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解川普與鮑威爾之戰：各自背後代表哪些勢力…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川普（Donald Trump）與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的衝突已成為2025年全球金融市場關注的焦點。隨著川普強勢推進貿易談判和製造業迴流議程，聯邦政府大規模減稅與財政刺激計劃引發通脹回升壓力。與此同時，美聯儲在上半年維持較高利率立場，意圖抑制通脹與穩定市場預期。然而，這一策略與川普的政策路線發生根本衝突。
川普指責美聯儲拖累房地產與製造業復甦，稱其「固執於過時的通脹教條」，而鮑威爾則在國會聽證會上堅定重申抗通脹立場，強調貨幣政策必須獨立於政治周期，反對「人為操控利率為政治服務」。雙方言辭日益激烈，引發市場短期震蕩，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飆升至4.5%以上，美元匯率波動加劇。
此後，儘管鮑威爾試圖通過更中性的措辭緩和緊張氛圍，並在6月議息會議中釋放「視經濟數據而定」的政策信號，但川普陣營繼續利用社交媒體對美聯儲「施壓」，並放話稱若美聯儲繼續「製造經濟困局」，其政府將「全面重審貨幣體制安排」。川普甚至暗示要將鮑威爾提前解職，引發外界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擔憂。
在整個衝突過程中，官員、學者以及華爾街始終站在美聯儲一邊，強調美聯儲的獨立性，卻忽視了具備獨立地位的美聯儲背後也有自己的立場和訴求。從立場上看，美聯儲作為美國中央銀行，其貨幣政策決策應當基於經濟數據而非政治壓力，但深入分析其人員構成和歷史行為模式，不難發現這一機構並非完全中立。
在政治立場方面，過去25年的數據顯示，美聯儲的經濟學家中竟無一人投票支持共和黨候選人，更無人向共和黨陣營提供政治捐款。這一現象絕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其內部根深蒂固的政治傾向。進一步觀察美聯儲24,000名員工的政治捐款流向，92%的捐贈資金流向了民主黨，這一壓倒性比例遠超普通政府部門的黨派分佈，足以證明其整體員工群體存在顯著的政治偏好。
更重要的是，通過回溯美聯儲百年歷史，其政策重心始終圍繞金融體系與貨幣市場展開，而非普通民眾的就業或收入增長。這一點在上世紀美國大蕭條（1929-1939）時期美聯儲的一系列政策轉變中得到了充分地體現。
1929年股市崩盤后，胡佛政府最初採取有限干預措施，但美聯儲出於維護金本位的考慮未能及時注入流動性，反而維持高利率，導致信貸收縮與銀行倒閉潮持續加劇，直至造成了大蕭條。由於貨幣寬鬆政策的缺位，胡佛只能在財政政策執行中堅持平衡預算和自由放任思路。特別是胡佛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試圖以關稅壁壘保護國內產業，但此舉引發了全球報復性關稅，進一步打擊出口，加深了經濟下滑。1932年設立的重建金融公司雖然試圖向銀行注入資金，但規模有限，未能根本扭轉局勢。
隨著羅斯福上台，其主導的新政（New Deal）開啟了一系列系統性改革。首先是1933年全國「銀行假期」遏制了銀行擠兌。隨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劃清了商業與投資銀行業務界限，並創設FDIC，初步恢復了民眾信心。
核心問題當然是金本位，美國於1933年開始實質性脫離金本位，放棄對黃金的剛性承諾，使貨幣政策獲得更大靈活性，進而推動美元適度貶值、提振出口和通脹預期。這種變化也為現代貨幣政策的誕生創造了空間。此後，1935年《銀行法》進一步加強美聯儲對貨幣政策的集中控制，賦予其更多調節利率和信貸的權力。財政方面，羅斯福政府通過大量公共工程刺激就業與消費，如WPA和CCC等項目直接注入資金至實體經濟，有效拉動內需。同時，美國開始建立證券監管體系，《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分別規範發行與交易環節，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從制度上遏制金融投機，恢復市場秩序。
與美國兩任政府積極的財政干預和制度改革形成鮮明對比，大蕭條期間的美聯儲始終頑固地將金融穩定與資本市場利益放在核心位置，即便面對實體經濟困境，其仍堅持採取了一系列緊縮性貨幣政策，試圖應對日益膨脹的股市泡沫和信貸過度擴張。然而，這一加息周期最終未能成功實現「軟著陸」，反而被歷史學界普遍認為是導致1929年股災及大蕭條爆發的重要誘因之一。
從高利率的實施過程來看，自1928年初，出於對投機活動可能破壞金融穩定的擔憂，美聯儲開始頻繁加息，從當年初的3.5%貼現率（美聯儲向商業銀行提供短期貸款的利率）逐步上調，至1929年8月達到6%的高點，利率幾乎翻倍。
與此同時，美聯儲還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減少貨幣供應，形成雙重收緊局面。在當時的金本位制度下，這種2.5個百分點的加息幅度被認為具有實質性緊縮效應。金本位意味著貨幣發行受到黃金儲備的約束，貨幣政策必須兼顧國際資本流動和匯率穩定。在這種制度框架下，高利率不僅壓縮了國內信貸，還吸引國際資金流入，支持美元兌黃金的匯率穩定。然而，這也進一步削弱了美聯儲對國內經濟的調節能力。企業融資成本上升，消費信貸放緩，投資者情緒逐漸轉向謹慎。
最終，1929年10月，「黑色星期四」拉開了股市暴跌的序幕，美國資本市場由繁榮迅速轉為恐慌，銀行體系開始承壓，實體經濟亦隨之下滑。
所以，美國當年的大蕭條實際與美聯儲實施的錯誤貨幣政策有很大關係。儘管市場已經崩盤並引發廣泛的金融恐慌，但美聯儲固執己見，並未及時轉向寬鬆。1930年至1931年間，在銀行接連破產、流動性嚴重短缺的情況下，美聯儲依舊堅持高利率和貨幣緊縮，以保障金本位制下的國際金融穩定。這種政策選擇實際上形成了對經濟雪上加霜的「二次打擊」。在信貸渠道受阻、消費和投資需求劇減的背景下，持續的緊縮政策加速了銀行體系的崩塌。數據顯示，1930年至1933年間，美國約有9000家銀行破產，數百萬儲戶的存款化為烏有，金融信任機制遭到根本性破壞。隨著經濟惡化，美聯儲在1931-1932年開始降低貼現率，至1933年降至約2.5%-3%，但此時銀行體系已嚴重受損，降息已無濟於事。
隨著社會不滿情緒高漲，公眾對經濟管理當局的信任急劇下滑，最終導致時任美聯儲主席的羅伊·A·揚和尤金·邁耶都因未能有效遏制危機蔓延黯然離職，成為美聯儲歷史上最具爭議的領導人。
羅伊·A·揚在1927年10月出任美聯儲主席，其主政期間正值美國股市投機泡沫不斷擴大。為遏制資產價格非理性上漲，揚主導了1928至1929年的加息周期，將貼現率從3.5%提高至6%。儘管這一舉措初衷是遏制投機，維護金融秩序，但在沒有配套金融監管和市場預期管理機制的前提下，反而加劇了資金緊張，加速了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盤。此後，美聯儲未能迅速提供流動性支持，導致銀行擠兌潮蔓延，信貸系統凍結。在社會的譴責之下，揚在1930年8月辭職，顯然與經濟形勢惡化下對其能力的質疑有關，他也因此成為承擔危機責任的第一位「犧牲者」。
在揚之後執掌美聯儲的尤金·邁耶面對的則是一場全面失控的銀行業危機與經濟蕭條。但與他的前任一樣，邁耶也並未及時打破政策束縛，未能果斷採取諸如降息、擴張貨幣供應或作為「最後貸款人」向銀行系統注入足夠流動性等措施。這樣的緊縮政策結果造成大量銀行在1930至1933年倒閉，存款人信心盡失，金融體系功能陷入癱瘓。事後，邁耶的保守政策廣受批評，尤其在羅斯福新政即將登場之際，其被視為舊體制學究氣的代表人物，後於1933年5月主動辭職，結束了同樣頗具爭議的任期。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金本位在美國已經成為歷史，但掌握貨幣政策大權的美聯儲如今卻仍存在重蹈覆轍的可能。當今的美聯儲，其根本職能依然深度綁定於資本市場，尤其在政策考量上，仍將金融體系穩定與資產價格的平穩運行置於首位。毫不誇張地說，這樣的政策傾向也體現出美聯儲及其掌舵人對大型金融資本集團利益的保護。華爾街在當前政治格局中仍保持高度活躍的遊說行為也印證了這一點。例如，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近期頻繁拜會川普，反映出金融資本對於可能重塑政策走向的政治力量依然高度敏感，力圖在未來政策分配中佔據有利位置。
如今的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政策取向和所代表的利益方面，某種程度上與他的兩位前輩也如出一轍。他在貨幣政策決策中，顯然更多地傾聽來自華爾街大型金融機構的聲音，對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給予優先關注，而對實體經濟和基層民眾的需求回應不足。他對降息的長期抵制，也成為川普政府與美聯儲關係惡化的重要導火索。川普推行的「關稅促製造」政策，本質上依賴於低利率環境支撐國內製造業成本優勢。如果製造業迴流卻因美元強勢和高利率導致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其所謂的復興就缺乏可持續性，所帶動的就業也難以穩固。此外，利率政策直接關係到消費支出與居民財富效應，降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可支配收入，刺激經濟內需。因此，在川普看來，鮑威爾無視整體經濟戰略，只維護金融精英利益，是對國家經濟目標的背離。
綜上所述，川普與鮑威爾的鬥爭並非單純的貨幣政策意見分歧，實質上是國家發展戰略與金融資本利益之間的衝突。在這種尖銳的鬥爭下，美聯儲的獨立地位無法成為美聯儲主席的免死金牌，能夠撼動鮑威爾和美聯儲地位的力量也並非川普，而是美國民眾對美聯儲及其背後建制派的不滿情緒所帶來的政治壓力。與大蕭條時期類似，當社會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不滿加劇，甚至認為美聯儲主席需要為經濟衰退負責時，留給鮑威爾的唯一出路也就只有同他的前輩一樣被迫辭職。
最終分析結論：
如今的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貨幣政策決策中，顯然更多地傾聽來自華爾街大型金融機構的聲音，對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給予優先關注，而對實體經濟和基層民眾的需求回應不足。而在川普看來，鮑威爾無視整體經濟戰略，只維護金融精英利益，是對國家經濟目標的背離。因此，川普與鮑威爾的戰爭，不應被視作單純的貨幣政策分歧，而是國家發展戰略與金融資本利益之間的衝突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