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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鄧小平把這個劉華山打成右派分子，然而劉華山卻因為「替鄧小平翻案」的罪名被毛澤東槍斃，然而的然而，鄧小平卻不肯給劉華山平反。
【按語：這是我五年前和幾個右派份子及右派後人座談反右運動的記錄，現在看看，好像還蠻有深度，再貼到這裡，與大家分享。例如我說：中共的殘暴並不自反右派始，可以說自毛澤東上井岡山以後直至今天，中共始終都被一條謊言加暴力的恐怖路線所統治，殺AB團、蘇區肅反、肅托、整風搶救、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哪一次運動不是人頭滾滾、血流成河？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作為特別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的最近五十年確實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現在大陸有一種說法：六十歲的不知道反右，五十歲的不知道文革，四十歲的不知道華國鋒，三十歲的不知道四五，二十歲的不知道六四。歷史正被肆意篡改、歪曲、抹煞、掩蓋……】
主持並記錄：武宜三
參加者：鐵流、李昌玉、俞梅蓀、嘉賓幾位
時間：二OO七年二月一日
地點：香港某酒店
武宜三：首先歡迎諸位光臨香港。今年是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我們趁此機會座談一下，也算是小型研討會吧。鐵流先生，原來叫曉楓，是《成都日報》記者，成都「七君子」之一；李昌玉老師是山東大學附中老師，十六歲參軍，投身革命；兩位是當年的罹難者、倖存者。俞先生尊翁被打成右派后跳樓自殺；幾位嘉賓的家族中都有人被打成右派，有的甚至不止一個。現在請鐵流先生先講。
中共的殘暴並不自反右派始
鐵流：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官方公布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六萬，現在大約還剩下一半；再過十年，可能就死得差不多了。四川所謂「七君子」，死了三個，還有四個；我算年輕的，也七十二歲了。我認為，必須抓緊反右五十周年的機會來反思反右問題，因為過了五十周年就沒有六十周年了。
中國一切的災難都是始於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七年之前，中國多少還有一點民主、自由的空間。各民主黨派還可以給共產黨建言，知識分子還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九五七年之後，所有言論都被封殺，中國進入了完全專制、獨裁、黑暗、封建的狀態，其專制、獨裁、黑暗、封建的程度，遠遠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講假話、吹牛拍馬、出賣人格、出賣朋友，越演越烈，大躍進畝產十三萬斤，一頭豬一天長二十斤，一條苞谷可重二三十斤，一切假話都說得出來。
沒有一九五七年，就沒有大躍進、大鍊鋼鐵，也就沒有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四千多萬人；沒有一九五七年，就沒有反右傾、四清運動，也就沒有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事件。我寫過《中國死於一九五七年》，指一九五七年是徹底走向獨裁、徹底背叛在民主革命時期所作的承諾的分水嶺。但是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未得到應有重視。現在對六四事件，大家都很重視，香港甚至全世界每一年都有紀念活動；但對一九五七年，卻基本上被遺忘了。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最年輕的已七十一歲了，老的則八九十歲；其中很多人還心有餘悸、不敢說話，把痛苦、災難深深埋在心中；這些人中，大部份知識老化，不會上網，對外界不了解。現在懂上網的右派，據我所知只有十來人。流沙河，一九五七年因《草木篇》被打成右派分子，但直到今天還未為反右說一句話、寫一篇文章；有的人怕影響孩子，因為他們的孩子還要靠共產黨吃飯。
在海外搞媒體的多是五十歲或以下的人，他們對文革、六四有認識，對反右認識就很有限。所以海外網站上，反右的題材就很少。
武宜三：其實中共的殘暴並不自反右派始，可以說自毛澤東上井岡山以後直至今天，中共始終都被一條謊言加暴力的恐怖路線所統治，殺AB團、蘇區肅反、肅托、整風搶救、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哪一次運動不是人頭滾滾、血流成河？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作為特別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的最近五十年確實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現在大陸有一種說法：六十歲的不知道反右，五十歲的不知道文革，四十歲的不知道華國鋒，三十歲的不知道四五，二十歲的不知道六四。歷史正被肆意篡改、歪曲、抹煞、掩蓋……
鐵流：我是童工出身，十五歲出來打工。本來是共產黨的依靠力量，可是共產黨也不放過我，因為一篇所謂干預生活的文章《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把我打成右派分子。當年三個人寫了所謂干預生活的文章，我、王蒙和劉賓雁；這三個人都是共青團系統的大右派。《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共共八千八百字，被關押了二十三年，相當於一個字關一天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還差一點被殺掉。發生在我身邊血淋淋的事件太多了。一九六二年，我所在的四一五築路支隊，是四川省公安廳的勞改隊，一萬多名右派集中在一起修鐵路。四一五築路支隊從一九五八年成立到文革時期解散時，死於公傷、飢餓，被打死、槍斃的，逃跑的，佔了一半。
中國共產黨殺了多少忠誠黨員和真正愛國者？
當時有個「馬列主義聯盟」反革命集團案，我是涉案人之一；周居正、楊應森被槍斃。周居正是一九四五年的中共地下黨，一九四七年他領導重慶學生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大遊行，被國民政府抓捕，關在重慶渣子洞；他在獄中堅持鬥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和關在一起的難友羅廣斌等人綉紅旗迎接「解放」，紅布是羅廣斌的被面。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們懷疑國民黨會血洗渣滓洞，便組織越獄，他在槍林彈雨中還身背一個四歲小孩，這小孩叫郭德斌，後來在天津當了工程師。周居正沒有死在國民黨槍下，倒讓共產黨自己把他殺了。
他不過給黨委提了幾條意見，就被打成右派；接著開除黨籍、公職，送勞動教養。在勞改隊里因對飢餓、勞累表示過不滿，加上當時蘇聯共產黨二十一次代表大會肯定了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有人跟著說了句，我們也要有馬列主義聯盟，被原南充市公安處法醫、右派分子姚某所告發；四川省公安廳突然在築路支隊宣布戒嚴，一舉抓了二百多人，用逼供信的辦法，一個咬一個，咬出了六十九個，並定周居正為反革命集團首犯。
周居正臨刑時，監刑官問他還有什麼話留下來？周居正說：「告訴我家裡人，要相信黨，一定要跟黨走。」從周居正臨死的遺言看，他何曾反黨？然而，周居正被槍斃后，他兩個兒子備受歧視、侮辱，無法存活，一個以鐮刀割喉、一個跳了嘉陵江，都死了。
武宜三：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子。中國共產黨也不知道殺了多少忠誠黨員和真正愛國者。
鐵流：重慶渣子洞還保留有「志士周居正」五個字，《紅岩英烈》中也有他的姓名，但是他被殺掉了，以反革命的罪名死在他拚死為之奮鬥的政權的槍口下。幾十年了，直至今天，也沒給他平反。
楊應森當過志願軍，是解放軍瀘州步兵學校教官，因議論「軍隊國家化」被打成右派，因「馬列主義聯盟」反革命集團案，一九六四年三月被槍殺。我和他關在一起三個月，臨刑那天，因為手反銬著，讓我把他洗得發白的軍帽幫他戴上，他說：「曉楓，我要走了，你要保重。」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然而，楊應森都做到了。(鐵流先生講到這裡，哽咽流淚，仍難抑悲痛之情)
五十多萬右派分子可以說是中國的民主精英，是思想解放的先驅。這些人就這樣被摧殘、被虐殺。但當局仍不承認反右是錯誤、是罪惡，只說是「擴大化」；所以，不徹底清算反右派運動，就不能動搖共產黨的獨裁本性，「中國走向民主、自由」就沒有希望。
嘉賓甲：我同意鐵流先生意見，我在媒體上寫文章也闡明這個觀念：一九五七年這場運動不僅是幾十萬右派分子和他們家屬的災難，也是我們民族的災難；而且是不可估量的災難。這場運動是其後一切罪惡的根源，它造成了知識分子的整體失言；以致對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幹了那麼多指鹿為馬的荒唐事，沒有人敢出來說話。知識分子，有些還是大科學家、大文豪，也在助紂為虐，錢學森居然胡說八道：只要充分吸收太陽能，畝產就能達到幾萬、幾十萬斤。郭沫若、巴金都是「大躍進」吹鼓手。因為說真話沒有好下場，只好說假話。大鍊鋼鐵、大辦食堂、大征過頭糧通行無阻，於是餓死了幾千萬人。
彭德懷良心未泯，說了幾句實話，又引發了反右傾運動，抓了三百八十萬右傾分子。劉少奇本是支持「大躍進」的，但對於餓死幾千萬人，他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然而，劉少奇的這句話為他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中共對右派分子的群體滅絕
李昌玉：對右派的懲罰，大概不少於一半的人送去勞動教養，這是非常殘酷的懲罰。各省的省級機關、高等院校的右派分子一般在本省勞改農場勞改，如甘肅省的夾邊溝，四川省的四一五信箱，山東省的王莊。山東王莊規模也很大，是個有上萬人的勞改基地，有農業、礦山、工廠等。縣裡的右派一般下放農村監督勞動。也有條件好的地方往艱苦的地方送，如上海市的右派分子送到甘肅省，北京市的送去北大荒。
嘉賓乙：夾邊溝當時餓死很多人，最高峰時一天死六十四人；都是些科學家、教授、醫生、作家、新聞工作者,還有工人和學生。以往熟悉的圈子裡，幾乎家家都有死人。夾邊溝的大規模死人，最終驚動了北京，因為死者中有些是高幹親屬。中央派內務部長錢英下來，錢英親自到右派分子們住的洞穴里去看，有些洞穴僅能容一個人爬得進去；裡面沒有取暖設備，當時氣溫是零下三十度。那些右派又餓又凍，一個個骨瘦如柴。於是北京指示「搶救人命」，沒死的讓家屬領回家，叫回原單位。在「搶救」過程中仍然不斷死人，一天也有死二三十人的；有人餓久了，一吃東西反而「脹死」；有人就死在回家的火車上；有人走著走著，就倒下死了。
嘉賓丙：有資料說，當時洞穴里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有個人說是死了，剛好他老婆來；他老婆一摸他還有一口氣，就用咀嚼過的饃喂他，好不容易把他救活了。當時有一些女人憑著她們堅韌的天性，給了男人一個支撐，結果有人就挺過來了。但更多的是在政治高壓下，劃清界線，夫妻離異；許多人垮了，自殺了，就是因為被家庭所拋棄。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給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帶來了一次毀滅性的破壞。人性、人倫蕩然無存。由於傳統的缺失、道德的淪喪、制度的弊病，又造成了今天的全民腐敗。所以，反右運動確實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幾十年災難的根源。我們必須反思歷史，從體制、文化、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加以反思。否則死了這麼多人、流了這麼多血、受了這麼多苦難、付出了這麼多代價，例如鐵流先生坐了二十多年牢，我們仍然沒有辦法避免這些災難的再一次到來。
武宜三：積我幾十年的觀察所得，共產黨是和所有美好的東西過不去的。你有好的生活，它把你破壞掉；你有好的家庭，它把你拆散；你有好的學問，它叫你去掃廁所；你有好的思想，它把你批臭；你有好的身體，它把你摧垮、甚至殺掉。小到中南海花圃，大到北京城牆，必拆之而後快；上自文化、道德、倫理，下到戲曲、音樂、圖書，不毀之不得安生；如今沙塵滾滾、森林絕跡、江河污染、農村凋敝、滿目瘡痍，哪一樣不是共產黨的「德政」？昌玉老師的坎坷一生，也很能說明問題。
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
李昌玉：我出生於一九三四年，略大於鐵流，十五歲入團，十六歲半參軍，對黨忠心耿耿，我的女朋友送了本紅彤彤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給我，以成為布爾什維克相期許，真是「風流蘊藉，百年絕唱」，這樣的故事永遠不會再發生了。在「革命大家庭」里，我也真的追求進步，給《解放日報》等寫過稿，被請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發表演講。但是實際上，軍隊里也充斥著冷酷、恐怖和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我雖然只是個初中生，就已經很受排斥了。肅反時，我成了後勤部揪出來的反革命小集團的首領。我在軍隊呆不下去了，一氣之下，一九五六年去考了山東大學。因對肅反還是耿耿於懷，一九五七年趁大鳴大放之機就寫信要求平反，結果成了右派。後來摘了帽子，文革時還提出平反，再給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了二進宮右派。
反右後還有個一九五九年的拔白旗運動，把右派以外的人又排了左中右，分為三六九等。我的一個同事王顯柄，嶗山人，在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被評為中右分子，由於受到嚴密監視，一言一行均為積極分子所記錄，文革開始時成了昌濰地區、平度縣、華僑中學言論最多、質量最高的反革命分子。由於不服氣，文革十年中王顯柄反反覆覆地和整他的人對著干，不惜以雞蛋碰石頭，有一次被毆打后昏睡了一二十天，使他的精神受到巨大衝擊、肉體受到嚴重摧殘，最終在不足六十歲的時候憾然逝去；而整過他的人，有的入黨，有的陞官，皆大歡喜。
潘仁山，我的山東大學中文系同學，也是中右，開除了團籍；整他的人叫鄭若范，是個女的，黨支部委員。後來這鄭若范因和歷史反革命的丈夫離了婚，又和潘仁山結為夫婦。文革中這一對夫婦互向對方轉化，男的越來越左，左到被鄧力群的《中流》所羅致，女的反而思想越來越開放。
我們中文系五六級一百零五名學生中，打了八個右派；後來「改正」時，找出的材料是十個。原因是名額夠了，超過百分之五了。我是第八個，前七名是一九五七年宣布的，我是一九五八年補上的，那兩個成了漏網之魚。
武宜三：所以，我對五十五萬這個數有保留。一從縣的數字算，抓右派分子最多的縣是河南南陽縣，一千一百六十四名(而全南陽專區抓了八千七百二十七人，縣平均八百多人)；抓右派分子最少的縣是黑龍江省嘉蔭縣，全縣僅六千餘人，也抓了十五人。其它如湖北省襄陽縣是八百五十二名，隨縣是七百四十一名；安徽省全淑縣是四百四十五名，休寧縣三百三十九名；四川省新津縣右派份子一百三十一人，仁壽縣四百六十二人；山東省慶雲縣僅中小學教師中就抓了八十二名。江西省萬載縣抓五十人，高安縣一百一十名。內蒙古巴林左旗抓了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丁抒：《陽謀》)。取最多和最少平均值乘以兩千多個縣，粗略推算是一百二十萬人以上。二，從省的數字看，河南省抓了九萬人右派分子(《李銳近作》)，考慮河南省不是人口大省，但不考慮京、滬、津高校密集、知識分子集中、右派分子比例更高的因素，姑且把這九萬打個對摺，即四萬五，與廣東省打出的六萬五千多名比，還是保守的；四萬五乘上二十九個省市，約為一百三十萬。
加上同樣享受右派待遇的「中右」、「內控右派」和「不戴帽的右派份子」，總數將是二百萬以上。還有反右派運動副產品，如廣西上林縣除在教師中抓右派外，還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遼寧省海城縣，除抓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竟多達二百四十八名；四川省什邡縣抓了一百二十一名右派后，在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又抓「反社會主義份子」九百七十八名。這個數字將更加龐大了。
草菅人命，殺人如麻
李昌玉：我那年級有叫朱玉標的，和兩個同學一起上街，有一個說：「朱玉標你膽子大，你說句最惡毒的話看看。」朱玉標就說一句：「打倒共產黨！」結果這個人去告密，朱玉標被秘密處決了。
武宜三：所有人的個人禍福、政治際遇、家庭離合，甚至肉體的存廢，在黨的眼裡都一文不值，可以任意處置。
李昌玉：我班上的徐邦志，無錫人，是《上海青年報》的編輯，人很聰明，單位對他也不錯，到山大后還給長了一級工資轉過來。他有個習慣，見紙就寫字；三年大飢餓期間人禍期間，有一次開會的時候他隨手在一幅號召「大養其豬」的漫畫上寫了「毛主席」三個字，其實是下意識的活動，讓旁邊的同學看到了，報告上去；結果徐邦志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馬上送去勞動教養。
還有叫郝常磊的，參加過三青團。他本來考上了一個美術學院，後來又跑到山東大學來。又有個叫朱迪的，現在社會科學院；朱迪油畫也畫得好，所以經常和郝常磊在一起。有一次郝常磊對一個也是愛好藝術的同學說到一叢花：「看，社會主義的花，連蜜蜂都不叮。」結果，朱迪去彙報了。郝常磊被打成了右派，後來在文革中上吊自殺了。朱迪從此不與同學來往，畢業后也從不參加同學聚會。
武宜三：告密者手上染著別人的血，一輩子也不得安寧吧。只是這個社會太恐怖了，這種事可謂俯拾皆是；希特勒的德國和美國的麥卡錫時代，也只能瞠乎其後。
嘉賓乙：這是一座可怕的絞肉機：他今天害了別人，明天別人又來害他。
李昌玉：關於反右，還有一個慘痛的例子。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廣西日報》正面報導了該省環江「包產到戶」的消息；同月二十七日，《浙江日報》也刊登了永嘉縣委書記李雲河關於「包產到戶」的專題報導。但不幸的是，王、李雙雙被打成了右派：王被開除黨籍、公職，勞動教養；李被開除黨籍、撤職降薪。
王定的繼任人洪華，放出了畝產十三萬斤的特大衛星，大出風頭；當時有中央各報記者，有農科院院長，各級官員在場，而且還要簽名作證；結果全縣人口從一九五九年的十七萬降到一九六二年的十二萬，算上新生的，凈減五萬人；也就是說，餓死了百分之三十。反右派—大躍進—餓死人：環江就是這「多米諾效應」最殘酷的典型。這教訓，實在太慘痛了！這縣還造了另一個假，日產鋼鐵五萬噸，原始森林都砍光、燒光了。廣西省還有荔浦縣，該縣機關，包括縣黨委、縣人委的幹部，有百分之七十被打成右派。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很多右派青年作家，如叢維熙、王蒙都出來寫文章了。那些掌握很多資料、有地位的人本來應該站出來說話，他們卻不對反右置一詞。他們不說，我就自己說。我本來一直謹小慎言，規規矩矩；但想到七十多歲了，再不說什麼時候說？很多人也這麼想，所以史若平老師的呼籲信得到很多人響應，有超過一千人簽了名。
武宜三：用卡爾•馬克思的話，就是「我說出來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然而那些號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卻恰恰忘了馬克思這句話。
李昌玉：今天我們是根據什麼來否定反右運動呢？當然不僅僅是根據個人的得失利害。我們個人何必冒犯巨大的政治風險出來說話呢？槍打出頭鳥的教訓，我們看得還少嗎？因此，作為中國人，最大的精明事故就是不為人先，坐享其成。比如，在我們單位里，常常有些人，邀我參加一些爭利的活動。我說：你們去爭吧，反正是有了也少不了我的一份。但是，反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
最近有一位北大的著名教授，叫做孔慶東的人，後來我聽說，他的名氣可大了，他的書可好賣了，就是這麼一位大學者大才子，竟然說：「從共產黨的角度來講，反右是一點錯誤沒有，從他們（右派）的角度來講，反右也沒有錯誤，有什麼錯誤？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執政黨，對政權構成威脅，不應該批評你？批評你是輕的，已經寬大了……」我們且不說對右派是不是只「批評」了幾句的問題。照這位大教授的想法，該怎樣對待右派呢？他說：「要斯大林那樣的黨，就槍斃，到斯大林那兒，全部要消滅。」好傢夥，我們大教授的想法是對右派「槍斃」、「全部消滅」。我真要感謝偉大領袖毛主席了，是他老人家仁慈寬大，沒有對右派「槍斃」、「全部消滅」，所以我苟活到如今。孔慶東先生說：「改革開放之後，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瘋狂地向人民索取，比當年兇惡十倍。」那麼，按照這位北大教授的邏輯，毛主席是養癰遺患，留下這些恩將仇報的壞蛋，現在跳出來反攻倒算，百倍瘋狂地向人民索取了。我剛剛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孔慶東，一位欠缺常識的北大教授》。從我們這些經歷過歷史的過來人看，這位大教授實在是欠缺常識。
大家要知道，孔慶東不是一個兩個。在中國多得很。因為共產黨至今仍然把反右、文革列為言論、新聞、出版的禁區，使人們對這些歷史真相，一無所知。就憑了孔慶東的思想，我們還苟且活著的右派，也應該拍案而起，站出來說話，把歷史真相說出來。
正本清源，堅持民主與法治
俞梅蓀：我爺爺俞頌華是老報人，一九一九年為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刊載在上海《學燈》雜誌而擴大了影響；一九二0年，他二十七歲時帶著為他當翻譯的二十一歲瞿秋白，去蘇俄採訪列寧、莫洛托夫、托洛斯基等蘇俄領導人和那裡的情況，發回不少中國最早有關蘇俄革命情況的通訊報導，是中國第一個海外記者。一九三七年，紅軍到達陝北，他又去了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張國燾，在上海《申報周刊》連續報道，還把延安城樓的照片刊在雜誌封面上，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很大影響；後來瞿秋白就秘密住過我家。我父親受我爺爺影響，掩護中共地下黨，一九四五年他隨我爺爺到重慶曾家岩中共辦事處與周恩來聚會；我父親是金融專家，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工作，國民黨撤離上海時，他拒絕前往台灣，共產黨派他來到北京，參與創辦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和參加開國大典，他參與制定保險政策和各項業務規章，對保險事業有所貢獻。
一九五七年，財政部副部長鬍立教召開座談會，要求大家提意見。父親指出：「我國『解放』以來，全國的保險業一會兒要發展，一會兒要收縮，方針政策搖擺不定，影響了業務的開展，廣大保險從業人員還是應該努力把本職工作做好。」《人民日報》報道后，他因這幾句話而受到批判和人身攻擊，成為右派分子，跳樓自殺后又被開除公職，僅三十一歲。當時我四歲、弟弟一歲。
我奶奶熱愛共產黨，「解放」初期是上海市人民銀行黃浦區辦事處接管委員會和肅反委員會成員、業務骨幹。因我父親問題的株連，奶奶被迫退休，母親下放北京農村勞動，我們兩兄弟被送到上海由奶奶撫養。我和弟弟失去了父母的關愛，又因父親的問題而備受歧視，弟弟在文革中服毒自殺被救以後患了精神病，反反覆覆三十六年，至今仍長期住在精神病醫院，一個大好青年的一生就這樣毀了。
我當農民、工人，靠個人奮鬥，一九七九年加入共產黨；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進國務院當秘書，從事立法工作。一九九二年應中共上海《文匯報》的請求，支持其做好中共十四大的方針政策和法治宣傳並取得成效，卻被誣陷成「泄密」罪，在獄中自殺未遂，為了我黨的事業坐了三年牢，又妻離子散，母親晚年因我而貧困直至病逝。
從我本人的冤案至今十四年仍求告無門和近年來參與失地農民維權來看，中國的司法、執法充滿著坑、蒙、拐、騙。辦案不是實事求是、不是為維護法律，而且為了「政績」、為了邀功、為了上級的好惡而踐踏法律，漠視群眾的疾苦，甚至漠視生命、濫殺無辜，製造了數不盡的寃、假、錯案。痛感「反右」乃至「文革」等等，不僅僅是歷史，今日仍時有發生，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這一黑色幽靈時隔五十年並未消失殆盡，這是長期以來「左」的人治習慣勢力而使然。為了下一代的安全與和幸福，必須正本清源，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重新樹立公平與正義，民主與法治的規範。
武宜三：從以上各位所講，我想我看到了兩個問題：
一、凡親共信共的、跟共產黨跑的，都沒有好下場。類似俞家這樣幫過共產黨、為共產黨賣過命，卻給共產黨搞得家破人亡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康心如一家、黃炎培一家，遭遇都非常悲慘；康家康心如、康心之、康國傑「一門三右」；黃家六子女、一個外甥是右派，如果加黃炎培本身這個「不戴帽的右派」，他們家就有八個右派分子；毛澤東說：「你們家左中右都有。」可謂極盡愚弄、作踐、恥辱、挖苦之能事。鐵流先生、昌玉老師，你們年紀輕輕就跟共產黨搞革命，結果為了一篇文章、幾句話，受了幾十年苦難，辱及父祖，妻兒遭殃；共產黨之反骨負義、恩將仇報，古今少見。
二、從根上講起，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那一套、文革那一套在今天仍然盛行，專制和獨裁還籠罩在中國上空、謊言和恐懼仍盤踞中國人民的心頭；所以要正本清源，把共產黨整人、害人、殺人的那條路線、那個思潮、那種體制，以及犯下的罪行、欠下的血債，都仔細、認真的清理、反思一番；這也許就是我們紀念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的目的所在。謝謝各位。（四月十日整理、補充完畢）
參加者：鐵流、李昌玉、俞梅蓀、嘉賓幾位
時間：二OO七年二月一日
地點：香港某酒店
武宜三：首先歡迎諸位光臨香港。今年是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我們趁此機會座談一下，也算是小型研討會吧。鐵流先生，原來叫曉楓，是《成都日報》記者，成都「七君子」之一；李昌玉老師是山東大學附中老師，十六歲參軍，投身革命；兩位是當年的罹難者、倖存者。俞先生尊翁被打成右派后跳樓自殺；幾位嘉賓的家族中都有人被打成右派，有的甚至不止一個。現在請鐵流先生先講。
中共的殘暴並不自反右派始
鐵流：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官方公布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六萬，現在大約還剩下一半；再過十年，可能就死得差不多了。四川所謂「七君子」，死了三個，還有四個；我算年輕的，也七十二歲了。我認為，必須抓緊反右五十周年的機會來反思反右問題，因為過了五十周年就沒有六十周年了。
中國一切的災難都是始於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七年之前，中國多少還有一點民主、自由的空間。各民主黨派還可以給共產黨建言，知識分子還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九五七年之後，所有言論都被封殺，中國進入了完全專制、獨裁、黑暗、封建的狀態，其專制、獨裁、黑暗、封建的程度，遠遠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講假話、吹牛拍馬、出賣人格、出賣朋友，越演越烈，大躍進畝產十三萬斤，一頭豬一天長二十斤，一條苞谷可重二三十斤，一切假話都說得出來。
沒有一九五七年，就沒有大躍進、大鍊鋼鐵，也就沒有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四千多萬人；沒有一九五七年，就沒有反右傾、四清運動，也就沒有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事件。我寫過《中國死於一九五七年》，指一九五七年是徹底走向獨裁、徹底背叛在民主革命時期所作的承諾的分水嶺。但是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未得到應有重視。現在對六四事件，大家都很重視，香港甚至全世界每一年都有紀念活動；但對一九五七年，卻基本上被遺忘了。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最年輕的已七十一歲了，老的則八九十歲；其中很多人還心有餘悸、不敢說話，把痛苦、災難深深埋在心中；這些人中，大部份知識老化，不會上網，對外界不了解。現在懂上網的右派，據我所知只有十來人。流沙河，一九五七年因《草木篇》被打成右派分子，但直到今天還未為反右說一句話、寫一篇文章；有的人怕影響孩子，因為他們的孩子還要靠共產黨吃飯。
在海外搞媒體的多是五十歲或以下的人，他們對文革、六四有認識，對反右認識就很有限。所以海外網站上，反右的題材就很少。
武宜三：其實中共的殘暴並不自反右派始，可以說自毛澤東上井岡山以後直至今天，中共始終都被一條謊言加暴力的恐怖路線所統治，殺AB團、蘇區肅反、肅托、整風搶救、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哪一次運動不是人頭滾滾、血流成河？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作為特別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的最近五十年確實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現在大陸有一種說法：六十歲的不知道反右，五十歲的不知道文革，四十歲的不知道華國鋒，三十歲的不知道四五，二十歲的不知道六四。歷史正被肆意篡改、歪曲、抹煞、掩蓋……
鐵流：我是童工出身，十五歲出來打工。本來是共產黨的依靠力量，可是共產黨也不放過我，因為一篇所謂干預生活的文章《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把我打成右派分子。當年三個人寫了所謂干預生活的文章，我、王蒙和劉賓雁；這三個人都是共青團系統的大右派。《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共共八千八百字，被關押了二十三年，相當於一個字關一天半。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還差一點被殺掉。發生在我身邊血淋淋的事件太多了。一九六二年，我所在的四一五築路支隊，是四川省公安廳的勞改隊，一萬多名右派集中在一起修鐵路。四一五築路支隊從一九五八年成立到文革時期解散時，死於公傷、飢餓，被打死、槍斃的，逃跑的，佔了一半。
中國共產黨殺了多少忠誠黨員和真正愛國者？
當時有個「馬列主義聯盟」反革命集團案，我是涉案人之一；周居正、楊應森被槍斃。周居正是一九四五年的中共地下黨，一九四七年他領導重慶學生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大遊行，被國民政府抓捕，關在重慶渣子洞；他在獄中堅持鬥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和關在一起的難友羅廣斌等人綉紅旗迎接「解放」，紅布是羅廣斌的被面。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們懷疑國民黨會血洗渣滓洞，便組織越獄，他在槍林彈雨中還身背一個四歲小孩，這小孩叫郭德斌，後來在天津當了工程師。周居正沒有死在國民黨槍下，倒讓共產黨自己把他殺了。
他不過給黨委提了幾條意見，就被打成右派；接著開除黨籍、公職，送勞動教養。在勞改隊里因對飢餓、勞累表示過不滿，加上當時蘇聯共產黨二十一次代表大會肯定了南斯拉夫馬列主義聯盟，有人跟著說了句，我們也要有馬列主義聯盟，被原南充市公安處法醫、右派分子姚某所告發；四川省公安廳突然在築路支隊宣布戒嚴，一舉抓了二百多人，用逼供信的辦法，一個咬一個，咬出了六十九個，並定周居正為反革命集團首犯。
周居正臨刑時，監刑官問他還有什麼話留下來？周居正說：「告訴我家裡人，要相信黨，一定要跟黨走。」從周居正臨死的遺言看，他何曾反黨？然而，周居正被槍斃后，他兩個兒子備受歧視、侮辱，無法存活，一個以鐮刀割喉、一個跳了嘉陵江，都死了。
武宜三：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子。中國共產黨也不知道殺了多少忠誠黨員和真正愛國者。
鐵流：重慶渣子洞還保留有「志士周居正」五個字，《紅岩英烈》中也有他的姓名，但是他被殺掉了，以反革命的罪名死在他拚死為之奮鬥的政權的槍口下。幾十年了，直至今天，也沒給他平反。
楊應森當過志願軍，是解放軍瀘州步兵學校教官，因議論「軍隊國家化」被打成右派，因「馬列主義聯盟」反革命集團案，一九六四年三月被槍殺。我和他關在一起三個月，臨刑那天，因為手反銬著，讓我把他洗得發白的軍帽幫他戴上，他說：「曉楓，我要走了，你要保重。」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然而，楊應森都做到了。(鐵流先生講到這裡，哽咽流淚，仍難抑悲痛之情)
五十多萬右派分子可以說是中國的民主精英，是思想解放的先驅。這些人就這樣被摧殘、被虐殺。但當局仍不承認反右是錯誤、是罪惡，只說是「擴大化」；所以，不徹底清算反右派運動，就不能動搖共產黨的獨裁本性，「中國走向民主、自由」就沒有希望。
嘉賓甲：我同意鐵流先生意見，我在媒體上寫文章也闡明這個觀念：一九五七年這場運動不僅是幾十萬右派分子和他們家屬的災難，也是我們民族的災難；而且是不可估量的災難。這場運動是其後一切罪惡的根源，它造成了知識分子的整體失言；以致對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幹了那麼多指鹿為馬的荒唐事，沒有人敢出來說話。知識分子，有些還是大科學家、大文豪，也在助紂為虐，錢學森居然胡說八道：只要充分吸收太陽能，畝產就能達到幾萬、幾十萬斤。郭沫若、巴金都是「大躍進」吹鼓手。因為說真話沒有好下場，只好說假話。大鍊鋼鐵、大辦食堂、大征過頭糧通行無阻，於是餓死了幾千萬人。
彭德懷良心未泯，說了幾句實話，又引發了反右傾運動，抓了三百八十萬右傾分子。劉少奇本是支持「大躍進」的，但對於餓死幾千萬人，他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然而，劉少奇的這句話為他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中共對右派分子的群體滅絕
李昌玉：對右派的懲罰，大概不少於一半的人送去勞動教養，這是非常殘酷的懲罰。各省的省級機關、高等院校的右派分子一般在本省勞改農場勞改，如甘肅省的夾邊溝，四川省的四一五信箱，山東省的王莊。山東王莊規模也很大，是個有上萬人的勞改基地，有農業、礦山、工廠等。縣裡的右派一般下放農村監督勞動。也有條件好的地方往艱苦的地方送，如上海市的右派分子送到甘肅省，北京市的送去北大荒。
嘉賓乙：夾邊溝當時餓死很多人，最高峰時一天死六十四人；都是些科學家、教授、醫生、作家、新聞工作者,還有工人和學生。以往熟悉的圈子裡，幾乎家家都有死人。夾邊溝的大規模死人，最終驚動了北京，因為死者中有些是高幹親屬。中央派內務部長錢英下來，錢英親自到右派分子們住的洞穴里去看，有些洞穴僅能容一個人爬得進去；裡面沒有取暖設備，當時氣溫是零下三十度。那些右派又餓又凍，一個個骨瘦如柴。於是北京指示「搶救人命」，沒死的讓家屬領回家，叫回原單位。在「搶救」過程中仍然不斷死人，一天也有死二三十人的；有人餓久了，一吃東西反而「脹死」；有人就死在回家的火車上；有人走著走著，就倒下死了。
嘉賓丙：有資料說，當時洞穴里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有個人說是死了，剛好他老婆來；他老婆一摸他還有一口氣，就用咀嚼過的饃喂他，好不容易把他救活了。當時有一些女人憑著她們堅韌的天性，給了男人一個支撐，結果有人就挺過來了。但更多的是在政治高壓下，劃清界線，夫妻離異；許多人垮了，自殺了，就是因為被家庭所拋棄。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給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帶來了一次毀滅性的破壞。人性、人倫蕩然無存。由於傳統的缺失、道德的淪喪、制度的弊病，又造成了今天的全民腐敗。所以，反右運動確實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幾十年災難的根源。我們必須反思歷史，從體制、文化、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加以反思。否則死了這麼多人、流了這麼多血、受了這麼多苦難、付出了這麼多代價，例如鐵流先生坐了二十多年牢，我們仍然沒有辦法避免這些災難的再一次到來。
武宜三：積我幾十年的觀察所得，共產黨是和所有美好的東西過不去的。你有好的生活，它把你破壞掉；你有好的家庭，它把你拆散；你有好的學問，它叫你去掃廁所；你有好的思想，它把你批臭；你有好的身體，它把你摧垮、甚至殺掉。小到中南海花圃，大到北京城牆，必拆之而後快；上自文化、道德、倫理，下到戲曲、音樂、圖書，不毀之不得安生；如今沙塵滾滾、森林絕跡、江河污染、農村凋敝、滿目瘡痍，哪一樣不是共產黨的「德政」？昌玉老師的坎坷一生，也很能說明問題。
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
李昌玉：我出生於一九三四年，略大於鐵流，十五歲入團，十六歲半參軍，對黨忠心耿耿，我的女朋友送了本紅彤彤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給我，以成為布爾什維克相期許，真是「風流蘊藉，百年絕唱」，這樣的故事永遠不會再發生了。在「革命大家庭」里，我也真的追求進步，給《解放日報》等寫過稿，被請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發表演講。但是實際上，軍隊里也充斥著冷酷、恐怖和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我雖然只是個初中生，就已經很受排斥了。肅反時，我成了後勤部揪出來的反革命小集團的首領。我在軍隊呆不下去了，一氣之下，一九五六年去考了山東大學。因對肅反還是耿耿於懷，一九五七年趁大鳴大放之機就寫信要求平反，結果成了右派。後來摘了帽子，文革時還提出平反，再給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了二進宮右派。
反右後還有個一九五九年的拔白旗運動，把右派以外的人又排了左中右，分為三六九等。我的一個同事王顯柄，嶗山人，在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被評為中右分子，由於受到嚴密監視，一言一行均為積極分子所記錄，文革開始時成了昌濰地區、平度縣、華僑中學言論最多、質量最高的反革命分子。由於不服氣，文革十年中王顯柄反反覆覆地和整他的人對著干，不惜以雞蛋碰石頭，有一次被毆打后昏睡了一二十天，使他的精神受到巨大衝擊、肉體受到嚴重摧殘，最終在不足六十歲的時候憾然逝去；而整過他的人，有的入黨，有的陞官，皆大歡喜。
潘仁山，我的山東大學中文系同學，也是中右，開除了團籍；整他的人叫鄭若范，是個女的，黨支部委員。後來這鄭若范因和歷史反革命的丈夫離了婚，又和潘仁山結為夫婦。文革中這一對夫婦互向對方轉化，男的越來越左，左到被鄧力群的《中流》所羅致，女的反而思想越來越開放。
我們中文系五六級一百零五名學生中，打了八個右派；後來「改正」時，找出的材料是十個。原因是名額夠了，超過百分之五了。我是第八個，前七名是一九五七年宣布的，我是一九五八年補上的，那兩個成了漏網之魚。
武宜三：所以，我對五十五萬這個數有保留。一從縣的數字算，抓右派分子最多的縣是河南南陽縣，一千一百六十四名(而全南陽專區抓了八千七百二十七人，縣平均八百多人)；抓右派分子最少的縣是黑龍江省嘉蔭縣，全縣僅六千餘人，也抓了十五人。其它如湖北省襄陽縣是八百五十二名，隨縣是七百四十一名；安徽省全淑縣是四百四十五名，休寧縣三百三十九名；四川省新津縣右派份子一百三十一人，仁壽縣四百六十二人；山東省慶雲縣僅中小學教師中就抓了八十二名。江西省萬載縣抓五十人，高安縣一百一十名。內蒙古巴林左旗抓了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丁抒：《陽謀》)。取最多和最少平均值乘以兩千多個縣，粗略推算是一百二十萬人以上。二，從省的數字看，河南省抓了九萬人右派分子(《李銳近作》)，考慮河南省不是人口大省，但不考慮京、滬、津高校密集、知識分子集中、右派分子比例更高的因素，姑且把這九萬打個對摺，即四萬五，與廣東省打出的六萬五千多名比，還是保守的；四萬五乘上二十九個省市，約為一百三十萬。
加上同樣享受右派待遇的「中右」、「內控右派」和「不戴帽的右派份子」，總數將是二百萬以上。還有反右派運動副產品，如廣西上林縣除在教師中抓右派外，還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遼寧省海城縣，除抓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竟多達二百四十八名；四川省什邡縣抓了一百二十一名右派后，在工人、農民、城鎮居民中又抓「反社會主義份子」九百七十八名。這個數字將更加龐大了。
草菅人命，殺人如麻
李昌玉：我那年級有叫朱玉標的，和兩個同學一起上街，有一個說：「朱玉標你膽子大，你說句最惡毒的話看看。」朱玉標就說一句：「打倒共產黨！」結果這個人去告密，朱玉標被秘密處決了。
武宜三：所有人的個人禍福、政治際遇、家庭離合，甚至肉體的存廢，在黨的眼裡都一文不值，可以任意處置。
李昌玉：我班上的徐邦志，無錫人，是《上海青年報》的編輯，人很聰明，單位對他也不錯，到山大后還給長了一級工資轉過來。他有個習慣，見紙就寫字；三年大飢餓期間人禍期間，有一次開會的時候他隨手在一幅號召「大養其豬」的漫畫上寫了「毛主席」三個字，其實是下意識的活動，讓旁邊的同學看到了，報告上去；結果徐邦志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馬上送去勞動教養。
還有叫郝常磊的，參加過三青團。他本來考上了一個美術學院，後來又跑到山東大學來。又有個叫朱迪的，現在社會科學院；朱迪油畫也畫得好，所以經常和郝常磊在一起。有一次郝常磊對一個也是愛好藝術的同學說到一叢花：「看，社會主義的花，連蜜蜂都不叮。」結果，朱迪去彙報了。郝常磊被打成了右派，後來在文革中上吊自殺了。朱迪從此不與同學來往，畢業后也從不參加同學聚會。
武宜三：告密者手上染著別人的血，一輩子也不得安寧吧。只是這個社會太恐怖了，這種事可謂俯拾皆是；希特勒的德國和美國的麥卡錫時代，也只能瞠乎其後。
嘉賓乙：這是一座可怕的絞肉機：他今天害了別人，明天別人又來害他。
李昌玉：關於反右，還有一個慘痛的例子。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廣西日報》正面報導了該省環江「包產到戶」的消息；同月二十七日，《浙江日報》也刊登了永嘉縣委書記李雲河關於「包產到戶」的專題報導。但不幸的是，王、李雙雙被打成了右派：王被開除黨籍、公職，勞動教養；李被開除黨籍、撤職降薪。
王定的繼任人洪華，放出了畝產十三萬斤的特大衛星，大出風頭；當時有中央各報記者，有農科院院長，各級官員在場，而且還要簽名作證；結果全縣人口從一九五九年的十七萬降到一九六二年的十二萬，算上新生的，凈減五萬人；也就是說，餓死了百分之三十。反右派—大躍進—餓死人：環江就是這「多米諾效應」最殘酷的典型。這教訓，實在太慘痛了！這縣還造了另一個假，日產鋼鐵五萬噸，原始森林都砍光、燒光了。廣西省還有荔浦縣，該縣機關，包括縣黨委、縣人委的幹部，有百分之七十被打成右派。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很多右派青年作家，如叢維熙、王蒙都出來寫文章了。那些掌握很多資料、有地位的人本來應該站出來說話，他們卻不對反右置一詞。他們不說，我就自己說。我本來一直謹小慎言，規規矩矩；但想到七十多歲了，再不說什麼時候說？很多人也這麼想，所以史若平老師的呼籲信得到很多人響應，有超過一千人簽了名。
武宜三：用卡爾•馬克思的話，就是「我說出來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然而那些號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卻恰恰忘了馬克思這句話。
李昌玉：今天我們是根據什麼來否定反右運動呢？當然不僅僅是根據個人的得失利害。我們個人何必冒犯巨大的政治風險出來說話呢？槍打出頭鳥的教訓，我們看得還少嗎？因此，作為中國人，最大的精明事故就是不為人先，坐享其成。比如，在我們單位里，常常有些人，邀我參加一些爭利的活動。我說：你們去爭吧，反正是有了也少不了我的一份。但是，反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
最近有一位北大的著名教授，叫做孔慶東的人，後來我聽說，他的名氣可大了，他的書可好賣了，就是這麼一位大學者大才子，竟然說：「從共產黨的角度來講，反右是一點錯誤沒有，從他們（右派）的角度來講，反右也沒有錯誤，有什麼錯誤？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執政黨，對政權構成威脅，不應該批評你？批評你是輕的，已經寬大了……」我們且不說對右派是不是只「批評」了幾句的問題。照這位大教授的想法，該怎樣對待右派呢？他說：「要斯大林那樣的黨，就槍斃，到斯大林那兒，全部要消滅。」好傢夥，我們大教授的想法是對右派「槍斃」、「全部消滅」。我真要感謝偉大領袖毛主席了，是他老人家仁慈寬大，沒有對右派「槍斃」、「全部消滅」，所以我苟活到如今。孔慶東先生說：「改革開放之後，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瘋狂地向人民索取，比當年兇惡十倍。」那麼，按照這位北大教授的邏輯，毛主席是養癰遺患，留下這些恩將仇報的壞蛋，現在跳出來反攻倒算，百倍瘋狂地向人民索取了。我剛剛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孔慶東，一位欠缺常識的北大教授》。從我們這些經歷過歷史的過來人看，這位大教授實在是欠缺常識。
大家要知道，孔慶東不是一個兩個。在中國多得很。因為共產黨至今仍然把反右、文革列為言論、新聞、出版的禁區，使人們對這些歷史真相，一無所知。就憑了孔慶東的思想，我們還苟且活著的右派，也應該拍案而起，站出來說話，把歷史真相說出來。
正本清源，堅持民主與法治
俞梅蓀：我爺爺俞頌華是老報人，一九一九年為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刊載在上海《學燈》雜誌而擴大了影響；一九二0年，他二十七歲時帶著為他當翻譯的二十一歲瞿秋白，去蘇俄採訪列寧、莫洛托夫、托洛斯基等蘇俄領導人和那裡的情況，發回不少中國最早有關蘇俄革命情況的通訊報導，是中國第一個海外記者。一九三七年，紅軍到達陝北，他又去了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張國燾，在上海《申報周刊》連續報道，還把延安城樓的照片刊在雜誌封面上，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很大影響；後來瞿秋白就秘密住過我家。我父親受我爺爺影響，掩護中共地下黨，一九四五年他隨我爺爺到重慶曾家岩中共辦事處與周恩來聚會；我父親是金融專家，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工作，國民黨撤離上海時，他拒絕前往台灣，共產黨派他來到北京，參與創辦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和參加開國大典，他參與制定保險政策和各項業務規章，對保險事業有所貢獻。
一九五七年，財政部副部長鬍立教召開座談會，要求大家提意見。父親指出：「我國『解放』以來，全國的保險業一會兒要發展，一會兒要收縮，方針政策搖擺不定，影響了業務的開展，廣大保險從業人員還是應該努力把本職工作做好。」《人民日報》報道后，他因這幾句話而受到批判和人身攻擊，成為右派分子，跳樓自殺后又被開除公職，僅三十一歲。當時我四歲、弟弟一歲。
我奶奶熱愛共產黨，「解放」初期是上海市人民銀行黃浦區辦事處接管委員會和肅反委員會成員、業務骨幹。因我父親問題的株連，奶奶被迫退休，母親下放北京農村勞動，我們兩兄弟被送到上海由奶奶撫養。我和弟弟失去了父母的關愛，又因父親的問題而備受歧視，弟弟在文革中服毒自殺被救以後患了精神病，反反覆覆三十六年，至今仍長期住在精神病醫院，一個大好青年的一生就這樣毀了。
我當農民、工人，靠個人奮鬥，一九七九年加入共產黨；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進國務院當秘書，從事立法工作。一九九二年應中共上海《文匯報》的請求，支持其做好中共十四大的方針政策和法治宣傳並取得成效，卻被誣陷成「泄密」罪，在獄中自殺未遂，為了我黨的事業坐了三年牢，又妻離子散，母親晚年因我而貧困直至病逝。
從我本人的冤案至今十四年仍求告無門和近年來參與失地農民維權來看，中國的司法、執法充滿著坑、蒙、拐、騙。辦案不是實事求是、不是為維護法律，而且為了「政績」、為了邀功、為了上級的好惡而踐踏法律，漠視群眾的疾苦，甚至漠視生命、濫殺無辜，製造了數不盡的寃、假、錯案。痛感「反右」乃至「文革」等等，不僅僅是歷史，今日仍時有發生，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這一黑色幽靈時隔五十年並未消失殆盡，這是長期以來「左」的人治習慣勢力而使然。為了下一代的安全與和幸福，必須正本清源，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重新樹立公平與正義，民主與法治的規範。
武宜三：從以上各位所講，我想我看到了兩個問題：
一、凡親共信共的、跟共產黨跑的，都沒有好下場。類似俞家這樣幫過共產黨、為共產黨賣過命，卻給共產黨搞得家破人亡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康心如一家、黃炎培一家，遭遇都非常悲慘；康家康心如、康心之、康國傑「一門三右」；黃家六子女、一個外甥是右派，如果加黃炎培本身這個「不戴帽的右派」，他們家就有八個右派分子；毛澤東說：「你們家左中右都有。」可謂極盡愚弄、作踐、恥辱、挖苦之能事。鐵流先生、昌玉老師，你們年紀輕輕就跟共產黨搞革命，結果為了一篇文章、幾句話，受了幾十年苦難，辱及父祖，妻兒遭殃；共產黨之反骨負義、恩將仇報，古今少見。
二、從根上講起，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那一套、文革那一套在今天仍然盛行，專制和獨裁還籠罩在中國上空、謊言和恐懼仍盤踞中國人民的心頭；所以要正本清源，把共產黨整人、害人、殺人的那條路線、那個思潮、那種體制，以及犯下的罪行、欠下的血債，都仔細、認真的清理、反思一番；這也許就是我們紀念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的目的所在。謝謝各位。（四月十日整理、補充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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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8 個評論)
- 回復 總裁判
- 差不多了，歷史是很神奇的一件東西，親身經歷者反倒寥寥數語，急匆匆走過，後來者終有一天，會比誰都更清楚地還歷史以真面貌。
病枕軛: 歷史似乎又要重演~大亂將至呀
我不擔心歷史被人遺忘，絕對不會的。
悲劇已經註定，淚送先行者。
- 回復 Zephyrus
- 沉默的代價
德國牧師 Martin Niemöller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帶走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接著他們帶走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帶走工會成員，我還是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帶走天主教徒，我仍然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最後，他們來帶走我，
我想反抗，但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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