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1971年回國，是我人生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楊振寧：1971年回國，是我人生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編者注：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振寧先生，因病於2025年10月18日12時0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本文原發於2009年1月16日。

　　陳曉楠：剛剛過去的2008年歲末，我們攝製組有幸和楊振寧先生相約，在他清華園裡的歸根居里拜訪了他。其實之前我們就知道，能夠得到採訪楊振寧先生的機會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兒，因為楊老實在是太忙了。在2004年秋季，楊振寧教授親自帶了一學期大一的新生課，當時反響非常熱烈。而前不久呢，他完成了他最新的作品集《曙光集》。現在他也還是每天要去清華研究中心上半天的班。一個八十六歲高齡的老人，他的精力、他的活力真的不亞於任何的年輕人。在楊先生高大寬敞的客廳里，我們坐下來聊了整整三個小時，而整個採訪中楊老他的思維之敏捷、記憶之清晰、言談舉止間的生動與活力，真的讓我們這些年輕人也不得不嘆服。在楊振寧先生徐徐的講述當中，我們感受著他波瀾壯闊的人生。

　　如果沒有學術活動，這位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大師每天都會走在清華園這條路上。這是一條從家通向辦公室的路，也是一條他在心裡夢回了千百次的路。

　　1971年的乒乓外交，讓敵對了二十年的中美關係以民間交往的方式，邁出了戰略性的一步。這一年也成為楊振寧人生里的重要轉折。

　　陳曉楠：在1971年的時候，當時您是感觸到了一些什麼樣的跡象讓您動了要回國的念頭？

　　楊振寧：在71年的時候最重要對於我有大影響的是乒乓外交。然後又過了不少時候呢，《紐約時報》登了很小的消息。說是在那個以前呢，美國人的護照上有一項是說這個護照在底下這些國家不能用，其中一個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記得有四個國家。突然報紙上登了一個小消息，說是那個不可以用的那個國家的名單裡頭，中華人民共和國取消掉了。那麼這個很顯然我能看出來，那麼點小的消息您都看到了。很小的一個消息，我注意到了。所以我就知道啊，這是現在有文章在裡頭。

　　正是這種敏銳使1971年成為楊振寧人生里的重要轉折。他立即計劃重回故土，成為中美冷戰期間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科學家。這也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美的外交前途鋪陳出濃重的一筆。而楊振寧之所以做出了這樣在當時看來很大膽的舉動，則緣於一種糾纏於內心深處多年的中國情結。

　　1945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中華大地上到處是歡慶勝利的喜悅。也就是在這一年，楊振寧在昆明西南聯大讀完了碩士學位，並順利通過了清華的留美考試，即將遠渡重洋去美國求學。

　　陳曉楠：當時您對自己的未來跟前途是怎麼看的呢？

　　楊振寧：我非常自然的一條路呢，就是像我父親他們那一輩，他們都是基本是百分之百的念完博士學位，或者念完博士學位做了一兩年博士后以後，都回到中國來，變成了教授。所以當時我自己感覺，我的父母，我的老師都覺得楊振寧將來的前途呢就是他出去留學，再回來做教授。

　　陳曉楠：1945年的時候，離開家鄉的時候，當時離別的時候是個什麼樣的情形？

　　楊振寧：只知道當天要飛到第一站到印度。那麼我還記得很清楚，家裡頭收拾行李什麼的都是我母親管。她不講話她就把行李什麼的都整理好。我記得很清楚大家都沒有流眼淚，大家都是很緊張。然後就送我到門口。可是只是我父親一個人跟我坐了兩輛，昆明那時候沒有公共汽車也沒有電車，只有人力車，所以叫了兩輛人力車，我跟我父親就到了那個公共汽車站。我就上了這個公共汽車。然後我就看見我父親就被人擠到後頭去了，就看不見了。然後在裡頭跟同學講起話來，差不多搞了一個鐘頭。我那時候就看不見我父親了，突然我旁邊那個美國人，跟我說你父親在那兒，我回頭一看呢，他擠到前頭來了。那麼他這個我父親瘦瘦的一個人站在那兒，我才知道他已經在那兒等了一個鐘頭了，所以一下子把我憋下來的一個早上的感情呢就一下子爆發出來了。

　　抗戰八年，幾度流離失所的親人；西南聯大里，情誼深厚的老師和同學；還有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國家，為了追求科學，只能短暫的離別，然而這只是一場短暫的離別嗎？

　　陳曉楠：那個時候沒有想到再回來是二十多年之後了？

　　楊振寧：是。在我做博士后的時候呢，朝鮮戰爭發生了。朝鮮戰爭一發生呢，美國的總統杜魯門呢就有一個法令出來，說是在美國，中國血統得到理工博士學位的人，不準回國。他這個道理呢是因為覺得理工的人，回去也許幫中國有武器製造什麼這一類的。所以像我這一代的人在那兒，多半的人這些留學生都滯留在美國。

　　想起家鄉，想起家人，楊振寧總會哼起一首歌。一首父親教的歌。

　　楊振寧：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長江大河，亞洲之東，峨峨崑崙，翼翼長城，天府之國，取多用宏，黃帝之胄神明種。這個歌的調子跟它這個字，我想是一代的青年人受到很多影響的。

　　陳曉楠：那個時候在美國華人作為一個學者來講在日常生活和社會當中能感受到歧視嗎？還是非常平等？

　　楊振寧：我當時要想買一個房子，就是五十年代，後來我已經交了定錢。後來那個蓋房子的人說是他要退這個定錢給我，為什麼緣故呢？他說周圍有些別人來看房子，聽說有個中國人買了個房子在那兒，他們就不願意買周圍的房子，這當對他的影響很大。我當時氣得不得了，找了一個律師，說是要打官司，那個律師說這個官司你打不贏的。因為沒有一個這個地皮當初的地契裡頭，沒有一項說是不可以有種族的歧視。所以他說這個打不贏。

　　不過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楊振寧並沒有受到歧視。他追隨二十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為師，進了芝加哥大學。博士研究生畢業以後，楊振寧來到了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工作。這裡是舉世認同的理論物理和數學方面的最高學府之一。楊振寧是這裡的第一位華人教授。

　　楊振寧：我的辦公室在這個樓裡頭，就是在那個樓上的最左邊的那個。

　　事業順利，愛情也不期而至。1950年，楊振寧遇到在美國讀書的杜致禮小姐，兩人一見傾心，不久就成家安頓了下來。在學術研究方面，這一時期成為楊振寧最為黃金的時期。1956年，他與李政道合作，摘取了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一年，全世界的華人都將目光投向了只有三十五歲的楊振寧。

　　媒體大幅報道后，很多人發電報向楊振寧祝賀。不單學術領域，還有唐人街做生意的華人。一個科學領域的年輕人做出的成績，讓全世界的華人揚眉吐氣。

　　陳曉楠：要在這個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上做一番講話，就是要發言，在這之前您是怎麼想應該在這個時候說什麼？

　　楊振寧：在拿獎的當天呢，晚上有一個很大的宴會。那個宴會有好幾千人，國王跟王後主持的。在那個宴會裡頭，每一個得獎的人要給一個簡短的演講，十分鐘的樣子。所以我預先就想了一下子要講的那些。我想現在看那個時候我的演講呢，也反映我當時的整個的心態。

　　楊振寧演講：我是拿到庚子賠款這個獎金出國的，我深深知道我是一個東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共同的產物。我一方面為我的中國血統和背景而自豪，一方面將奉獻我的工作給起源於西方的現代科學，它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

　　陳曉楠：楊振寧在頒獎晚會上的演講透露了他在國籍身份上的矛盾心裡。他在踏足美國十九年之後，才正式加入美國籍。而這個消息他其實很久都沒有告訴自己的父親。這其間，楊振寧情感上的矛盾與糾纏，恐怕是外人無法理解的。

　　楊振寧：對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成長的人，作這樣的決定尤其不容易。我知道，父親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這張照片1935年拍攝於清華園西院的一個四合院。因為父親楊武之當年在清華大學任教，楊振寧在這裡度過了八年的快樂時光。

　　楊振寧：這裡面現在住著幾家人？五家？我來看過這個地方。我七十年以前就住在這兒。那個時候只有一家。

　　陳曉楠：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氣氛呢？在清華裡面。

　　楊振寧：我記得那個時候，因為清華園有一個圍牆，我們都住在圍牆裡頭。是一個學術空氣很濃厚的一個環境裡頭。可是有時候我們幾個小孩組織探險隊。上哪探險去？走到外面去，走到什麼地方呢，就是現在的圓明園，結果我們到那以後才發現，那有些鄉下人在種田，那個時候圓明園裡頭有些田地，被些鄉下人種了。我們到那個鄉下人家裡頭去看一看的話，才了解到當時的這個貧困的狀態，我記得我頭一次看見的時候，在我身上起了一個震蕩。

　　在清華園小小天地里，楊振寧對和科學有關的東西，有著一種痴迷。

　　熊秉明：我們養過的東西就是螞蟻和蠶。

　　楊振寧：我還記得我有一回做了個實驗，就是逮了幾個蝌蚪來，然後每一個放在一個碗裡頭，然後用不同份量的鹽，我給它放在裡頭。要看鹽到多少了以後呢，這個蝌蚪就長不大，其結果呢我那個鹽都放得太多，所有的都死光了。

　　陳曉楠：我聽說您小時候有個外號叫「科學頭」是嗎？

　　楊振寧：這是一個名詞，不過最常有的外號是叫大頭。因為我那時候頭是比較大，脖子又比較細。

　　陳曉楠：那時候您在數學或者在理科方面的天分很明顯嗎？就是在周圍人看起來？

　　楊振寧：有一本叫做《神秘的宇宙》。我看了以後非常嚮往。因為它那上面是用通俗的語言，講二十世紀初年物理學的大革命，相對論、量子力學。我看了以後當然神往，所以我這個事情我們家裡都記得，我想我大概是初中二年級，回來就講給我父親母親，說是這個簡直是非常之妙的東西，我說我將來也要搞到這裡頭去，要得到諾貝爾獎。

　　這雖然是楊振寧童年時的一句戲言，但父親楊武之對他在數學上表現出來的天賦早有察覺，在一張老照片的背面，楊武之曾寫下「振寧似有異稟」的題字。

　　陳曉楠：那時候您的父親他在對您的教育方面是一個什麼樣的風格呢？

　　楊振寧：他很快就發現了我這個數學方面東西懂得很多。不過他做了一個我從後來看起來呢，是非常正確非常聰明的一個決策。他不因為這樣子，他就讓我多學數學，中學二年級念完了以後的夏天，他就找了一個清華歷史系的高材生，就在我父親的辦公室裡頭，他就教我《孟子》。

　　陳曉楠：當楊振寧在清華園裡讀著《孟子》的時候，院牆外面連年的戰亂其實一刻也沒有停過。1933年初，日軍佔領承德，威脅北平天津。激戰的槍炮聲不絕於耳，這也刺破了清華園的寧靜。

　　陳曉楠：您自己第一次聽到槍聲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楊振寧：我那時候還在小學。我住在西苑裡頭，有一天半夜裡頭，我父親從他的卧室裡頭跑過來，把我叫起來，把我帶到他跟我母親的卧室裡頭，還有我弟弟他們。那時候弟弟是個很小的孩子，都聚在一個屋子裡頭。然後我聽我父親跟我母親講話，我才懂。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聽見有人從大門口進來，到了廚房裡頭，當時就覺得這可能是日本兵來了。覺得進了這個四合院，那是一個小的四合院，進來了，可是又不知道怎麼辦法。所以就把全家人聚在一間屋子裡頭。我想這樣子待了當時覺得是那簡直是很長的時候，我想其實不過20分鐘，後來我父親跟我母親覺得恐怕聽錯了。然後我父親就去看，回來說是沒有人。大門也沒有被人打開。

　　很快，北平淪陷。身處華北的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被迫南遷，三校合併在長沙成立了臨時大學。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把一家安頓到合肥老家弟弟那裡，只身前往長沙任教。這個時候，楊振寧已經開始讀高中二年級。然而上了不到兩個月課，日本人的轟炸又來了。惶恐不安的一家人臨時逃到了一艘民船上逃難。

　　楊振寧：我媽媽就把他們的棉襖拿來拆開，縫一些「袁大頭」在裡頭。然後縫一張紙在上面，說是這個小孩名字叫什麼，是楊武之的孩子。你如果找著這個孩子的話，請你跟這個昆明西南聯大楊武之教授接觸。隨時準備要散到各個地方去了。

　　1937年底，南京淪陷。父親楊武之所在的長沙臨時大學，被迫遷往昆明。楊振寧一家人跟隨父親舉家南遷。路上先要經過漢口到香港，然後再坐船到越南，幾經輾轉才到達昆明。到達昆明半年後，楊振寧就從高二直接報考了剛遷來不久的西南聯合大學。在兩萬餘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二，被西南聯大化學系錄取。

　　楊振寧：因為我父親覺得我不宜念數學。他覺得數學太抽象與國計民生沒有關係。

　　陳曉楠：他很希望你能學一些很具體的東西，馬上能夠用在國家。

　　楊振寧：對，我沒念過物理，可是因為要考大學的話，必須要考。物理也是一個考試的科目，所以我就借了一本《高中物理學》，自修。自修了一個月，這個月一修以後呢，我覺得這個物理比化學還要有意思，所以我錄取了以後是化學系的學生。我一錄取以後我立刻就去找化學系跟物理系的老師。說我想要改。

　　西南聯大當時雲集了國內一流的學者。其中物理系就有周培源、吳大猷、張文裕等學界領軍人物。楊振寧在這裡的學習，為日後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那一時期，精神生活是富足的，而物質條件卻極度匱乏。

　　陳曉楠：後來您到了西南聯大，當時在西南聯大求學的過程當中，其實物質條件也是非常差的是吧？

　　楊振寧：廚房他們抬一個大桶，很大。有這麼大一個大木頭桶裡頭裝滿了飯。抬來了以後我們很快就都學會了，第一碗飯不能盛得很滿。你第一碗飯盛得很滿，你吃完第一碗飯再去盛第二碗飯，就已經沒有飯了。所以第一碗飯只盛半碗，盛半碗以後，第二碗再弄得很多。而且飯裡頭常常有小石子，還有麩皮沒有弄好的。

　　陳曉楠：物質的匱乏其實還不算什麼，日軍飛機的轟炸讓西南聯大的不少師生都經歷了九死一生的險惡遭遇。就是這樣，楊振寧完成了大學和研究生的課業，而也正是在這裡，好學的心被多名導師滋養，讓楊振寧發現了物理領域的神奇與美妙。

　　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陷入高度緊張，敵對的情緒讓不少身在美國的華人，迫不得已和家人斷絕了關係。然而楊振寧對家人卻表現了不同的態度。

　　楊振寧：我的態度是覺得，我跟我父母兄弟姊妹通消息天經地義。我不怕人來找麻煩。所以我一直是通消息的。有時候打電話，你可以想象得到在五十年代打電話，第一電話不像現在這麼聽得清楚。第二兩方面都緊張，所以我記得有時候過年的時候打電話，打了五分鐘，講來講去其實就是說你聽見沒有，你聽見沒有。老是講這個，其實並沒有多少的。兩邊的情緒其實也都挺緊張的，一方面又很緊張一方面又聽不清楚。所以其實講完了以後覺得沒講什麼話。

　　這樣的電話聯繫遠遠解決不了對家人的思念之苦。尤其是楊振寧知道父親生病住進了醫院，更是思之心切。1957年，就在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前期，父子二人終於在日內瓦得以見面。

　　陳曉楠：那當時對您來講，父親第一次和您見面的時候，那已經是離您等於是離開國家離開中國，已經有很多年的時間了，當時你們兩個父子兩個人在日內瓦見第一面是什麼樣子的？

　　楊振寧：剛見面的時候就我剛才講的是非常衝動。我父親的表情也可以說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心理狀態。都表現在他的臉上。那麼然後幾天呢，就是大家都神情很緊張，因為要講許多親戚朋友的事情。然後漸漸的才平息下來。

　　這張珍貴的合影就是1957年在日內瓦見面時拍下的。這是楊振寧赴美十二年後第一次見到父親，也是父親第一次看到兒媳和孫子。父親臨別時寫了兩句話送給楊振寧：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這句話在日後成了楊振寧一生的激勵。

　　後來的幾年中，楊振寧又有機會與母親和兄弟姐妹們會面。他了解到，其實父親從第一次見面，就有一個欲言又止的想法。

　　楊振寧：我父親出國這件事情呢，是我父親是通過統戰部接洽的。很清楚這個統戰部不是明講可是有不明講的任務給我父親，就是要統戰楊振寧了。

　　父親當然希望楊振寧能夠回去報效祖國。可是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在這種情況下，讓楊振寧放棄他已經很有成績的學術研究，父親又實在是難以啟齒。

　　楊振寧：我父親自己是一個衝突，我媽媽就比較很清楚，她說不要回來，我自己呢，當然是也有這個衝突。

　　除了不愉快的討論，父母所描述出來的中國，與楊振寧在美國看到的報道也是大相徑庭。

　　陳曉楠：當時在美國的時候，您知道在中國的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那些變化，自己的家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嗎？

　　楊振寧：有一天晚上我父親就跟我介紹中國怎麼樣，他說中國現在怎麼好，怎麼好。他說從前中國一根針都不會做，這是事實。他說現在不但是針可以做，可以做橋可以做飛機。

　　陳曉楠：1962年，楊振寧在日內瓦再次和父母以及弟弟楊振平見面。沒想到，弟弟一出機場就遭遇了檢查。不但所帶的箱子要檢查，甚至還要脫掉全身的衣服。而1964年他們一家人在香港見面的時候，隔壁住的也是以保護他們為理由的警察。楊振寧猜測這些都和他當年的核物理研究方向有關係。不過即使是這樣，楊振寧並沒有放棄每一次和家人團聚了解中國的機會。直到1971年，中美兩國的關係出現了解凍的跡象，楊振寧趕緊打了一個報告聯繫回國探親的事。生怕晚了一步，時局又會變了。

　　楊振寧：中國大使館給我的簽證不是在美國的護照上，因為中國不承認美國，美國不承認中國，所以它另外有張紙，一張白紙。上頭貼了我的相片。然後說是這個人的，允許回國。也沒說這個人是誰，當然講了名字。沒有說我是什麼國的公民，就說是准許這個人到中國探親訪問。什麼時候進中國，什麼時候離開。

　　就是這小小的一紙簽證，載著楊振寧回到他闊別了二十六年的祖國，回到了這片與他的生命有著緊密聯繫不可分割的土地。

　　陳曉楠：闊別了二十多年之後，就是踏上這塊國土，馬上要降落的時候，那個時候心裡應該也是很激動的吧？

　　楊振寧：我記得那個法航的飛機，是從巴黎起飛在路上停了好幾站，最後一站是仰光。從仰光就從中緬的邊境飛過來，飛過那個邊境的時候，法國的駕駛員就報告，說我們現在進入中國的領空，我記得我當時有很大的震動，就是心就跳得很快。

　　那一時刻，激動的恐怕不只是楊振寧，還有很多知道這次飛行的華人們。他們關注著這個敏感時期，發生在楊振寧身上的會是什麼。多年來兩國的敵對和封鎖，讓他們完全不了解中國國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希望從楊振寧的中國之行中來決定自己今後的選擇。

　　楊振寧：一清早，我就爬起來了。小弄堂有賣早點的，我弟弟給了我幾個人民幣，我買油條，給他錢。他說糧票呢，我說糧票是什麼，他瞪了我一眼。我想不妙，趕快走掉了。

　　楊振寧：那麼後來呢又走到離錦江飯店很近，有一棵樹，有一個小男孩爬到樹上去逮這個知了，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拿照相機給他照。我剛要照，旁邊來了一個人，大概是他的父親還是他的叔叔，他說不準照。然後他就問我說是你是哪兒來的，我一想最好講實話，我說我從美國來的，哇，這個很稀奇，怎麼來了個美國人。於是他說你不準動。他就去找了一個解放軍，是一個十幾歲的一個男孩，那個解放軍也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情。於是他就說不準動，我要去請示。他就去請示，到那個時候，已經圍了好多人在那兒看這個事情。

　　最後還是錦江飯店的負責人過去解了圍，物質供應的匱乏和文革中的緊張氣氛還原了母親眼中的緊張的中國。那麼父親眼中的進步的中國呢？

　　楊振寧：我的一個親戚從吸鴉片煙，一個頹廢的沒有用處的人，變成一個非常健康的一個人。還有比如說是平均的知識水準，我小時候我想你在北京走在路上，95%的人都是文盲，現在你在北京要找一個文盲，假如不是年紀很大的不太容易。還有整個這個氣氛不一樣，就是抗戰以前是沒有一個全國的一個覺得有一些共同的命運，共同要努力的方向。

　　父親與母親兩個人講的話都是正確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就跟一個孩子的誕生一樣，要有流血要有痛苦。中華民族二十世紀的經歷，是一個浴血重生的過程，這是不可避免的。

　　回國后，楊振寧把想要見的老友列了長長的名單提供給接待人員，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鄧嫁先。楊振寧與鄧嫁先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在西南聯大又是同學，後來先後到美國留學，鄧稼先取得理論物理博士學位后，就立即回國。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兩人失去了聯繫。後來鄧稼先在中國兩彈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和貢獻，遠在美國的楊振寧看到了一些猜測性的報道和材料。這次見面，楊振寧想解開一個心中的謎團。

　　楊振寧：1971年我第一次看見鄧嫁先，他送我到飛機場，我要離開了。我臨上飛機以前問了他，我沒有問其它，我只問他說是中國這個原子彈做的過程之中有沒有外國人參與，他大概沒有料到我要問這樣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他說他覺得沒有，他說他要去證實一下的。事後我知道他請示了周總理，周總理說你就告訴他，據實道來，所以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這個封信現在我找不著了，這是一個大損失。

　　那個時候我已經飛到上海了，他寫這封信派專人到上海，王洪文在請我吃飯。在上海大廈裡頭，送信的人來說楊教授有一封給你的信，所以我當時就拆開看，鄧稼先說他已經證實了說是，中國的原子彈除了在最開始的時候，是有蘇聯的少許幫助，主要的工作後來都是中國人自己做的，這個我當時起了一個很大的震蕩，感情的震蕩。所以我流淚了就去了廁所了。事後有人問我，說你為什麼會流淚，這個他要問我呢，我當然就得要想。我想這是很複雜的。當然一部分你想像我這樣子的人，尤其是知道我父親他們那一輩所感覺到的中國被別人欺負的一百多年的經驗，遺留到我的身上來，那麼今天中國人自己能做出這個事情來，這當然是很大的震蕩。我想我對於我的朋友，能夠做了這麼重大的貢獻，當然我是非常高興的，是不是這裡頭也有個成分，覺得有點懊悔我沒有參加呢，我想很深的感情通常都是很複雜的，我沒法子能夠分析出來有沒有。

　　陳曉楠：1971年回國后，楊振寧去了長城，看了天安門，回了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清華園。了卻了二十幾年心愿。而這之後他幾乎每年都回國，有時一年還回來不止一次。楊振寧記得每年回來，周總理都會抽出時間和他見面，每次還會特別請他吃個飯。

　　楊振寧：周總理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下回也許我應該去向檔案館去找，他們准許不準許我看一下子，周總理對我的印象是什麼。他一定有印象。那麼周總理問了我很多的話，比如說是他對於美國的大學，是怎麼樣一個情形，從教授的待遇、學生的待遇，到美國的學生運動他都問得很細。

　　陳曉楠：1973年的時候您和毛澤東也見了一面吧？

　　楊振寧：就問我說楊教授你這回來，想要看見些什麼人，想要訪問什麼單位，那一次呢我就突然發奇想，我就說我希望能看見毛主席。他們沒講話。第二天我再看見他們的時候，我覺得這個講得太唐突一點了，我就說對不起昨天我太唐突一點，要求見毛主席。他們說沒關係，他說從外國來的人都要想看見毛主席。可是我以為這當然就是不可能了。

　　有一天，楊振寧突然被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周培源帶進了中南海，他如願見到了毛澤東主席。

　　楊振寧：毛主席、周總理、周培源先生跟我四個人坐在他的書房裡頭。那麼談了一個半鐘頭以後呢，他的秘書來了說主席時候到了。所以我們就站起來，結果毛主席他站不起來，他坐在一個沙發上，坐在我的右邊，他一時站不起來。所以他就跟我講，說你拉我一把。所以我就拉了他一把，拉了他一把呢就沒問題，他就可以站起來，站起來以後走路倒沒有問題。他走路慢，不過並沒有問題。不是這樣腳蹭著地板這樣走的，還是正常的走的。走到門口呢，我記得非常清楚，他跟我握了握手，還講話。

　　這個話我原文還記得。因為我知道他是從心底里講的話，他說我小時候呢也想在科學方面有一些貢獻，後來沒做到。現在我很高興你在科學上做了一些貢獻。這個話我會永遠記得的。我還記得他問了我這麼一個問題，他說你們在物理學裡頭，這個理論跟思想是占什麼地位？我事後我當然想了，他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我想他要想知道，比如毛澤東思想這個話，在這個別的領域裡頭，是不是也有思想跟理論的分別。

　　1971年到1973年，楊振寧四次回國。周恩來都請他吃了飯。與中國領導人的頻繁接觸，楊振寧引起了美國方面的關注。

　　陳曉楠：那個時候美國那樣的社會形態當中，替中國說很多的好話，替新中國說很多的好話要頂壓力嗎？

　　楊振寧：回去以後呢，不到幾天就收到一個電話。這個電話是美國CIA，他自己說他是CIA的一個人，他是很友善的態度，他說是聽說你最近到了中國去一趟，我希望來跟你談談。他就從他皮包里拿出來一些文件，我說請等一等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文件是些什麼文件，他那有的文件上面可能蓋了圖章說是秘密的，他將來回頭說你看了秘密的，我並沒看清楚，我說等一下，所以我把我的秘書叫來，我讓我的秘書也坐在那兒，我們在整個談話裡頭我秘書都在那兒，這個事情做得很聰明。

　　因為楊振寧在美國期間盡量迴避了與國防有關的研究領域，才使得他沒有被找出什麼把柄。在美國各地，楊振寧的公開演講沒有停止，大批華裔學者消除了顧慮，紛紛回到中國探親。一九七七年，有人發起成立了全美華人協會，楊振寧以他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被推選為會長。他們踏足美國的唐人街，希望團結當地華人，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中美建交。

　　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楊振寧和其他華人組織設宴招待當時訪美的中國副總理鄧小平。在這個盛會上，楊振寧發表了題為「建造友誼橋樑的責任」的歡迎詞。

　　楊振寧：我們同時紮根於中美兩大民族的文化，對增進兩國間的友好和了解，肩負著特別的責任。沒有兩大民族間友誼的橋樑，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與安定。

　　2006年，楊振寧先生獲得鳳凰衛視等媒體頒發的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大獎。退休后的楊振寧又回到了清華園，他把自己的住所起名為歸根居。

　　陳曉楠：2009年或者說在未來我們再往前走，中國再往前走更多年，您對這個未來怎麼看？

　　楊振寧：1971年我回來，是我人生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折點。現在又是30年了，這30年的變化，我曾經講，從前我離開的中國是舊中國，1971年我回來的中國是新中國，可是今天我想應該叫做新新中國。這個新新中國跟新中國之間的距離，幾乎可以跟新中國跟舊中國的距離來比。

　　陳曉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生的精神追求。楊先生幾十年來牢記著父親的那句話：有生應感國恩宏。而他這一生也在追求著修、齊、治、平的境界。已經走了近一個世紀了，但是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