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多少錢願意生二胎三胎？北大學者做了一項調查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您認為自己有幾個孩子比較理想？」
「如果沒有政策限制，您希望有幾個孩子？」
隨著中國日益面臨生育意願和生育水平的「雙低」態勢，這些關於生育意願和理想子女數量的問題在許多社會調查，甚至網路討論中頻繁出現，對於許多人來說可能並不陌生。
但是人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往往只是一個特定的數字——這背後的假設是，個體的生育意願和態度實際上被視作「固定」的，在同一個時間節點上並不會發生變化。但事實上，在回答這些問題時，不同個體的心理機制往往所區別，會基於不同的情況進行思考。例如有的個體可能參照周圍的群體，有的人會想象成社會成功人士，也有個體會代入自己進行作答。換言之，在獲得這樣一個答案時，我們並不知道人們的心理過程是什麼樣的，是選擇了哪一個參照組，也並不知道當外在的資源與條件變化時，人們的生育意願和態度是否變化……
那麼，到底怎樣才能了解人們的生育態度是如何被塑造的呢？在嚴八之前的推送中，已經詳細介紹了引入調查實驗法來測量生育意願的優勢。基於對此領域的持續關注，在2021年三胎政策實施后，我們研究團隊在2021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設計並搭載了擇偶觀念、生育意願以及生育、養育和家庭的社會態度三個模塊，其中包含了擇偶偏好與生育二/三胎的兩個隨機實驗。而本期介紹的《中國育齡人群生育潛力影響因素的隨機實驗研究》一文正是基於生育的調查實驗，研究發現即便在某一時間截面上，個體的生育態度與規範依然具有可變性，當前主要的生育激勵措施對於不同人群生育潛力的提升具有異質性的作用。
作者｜沈小傑 於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
責編｜靳永愛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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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調查實驗探索生育潛力
在傳統測量中，通常使用理想子女數、期望子女數、生育計劃等指標來對人們的生育規範進行測量。但這些傳統測量的一個缺陷在於區分度比較小，大量的回答都集中在一孩或者兩孩。因此，在實驗設計中，我們使用了生育潛力（fertility potential）這一測量方式，更加豐富地反映生育規範的內涵。
生育潛力主要表示人們在生育意願與態度上的彈性，代表個體在面對特定資源條件時表現出的具有傾向性的生育態度，可以反映個體認知層面關於生育的社會規範，即人們在不同條件下應當做出何種生育決策。這一測量方式能將個體在生育決策中面臨的各類資源和條件考慮在內，反映不同資源條件下生育意願的可變性，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揭示個體在形成生育態度與規範時的心理機制。
在實驗中，我們設置了多個影響因素，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照料、托育服務和已有子女性別構成，並將這些因素組成不同的虛擬情境（如下圖所示）。在CGSS 2021調查中，受訪者將對虛擬情境中的個體是否進行生育的可能性進行判斷，分別回答兩道關於生育二胎的題目和一道生育三胎的題目。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估算不同實驗因素對生育潛力的因果效應，並探索在不同群體間的異質性。在具體計算中，我們將打分對應到0-1的數值，以此代表生育二孩/三孩的可能性。
收入、照料和性別偏好
如何影響生育潛力？
在實驗條件下，當給定了不同虛擬情境，人們對於二孩、三孩生育潛力的評估並不相同，這體現出生育態度的可變性。在資源非常充分的情境下，受訪者對生育二胎可能性的評估達到近0.8，而資源匱乏情況下則僅有約0.2，但相比之下，即便是在資源最充足情境下，人們對三孩生育潛力的平均評估也只有不到0.6。
年收入、家庭照料與托育服務都能顯著地增加生育潛力。值得注意的是，現有子女結構並不顯著影響人們對於生育潛力的評估。這表明，至少在生育態度與規範層面，男孩偏好不再是決定性因素。人們不再認同需要基於性別偏好而生育二孩乃至三孩，只有在經濟資源與照料服務等因素滿足需要后，才應該考慮多孩次的生育。
通過在實驗中引入一個價格因素，我們可以估算出受訪者對不同實驗因素的意願支付價格（wiliness to pay）。在這個研究中，意味著這一項資源/服務可以等同於多少家庭年收入。
表 1 不同實驗因素的意願支付價格（單位：萬元）
註：#表示該結果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
在二孩的生育潛力上，家庭照料資源方面，相比於只有夫妻自己照料，有長輩幫忙照料的刺激效果相當於家庭年收入增加12.5萬！但在三孩的生育潛力上，其刺激效果減小了，僅相當於家庭年收入增加6.29萬元。
在托育服務方面，在受訪者對二孩潛力的評估中，相比於家附近只有價格高的育兒服務機構，家附近有價格低的公立與私立育兒服務均相當於家庭年收入增加13.86萬，人們並沒有在服務機構的屬性上顯示出不同的偏好。在三孩的生育潛力情境中，價格低的公立和私立托育服務分別對應家庭年收入增加8.87萬和6.61萬，受訪者對於公立的育兒機構有著更強的偏好。
生育潛力可以提升多少？
在隨機實驗的設定下，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人們對生育二孩和三孩可能性評估的變動範圍，即生育潛力可以被提升的幅度。由於三孩生育潛力本身均值較低，因此即便在較高年收入情況下，也很難達到很高的水平。在沒有長輩照料和低價育兒服務的情況下，家庭年收入從10萬增加至50萬可以將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從0.3提升至0.6以上，但只能將生育三孩的可能性提升至0.35左右。
當家庭年收入為15萬、缺乏低價育兒服務、已有一個兒子時，如果有父母公婆照料，二孩生育潛力的評估約為0.48，而沒有長輩支持的話，二孩生育潛力僅為0.39。在三孩生育潛力上，家庭照料的提升效果並不明顯，人們對生育三孩可能性的評估都僅有0.2左右。在托育服務方面，價格較低的市場化育兒服務可以將二孩的生育潛力提升約0.1。但在三孩的生育潛力上，其刺激效應相對有限。
此外，不同群體對不同生育潛力影響因素偏好具有差異。在性別差異上，家庭照料服務因素對於女性有著更突出的刺激，而經濟資源對男性有更明顯的影響。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更加強調經濟資源對二孩生育潛力的重要性，在三孩生育潛力評估中則更強調低價優質的市場化托育服務的重要性。個體生育意願較低者更加強調經濟資源對二孩生育潛力的約束效應及低價優質的市場化托育服務對三孩生育潛力的支持作用。許多證據表明，經濟資源的限制是實現高孩次生育的最主要瓶頸。
結論
通過調查實驗的方法，我們可以認為生育規範具有可變性，人們對於他人生育可能性的評估會隨著資源與條件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取值。即使在同一個時點，人們對於應該生育幾個子女、生育可能性上的態度也存在一種潛在的心理模式，會根據假設場景的變化而有所區別。因此，在未來關於生育態度與規範的研究中，應該結合隨機實驗、錨定法等測量方式，更好地揭示人們生育觀念的形成過程與內在心理機制。
經濟資源與照料資源都有助於當前中國育齡人群的生育潛力提升。家庭照料的價值不可忽視，但也並不意味著不能被市場化照料資源所取代。根據研究結果，人們對祖輩提供育兒照料的支付意願低於優質低價的市場化育兒服務，這可能因為長輩介入有時會產生代際間育兒態度和分工上的衝突（肖索未，2014）。而隨著中國延遲退休政策的推行，祖輩照料的可能性也有所減少，也更加需要市場化的育兒服務進行補充。此外，在當前中國的生育規範中，男孩偏好業已式微，人們認為並不應該為了滿足對於子女性別的偏好而負擔更多的養育成本。
由於不同的資源條件對不同群體的生育潛力具有差異化的激勵效果，在未來政策制定中，也應該更具有針對性，尤其是關注作為生育主體和直接承擔生育成本的女性群體。我們也期待未來研究在實驗情境構建上可以納入更多的因素，如工作家庭衝突情況、生育友好氛圍、配偶支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