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是這樣從故宮午門進入紫禁城的

京港台:2020-1-19 07:00| 來源:《財經》 | 評論( 4 )  | 我來說幾句

八國聯軍是這樣從故宮午門進入紫禁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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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國聯軍從故宮午門進入紫禁城。

近日有人開車進故宮,引發公眾批評,故宮方面亦出面致歉。圍繞著這個有六百年歷史的世界最大皇家宮殿建築群,各種爭議歷來不斷。而故宮作為博物院的近百年歷史中,一代又一代學者和文物專家在背後付出的努力,經歷的曲折,付出的代價,是外界無法想象的。我們再次推薦《財經》記者此前的梳理文章,供大家參考。

《財經》記者 陳晶 | 文

90多年前的一個冬季,紫禁城送走了她的最後一位帝王。國民軍在清走宮廷內室時,皇后婉容甚至沒來得及吃完手上剩下的半個蘋果。不久后這裡就對外開放,圍觀的民眾擠滿了城門。這座佔地72萬多平方米、建有9900餘間宮殿房屋的龐大建築群,第一次對民眾消解了她的權威。

今天,曾經的皇城已經成了年均參觀人數突破1700萬的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建國前被皇城根下百姓稱為「一堆破廟」的宮殿建築,也將在2020年完成世紀大修,以嶄新的面貌站在全世界面前。

這源於幾代故宮人的接力建設。自1925年故宮博物院建立以來,前後經歷了6任院長。「不過,每一任院長都沒什麼好下場,有今天沒明天。」說出這句話的單霽翔在2019年4月宣布退休,也是故宮有史以來第一位退休地還算體面的院長。「從我第一天上任以來,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單霽翔說。


如果將今天的故宮看成是一家企業,那麼它的結構相當龐雜:總共38個部門,職能包括學術研究、文物保護、工程建設和日常行政;它的地位也相當重要:既是文博行業的排頭兵,也是對外展示中華文化的宣傳陣地,更是研究、教育、傳播傳統文化的中心。作為這家龐大「企業」的管理者們,需要傳承的不僅是專業經驗,更是管理藝術。

對前後六任院長來說,他們承擔著各自的歷史使命。他們的命運也是成百上千位故宮人的縮影,他們或出身世家,或起于田野,經歷了戰亂、革命,最終在命運的延長線上與故宮相交,而後就與這裡緊緊綁定。他們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但他們對故宮都有著深沉而複雜的感情。

我們希望通過回顧這些管理者們的生命歷程,來理解不同時代背景下故宮的困境與機遇,以及這些人如何在時代中抓住機遇,或被時代的浪潮湮沒。

1950年10月,在故宮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績展覽會。圖/FOTOE


2010年10月4日,故宮午門前遊人如織。圖/視覺中國

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建院元老,卻含冤離世



1924年11月8日,故宮神武門內東耳房內,一場激烈的爭論在北平攝政內閣政府與清室遺老之間爆發。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為了儘快分清溥儀「私產」與政府「公產」,昭信於國人,攝政內閣籌備起清室善後委員會,對故宮文物進行系統點查,清室遺老卻以「責重事繁」為由吵著要多安排幾個人進入委員會。

最終,一位民國元老出面調停了這場爭論,清室善後委員會得以在不到半月後成立,並集結起了一批包括蔡元培、于右任、易培基等在內的民國大家,這些人也是後來故宮博物院成立后的主幹力量。而這位民國元老就是李煜瀛。

李煜瀛曾參與辛亥革命,是前清重臣李鴻藻之子。憑著當時的影響力,李煜瀛出任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易培基則任首席委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對宮內117餘萬文件進行了初步盤點。

據善後委員會議事錄記載,在盤點中,善後會發現了溥儀與清宮遺老密謀復辟的來往信件。因此,善後會認為,「應迅速成立博物院,使清宮善後之事成為公開局面,才能杜絕清室方面的復辟妄想。」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掛牌成立。當時故宮實行理事會制度,李、易等人正準備大施拳腳時,時局很快發生了變化。段祺瑞控制北平成立北洋政府,自恃為清朝舊臣,對李、易二人進行通緝。故宮一時無人顧暇。

三年後,北伐軍趕走了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接管北平,並派易培基接管故宮博物院。著名報人劉北汜先生在《故宮滄桑》中這樣形容故宮職工的態度:故宮博物院職工歡迎這條決定,希望早日結束北洋政府統治下那種混亂與飄搖狀態,使院里各項工作早日走上正規。

局勢不如人願。1928年6月28日,國府委員經亨頤提出一項議案,認為故宮為逆產,要求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院內一切物品。6月29日,國民政府召開會議,討論經亨頤的提案,竟通過了這一荒謬提案。

當時尚在南京的易培基聽聞十分氣憤。他作為當時中央政治會議成員,在中央政治會議上力陳故宮博物院單獨建院的必要性。從多方面指出經亨頤提案的不當。最終經亨頤提案被否決,一致決議維持有關故宮博物院原議決案。

這樣直言果敢的性格在後來的故宮管理中頻頻體現,這與易培基早年經歷不無關係。這位前清武官的兒子在16歲的時候就敢上書為父伸冤,青年時加入同盟會,參與了武昌起義。1916年,他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國文,上課愛標新立異的他甚得青年學生喜愛,毛澤東就是他當年的學生。

1928年,易培基可謂風光無限。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同時,易培基還兼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和農礦部部長。但當時誰也沒想到,這位老院長最終因故宮一職,落得晚景凄涼。

對於當時的易培基來說,故宮是他曾接手過也一直牽掛的地方。在故宮上任后他決心整頓院務,首先是架構調整,在原來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外,又增設秘書處和總務處,將故宮開始作為一個博物館來管理。其次是文物保護。國共內戰爆發后,國民政府提案拍賣故宮文物以購買飛機500架,經易培基多方努力,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才議決保護故宮辦法,否決拍賣文物提案。

易培基在任上做的重要一事就是為年久失修的故宮爭取修繕資金。一方面他發動黨政軍要員捐資,蔣介石、張學良等都積極響應,分別以私人名義捐獻款項。另一方面他開始著手處理故宮非文物資料,為故宮籌措資金。但就是這一項舉措,讓易培基陷入了「監守自盜」的莫須有罪名中。

1932年,日軍攻佔了錦州,東北三省全面淪陷。易培基意識到了故宮危險,開始在內部組織打包文物,隨時準備南遷。但院內外反對之聲甚重,當時院長助理吳瀛認為「古物一出神武門,責任即重,問題多,閑話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將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輕易做這樣的決定」。院外反對派則認為,應護國土,安民心,且古物「一散不可複合」,不可南遷以防丟失。

原故宮職工梁匡忠在紀錄片《故宮》中回憶,到了華北戰事告急之時,故宮專門開了一次會 議,討論南遷事宜。會上有人提到應犧牲部分重量過大的文物,被易培基否決,「國難中,雖然人人都具有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決心,但是這種表揚國光,寄付著國家命脈、國家精神的文物,卻是斷不可犧牲的;要是這種東西都可以犧牲的話,試問我們犧牲了一切,所爭者何物。」

1933年2月5日夜晚,板車拉進了宮,南遷開始了。吳瀛後來在《故宮塵夢錄》中寫到,易培基披著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揮。當晚,第一批南運古物2118箱裝上火車,至1933年5月,故宮數十萬件文物先後分四批被運出北平。

而正在第五批文物準備運出的時候,有人以故宮出售非文物資料為由控告易培基貪污,且對方越鬧越大,以至輿論嘩然,以為易培基監守自盜,大發國難財。易培基多次反訴不成,最終只能辭職。1937年10月,他在上海寓所辭世,身邊僅有兩人簡單料理後事。

建國后,毛澤東對「易案」給予了特別關注,但當事人已或死或逃。在其關注下,故宮第二任院長馬衡特別撰文證明易培基清白,吳瀛在《大公報》上也發表了《談文物處理工作》一文,再次聲明「故宮盜寶案」是一樁「憑空捏造」的冤案,此案才算在定性上落定。

第二任院長馬衡:戰火中堅守國寶,卻在晚年蒙冤解職


易培基被誣告后,就官司纏身無法再顧及文物南遷事宜。1934年,原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古物館副館長馬衡繼任院長。據幼子馬文沖對《三聯生活周刊》的回憶,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級別很高,和五院(行政院、監察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的行政級別一樣,算是國民政府的大官。

不過在馬文沖眼中,父親一直覺得做學問比做官重要。一開始接到委任時屢屢推辭,最終還是蔣介石發了話:「我看大家一致推舉,馬先生就不必過謙了吧。」平時一直寡言的父親回家后把這句話學給孩子們聽,「我覺得父親心裡也是覺得驕傲的吧。」馬文沖說。

當時馬衡已經是金石研究大家,此前在北大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帶北大國學門開展了第一次野外考古。後來馬衡又升任史學系教授,併兼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

18歲就考上秀才的馬衡上任前在上海的生活算得上豪華。馬家在寧波鄞縣是世家,馬衡娶的是上海早期的工商巨子葉澄衷的女兒。結婚後馬衡光是在岳父的公司里挂名每個月也有6000塊大洋的工資。但在馬文沖的記憶里,父親鍾愛金石,「在(書房)裡面看書,看碑拓,有時整天不出來。」

精通文物又曾參與過故宮管理,馬衡在故宮上任后即進行了文物管理改革。在1934年6月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會的報告中馬衡提到,「院中最困難問題,厥惟文物之整理與保管。蓋十年以來,半在風雨飄搖之中,點查則本甚粗疏,整理亦僅及局部,保管更責任難專。」為此他牽頭制定了與文物保管有關的「出組規則」,針對各館處科組制定分門別類的規章制度,成立「文物分類整理委員會」,對各個文物種類都設立了專門委員會。

說起馬衡在任期間最重要的貢獻,還是成功護送文物南遷北返。1932年,日本鐵蹄踏入上海,在滬文物不再安全。馬衡開始組織將上海的文物運至南京朝天宮。當時馬衡等人組成了「保存庫建築工程委員會」,將南京朝天宮建成了一個裝有控制氣溫、濕度和防盜等先進設備的現代化庫房,並建立了南京分院。

然而,文物剛遷到南京沒多久,抗戰就全面爆發,南京也不再安全。馬文沖被調往淞滬戰場,父親鼓勵他「不要貪生怕死」。其實當時馬衡的肩頭的擔子絲毫不比上戰場輕,文物不得不向西遷移,而具體遷移的地點,在上路之前故宮人員並不清楚,都是一路走一路探。

「其實就是逃難啊,當時大家的思想就是不能扔給日本人,就得趕緊運走。」原故宮職員牛德明之子牛晨在紀錄片《故宮》中這樣回憶當時的場景。當時故宮西遷分三路,馬衡帶領部分人員走中路,有9331箱文物,基本走水路,分19批經4個月運往宜昌,然後轉運重慶。后又因安全問題轉運樂山。

一路上馬衡親臨現場選址,他謹慎的性格也讓文物多次躲過劫難。運送到湖南大學地下室的一批重要文物經他審查后,他覺得地點很不安全,要求加快運輸。文物運走後不到一周存文物的圖書館就被炸平了。後來馬衡在1947年的北平廣播電台中說,「像這一類的奇迹,簡直沒有法子解釋,只有歸功於國家的福命了。」其實,福命背後,是盡人事。

顛沛流離15年,文物重返故宮后13427箱文物無一丟失,幾乎無損毀。而就在山河破碎之 時,馬衡一路上還舉辦各種展覽,攜藏品赴英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赴蘇聯參加 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等,向世界表明中國「文脈不斷、決不放棄」的態度。

1948年,國民黨頹勢漸露。南京國府行政院電令馬衡將故宮珍品裝箱運往南京,后將運往台灣。馬衡稱執行命令,但文物裝箱較慢,安全第一。遼瀋戰役結束后,故宮文物一箱也沒運出去。

據時任故宮專門委員朱家溍對《三聯生活周刊》回憶,當時馬衡的學生庄尚嚴受命欲將一批 文物由南京押運至台灣。馬衡知曉后致函庄尚嚴說,如果他護送文物去台灣,就與其斷絕師 生情誼。

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率部起義,北平和平解放,故宮免遭戰火。新中國建立后,馬衡依然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在馬衡的組織下,故宮清運自清末就留下來已經堆成小山的垃圾和渣土,用這些垃圾可以從北京到天津修一條6米寬、路基35厘米的路,可見當時之破敗。

1952年,渣土還沒清完,「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開始清理「問題分子」。包括馬衡在內的一大批故宮老專家被撤職審查,審問者在問到馬衡是否有污時,馬文沖還記得司機的話:「馬院長來上班下班,從來空手來去,連包都不拿,而且他上下車全部在大廳廣眾下進行,怎麼會貪污?」

然而,最終馬衡還是被撤了職,調任北京文物委員會任主任委員。就在離任前後他將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都捐給了故宮博物院。1955年3月26日,馬衡病逝,就在那天,馬文沖被當作台灣特務逮捕入獄,辦案人員告訴他不能讓他回京,害怕他就此潛逃,此後被關押了20年。

第三任院長吳仲超:能屈能伸,在特殊時期保全故宮



馬衡被撤職兩年後,故宮一直都沒有院長。當時選定一個合適的又願意擔任此職位的人很不容易。

新中國剛剛建立,故宮這一特殊位置上的一把手,得有革命經驗,能認清文化導向;還得有文物實踐積理論素養,不然難以服眾;最重要的是,還要能做好帶頭作用,百廢待興的中國,彼時文博事業的樣板全看故宮。

最終這一任務落到了吳仲超身上,當時吳仲超主動放棄了到中央辦公廳升遷的機會,出於對文物的熱愛主動要求來到故宮。

從參加革命期間吳仲超就留心保護文物。自1931年起吳仲超就在上海、江蘇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在解放戰爭期間曾任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當時他還專門開過一家為國家徵集文物的古玩店「博古堂」,收集文物的同時也探聽消息。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陶喻之在《文匯報》上撰文,從1948年到1951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博古堂收集了200多箱各類文物,其中一部分藏品後來轉交山東省博物館保管,另一部分則撥交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建國以後,吳仲超擔任中共華東局副秘書長。1954年冬,中共華東局撤消,吳仲超到故宮博物院主持院務工作,后又一度擔任文化部部長助理一職。而這時候迎接吳仲超的故宮凋敝滄桑,古建築常年失修,懂技術的老專家們都已經被「三反運動」清走。

吳仲超一上任就開始了對文物「摸家底」。有人估算,按照故宮當時的人員規模,清查多則100年,少則50年。吳仲超則組建起了100人的專業小組,在經過6年緊張工作后就對館藏文物進行了品類劃分和遴選登記。

當時要找到懂文物的專業人士並不容易。在吳仲超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曾擔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魏文藻回憶,1954年,自己複員來故宮的時候,「從事業務與管理的幹部不足400人,其中有300多人是從部隊轉業複員的官兵」,對這批文化水平較低的職工,吳仲超專門成立教育科,辦夜校,不少人甚至從中學讀到了大學。「這是吳院長了不起的地方,他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軌跡。」魏文藻說。

此外,吳仲超還花大力氣召回「三反運動」打倒的老專家們,文物專家朱家溍的女兒朱傳榮在《父親的聲音》中寫到,後來十年動蕩期看到批吳仲超的大字報才明白,當年吳仲超招父親這批曾「有過問題」的老專家回故宮有著怎樣的魄力和擔當。

吳仲超曾說「保護專家要像保護稀有動物熊貓一樣」,後來證明,這批老專家以及他們培養的年輕人成了故宮文物修復鑒定的中流砥柱。

吳仲超還憑藉自己的政治智慧在動蕩時期保護了故宮未受到大衝擊。1958年9月,北京市委提出要「以共產主義的思想與風格」,對北京舊城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宮要著手改建,城牆一律拆掉等。當時故宮內激進派也跟著提交了一份「革命性改造報告」,中心意思是,要「堅決克服地廣人稀封建落後的現狀,根本改變故宮博物院的面貌」。

朱傳榮在書中寫到,故宮50年代曾經在東西華門兩側沿道路向北安裝了路燈,閉館時間一直到晚上8點鐘,在文華殿、武英殿周邊樹下還有不少石凳,直到90年代之後才陸續收入銘刻庫房。這才聽保管的人說,都是清代晚期的石碑,當初把有字的一面翻過去就是石凳了。現在猜想,這都是吳仲超當時為了適應當時環境做出的一些改變。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和林彪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記載,當晚周恩來得知紅衛兵準備第二天衝進故宮「破四舊」,當即作出了關閉故宮的決定。

吳仲超在這一時期已被批倒,只能做一些勤雜事務,但周恩來總理一直牽掛著這位老同志。在故宮「革委會」向周恩來請示如何接待外賓參觀時,周恩來特別提到「講解人員要高水平的,也讓吳仲超參加。」「革委會」又問如何介紹吳仲超,周恩來乾脆地回答了兩個字「院長」。

1967年5月26日起,北京衛戍區一營進駐故宮,實行軍事保護,因此故宮宮殿及文物在「文革」中沒有受到直接破壞。1971年故宮博物院重新開放,此前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的吳仲超於次年恢復院長職務。

1984年10月,吳仲超因病逝世。在紀念吳仲超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原國家文物局機關黨委書記陳浩然還記得,老院長逝世后只剩了不到3000元。在病榻上吳老仍在關心故宮的工作,去世后,老人將自己的收藏均捐給了故宮博物院。

第四任院長:張忠培:耿直敢言,改革觸及制度根本



吳仲超卸任以後,故宮事務一時無人主事。文化部黨組決定任命一位學術界巨擘來主持故宮工作,此人就是考古大家張忠培。

張忠培後來回憶,說1986年接到通知的時候並不想去,因為捨不得自己的專業,但「蘇秉琦先生勸我來故宮,於是我決定來這裡當『後勤部長』為大家服務。」當時,張忠培還在吉林大學任教,他一手創辦了吉大考古系,讓吉大和北大一起,成為兩個全國性的重點考古教研基地。

「脾氣大、說話直,對的就是對的,不對就是不對,有些學生的文章,張老師看了就罵,幾十歲的人被罵哭的都有。」張忠培的弟子、中山大學教授許永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道。這種耿直敢言的性格讓他在故宮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張忠培成長於動蕩的戰爭年代,小時候想當軍閥,帶兵打仗。和平時期到來后,他的理想就成了「好好做學問」「從歷史中找尋指向中國未來的理論」。他在北大考古系讀博時,帶本科生在陝西華縣、渭南進行的拉網式大規模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堪稱中國聚落考古學實踐的典範之作。

儘管只在故宮主事三年,但張忠培為故宮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他在任期間,實行院長負責制;他還嘗試解決體制單位員工積極性問題,施行「一院多治」,鼓勵業務部門以學術影響作為評價關鍵,而服務部門則需要注重提高經濟效益;他還進行了試點改革,實行生產效益掛鉤的承包制,自負盈虧,獨立核算。

不過,將人權、財權都集中到院長身上,意味著體制必須承擔人的不確定性。張忠培後來也承認,這樣的權責劃分「在官本位體制下,監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而寄希望於領導個人的廉潔奉公也很難持續。」這也為後來鄭欣淼任上故宮「十重門」悄悄埋下了隱患。

上任伊始,張忠培就遭遇了一場小偷偷盜事件和一場雷電火災。他只能笑稱自己「流年不利」。為此,他提出「安全才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四處奔波,努力將紫禁城內除了博物院之外的其他14家單位請出去,以減少不安全因素。這項「得罪人」的工作持續了三任院長的任期,最終在單霽翔那一任完成。

張忠培在任時,還解決了對故宮的定性問題。十年動蕩時期,為了減少政治因素的影響,吳仲超院長將故宮的性質定為「集歷代藝術、古建、宮廷三大體系於一體的綜合型古代藝術博物館」,而張忠培則將故宮定性為「以明清宮廷歷史、宮殿建築和古代藝術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性博物院」,並且故宮博物院是中外聞名的國家級博物院,不是休息娛樂的場所。這也為後來故宮保護與利用的關係確定了方向。

結束了在故宮的任期后,張忠培繼續做考古研究,並出版了多部著作。他也並沒有完全放下故宮,對於其後的鄭欣淼、單霽翔院長他都曾通過電話、信件等方式來關心故宮工作。

第五任院長:鄭欣淼:十年低調行事,卻在質疑中卸任



張忠培離任后,故宮長達11年沒有再設立院長,主事的副院長倒是換了幾輪。相較於此前任職考慮學術地位,張忠培之後的兩位皆來自於文化部組織內部。鄭欣淼繼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兼任文化部副部長。

1966年底,毛主席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19歲的他第一次來到北京。當時故宮仍未開放,他只能登上景山眺望故宮。

後來,鄭欣淼在陝西省省委工作了十五個念頭后,出版了一本書叫做《政策學》,正是這本書讓他被調入研究室擔任文化組組長。當時身邊不少人都勸鄭欣淼,40多就別去北京折騰了,鄭欣淼咬咬牙還是抓住了這次機遇。

再從北京被調到青海擔任副省長后,因身體原因他又被調回了北京,任國家文物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2002年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對於故宮和他個人來說,都是一次大機遇。

此前11年無人主事,故宮建築亟待修繕。上任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曾對他說,到故宮后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宮大修。從這年開始,國家也加大了對故宮的重視,故宮被划轉文化部管理,成為文化部直屬正局級事業單位。此前,故宮曾被下放到北京市文化局領導。

第六任院長單霽翔曾評價,鄭欣淼在任的十年是故宮做事最多的十年。但鄭欣淼當時一定沒想到的是,公眾對於故宮形象的認知將會在自己任上急轉直下。鄭欣淼曾在公開演講中表示,任上唯一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做的事就是文物清理,可見體制之內掣肘之處甚多。

文物清理的確是鄭欣淼任期重要成績之一。鄭欣淼牽頭花費了7年的時間對故宮文物進行了清理,並於2011年公布了1807558件這一精確到個位的數字,為幾十年來文物清理最全面徹底的一次。

這也有賴於鄭欣淼看文物的不同視角。在一次清理調研中,鄭欣淼發現一個皇帝馬鞍上有個窟窿,一問才發現是工作人員專門將馬鞍上的鐘錶摳下來送去鐘錶館展示。皇帝馬鞍、帝后字畫這樣的文物以前都被歸為歷史資料,但在鄭欣淼看來要完整地看宮廷遺存,也應認識到這些文物的歷史價值。

故宮大修則是鄭欣淼任上另一要務。自2005年開始,故宮大修計劃開始實施,總耗資達20億,將於明年結束。在保留故宮整體布局基礎上,鄭欣淼對故宮中軸線及周圍120多座單體宮殿都進行了修繕。

後來鄭欣淼在接受新華網記者採訪中,提到自己任期上最棘手的事,是大修時宮殿仍對遊客開放,而工作人員也在不停搬運東西。「我一直很擔心施工工人、遊客之間的協調問題。」2010年,故宮當年接待遊客已經超過1300萬人次,鄭的擔心終於在2011年5月8日這一天爆雷。

那天凌晨,一名盜賊撬開了故宮誠肅殿內的展櫃,偷走了7件香港私人博物館與故宮聯合展出的展品。儘管案發58小時以後盜賊就被北京警方抓獲,但是這一事件還是將故宮推上了風口浪尖。

故宮的麻煩並未就此結束。故宮後來送給北京警方的感謝錦旗上赫然出現錯字,一開始還不願承認,在網民一番冷嘲熱諷之後才發佈道歉信。此後,文物損壞瞞報、故宮內設高級會所、文物流失拍賣等「十重門」負面事件先後在這一年爆出,以至於鄭欣淼不得不親自回應,仍被部分民眾指責「打官腔、推卸責任」。

鄭欣淼在後來接受媒體採訪中表示,當時的故宮管理問題主要出現在人身上。一方面不少部門人員不足,管理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人員的職業素養有待提高。這背後反映當時是故宮資金不足與人員內部招聘不專業。

故宮作為差額撥款單位,國家僅提供54%財政撥款,剩餘部分靠博物館內部營收,當時博物館作為公益單位商業化收益有限;而在人員招聘上,內部招聘是故宮的傳統,不少安保人員都是「關係戶」。

2012年1月10日,65歲的鄭欣淼在故宮博物院的中層會議上落淚了。會上,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被宣布接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從國家文物局這一機關單位調任故宮博物院這一事業單位,行政級別仍為副部級,算不上升職。因此不少媒體將此解讀為「臨危受命」。

第六任院長:單霽翔:在體制內願意做,也做成了事



設想,如果現在由你掌控一家年均服務客戶超過1500萬的公司,你需要爭取母公司預算支撐你做好固定資產維護、產品生產研發、人員開支,還需要自己創收以投入社區服務與公益教育,老一輩核心技術人員已經退休,公司品牌又剛經歷重創,你會怎麼做?

單霽翔在上任伊始就面臨著類似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體制內解決這些問題面臨的處境會更加複雜。他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現在事業單位內的行政級別「非常可笑」。背後深意在於,事業單位由於靠著政府部門的預算運轉,自主性不高,因此公共服務的主體意識就淡薄,難以適應公眾需求。

不過他遇上了事業單位簡政放權的大趨勢。2013年他牽頭設立故宮研究院,不再設副局級、處級,也不再提60歲以上不能擔任領導,研究院幾個所的帶頭人都是由業界專家級人員擔任,「以學術影響力為本」。

單霽翔善於抓住時代給與他的機遇。少年時期遇上山下鄉,15歲就在南方的水田裡赤腳拔草,然後鑽進腿里的螞蟥一條條拍出來。後來他在廚房中蒸過饅頭,在車間當過工人,而在這期間他也沒忘了學習,很快就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機會。1977年恢復高考後,他考上了大學,後來還在清華讀研讀博。

在國家文物局任職期間,他更是努力抓住所有能保住文物的機會。汶川地震后,單霽翔馬上趕到了當地調查羌族碉樓情況,儘管當時仍有可能餘震,單還是親自進入了存在坍塌危險的碉樓中察看。

在北京任規劃局副局長期間,正值老城區改造開發階段。一位曾經的文物局同事表示,為了保護一處文物,單霽翔「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場合,與見到的所有人去談、去溝通。」

調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對他而言是明升暗降,他卻在故宮實現了自己的抱負。上任后,單霽翔先抓住了安全隱患這一最大的痛點下手,但遭遇過不小的阻力。

木質結構為主的紫禁城內,火災一直是最大威脅。前任院長們也曾想全院禁煙但屢次失敗,2012年故宮近1500名員工中就有400名都是老煙民。為了徹底禁煙,單霽翔規定一旦發現有人在院內吸煙,取消全部門防火安全獎金。

就這樣自己人禁了煙,也給觀眾起了示範作用。故宮於2013年5月18日宣布禁火,當天就收了一百多萬個打火機。

解決安全隱患之外,完成故宮大修計劃和進行文物修復則是單的另一要務。2014年5月,單霽翔在一次巡查中發現,剛修好屋頂的太和殿又在返工。一問工程師才明白背後無奈:工程招標的隊伍少有懂傳統修繕技藝的,懂傳統技藝的老工人又因為沒有幹部身份,退休后無法返聘,他們培養的年輕學徒們大多也因為沒有北京戶口進不來體制單位。

「如果用這種方法修,修一棟會壞一棟。我們沒法負這個歷史責任。」單霽翔在那之後叫停了修繕計劃,直到2015年才恢復工程。期間,他在全國政協召開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哭訴」了以上問題,並寫報告呈交給全國政協領導,得到批示「故宮的事要特事特辦。」

在文物修復和故宮修繕的基礎上,故宮的開放面積從2014年的52%到2019年的80%,展覽藏品從佔總藏品的不到1%到目前的8%。

官場經驗讓單霽翔懂得如何用體制內的方式做成事。

吳邦國委員長在故宮視察時,單霽翔特地將故宮最大的印搬出給吳看,並提到因保存藏品的地庫條件有限,這方印外殼已經出現裂紋。吳懂了意思,於是追問「改造地庫要多少錢?」單霽翔一口要了4個億,吳沉默片刻,就要求單霽翔馬上打報告審批,後來吳在批示上寫到:上對祖先,下對子孫,我們這代人要負責,要把這件事在當代做了。

這一點也體現在單霽翔對公眾和媒體的態度上。鄭欣淼任上爆發了「十重門」事件后,有故宮內部人員批評「故宮的問題不僅在管理上,還在它對媒體的態度上,更在於它高高在上的姿態。」

到了單霽翔這一任,每周故宮都會舉辦2-3次發布會。單本人更是親力親為,只要故宮因負面事件上熱搜他都會馬上回應,他本人更是登上《國家寶藏》《朗讀者》等節目,以接地氣的方式講述故宮故事。

相較於歷屆管理者對故宮經營諱莫如深,單霽翔在故宮營銷上則選擇「親自帶貨」。單上任后即通過舉辦故宮文化創意比賽來豐富故宮文創產品,並很快打造出了「朝珠耳機」「故宮行李牌」等多款爆品,在多常演講中,都可以聽到他對文創產品的推薦。去年年底,他表示故宮文創2019年營收已經超過了15個億。


北京故宮博物院推出的宮廷寶貝等系列卡通人物形象。圖/中新

2019年4月,這位總是充滿活力的老人退休了。退休前一晚,他還在帶著新一任院長王旭東夜巡故宮安保系統。單霽翔曾說,「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崗位,每一任院長都沒什麼好下場,有今天沒明天。」而就在他退休后,人民網發表時評:單霽翔值得時代給他一個美好的「下場」。

回顧過往,故宮院長們結局不同,在各個時代的核心任務也截然不同。

在軍閥混戰和抗戰、解放戰爭年代,易培基、馬衡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護文物安全和故宮完整,在此基礎上還需要發動力量找資金支持故宮運轉,但均因經濟問題被誣告;新中國成立后,複雜的政治環境讓吳仲超這一任不得不調整故宮定位,以避免政治因素影響,而他個人在動蕩期卻未躲過影響;動蕩期結束后,張忠培的到來為故宮發展打下了制度基礎,但未解決根本問題;而到了鄭欣淼這一任,才真正開始大規模的古建修繕和古物修復,但多年留下來的管理疏漏讓他陷入輿論風暴中。

故宮博物院走到今天,面臨的環境已和90多年前完全不同。在中國文物報社全媒體傳播中心負責人王超看來,現在的博物館館長,首先需要得到所在領域專業人員的認同,熟悉專業規律確保博物館在專業的道路上發展;其次還要有能力獲得管理層面即官僚機構的認同,要熟悉政治規則從政府爭取最多的發展資源;最後,還要熟悉博物館這樣一個公共文化單位的管理規則,要有能與公眾溝通的能力與魅力。

要真正把紫禁城完整地交給下一個600年,新一代故宮院長還需要在新環境下繼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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