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九十年代初來美國留學的。我那時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給每個留學生找個本地家庭（host family）。我通過一個熟人，找了本校的教授家做本地家庭。他們夫婦，Martha和Berry，是紐約長島民主黨的召集人和書記，也是美國老一輩民權活動家。Martha是台灣來的美籍華人，中文名字是湯敦序，這讓我和他們的交流完全沒有障礙。每年感恩節，他們夫婦都會邀請他們最好的朋友和我們幾個外國學生去他們家過感恩節的夜晚。作為反戰的一代，他們的感恩節夜晚是沒有感恩禱告的。我們一邊吃著殷勤的主人不斷傳來的火雞和其它各種節日菜，一邊聽著黑膠唱片所播放的反戰的搖滾歌曲，一邊聽著磁帶所錄製的1967年感恩節那天廣播中公布的越戰陣亡的美國軍人名單。在唱片和磁帶特有的沙沙聲中，燒得很旺的壁爐間或啪啪地爆響幾聲，大家坐在歷史和現實之間，那一個個感恩節的夜晚既溫暖又寒冷，既溫馨又凄涼，使每個參與的人都一次次被感染上了深深的使命感。
以後Martha組織我們這些外國學生參加了不少民主黨的政治活動，讓我們結識了不少非常優秀而無私的美國人，給我們這幾個留學生在精神上打開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的一道大門。從他們那裡，我第一次接觸到「政治正確」這個詞。那時，他們這輩美國老一輩民權活動家，對戰後靠反越戰和高舉人權大旗而功成名就的年輕學究完全不予認同，這些人不再願做具體的腳踏實地的工作，而是鑽到學術的象牙塔里，不斷造新名詞和搞形式主義。Martha是以「政治正確」這個詞來否定他們的。我又注意到那時美國一般人也以這個詞嘲諷學院左派。所以這個詞在那時，100%是負面的意思。Martha和她的美國同輩民權活動家最不滿的是，在「政治正確」的壞風氣下，他們傾注過很多心血的為切實改善有色人處境的各種義務中心，比如「南方窮人法律施救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因為沒有足夠的年輕的左派參與，已經漸漸式微了。
而且他們這些美國老一輩民權活動家的出發點和年輕一代完全不一樣。比如有個大學歷史系的退休教授Peter，那時在給我們這些外國學生義務上有關美國和西方歷史的課，針對每個人的情況，開每堂只有幾個人的小課。不是高喊政治口號，而是從幫助和改變一個個人做起，這是他們那代人在取得民權運動勝利后的做事風格。也真難為Peter了，因為那時他腰已經佝僂下來了，走路時人弓成六十度。我通過Martha和他認識后，沒有時間聽課，只和他要參考書看。
我那時非常困惑美國大學學生的水平之低，覺得美國大學生的水平只相當於我們初中的水平，它的研究生入學考試（GRE）的水平和我們在中國大學入學高考的水平相差有限。我第一學期給美國大學二年級的大課輔導，班上大概50%的學生基本不交作業，只有20%的學生每次都交作業。我通過給他們答疑，對他們的水平特失望。大二的學生中，水平差的連簡單的加減乘除都必須倚仗計算器，大概連我初中的水平都沒有；好的也只有我高一左右的水平。因為學生程度太差，一本材料工程學概括介紹性的教科書半年才講了不到20%。學生只知道死記公式。我這個輔導做得最多的，不是答疑，而是給班上最好的學生講解如何理解課本上幾個最基本的公式。平時大部分學生都不來上課，但考試前的那一堂課基本每個學生都去，因為授課教授會把考試要考的很少的幾個公式在黑板上羅列出來。授課教授對學生沒有任何最基本的要求，而是嚴格按照成績分佈的「鐘形曲線」來給學生ABCDEF。但有一半的學生幾乎沒有作業成績，CDEF的成績只能根據期中和期末兩次考試來給。期中考試考到一半，火警響了，大部分學生馬上扔下考卷，高高興興地跑了。後來超過一半的學生拒絕回來補考，他們期中考試的成績也就沒有了。期末考試時授課教授急了，增加了一大堆臨時助理，每人在教學樓里看好一個火警警報器防止學生亂摁。授課教授還把期末考試從閉卷變開卷，只要不太明顯地互相抄就成。
我把我的困惑向Peter講了。他認為原因是那時實行的「種族提協」和「貧民教育」，這種做法是在胡搞，因為這樣做的後果是大大降低了美國大學的水平，而且讓人開始懷疑有色人種學位的含金量。對有色人種的歧視絕不是靠不公平的鍍金就能改變的，而是需要腳踏實地的工作。按照他的設想，美國政府應該給程度不夠的有色人種和窮人開辦免費的大學預科學校，但大學的教育水平不能放鬆。而不是這樣皆大歡喜地讓所有人進大學白給文憑，以這種方式來拉平等。他還告訴我州立大學當時的的苦衷：因為「種族提協」和「貧民教育」，大學不僅很難開除不合格的學生，而且要一直給他們助學金。但學費這麼低廉，而州里給的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州立大學很虧本，只能快快放水。他是對這樣做實在看不下去才退休的。我以後又請教了其他幾位關係比較好的教授，確認了美國大學教育的大滑坡，的確是「政治正確」所帶來的好大喜功造成的。美國大學六十年代和以前的教學其實是很嚴格和高水平的。
我所接觸到的老一輩左派不止這些資深的民主黨人。我的博士學位是在Brookhaven國家實驗室讀的。剛去時，辦公室不夠用，我的實驗室旁邊的另一個科學家Bill好心地主動讓我在他的辦公室搭個桌子湊合一下，這樣我就有了個安靜的環境做作業，看書和看文獻；Bill安慰我說他自己白天反正都在實驗室里，辦公室一般都空著。Bill是個地道的美國人，特熱心。每次國家實驗室有人來參觀，他都要儘可能地放下工作去領著來訪者介紹情況，來訪者走後他再熬夜趕活。Bill比較喜歡問我對美國教育制度的看法，特別是它的不足之處，常與我嘆息美國科技界人才凋零，現在完全靠歐洲和第三世界的移民在撐著，美國自己培養出來的只是很少數。即使那些來國家實驗室參觀的尖子學生，也一般呆板僵化，知識多而思考少；似乎遠不如他上學時的水平。
美國大學學生水平普遍低下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中學教育的問題，這在理科教育方面尤其明顯。現在，我自己在美國養了孩子，終於真正認清了美國中學教育的不足之處，那就是完全的應試教育，基本不教思路，只要學生會套公式應付考試就算會了。比如幾何，我在中國學了五年：兩年平面幾何，一年立體幾何，兩年解析幾何。我的幾何，是以花時間一個個定理證明下來的方式一步步學會的。幸運的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幾何老師是從北大發配到中學來的劉老師，特別注重培養學生解題的思路和思考問題的角度。他要求學生一定要一題多解，「知其然」以外，一定要「知其所以然」，即使多花很多時間也是值得的。要思考就一定要給學生時間，那時我在北京上的中學還沒有搞題海戰術和高考教育，作業不多，我有很多時間去想如何在一題多解上標新立異。但在美國高中這幾門幾何一年就全學完了，基本上是以快進的速度把幾個主要公式填鴨給學生就了事，大概連真正理解都顧不上了。這樣的中學填鴨教育還不過癮，美國現在還把大學的基礎課程（AP）統統下放到高中，以同樣填鴨的方式塞給中學生，並以此來作為選拔尖子上大學炒回鍋飯和評比高中好壞的標準。在美國高中要當好學生大概是全世界最累的，每天睡眠的時間很少，因為他們在互相攀比學大學的課程；不這樣做，他們在美國就上不了最好的大學。死記硬背四年下來，這些孩子大概不僅失去了問該問的問題的機會，連以後如何問問題也不會了。一般的學生到了大學，基本上連以前學過的也不會了，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理解中學所學的課程，所以大學的功課也學不下去，就像我輔導的那些美國大學生那樣。我所在的州立大學，那時是美國最好的公立學校之一，也是著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任教的學校，可見這個問題嚴重的程度。數學學習有幾個深度不同的層次，對於一個定理：1）如何應用？2）如何推導？3）如何理解？4）如何從無到有地猜測出？只有明白了所有這些問題，才能從深層明白為什麼要有這個定理。美國這種速成數學教學法，基本上只在1）應用上打轉，甚至連2）的推導也只是好學生的選項而已；而推導是其它國家數學教學中的基本功。學習的最主要目的在於學會思辨，而不是掌握知識。以這個標準，美國中等教育中的理科教學方法其實是本末倒置的。美國這樣的教學法和高中教大學課程的結果，是美國一般大學基本上只有其它國家高中的水平。
但我在Bill的辦公室里借居的日子裡，並不明白這些美國中學教育很失敗的具體原因，只是沒心沒肺地把我當幾年輔導的經歷的和從其它輔導那聽到的學生笑話講給Bill聽，以為大家一笑就過了。一年以後，Bill從國家實驗室辭職了，說他要去修學位當中學老師，不能繼續聽任美國的中學教育再這樣爛下去。我在博士畢業后博士導師為我舉辦的派對上，才再次見到Bill。那時他已經修完了教中學的課程，拿到紐約州的教師執照。不過他只教了一個月高中，就辭職了。原因是他在的中學位於有色人聚居的低收入社區里，課堂紀律很不好。其他老師只自顧自地講課，只有幾個坐在前頭的孩子聽課，其他孩子肆無忌憚地上課玩鬧甚至當眾耍流氓，聲音大得讓老師跟前想聽課的孩子都常常聽不清。他想抓一下課堂紀律，結果讓一個學生上來給個大背跨摔個半死，又讓另一個學生用窒息鎖頸法弄昏過去。因為他是白人，而打他的學生是有色未成年人，校長表示愛莫能助；儘管有一兩個喜歡聽他課的有色孩子表示願意冒著極大危險替他作證。他想想自己還有老婆孩子，也別連累那一兩個還想聽課的好孩子了，還是別玩大家的命了，就辭職當了保險推銷員。
從Bill的經歷里，我非常理解美國差學區的老師為什麼強烈反對美國教育部給初等和中等教育發布的基本要求標準（common core）—-雖然從我在大學當輔導的經歷，我認為美國中級教育一定要有些客觀的最低標準；但是從Bill的經歷中，我知道這樣要求那些學生，對美國差學區的這些老師是有人身甚至生命危險的。但因為「政治正確」的束縛，這些老師不敢說真實的原因，而是只在學術上找各種借口。Bill在美國差學區的經歷絕對不是個別的。我原來有一個漂亮的白人女同事Jackie，過去是紐約市差學區的高中數學老師。她說她每次上課都要遲到一下，以避免學生在走廊里亂摸她。在家長會上哪個家長對孩子的成績不滿，就會以「種族歧視」和最髒的話罵她，她還不得不去給學生改成績—-她不改，校長也會改，因為誰也不敢惹有種族歧視嫌疑的麻煩。她在Oregon的郊區長大，從小就喜歡數學和想當教師，從小就一直堅信理想主義。但她這樣在紐約市差學區堅持了兩年，還是放棄了，然後覺得自己很失敗，那一段時間她患上了抑鬱症。
「政治正確」帶來的的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對美國教育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美國從1965年中小學法案開始採取的是「一個孩子不能落下」這樣宏大和不切實際的教育政策，結果是以同齡人中最差的程度來定一個年級的標準，使美國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基準很低。比如美國7年級學的數學內容，相當於我在中國時5年級時學的內容。另一方面，美國是個科技大國，需要相應的大學教育。為此，美國到了高中，以不打基礎、不問「所以然」、給學生填鴨的方式，在理科上拚命趕進度，從而造成了美國理科教育在普遍意義上的失敗。真正在科學和技術上成功的美國人大多數靠自學；同時絕大部分在高科技產業從業的工程師都是第一代移民。美國學生在理科學習中只會套公式，在文科學習中又處處受「政治正確」的限制，這樣大部分都被教育成了左派，美國受過教育的的年輕人越來越左，在政治觀點上和他們的父母輩之間有普遍的斷層。現在的美國左派和靠獨立思想起步並以實際行動來接觸和改造社會的民權運動那一代相比，有本質的區別。民權運動那一代獨立於甚至懷疑美國政府，自己去幹事，美國各地都曾經有他們的影子。今天美國的左派只會向政府喊「政治正確」的口號，希望政府出面替他們干一切。美國左派和政府這種喊喊「政治正確」的口號，然後把責任推給別人的做法，也不僅限於教育界。比如美國法律規定，急救室內必須無條件地救助病人，但美國政府並不給醫院的急診室合理的經濟補償，等於把高大上的社會責任都推給了社會，使美國的急診室越來越少，和剩下的急診室里的隊伍越來越長。目睹這一切，我真的非常懷念那些老一輩民權活動家腳踏實地，從一個個人開始去幫助和改變社會的作風。
時間過得飛快。那次見到Bill，已經是差不多二十年前了。我和Peter十幾年前在去學校的公共汽車上見過一次，那時他的腰已經佝僂成差不多90度，而且小便也開始失禁，身上有異味，衣服也很凌亂，已經一點沒有退休教授的風度，而是像個十足的流浪漢。Peter已經不認識我，他說他已經不能教學生了，去學校只是為了借書還書。Martha已經於2008年去世。他們這輩美國老派民權活動家都凋零了。有時在靜夜裡，我還能依稀記得他們那代人的音容笑貌，與他們相處的往事，和那一個個感恩節夜晚的場景。那時我自己也才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時間過得飛快。我更無論如何想不到「政治正確」這個昔日罵人的詞，在今天成了許多美國左派的旗幟和美國民權運動的成果的代名詞。也許對時代的錯愕，正是在證明我也老了。的確，我現在自己也是近半百的中年人了。
成朴，2017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