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的警力終將反噬公信力，為什麼？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湖南寧遠縣村民盤某某遭四名民警上門，竟只因為其「在微信朋友圈轉發了一條『公安局內部信息』」？當他本人不在場時，還要由其年邁的父母直接面對持續半小時的問話？
官方通報給出的理由，實難服眾。通報輕描淡寫地強調民警「全程佩戴執法記錄儀」「交流平和」，但當事人表示，自己的父親情緒崩潰幾近輕生，透露了權力陰影下普通人的真實恐懼。
通報將民警行動定義為「核查信息外傳情況」，卻對所謂「內部信息」的內容、密級及危害性隻字不提。後來曝出的截圖也顯示，這不過是十分普通的一則內部通知而已，只不過可能讓收發通知的部門臉上無光。
國家《保守國家秘密法》要求涉密信息必須明確標註密級（絕密、機密、秘密）並限定傳播範圍，而一句語焉不詳的「內部」二字，竟成了四名警察擅闖民宅的全部理由，這有足夠的法律依據嗎？
當公民的家門因一句模糊的指控而被迫敞開，個人的住宅安寧權已在權力的傲慢前無聲瓦解。
最近，這類事件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就在一個月前，廣西防城港的陳先生因曝光「賓士女司機亮證逼讓路」，遭兩名民警協同涉事女司機深夜10點上門施壓，導致陳先生患高血壓的母親受驚發病。
耐人尋味的是，民警未調查女司機涉嫌濫用職權的嫌疑，反而將矛頭對準曝光者。
同樣，在寧遠事件中，鄉政府人員遲到缺崗的實質問題被一筆帶過，轉發「內部信息」的普通人卻被四名警力「重點關照」。
這種選擇性執法的背後，是一種扭曲的「維穩」邏輯：消除「負面影響」的緊迫性，遠高於解決真實存在的問題。而當民眾因家暴、詐騙或校園霸凌報警求助時，常被告知「警力有限」；可當一條朋友圈或抖音視頻觸動某些部門的敏感神經，卻能迅速調動多名警察星夜出動。納稅人的警力資源，究竟該用於保護公民安全，還是庇護權力顏面？
他們會說上門施壓的威懾是「交流平和」，也不會告訴你，若不配合，下一步就是「尋釁滋事」的終極武器。
甘肅寧縣家長鄧建國的遭遇近期又被媒體提起：2023年，他因質疑兒子校服甲醛超標（后檢測證實含棉量未達國標35%的要求）發布視頻，被警方認定為「引發10萬次閱讀造成秩序混亂」，處以7天行政拘留。儘管法院終審判決警方違法並賠償3237元，但鄧建國已付出失業、離婚、罹患抑鬱症的慘痛代價。
更荒誕的是湖南湘陰的肖新良案——他一句評論「還在搞豆腐渣工程，統一招牌？」僅收穫6次點贊，卻被警方以「引發他人詆毀言論」為由拘留5日，基層法院甚至支持警方觀點，直至三年後省高院才還其清白。
法律條文中的「尋釁滋事」本需以「破壞社會秩序」為要件，但這條罪名早已異化為權力打壓批評的萬能工具。
寧遠警方以「內部信息」作為上門依據的模糊說辭，恰恰暴露了權力運行的任意性。如果轉發內部信息確涉公共安全，警方應依法說明其性質及轉發危害；若僅屬一般工作信息，則公民轉發行為完全受《憲法》第35條言論自由保護。
現實中，「內部」二字已成黑箱，既能掩蓋執法依據的缺失，又能規避公眾監督。這種模糊性縱容了權力對私人領域的肆意侵入：從朋友圈內容到家庭住宅，從親屬牽連到心理威懾，公權力的觸角以「維穩」之名無限延伸。而所謂「全程佩戴記錄儀」的辯解，也不過變成了免責工具。
當公權力失去邊界，首當其衝的是社會信任的崩塌。鄧建國在勝訴后坦言，一紙「程序違法」的判決無法抹去被拘押的屈辱感，更難以挽回破碎的事業與家庭。
一些部門迷信「刪帖維穩」能平息事態，殊不知每一次濫用警力的行為，都在維權者心中澆築更深的憤懣，在公眾心裡播下恐懼的種子。警察的天職本該是保護公民免受侵害，而非充當個別部門的「輿情消防隊」。倘若民警對校服廠商的報案反應神速，對問題校服卻視而不見；對一條朋友圈的轉發如臨大敵，對鄉政府人員缺崗卻輕描淡寫，那麼「人民警察」的崇高性，終將在選擇性執法中消磨殆盡。
當前最緊迫的，是以制度牢籠鎖住恣意的權力：明確警察執法邊界，嚴禁非緊急情況下無令狀入民宅；廢除「尋釁滋事」的口袋罪屬性，嚴防網路言論入罪；設立跨區域警務督察機制，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對違法執法的包庇。
公權力的每一次越界，都在透支社會的信任資本。因此應該時刻牢記，警察是人民的盾牌，而非權力的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