心而論，張維迎這個人其實不諳官道。

　　由此，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的確沒少得罪人，沒少過分彰顯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經濟學理念。相關的故事就沒有必要再一一道來。一個必須在這個時候反覆強調的主題是，無論是作為院長的張維迎，還是作為教授的張維迎，無論是當年在莫干山會議上年僅24歲、青春氣四溢的張維迎，還是今天已經是人滿中年，頭髮花白的張維迎，他矢志不渝的學問，從來就是自由市場。

　　大概是2年前，我在一次有高層官員在場的座談會上，聽見張維迎直陳中國正在興起一種反市場的傾向，必須加以足夠的警惕。張的意思是說，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顯然是市場化的結果，未來的發展，必須也是由市場主導。

　　客觀地說，對市場經濟絕對的堅守，正是張維迎學術思想最重要的主題。如他所言，市場等於價格加企業家。

　　仔細揣摩他的這個定義，我既能看到一種靜態的學術概念，也能看到一種歷史的變遷。進一步說，這樣的學術定義，既呈現了中國市場經濟30年的歷史變遷，也呈現了張維迎學術思辨的歷史軌跡。

　　熟悉張維迎的人們想必知道，上世紀80年代，他和其他幾個意氣風發的年輕經濟學人，找到了雙軌制這樣一個名詞；而進入90年代之後，他的學術重點則主要集中在企業家的維度上。毫無疑問，雙軌制思考的是，如何在當時中國這樣一個計劃經濟濃厚的國家體制下引入一定程度的自由價格體系，雙軌制既是一種改進，也是一種建設。因此有人認為，張維迎和他的朋友們倡導的價格雙軌制，終於在當時沉悶的計劃經濟體制中開了一道自由的口子。

　　可以這麼認為，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張維迎的自由價格理論建設顯然無法深度發展，因此他的企業家理論體系呼之欲出。90年代後期，尤其是新世紀的前5年，張維迎幾乎所有的思考，都與企業家有關，尤其是與產權清晰、自由競爭的企業家有關，由此，張維迎教授甚至被冠以「中國民營企業代言人」的頭銜。

　　現實的問題在於，當價格理論和企業家理論都遇到舊制度障礙的時候，張維迎應該怎麼辦？有朋友看了他的《市場的邏輯》，跟我說，關於自由市場，張維迎這些年一直在努力說盡常識，而且是用一種決絕的姿態說盡常識。

　　那些散布在各地，少數一批真正理解自由市場經濟理念的讀書人，紛紛讚美張，認為他才是真正的中國市場經濟理論第一人。我以為這句話道盡了張維迎此時此刻的學術狀態和生活境遇。

　　當一個市場體系的價格理論處在發展的狀態，當一個市場體系中的企業家理論也處在這些狀態，那些不事閱讀、不思進取的既得利益者竟然形成了對這些理論的路徑依賴，他們覺得改革已然成功，他們活在已經形成的幸福中，樂不思蜀，但張維迎卻看到了太多的瓶頸，太多的不足，他要越過這些障礙，奔真正的市場經濟而去。

　　大概在過去2年多的時間裡，張維迎一直在奧地利學派的學術框架之內掘進。他把諸多的中國經濟問題放在米塞斯、龐巴維克、哈耶克和羅斯巴德的學術維度上思考，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場派人士眼前一亮，也使得那些存有嚴重路徑依賴的人們如聽天書。

　　弔詭的是，這些完全無法理解張維迎新興話語的人們，過去，他們幾乎是張維迎的盟友，現在則是張維迎的陌路人。

　　由此，張維迎幾乎在一夜之間，由一個萬眾傾聽的改革派學者，變成了一個寂寞的經濟學家。有一次，我甚至聽見他說，真正的市場經濟理論從來都是寂寞的，如米塞斯，一輩子沒有大學聘用他，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支持來做研究，這是人類經濟學史的悲哀，可卻是不容迴避的現實。

　　張說這些話的時候，明亮的燈光正照在他花白的頭髮上，我看到了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無奈與決絕。張維迎是不會妥協的，因為他看到了一個整全的市場經濟風景，如同當年的米塞斯一樣。

　　許多年後，我想我還會願意回憶這樣的場景。從米塞斯到張維迎，中國的市場經濟理論終於開始氣象萬千，中國人終於可以沿著市場經濟的通道，對歷史，對當下，對未來，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張維迎所景仰的米塞斯，一輩子堅守他的「個人主觀主義行為學方法論」。他總是從個人的自由選擇出發，始終認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個經濟學世界的出發點。個人主觀自由是經濟學的起點，也是經濟學的終點。因此，米塞斯的經濟學建立在行為學的基礎上，從來不對目的加以評價，而只對達到目的的手段進行詳細分析。

　　事實上，米塞斯為中國經濟的發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論參考。人並非物理意義上的原子式的個人，而是運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動的人，不能像工程師處理非生命物質的技術那樣來處理人，那種試圖通過統計方法來找出所謂經濟規律的經濟學，是誤入歧途。

　　張維迎對歷史里的經濟學錯誤可以說是爛熟於心，因此他說起話來可能是堅持他看到的風景，而絲毫不給聽眾留下餘地。有一次我還聽見他說，奧地利學派是一個完美的經濟學邏輯系統，真正的學術，是在理論的層面將世界解釋得清楚、通透，讓人恍然大悟，而不是在已經形成的錯誤事實面前，降低理論的純粹性。

　　我想，這才是張維迎的底氣。他是尊重市場的邏輯，而不是尊重事實的邏輯。他是尊重理論的純粹，而不是尊重人性的不確定性。也正是這種經濟學的趣味，才讓他大聲說出他內心的風景，即使被所有人誤解，他似乎也在所不辭。

　　我至今還記得在2009年的2月8日，張維迎在一堆企業家中，第一次公開提到了奧地利學派，他用他那濃厚的陝西口音，晃動著他的白髮叢生的頭，提醒人們：凱恩斯主義可能是一個看上去很美的陷阱。

　　此前，對於中國人而言，奧地利學派可能只是極少數讀書人書架上的裝點。而現在，張維迎在大庭廣眾之下，大聲呼籲中國經濟必須要走到奧地利學派道路上去。

　　大多數的人們還將一如既往地陷在簡單的情緒里，很少有人能聽懂張維迎在說什麼，更多的人破口大罵，像過去無數次的罵街一樣，把一個經濟學家的言論當成理所當然的敵人，把所有糟糕的、惡毒的言辭從自己的胃裡吐出來。

　　我曾經就張維迎多年來對市場經濟常識的堅守問過柳傳志：為什麼張維迎得不到民眾的理解？柳先生略帶憂慮地說：「這種事還得有藝術性，如果毫不掩飾地直接言說，別人聽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還得很小心，說話得注意。」

　　我想這就是張維迎的經濟學窘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對市場經濟常識的堅守，既沒有真正影響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沒有大面積啟蒙民智。他彷彿站在一個巨大的舞台上，一個人賣力地表演，而億萬觀眾卻背對著他，正在觀看另外一場烏有的鬧劇。場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張維迎卻體會到了孤獨。這一時刻，他看上去已經不太像一名經濟學家，而是一名行為藝術家，一個人在喧囂的大街上獨立演繹著自己的經濟學藝術。

　　此時的張維迎，看上去甚至有些急躁，有些偏執，因為他看到了常識，所以，他的言辭顯得不留餘地，他似乎把一個企業家雲集的商業活動場地當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當成了學生。

　　對於聽眾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種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張維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別笑，企業家要學一點經濟學知識，不可做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瞎子。

　　可是眾人的笑聲並沒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譏笑張維迎太不懂中國國情；有人在譏笑他過於象牙塔，有人譏笑張維迎的這些演講，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本質；有人憤怒了，在下面低聲罵道，張維迎徹底忘本了。

　　米塞斯和他的學生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艱難度日，並最終決定逃向美國。美國得以享受到自由經濟學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自由主義經濟學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們把視野局限在狹隘的領域，大家都不關心政策的未來後果，而政府對這樣的行為和立場竟然予以獎勵。人們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執的地步：勞動經濟學家只研究勞工政策的後果，農業經濟學家只研究農業價格的上升。他們都只是站在政府壓力的角度看問題，根本不關心最終的社會後果。他們已經不是經濟學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門的政府行為的解釋者。

　　我顯然沒有要把張維迎類比成米塞斯的企圖，但他的確在沿用米塞斯的觀點說話，張維迎建議「中國經濟學家要重新看待凱恩斯主義，按照奧地利學派的觀點，目前美國等國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緩危機，把危機的時間變得更長，而不是變得更短」。

　　由此，我們似乎能夠謹慎地認為，張維迎應該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門的政府行為的解釋者」，不是御用性質的「宮廷經濟學家」，他是一個能夠獨自表演的行為藝術家，是一個站在市場經濟的常識之上，一直說實話的教育家。

　　剛好，奧地利學派中的大經濟學家羅斯巴德曾經說過：「經濟學家不是商業技術專家。只有當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機構干預市場時，經濟學家的用武之地才會擴展開來。」

　　是的，張維迎就是這種經濟學家，儘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區，在名利場上糾結，不夠開闊，但此次全球經濟危機蔓延之時，他的種種言說，的確有米塞斯和羅斯巴德的當年之風。

　　有人說，看不清未來的時候，我們就看看歷史。未來將怎樣演繹，我相信今天的張維迎是在基於歷史說話，因此我也相信，未來可能就在張維迎的教育之中。

　　等著看吧，用不了多長的時間。

蘇小和：張維迎，愛自由 201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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