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個億萬富豪都沒攔住：紐約新市長掀起全球....

26個億萬富豪都沒攔住：紐約新市長掀起全球....

　　Club提要：近日，民主社會主義者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市長，成為撬動西方乃至全球政治討論的關鍵事件。其影響已超越美國本土政治博弈，折射出西方左翼在理念、策略與影響力布局上的全新走向，也為理解當代進步主義運動提供了核心樣本。

　　馬姆達尼摒棄空洞口號，聚焦租金凍結、免費公交、兒童保育普及等核心民生議題，以「反通脹、促平等」的具體綱領凝聚選民共識。這種將政治辯論從「身份政治」拉回「飯碗問題」的轉向，不僅在美國引發共鳴，更被歐洲、拉美左翼視為可借鑒的現實路徑，證明以福祉為核心的社會政策能有效動員青年與工人階級。

　　馬姆達尼整合工會、社區志願者與小額捐助者，通過大規模地推，實現投票率新高，其背後是移民群體與工人階級等長期被忽視群體的跨界聯合。這種突破傳統黨派框架的組織模式，打破了少數族裔「同化式生存」的局限，以「經濟正義+文化代表性」構建起包容性政治聯盟，為左翼注入新鮮的社會能量。

　　紐約堪稱「全球資本主義燈塔」，馬姆達尼勝選的象徵意義正在全球漫溢，在歐洲引發左翼歡呼與右翼警惕，在拉美成為意識形態攻防的工具，更激勵了非洲、穆斯林世界的少數群體。但在現實中，左翼仍面臨權力邊界約束、財政可行性爭議與保守派輿論攻擊等多重挑戰，其變革主張需在體制博弈中接受檢驗。

　　馬姆達尼的「紐約實驗」已清晰揭示：當代西方政治將越發「以民生為錨」、「以草根為基」、「以多元為翼」，在打破固有政治正確格局的同時，也面臨著理念落地與體制兼容的深層考驗，而這場變革的走向也將持續影響全球政治生態。

　　一、「民運領袖」當上紐約市長，美國真將迎來左翼浪潮嗎？

　　近日，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2025年紐約市市長競選中獲勝，標誌著美國左翼一場深思熟慮、數據驅動且組織嚴密的「反叛」抵達最終高潮。這場勝利不僅改寫了民主黨人對城市權力的認知，更在全球進步人士群體中引發了對城市治理邊界的重新思考。

　　這位34歲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憑藉一套具體且聚焦的政策承諾踏上競選之路：凍結公寓租金、擴大兒童保育服務、推行城市公交免費政策、設立公有雜貨店，以及向極高收入群體徵稅。

　　為將這些綱領轉化為選票，他整合工會、社區志願者與龐大的小額捐助者群體，構建起堅實的支持網路。競選團隊展開規模浩大的實地動員，敲開數百萬戶家庭的大門——這套「歷史性規模」的地推工作獲媒體廣泛關注。這樣的努力換來了豐厚回報：他在布魯克林、皇後區等核心區域斬獲壓倒性多數票，更推動投票率創下1969年以來的新高——超過兩百萬紐約人參與投票。

　　草根動員、1199SEIU等工會支持，再加上伯尼·桑德斯、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進步派名人背書，與政策綱領形成合力。最終，馬姆達尼以51%的得票率勝出，擊敗前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成為紐約市首位穆斯林市長及數十年來最年輕的領導人。

　　即便在美國左翼陣營中，馬姆達尼的政策主張與政治風格也頗具突破性。他摒棄象徵性姿態，聚焦價格管控與反通脹：凍結租金、由市政府運營雜貨店平抑食品價格，還計劃向收入最高1%人群及企業加稅，為普及兒童保育服務籌資。他借鑒了特朗普式的競選風格，表現得更像運動領袖而非技術官僚。他將勝利視為結構性變革的授權，曾向支持者宣告「未來掌握在我們手中」，強調市政府應主動作為而非被動管理。這種務實與激昂兼具的風格，精準吸引了受通脹壓迫、對老牌政客失望的選民。

　　這場地方選舉也因上述特質獲得全國關注，成為進步民粹主義與建制派治理模式的試金石。不過，預判馬姆達尼的施政前景，需先釐清紐約市長的權力邊界。

　　根據紐約市憲章，市長擁有巨大實權：提出每年1000億至1300億美元的市政預算、任命各局負責人、掌控數十個機構運作，還能任命決定租金漲幅的租金指導委員會成員——這些正是他誓言要動用的關鍵槓桿。此外，市長還擁有法案否決權和緊急處置權。然而，馬姆達尼也面臨多重掣肘：紐約州政府保留地方自治審批權，可否決城市立法；州長與州議會掌控稅收權力，能限制政策推行；市議會的人事確認權、法律訴訟及法院裁決，都可能削弱行政主動權。簡言之，新市長可調整行政優先順序和預算分配，但增稅、全州性監管改革等重大變革，必須與州政府、市議會或選民達成共識。

　　隨著中期選舉臨近，馬姆達尼的勝選在美國兩黨內部引發截然不同的反應，民主黨內部的態度尤為複雜。全國黨組織及建制派表面表示讚揚，稱其印證了「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議題的號召力，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更將其視為「聚焦民生即可獲勝」的範例。但溫和派及黨內元老卻公開與他保持距離，不認可其過往部分激進言論。進步派核心則盛讚其變革意義，視之為提升投票率的典範；建制派媒體和評論家則呼籲謹慎，警告他可能成為民主黨在郊區選區的「負資產」，並成為共和黨2026年選舉的攻擊靶心。紐約市內的反應同樣分化：部分猶太社區領袖心存顧慮，工會領袖與租戶倡導者卻歡呼雀躍。

　　無論如何，民主黨內正經歷類似特朗普10年前「異軍突起」時共和黨面臨的衝擊，黨內核心仍保守且分化。在後續選舉中，民主黨人會有意識地借鑒馬姆達尼的民生議題設置和組織經驗，但會在意識形態和敘事策略上與之保持距離。換言之，媒體此前炒作的「左翼風暴」尚未真正掀起，而共和黨及保守派媒體則更敢於發起直接攻擊：他們將馬姆達尼塑造成攻擊模板，刻意渲染其「激進、財政魯莽且存在文化風險」的形象，藉此繼續將民主黨描繪成「偏離主流」的政黨。可預見的是，兩黨圍繞這一敘事的博弈將成為2026年中期選舉的重要工具，用以爭奪中間選民。

　　馬姆達尼的勝選顯然具有巨大象徵意義，但能否帶來實質性改變，取決於未來12個月的治理考驗：他究竟會以現有約束下的務實再分配者身份執政，還是堅持做尋求通過法律和預算槓桿實現結構性目標的運動型市長？無論選擇哪條路徑，他與州政府官員、商業團體和聯邦機構的摩擦都已註定。首階段考驗將出現在明年初的預算季，以及任何試圖實施租金凍結的法律鬥爭中。這些關鍵節點，也將衡量馬姆達尼的勝利究竟是一個短暫的選舉轉折點，還是一場具有全國性反響的城市治理實驗。

　　▲ 今年7月，馬姆達尼曾在華盛頓與民主黨議員舉行了一場私人會議，分享了他意外獲勝的競選策略和經驗教訓。與會者（多為黨內左翼人士，包括組織該活動的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讚揚了馬姆達尼專註於生活成本痛點的經濟信息、「生動自然」的有效溝通策略以及在數字媒體和基層組織方面的成功經驗。在民主黨尋找 2026 年中期選舉獲勝策略之際，許多人認為馬姆達尼的案例證明，應將重點放在民生經濟議題上，而非文化戰爭議題。來源：Politco

　　二、一場勝選，兩種解讀：歐洲中間派找到新出路？

　　在歐洲觀察家看來，馬姆達尼的勝選背後代表著新一輪意識形態博弈。紐約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燈塔」，其政治動向向來具有世界性輻射力。

　　歐洲進步力量對這場勝利滿懷熱忱，馬姆達尼提出的凍結租金、推行免費公交、普及兒童保育及向百萬富翁加稅等競選綱領，讓他們看到：大膽的社會導向型政策完全能有效動員青年與工人階級選民。

　　歐洲左翼政黨的反應尤為熱烈，紛紛將馬姆達尼的勝果與本土「反法西斯主義」、抵制保守主義的鬥爭相聯繫。德國左翼黨（Die Linke）議員Nicole Gohlke直言，這一結果證明「以團結為核心的社會理念，即便在資本主義心臟地帶也能成功」；英國綠黨領袖Zack Polanski則感慨這是「希望戰勝仇恨」的明證，「馬姆達尼關於解決全球不平等的主張在世界各處都能引發共鳴」。

　　法國極左翼的態度更顯激進，「不屈法國」（France Insoumise）政黨成員明確表示，馬姆達尼的勝利印證了：唯有採取毫不妥協的「決裂」姿態、徹底打破現狀，才能擊敗極右翼勢力。法國綠黨領袖Marine Tondelier也坦言，這場勝利「是難以置信的希望源泉，給左翼陣營注入了強大動力」，被法國左翼人士盛讚為一股「希望之風」。

　　南歐國家的左翼力量，則將馬姆達尼視為可直接借鑒的典範。西班牙前首相、社會民主黨人薩帕特羅（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公開呼籲「選出更多像紐約市長這樣的領導者」，稱讚其競選「兼具進步性與感召力」；西班牙「我們能」黨（Podemos）領導人對這位移民出身、穆斯林身份的社會主義者尤為推崇，認為他「為爭取體面住房、推動公共服務去私有化而奮鬥」的姿態，預示著「一個強大且勇敢的左翼」足以阻擋右翼浪潮。義大利民主黨領袖Elly Schlein也對其「反對高生活成本的鮮明立場」，以及「動員十萬名志願者對抗不平等」的行動力讚不絕口。

　　即便歐洲立場溫和的中左翼群體，也承認這場勝利的重要意義，至少是對特朗普「倒行逆施」的有力抗爭。比利時社會黨領袖Paul Magnette將馬姆達尼視為抵抗特朗普議程的「象徵人物」，肯定其對「社會正義、可負擔住房與普及兒童保育」的聚焦。《南德意志報》更評論稱，馬姆達尼的崛起具有全球性意義，是「對特朗普所代表的不公的直接回應」，為歐洲的變革訴求點燃了希望。

　　除理念認同外，歐洲進步力量更從馬姆達尼的勝選中提煉出關鍵戰術經驗：將政治辯論焦點從身份議題，轉移到最基礎的生活成本問題——即「飯碗問題」上。同時，依託強大的草根組織、善用社交媒體提升親和力，並與年輕、多元文化背景的選民群體建立有效溝通，以此大幅提升投票率。

　　與左翼的歡呼形成鮮明對比，歐洲右翼領導人和保守派媒體對馬姆達尼的勝利充滿警惕與質疑，批評主要集中在文化認同與財政風險兩大維度。文化層面，歐洲極右翼與保守派政客刻意放大馬姆達尼的穆斯林背景和社會主義身份，藉此渲染文化焦慮與安全恐慌。

　　法國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領袖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公開嘲諷馬姆達尼，暗示其「首先是穆斯林，其次才是社會主義者」的自我定位，正是「大替代」（Grand Remplacement）移民議程的具體體現；另一位右翼領袖澤穆爾（Eric Zemmour）更警告，法國或許很快會在巴黎迎來自己的馬姆達尼。義大利右翼聯盟領袖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體上言辭激烈，給馬姆達尼貼上「紐約首位伊斯蘭市長」「社會主義者、親巴勒斯坦、支持性別平權」等標籤，直言這並非進步，而是西方世界「文化投降」的表現；義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所屬政黨的議員Licia Ronzulli則嘲諷馬姆達尼只會許諾福利，毫無預算管理意識。

　　西班牙保守派人民黨（PP）發言人Carlos Díaz-Pache的批評更為直接，稱馬姆達尼「立場公然左傾，違背了讓美國走向強大的核心價值觀」。政策層面，保守派媒體普遍將免費公共交通、租金凍結等舉措斥為「烏托邦式幻想」，甚至扣上「共產主義激進主張」的帽子，認為其完全不具備可行性。他們還強調，紐約的情況是「城市特有的個案」，其政治邏輯難以適用於以國家層面政治為主導的歐洲，不會對歐洲選民產生實質影響。

　　儘管意識形態對立尖銳，但歐洲各界對馬姆達尼勝利的持續關注，本質上源於紐約的全球地位及其面臨問題的普遍性。眾多分析指出，紐約遭遇的住房成本高企、社會不平等加劇、通脹壓力攀升等困境，與歐洲各大都市現狀高度契合，「德國民眾對高租金、高物價的抱怨，與紐約市民的訴求如出一轍」。

　　也有分析將馬姆達尼同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做類比：兩人同為左傾穆斯林，領導著全球主要城市，且都是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的攻擊目標及特朗普等保守派人物的批評對象；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期間，兩人都努力與猶太社區建立聯繫。但二者政治背景存在顯著差異：55歲的汗是更偏向體制內的中左翼政治家，成長於公屋，曾任職議會，出身巴基斯坦裔移民工薪家庭；34歲的馬姆達尼則是民主社會主義「局外人」，出身更優越（父親是人類學家，母親是電影製作人），其勝利由草根、青年驅動的競選活動推動。

　　此外，儘管兩位市長管理的城市都面臨犯罪率與高生活成本的擔憂，但權力範圍不同：紐約市長權力遠大於倫敦市長，後者需與該市32個行政區共享權力。倫敦市長汗的成功連任對馬姆達尼亦有啟示：汗的多次勝選證明，在大型國際都市中，進步、多元文化的願景能戰勝本土主義和分裂言論；堅持大膽政策（如倫敦超低排放區）即便引發爭議，也能贏得選民支持。但汗雖連任成功，仍未能完全實現住房建設等雄心勃勃的目標。

　　因此，歐洲各界普遍承認，馬姆達尼的勝利象徵意義遠大於政策借鑒價值。對左翼而言，他們期待這一勝利能為遭遇保守主義逆流的本土力量「注入動力」；對右翼來說，他們刻意將其描繪成「無法複製的城市特例」，藉此向選民警示「引入社會主義的風險」。歸根結底，歐洲對馬姆達尼的高度關注，折射出全球政治中不平等、民生困境與進步民粹主義三大議題的深度交織，其「紐約實驗」也將持續影響歐洲政治風向。

　　▲European Policy Centre評論文章指出，馬姆達尼的勝選為歐洲提供了兩大重要啟示：第一，「可負擔性」已成為決定選舉勝敗的核心政治議題，馬姆達尼專註於租金凍結、免費公交和市政雜貨店等民生議程，直接回應了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存在的住房危機、通貨膨脹和不平等問題；這證明了通過直接解決經濟困境，可以成功動員年輕選民，避免他們轉向極右翼尋求解決方案。第二，「中間政治地帶」持續失勢，馬姆達尼的勝利（以及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德國左翼黨、法國不屈服的法國等左翼力量的崛起）表明歐洲的政治重組不僅由極右翼驅動，也由日益增長的極左翼推動；這迫使中間黨派必須選擇與「極端」政黨結盟才能執政，因此，對於歐洲的所謂「親民主」力量而言，為政治生存計，解決可負擔性問題已是當務之急，而在這一鬥爭中，主張財富再分配的極左翼民主力量可能比極右翼更值得成為盟友。圖源：Le Monde

　　三、美國的地方選舉，如何掀起拉美政治大辯論？

　　在美國本土外，拉美或許是對馬姆達尼勝選反響最強烈的地區。相關新聞持續佔據各大媒體頭版與社論版面，總統、政黨領袖及媒體機構紛紛發聲。要知道，他們平日極少持續關注格蘭德河以北的地方選舉。

　　核心原因在於紐約的特殊地位：它是全球金融、移民與多元文化的標桿，更是數百萬拉丁美洲僑民的聚居地。對該地區政治階層而言，這位35歲、擁有烏干達-印度血統的穆斯林民主社會主義者勝選，極具象徵意義，直接觸及西半球經濟核心區中多樣性、社會不平等及進步治理可行性的深層辯論。

　　拉丁美洲左翼是反應最迅速且熱烈的群體，他們一致將馬姆達尼的勝利，視為「包容性、再分配導向理念即便在資本主義核心地帶也能成功」的有力證明。官方層面迅速給予肯定並進行類比。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Gustavo Petro）稱其為「全球進步政治復興的信號」，並將馬姆達尼的施政綱領與自己過去提出的「人性化波哥大」（Bogotá Humana）倡議相關聯；委內瑞拉官方媒體拉美通訊社（TeleSUR）盛讚其民生政策是「八十年來應對生活成本危機最具雄心的方案」。墨西哥總統申鮑姆（Claudia Sheinbaum）作為首批回應者，稱結果「極具啟發意義」，強調「各民族有權選擇自身發展道路」。這種克制態度，源於紐約擁有墨西哥本土外最大的僑民社區。

　　左翼媒體的慶祝更顯狂熱，深度闡釋勝選的象徵意義。巴西新聞網站Brasil247以《世界本應如此》為標題推出專欄，盛讚馬姆達尼證明「共情政治可在新自由主義堡壘勝出」，並聚焦其「穆斯林、社會主義者、移民」的多元身份及反伊斯蘭恐懼症的立場。阿根廷Página12則將勝選定性為「對精英階層的挑戰」與「社區力量的勝利」。在左翼語境中，馬姆達尼治理下的紐約，已然成為拉丁美洲進步派心中「多元包容、對抗右翼民族主義」的理想城市隱喻。

　　不過，左翼內部也存在審慎質疑，為歡呼注入理性。阿根廷《拉丁美洲摘要》（Resumen Latinoamericano）等媒體指出，馬姆達尼的言論雖鼓舞人心，但受結構性約束。墨西哥歷史學家Christian Nader更直言，美國民主黨常塑造「有魅力的多元身份象徵人物」，卻難以觸及深層權力變革。其他派別則警示政策可行性：民生承諾依賴脆弱的市政財政及複雜的層級博弈。布宜諾斯艾利斯、聖地亞哥的評論員以拉丁美洲先例提醒，不少左翼市長因緊縮政策、官僚束縛或資本外逃而難以兌現承諾。他們的結論是「警惕而非犬儒」：勝選揭示了可能性，但公平的落地遠比投票支持更艱難。

　　拉丁美洲保守派將勝選視為「警示故事」，反彈強烈。阿根廷總統米萊（JavierMilei）陣營的評論員在社交網路大肆嘲諷，將馬姆達尼貼上「承諾免費福利的共產主義者」標籤，甚至惡意關聯伊斯蘭極端主義；極右翼網站Bardeo稱選舉是「左翼逐夢、右翼憂亡的鏡像」。智利、巴西保守派聚焦經濟風險：智利議員嘲諷馬姆達尼是「加強版智利總統博里奇」，並藉此抨擊本國福利政策；巴西媒體Gazetado Povo警告其增稅計劃可能引發「世界金融之都的資本外逃」。

　　在兩極之間，中間派聲音相對較少。這場「美國選舉」則被迅速工具化於本土政治鬥爭：智利、阿根廷將其用作黨派攻防的武器；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則將其納入「意識形態親緣」敘事。各國都在從自身政治焦慮出發，試圖掌控解讀這一選舉結果的話語權。這種差異清晰勾勒出區域政治版圖：中左翼執政的哥倫比亞、墨西哥、委內瑞拉以慶祝為主；巴西態度分化；保守派執政的阿根廷、智利則將其用作攻擊本土左翼的工具。

　　那麼，馬姆達尼掀起的新一輪意識形態辯論，能否改變拉丁美洲的政治軌跡？首先，象徵意義不可忽視。拉美的進步派評論員，均將其視為「城市進步浪潮」的一部分——大型多元城市以包容性政策對抗國家層面的保守主義。他們指出，倫敦市長薩迪克・汗、聖地亞哥市長Irací Hassler等進步派市長已形成實踐網路，馬姆達尼的加入放大了「城市作為社會民主實驗場」的理念。但總體來看，直接影響有限。該地區選舉更多受制於通脹、犯罪、腐敗等本土問題，而非對遠隔千里的市長的意識形態認同。

　　本質上，拉丁美洲的高度關注更折射出自身發展模式的困境，也凸顯出美式資本主義對該地區仍保有巨大的「燈塔效應」——當一位社會主義者在此勝選，徹底動搖了對「資本主義」的固有認知。在這個厭倦不平等卻警惕劇變的地區，馬姆達尼的崛起體現了21世紀拉美左翼的夢想：包容與再分配需在複雜的城市治理中驗證，而非停留在宣言層面。

　　顯然，拉丁美洲將持續關注紐約市長的「治理試驗」。他們不再期待從海外獲得救贖，但仍能從中聽到自身那場「關於希望、恐懼與更公平城市生活承諾」的未竟之戰的迴響。

　　▲ Brasil247最新評論文章認為，馬姆達尼所代表的租金凍結、公共交通零票價和市政補貼託兒所/市場等收入再分配政策，預示著一種新的國際進步主義旗幟正在升起，並為巴西總統盧拉和勞工黨（PT）在 2026 年的議程提供了參考。這種「新議程」的實現，核心在於必須打破以「通脹是貨幣現象」為基礎的正統貨幣體系，轉而採用馬姆達尼等左翼民主黨人支持的「現代貨幣理論」（MMT）。MMT 主張主權國家發行自己的貨幣，在不借外幣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無限制的貨幣發行來維持低利率，為社會投資提供資金，從而使稅收系統轉變為監管工具而非收入來源。文章進一步指出，MMT 代表了工人階級反抗新自由主義貨幣正統、擺脫薪資陷阱的「新版階級鬥爭」，並指出中國等國的成功正是得益於這種與投機投資者脫鉤的低利率和國家主導的經濟組織模式；馬姆達尼的勝利也標誌著美國新秩序的崛起，為巴西等受「殖民食利主義」剝削的邊緣國家指明了通過放棄失敗的貨幣理論來實現經濟解放的道路。圖源：巴西勞工黨領袖Lindbergh Farias在X上關於馬姆達尼勝選的評論。

　　四、少數群體聯盟的全球迴響：超越身份政治正確，重回真實議題導向

　　在馬姆達尼的整個政治生涯中，關於其穆斯林信仰和少數族裔身份的討論從未斷絕。因此，他的勝選也給非洲大陸、穆斯林世界以及全球移民群體帶來了巨大激勵。

　　在非洲，馬姆達尼的成功再次被詮釋為「移民勝利」與「另類美國夢」的生動註腳。其故土烏干達的反響尤為強烈。坎帕拉《每日監測報》（Daily Monitor）對此連續報道：一個「印裔烏干達家庭的兒子」能登上如此高位，所有烏干達人「理應感到振奮」，更將這場勝利視為「給對政治疏離的非洲青年上的一堂公民課」。媒體紛紛熱議，這一成就極大鼓舞了年輕一代——它證明非洲人在海外同樣能突破局限、取得卓越成功，也再次印證了「美國是勇敢者的機遇之地」。

　　對美國境內的非洲移民及散居群體而言，這場勝利更帶來了強烈的集體賦權感。馬姆達尼與索馬利亞裔美國人Ilhan Omar等政治人物的崛起，標誌著民主黨內「新工人階級移民政治」的興起。數百萬非洲裔移民與非裔美國人從這些領導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們親身經歷過債務重壓、社會不公與移民困境，更能共情底層訴求。

　　馬姆達尼的成長軌跡更成為榜樣力量的絕佳詮釋。他在烏干達的導師們自豪地回憶，這位曾在坎帕拉報社實習的年輕人，正是通過深耕住房與勞工權益等草根領域，一步步走向紐約市長的職位。與烏干達本土自上而下的政治生態不同，他的崛起證明了「基層實幹能鑄就榜樣力量」。更多媒體則借題發揮：美國人能選出馬姆達尼這樣的政治新人，許多非洲國家卻因固化的政治壁壘，讓變革舉步維艱。

　　許多穆斯林主流媒體也將這場勝利奉為歷史性突破。半島電視台阿拉伯語頻道特彆強調，這位「公開支持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以壓倒性優勢勝選，是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鼓舞。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AIR）評價，這一結果是「對伊斯蘭恐懼症和反巴勒斯坦種族主義的歷史性駁斥」；穆斯林裔美國國會議員Rashida Tlaib等紛紛表態，稱其勝利是對「反穆斯林仇恨的有力回擊」。

　　馬姆達尼的崛起的確打破了長期存在的刻板印象。他的案例顛覆了「好穆斯林/壞穆斯林」的陳舊敘事——既不刻意標榜世俗化，也不依附神權標籤，這種多元身份讓那些曾誹謗他為「聖戰分子」的美國反對者不攻自破。穆斯林世界普遍注意到，馬姆達尼加入了倫敦市長薩迪克・汗等「西方國家穆斯林領導人」的行列，期待他們能切實推動反伊斯蘭恐懼症與社會平等議題。

　　爭議同樣如影隨形。馬姆達尼對以色列政策的尖銳批評，引發了強烈反彈。一位以色列極右翼部長宣稱這場勝利是「反猶太主義戰勝常識」，甚至呼籲紐約猶太人移民以色列。此外，部分與以色列或印度教民族主義結盟的群體——尤其是印裔美國人中的一些印度教團體，對馬姆達尼過往言論表達了強烈質疑與不滿。

　　超越區域視角，馬姆達尼的勝選更凸顯了一個核心趨勢：新的種族與宗教力量正重塑西方政治格局，少數族裔正以自身邏輯改寫遊戲規則。他的當選本身就是對傳統黨派界限的顛覆。紐約人選擇了一位「棕色皮膚、穆斯林身份、移民背景的千禧一代」，其施政綱領將進步主義經濟主張與公開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相結合，這種組合徹底打破了西方政壇的固有框架。結果也很明確，紐約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從未出現過如此強勁的「選票浪潮」，馬姆達尼以「希望」為核心的競選口號，完勝「恐懼、壓迫與仇恨的政治」。

　　▲馬姆達尼與烏干達淵源深厚，他1991年出生於烏干達坎帕拉，父親是曾在烏干達頂尖高校任教的知名學者，雖童年離開烏干達但定期返回，2025年7月還在烏干達舉辦婚禮，且雖不精通當地盧干達語卻能理解並珍視本土背景，2007年他還曾在父親安排下以實習生身份在烏干達《每日監測報》工作，當時的導師們對其年少時的好奇心與志向印象深刻。2025年11月他當選紐約市裔市長后，烏干達各界反應積極，曾指導他的媒體人士為其雄心所激勵，認為他是烏干達乃至非洲年輕人的榜樣，烏干達民眾也為本土相關人才在國際舞台的成就感到自豪。然而，大量分析也感慨其成功「體現了美國的機遇」，同時指出這種路徑在烏干達難以複製。圖源：Sunday Times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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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馬姆達尼、奧馬爾、特萊布等少數族裔領導人在西方的崛起，關鍵正是在於他們拒絕「同化式生存」，而是坦誠直面種族與階級議題。他們憑藉「親身經歷」與移民、非裔美國人等群體建立深度聯結，這種共情力成為政治號召力的核心。馬姆達尼在勝選演說中特别致謝葉門小商店店主、塞內加爾計程車司機等移民群體，出口民調顯示，他的核心支持正是來自「長期被忽視的工人階級與移民社區」，而這種跨界聯盟正變得愈發強大。

　　超越象徵意義和現實制約，在兩極分化的西方政治中，馬姆達尼的勝選雖未帶來「左翼復興」，但至少表明少數族群正以全新方式「入局」：他們不再依附傳統政黨框架，而是超越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以「經濟正義+文化代表性」為核心，構建起以實質議題為導向的新型政治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