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時代的明燈

　　在人類的黑暗時代里，個人的良知和良心是使人性生存的明燈。

　　我的方叔叔就是這樣一盞我生命中的明燈。當我過早地失去父親、在黑暗中迷失時，是他默默地擔負起一份像父親一樣教育我的責任。他是第一個像孩子一樣與我們孩子玩的大人。他在每個夏日的午後都帶我和他的孩子去大自然里游泳。他是唯一一個平等地與六歲的我和其他小孩每天不厭其煩地爭論問題的大人。他在那個靠撒謊生存的黑暗時代里指給我看真實之中的光明。也是他示範我在任何時候都不要生氣傷心，而是要以各種無拘無束的笑聲來對待人間的一切煩惱和黑暗。

　　我的方叔叔也是這樣一盞他的學生的明燈。他的學生們是這樣評價他的：當他是他們的老師時，他們都把他當做實在的益友；而當他不再是他們的老師時，他們卻都要把他當作終身的良師。我想不出對於一個教育家有能夠比這更好的評價。

　　我的方叔叔更是這樣一盞我們中國那個時代中的明燈。在今天，在亞利桑那州明朗的天空下，我們想像不出他所照亮的是什麼樣的黑暗。為了平息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有限的幾個語言炸彈的影響力，中國共產黨和它的專政要在八七年搞反自由化運動，並引發了八九年的中國人民大規模的爭取民主的運動。讓我在這裡回顧一下他那時的那幾顆主要的民主炸彈吧：
　　一、我們不應該讓百年前的自然辨證法和馬列主義繼續束縛現代科學研究和教學的每一步。自然辨證法的許多結論已經被近代科學和現代科學證明是錯誤的。自然辨證法和馬列主義必須被現代化－－人類總是脫掉舊思想才能進入未來。
　　二、在經濟上是人民養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養活了人民。
　　三、現代化必須是全方位的。中國的近代史上已經證明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一套行不通。相較於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社會制度和人的觀念的現代化對於我們中國重要得多。
　　四、除了共產主義各個領導人的錯誤，共產主義本身可能就有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因為普通人民總是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生活得更幸福。

　　方叔叔的這幾點在今天在中國，已經成了所有人民心中不證自明的真理，雖然方叔叔本人仍然是中國政府眼中的頭號通緝犯。在中國政府為中國不能民主化所做的諸多證明中，最近期的版本是「中國某些村落交通不便」。方叔叔，您是不是非常得意您的一生，也是不是正在冥冥中和我們這些悼念您的人們一齊－－在為您一生中所取得的這些成就而在暗自微笑？

　　謝謝你，方叔叔。

　　王成朴，寫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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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至今為止一生中最不願寫的一篇文章，因為這是我在我的方叔叔－－方勵之先生追悼會上的悼詞。
　　我在年輕時刻意隱瞞我與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的親密關係，覺得這樣才能保持我的獨立人格。現在生命已經過去了一半，我開始懂得棄惡揚善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現在我這一代曾經年輕過的痕迹已經被中國當局基本抹掉，忘卻的焦慮早已取代了沽名釣譽的疑慮。
　　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是我母親大學里最好的朋友。五七年反右時，方勵之和李淑嫻提出中國那時專制體制上的諸多根本問題，尤其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馬列主義的實質」、和「青年該不該的獨立思考」等問題，李阿姨被劃為右派，兩人都被開除黨籍。我母親思想正統，不同意他們的說法，但做為學生黨員幹部，堅決不同意開除和敵視右派同學，以後她自己也在反右補漏時受到黨內處分成為準右派。
　　那時北大的江隆基校長，和物理系的一些老師，曾力圖保護學生。比如在以李淑嫻為例從一個優秀學生「墮落」成右派的辯論中，王竹溪老師仗義直言，認為她不夠右派，使她沒有被北大掃地出門；黃昆老師在反右後仍然讓李阿姨加入在他主持下的國家重點項目「固體能譜組」工作，1961年方勵之和李淑嫻結婚，黃昆先生還親自從頭到尾參加了他們小而簡樸的婚禮聚會。反右中江隆基校長自己因反右不力被調離和降級，文化大革命時被打死。北大的右派，大多是新校長陸平在鄧小平指揮下划的，而且最後有一批右派學生被開除並扭送勞改營。我母親和方叔叔、李阿姨，都成了反右被打擊對象，因為怕別人說串聯反黨，方叔叔、李阿姨此後多年不敢和我母親相互來往，直到我父親去世。
　　方叔叔一生，最為世人質疑的，是他和李阿姨在１９８９年學潮以後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其實這件事應該從幾個方面看：

　　首先的問題是：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是不是政治家？
　　方叔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在政治思想上的風雲人物。因為他出國較早，感受到幾十年浩劫以後的中國和西方現代化社會的的巨大反差，成了思想上的先行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曾經興起過傷痕文學。但傷痕文學所反映的，只是各人所受到的磨難，特別是當權者和他們的家屬所受到的暫時的磨難，對民族所受的痛苦的根源根本沒有觸及。而且傷痕文學本身也很快被當局叫停，沒有機會深入下去。傷痕文學所增加的不過是另一種「公子落難」式的京戲。那時，方叔叔和李阿姨家裡雇了個農村來的洗衣工，她的丈夫僅因在大飢荒中從以前自己的田裡偷了五塊白薯給頻死的一家人，便被送到青海做了十二年苦役；這種事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在生活中已經見過多次。當我看到這些比《悲慘世界》更悲慘的中國現實版，給我的觸動很大。所以八十年代初，中國覺醒最早的知識分子意識到，中國的出路不是頭痛醫腳式的平反，而是在根上改變中國的制度里害死人的那些東西。那時在北大和中科院與方叔叔經歷相同的人，與方叔叔的看法都相似，甚至私談中的觀點比他還激進；只不過別人都在一面說官話，一面給子女攢錢出國留學。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首先是講良心、講真話的科學家，而且帶著頑童的、刨根究底的性格。學物理的都有點頑童性，比如家裡好好的鬧鐘，偏要拆開來看看裡面是如何轉的，能不能裝回去就看個人物理學得好不好；所以專制下各國的異見者很多都是物理學家。八十年代初，幾乎所有在西方的中國訪問學者都在吃速食麵煮雞腿給自己省錢。可方叔叔在義大利作訪問學者時，一次因為要出席正式場合，卻跑到最好的西服店裡自費做了兩身西裝，說他代表中國，不能在台上穿著當時國內做的土西裝丟人；雖然方叔叔平常不講究穿。平時在國外開會，他為了多與國際同行交流，總是自費和外國同事一齊出去吃飯。而在那個時代，中國的訪問學者為了省錢，在外盡量憋著不去上廁所；加上外語不好，絕大多數基本處在半自我封閉的狀態。方叔叔為了追求思想上的交流，那時他在國外也是很獨行肆意的。在世界各處，方叔叔總是找機會自費到處遊歷和體驗。他的體驗往往轉化成美妙的文章，在八十年代，為我們打開除了「物質極大豐富」以外的另一面現代文明的窗子。他的那些體驗文章，許多已經是我們這一代人成長中的經典，比如《在讚美我主之後的午夜裡》和《重訪卡布里》。我小的時候讒，記得好多他說的世界各地和吃有關的故事。比如他說日本餐館里的餃子很精緻美味，都是用最好的東西做的，但一頓飯只給五個；害得他為吃飽飯專心搞科研，又不好意思給日本人留下中國人是餓鬼的印象，最多時一頓吃了七個餐館。別人請他在東京銀座最好的餐廳吃飯，主菜是一束連殼蒸熟的綠色的稻子，以極特別的方法精心培養成，配以最名貴的清酒－－結果他還是沒吃飽。由此，我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很深的印象。又比如他說他在巴基斯坦開學術會議，那裡的羊油炒飯特香特好吃，與會者都吃了不少；可吃完后不管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拉肚子，結果那段會議是大家邊拉肚子邊開的。從這個故事裡，我一下明白了高鼻子籃眼睛的西洋人和我們中國人其實是一樣的。同時，方叔叔經常把自己較高的國外收入用來幫助在國外較困難的出訪朋友和學生，在私德上方叔叔其實是個真正的和本質上的、只講對別人付出的「共產主義者」；他的朋友很多，自己也很因朋友多多而快樂。我母親去義大利做不同物理學科的訪問學者，遇到好幾個他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方叔叔也到處顯示出他的稚氣和頑氣。以後，方叔叔在國外的私談里，也常觸「政治正確」的紅線，那時方叔叔就會左右看看別人嚴肅的表情，吐一下舌頭，做個鬼臉，像極了一個被別人捉住錯處又不願認輸的小頑童。
　　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是很熱情和對人沒有城府的人。我第一次見到李阿姨，是在我父親於１９７３年去世后，我母親由於過度悲痛和過度勞累而暫時不能理事，李阿姨不時帶著我在她家裡住。李阿姨那時住的地方其實不能叫家，大約只有10平方米，是三家人擠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中的最小一間，她自己的兩個孩子很大了都沒有條件接回來，丈夫也長久在外很難相聚。李阿姨自己身體那時也不好－－因長期在沒有防護的條件下研製半導體材料和做晶體管，導致中毒弄垮了身體，又在鯉魚洲超強勞動染上肺病－－她大學時是長跑運動員，那時肺病剛剛好，上四層樓回家都要喘半天氣。在她的小屋裡，李阿姨天天儘可能給我做好吃的、陪我聊天。李阿姨那時挺窮的，因為當右派，她的工資要比同齡人低。她熨燙衣服用的是個鑄鐵的烙鐵，在火爐上先燒到燙手，然後在衣物上噴過水后再燙，燙時要全神貫注。李阿姨把我的話匣子打開了，自己一分神，把她唯一的一條「好」褲子（還是自己手縫的）燙了一個大洞。我至今還記得那條棕色的褲子燒糊時的焦味，和那時李阿姨氣惱中的笑聲。我第一次見到方叔叔，是1976年李阿姨分了兩居室的新房。從舊居搬去的傢具連一間都放不滿，另一間小居室基本是全空著。這就讓方叔叔晚上關了燈用來當「鬼屋」，他在裡頭裝怪，我們一幫小孩進去捉怪，但在「鬼屋」里總是被怪捉，那時整個小單元里都是大人和孩子的笑聲；以後我們這些孩子總盼那個裝怪的叔叔快點從外地回來。以後，那個裝怪的房間成了方叔叔和李阿姨的兩個孩子的卧室、放電視的地方，也是我周末躲在裡面看書的地方。方叔叔從國外帶回好多書，兩個居室頂天立地的書櫃都裝滿了書。我一邊在裝怪屋裡看我能懂的書，比如在美國的黑猩猩露西如何開始用手語與人類交談，一邊咀嚼著白天學的那些被要求必須熟背但已經沒人相信的政治答題、和中文語文的那些課文，心裡開始了對謊言教育的小小反叛歷程。小單元的另一間居室成了方叔叔李阿姨的卧室、書房、兼客廳，在那裡方叔叔李阿姨接待過的既有科學上的世界名人、又有他們的同行同事，更多的是他們的學生、與他們同樣在過去落難的普通人、和思想敏感的藝術家。一些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寫好了文章，甚至只是有了想法見解願他們分享，就大膽登門來訪，也能得到他們的耐心傾聽、熱忱鼓勵、和誠懇意見。他們夫婦對青年人種種優秀之處也總是讚不絕口，是真正地喜愛青年人。方叔叔在家時，那一間居室有時就像年輕人的俱樂部；年輕人多時不僅那一間居室的床沿地上坐滿人，走廊里甚至廚房裡也站著人；大家的爭論聲和歡笑聲不斷。我記得有一位完全陌生的人，大學是學工程的，在一個山溝里修戰機，但他對廣義相對論和天體物理感興趣、並且做了多年的探索；他輾轉通過我母親找到方叔叔，希望給他指點一下。方叔叔專門用了一個晚上屏開他人、它事，看他的工作和給他答疑。那個叔叔事後非常感動－－因為方叔叔是完全平等地待他；也有些遺憾－－因為他信息不靈閉門造車用許多年走了很多老路和彎路。在與社會同呼吸的同時，方叔叔和李阿姨在那另一間居室里做了很多研究，翻譯了許多書，寫了一套思路很新穎的普通物理教材，並推動中國和國外在科技、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我在方叔叔和李阿姨家多年，很少聽到他們互相談政治，他們互相談的總是業務。那時李阿姨忙得天天沒有時間做飯，家裡常吃的是食堂買來的饅頭夾醬豆腐，再加外頭店裡買來的燒雞或粉腸，盡量生吃蔬菜、或把水果當蔬菜吃；我們小朋友間管他們夫婦的小兒子叫饅頭大王。那個兩居室小單元在頂樓，夏天特別悶熱，沒有客人時，方叔叔總是揮汗如雨地穿著小汗背心在書桌前工作；有人來就趕緊好好整潔一下穿上襯衫出來會客。方叔叔和李阿姨在那裡蝸居了許多年，１９８７年方叔叔被開除黨籍踢出科大時那個小單元還上過美國的《時代》雜誌，直到那時當局才匆匆給他們換房。以後他們非常留戀那個雜在北大教工宿舍中、熟人老來串門、冬冷夏熱的小單元。
　　究其一生，方叔叔其實盡其力量在做學問、和幫助他人一齊來做學問，只不過他不說假話不害人的道德底線、他當科大副校長的歷史機遇、他光明磊落的頑童性格、和他愛幫助人的秉性，使他在官話假話橫行的中國文化里，突顯出來，成了喊「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那個小孩。方叔叔和李阿姨，沒有當過一天政治家－－他們只是有社會責任的和正直的科學家和教育家，因大多數人的退縮和自私，而成了肩負起時代使命的政治人物。

　　其次的問題是：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是不是中國學潮的推手？
　　１９８７年科大的學潮，方叔叔曾經在科大圖書館前勸阻學生、力阻學生走出校園，然後卻以「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鼓動學潮」的「罪名」再次被開除黨籍和撤職查辦。我在北大參加１９８９年學潮完全是個人的行為，學潮開始后就刻意不和他們聯繫；而且因為顧慮到要不連累他們，盡量不做出風頭的事。１９８９年學潮期間，他們夫婦早已在監控之中；他們因為怕學生運動受他們的連累，而且覺得自己光明磊落，他和他當時工作的北京天文台也有意給監控提供一切方便。即使如此，事後他們仍然還是被當局定為學潮的主要推動者、組織者、和中國的頭號通緝犯。這兩次被修理，不過是那時中國的太上皇鄧小平一貫的把被他整過的人當私敵的陰暗心理的延續，和中國過去重點打擊敢於獨立思考的人的傳統、及指鹿為馬的統治手段的復辟。不過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對中國八十年代所發生的歷次學潮，並不是無辜的。因為他們在當權者灌輸的黨性和紀律以外，已經給八十年代的年輕人播下了人性和自由的種子。那時大學里的年輕人普遍厭惡入黨鑽營，方叔叔反而號召優秀的年輕人都去入黨，從黨內改變這個黨，以最小的代價獲得中國的進步－－這竟然也堂皇地成了他反黨和推動學潮的罪名之一。中國當局那時不能相信的，或者乾脆不願相信的，是接觸到民主自由和人性的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搞學潮爭民主自由和人性，是不需要幕後推手的。

　　最後的問題是：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該不該當那時中國的譚嗣同？
　　我們中國人有很濃的怯懦的英雄情結，即愛看殺頭和給殺頭叫好；這種怯懦的英雄情結從京劇的舞台上漫延開來，不少人希望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該當「六四」時中國的譚嗣同，而不應該到美國大使館里去避難。其實中國在清末出了譚嗣同是有條件的，因為那時清朝還在公開過堂和公開殺人－－如果像前蘇聯和我朝那樣審判和執行都是黑箱操作，譚嗣同大概會被默默地活埋在歷史里，就像昨天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和今天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劉小波在中國的境遇一樣。而且那時的清朝司法已經開始改革，已經不再搞株連；否則像清朝以前那樣把家人流放到極北苦寒之地給掛甲人為奴，或者像明朝那樣乾脆把犯人的家屬男性送去養房女性送去教枋，譚嗣同大概不會去爭當譚嗣同了－－這也是為什麼在前蘇聯和我朝被批判之人往往在公開的場合拚命地認罪和痛罵自己。而且沒了譚嗣同，中國的維新運動並沒有因英雄式的死有所進展，而是走進死胡同；死了黃花崗七十二志士，辛亥革命逐漸演變成黑社會老大兼政治流氓的復辟獨裁史。有理想的純潔之士死了，野心家陰謀家沒了制約、就會隨心所欲地翻雲覆雨；所以為演戲式的壯烈而死其實在歷史的進程中一般不可取。何況方叔叔和李阿姨那時已經被指鹿為馬地整了多次了，再去學做譚嗣同就是愚蠢和自尋冤死。
　　我在１９８９年學潮絕食開始后開始擔心學生運動的走向，打破了自己的禁忌去找方叔叔和李阿姨，希望再一次得到他們的指點和幫助－－希望他們能夠站出來勸學生冷靜和退讓一下；結果發現他們已經在竭其所能用他們的所有渠道勸說學生冷靜和妥協。可惜在那樣的形勢下，他們的諄諄忠告被淹沒在口號的汪洋大海里。我周圍的多數人，即使私下能夠被說服，到了天安門廣場，看到那個情緒和那個政治大舞台，就再也不能自持、而投入到那場忘我的全民演出之中。我們這幾代人受的政治教育，一直是激進是永遠正確，而妥協是叛變失敗。雖然我們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過程中轉換了角度，但我們的視野卻是很難一下提高－－明白路要一步步走，妥協才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更何況在學潮中有各種野心家和陰謀家在挑事出風頭和興風作浪。那一刻我第一次看到以前在任何時候一直都是樂觀和激情的方叔叔和李阿姨在歷史的大潮面前變得無助、無力又無奈，心裡能夠想到的答案只有自己「多做事」三個字。六月四日凌晨，我作為學生糾察隊的隊員，在六部口親眼見到殺人，看到上百個被子彈打傷的百姓被別人扶在自行車的後座上去醫院，每輛這樣的自行車后都是一路的鮮血滴。這一切竟然是發生在我們十幾個學生剛剛在長安街上救了幾個從被路障擋住的先遣偵察車上下來的士兵，用我們的身體去為他們擋老百姓打來的磚頭和棍棒。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都蒙了，是老百姓拚命把我們往後推。衝進北京的部隊，佔了長安街，仍然不放過街兩旁怒吼的老百姓，時時用衝鋒槍往街旁和交叉路口裡掃射。所以我所看到的政府和軍隊在六月四日時殺人根本是為了泄憤和立威，而不是為了完成佔領廣場的任務。我在六月四日凌晨，給方叔叔和李阿姨打了個電話，介紹一下我親身看到的情況，和表達了一下我的悲憤。幾日後事態平息些，和方叔叔和李阿姨已經失去聯繫，我騎車出去轉轉，看到北大已經成了鬼校；北大周圍的小腳偵緝隊已經被組織起來帶著袖標巡查、使外地人惶惶不可終日；老百姓抗爭過的烽煙還沒有完全熄滅，北京的各主要街口已經有全副武裝帶鋼盔持衝鋒槍的士兵虎視眈眈地看著我們這些老百姓－－我一下明白我已經是亡國之人了，而且想到我給方叔叔和李阿姨打的那個最後的電話忘了說：趕快逃吧，這個政府不值得你們被抓在它手上。
　　從中共當政后的歷史上看，一代代願意自己思考的人被整肅、被打擊下去，中國人的思想也在一代代地倒退和死循環。１９８９年的學潮雖然是開啟民智上的一個相對的歷史性的高潮，但它的主要口號只是反腐敗和改善知識分子待遇，並沒有達到３０年前反右前知識界質疑中共專政基礎的高度，更沒有達到７０年前「五四」訴求科學、自由和民主的的高度；而更符合京劇中老百姓對「清官」和「好皇上」的期盼。我們八十年代這一整代人最不幸的是在「六四」中錯過了中國在思想上現代化的歷史機遇后，才各人零星地重新發現了我們前人早已熟知的政治上的知識和經驗。而１９８９年後在政治上受了挫折和在經濟上受到優待，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在道德、眼界和水平上都在整體上大滑坡，以不同的方式重複了３０年前「反右」後知識份子整體的不斷墮落過程。有知識的人墮落起來，要比沒有知識的人墮落起來更可怕，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不久前還跟著政府的指揮棒狂熱地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民族，和現在轉眼又跟著政府的指揮棒狂熱地把一切都當商品出賣的民族，和盲目大搞民族主義的民族。當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小心翼翼地把「不惹事」當做處世的第一原則，所以學生也學不到真實的歷史和思辯方式，最多從網上得到戲謔式的隻言片語；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里中國的愚民教育反而要比幾十年前的八十年代成功得多。中國的知識份子似乎忘了，不久前愚昧的學生往死里打老師，他們自己是有責任的。在中國，獨立思考和傳承思辯一慣是最艱難和最危險的工作，所以中國在歷史上老反覆地做相似的大蠢事。在今天，方叔叔如果在中國，一定會是很孤獨的；他在八十年代其實趕上了他能發言的特殊時代。我們這一代人年輕人能夠在中國從正面接觸到民主自由、和科學技術中的真正文明精神，也是因為八十年代那個中國現代史上那段很特殊的歷史時代。但我相信，方叔叔在國外有機會系統地寫的那些文字和歷史，一定在會中國未來對那些仍然願意自己思考的人在適當的時刻有所幫助。

　　所以今天，我完全贊成方叔叔和李阿姨那時做的那個選擇，並且慶幸他們及時做了那個選擇。亡過一次國的我也找到了新的祖國。在國外，在繁忙和豐碩的科研教學工作以外，方叔叔仍然為中國的天體物理做了極大的貢獻。做為中國的頭號通緝犯，方叔叔竟然真的像中國的《人民日報》所刻意宣傳的模範那樣，１９９２年剛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安定下來，就用教授傳統不多的工資給北京天文台買天文望遠鏡專用的特別濾光片，每片五千美元。他不僅一直和國內合作、出文章，帶國內的青年教師和學生；而且通過義大利的一些研究機構，每年給國內年輕人提供出國研究的經費，一度是科大和中國科學院的天體物理方面，能獨立出來做研究的年輕人的主要途徑；這筆錢包括原來出資方擬資助他小兒子的全部費用。不再有條件和中國的年輕一代直接對話，方叔叔就盡其可能一個個地幫助中國的青年人。而他每次從美國西部飛去義大利天體物理所開理事會，為了給這筆經費省錢，都是坐２４小時的經濟倉。方叔叔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其實是累死的。方叔叔真的是最後獻身給了他所熱愛的科學和中國的年輕人。

　　我深切地懷念您，我的方叔叔。

　　王成朴，寫於二零一二年。

悼念方勵之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