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吹燈》里的「崑崙神宮」找到了？

《鬼吹燈》里的「崑崙神宮」找到了？

　　西藏考古從20世紀20年代起始

　　歷經百年曆程，在近年取得重大突破

　　6月，夏格旺堆終於抽出一天時間，前往拉薩河的上游。這一趟是受老同事——西藏第一代考古學者、如今已經80多歲的更堆之託，老先生一直惦念著，37年前，他在那一帶的山谷，看到過一處疑似史前文明的遺址。在當地文旅部門和村幹部的幫助下，夏格旺堆跑遍了山谷的上下左右，遺址沒找著，倒是順道去探望了一下切卡日墓地的露天石碑。

　　石碑在墨竹工卡縣止貢區諧拉康寺正對面山坡上的墓地里，是吐蕃王朝赤德松贊時期的人們，用一塊自然長方石塊，以古藏文楷書鐫刻的祭祀文字。曠野里，它與山巒長風相伴了一千多年。今年，它有了一座專屬石頭棚子，遮風避雨。

　　在西藏，很多「寶貝」，就像切卡日墓地刻石一樣，藏在靜謐山谷的一隅。它們守護著千年、萬年前的傳奇和秘密——遠古人類如何登上青藏高原，發展出適應高海拔環境的生存技能，又是怎樣安居於此，建立了文明。西藏考古從20世紀20年代起始，歷經百年曆程，在近年取得重大突破，證實距今10萬年前，人類已經踏上青藏高原腹地，至少5000年前，已融入中華文明圈。

　　幾代考古人的足印，踏遍雪域的山川河谷、古剎荒原。石器、陶片、經卷、壁畫……在他們的一鍬一鏟中，從深埋的壇城、風蝕的摩崖里漸次蘇醒，不再是凍土岩穴里的廢墟，而是遠去的文明在時間長河中投下的、終於被我們捕捉的倒影。

　　古格王國遺址（1985年） 圖/受訪者提供

　　叩開西藏考古之門

　　從楚魯松傑下山，離開岔路口，山路上飛雪狂舞。隨著海拔降低，雪漸漸小了，濃霧卻又升起，那個遠遠的、走在喜馬拉雅西部山路上的人，不得不下馬徒步。在象泉河流經喜馬拉雅山脈形成的一個山系缺口處，一陣凜冽的風把他破舊的帽子吹入山澗，撩起凌亂的頭髮，可是他卻充滿喜悅，沿著雪霽濃雲中的那道神秘光縫，終於進入喜馬拉雅腹地的奇妙之境——西藏。

　　他叫朱塞佩·杜齊（Giuseppe Tucci），一個談到西藏考古就無法繞開的人物。早在20世紀初甚至19世紀後期，西方有不少人對漢學、佛教以及東方歷史感興趣，一批探險者和傳教士進入西藏，他們在國外公布根據親身經歷和調查所獲的有關藏區歷史、宗教、民俗等資料，成為西藏學的研究先驅者。當時的學者大多具有較好的藏文功底，重視藏文文獻的收集整理，並與考古調查資料結合起來研究西藏的古代歷史，留下了一批豐富文獻。其中，在1926年至1948年間先後八次進藏的義大利學者杜齊，具有深厚的藏文、哲學、宗教、考古、藝術等學術背景，是西方學者在西藏考古與藝術領域最高水平的代表。

　　義大利學者朱塞佩·杜齊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西北大學特聘教授張建林1978年考入西北大學考古專業，他一直對這個世界屋脊的歷史和文化有興趣，可惜當時有關西藏的考古書籍幾乎空白，他把學校專門為幾位藏族學生編的油印版《西藏文物考古參考資料》借來看，另外對他深有啟發的著作就是杜齊的《梵天佛地》和《西藏考古》。那時，這兩本書都還沒有在中國正式出版，只能在雜誌或者藏學研究譯文集中，找到一些文章。

　　在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夏格旺堆看來，杜齊在著作中發表的岩畫、壁畫、造像、寺院等老照片，即便到今天也有重要價值，因為很多遺存已經消失。有一年，他到喜馬拉雅山脈北麓、年楚河源頭的康馬縣出差，他記得《梵天佛地》中有不少當地一座古寺的圖片，當他找到古寺，卻只看到廢墟上殘存的零散木構殘件，杜齊照片里的建築已經完全不見了。

　　上圖：西藏第一代考古學者更堆 圖/新華 下圖：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夏格旺堆 圖/受訪者提供

　　還有一些老照片，為後世的學者留下了難得的考古線索。前年，夏格旺堆前往康馬縣瑪不錯遺址開展考古發掘，在途經薩魯村北面艾旺寺附近的山谷時，晨光斜斜地照在一面崖壁上。「有刻畫的符號！」他一陣驚喜，連忙跑到路邊崖面前湊近查看。「是岩畫，而且我認出了一幅圖案，在《梵天佛地》裡面見過，我一直都還記得。」夏格旺堆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年，杜齊並沒有標註岩畫的具體點位。其實，它就在距離艾旺寺不到200米東側路邊的崖面上，幾十年時間，從未被人注意，如今找到了實物，作為高原古代歷史的重要圖像資料，可以比對杜齊當年的記錄，開展進一步研究。

　　以杜齊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一度開啟了西藏考古之門，但因為歷史條件和他們自身專業的局限性，他們的研究多以地面調查為主，且空間範圍相對狹窄，並沒有正式的、較大規模的科學發掘，真正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後才開始興起。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新中國第一代考古學者宿白、藏學家王忠等人對拉薩、山南、日喀則等地進行了大範圍文物調查，目標主要為宮殿（如布達拉宮）、佛教寺院（如大昭寺、桑耶寺、薩迦寺）、碑刻、陵墓等。後來，宿白告訴過張建林，本來計劃多跑一些地方，但由於時間原因，那時候交通又不方便，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只能騎馬上去，最後就重點調查了這三個地區。當時的調查結果，以王毅為主筆的《西藏文物見聞記》發表在《文物》雜誌上，連載了7期，這是國內學術界對西藏文物的最初認識，也為後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在調查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提供了範本。

　　在考古工作者調查已知文物的同時，一批地質學者、古生物學者和民族學學者也陸續進藏，他們在進行本專業田野調查時，採集到一些石器標本，雖然不是考古專業，但學術素養讓他們覺得，這些東西應該屬於舊石器、新石器時代，於是他們把樣本採集回來，交給了考古學家。後來，在他們採集打制石器的地方，大都發現了舊石器、新石器遺址。張建林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這也算當時的學者們，在有限的條件下，跨學科地彼此幫忙了。」

　　儘管僅限於地面調查和採集、徵集，沒有找到遺址，只有零星的考古發掘，西藏考古仍然處於初級階段，但舊石器、新石器時代器物的發現是這時期西藏考古成果的重要標誌。

　　《鬼吹燈》里的「崑崙神宮」

　　1979年，正在四川大學考古專業讀大二的霍巍對76級的學長們感到羨慕極了。那年，四川大學教授、知名考古學家童恩正帶領76級川大學生進藏，主持發掘了西藏昌都卡若遺址。說到童恩正，他算考古界的一位傳奇人物，不但是中國西南考古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還結合考古寫了不少科幻小說，根據他的作品《珊瑚島上的死光》改編的同名電影是中國第一部科幻電影。

　　新石器遺址卡若遺址的發掘，標誌著西藏考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正式的現代科學考古發掘，也開始了西藏史前考古學文化的探索。而1985年出版的《昌都卡若》，成為西藏第一部考古報告。

　　就在考古發掘取得突破的同時，借全國開展第二次文物普查之機，1984年，西藏開始了第一次文物普查。此時，在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進入四川大學、北京大學、西北大學等高校的第一批西藏考古人才，已經走出校園：甲央、仁欽、索朗旺堆、更堆、旺堆、旦增曲扎……西藏自己的考古工作者和陝西、四川、湖南等內地支援的同行一起，聯合組隊，奔赴鄉野。

　　古格王國遺址（2016年） 圖/視覺中國

　　剛畢業不久的張建林就是援藏青年學者中的一員。他記得，那時候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先到區政府食堂買上一兜子饅頭，作為一天的乾糧。一個組配一輛自行車，但是很多地方騎不了車只能靠步行，或是有路過的拖拉機，讓老鄉載自己一程。到了一地，先找對當地歷史比較了解的老喇嘛等座談，再找牧民詢問：「放羊的時候見沒見過上面刻著氂牛、山羊的石頭」「見沒見過這樣的陶片」……

　　在最初的調查試點乃東縣，經過幾個月調查，張建林和小組成員編了一本乃東縣文物志，這是西藏的第一本文物志。不過條件有限，他們自己刻蠟版，借油印機印刷出來。

　　乃東縣的文物普查結束不久，張建林又接到了國家文物局的另一個任務——調查古格故城遺址。古格王國曾擁有成熟、燦爛的文化，但它似乎在一夜之間突然徹底消失了，在其後的幾個世紀，逐漸被人們淡忘，很少有人能夠到那裡。城堡雖已成為廢墟，佛堂、佛塔、碉樓依然挺立，滿山的窯洞密如蜂巢、佛堂里的壁畫艷麗如初，它甚至保留著遭到毀滅的現場，在一個洞穴里，還有數十具尚未完全風乾的屍體。唯一不能夠了解的，就是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神秘的古格王國帶來很多傳說，後來的小說《鬼吹燈》系列中提到的「崑崙神宮」就被解讀為取材自古格故城遺址。

　　1985年6月，張建林等13人組成的古格故城遺址考察隊從拉薩出發，在路上顛簸輾轉半個月，才終於站在了古格故城遺址的山腳下。出發前，張建林在拉薩翻閱了幾乎能搜集到的所有古格王國資料，照片也看了很多遍，但當載著他們的解放牌大卡車從象泉河河床的鵝卵石中顛簸地爬上台地，古格故城所在的土山展現在面前，張建林還是被震撼到了，激動得久久不能平靜。

　　上左圖：1985年夏，西藏扎囊縣，陝西省援藏文物普查隊何周德（左二）與西藏自治區文管會（王福禮，右二）、山南地區（旦增，右一）、扎囊縣（平措哲西，左一）的文物幹部在發掘斯孔村古墓葬現場。圖/受訪者提供 上右圖：古格王國遺址甬道一角（2020年） 圖/視覺中國 下左圖：1985年6月30日，抵達古格王國遺址的考古人員正在卸車。車上左為梁寶成，右為張建林。 圖/受訪者提供 下右圖：從高空俯瞰古格王國遺址（2023年） 圖/中新

　　他們靜靜地看著眼前這座壯觀的凋敝之城——陽光照在殘垣斷壁上，佛殿、城堡、洞窟歷歷可數。那時，張建林28歲，考古隊的平均年齡也不到30歲，但他們是第一批對古格王國進行正式考古發掘和全面、系統調查的學者。

　　外界對於考古，最關注的當然是記載著歷史故事的文物。小說《鬼吹燈》中曾有這樣的情節，古格遺跡中，Shirley楊驚奇地發現，用葡萄牙文寫成的聖經居然出現在此處的一件面具上。這段情節，就是源自真實的考古經歷——清理古格故城洞窟遺址時，張建林發現一個棉布和紙張糊成的骷髏面具。這件面具是藏傳佛教金剛法舞儀式中角色所使用的道具，而它的內面，卻出現了葡萄牙文《聖經·創世紀》。不難猜到，藏傳佛教和天主教，曾在古格王國有過一段交流史。

　　考察洞穴只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考古調查組最先做的是測繪整個遺址的總平面圖，不僅把所有現存的遺跡，包括殿堂、碉樓、道路等全部標註，還有地形和等高線。光測這張圖就花了他們近20天時間，那時工具不像現在這樣發達，還要使用經緯儀，每一個測點都要跑到，有些測點就在懸崖邊，非常危險。在每一個窯洞、房屋、碉樓前，考古隊成員都用粉筆把遺跡編號寫在卵石或殘土坯塊上，放在醒目的位置，其中一些典型的遺跡還要繪製平剖面圖。

　　「在內地的考古工作大都是針對埋藏地下的遺址、遺跡，對地面上現存的大型遺址如何進行調查，對這些遺跡遺物如何描述，必須有一套確實可行的方法。」張建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1985年對古格故城的調查，可以說探索出了在西藏進行古城堡遺址調查的範本。

　　根據這次考古研究成果而編寫的考古報告《古格故城》於1991年正式出版，它和《昌都卡若》一起填補了西藏歷史考古和史前考古的空白，第一次文物普查基本上勾勒出西藏文物遺跡類別、數量及分佈的大體輪廓，更重要的是，一批西藏考古的基本力量形成，他們後來都活躍在西藏考古、調查和研究的一線。

　　「藏地密碼」

　　1990年，曾在大學二年級時眼巴巴看著學長們進入青藏高原考古的霍巍終於等到了機會。那一年，西藏開始第二次全區文物普查，霍巍作為四川大學的青年教師踏上了嚮往已久的高原。

　　他和川大同事李永憲、藏族考古隊員小尼瑪加上一位司機，組成四人小組，被派往日喀則地區最南部的吉隆縣。霍巍到今天都記得，翻越馬拉山的時候，已經半夜，吉普車的一個車燈壞了，李永憲坐在引擎蓋上，一隻手舉著手電筒代替車燈，另一手拿著地圖給駕駛員指路，幾乎是在「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狀態下翻過了雪山。

　　到達吉隆縣一個月後的一天，有當地的援藏幹部來找霍巍：「你們不是四處找刻字的石頭嗎？山口有一塊，那兒要修水渠了，你們快看看有價值沒有，沒有可炸啦。」霍巍和李永憲趕緊趕去，高聳的崖壁下，一通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銘依山而立，因為有當地百姓視其為聖物，表面塗滿厚厚一層酥油。霍巍等幾個人就地燒起一鍋開水，擦拭石碑，隨著酥油融化，一行篆書的碑刻漸漸露了出來：「大唐天竺使出銘。」霍巍的心突地顫了一下：「難道是一塊唐碑？」

　　隊員們壓抑住內心的激動，加緊了清洗，碑身的正文也清晰地顯現：「維大唐顯慶三年……大唐馭天下之……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霍巍瞪大雙眼，這塊碑比舉世聞名的「唐蕃會盟碑」還早160多年，而碑文上有關王玄策的刻字，正是史料中記載寥寥無幾、被史學界長期爭議的一段傳說。

　　據《舊唐書》記載，王玄策使團出使天竺的路上，遭到摩揭陀國叛將阿羅那順的劫殺，只有王玄策僥倖逃脫。於是他持大唐符節向吐蕃和尼泊爾借兵數千，一路橫掃天竺諸國，殺敵數萬，抓獲罪魁阿羅那順。由於沒有其他佐證，這段王玄策不費大唐一兵一卒、「一人滅一國」的傳奇經歷一直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直到石碑現身，石碑上的「大唐天竺使出銘」被發現，才補充了正史未載的使團組成及「蕃尼古道」路線細節，碑文經考釋與《舊唐書》記載相印證，證明王玄策的事迹並非虛構。這位「雖有功卻無名」的傳奇人物，終於浮出了歷史。

　　結束日喀則地區的文物普查之後，霍巍和李永憲又「轉戰」山南地區和阿里，足跡遍布大半個西藏。臨近文物普查收尾時，霍巍感覺還有個遺憾，那就是西方學者說的「西藏沒有石窟寺」。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築形式之一，隨著僧侶東行的腳步傳至中國。霍巍一直在想：「我們在新疆克孜爾石窟發現了石窟寺，再往東去有敦煌，內地有雲岡，為什麼西藏除了分佈廣泛的摩崖龕像，沒有發現帶壁畫彩塑的大型石窟寺呢？」當時，他所在的阿里正是佛教流行的區域，他開始有意識地四處尋找，逢人就問。

　　皮央和東嘎石窟群第2窟內景 圖/視覺中國

　　1992年6月的一個下午，霍巍、李永憲和藏族考古學者更堆結束調查，正要返回住地。路過一片草場時，一位牧羊的小姑娘想搭車，更堆知道霍巍在找石窟，就問牧羊女：「你放羊的時候，有沒有見過有畫的山洞？」女孩居然點了點頭，幾個人喜出望外，馬上請女孩帶路，來到一處斷崖。

　　八九歲的小姑娘爬得飛快，幾個考古隊員互相拉著拽著，好不容易在陡峭的崖壁跟上她。爬到山頂，幾近黃昏，一抹夕陽打在山頂密密麻麻的洞窟頂上，金碧輝煌。霍巍呆立在原地，當踏入其中一個較大的洞窟，他的眼淚幾乎流了下來——滿目丹青！中原的龍鳳、波斯的雙獅、克什米爾的神佛菩薩……洞窟壁畫融合了多元藝術，青、藍與絳紅色彩強烈碰撞，共同勾勒出一個輕盈雅緻又質樸渾厚的佛國世界。四壁之上，繪滿了象徵佛教宇宙觀的曼荼羅，也許得益於天然礦物顏料，相當一部分壁畫保存完好，歷經千年依然色彩鮮明，宛如一幅綴滿珍寶的巨大織錦。

　　這就是後來被譽為「高原敦煌」的皮央和東嘎石窟群，發現后在國內外引發轟動，它是西藏高原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的一處佛教石窟遺址，也是國內年代最晚的一處大規模石窟遺存。它的具體修建年代暫時無法確定，各類文獻對其記載極少，但無論如何，中國佛教石窟發展鏈條上「缺失的一環」，終於補全了。

　　遠眺皮央和東嘎石窟群 圖/視覺中國

　　霍巍一直念念不忘帶路的牧羊女，可是她已不知所蹤。三年、五年、十年……此後每一次到阿里，他都多方打聽，尋找小女孩的下落，但始終沒有結果。後來，為考古隊開車的藏族司機勸解的一番話讓霍巍釋然了，他說：「按照我們藏族人的說法，那女孩就是『娜姆』，天女下凡！佛陀苦修時，有『牧女獻糜』，助他證悟得道。上天知道你們是來保護文物的，所以派『牧女引路』。」

　　遠古的回聲

　　西藏博物館的考古專家更堆今年80多歲了，作為20世紀80年代初畢業的大學生，他是西藏本土第一批考古工作者。夏格旺堆和他在一個辦公室里共事過很多年，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無論是西藏的第一、第二次文物普查，還是昌都卡若遺址發掘、古格故城全面調查、發現皮央石窟群，更堆都參加了。他聽更堆回憶過，在當年交通閉塞、通信極為不便的條件下，藏族學者和內地援藏的考古學者分工協作，藏族學者負責與當地百姓進行溝通，有發現后，大家一起發掘、調查，再由援藏學者回內地查閱資料，形成書面考古報告，大家攜手獲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80年代開始，前後歷經十年的全區文物普查，為摸清全區文物資源家底，確定西藏全境文物類型的時空分佈狀況，提升文物保護工作的精準度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夏格旺堆說。因為一系列史前時代到歷史時期的各類文物古迹被確認，極大地拓寬了學界對西藏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一手資料及研究視野。

　　（視頻截圖）2024年8月，拉薩尚嘎崗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在一次次實地考察、發掘中，不斷有新鮮血液加入，西藏的專業考古梯隊逐漸建立起來。夏格旺堆感慨：「西藏第一批從事考古的老先生，幾乎全部身心都放在考古上。」早已退休多年的更堆，每天惦記的還是遺存、遺址，所以夏格旺堆才會在他的囑託下去拉薩河上游尋找。讀大學時，夏格旺堆曾與已故西藏考古學家索朗旺堆有過一段交情，他記得，索朗旺堆囑咐他：「以後畢業了，要回來啊，回西藏干考古。」

　　有了前期奠定的考古成果和人才基礎，1995年，20世紀60年代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進行了重新調整，充實之後成立了西藏自治區文物局以及直屬單位布達拉宮管理處、西藏博物館、西藏羅布林卡管理處等機構。2005年，以考古和文物保護為主業的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成立。西藏文化遺產保護和文物考古都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梅龍達普洞穴遺址內的岩畫 圖/新華

　　2007年至2011年，西藏開展了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全區共登記不可移動文物4277處。「與前一次普查的不到2000個文物點位相比，翻了一番。」夏格旺堆說，而這一次文物普查，基本由西藏本土文物工作者獨立完成——先由自治區文保所專家組織各地市文保人員進行兩個月多的「普查試點」田野調查培訓，再由他們回到地方上組建自己的普查隊。距離西藏第一次文物普查過去了30餘年，交通、通信已與當年有天壤之別，但夏格旺堆認為，還有一個原因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各地組建自己的隊伍下去普查，語言無障礙，對自己家鄉的資源更了解，老百姓對他們的感情也不一樣，硬體軟體上的優勢，讓這次普查到的文物點一下子增加一倍。」

　　接下來的10年，是西藏考古實現重大跨越的10年。一部青藏高原人類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搭建形成，西藏考古學文化的演進脈絡與青藏高原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也已初步構建。

　　考古人員譚韻瑤（左）與靳英帥在梅龍達普一號洞穴發掘現場。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粟、黍作為最早被人類馴化的農作物，起源於黃河流域，在昌都卡若遺址、瑪不錯遺址、昌果溝遺址都發現了它們的種子或是炭化遺存。夏格旺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概從距今5000年開始，北方的粟、黍就開始上到高原來。所以我們可以想見，整個高原地區，不是封閉的，更不是一座孤島，而是與周邊地區保持頻繁的聯絡和交流。」他認為，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大概在3600—5000年前這個時間段，西藏融入了中華文明大文化圈，如果說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核心，那麼西藏作為邊陲也已經是其中的一分子。

　　曾有學者說，人類擴散到西藏高原上的時間，不超過1萬年。而如今，已經至少有兩處古遺址——位於拉薩市堆龍德慶區的尚嘎崗遺址和阿里地區革吉縣的梅龍達普洞穴，它們的測年年代早於距今10萬年，也就是說，10萬年前人類已經踏上了高原腹地。而那曲市申扎縣的尼阿底遺址是人類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存，證明了人類在4萬到3萬年前的晚更新世，依賴高海拔內陸湖泊生態資源來維持生活和拓殖高原腹地；西部阿里夏達錯遺址和噶爾縣切熱遺址，為今天的我們展示了全新世早期的狩獵採集者，利用高原內陸湖泊和河流谷地資源系統來適應高寒缺氧的環境，不斷求得生存和發展的高原史前人類社會歷史圖景。

　　由於特殊的區位和自然條件，西藏高原上考古學用實物組成「證據鏈」，講述的不僅是中國「文化基因」孕育出的高原故事，也是一首人類史詩。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四川大學教授霍巍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人類挑戰生命極限、生存極限的無畏，最終戰勝了極端條件下嚴酷的生態環境和自然條件，西藏高原為全人類提供了「高原文明」獨一無二的樣本。

　　數十年光陰過去，越來越多的「證據鏈」互相連接了起來，而當年揣著一袋涼饅頭就能在高原田野上跑一整天的小夥子們，卻都已年近古稀，霍巍笑笑說，現在去一趟西藏回來，「緩過勁」的時間越來越長了。他們的學生已經加入西藏考古的主力軍，可是他們自己也還放不下這塊具有獨特魅力的寶地。霍巍仍然在參與四川大學考古系在西藏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張建林更是每年都要進藏，今年6月，他還完成了一個年輕時的夙願，把蕃尼古道從境內到境外「跑通一遍」。遺憾當然也有的，廣闊的西藏還有太多地方值得探索，還有太多謎底等待揭開，可是他們的時間越來越少了，那麼，就留給後來者吧。

　　霍巍至今還記得1990年春天，他和李永憲即將進藏，倆人在成都一家蒼蠅館子點了兩份肥美的粉蒸肉，算「壯行飯」。吃罷，霍巍對李永憲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