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槍擊碎的美國夢 帕克蘭案中失去兒子的中國家庭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琳達·張（音）走進兒子的房間，坐了一會兒。在丈夫去餐館上班，其他孩子上學后，她會時不時地去那裡看看。
帶法拉利標識的床單還在兒子的床上。任天堂遊戲機的手柄在他的衣櫥里。牆上掛著大象和蝴蝶的裝飾畫。
她的兒子彼得·王（音）在馬喬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遭槍擊身亡后，她收到了許多悼念、禮物和繪畫作品。這天早上，琳達·張指著一封裝在鏡框里的信。
「可能是佛羅里達州州長？」她盯著有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簽名的一頁說。還有一幅彼得的肖像，琳達·張說這幅畫可能出自一位著名藝術家之手，但她不太確定。
「我的英語不好，」她用中文解釋道。「彼得一直是我的翻譯。」
六年前，在佛羅里達州帕克蘭市的大屠殺中，17個家庭失去了親人。如今，琳達·張和她的丈夫王孔峰（音）以不尋常的孤立狀態在悲傷的荒野中穿行。帕克蘭的其他家長公開談論學校安全和槍支管制，競選學校董事會席位，帶頭提起訴訟，成立基金會紀念他們遇害的孩子。在集體活動中，許多人找到了安慰和發泄沮喪的安全空間。
彼得的父母英語不流利，他們很難跟上這些對話，也很難採取什麼能讓自己發泄悲傷的行動。對於一些家庭來說，法庭是一個宣洩情緒的地方，而他們在法庭上則要依靠翻譯為自己說話，並且靠翻譯才能對訴訟程序有一個粗略的了解。
「我只想為彼得做點什麼，」王孔峰說。「但是我們怎麼做得到呢？我們不會說這種語言。我們不了解這種文化。」
善意的朋友和親戚敦促這對夫婦繼續生活，專心撫養他們的兩個小兒子傑森和亞歷克斯。但琳達·張和王孔峰並不確定繼續生活意味著什麼。他們不理會別人讓他們去看心理醫生的建議，這種做法在中國文化中仍被廣泛污名化。
由於缺乏人際交往和安慰，王孔峰基本上沉浸在工作中，琳達·張則沉浸在自己的悲傷中。
「你可以看出，他們有很多東西想向世界表達，但他們做不到，」彼得的表姐陳琳（音）說。她在法庭上為王孔峰和琳達·張擔任翻譯，同時也是一名創傷心理治療師。「這些負面情緒已經積累了很多，等它變得太大的時候，就會更沉重地擊垮一個人。」
美國夢
2022年8月，琳達·張站在證人席上，當陳琳用英語為她宣讀聲明時，她強忍著淚水。
「我的名字是琳達，」在法庭上，陳琳讀道，她的阿姨坐在她身邊，渾身顫抖。「我是彼得·王的媽媽。寫這封信是非常艱難的，因為我不知道如何用語言來表達失去大兒子彼得的痛苦。」
幾個月前，檢察官通知受害者家屬，他們可以選擇在對槍手尼古拉斯·克魯茲的量刑審判中宣讀影響陳述。琳達·張最初並不確定自己要不要做這件事。即使是用中文，公開談論悲傷也會讓人覺得很不自然。而且，這樣的聲明到底能夠起到什麼作用呢？
但在甥女陳琳和其他一些受害者父母的敦促下，琳達·張同意準備一些文字。她覺得以這種方式紀念彼得是對的。一天早上，琳達·張躺在床上，對坐在她旁邊記筆記的陳琳說出她想說的話：
彼得是個完美的兒子。每個人都跟我說，我能擁有他是多麼幸運。如今，我們家在假日里都是那麼安靜。
陳琳以阿姨的想法為指導，翻譯並起草了這份後來在法庭上宣讀的聲明。
琳達·張還想讓世人更加了解彼得，還有很多事情，她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說出來。但現在，使用這種語言——這種她甚至聽不懂的語言——就只能這樣了。
對於琳達·張和王孔峰來說，英語一直是一個障礙。
王孔峰出生在中國南部沿海省份福建的農村，從小說普通話和福建方言。他不懂英語，但在21歲時，他決定搬到美國去找工作。
像許多尋求更好機會的福建年輕人一樣，他付錢給蛇頭，帶他去了南美。然後，他和其他中國年輕人從蘇利南出發，靠著乘船和徒步穿越中美洲，歷經艱險。離開福建三個月後，他越過邊境進入美國。那是1996年的事。
「我們那時候太年輕了，」47歲的王孔峰說。「不知道什麼叫害怕。」
王孔峰很快在克利夫蘭一家中餐館的后廚找到了工作。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好幾年，住在工人宿舍，每月大約掙800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來償還欠蛇頭者的四萬美元。
在克利夫蘭，他遇到了同樣在這家餐廳工作的琳達·張，她也是通過類似的途徑來到美國的。44歲的琳達·張和王孔峰都說，他們明白學習英語可以拓寬自己的生活，並且多次嘗試學習英語。但最終還是放棄了。
「我從來沒有真正學進去，」琳達·張說。
2002年，兩人結了婚，短暫移居至美國福建移民的聚集地紐約市，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琳達·張（傳統上，中國女性婚後保留自己的姓氏）在布魯克林生下了一個健康的、3.6公斤左右的男嬰。他們給他取了個中文名字「孟傑」（音）。「孟」是一個姓。「傑」的意思是「英雄」。
他們選擇彼得作為孩子的英文名字。
「我在電視上聽到這個名字，覺得聽起來不錯，」琳達·張說。「而且發音很容易。」
2005年前後，王孔峰和琳達·張從一個朋友那裡聽說，有個開中國外賣餐廳的機會，於是他們搬到了邁阿密。她說，在那裡，彼得親眼目睹了家人的困境。他看到父親在餐館里被人持槍搶劫，母親也被一個陌生人搶劫。
王孔峰和琳達·張說，彼得從小就很有責任感。像許多移民的孩子一樣，他是父母通往英語世界的橋樑，翻譯學校的信件，在看醫生時擔任口譯。
彼得也經常為大家庭扮演看護者和翻譯的角色。在一次全家前往迪士尼樂園的旅行中，彼得堅持要幫一個朋友抱她襁褓中的女兒，抱了20分鐘，就為了讓她可以看到煙花。當他的表弟亞倫從中國搬到佛羅里達時，彼得在學校里照顧他，幫助他與其他學生交流。
這對錶兄弟成為了最好的朋友，因為他們都喜歡《恐龍戰隊》(Power Rangers)、恐龍和電子遊戲，也都不喜歡周六的中文學校和課後輔導。2012年，他們一起在中國過暑假。亞倫一直感到焦慮——這是他搬到美國后第一次回到中國。但一看見彼得，他就放心了。
「我一打開門，彼得就拿著一個新玩具跳出來，說，『我們一塊兒玩吧，』」22歲、現為佛羅里達大學學生的亞倫·陳（音）回憶說。「突然之間，我們好像又回到了美國。他讓我感到非常安全。」
2015年，王孔峰和琳達·張以及後者的兄弟姐妹在佛羅里達州龐帕諾海灘開了一家日式自助餐廳。最終，他們攢夠了錢，從邁阿密搬到了珊瑚泉，然後又搬到帕克蘭的一個封閉式社區。帕克蘭是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富裕郊區，擁有該地區一些最好的公立學校。
王孔峰和琳達·張成了美國公民。他們接受了一些美國傳統，比如在他們的房子上安裝聖誕彩燈。
但他們生活在一個講中文的世界，似乎與鄰居們生活在兩個平行的世界。王孔峰和琳達·張經常在寬敞的家中為來自中國的親朋好友舉辦派對，餐桌上擺滿炒麵和海鮮，表兄弟姐妹們在一起玩得不亦樂乎，場面非常熱鬧。
「我們家是最熱鬧的地方，」琳達·張回憶。
「我們能做什麼？」
2018年2月14日是情人節，也是中國的除夕。彼得和他的朋友們計劃當晚過來慶祝，所以王孔峰在他的宮古日式自助餐廳（音）里做準備。
然後，他聽說馬喬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發生了槍擊案。很快，他和琳達·張來到一家酒店大堂，和許多憂心忡忡的家長一起等待，周圍都是警察和學校官員。
在那裡，他們得知遇害的14名學生和三名教職員工中有彼得。
之後的幾天和幾周里，是令人麻木的哀悼。家人和朋友幫忙策劃葬禮。佛教僧侶根據風水原理幫他們挑選墳墓。
彼得穿著初級預備役軍官訓練團的制服，被安葬在佛羅里達州北勞德代爾的貝利紀念公墓。後來，西點軍校追認了彼得的英雄事迹——他撐住教室的門，讓同學們逃離狂暴的槍手。
許多家庭，包括彼得的一些親戚，都想方設法化解悲痛，從無法挽回的損失中挽回一些東西。
彼得的幾個表兄弟姐妹參加了「為我們的生命遊行」，這場活動已經成為學生領導的全國性控槍運動。一開始，王孔峰和琳達·張也很活躍。他們與其他受害者家屬一起前往塔拉哈西，在那裡會見立法者，並參加了要求採取更嚴格槍支管制措施的遊行。
但是所有的談話都像是含混的噪音，他們的努力似乎是徒勞的。他們成長在一個公民對政府政策幾乎沒有影響力的國家。和許多移民一樣，他們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令人難以理解。兩夫婦開始不再參與這些。
「我們能怎麼辦呢？」王孔峰說。「法律是為政客服務的。我們只是普通人。」
當他們與其他帕克蘭受害者的親屬一起參加聚會時，他們的孤立感有所減輕。琳達·張說，她能直接感受到他們的痛苦。
「突然失去親人會讓人產生一種聯繫，」托尼·蒙塔爾托說，他的女兒吉娜也在槍擊案中喪生。「我們會儘力交談。」
在蒙塔爾托的幫助下，王孔峰和琳達·張試圖建立一個基金會。但由於沒有能說英語、能處理日常管理工作的人，該基金會基本上處於休眠狀態。由於語言障礙，王孔峰和琳達·張逐漸與大多數其他家長失去了聯繫。
「如果我能說英語，我會做很多事情，我會去參加每一場追悼會，每一次家長聚會，」琳達·張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說。
家庭分裂
在中國文化中，失去一個孩子不僅被視為一個家庭的巨大災難，而且可能預示著更多的不幸即將到來。出於迷信和悲傷，一些人選擇避開悲劇，而不是直面它。
槍擊事件發生后不久，王孔峰的母親——彼得的祖母——把家裡檢查了一遍，取下了彼得的照片，包括一張幾個月前拍的全家福。心急如焚的琳達·張衝到他們拍攝這張照片的照相館，發現照片還在檔案中，這才鬆了一口氣。
如今，照片掛在這對夫婦的卧室牆上。但在樓梯旁，一些一度展示著彼得照片的相框仍是空的。
張女士決心要保存關於彼得的記憶，她選擇了一張她能控制的畫布。她有五個紀念他的文身。其中很多是在情人節（他的忌日）那天紋的。她肩膀上的一處文身是他的名字縮寫在由天使翅膀環繞的破碎之心上方，蝴蝶旁邊有著英文字樣「你永遠活在我心中」。
在某些方面，張女士聽取了親屬們讓她不要沉湎於悲痛的建議。去年是彼得死後張女士第一次沒有紋新文身。
但在其他方面，她仍然被困在絕望中。這個家曾有過許多喜慶場合，但如今卻沒有了聲息。兩夫婦會在每個春節將裝好錢的紅包放在彼得的床上，如今連慶祝這個節日的勁頭都很難提起來。
此外，偶爾談到彼得的去世時，這對夫婦往往將其稱為「那事」。
王孔峰說他此前試圖通過回歸熟悉的習慣來壓制悲痛。他長時間在家裡開的餐廳工作，經常送現年17歲的二兒子傑森去馬喬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上學，傑森目前是12年級的學生。
他說他曾想過舉家搬到幾乎不存在大規模槍支暴力的中國，但他和家人已經全身心投入在美國打造自己的生活了。
「我只希望對我們的孩子來說能安全點，就這樣而已，」他說。
張女士依然會有輕鬆愉快的時刻，無論是聽到粗俗笑話和朋友一起哈哈大笑，還是輕輕抱著她外甥的新生寶寶。
但美國的生活最終變得幾乎難以承受。去年，張女士與11歲的小兒子亞歷克斯搬回福建，在一個既熟悉又不會時時刻刻提醒他們彼得去世的地方尋求慰藉。她深受創傷后應激障礙、高血壓和失眠等疾病之苦。她希望在身體好轉前能留在中國，在這裡她可以不需要翻譯就能看醫生。
去年秋天短暫前往佛羅里達州時，她和王孔峰去了彼得的墓地。那是他21歲生日，張女士想，他本來應該能合法喝上第一杯酒，用大蛋糕慶祝，或許還和女朋友一起。
可現在兩人卻跪在彼得墓邊的潮濕草坪上。他們小心地拔出經過風吹雨打的小小美國國旗，換上了新的。掃完墓后，兩人和傑森以及另外幾名親屬沉默地站在彼得墓地周圍，一站就是半小時。
隨著大家的離開，兩夫婦依然留在原處。在霧氣中，一個色彩鮮艷的「生日快樂」氣球四處飄動。王孔峰用他的傘尖輕觸了墓碑兩下。
「再見，彼得，」他說。「我們很快會再見面的。」
那個下午，一家人一起享用了羊肉串、蟹腿和新鮮的生蚝。張女士瞥了一眼外面淅淅瀝瀝的小雨，這在11月的佛羅里達州並不常見。她想，這是來自彼得的啟示。
她和王孔峰知道，這一天過後，孤獨會再次吞噬他們。但就目前而言，能和理解自己的人在一起，他們充滿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