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特色的精神病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如果被關進精神病院，怎麼證明自己沒有問題呢？蘇聯的特色精神病歷史，給出了答案。其中的要義，不在於證明自己如何正常，這無法證明，而是要證明你對蘇聯的建設有利。當你不去談論任何的敏感話題，而是正確的認識到自己已經太久沒有工作，急需履行建設蘇聯的義務。當你聲情並茂的說出廣闊的西伯利亞大有作為時，你離出院就不遠了。
在喀山精神病院的牆壁上，刻著這樣一行字：我以真理之名發瘋，你們以健康之名犯罪。這句痛徹骨髓的吶喊，如同刺穿歷史迷霧的利刃。被譽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把精神病院描述為白色的古拉格。這個比喻揭示了一個驚人的歷史真相：蘇聯政權把精神病異化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
1977年2月22日，某報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為了在國內強化法西斯專政，他們利用「精神病院」作為鎮壓蘇聯人民的工具。他們對不滿和反抗其反動統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見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殘暴，比希特勒當年的集中營和監獄有過之而無不及！
僅僅了解一點蘇聯史的人，心中都很自豪：你們天天罵蘇聯經濟不好，那蘇聯的街頭為何沒有流浪漢？一開始，英美也覺得很奇怪，最初還以為蘇聯有最起碼的救濟兜底政策。可是，到了1983年，西方便發現了貓膩。
1983年，世界精神病學代表大會在奧地利召開，會議提交了一份報告，決定將蘇聯同行逐出大會，原因就是這份報告收錄了大量的案例，證實了蘇聯當局在系統的濫用精神病學，比如把流浪漢送到精神病院。
作為親歷者，時任莫斯科第15市立精神病院的醫生卡緬琴科，回憶時說道：當時，不少患者是強制收治的，主要分成四類：一是流浪的，二是告狀的，三是突發奇想的，四是討說權利的，他們大多數是被從街頭、火車站，或者機關接待室直接送過來的。
其中三類，字面意思好理解，最令人好奇的是突發奇想。這要歸功於蘇聯的御用首席精神病專家斯涅日涅夫斯基，他首創了獃滯型精神分裂症，然後自己還不滿意，又發展出了溫和型精神分裂症，也就是：本身沒有任何病症，但是思想可能存在異見。斯涅日涅夫斯基稱之為：溫和精神分裂症的潛伏者。
在具體的診斷實踐中，斯涅日涅夫斯基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癥狀對應體系：懷疑官方媒體的，屬於現實認知障礙症。堅持個人政治觀點的，屬於偏執性固執症。喜歡看書的，屬於過度智力興奮症。喜歡西方文化或者少數民族文化的，屬於文化分裂症。
被譽為俄羅斯詩歌太陽的大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就因為文化分裂症，被送進精神病院5年。蘇聯著名的女詩人娜塔莉婭，就因為詩詞中有一句：我思想故我有罪。被認為是在腹誹蘇聯當局的政策，從而導致她被診斷為病理性理想主義症，被關進精神病院3年。這樣的案例數不勝數，截至1989年，蘇聯1020萬人被登記為精神病人。
蘇聯精神病管控制度的巔峰有兩段，一段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最開始是直接物理清除，或者移送古拉格勞改營，但隨著國際影響越來越大，便調整為送到精神病院接受電氣化改造。
在這個體系中，克格勃第5局與衛生部精神病管理局形成了完美的管控閉環。首先由克格勃進行政治定性，隨後由指定的鑒定專家進行醫學鑒定，然後被強制收治。正如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所說：診斷書取代了判決書，白大褂取代了黑面具，但手術刀與子彈同樣致命。
1961年，莫斯科謝爾布斯基研究所的專家們，為了實現把異見者關進籠子里的夢想，開天闢地的創造出了「改革妄想症」，具體病理性癥狀是：對現有體制的任何不滿、批判、建議等等，都屬於改革妄想症。
《耳語者》記錄了一個經典的畫面：普通家庭在餐桌前突然沉默，鄰居間交換眼神時欲言又止，有些不安分的年輕人剛高談闊論幾句，就被警告：小心把你送到卡申科精神病院。
另一段巔峰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彼時全蘇專門收治突發奇想症的精神病院多達16所。歷史學家梅德韋傑夫統計，1965年到1985年間，78%的異見者遭受過精神病迫害。蘇聯解體后，聖彼得堡精神病院的臨床醫生普利休克在懺悔錄中寫道：我們發明了新的醫學術語來掩蓋古老的行刑方式，當聽診器不是為了聆聽心跳，而是檢測忠誠度時，蘇聯的醫學文明已經倒退回到了巫醫時代。
站在21世紀的長河邊回望這段歷史，蘇聯特色精神病的幽靈好像仍未消散，歷史依舊在重演。但是，有一個最根本的事實是：當權力開始害怕思考，它自己就變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任何自詡掌握絕對真理的權力，終將在瘋狂的追逐遊戲中，走向自我解構與分裂的歷史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