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談朝鮮戰爭：抗美援朝加劇中朝矛盾

1951年6月初，毛澤東和金日成在北京就朝鮮戰爭問題進行商談

在抗美援朝過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發生矛盾和衝突，有時弄得關係相當緊張，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面干預。因為金日成雖然看不大起中國，但對斯大林和蘇聯還是百依百順的。例如，抗美援朝一開始就產生了兩國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雖然朝鮮人民軍已基本被打垮，但戰爭仍在朝鮮境內進行。因此金日成認為，作為朝鮮人民軍最高統帥，中國志願軍也應由他統一指揮。對此，中方當然不能同意。因為這時戰爭的主力已經是志願軍，同意金日成統一指揮，無異於把志願軍的指揮權完全交給他，這當然既不妥當也不現實。在第二和第三次戰役結束后，金日成急於求成，屢次同主張進行必要休整后再戰的彭德懷意見相左。停戰談判開始后，金日成想早點把戰事停下來，好讓國土不再遭受破壞、朝鮮人少受點傷亡，毛澤東卻堅決主張繼續打。還有，在鐵路運輸中究竟由中方還是朝方負責管理，運送軍用和民用物資常因搶車皮鬧摩擦，弄得不可開交。最後都是由斯大林裁決，按中方意見辦。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惱火。直到多少年以後，在朝鮮還流傳著這種說法：沒能把全朝鮮統一起來，都是因為中國不聽金日成的話，沒有在第三次戰役后一鼓作氣地打下去，而是實行長時間的休整。

金日成政權的保全和戰後的鞏固自然與中國的戰時犧牲和戰後援助分不開。但朝鮮當局卻有意抹殺這些。朝鮮停戰後，當局在平壤建了個戰功博物館，十二個展廳中只有一個是關於中國抗美援朝和志願軍的，還主要供中國人和一些外國人參觀。其他十一個展廳都是說，仗是朝鮮人民在金日成領導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勝利，一概不提中國的抗美援朝和志願軍參戰。

對於中國為朝鮮做出的犧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鮮官方輿論還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是他們為中國做了犧牲，而且犧牲很大，是他們為中國把美帝國主義擋在了中國的家門口外，因此中國幫助朝鮮是理所當然。其實這也不能全怪朝鮮人，毛澤東和其他某些中央領導人也就是經常這麼講的，特別是對朝鮮客人和其他某些外賓。

中朝關係搞不好，還有個歷史和民族感情問題。朝鮮是長期向中國進貢的國家。它認為過去一直受到中國的侵略和壓迫。所以，在接受中國的援助時態度一直非常謹慎，在國內事務上更是嚴防中國插手。不到不得已，絕對不願中國軍隊跨過國境幫他們打仗，怕的是戰勝了一個外國敵人，又來了一支新的外國佔領軍。這種觀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類似。

中朝關係搞不好，更有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則處理國家關係的問題。金日成領導著朝鮮，卻並不能完全由自己說了算。朝鮮戰爭時，他第一得聽斯大林，第二得聽毛澤東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的地位上升，要讓金日成完全聽他的了。金日成對這種情況很有意見，1955年底提出了「主體思想」，以此取代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區分開來。在國內，他為了獨攬大權和排除異己，在戰後特別是1956年大肆清洗黨內所謂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為此開了一次勞動黨中央全會，把那些被認為屬於這兩派的中央委員一下子都給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有的甚至被開除掉了黨籍。這碰巧就發生在中共八大會議期間。金日成這一做法，當即引起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極大不滿，尤其是毛澤東。毛澤東和蘇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懷和米高揚前往朝鮮，批評金在幹部問題上犯了「路線錯誤」，他們「黨內充滿恐怖情緒」，要他開中央全會改正，還要登報。金日成當時只能接受批評，一時做了一些改正，如重開中央全會，恢復了此前開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員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給以歧視和擠壓。這些人中大多為了防止進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后就自動逃到了中國或蘇聯。但金日成對這次中共、蘇共干涉他們黨內事務一直耿耿於懷，非常不滿，在對外關係上提出了反對「事大主義」，矛頭直指中國和蘇聯。不過在實際上，金日成不可能有什麼作為，因為朝鮮不但在防衛和外交上還離不開蘇、中的維護，而且經濟上還依賴它們的援助，特別是國內還駐紮著幾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所以1958年2月我隨周恩來為首的政府代表團出訪朝鮮時，除看到朝鮮舉國上下的熱烈歡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鮮其他領導人畢恭畢敬的態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團駐地來看周恩來，周正在午睡，我說我馬上去叫醒，他卻堅決不讓，硬是一直在客廳里轉悠著，等了半個小時。

中國卻並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變對朝態度。我們不但承認朝鮮是社會主義國家，還始終稱其為「兄弟國家」，更曾經號召全國向朝鮮（還有古巴）學習。

毛澤東也一直以國際主義（按，這一口號在上世紀下半期就已被各國共產黨先後放棄）態度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邊界問題。他的想法是，一個國家只要由共產黨執政，兩國之間有爭議的邊界問題就好解決。他在1967年12月13日會見印度共產黨總書記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團時說過，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權，中國不僅會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將把該線以南9萬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區領土讓給印度。這塊地方上世紀五十年代被印度佔去，後來建成了一個「阿魯納恰爾邦」，成為幾十年來中印邊界爭端的重點。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時曾為我方收回，但停火后毛澤東即下令撤出，還從實際控制線後退20公里。不同於斯大林，毛澤東似乎還同時繼承了中國傳統，在領土問題上仍有點視周邊國家為「進貢國家」，對它們的饋贈依然大方。他按這種思路解決中朝邊界問題，就使金日成佔了大便宜。在劃分中朝邊界線上滿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來完全在我國境內的長白山白頭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划給了朝鮮；中朝間的界河也不按國際慣例根據主航道劃線，而是把邊界線一直劃到我國岸邊，鴨綠江里好幾十個沙洲、島嶼就連居民帶土地都划給了朝鮮。（當時我還在外交部工作，了解這件事是由姬鵬飛奉命具體經辦的。）但是朝方不但毫無感謝之意，還認為那些地方本來就是屬於它的，迫使當地的原漢族居民離開。他們在歷史教科書上說的更遠，連東北地區一直到長城這一大片地區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現在，我國的一些主流媒體還在說，不進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則金日成政權垮了，敵人就開到鴨綠江邊了，因此這個仗是非打不可的。這個邏輯一直占著統治地位。其實仔細想來，這恐怕不一定對頭。人家韓國怎麼就是敵人？和韓國交界就受到威脅？現在實際上我們和韓國的關係似乎還比和朝鮮好一些，起碼是比較好相處一些。韓國經濟比我們強，起碼不要我們的援助。我們非得在朝鮮北部保持金日成留下來的這個「主體」國家作為前哨陣地、同韓國之間的緩衝區不可嗎？

實際上，在中朝關係上，一直都是我們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這個大包袱之後，還接著背，直到現在也沒有解除。毛澤東在世時，未因戰爭結束而放下包袱，還為加強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和赫魯曉夫爭相拉攏金日成。例如，毛澤東曾罕見地在金日成面前認過錯。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向金日成承認1956年犯了偏聽偏信和干涉朝鮮內政的錯誤。後來毛澤東還在金日成面前多次表示，中朝關係中發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國的過錯，中國內部有人搞大國主義，並指名彭德懷和歷任中國駐朝鮮的大使。

作者簡介

何方先生是1939年入黨的中共老黨員，曾長期給張聞天做助手，擔任過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中國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