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非看中國：「低人權優勢」下的「經濟奇迹」
上篇 吾國吾民：背景的比較
「拉美化」還是「南非化」？
近年來國內外批評者在關於中國發展模式的「反思」中經常提到的負面比較對象是印度與拉美。大致而言，改革前中國人經常把經濟落後的印度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惡果」，那時（1960-1970年代）拉美正處在經濟高增長時期（所謂「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所以中國人不太提及。改革后，尤其在1990年代以專制「鐵腕」掀起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新一輪改革后，印度仍然常被用作反面「教訓」，但卻變成了「尼赫魯社會主義」、「蘇聯式計劃」的惡果，而被中國的「右派」們用以反證「民粹主義」之害。至於中國的「左派」，則越來越多地以「奇迹」已過、社會陷入危機的拉美為「教訓」，用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之惡，從而造出「謹防中國出現拉美化」、「中國落入拉美陷阱」等熱門話題。
但中國的一些拉美研究專家並不贊成「拉美化」的說法。而更有趣的是：與「新自由主義」意味著資本對勞動的優勢相反，很多「中資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一到拉美就感到那裡的工農把資本「欺負」得夠嗆。拉美最大中資企業「首鋼秘鐵」抵制當地的勞工法，開除罷工工會成員，造就了「秘魯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這個首鋼眼中的「搗亂者」在工人支持下先當選議員，后成為秘魯勞工部長，他的女兒則民主當選「首鋼秘鐵」所在的馬爾科納市市長。而「首鋼秘鐵」則被勞工運動「折騰」得七葷八素，國內傳媒因此一片驚呼：「海外投資須防工會陷阱」！我們的國企老爺可算知道了什麼叫「咱們工人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拉美左派力量增長，這樣的事或許不奇怪。可是「首鋼秘鐵」事件發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時期，那可是公認的「右派政府」啊。
拉美之外還有更生動的例子：過去我們的國企在鄉村地區建廠開礦，「圈地拆遷」從來不由分說，成千上萬的農民說趕走就趕走，哪裡有談判一說！但這些年「中資」在加彭等國圈地，甚至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去采採挖挖，卻遭到「西方傳入的」環保和原住民權益NGO的抗議，中資習慣於通過「搞定」政府來解決問題，而在那裡，被搞定了的官員也就袖手旁觀而已，靠他們來彈壓「刁民」，像在國內的定州、汕尾那樣，則嘎嘎乎難哉。當然，在那些法治完備的國家，中資也學會了「循規蹈矩」。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奧盧昆鋁土礦，雖然早已與澳大利亞政府達成協議並得到了後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一個只有千餘人的土著部落談判土地租用問題，因為澳洲政府已經把土地所有權歸還了土著。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卻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夠讓「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鱷」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於是如今人們發現：原來「中國奇迹」的主要奧秘在於鐵腕之下誰也不能討價還價，減少了中國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征地客」這種「民主困境」！
顯然，這種情況下在中國扯什麼「拉美化」純屬莫名其妙。而一位20年間多次到過南非的菲律賓籍國際NGO活動家卻有個發現：當年的南非大城市很像今天的北京，而今天的南非大城市卻很像馬尼拉了！這個比較很有意思。
他講的「當年南非」就是1990年代民主化以前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這個南非當然不像拉美，但它與中國很像嗎？
今天中國的「左派」喜歡大批「新自由主義」，而「右派」喜歡大批「福利國家」。可是當年的南非，雖然國際上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都把它罵得厲害，但後者從來沒說南非之弊在於「新自由主義」--相反，倒是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后，民主南非執政的非國大被一些極左派抨擊為搞「新自由主義」。而前者更沒有把南非看成「福利國家之弊」。儘管南非少數白人當時的確享有高福利，但誰都知道，佔南非人口大多數的黑人儘管並不享有「自由競爭」，卻與「福利」更無緣，他們的福利待遇比任何「新自由主義」國家都低！
幾個「術語」的比較
那麼當時的南非搞的是什麼體制？我們可以看看那時學界和南非官方常用的幾個術語：
1，「二元體制」（Dualism)：學者常常用這個術語來稱呼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對黑人與白人的不同待遇。而在中國，人們形容城裡人與農民不同待遇的流行說法是「二元結構」。這個術語來源於發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W.A.Lewis）模型和不發達社會學中的波耶克（J.H.Boeke）模型，曾被廣泛用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但是，劉易斯等人講的「二元」僅指城鄉發達程度與社會結構的不同，並沒有制度性歧視造成身份等級的意思。筆者10多年前就指出中國制度性歧視下的城鄉差異與劉易斯、波耶克模型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有識之士也指出把制度性的「城鄉壁壘」稱為「城鄉二元」有把制度性歧視混同於一般城鄉差異之嫌。而南非官方學者同樣用這個概念混同種族壁壘（隔離）與發展中國家常見的貧富差異，對此，也同樣有人指出：種族隔離下的dualism並不是劉易斯所講的那種概念，而是一種制度歧視。有趣的是，在經濟起飛階段，南非的「白黑二元」與我國的「城鄉二元」的人口比例也相當近似，即都在1：4左右。
2，「流動工人」(migrantlabors)：南非經濟起飛的支柱製造業主要靠黑人勞工，當局要他們在城裡只打工不安家，把戶口留在「黑人家園」，因此給他們的官方稱謂是「流動工人」--不稱為「黑人勞工」也有掩蓋種族歧視之效。而我國經濟起飛的支柱製造業主要靠「農民工」，最近北京大學姚洋教授說這個稱呼不好聽，鄭重建議改稱「流動工人」。我指出這恰恰與南非對黑人勞工的稱呼雷同，惹得他大為光火。其實我當然不認為他存心效法南非（他根本不知道南非有此稱呼），但他恰恰想出這麼個稱呼，這是「英雄」所見略同？還是所據現實的相似？migrant一詞有「移民」和「候鳥」、「往返遷移動物」二義，南非官方正是用的后一含義，即「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候鳥型工人」。按照南非種族隔離理論家W.W.埃塞倫的說法：他們進入城區「只是暫時性的，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言之，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我們的「農民工」不也正是如此嗎？他們不也有「候鳥」、「兩棲人」之稱嗎？
3，「有序的城市化」(orderedurbanization)：這個概念最初是南非一些醫學界人士對黑人移居城市帶來流行病和性病的問題提出的遷徙管制建議。但后這個概念來被無限引申，把一切「城市化弊病」如貧民窟、髒亂差、治安問題等等都歸咎於黑人進城，從而對黑人厲行管制，並且成為種族隔離時期的重要「國策」。為此南非實行了一系列「關鍵控制措施」，如1951年通過的「防止違法擅佔法（PISA）」等，黑人貧民區被視為「違法擅占」（illegalsquatting），當局經常以整頓市容、懲治「擅占」為名進行犁庭掃穴。而美國等民主國家允許黑人進城形成貧民窟則被南非官方文人斥責為「失敗的、無序的城市化」。在「有序」名義下，經濟繁榮時讓黑人進城做苦力，遇到蕭條就視其為「多餘的人」而加以驅逐，黑人成了「'有序城市化'的犧牲品」。而在中國，類似的概念叫做「有序流動」。南非把打工者住的簡陋棚屋叫做「違法擅占」，中國則叫做「違章建築」，姚洋先生認為貧民區「侵犯產權」，這與南非說的illegalsquatting是一個意思。提出「有序流動」就是要禁止所謂「盲目流動」，對此趙樹凱先生有個尖銳的批駁：「即便是盲目流動，難道農民就沒有'盲目'的權利嗎？流動既屬於基本人權，……只要不是違法犯罪，'盲目流動'又有何不可？」南非進步人士對「有序城市化」也有類似批判。區別只在於：南非排斥「無序城市化」總拿美國的「貧民窟」做靶子，而中國批判「貧民窟」則喜歡拿印度、拉美做靶子。因為美國的貧民窟多黑人，而南非正是要排斥黑人。中國沒有「黑白問題」，而且羨慕美國富裕，就拿更窮的印度來說事了。
這些「術語」的比較告訴我們什麼？
兩個「經濟奇迹」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迅速，創造了「經濟奇迹」。而如何解釋這一「奇迹」則眾說紛紜。對此，看看另一個「奇迹」是很有意思的。
許多中國人對南非的印象似乎只是金礦和布爾山羊，但其實南非早已是個以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如今有人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而小得多的南非早已有「非洲工廠」之稱。該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製造業開始起飛，二戰期間超過採礦業成為國家最大經濟部門，1965年製造業產值更超過了採礦業與農業之和。使南非成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業化國家，以6%的人口佔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產值。南非的鐵路與電話均佔到全非洲的一半，發電量更佔全非洲的57%，人均用電水平與英國相當。1991年南非人均收入據說「相當於匈牙利或丹麥的水平」。從綜合經濟指標GDP來看，南非1932年僅為4.66億蘭特，1940達到9.87億蘭特，1948年20.05億蘭特，1956年41.23億蘭特，1964年68.72億蘭特，1972年150.52億蘭特，到1980年已達592.00億蘭特。也就是說，南非國內總產值在1932-1972年的幾十年間可謂持續高增長，平均7.3年翻一番。直到1970年代末減速，1982年首次出現負增長。總之，在相當長的時期「南非堪與當時經濟發展速度為世界之最的日本相匹敵」，步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行列，被稱為「非洲經濟巨人」。
南非的經濟「奇迹」還有兩個堪與中國相比的特點：一是它的外向型特徵，由於多數人口（南非的黑人，中國的農民）消費能力低下，南非與中國一樣長期「內需」不足，利用外資、開闢「外需」是兩國「奇迹」的共同特徵。高速增長時期的南非，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都領先於GDP而呈「超高速」增長：貿易順差1950為1.43億美元，1980年激增為74.30億美元，以後才隨「南非模式」的危機出現下降，到1992年降為53.48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1965年為2.15億美元，1982年達23.66億美元，17年裡年均增長達15.2%，但種族隔離制度出現危機后就急劇下滑。1985年後出現了負數（資本外逃）。而此前，南非依靠「經濟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曾成為世界投資利潤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國在南非投資的平均利潤率達18%，而在發達國家投資平均利潤率僅13%，在發展中國家也僅14%。1957-1972年間南非經濟增長的40%得益於外資。中國也如此，典型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全球都是虧本的，甚至在印度的工廠也盈利不多，只有在中國是利潤奇高。而麥當勞在美國的盈利水平也遠不如在中國。於是1996年投入亞非拉的外資三分之一以上進了中國，1997年全球FDI只有5%進入中東歐民主轉軌國家，但1990年代進入發展中國家與轉軌國家的FDI總量，80%以上集中於20個國家，主要是中國。
二是南非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先於經濟增長。由於「低人權優勢」南非國家可以隨意圈佔黑人的土地，這是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做不到的。因此南非得以大量佔地修建基礎設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車擁有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並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設卻領先於多數發達國家，1980年代其里程一度僅次於美國、德國而居世界第三。這一點與中國目前的情況也很相似。中國居民有車率也不高，高速公路卻已居世界第二。很多中國學者以此自豪地嘲笑印度說：由於印度國家在「征地拆遷」方面太無能，她想修建中國那樣的高速公路網幾乎絕無可能。
南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何在？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次討論會上，我國南非研究專家楊立華教授批評了筆者關於南非高速原始積累和經濟高增長的奧秘在於「全球化加低人權」的觀點，堅持認為「低人權」從來都是經濟發展的阻力。但是中國南非學的其他學者似乎不這麼看。例如有人認為：
「種族主義制度為南非經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主要表現在：種族隔離制度為南非經濟發展提供了帶有強制性的廉價勞動力，並保證了白人農場主和企業主發展經濟所需要的遼闊土地資源。」反過來，「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由此獲得的經濟實力使種族隔離制度得以存在和維持。」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種族隔離制度所保證的優裕條件吸引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移民，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繁榮，從而對南非經濟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種族隔離制度是「南非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的諸多原因」中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是經濟進一步發展就與種族隔離制度產生矛盾：流動勞工素質不易提高，絕大多數人貧困導致國內市場狹小，內需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對外經濟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傳播西方人權主義思想的媒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南非人的種族觀念，衝擊著種族隔離制度的大堤」。
中國的情況是不是有點類似呢？中國奇迹的產生同樣有「諸多原因」，但沒有「農民工」（「帶有歧視性的廉價勞動力」）和「圈地運動」（以強制手段取得「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土地資源」）這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奇迹」能夠存在嗎？當然，上述關於「南非模式」的弊病與其最終結果的論述，相信也會使中國人浮想聯翩吧！
「南非奇迹」固然主要是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統治者經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於這個大陸上任何地方（的黑人）」來為自己辯護。這種說法當然掩蓋不了白人與黑人之間觸目驚心的收入差距和經濟不平等，更不能替經濟之外當局剝奪黑人政治權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權利的惡行遮羞。但僅就這句話本身而言，應該說也是事實。持續經濟增長使得哪怕是在這種體制下受欺負的黑人，生活也是在提高的：縱向看，他們比以前要好，橫向看，他們比周邊那些黑人掌權的鄰國，大眾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南非多年來一直是周邊各國，尤其是莫三比克、馬拉維、史瓦濟蘭、賴索托、辛巴威等國大量黑人勞工的打工地，其數量占這些國家勞動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遠的坦尚尼亞與尚比亞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這就像今天中國中西部貧困地區勞動力大量湧向沿海富裕地區的「民工潮」一樣。儘管南非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還不如南非本國黑人勞工，但顯然他們在南非的收入要高於在本國，否則他們不會來。那麼，南非本國黑人勞工的收入高於鄰國黑人就更不用說了。這就像中國的「農民工」：縱向看，他們比以前要好，橫向看，他們比留在農村的農民收入水平也高出一截。但是這能掩蓋他們在城裡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嗎？
種族隔離時代，南非黑人占人口3/4，個人收入只佔1/4。礦業工資中白人與黑人之比：1936年10.7；1960年17.5；1970年20.3；1974年12。橫向比較，這個比值在1980年代採金業中是10-15；加工業10-12；原料工業4；1982年，南非全國白人僱員月均工資1073蘭特，黑人僱員278蘭特，兩者之比為3.9:1；1987年白人1959蘭特，黑人593，兩者之比縮小至3.3:1，即黑人工資增長了113.31%，白人工資增長了82.57%，但黑白工資的絕對差距卻由1982年的795蘭特擴大為1987年的1366蘭特。另一組數據顯示：1980-1988年間，南非黑人勞工年均工資從2688蘭特增加到9430蘭特，白人工人年均工資則從11472蘭特增長到32906蘭特。即黑人工資增長了250.82%，白人工資增長186.84%，從相對增長率看黑人工資增長快於白人，9年間白人工資從黑人的4.27倍，縮小到3.50倍。但是從絕對量看，9年前白人年工資比黑人多8784蘭特，9年後卻多23476蘭特，差距其實更大了。所有這些數據給人的總印象是：種族隔離前期，隨著歧視的嚴重，白黑差距無論相對值還是絕對值都在擴大，其中相對值差距在1970年代初達到最高。此後由於黑人抗爭與國際壓力的作用，相對差距在逐漸縮小，但由於收入數額變大，絕對差距還在擴大。
而在中國，無論是城鄉居民收入還是行業中「農民工」與「市民工」的實際收入差距，最近十多年裡也在明顯擴大，而且與南非的「黑白差距」相對率縮小、絕對量擴大不同的是：中國的上述兩項收入差距無論是相對率還是絕對量都在擴大。也就是類似南非1970年代前的情況，而要比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晚期的情況更糟。
「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身份壁壘下的「社會主義」
南非經濟的另一個特徵是「國有經濟」比重奇高。儘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經濟上卻頗為「社會主義」。即使在國有經濟已經不太景氣的種族隔離時代末期，1986年公營部門仍佔全國固定資產的58%，產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進口的25%。因此，那時的南非頗有點「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種族社會主義」色彩。正如著名左派學者沙米爾.阿明所說：儘管南非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統治者的'中央政府統制經濟'政策，卻一直把這個國家置於按習慣包括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世界之內。」這與中國是否也很相像？
這種狀況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數的荷裔（現在自稱阿非利卡人，過去被稱為布爾人）推動的。
殖民時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為白人征服了占多數的黑人，而英語白人通過「英布戰爭」在軍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數的布爾人，但政治上卻與布爾人達成了妥協，承認後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戰爭后的南非，具有市民傳統的英語白人適應工商業競爭，多屬於企業家與白領階層，是南非經濟市場化與全球化的動力。而人數更多、政治上也佔優勢的阿非利卡白人傳統上是農牧民（「布爾」就是荷蘭語「農民」之意），不善經商，進城后多屬於工薪階層，其中不少人屬於「窮白人」。他們論經營不如英語白人，論打工卻又不如更為吃苦耐勞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種族特權的保護。他們歧視黑人更厲害--就像中國的許多城市國企工人排斥「農民工」。布爾「窮白人」不僅長期支持種族壓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過渡期內他們也成為頑固抵制黑人權利的白人「極右派」的社會基礎。為了維護種族特權，保障既得利益，並維持「布爾人的團結」傳統，南非為阿非利卡人實行相當程度的大鍋飯制度，興辦了許多國有企業，給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鐵飯碗」，實行高社會福利、保障就業與終生雇傭制。「有組織的白人工人」「採取好鬥行動」來維護種族隔離，以至於直到1970年代末，種族問題上一直存在著「資本家與白人工人的政治聯盟」。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把種族沙文主義與軍事行動相結合，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反對資本」，發動了抗議資方允許黑人勞工「入侵」該行業的武裝起義，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國」的口號。當時的南非共產黨也積极參与了此事。起義本身雖被鎮壓，但南非的「種族社會主義」卻從此打下基礎。因此學者們注意到，與台灣、韓國非常成功地實現了進城農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卻對進城黑人實行「積累的排他性」制度。
這種「種族社會主義」當然以對黑人的殘酷壓迫和奴役為前提。但是這種壓迫與奴役自然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更不是什麼「自由放任」狀態下「市場競爭中贏家通吃」的結果。事實上，在這種狀態下白人與黑人各自內部的「階級分化」都很不發達，僅就白人內部看，南非幾乎與北歐一樣是發達的「社會福利國家」。而南非的黑人企業家階層是種族隔離廢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貧窮。但是「平等的白人」與「平等的黑人」之間卻懸殊有如天壤。
這種體制與中國的體制類似。只不過南非的黑白之別對應於我們的「市民-農民之別」。應該指出，中國自1950年代以後的「農民」既不能以聚落類型定義（很多農民實際上居住在城鎮，尤其是我國的縣城，改革前往往多數居民都是「城關公社」的「農民」），也不能以職業定義（很多「農民」並不務農，從而形成「農民工」、「農民企業家」之類概念），甚至不能以階級定義（不僅有「農民工」與「農民企業家」，而且還有干群的對立），「農民」就是以「戶口」為標誌的、非經特許改變即為世襲的一個低下身份等級（caste）。改革前的中國就是個無階級卻有等級、而且等級森嚴到近乎種姓制的國家，等級內的所謂平均從來就與等級之間的懸殊並存。1978年我國以貨幣計量的收入分配吉尼係數，在城市內部只有0.164,在農村內部也只有0.227,但若計入城鄉差別，則全國的吉尼係數卻達0.331,已經不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低多少。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發展就具有以「剝削」農民來實現「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所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徵，曾因此導致過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悲劇。
改革30年來，中國城市與農村中都發生了明顯的階級分化，但應該說相對於「進城打工者」而言，中國的體制對「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這類特殊城市）戶口」的窮人還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對「窮白人」也還不錯。不過嚴格說來，南非「窮白人」享有的福利水平還是比我們的城市窮人高。因為那時南非至少白人內部還是有民主制度，白人勞工有強大的自治工會，能夠有效地捍衛權益，他們手中的選票也對政府具有極大影響力。而中國就沒有這個條件，其城市工人地位雖比中國的「農民工」和南非民主化前的黑人勞工高些，卻不如那時的南非白人勞工。相應地，中國市民工人對「農民工」的排斥也不像南非「窮白人」排斥黑人那樣強烈。農民工在城裡主要還是受到權勢者的歧視。
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時代，「特權社會主義」也給「競爭」帶來「特色」。如前所述，南非布爾人搞工商業不如英語白人，但靠著國家權力的支撐，在金融與房地產領域暴富的很多。所以1970年代以後，南非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社會結構：英語白人構成主要的私營工商業者階層和外資管理層，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為公務員與國家強力部門（軍警等）職員外，經濟上主要依託國家，一些人成了有國家背景的壟斷寡頭，更多的「窮白人」則在國有壟斷部門當高工資高福利的「特權工人」。而黑人青壯年多在城裡為私營部門打工，或者在國有企業中從事白人不願乾的臟、累、險工種，他們的家屬則有相當一部分在「戶口所在地」即所謂「黑人家園」成為留守一族。
而在改革后的中國也很類似：競爭性領域裡私營工商業者迅速成長，金融-房地產領域則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頭，壟斷性國企依靠「國家汲取能力」和壟斷性暴利不僅管理層暴富，員工中也出現所謂電業公司「抄表工月薪萬元」式的貴族工人。（但非壟斷性中小國企紛紛解體、「改制」，工人「下崗」后地位淪落的現象在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少見，倒是民主化以後，新政府對為布爾人提供大鍋飯的國企進行私有化，造成了類似的布爾人「下崗」現象）而兩億「農民工」成為中國製造業的支柱與藍領階層的主體。他們的家屬則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與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種族社會主義」狀態下不可能有什麼「新自由主義」，但更不可能是什麼「福利國家」。儘管南非與中國發達的國家財政給中國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這兩者在兩國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當近似，即都只佔1/4左右的少數）提供了相當的社會保障。但是，其他絕大多數人口則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無自由也無福利」這兩個方面，我們的「進城農民」處境也與他們的「進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過，那時的南非由於在白人中實行民主，白人內部的福利制度還是相當到位的。而中國由於在市民中也沒有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帶有更多的特權性，具有筆者所說的「負福利」特徵。此外，南非黑人民權運動看問題比較清楚，如前所述，他們既為黑人爭取自由，也為黑人爭取福利。可是中國的許多「改革反思者」就糊塗得多，他們「左派罵新自由主義，右派罵福利國家」，似乎還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
「低人權」是為了捍衛「主權」？
畸形「民族主義」與「文化自尊」理論
在南非歷史上，英語白人與布爾人作為白人無疑都壓迫過黑人。但由於英語白人在工商業經營方面競爭力較強，較少依靠特權，並且更崇尚自由競爭，因此他們在種族問題上相對開明，並且與以英語國家為主流的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形成呼應之勢。
人類各民族都有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英美各國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尊重人權的，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在人權問題上他們都有不光彩的過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應該說，近代人權的進步的確是在這些國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國內人權方面，然後也表現在國際上。聯合國兩個「人權宣言」就體現了國際社會促進各國人權保障的努力，而英語國家顯然是這種努力最重要的推動者，在南非問題上也是如此。當然，英美外交歷來有「利益外交」與「道義外交」的兩面。從利益上講，它們作為市場經濟國家由於本國資本不肯放棄在南非賺錢的機會，在制裁南非的問題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無實，客觀上放縱了南非。但從「人權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無實的制裁畢竟也是一種道義上的壓力，其對南非的影響不可小視，尤其在南非國內英語白人的呼應下更是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歷史上英國人欺負過布爾人，並通過以強凌弱的英布戰爭滅掉兩個布爾人共和國，使其成為英國殖民地，因此布爾人有「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情緒。英布戰爭中布爾人遭到「屠殺」，在「集中營」里大批死亡，給布爾人留下深刻的創傷。南非各地有關英布戰爭的紀念碑、博物館、歷史遺迹等等星羅棋布，（組圖：「抗英戰爭」紀念地）時刻提醒布爾人--現在的阿非利卡人勿忘過去。在布爾人的抗爭下，即便在英布戰爭后的英屬時期，包括「窮白人」在內的阿非利卡人勢力仍然主導著南非政治，獨立后更是如此。於是他們在壓迫黑人時，對英語居民乃至以英美等英語世界為主導的國際社會的規勸、指責與制裁還特別理直氣壯，認為你們過去欺負我們，現在有何資格跟我們講人權？
南非總統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稱：「我的人民同殖民主義作鬥爭比非洲其他人都早，」而這些殖民者的後裔現在卻干涉我們的內政，強迫我們「按我們敵人的方式去理解種族隔離制」，我們絕不屈服，我們要「創造一種新的制度」，但絕不搞他們建議的「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
於是阿非利卡人壓迫黑人、堅持自己的種族優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義」、「獨立自主」和「拒絕他人干涉內政」的「正義性」。這就不難理解南非何以如此頑固堅持種族壓迫，而且如此振振有詞。為了堅持他們的種族特權，他們可以退出英聯邦、蔑視聯合國，斷絕南非荷蘭裔教會與宗主國教會的關係，與國際社會叫板。
早在1834年英國殖民當局宣布在南非廢除奴隸制時，布爾人就「視之為奇恥大辱」並惱怒地斥責此舉破壞了白人與黑人間「合乎體統的關係」。由此導致的英布關係緊張，在幾十年後最終演變成為英布戰爭。1910年，原英國殖民地開普和納塔爾與兩個布爾人共和國演變來的殖民地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合併，成立布爾人主導的南非聯邦。當時布爾人通過的憲法剝奪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權利（英治下允許黑人購置與擁有土地，黑人區可以選舉代表，建立權力有限的議會等，獨立后布爾人說這都是「英國殖民主義」的東西，都廢除了），於是就有黑人組成代表團到倫敦請願，要求英國政府阻止這一進程，他們因此被罵為「南非奸」、「英國人的同夥」，幫助英國人干涉南非內政等等。布爾人理論家在論證「有序城市化」等特色理論時，經常把英美狠批一通，如1930年代南非聯邦主管土著經濟的霍洛維就聲稱：美國的黑白一體化政策是不成功的，不能把它強加於南非。
南非宗教中也有這樣的問題。南非英語白人建立的英國聖公會是比較反對種族隔離的，他們甚至選出了一個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但是南非的荷蘭白人教會歸正會卻頑固支持種族隔離，甚至對荷蘭本土歸正會的反種族主義態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門戶，斷絕了與後者的關係。
在後來阿非利卡人擺脫英國統治爭取獨立的過程中，以「反殖民主義」來抗拒人權平等等普世價值壓力的做法更是愈演愈烈。1960年2月，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訪問南非，在議會發表了著名演講《變革之風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變種族隔離制度。結果在阿非利卡人中引起強烈憤怒，認為英國人干涉內政，當年10月，阿非利卡人占多數的南非白人投票宣布脫離英聯邦，廢除英國女王象徵性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國。同年另一件「外國人干涉內政」的事件是黑人領袖、非國大主席盧圖利大酋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南非當局又一次大發雷霆，認為這是「西方自由主義者對阿非利卡人有偏見」。
相反，當時的黑人解放運動對英語世界懷有好感，曼德拉曾自稱「親英派」，他說：「英語對阿非利卡人來說是一種外來語言，而對我們則是一種求解放的語言。」1941年羅斯福、丘吉爾這英語世界兩大領袖發表《大西洋憲章》強調普遍人權原則，阿非利卡人對此嗤之以鼻，但非國大則深受鼓舞，並根據《大西洋憲章》的文本發表了《非洲憲章》呼籲給予黑人普遍人權。而南非的英國聖公會更成為黑人基督徒的抗爭基地，產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圖圖等支持黑人解放的精英。
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頑固堅持種族隔離制度的又一個理由是「文化差異論」，他們以此否認普世的人權，主張白人的人權標準不能適用於黑人。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樣要求自由，那就是中了「英國殖民主義」的毒，就是被「西化」了，只有樂於當奴隸，才算保持了他們的「優秀傳統」。南非官方學者宣稱：「如同保持種族-生物特性一樣，保持民族認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權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權」。按照他們的說法，白人喜歡自由，黑人喜歡被奴役，這是他們各自的「文化特徵」，保持這種種族「文化特徵」就是最重要的人權。據說黑人也希望保持和保護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種族隔離有利於保持黑人文化。把黑人與白人分開「各自發展」，他們就可以避免外來影響而實現自己文化的「復興」了。因此南非的各個種族都應該有自己的家園發展其文化，黑人的家園就是「班圖斯坦」。在班圖斯坦實行「自治的部落制度」就可以保持和發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傳統，「發展自己的民族自豪」。因此布爾人掌權之後，就廢除了英治時期的土著人議會，強制「恢復」了傳統的酋長專製為主的「班圖制度」。
對此南非黑人領袖給與斷然的反駁。納爾遜.曼德拉指出：人權是所有種族與民族都必不可少的。「人民要民主，……班圖管理體制是使民主倒退。」
中國是不是也有類似現象呢？而面對外部世界的批評，一些人也與南非布爾人一樣從歷史上受外部欺負的經歷中獲取「正義感」，認為欺負過我們的外國人沒資格批評我們。然而南非民主化的過程已經證明，這樣的邏輯是無法面對歷史潮流的。
（未完）
上篇 吾國吾民：背景的比較
「拉美化」還是「南非化」？
近年來國內外批評者在關於中國發展模式的「反思」中經常提到的負面比較對象是印度與拉美。大致而言，改革前中國人經常把經濟落後的印度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惡果」，那時（1960-1970年代）拉美正處在經濟高增長時期（所謂「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所以中國人不太提及。改革后，尤其在1990年代以專制「鐵腕」掀起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新一輪改革后，印度仍然常被用作反面「教訓」，但卻變成了「尼赫魯社會主義」、「蘇聯式計劃」的惡果，而被中國的「右派」們用以反證「民粹主義」之害。至於中國的「左派」，則越來越多地以「奇迹」已過、社會陷入危機的拉美為「教訓」，用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之惡，從而造出「謹防中國出現拉美化」、「中國落入拉美陷阱」等熱門話題。
但中國的一些拉美研究專家並不贊成「拉美化」的說法。而更有趣的是：與「新自由主義」意味著資本對勞動的優勢相反，很多「中資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一到拉美就感到那裡的工農把資本「欺負」得夠嗆。拉美最大中資企業「首鋼秘鐵」抵制當地的勞工法，開除罷工工會成員，造就了「秘魯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這個首鋼眼中的「搗亂者」在工人支持下先當選議員，后成為秘魯勞工部長，他的女兒則民主當選「首鋼秘鐵」所在的馬爾科納市市長。而「首鋼秘鐵」則被勞工運動「折騰」得七葷八素，國內傳媒因此一片驚呼：「海外投資須防工會陷阱」！我們的國企老爺可算知道了什麼叫「咱們工人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拉美左派力量增長，這樣的事或許不奇怪。可是「首鋼秘鐵」事件發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時期，那可是公認的「右派政府」啊。
拉美之外還有更生動的例子：過去我們的國企在鄉村地區建廠開礦，「圈地拆遷」從來不由分說，成千上萬的農民說趕走就趕走，哪裡有談判一說！但這些年「中資」在加彭等國圈地，甚至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去采採挖挖，卻遭到「西方傳入的」環保和原住民權益NGO的抗議，中資習慣於通過「搞定」政府來解決問題，而在那裡，被搞定了的官員也就袖手旁觀而已，靠他們來彈壓「刁民」，像在國內的定州、汕尾那樣，則嘎嘎乎難哉。當然，在那些法治完備的國家，中資也學會了「循規蹈矩」。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奧盧昆鋁土礦，雖然早已與澳大利亞政府達成協議並得到了後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一個只有千餘人的土著部落談判土地租用問題，因為澳洲政府已經把土地所有權歸還了土著。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卻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夠讓「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鱷」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於是如今人們發現：原來「中國奇迹」的主要奧秘在於鐵腕之下誰也不能討價還價，減少了中國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征地客」這種「民主困境」！
顯然，這種情況下在中國扯什麼「拉美化」純屬莫名其妙。而一位20年間多次到過南非的菲律賓籍國際NGO活動家卻有個發現：當年的南非大城市很像今天的北京，而今天的南非大城市卻很像馬尼拉了！這個比較很有意思。
他講的「當年南非」就是1990年代民主化以前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這個南非當然不像拉美，但它與中國很像嗎？
今天中國的「左派」喜歡大批「新自由主義」，而「右派」喜歡大批「福利國家」。可是當年的南非，雖然國際上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都把它罵得厲害，但後者從來沒說南非之弊在於「新自由主義」--相反，倒是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后，民主南非執政的非國大被一些極左派抨擊為搞「新自由主義」。而前者更沒有把南非看成「福利國家之弊」。儘管南非少數白人當時的確享有高福利，但誰都知道，佔南非人口大多數的黑人儘管並不享有「自由競爭」，卻與「福利」更無緣，他們的福利待遇比任何「新自由主義」國家都低！
幾個「術語」的比較
那麼當時的南非搞的是什麼體制？我們可以看看那時學界和南非官方常用的幾個術語：
1，「二元體制」（Dualism)：學者常常用這個術語來稱呼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對黑人與白人的不同待遇。而在中國，人們形容城裡人與農民不同待遇的流行說法是「二元結構」。這個術語來源於發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W.A.Lewis）模型和不發達社會學中的波耶克（J.H.Boeke）模型，曾被廣泛用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但是，劉易斯等人講的「二元」僅指城鄉發達程度與社會結構的不同，並沒有制度性歧視造成身份等級的意思。筆者10多年前就指出中國制度性歧視下的城鄉差異與劉易斯、波耶克模型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有識之士也指出把制度性的「城鄉壁壘」稱為「城鄉二元」有把制度性歧視混同於一般城鄉差異之嫌。而南非官方學者同樣用這個概念混同種族壁壘（隔離）與發展中國家常見的貧富差異，對此，也同樣有人指出：種族隔離下的dualism並不是劉易斯所講的那種概念，而是一種制度歧視。有趣的是，在經濟起飛階段，南非的「白黑二元」與我國的「城鄉二元」的人口比例也相當近似，即都在1：4左右。
2，「流動工人」(migrantlabors)：南非經濟起飛的支柱製造業主要靠黑人勞工，當局要他們在城裡只打工不安家，把戶口留在「黑人家園」，因此給他們的官方稱謂是「流動工人」--不稱為「黑人勞工」也有掩蓋種族歧視之效。而我國經濟起飛的支柱製造業主要靠「農民工」，最近北京大學姚洋教授說這個稱呼不好聽，鄭重建議改稱「流動工人」。我指出這恰恰與南非對黑人勞工的稱呼雷同，惹得他大為光火。其實我當然不認為他存心效法南非（他根本不知道南非有此稱呼），但他恰恰想出這麼個稱呼，這是「英雄」所見略同？還是所據現實的相似？migrant一詞有「移民」和「候鳥」、「往返遷移動物」二義，南非官方正是用的后一含義，即「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候鳥型工人」。按照南非種族隔離理論家W.W.埃塞倫的說法：他們進入城區「只是暫時性的，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言之，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我們的「農民工」不也正是如此嗎？他們不也有「候鳥」、「兩棲人」之稱嗎？
3，「有序的城市化」(orderedurbanization)：這個概念最初是南非一些醫學界人士對黑人移居城市帶來流行病和性病的問題提出的遷徙管制建議。但后這個概念來被無限引申，把一切「城市化弊病」如貧民窟、髒亂差、治安問題等等都歸咎於黑人進城，從而對黑人厲行管制，並且成為種族隔離時期的重要「國策」。為此南非實行了一系列「關鍵控制措施」，如1951年通過的「防止違法擅佔法（PISA）」等，黑人貧民區被視為「違法擅占」（illegalsquatting），當局經常以整頓市容、懲治「擅占」為名進行犁庭掃穴。而美國等民主國家允許黑人進城形成貧民窟則被南非官方文人斥責為「失敗的、無序的城市化」。在「有序」名義下，經濟繁榮時讓黑人進城做苦力，遇到蕭條就視其為「多餘的人」而加以驅逐，黑人成了「'有序城市化'的犧牲品」。而在中國，類似的概念叫做「有序流動」。南非把打工者住的簡陋棚屋叫做「違法擅占」，中國則叫做「違章建築」，姚洋先生認為貧民區「侵犯產權」，這與南非說的illegalsquatting是一個意思。提出「有序流動」就是要禁止所謂「盲目流動」，對此趙樹凱先生有個尖銳的批駁：「即便是盲目流動，難道農民就沒有'盲目'的權利嗎？流動既屬於基本人權，……只要不是違法犯罪，'盲目流動'又有何不可？」南非進步人士對「有序城市化」也有類似批判。區別只在於：南非排斥「無序城市化」總拿美國的「貧民窟」做靶子，而中國批判「貧民窟」則喜歡拿印度、拉美做靶子。因為美國的貧民窟多黑人，而南非正是要排斥黑人。中國沒有「黑白問題」，而且羨慕美國富裕，就拿更窮的印度來說事了。
這些「術語」的比較告訴我們什麼？
兩個「經濟奇迹」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迅速，創造了「經濟奇迹」。而如何解釋這一「奇迹」則眾說紛紜。對此，看看另一個「奇迹」是很有意思的。
許多中國人對南非的印象似乎只是金礦和布爾山羊，但其實南非早已是個以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如今有人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而小得多的南非早已有「非洲工廠」之稱。該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製造業開始起飛，二戰期間超過採礦業成為國家最大經濟部門，1965年製造業產值更超過了採礦業與農業之和。使南非成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業化國家，以6%的人口佔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產值。南非的鐵路與電話均佔到全非洲的一半，發電量更佔全非洲的57%，人均用電水平與英國相當。1991年南非人均收入據說「相當於匈牙利或丹麥的水平」。從綜合經濟指標GDP來看，南非1932年僅為4.66億蘭特，1940達到9.87億蘭特，1948年20.05億蘭特，1956年41.23億蘭特，1964年68.72億蘭特，1972年150.52億蘭特，到1980年已達592.00億蘭特。也就是說，南非國內總產值在1932-1972年的幾十年間可謂持續高增長，平均7.3年翻一番。直到1970年代末減速，1982年首次出現負增長。總之，在相當長的時期「南非堪與當時經濟發展速度為世界之最的日本相匹敵」，步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行列，被稱為「非洲經濟巨人」。
南非的經濟「奇迹」還有兩個堪與中國相比的特點：一是它的外向型特徵，由於多數人口（南非的黑人，中國的農民）消費能力低下，南非與中國一樣長期「內需」不足，利用外資、開闢「外需」是兩國「奇迹」的共同特徵。高速增長時期的南非，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都領先於GDP而呈「超高速」增長：貿易順差1950為1.43億美元，1980年激增為74.30億美元，以後才隨「南非模式」的危機出現下降，到1992年降為53.48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1965年為2.15億美元，1982年達23.66億美元，17年裡年均增長達15.2%，但種族隔離制度出現危機后就急劇下滑。1985年後出現了負數（資本外逃）。而此前，南非依靠「經濟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曾成為世界投資利潤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國在南非投資的平均利潤率達18%，而在發達國家投資平均利潤率僅13%，在發展中國家也僅14%。1957-1972年間南非經濟增長的40%得益於外資。中國也如此，典型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全球都是虧本的，甚至在印度的工廠也盈利不多，只有在中國是利潤奇高。而麥當勞在美國的盈利水平也遠不如在中國。於是1996年投入亞非拉的外資三分之一以上進了中國，1997年全球FDI只有5%進入中東歐民主轉軌國家，但1990年代進入發展中國家與轉軌國家的FDI總量，80%以上集中於20個國家，主要是中國。
二是南非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先於經濟增長。由於「低人權優勢」南非國家可以隨意圈佔黑人的土地，這是絕大多數民主國家做不到的。因此南非得以大量佔地修建基礎設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車擁有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並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設卻領先於多數發達國家，1980年代其里程一度僅次於美國、德國而居世界第三。這一點與中國目前的情況也很相似。中國居民有車率也不高，高速公路卻已居世界第二。很多中國學者以此自豪地嘲笑印度說：由於印度國家在「征地拆遷」方面太無能，她想修建中國那樣的高速公路網幾乎絕無可能。
南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何在？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次討論會上，我國南非研究專家楊立華教授批評了筆者關於南非高速原始積累和經濟高增長的奧秘在於「全球化加低人權」的觀點，堅持認為「低人權」從來都是經濟發展的阻力。但是中國南非學的其他學者似乎不這麼看。例如有人認為：
「種族主義制度為南非經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主要表現在：種族隔離制度為南非經濟發展提供了帶有強制性的廉價勞動力，並保證了白人農場主和企業主發展經濟所需要的遼闊土地資源。」反過來，「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由此獲得的經濟實力使種族隔離制度得以存在和維持。」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種族隔離制度所保證的優裕條件吸引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移民，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繁榮，從而對南非經濟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種族隔離制度是「南非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的諸多原因」中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是經濟進一步發展就與種族隔離制度產生矛盾：流動勞工素質不易提高，絕大多數人貧困導致國內市場狹小，內需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對外經濟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傳播西方人權主義思想的媒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南非人的種族觀念，衝擊著種族隔離制度的大堤」。
中國的情況是不是有點類似呢？中國奇迹的產生同樣有「諸多原因」，但沒有「農民工」（「帶有歧視性的廉價勞動力」）和「圈地運動」（以強制手段取得「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土地資源」）這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奇迹」能夠存在嗎？當然，上述關於「南非模式」的弊病與其最終結果的論述，相信也會使中國人浮想聯翩吧！
「南非奇迹」固然主要是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統治者經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於這個大陸上任何地方（的黑人）」來為自己辯護。這種說法當然掩蓋不了白人與黑人之間觸目驚心的收入差距和經濟不平等，更不能替經濟之外當局剝奪黑人政治權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權利的惡行遮羞。但僅就這句話本身而言，應該說也是事實。持續經濟增長使得哪怕是在這種體制下受欺負的黑人，生活也是在提高的：縱向看，他們比以前要好，橫向看，他們比周邊那些黑人掌權的鄰國，大眾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南非多年來一直是周邊各國，尤其是莫三比克、馬拉維、史瓦濟蘭、賴索托、辛巴威等國大量黑人勞工的打工地，其數量占這些國家勞動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遠的坦尚尼亞與尚比亞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這就像今天中國中西部貧困地區勞動力大量湧向沿海富裕地區的「民工潮」一樣。儘管南非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還不如南非本國黑人勞工，但顯然他們在南非的收入要高於在本國，否則他們不會來。那麼，南非本國黑人勞工的收入高於鄰國黑人就更不用說了。這就像中國的「農民工」：縱向看，他們比以前要好，橫向看，他們比留在農村的農民收入水平也高出一截。但是這能掩蓋他們在城裡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嗎？
種族隔離時代，南非黑人占人口3/4，個人收入只佔1/4。礦業工資中白人與黑人之比：1936年10.7；1960年17.5；1970年20.3；1974年12。橫向比較，這個比值在1980年代採金業中是10-15；加工業10-12；原料工業4；1982年，南非全國白人僱員月均工資1073蘭特，黑人僱員278蘭特，兩者之比為3.9:1；1987年白人1959蘭特，黑人593，兩者之比縮小至3.3:1，即黑人工資增長了113.31%，白人工資增長了82.57%，但黑白工資的絕對差距卻由1982年的795蘭特擴大為1987年的1366蘭特。另一組數據顯示：1980-1988年間，南非黑人勞工年均工資從2688蘭特增加到9430蘭特，白人工人年均工資則從11472蘭特增長到32906蘭特。即黑人工資增長了250.82%，白人工資增長186.84%，從相對增長率看黑人工資增長快於白人，9年間白人工資從黑人的4.27倍，縮小到3.50倍。但是從絕對量看，9年前白人年工資比黑人多8784蘭特，9年後卻多23476蘭特，差距其實更大了。所有這些數據給人的總印象是：種族隔離前期，隨著歧視的嚴重，白黑差距無論相對值還是絕對值都在擴大，其中相對值差距在1970年代初達到最高。此後由於黑人抗爭與國際壓力的作用，相對差距在逐漸縮小，但由於收入數額變大，絕對差距還在擴大。
而在中國，無論是城鄉居民收入還是行業中「農民工」與「市民工」的實際收入差距，最近十多年裡也在明顯擴大，而且與南非的「黑白差距」相對率縮小、絕對量擴大不同的是：中國的上述兩項收入差距無論是相對率還是絕對量都在擴大。也就是類似南非1970年代前的情況，而要比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晚期的情況更糟。
「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身份壁壘下的「社會主義」
南非經濟的另一個特徵是「國有經濟」比重奇高。儘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經濟上卻頗為「社會主義」。即使在國有經濟已經不太景氣的種族隔離時代末期，1986年公營部門仍佔全國固定資產的58%，產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進口的25%。因此，那時的南非頗有點「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種族社會主義」色彩。正如著名左派學者沙米爾.阿明所說：儘管南非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統治者的'中央政府統制經濟'政策，卻一直把這個國家置於按習慣包括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世界之內。」這與中國是否也很相像？
這種狀況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數的荷裔（現在自稱阿非利卡人，過去被稱為布爾人）推動的。
殖民時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為白人征服了占多數的黑人，而英語白人通過「英布戰爭」在軍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數的布爾人，但政治上卻與布爾人達成了妥協，承認後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戰爭后的南非，具有市民傳統的英語白人適應工商業競爭，多屬於企業家與白領階層，是南非經濟市場化與全球化的動力。而人數更多、政治上也佔優勢的阿非利卡白人傳統上是農牧民（「布爾」就是荷蘭語「農民」之意），不善經商，進城后多屬於工薪階層，其中不少人屬於「窮白人」。他們論經營不如英語白人，論打工卻又不如更為吃苦耐勞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種族特權的保護。他們歧視黑人更厲害--就像中國的許多城市國企工人排斥「農民工」。布爾「窮白人」不僅長期支持種族壓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過渡期內他們也成為頑固抵制黑人權利的白人「極右派」的社會基礎。為了維護種族特權，保障既得利益，並維持「布爾人的團結」傳統，南非為阿非利卡人實行相當程度的大鍋飯制度，興辦了許多國有企業，給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鐵飯碗」，實行高社會福利、保障就業與終生雇傭制。「有組織的白人工人」「採取好鬥行動」來維護種族隔離，以至於直到1970年代末，種族問題上一直存在著「資本家與白人工人的政治聯盟」。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把種族沙文主義與軍事行動相結合，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反對資本」，發動了抗議資方允許黑人勞工「入侵」該行業的武裝起義，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國」的口號。當時的南非共產黨也積极參与了此事。起義本身雖被鎮壓，但南非的「種族社會主義」卻從此打下基礎。因此學者們注意到，與台灣、韓國非常成功地實現了進城農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卻對進城黑人實行「積累的排他性」制度。
這種「種族社會主義」當然以對黑人的殘酷壓迫和奴役為前提。但是這種壓迫與奴役自然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更不是什麼「自由放任」狀態下「市場競爭中贏家通吃」的結果。事實上，在這種狀態下白人與黑人各自內部的「階級分化」都很不發達，僅就白人內部看，南非幾乎與北歐一樣是發達的「社會福利國家」。而南非的黑人企業家階層是種族隔離廢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貧窮。但是「平等的白人」與「平等的黑人」之間卻懸殊有如天壤。
這種體制與中國的體制類似。只不過南非的黑白之別對應於我們的「市民-農民之別」。應該指出，中國自1950年代以後的「農民」既不能以聚落類型定義（很多農民實際上居住在城鎮，尤其是我國的縣城，改革前往往多數居民都是「城關公社」的「農民」），也不能以職業定義（很多「農民」並不務農，從而形成「農民工」、「農民企業家」之類概念），甚至不能以階級定義（不僅有「農民工」與「農民企業家」，而且還有干群的對立），「農民」就是以「戶口」為標誌的、非經特許改變即為世襲的一個低下身份等級（caste）。改革前的中國就是個無階級卻有等級、而且等級森嚴到近乎種姓制的國家，等級內的所謂平均從來就與等級之間的懸殊並存。1978年我國以貨幣計量的收入分配吉尼係數，在城市內部只有0.164,在農村內部也只有0.227,但若計入城鄉差別，則全國的吉尼係數卻達0.331,已經不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低多少。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發展就具有以「剝削」農民來實現「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所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徵，曾因此導致過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悲劇。
改革30年來，中國城市與農村中都發生了明顯的階級分化，但應該說相對於「進城打工者」而言，中國的體制對「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這類特殊城市）戶口」的窮人還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對「窮白人」也還不錯。不過嚴格說來，南非「窮白人」享有的福利水平還是比我們的城市窮人高。因為那時南非至少白人內部還是有民主制度，白人勞工有強大的自治工會，能夠有效地捍衛權益，他們手中的選票也對政府具有極大影響力。而中國就沒有這個條件，其城市工人地位雖比中國的「農民工」和南非民主化前的黑人勞工高些，卻不如那時的南非白人勞工。相應地，中國市民工人對「農民工」的排斥也不像南非「窮白人」排斥黑人那樣強烈。農民工在城裡主要還是受到權勢者的歧視。
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時代，「特權社會主義」也給「競爭」帶來「特色」。如前所述，南非布爾人搞工商業不如英語白人，但靠著國家權力的支撐，在金融與房地產領域暴富的很多。所以1970年代以後，南非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社會結構：英語白人構成主要的私營工商業者階層和外資管理層，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為公務員與國家強力部門（軍警等）職員外，經濟上主要依託國家，一些人成了有國家背景的壟斷寡頭，更多的「窮白人」則在國有壟斷部門當高工資高福利的「特權工人」。而黑人青壯年多在城裡為私營部門打工，或者在國有企業中從事白人不願乾的臟、累、險工種，他們的家屬則有相當一部分在「戶口所在地」即所謂「黑人家園」成為留守一族。
而在改革后的中國也很類似：競爭性領域裡私營工商業者迅速成長，金融-房地產領域則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頭，壟斷性國企依靠「國家汲取能力」和壟斷性暴利不僅管理層暴富，員工中也出現所謂電業公司「抄表工月薪萬元」式的貴族工人。（但非壟斷性中小國企紛紛解體、「改制」，工人「下崗」后地位淪落的現象在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少見，倒是民主化以後，新政府對為布爾人提供大鍋飯的國企進行私有化，造成了類似的布爾人「下崗」現象）而兩億「農民工」成為中國製造業的支柱與藍領階層的主體。他們的家屬則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與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種族社會主義」狀態下不可能有什麼「新自由主義」，但更不可能是什麼「福利國家」。儘管南非與中國發達的國家財政給中國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這兩者在兩國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當近似，即都只佔1/4左右的少數）提供了相當的社會保障。但是，其他絕大多數人口則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無自由也無福利」這兩個方面，我們的「進城農民」處境也與他們的「進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過，那時的南非由於在白人中實行民主，白人內部的福利制度還是相當到位的。而中國由於在市民中也沒有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帶有更多的特權性，具有筆者所說的「負福利」特徵。此外，南非黑人民權運動看問題比較清楚，如前所述，他們既為黑人爭取自由，也為黑人爭取福利。可是中國的許多「改革反思者」就糊塗得多，他們「左派罵新自由主義，右派罵福利國家」，似乎還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
「低人權」是為了捍衛「主權」？
畸形「民族主義」與「文化自尊」理論
在南非歷史上，英語白人與布爾人作為白人無疑都壓迫過黑人。但由於英語白人在工商業經營方面競爭力較強，較少依靠特權，並且更崇尚自由競爭，因此他們在種族問題上相對開明，並且與以英語國家為主流的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形成呼應之勢。
人類各民族都有從野蠻到文明的歷史，英美各國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尊重人權的，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在人權問題上他們都有不光彩的過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應該說，近代人權的進步的確是在這些國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國內人權方面，然後也表現在國際上。聯合國兩個「人權宣言」就體現了國際社會促進各國人權保障的努力，而英語國家顯然是這種努力最重要的推動者，在南非問題上也是如此。當然，英美外交歷來有「利益外交」與「道義外交」的兩面。從利益上講，它們作為市場經濟國家由於本國資本不肯放棄在南非賺錢的機會，在制裁南非的問題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無實，客觀上放縱了南非。但從「人權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無實的制裁畢竟也是一種道義上的壓力，其對南非的影響不可小視，尤其在南非國內英語白人的呼應下更是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歷史上英國人欺負過布爾人，並通過以強凌弱的英布戰爭滅掉兩個布爾人共和國，使其成為英國殖民地，因此布爾人有「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情緒。英布戰爭中布爾人遭到「屠殺」，在「集中營」里大批死亡，給布爾人留下深刻的創傷。南非各地有關英布戰爭的紀念碑、博物館、歷史遺迹等等星羅棋布，（組圖：「抗英戰爭」紀念地）時刻提醒布爾人--現在的阿非利卡人勿忘過去。在布爾人的抗爭下，即便在英布戰爭后的英屬時期，包括「窮白人」在內的阿非利卡人勢力仍然主導著南非政治，獨立后更是如此。於是他們在壓迫黑人時，對英語居民乃至以英美等英語世界為主導的國際社會的規勸、指責與制裁還特別理直氣壯，認為你們過去欺負我們，現在有何資格跟我們講人權？
南非總統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稱：「我的人民同殖民主義作鬥爭比非洲其他人都早，」而這些殖民者的後裔現在卻干涉我們的內政，強迫我們「按我們敵人的方式去理解種族隔離制」，我們絕不屈服，我們要「創造一種新的制度」，但絕不搞他們建議的「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
於是阿非利卡人壓迫黑人、堅持自己的種族優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義」、「獨立自主」和「拒絕他人干涉內政」的「正義性」。這就不難理解南非何以如此頑固堅持種族壓迫，而且如此振振有詞。為了堅持他們的種族特權，他們可以退出英聯邦、蔑視聯合國，斷絕南非荷蘭裔教會與宗主國教會的關係，與國際社會叫板。
早在1834年英國殖民當局宣布在南非廢除奴隸制時，布爾人就「視之為奇恥大辱」並惱怒地斥責此舉破壞了白人與黑人間「合乎體統的關係」。由此導致的英布關係緊張，在幾十年後最終演變成為英布戰爭。1910年，原英國殖民地開普和納塔爾與兩個布爾人共和國演變來的殖民地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合併，成立布爾人主導的南非聯邦。當時布爾人通過的憲法剝奪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權利（英治下允許黑人購置與擁有土地，黑人區可以選舉代表，建立權力有限的議會等，獨立后布爾人說這都是「英國殖民主義」的東西，都廢除了），於是就有黑人組成代表團到倫敦請願，要求英國政府阻止這一進程，他們因此被罵為「南非奸」、「英國人的同夥」，幫助英國人干涉南非內政等等。布爾人理論家在論證「有序城市化」等特色理論時，經常把英美狠批一通，如1930年代南非聯邦主管土著經濟的霍洛維就聲稱：美國的黑白一體化政策是不成功的，不能把它強加於南非。
南非宗教中也有這樣的問題。南非英語白人建立的英國聖公會是比較反對種族隔離的，他們甚至選出了一個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但是南非的荷蘭白人教會歸正會卻頑固支持種族隔離，甚至對荷蘭本土歸正會的反種族主義態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門戶，斷絕了與後者的關係。
在後來阿非利卡人擺脫英國統治爭取獨立的過程中，以「反殖民主義」來抗拒人權平等等普世價值壓力的做法更是愈演愈烈。1960年2月，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訪問南非，在議會發表了著名演講《變革之風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變種族隔離制度。結果在阿非利卡人中引起強烈憤怒，認為英國人干涉內政，當年10月，阿非利卡人占多數的南非白人投票宣布脫離英聯邦，廢除英國女王象徵性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國。同年另一件「外國人干涉內政」的事件是黑人領袖、非國大主席盧圖利大酋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南非當局又一次大發雷霆，認為這是「西方自由主義者對阿非利卡人有偏見」。
相反，當時的黑人解放運動對英語世界懷有好感，曼德拉曾自稱「親英派」，他說：「英語對阿非利卡人來說是一種外來語言，而對我們則是一種求解放的語言。」1941年羅斯福、丘吉爾這英語世界兩大領袖發表《大西洋憲章》強調普遍人權原則，阿非利卡人對此嗤之以鼻，但非國大則深受鼓舞，並根據《大西洋憲章》的文本發表了《非洲憲章》呼籲給予黑人普遍人權。而南非的英國聖公會更成為黑人基督徒的抗爭基地，產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圖圖等支持黑人解放的精英。
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頑固堅持種族隔離制度的又一個理由是「文化差異論」，他們以此否認普世的人權，主張白人的人權標準不能適用於黑人。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樣要求自由，那就是中了「英國殖民主義」的毒，就是被「西化」了，只有樂於當奴隸，才算保持了他們的「優秀傳統」。南非官方學者宣稱：「如同保持種族-生物特性一樣，保持民族認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權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權」。按照他們的說法，白人喜歡自由，黑人喜歡被奴役，這是他們各自的「文化特徵」，保持這種種族「文化特徵」就是最重要的人權。據說黑人也希望保持和保護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種族隔離有利於保持黑人文化。把黑人與白人分開「各自發展」，他們就可以避免外來影響而實現自己文化的「復興」了。因此南非的各個種族都應該有自己的家園發展其文化，黑人的家園就是「班圖斯坦」。在班圖斯坦實行「自治的部落制度」就可以保持和發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傳統，「發展自己的民族自豪」。因此布爾人掌權之後，就廢除了英治時期的土著人議會，強制「恢復」了傳統的酋長專製為主的「班圖制度」。
對此南非黑人領袖給與斷然的反駁。納爾遜.曼德拉指出：人權是所有種族與民族都必不可少的。「人民要民主，……班圖管理體制是使民主倒退。」
中國是不是也有類似現象呢？而面對外部世界的批評，一些人也與南非布爾人一樣從歷史上受外部欺負的經歷中獲取「正義感」，認為欺負過我們的外國人沒資格批評我們。然而南非民主化的過程已經證明，這樣的邏輯是無法面對歷史潮流的。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