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惡窮為首」觀點當然是一種無知，這種無知的觀點表面上是直接來源於馬克思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物質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質是精神的基礎」、「物質決定精神意識」……而中國人的這種無知真的就始於馬列主義嗎？始於共黨專制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其思想根源，主要在於中國傳統文化所導致人們專制極端的思維方式。我們把一切精神上的缺失與墮落的根本原因都歸咎於貧窮，其實這就是「萬惡窮為首」的意思，事實上這與「萬惡淫為首」只是概念上的區別，而其本質卻是相同的，也就是其結論形成的思維方式是完全一樣的。充滿了感性色彩和專制極端意識，沒有邏輯，無法論證，同時也沒有事實依據。與這種思想方式相對的，恰恰是理性思想和科學精神，其正在於遵循邏輯，有舉證，有事實依據，有論證和論述的過程。
比如我們談美國普通家庭收養中國殘障兒童，這是中國人絕對不會做的；比我們談美國民眾對正義精神的訴求，這是中國人所不如的；我們談美國民眾對文化、思想和藝術的態度和關注，這也是中國人所不具備的……..總之，如果和他們說美國，他們就說那正是因為美國人富裕、有錢，所以他們才擁有高於中國社會的精神和道德追求。而我說兩百多年前，美國富裕嗎？那裡人只不過是一群被流放的罪犯，並且過著被殖民的生活。那時，請問他們有錢嗎？富裕嗎？那他們為什麼具有這樣的精神、意志、信仰、道德、思想呢？而最終他們為什麼又變得現今這樣富裕呢？對於我這樣的提問，中國人普遍都不會承認自己的無知，也不敢於承認自己不知道原因，更沒有想探求究竟的慾望，而只是極為簡單粗暴的說，國情不同，不能拿中國和美國去比較。這暴露出來的已經是一種嚴重的道德缺陷了，就是缺乏真誠和勇氣。也就是說，這不僅僅只是無知的問題，而是無恥的問題。
無論是「萬惡窮為首」還是「萬惡淫為首」，不但充滿了無知野蠻的專制意識，同時也是充滿了無恥而狡詐的機會主義思想。他們因為信仰的缺失、道德和文化的虛偽，缺乏求真的意志和智慧，所以他們只需要在「集體認同」的條件下尋找任何一個借口，以似是而非的理由來掩蓋自己的無知和無恥——為自己的墮落找借口，為自己的罪惡進行狡辯，自欺欺人，愚人愚己。
無知之所以無知，正在於人不知道自己無知；無恥之所以無恥，也正在於人不知道自己無恥。無知是知識邏輯的缺陷，是屬於愚昧的範疇，而無恥是道德的缺陷，是屬於愚蠢的範疇。無知和無恥，愚昧和愚蠢的根本問題，就在於人對於自我和客觀世界沒有明確的認知，或說缺乏認知的能力，這種能力恰恰是智慧和意志的，是直接來自於精神信仰的。無知是可以靠啟蒙來解決的，而無恥則是不可以啟蒙的，朋霍費爾說愚蠢只能靠救贖，然而，中國社會拿什麼來救贖如此龐大的愚蠢群體呢？！所以，中國社會現在很多人在說談啟蒙的問題，鄧曉芒先生還提出第三次啟蒙的概念，其實這個說法在我看來也正是無知的。因為想啟蒙別人的人並不存在道德問題，恰恰他們具有正義精神，有對公義的追求，然而他們的無知恰恰沒有看懂中國人普遍的無恥，以及沒有釐清中國人無知和無恥的根源。由此，我們看看歐洲文藝復興的啟蒙，那是在有信仰、有宗教、有道德、有法制、有勇氣…….的條件下去談啟蒙的。這一點也正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指出的「道德主體」，中國首先是「道德主體」的缺乏，所以、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現實社會不可能具備正義的實質的。在這樣的環境里談啟蒙，不是無知又是什麼？陳丹青先生說中國社會災難是反覆革命的報應，現在鄧曉芒先生說的第三次啟蒙不也是反覆啟蒙嗎？那是否也會有相應的報應呢？！這裡順便說一下革命的意義，革命並不等同於殺人、暴力或者是推翻某個政權，而是一種精神信仰和思想的轉變而帶動的社會體制的變革。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看看英國十五世紀的君主立憲制，有殺人嗎？有推翻皇室嗎？但人家是人類第一個步入民主的國度。所以，革命並非只是一個求變的意念，或者是一個求變的意圖，而是一個整體和系統的改變，從精神信仰、文化思想、人格體制的徹底變化。中國的辛亥革命，嚴格說只是形式主義的革命概念，是類革命性質的東西，而本質上還是起義和造反。中國社會從來沒有過真正的革命，像陳丹青先生說反覆革命，那是對革命概念的無知，正如鄧曉芒先生說啟蒙是對啟蒙條件的無知。關於革命概念和意義的問題，我會在其他的文章里去講。
在網上看到很多的學者，比如秦暉先生說《文化無高下，制度有優劣》，還有一些人說民主與文化、信仰、道德無關云云，我同樣認為這是一種無知和淺薄。因為這樣的結論和觀點是經不起邏輯追溯的，比如：民主的核心是什麼？權力制約只是一種手段方法，而其思想觀念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那自由和平等的意義是什麼？來源哪種文化？個人意志與獨立思想、科學精神是在什麼文化之下發展起來的？為什麼我們現有的一切具有文明意義的根源都來自於別人的創造？人家的民主而不是向中國或亞洲人學來的？這些問題都是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和系統性的，這些人都視而不見，或者給不出準確和令人信服的答案，就抬出台日韓來說事。我已經在好多篇文章談過台日韓的民主，他們都是被動的民主，或被稱作「刺刀下的民主」，原因就在於他們或被動、或主動的接納了那種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在現實里而且幾乎都是被強迫走向民主之路的。具體的說，亞洲的民主，特別是日韓台都是在美國的幫助和督促下才走向民主的。這一點並不是十分深奧，比如日本是亞洲相對較早覺醒的，並且提出《脫亞入歐論》，但最終也沒能完全依靠自己走向民主，而是在二戰後在美國的強迫下才得以完善民主的。這很難理解嗎？但是很多學者依然頑固的認為傳統文化是好的，把中國問題歸結為只是一個體制問題，並且還要談啟蒙，還抱著改變社會的理想，道德上沒有問題，但思想上和邏輯上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同時，他們也僅有的只是一個意圖或者是意念，並沒有系統的哲學思想，沒有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指導他們形成具體的方案和方法，所以在我看來也是極其盲目的。
就此，我只想說，中國社會不僅僅只是無知的愚昧問題，更為嚴峻和棘手的是無恥的愚蠢問題。正是由於無恥愚蠢所以不會被啟蒙，也正是因為不能被啟蒙所以才無知愚昧，也正是因為無知又無恥，愚昧又愚蠢，所以中國社會的災難才會周而復始，輪迴於幾千的強權王道的漩渦。
在清朝末年，那個時候的人們至少還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國社會是整體落後的，所以還有進步的可能。而目前的中國，主流話語充斥的是崛起、復興和盛世，世界第二……很多人還以為中國已經步入了發達的現代文明，是人類現代文明的參與者與創造者，並且因此驕傲和自豪。一些人呢，認為中國人雖然在精神上極其貧乏，但他們認為中國正在變得富裕，未來的精神改觀是可期的。大部分人甚至認為精神並不重要，信仰與道德毫無意義，藝術只是有錢人的遊戲……整個社會並不能深入中國的歷史、文化、精神信仰的層面，把中國與之西方整體的比較，陷入目前盲目無知與無恥的一種狀態里，才有了這樣愚昧和愚蠢的現實。正是因為如此，我才敢大膽預言，並推斷中國社會以及華人不遠的未來，將迎來史無前例的災難。
2016年11月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