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無恥的三個文人 對中華文明傷害最大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我們都知道，文人，或者說知識分子的使命應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但很多文化人非但沒有推動社會進步，反而讓社會倒退。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講的三個主人公：叔孫通、董仲舒、朱熹。
首先說叔孫通。
劉邦得天下之初，帝王的架子並不大，經常和手下的文臣武將打成一片。
所以，那群部下在劉邦面前也沒多少顧忌拘束，甚至說上朝時候，還當著劉邦的面開懷暢飲，大聲喧嘩，然後乘著酒興展示自己的超人劍術，動不動就把大廳的廊柱給砍斷了。
那時雖然也有人拍劉邦的馬屁，但大部分人，還是喜歡說難聽話甚至於公開蔑視劉邦的權威。
比如業餘軍事愛好家劉邦，特別喜歡找軍神韓信聊軍事。
有次可能是喝多了，很自信地的問韓信自己可以統領多少兵馬？
韓信用輕蔑的眼神看了劉邦一眼，然後說「就你？你最多能率十萬兵」。
劉邦惱火的問，那你呢？韓信居然回答說「我是多多益善」……
這等於是當面嘲諷劉邦不會帶兵，宣稱自己比皇帝高明。對於韓信吃錯了葯般的狂言，劉邦雖然心底掠過一絲不快。
接著，韓信又說了：「您啊雖然不會統兵，但你會統領我們這些將領們啊。」
聽完后，劉邦哈哈大笑。
因為能經常從部下口中聽到難聽的真話，所以早期的劉邦很少患帝王的通病——「自以為是」，他對自己的認識非常客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對於自己能掃滅群雄，問鼎帝王寶座這樣的偉大事業，劉邦從來沒有歸功於自己的能力過人，甚至於認為自己的能力和作用還不如他的三個部下，韓信、張良、蕭何。
其實話說回來，劉邦以前的歷代帝王都差不多，架子都不大，基本都能在「人才」面前平易近人，甚至於動不動就強留那些，能力超群的傑才同床睡覺。
比如，秦孝公就和公孫鞅同吃同睡三天討論變法大計；
始皇帝和尉繚時也喜歡得長跪聊韜略，當他得知尉繚不辭而別時竟然丟下手中的飯碗拔腿就去追，為挽留尉繚不惜賭咒發誓要與對方共甘苦同富貴，不惜放下帝王的尊嚴倒過來裝孫子……
可是這一切，有了叔孫通后就變了。他讓之後的帝王們，普遍患上了自我膨脹的癥狀。
叔孫通這傢伙，說難聽的，就是一個百無一用的臭儒生，在秦末群雄混戰年代，帶著另一幫小儒生像老鼠一樣四處逃命，為了活命，就是連碰上阿Q那樣的混混也能跪在地上裝孫子，因此得以活到劉邦當皇帝的那個年代。
在戰爭年代只知抱頭鼠竄的孬種，在和平時代卻可能混到人上人，那麼這種人肯定是有點反人類性格的。
因為大凡抱頭鼠竄的膽小鬼都善長阿諛奉迎的伎倆，而和平年代的統治者對阿諛奉迎常常有特別的愛好。叔孫通就正好屬這號人。
當年，劉邦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之時，叔孫通發現自己無恥的機會來了，就利用裝孫子的本領騙過了道道門房，得以混到劉邦面前當面拍他馬屁。
他拍馬屁還不是一般的拍馬屁，而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假裝成忠言逆耳的模樣，提醒劉邦說他的宮殿雖然巍峨雄偉，但總感覺缺少點什麼。如果能在宮殿辦公地點注入「朝見禮儀」，不但能大大地錦上添花，還能大大的提升大漢朝的對外形象。
劉邦聽后，開心的把文武大臣全交給叔孫通，讓他去教導大家什麼叫「朝見大禮」。
就這樣，叔孫通讓文武大臣受了三個月的罪，終於可以讓文盲劉邦見識到了什麼叫「朝見大禮」。
如果當時有攝像機，那麼那一天，就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天。
劉邦在宮女太監引導下，上了一輛裝飾豪華的黃金御輦，在俊男靚女的牽引下向「大漢朝一號辦公樓」進發。
當他看到衣著鮮艷的衛兵分列在大道的兩邊，一個又一個的傳令兵大聲向後報告皇帝陛下來臨的消息。
當他看到辦公樓大門兩廂的衛兵像雁翅一樣擺開，五光十色的彩燈把樓前的廣場映照得通明透亮。
當他到達辦公樓大門口時，早就站在那裡等候的太監上前攙扶他下車，傳令兵用更嘹亮的聲音向內報告「皇帝駕到」的消息。
先前還在交頭接耳的大臣們頓時鴉雀無聲，臉部表情即刻呈現出恭敬的模樣。
劉邦在太監攙扶下來到辦公大廳后，看到文武大臣分列兩廂，那些平日里習慣大嗓們、吆五喝六、舉止狂放的黑社會哥們一個個低眉順眼，大氣也不敢出，唯恐自己的身體站得不夠直，表情不夠恭敬。
等劉邦在特製的龍椅上坐定后，太監宣布開始辦公，大臣依次上前捧著秘書們精心撰寫的發言稿，用最恭順、最精練的語言向他報告工作，報告完畢后立刻回到自己的位置繼續莊嚴肅立。
然後，劉邦本人拖長聲音作最後報告，文武大臣趕忙拿出小本本記下，唯恐遺漏一個字。
最後由監察官站出來控告某某某沒站樣，某某某在偷笑、某某某放屁，並宣布對失禮者的懲罰措施……
朝儀結束后，劉邦通體舒坦，從靈魂深處發出大聲感嘆：
「天老爺！我今天總算知道當皇帝的威風了！」
然後是重賞叔孫通，把他提升為大官。叔孫通又把他的徒子徒孫提升為小官，派他們去全國各地，向地方的行政長官們傳授什麼叫「天子之尊」，什麼叫「上下有別」。
從此，國家元首不但跟人民，就連最尊貴的大臣，也都被叔孫通最邪惡的傑作「朝儀」，隔開一段距離。
戰國時代那種君臣間面相而坐，膝蓋碰著膝蓋長談的時代自此一去不返。
第二臭：董仲舒。
董仲舒最大的傑作就是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中華民族思想流動的長河攔腰斬斷。
董仲舒呢是一個專門研究《五經》之一《春秋》的博士。他在參加國家人才選擇考試的萬言試卷中，攻擊其他學派全是左道旁門，邪說妖言。建議：「凡是不在《五經》之內的著作，以及非孔老二所傳授的書籍，應一律禁絕，不準流傳。」
董仲舒的邪惡建議被擁有濃厚專制思想的皇帝劉徹採納，獨尊儒術的思想控制自此成了漢朝的大政方針。一個歷史大倒退的巨變在董仲舒的策劃下不聲不響地發生了。
董仲舒把儒家思想提到天皇至尊的地位。祭祀部所設的「博士」官職原來是由各學派人士分別擔任。
可此後，只有儒家學派才能充當，而且限制範圍，只能研究《五經》。其他學派人士全被驅逐，儒家獨霸學術。
其他學派的著作全被視為「邪說」、「妖言」，禁止閱讀研究，逐漸從知識分子腦海中消失。到了最後，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經》。
儒家思想自此成為皇帝欽定，成為之後所有王朝的唯一正統思想。
董仲舒還開了中國奴化教育的先河。儒家學派在祭祀部之下，創辦國立大學（太學），由博士擔任教師，傳授《五經》和孔老二的學術思想，用儒家思想對學生進行全面徹底的洗腦。
學生畢業即被任命擔任地方政府的官員。長久積累下來，儒家學派布滿了各級部門，成為一種排他性極強的儒家系統。
董仲舒以前的古代中國，是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時代。自董仲舒設計的邪惡思想學術體制出台後，中國的思想學術開始夕陽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思想專制時代。
這個在春秋戰國時代產生過八位傑出思想家的偉大國度，在此後的兩千年思想專制時代，再也沒有誕生過思想家。
我們都知道，思想是一個民族文明進步的燈塔，沒有思想的民族只能在漫漫長夜裡摸著石頭走路。
所以，這是董仲舒的惡。
第三臭：朱熹。
可以說，朱熹是中國狹隘、最虛偽、最極端民族劣根性的祖師爺和思想專制的集大成者。
儒家思想的核心雖然是保守崇古，但多少殘存點活力成分，比如對暴君的無關痛癢譴責和民眾抗暴的同情。
可是就連那點可憐的活力成分也讓朱熹給毀掉了。
朱熹是道學家的始祖。他把「道德」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朱熹的「道德」尺度並非是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勤奮、誠信、正直、善良、進取、包容、平等」等有教養的國民必須具備的文明修養；而是一套反人性的扭曲價值體系。
在朱熹眼中，一個道德上沒有瑕疵的人才有資格去當官治國；一個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即使是再有才幹也不配當官。
那朱熹怎麼來評定「道德標準」呢？很簡單，他認為人類只有兩種：「不是聖賢，便是禽獸。」
他覺得聖人是國家社會的模範公民，是沒有任何弱點的「偉光正」，主要功能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維持既定的名分和尊卑。
這種道德法則的精神和形態被稱為「禮教」。使禮教達到至善的關鍵在於「存天理、滅人慾」。
這句話我們都聽過吧。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努力減少自己的慾望；那怎麼減少呢？就是無時無刻思念聖人們所下定義的道德，無時無刻不忠君愛國，除此之外別無他念。就算你心裡不那麼想，表面上也要裝得煞有介事一本正經。
朱熹的道學設計也許有善意的一面，可在現實社會中根本沒什麼用。因為道學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很難有人能夠達到標準，哪怕連朱熹自己都不能。
比如，朱熹擔任『提舉浙東刑獄』期間，跟台州州長『唐仲友』為了爭奪一位秀外惠中的妓女，竟然惱羞成怒向皇帝上奏章彈劾，公報私仇揭發唐仲友有作風問題。
但是卻不了了之，因為皇帝也不傻，你朱熹什麼德行我還不知道，前幾天還在朋友圈裡給這個妓女嚴蕊作詞一首，就是：《卜運算元》。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所以皇帝認為你這是搶女朋友搶不過別人，打擊報復，所以沒搭理他。
所以，朱熹的道學標準扭曲了國人的靈魂，在國民靈魂深層播下了虛偽變態的種子。
現在很多人就是這樣，人格分裂，成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兩面人。
道家就是這樣，自己做不到，又一味要求別人在禮教中受苦，對別人的責備永無止境。動不動就要求別人為了忠君愛國、為了維護名節去死，自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看戲。
也就是在這個沒有任何人情味的道學思想指導原則下，寡婦被迫活活餓死也不許再嫁。音樂、戲劇、繪畫、作詩都屬於墮落行為。甚至說其他文學作品，比如小說、散文之類，你看一眼都是罪過。
朱熹還認為，只有低賤的人才去從事體力勞動，他是聖人，聖人要幹嘛？必須全神貫注於「道德」和做官。
他還規定連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態，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輕浮下賤。服從傳統權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貴的善。任何改變和抗拒的念頭都是邪惡，必須在念頭一起時就予以無情克制。任何發明創造，更都是專門取悅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所以，朱熹又是這三人里，我最討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