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聖母政治」：米萊在說，戴蒙也在說

告別「聖母政治」：米萊在說，戴蒙也在說

　　最近的幾篇文章偏向理論分析，閱讀起來可能稍微費力。希望通過這一系列文字，從文化的角度，探索西方社會面臨的深層挑戰，以及「保守主義復興」背後的核心問題。真誠希望朋友們喜歡這些思考，同時也期待繼續與大家分享對時局的觀察與評論。

　　2025年7月，當摩根大通CEO傑米·戴蒙在都柏林直言「民主黨都是白痴」，而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在一座新教堂中宣講自由與信仰的倫理基石，西方世界彷彿感受到一股逆流而上的震動。

　　這不是巧合的言論碰撞，而是一個疲憊文明的本能呼喊。站在金融與政治前沿的兩位領袖，從理性和信仰兩端，揭示了同一個真相：西方制度正在失速，文化與信仰的根基早已鬆動。

　　在都柏林，戴蒙出席一場由愛爾蘭外交部主辦的高層論壇時，罕見地直指民主黨式治理的失能。據彭博社報道，他說：「我有很多民主黨朋友，他們都是白痴。他們情懷豐滿，腦子卻很小。他們不了解現實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幾乎每一項出台的政策都失敗了。」

　　這番話在全球政商圈引發強烈反響。有人批評其言辭冒犯，也有人稱之為「金融界罕見的清醒之聲」。但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語氣本身，而是其所傳遞的制度信號。戴蒙不僅在批評民主黨的政策方向，更像是在投下一枚政治重磅。這位長期被猜測可能從政的銀行家，或許正藉此試探自己在華盛頓權力格局中的定位。尤其在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被廣泛認為將出任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背景下，戴蒙此時此言，顯然並非偶然。

　　過去八十年，支撐西方制度穩定的文化基石——新教倫理、猶太-基督教信仰、個人責任意識與自由市場精神，正在被一整套看似進步、實則空心的觀念體系所侵蝕。政治正確、福利主義、身份認同政治構成了這一「新道德秩序」的三位一體。這是一場深遠的價值崩解，比任何一次金融危機都更具毀滅性。

　　因此，「MAGA運動的出現，並非歷史的倒退，而是西方文明本能的一次抗爭。它拒絕的不是現代性本身，而是那種被倫理抽空、只剩技術理性與身份話語的現代性；它質疑的也不是全球化，而是一種被政治正確與精英治理劫持的全球敘事。

　　真正理解這一運動的人，早已超越黨派格局。他們關心的問題不是某項政策的細節，而是：在自由的廢墟上，還能否重建秩序？在國家機器之下，個體是否還有靈魂的位置？

　　從這個意義上說，米萊的出現，並非「阿根廷的異數」，而是這場文明保守主義覺醒在南半球的清晰迴音。

　　他被稱為「阿根廷的川普」，確實擁有類似的破局意志、反建制語言與政治能量。但他也具備川普所未充分展現的思想系統性。他像J.D.萬斯那樣，能夠將國家病灶抽絲剝繭般地分析清楚，再以一種道德哲學的方式，重新為自由主義安放信仰、秩序與倫理的位置。

　　他的講話中有憤怒，但不止於憤怒；有動員，但並不放棄原則。他試圖從精神結構上回答政治難題，從文明根基上重構制度邏輯。

　　這場佈道，不是反對派的即時回應，也不是一套技術性的改革方案，而是一場政治神學意義上的「重建工程」。

　　它之所以格外值得重視，還因為它發生在阿根廷，一個現代政治悲劇的典型樣本。

　　我們耳熟能詳的那首《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常把貝隆夫人描繪為哀婉的人民聖母，甚至成為左翼想象中的「溫柔政權」象徵。但現實遠比歌詞更殘酷：正是這種「由憐憫驅動的善」，將阿根廷一步步推入制度依賴與國家潰敗的深淵。

　　貝隆主義從來不是一次治理技術的失敗，而是左翼浪漫話語下的國家破產劇本。它承諾平等，卻製造出長期依賴；它訴諸人民，卻服務於統治階層；它鼓吹公義，卻持續削弱契約精神、摧毀產權制度。

　　米萊的出現，正是站在這片歷史廢墟之上。他所面對的，不只是債務、通脹與腐敗，更是一整套由「善意」包裝起來的政治幻覺。他的講話，既是對舊秩序的清算，也是對「偽善之善」的拒絕。

　　2025年7月5日，米萊在阿根廷北部一座新教教堂落成典禮上的演講，堪稱近年來最具保守主義世界觀視野的政治宣言之一。

　　他直言：國家權力一旦脫離信仰，將淪為魔鬼的工具；socialism 打著平等的幌子，實則剝奪自由，帶來貧困、暴政與文明的崩塌。他呼籲重建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以非侵害原則、財產權與信仰自由為國家制度之本。

　　在這場典禮上，米萊沒有講阿根廷的財政赤字，也沒有兜售政客式承諾。他講的是文明的起源與未來，是國家如何濫用權力，是信仰為何不可放棄，是自由主義為何必須回到其道德基礎。

　　米萊的這番話，是對過去一世紀左翼政治遺產的系統反駁，也是對未來保守主義路線的再次奠基。簡而言之，這是一次用信仰語言講政治、用經濟邏輯談文明的復興宣言。

　　以下是米萊講話的文字版，由於來自第三方，可能有所省略或錯誤:

　　大家好，下午好。很高興來到查科省。

　　我由衷感謝牧師豪爾赫·萊德斯馬的邀請，並祝賀他建成了這座美麗的禮堂。這是全國信仰界有史以來最大的聚會場所，意義非凡。

　　我常說，要改變國家，必須在三個戰線上作戰。

　　一是執政戰線。總統府正推動一系列阿根廷急需的結構性改革。

　　二是政治戰線。我們在努力建設必要的體制力量，以實現這些改革。

　　三是文化戰線。我們致力於傳播自由理念，擊敗馬恩主義思想。這些觀念幾十年來已深深植入社會意識。

　　其中，文化戰線也許是最難的戰場，因為它是無形的，潛移默化的。許多思想早已在不知不覺中佔據人們頭腦。

　　從啟蒙時代起，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理念與自由企業的資本主義，共同推動了社會與經濟的發展。

　　然而，過去幾十年裡，左翼卻在文化領域持續發起攻勢，並且不幸的是，他們贏了。

　　他們用一種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對主義，摧毀了我們社會賴以構建的價值觀與秩序。

　　我們放棄了工作文化、儲蓄精神、對自己承諾的尊重，甚至放棄了「善」作為至高價值。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虛幻的幻象。

　　我們把對工作的熱愛，讓位於對享樂的迷戀；把儲蓄精神替換為無節制的消費與魯莽的負債；而面對真理，我們卻選擇了謊言。

　　這一切並非沒有代價。

　　正是這些基本價值，使我們的祖先得以播種、收穫並留下遺產；與之相悖的思想，卻讓我們把別人的財富揮霍殆盡，並將後果一推再退。

　　幾十年來，西方世界一直在鋸斷自己坐著的那根樹枝。只因它還沒斷裂，就以為永遠不會斷。

　　而這一切，也正是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的根本原因。

　　西方文明之所以偉大，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猶太-基督教根基下的核心價值觀：工作是天職，個體需承擔責任，須有遠見，並尊重法律。

　　正如經濟學者加布里埃爾·瓦萊里尼所說，《創世紀》中早已包含經濟的基本原理。神在亞伯拉罕進入迦南時，就賦予他兩個使命：繁衍生息、耕種土地。

　　這說明，財富並非道德的障礙，而是信守誡命者獲得的祝福。

　　我們的神，是一位富有而慈愛的神，他會供應信徒一切所需。

　　然而，當一個民族遠離神的律法，拋棄那些道德與倫理的原則時，貧窮、疾病、犯罪與苦難便接踵而至。

　　我並不是說「資本主義出自聖經」，但可以肯定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倫理根源，確實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正如社會學之父馬克斯·韋伯所闡述的那樣：節制、勤奮、儲蓄、責任感、天職意識，這些價值觀在新教文化中得以發展，並成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搖籃。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價值觀的實踐，構成了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道德基礎。它推動了一種以自由協作為本、以生產積累為目的的經濟體系。在聖經教義的支撐下，這套體系將西方世界推向了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繁榮時期。

　　數十億人擺脫了貧苦，文盲幾乎被消除，人類壽命顯著延長，人口激增、生活改善。而這一切，皆源於那些幾千年前確立、至今仍有效的行為準則。資本主義，正是將這些準則推向極致的力量。

　　然而，左翼反資本主義的本性，使他們不斷扭曲這些價值。他們用虛偽的道德觀，顛覆我們文明賴以建立的根基。他們將通往繁榮的路徑徹底倒置。

　　《創世紀》第26章記載：「以撒在那地耕種，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戶。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許多僕人。」但非利士人因嫉妒他，便毀壞了他和亞伯拉罕心血所建之井。

　　在此，我想引用幾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如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和耶穌·烏爾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的觀點。

　　索維爾曾尖銳指出：所謂「社會正義」，其實只是披著正義外衣的嫉妒。它把嫉妒變成了美德，但別忘了，嫉妒本身正是七宗罪之一。

　　我們不會被擊倒。我們熟知聖經。正如索托所強調的那樣：「社會正義」也許是最背叛猶太-基督教傳統的觀念之一。因為，它的本質是強制性的「慈善」：用暴力剝奪一個人辛勤勞動的成果，分配給另一個人。

　　但真正的慈善，必須出自內心、出自靈魂，而非在槍口下完成。

　　因此，所謂「社會正義」不僅是偽善的，它還公然違反了十誡中的第七條和第十條戒律：不可偷盜，不可貪戀別人的財物。「社會正義」以公平之名毀滅他人的努力成果，是一種以制度化形式掩飾的罪惡。

　　而辛勤工作、誠實積累，恰恰是資本主義倫理的核心。而與之相反，馬恩主義的核心則是嫉妒與怨恨。怨恨者沒有能力直接掠奪他人財富，於是他塑造出一個偽神——國家，並通過這個神來完成偷竊之事。

　　他們打著「再分配」的旗號，妄圖通過政治手段解決一切問題，卻徹底忽略了最基本的因果：先有德行與勞動，後有財富與回報。

　　而左翼思想的根本前提則是：人的命運由出身和環境決定。也正因如此，他們否認自由，否認責任，聲稱個體無法掌控自己的未來。這就是他們為犯罪與反社會行為辯護的理由。

　　「罪犯是制度的不幸產物」，這樣的世界觀，只會帶來社會的徹底瓦解。看看我們幾十年來推行左翼法學家薩法羅尼（Zaffaroni）學說之後的結果：把罪犯當作「社會受害者」，讓真正的受害者無處申冤。但正如我們在競選和執政中反覆強調的：誰犯法，誰就必須承擔後果。

　　左翼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試圖強行塑造理想人類，而不是理解現實中的人。他們不面對現實，而是幻想重塑現實。他們相信可以用國家權力去改寫人性，而這，正是他們所謂「socialism」的真正含義。一個不平等對待公民的體制，一個既當裁判又當球員的系統。

　　這樣的制度，最終甚至掠奪最弱勢群體，以滿足統治者和政治階層的私利。它不僅侵犯財產權與平等權，還公然違背經濟學的第一定律：資源是稀缺的。

　　正如托馬斯·索維爾所言：「經濟的第一定律是：稀缺。政治的第一定律是：無視稀缺。」

　　如果每一種「需求」都被宣布為「權利」，那麼這個世界將永遠無法擁有足夠的資源去滿足所有人。

　　幾十年來，左翼將「正義」定義為「分配公平」，但那不是正義，那是制度化的掠奪。在這種體制下，分配者永遠拿走最好的那一份，而我們大多數人卻只能為此買單。

　　今天，終於有人因為這種系統性掠奪入獄，這僅僅是開始。

　　真正的正義，是人所得取決於他的努力與堅持，是各得其所，是自願交換，而不是暴力再分配。

　　他們攻擊我們，說「沒有人能獨自成功」，說我們是「冷酷的個人主義者」。但事實恰恰相反：資本主義，才是構成最真實社群的機制。

　　在市場中，人們自願合作，自由交換彼此所需但自己不擅長的產品與服務。這才是真正的社會組織，不是左翼所鼓吹的集體強制。

　　資本主義不僅是最有效率的體系，也是最和平的體系。正如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所說： 「只要商品不能越境，士兵就會越境。」

　　貿易進來，戰爭就會遠離。自由市場帶來的是創造、相互依賴與和平共處，而非征服與剝奪。

　　但左翼所做的，恰恰是在不斷顛覆一切秩序與價值。

　　他們的「反價值觀」，正是導致我們文明走向衰敗、貧窮與落後的根本原因。他們總是從攻擊信仰開始，妄圖用國家取代上帝，把上帝的律法換成政治的命令，把靈魂的自律換成政權的控制。

　　而Marxism 的每一次實踐，最終都讓富足變為匱乏，讓希望化為幻滅。這一點，在世界各地都已被反覆驗證,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

　　簡而言之：如果猶太-基督教傳統帶來了文明，那麼左翼所帶來的，必將是野蠻。

　　這些邪惡的思想如同寄生蟲，經過幾十年的宣傳灌輸，早已滲透進社會的各個角落。它們偽裝成「常識」，誤導一代又一代人。許多人已將這些偽理念視為理所當然：認為貧窮是因為社會上有富人；認為借貸本質上就是金融詐騙；認為企業家是工人的敵人；甚至把商品價格上漲當作「自主發展」的象徵。

　　這些思想像毒素一般感染了民眾，控制了他們的思維與行為，讓他們淪為政客階級的工具。他們像囚徒討好看守一樣，轉而攻擊那些與自己境遇相同的人。他們不是天生邪惡，而是長期沉溺在謠言與仇恨中，已經沉睡太久。

　　因此，喚醒對造物主的信仰，是多麼重要！

　　唯有信仰，才能喚醒沉睡的人，找回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擺脫我們今日沉淪的悲慘命運。

　　而與信仰對立的，正是"國家萬能」的信仰替代品, 一種將國家當作神明的思想形態。這種思想許諾人間天堂，只要你絕對服從統治者。但實際上，它打破了努力與回報、德行與幸福之間應有的聯繫，將人變為服從權力的工具，而非神的形象之延伸。

　　聖經早已對此發出警告。

　　正如耶穌·烏爾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教授在其演講《上帝, 無政府與教皇方濟各》中所指出的：《撒母耳記》與《路加福音》都明確揭示：國家，若脫離神的律法，是魔鬼的象徵。

　　在《撒母耳記》中，當百姓要求設立一位「王」時，耶和華對撒母耳說：「他們不是棄絕你，而是棄絕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神隨即警告他們：若由人來統治，將帶來掠奪、壓迫與奴役，自由也將隨之喪失。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撒旦帶耶穌登上高山，向他指著世上的萬國與政權說：「這一切權柄都交給我，我願意給誰就給誰。」

　　這段經文直指——國家政權若脫離信仰與道德，就成為魔鬼手中的工具。

　　所以，每當國家權力不斷擴張，所帶來的，往往不是秩序與公平，而是更多的貧困與災難。

　　這正是為何我呼籲大家：重拾信仰。

　　因為信仰不僅帶來來世的希望，也能帶來現實世界中的繁榮。特別是在一個「用恩惠換選票」的體制下，資源的分配從未與個人的功績和努力掛鉤，而是完全取決於統治者的私利與政治算計。

　　而這，恰恰違背了我們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最重視的道德信念, 那就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價值，源於猶太-基督教文化的核心倫理。

　　因此，每當我們做出關鍵決策時，我們都會引用阿爾貝托·貝內加·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教授的觀點——其靈感正是來自約翰·洛克（John Locke）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定義：「自由主義，是對他人生命計劃的絕對尊重。」

　　它建立在非侵害原則（non-aggression principle）之上，捍衛三項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生命、自由、財產。換句話說：不可殺人，因為你必須尊重生命；不可偷盜，因為你必須尊重他人的財產；而既然神賦予我們自由，又憑什麼讓一個官僚或政治集團肆意剝奪它？

　　願自由永存。

　　最後，我要指出：那些自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左翼政客，一邊高舉「社會正義」的口號，一邊卻在踐踏真正的勞動倫理。

　　他們建立起一個剝削真正勞動者、滋養裙帶關係與腐敗精英的體制。這個體制的受益者從來不是人民，而是以下三類人：權貴商人；腐敗官員；被收買的媒體人。

　　而不是工人，不是創業者，不是那些默默無聞、每天辛勤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