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改朝換代之際,舊朝遺民與新仕貳臣的交往

京港台:2020-1-5 07:32| 來源:新京報 | 評論( 1 )  | 我來說幾句

明清改朝換代之際,舊朝遺民與新仕貳臣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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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鼎革之際,士人因政治取向不同而分化出遺民與貳臣群體,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由於仕隱殊途,遺民與貳臣大多淡於交往,甚至先前好友亦至交絕。隨著歷史進程的發展,遺民和貳臣群體內部不斷發生分化,同時,在看似界限分明的兩個群體之間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聯繫。

  對前朝的懷戀、對自身的反思、對民族文化前途命運的憂慮,使遺民和貳臣在心理上有所共鳴。兩者之間的疏離或交往,客觀上反映了社會的現實和人性的複雜。本文主要考察遺民孫奇逢和貳臣張縉彥的交往,以略窺清初遺民與貳臣群體互動之一斑。

  孫奇逢與張縉彥的交往

  孫奇逢(1585~1675),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曾堅辭明清兩朝徵聘十三次,世稱孫徵君。晚年講學河南輝縣夏峰村,學者尊稱夏峰先生。孫奇逢與浙江黃宗羲、關中李顒並稱清初「三大儒」,而「氣魄獨大,北方學者奉為泰山北斗」。孫奇逢17歲中舉,一生隱而未仕。年輕時以孝行感動鄉里,廣為世人讚譽。明天啟年間,孫奇逢「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與鹿正、張果中等傾力營救被閹黨迫害的東林黨友人,「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

  明末社會動蕩,戰事紛起。孫奇逢編練鄉勇,結寨自保,多次擊退入侵之敵。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稱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備」。清軍入關后,在京畿推行圈地政策。順治六年十一月,孫奇逢因故園被滿洲貴族圈佔,決意南遷。次年五月,在河南友人的熱情相邀下,孫奇逢留居輝縣蘇門。此處山水清幽,歷來為君子高隱之地。晉之孫登、嵇康,宋之邵雍,元之姚樞、許衡等人均曾隱居於此。孫奇逢認為,「蘇門山水佳勝,可堪終隱」。后友人馬光輝以輝縣夏峰村田廬相贈,孫奇逢率子弟耕讀於此,遂「以燕人而成豫籍」,直至去世。

  張縉彥(1599~1670),字濂源,號坦公、大隱、筏喻道人、菉居先生、外方子等,河南新鄉小宋佛村人。明天啟元年舉人,崇禎四年進士,歷任陝西清澗、三原縣令,任內保境安民,多有善政。崇禎十年,因政績卓著,行取入京,歷任戶部浙江司主事、邊餉郎中、翰林院編修、兵科都給事中。崇禎十六年,被崇禎帝超擢為兵部尚書。次年三月,李自城攻陷北京,張縉彥逃歸新鄉,組織地方武裝對抗農民軍,在清朝和南明政權之間搖擺不定。

  順治三年二月,張縉彥見復明無望,「赴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軍前納款,承疇具疏乞敕部錄用」。清廷以張縉彥在江南大定后「逡巡來歸」,不予錄用。至順治十年,張縉彥方被清廷起用為山東右布政使,后以「不避怨勞,實心任事」,歷升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順治十七年二月,清廷甄別三品以上官員,張縉彥因「在都辦事平常,且耽情詩酒,好廣交遊,沽名取悅,殊失大臣靖共之誼」,被降補「為江南按察使司僉事分巡徽寧道」。順治朝後期,南北黨爭激烈。

  

  本文出處:《清史論叢·第37輯》,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順治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北黨大學士劉正宗,詞及張縉彥,稱其為劉正宗莫逆之友,且「序正宗之詩曰『將明之才』,其詭譎尤不可解」。八月,湖廣道監察御史蕭震亦疏劾張縉彥,稱其「守藩浙江,刻有《無聲戲二集》一書,詭稱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入為工部侍郎,又復包藏禍心,交結黨類」。十一月,清廷會審后認為,張縉彥「巧辭欺飾,實有詭譎之意、叵測之心」,「以詭譎言詞作為詩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應立斬」。順治帝命「從寬免死,著革職,追奪誥命,籍沒家產,流徙寧古塔地方」。康熙九年十月,張縉彥在流徙十年後,終老於寧古塔外方庵。

  早在明崇禎年間,孫奇逢即以孝行、節義與理學聞名京畿。作為「真孝真廉,有體有用」的「地方人才」,孫奇逢曾多次被舉薦徵召,但他均堅辭不赴。順治二年三月,「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孫奇逢亦堅辭不就。薛所蘊(1600~1667),字子展,號行塢、桴庵,河南孟縣人。明崇禎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降清后累官禮部左侍郎。孫奇逢為其祖門生,兩人有世好之誼。薛所蘊在孫奇逢南遷之際,曾於「共城、林慮兩山中,各為廬舍待」 。二人一直是通過書信或子弟過視相交,直到順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初次相見。

  孫奇逢稱,「晤少宗伯薛行塢。十載神交,一日謀面。行塢自謂『向切私淑,禮意殷殷』。居然塵外之交」。順治七年,孫奇逢南遷輝縣后,方與豫北地方士人產生直接交往。他曾多次過訪新鄉諸友。張縉彥順治三年降清,順治十年起用,其間多里居新鄉,且與薛所蘊、王鐸等貳臣過從甚密。就筆者目及史料來看,尚未發現孫奇逢與張縉彥相見的文獻記載,但二人在清初的確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繫。

  順治十一年五月,孫奇逢過訪山東友人。他在給時任山東右布政使張縉彥的信中說:「入魯郊,無地無人不沐浴德化,蓬玄先生述政教更詳。尹彥明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先生真能行道者也。學者存心,利濟便是行道。』念庵謂『活得千人命,安心不向世外走。』先生惠施齊魯,能令齊魯大夫相觀而善惠施小民,先生之明德遠矣。人謂如是道人儒而禪者也,弟謂如是道人以德行仁,儒亦如是而已矣。」 孫奇逢入魯觀政,對張縉彥出世行道、治民有方是比較讚賞的。

  順治十三年,張縉彥任浙江左布政使時,孫奇逢曾致信請其為茅元儀遺屬一伸援手,以解其困。其《與張方伯坦公》云:「自壬辰歲夏,蘇孺人送其女北來,與其仆姚文煒約明年來視,以便圖歸。今五年矣,杳無音耗。主母屢有諭帖,總若罔聞。此分庄產,茅總戎族黨姻戚,公議立單,府縣批照:『嫁女養孀。』弟辭其嫁女之半,留一半為養孀之資。今一出門,仆利其有,悍然不顧主母之命,終置孺人於何地乎?蘇孺人忍死為總戎立節,此田不存,何以終老?聞茅公子寄居其岳家,少年想亦不能作主。蘇氏一呈,並原冊,乞仁台付本縣一查,催令文煒來迎主母,或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膜外置之也。」

  順治十六年十月,孫奇逢稱,「予山居病廢,先生(張縉彥)雅意貧交,一歲中書常三四至焉」。可見,在張縉彥赴京任工部右侍郎后,二人仍保持著較為頻繁的書信往來。孫奇逢對張縉彥的才華與學識頗為稱賞,在為張縉彥主纂《新鄉縣誌》所做的序中稱,「新鄉坦公先生,所稱具識力而能文章者也。其邑志雖奉豫中承賈公檄,實出先生之手,酌舊志之所詳略,而一衷於道理,既無所遺,又無所濫,洋洋乎大觀也哉!史家首推班馬,嘗考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詔為《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俠,而固謹細,固其所也。先生今日無功令迫於上,無子孫陳情於下,恣所欲言,則斯邑山川之美,人物之盛,文章風俗之厚朴而簡重,得托先生行世以傳久遠,無疑也」。孫奇逢曾認為,史志纂修者應求實、「具識力而文章」。以此標準來看,他對張縉彥所撰《新鄉縣誌》的評價還是比較高的。

  張縉彥在山東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任內,曾為孫奇逢刊刻《游譜》《答問》等著述,此外,他還移書力勸孫奇逢出修《河南通志》。孫奇逢自撰《歲寒居年譜》記當局聘修《河南通志》一事云:「河南巡撫賈公漢復聘修《河南通志》。郡縣致撫軍之意。予以老病不能任其事辭。方伯桑公芸、巡憲沈公荃,各致其相招云云。」 在《日譜》中,孫奇逢詳細記載了此事。

  順治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其《報趙令君》云:「承示桑老公祖,以纂修通志見托。若以治弟為有學有識之人,故相屬以不朽之事,甚盛意也。但治弟暗昧空疏,於此事既非其長,兼之聾瞶衰遲,心思散亂,曷敢冒昧以承,桑老公祖持世之心,經事之力,正是此道宗盟。治弟執鞭有心,佐籌無力,自諒此非誑語也。幸老父母婉為之辭。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今日桑老公祖下詢之誼,治弟自知甚明,非甘自外也。敢佑腹心,預告左右。」

  二十三日,其《報輝令》云:「恭承撫台老公祖惠己及門,既無坐受於家之禮,而病未脫體,又不能展叩階求見之忱。坐是躊躇,益深局蹐。所委《通志》事,未見來文,無所據以為辭,敬拜還花幣,唯老父母為致之,不次。」

  二十四日,其《簡王蓼航》稱,「撫軍至輝,儼然花幣辱臨,以纂修《通志》相屬,其意甚善。弟衰朽,既不能應其聘,不可不一往見,以答其誼。無奈連日痢轉甚,前之不能見按居時,猶無病,今病矣,益艱於見撫君。先後定當相會,倘語次及之,望為弟婉辭,及不能趨謁之狀,懇懇不盡」。

  

  二十五日,孫奇逢稱「客有謂:『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關非細,先生何辭之堅也?』予曰:『論事易,而任事難。此事非才、識、膽兼備者,不能勝也。薛方山一代儒者,自令慈溪,即有志浙省《通志》,歷十年,七謄稿,猶得同人贊助。事甫竣,還滋遺且濫之懼。仆識暗、才短、膽薄,既乏任事之具,況年逼八旬,思慮昏眩,冒昧承任,事心苟且。此何等事也?而可以苟且塞責。情面難破,好惡易徇,一為清議所短,必招鬼神所罰,凜乎可懼。予固熟籌之矣』」。

  孫奇逢後來說:「會修中州通志,中丞以予為托,予慮不勝任辭之至再」,張縉彥言:「先生則移書教予,曰:『此系河洛淵源,辭何為也?』」孫奇逢回復稱:「予烏乎無辭?昔薛方山修浙通志,七年始成。孫文忠修高陽志,亦十餘年始出以示人。二子者,其文章識力為何如也,知予識暗力薄,衰老不文,辭固其宜。」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份的日譜中,孫奇逢詳細記述了與諸人關於堅辭修志的過程,而對與張縉彥的書信往來並未提及,此中似別有意蘊。流徙寧古塔之際,張縉彥對孫奇逢念念不忘,曾與好友講論孫奇逢事迹。其友方拱乾記其事云:「徵君名奇逢,容城老孝廉,避地蘇門山,與坦公鄰,並直指陳君曾物色薊州李進士欲聞於朝,因坦公悉徵君,乃並薦雲。」

  也就是說,張縉彥曾向順天巡按御史陳棐舉薦孫奇逢,陳遂「以山林隱逸薦」 之於清廷。方拱乾詩云:「幾年魂夢說徵君,避地今聞柘影分。三聘無車容束帛,百泉有鶴守遺文。妻兒敗囷躬耕粟,弟子荒岡餓骨墳。落落河汾關底事,飄風只羨在山雲。」「薦剡曾同李進士,薊門人尚說公車。母存代婦親供爨,兒長耕田罷讀書。終日麻衣何處淚?偶然茅屋匪常居。名高節苦身無恙,轉笑西山蕨不如。」 從上面兩首詩中,亦能略窺張縉彥與孫奇逢的交往與情誼。

  孫奇逢交往原因分析

  (一)君子人格

  君子是儒家的理想品格,孫奇逢晚年尤重君子之道。衛地「俗本仁厚,素稱君子之鄉」。順治七年,孫奇逢遷居輝縣夏峰,入衛地,識衛人,對春秋衛大夫蘧伯玉尤為景仰,讚譽有加,認為其具有寡過自省、出處有道等君子品格,自稱「吾平生不能不服膺蘧伯玉」。孫奇逢晚年潛心研《易》,對其中蘊含的君子品格獨有心得,認為「孔子教人學易,都只是要將爻象實理,反正自己身上受用。如釋繫於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釋先號后笑,便要君子出處語默,如金如蘭;如釋天佑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順,又以尚賢;如釋勞謙有終,便要君子德盛禮恭,不伐不得」。

  孫奇逢認為君子還應具有以下特質:一是君子樂天知命。他認為,「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而不可違,故富貴貧賤、患難死生,惟其所值,有順受而已。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樂天」。《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孫奇逢稱此為「人生最安樂之事」。二是君子自強不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孫奇逢認為,「一有息,便與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此憤之所由發也。時習而悅,好古有獲,即樂矣。樂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老之將至。子之為子,如斯而已矣」。君子好學,所謂孔顏樂處,正在好學而已。三是君子坦蕩蕩。孟子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孫奇逢認為,「世間有一等最受享人,君子坦蕩蕩。有一種最受苦人,小人長戚戚。君子何以坦蕩蕩也,致中和而已矣。中和之極,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小人何以長戚戚也,不中和而已矣。不中和之極,所謂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凜乎可畏哉!」 君子仁義之德涵養於內,溫厚之態生髮於外,四體充盈德性光輝。所謂「睟面盎背」,正是君子氣象。

  孫奇逢最重君子儒。他說,「儒之純,肇自孔子」,「純儒之功德在百世」。「君子儒,儒有純者也。小人亦曰儒,謂其規模狹隘,非人而小人也。腐儒少霸氣,然霸又足以傷醇。禪儒足以銷霸氣,而禪又足以蝕真。有一利,伏有一害。如皆古聖人,獨孔子太和元氣而集大成,均為名儒而醇乎其醇。如所稱君子儒者,元公、明道而下,數人而已。」 孫奇逢不輕以君子儒許人,亦見君子儒修習之難與品格之高。

  孫奇逢的君子觀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而明清鼎革之際的人生體驗又使其獨具特色。他認為,欲為君子,需做到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畏天命順天道。孫奇逢說:「君子所以為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所以為小人,只是不知天命。」 孫奇逢認為君子不輕生輕死,「長生不足羨。輕生望死,桎梏而死,則失所以謹身矣」,「長生必流於玄,輕生必流於俠,君子均無取焉,謹身以俟命而已矣」。在孫奇逢看來,「君子無須臾離道之時,才能於天命之性渾成無間」,「故君子順天道以治其身」。天道即天理。君子還要處理好天理人慾的關係。孫奇逢認為,「君子、小人之分,惟在順理與從欲而已。順理則安,從欲則危。順理則憂勤惕厲,不安乃安也;從欲則逸情縱意,安乃不安也。學者須要天理人慾之間見得分明,一毫相雜,則理終不能順,而欲終不能不從矣」。天道、天理體現在人身上就是性。孫奇逢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獨此是人生真樂。君子王天下而不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都是憑這一點受用。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復性」,須有「浮雲富貴之懷」,方能復性,成學問,成君子。

  二是寡過知非。孫奇逢認為,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只此便是千聖要訣」。他指出,「學問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寡過。孫奇逢認為,「寡過於事上猶易,而寡過於意中實難」,須「懷希聖之思,立見性之志」,行真切之功,「日宜三複」 ,「過則改,而善則遷,不患不為善人君子。」順治十六年除夕,孫奇逢訓誡諸子說:「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蓋是日為一歲之終。一歲所為,或有愧無愧,各宜細加考問。行事無愧者,為君子,為善人。欺慊半焉者,利善之間者也。有欺而無慊,人斯下矣。」

  三是暗修以淡聲聞。孫奇逢說:「君子純全乎天者,誰敢冒昧承當?」「故君子只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已矣」,「直至無聲無臭至矣」。孫奇逢認為君子重在潛習暗修。他說:「從來謂潛與見為兩局,暗與章為二境。愚謂君子潛固潛,即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於潛而已矣;君子暗固暗,即章也,仍不離暗之用,總歸於暗而已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潛與暗之謂也。」孫奇逢訂《續家規十八則》,其中兩則為「暗修以淡聲聞」,「好古以擇趨避」。他解釋說:「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不學無術耳。暗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孫奇逢稱,「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有此一恥,則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自不至犯鬼神之忌。暗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祥降殃,天命實式臨之。可畏哉!可畏哉!」在孫奇逢看來,只有學以為己,不務虛名,實修實做,方可為君子。

  

  四是謹言慎行。孫奇逢認為,君子言行不可不慎,並以史為鑒,告誡君子躬行謹行,「士君子當末流之會,謹躬率物,居潛用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幾寡過,焚坑之慘,兆於橫議;黨錮之禍,成於標榜。古來名士,至於不能自全之地,託身於酒,託身於痴,以求免於猜忍多忌之際,而猶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興戎,口舌為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同時,勸說君子自律慎行,「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俯仰」,「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於榮祿,偷取一時,如漢之唐林、唐尊,俱以法履著名於成帝之世,號為二唐。比楚二龔(龔勝、龔舍),后皆仕莽,前修云何?左思曰『二唐潔己,乃點乃污。』豈獨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孫奇逢以遺民之身,能夠在清初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是其始終恪守君子之道的結果。

  孫奇逢晚年效法先賢蘧伯玉,「恥獨為君子」,「日思所以報答天地之德、祖考之恩,唯有勸人為善一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即素不相聞之人,有過訪而見問者,無不披衷相告,自矢勿斯。愛我者,謂交不可濫,心感而志之。然有人來過而問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陽抑陰,化小人為君子,民吾同胞,物吾與。此九十歲老人之婆心也」。孫奇逢「於困厄險阻、造次顛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禮不行,處坎心亨,龍德而隱。自公卿、大夫、士,下至佣夫、走卒、婦孺之流,暫而片語相接,久或終歲相從,皆煦之以春風,昭之以白日。淺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癥結而獲其本心,一歸之於為善」。他不僅自己願為君子,還希望天下人皆為君子,立己達人,實有古君子風範。

  (二)極重友道

  孫奇逢一生「以友朋為性命」,自稱「余自十八歲赴公車,便以親師取友為事」,晚年更是多次說:「仆平生以友朋為性命」;「仆平生無他嗜好,五十年來以友朋為性命」;「仆平生以友朋為性命,今近八十矣,離友朋之樂,無樂也」;「仆平生無他嗜好,獨以友朋為性命」。

  孫奇逢對儒門友道體悟頗深,認為「『友直、友諒、友多聞』,孔子嘗言之矣。蓋一身之成敗得失,舉而付之於友,故不得不嚴其人。然直諒不合人親,多聞易形人短,其人固未數數見之,而我不能急與之合,其咎又不在人,而在我矣」。孔孟之時,「以一身為天下,以一日為萬世,則固有大者存也。在當日,不覺其所關於天下萬世者何在,在天下萬世后自覺之。總之,有見於性分之大,原不隔天下萬世於一膜之外。能以其學於己者而誨於人,師友之興從此始。千餘年而有濂洛,師友之道一光矣。又數百年而有陽明,及門之盛,幾數千人,且多賢者,師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當日孔孟之不厭不倦者,所以貽留於天下萬世者耳!」

  對於友道的重要性,孫奇逢指出,「道德有於身,須借師友,所以師等君親友,為五倫之一」,「學人自立甚難,因無麗澤之益,非謂友盡乏直諒也」,「修身之士,必借良師友」,若「生無師友,則一愚人之身而已矣」,「若非真實師友,鮮不蹈半途歧路之嗟。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輔仁,元公所以言長無師友則愚。今人不知師友所關重大,總由不求自己學問進益耳」。

  孫奇逢認為,友朋相交,特別是對師友而言,須以道義為準則。他說:「師雲友雲,為其以道義相切劘也。離道義無師友之事,離道義無師友之言。師友因學而立名,學因師友而成德。不知學,惡知師友。」孫奇逢在《范箕生箋古人交》序中稱:「余讀古人交,未嘗不掩卷嘆息,而重有感於今之交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甚有肝膽與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終隙末。真有如昌黎所云『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轉眼若不相識,且擠之而下石焉者!』」。

  有鑒於此,孫奇逢提出,朋友當以義合,「同氣則求,同求則義,同義則久」。他指出,朋友是五倫之一,友道關乎五倫,「蓋君子敦篤乎君父之大,而既翕好合,一身全備之,方能出而問天下士。親見其人之可交也,然後通名姓、具拜問、告祖父,而締盟好。屬之以人倫之重,而托以終身之業。故不明於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不明於友道之關五倫,而欲以敦友倫,未見其盡善也」。

  「以友朋為樂」,孫奇逢視為人生三樂之一,自謂「老夫生平無他嗜好,少年以俱存無故為樂,壯年以兄弟友朋為樂,老來以兒孫師弟為樂。此三樂者,真無窮極也。人人有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離友朋之樂,無樂也。有朋則山可樂水可樂,即無山無水亦可樂。然我之所謂朋者,固非泛泛,須一種有識趣人,能起予,匡之不逮。然未可輕得也。」

  康熙十四年正月,孫奇逢與「同人常過我兼山堂者,聯為十人社。陽武三:趙錦帆、盧禹鼎、張含睿;新鄉四:劉一六、郭公望、任聯璧、周顯成;汲縣二:蘇寰中、李范林,合之大隱而十」。他論友朋之益,曰:「楊晉庵謂兩炭相燃,其焰自發。各孤一處,焰立熄矣。夫子雖不慍於人不知,而朋來自遠,樂多賢友,意可知已」,「炭愈多,而光愈烈,不問可知」。

  與匿跡山林離群索居的一般遺民不同,孫奇逢交遊極為廣泛。友人曾問孫奇逢:「先生五十餘年老賢書,仕進之心,夢想不到,何不向深山窮谷避跡息影、鹿游石居?而尚寄託風塵之內,幽士為與,通人不拒,此於遁世之旨何如?」孫奇逢說:「子之愛我也至矣。昔人結木巢樓、塞戶竇伏、資身賣卜,傭工灌園,甚至為卒市門毀形易面。予高其誼,憐其情,然非予心之所樂也。」其樂者為何?孫奇逢云:「余少秉痴心,以友朋為性命,老更婆心,謂滿街皆聖人,故於人之貧賤賢愚,凡有意於我而惠然肯來者,則不諄復而告語之,至於通人,尤是賢者,所當儘力,渠果肯來虛心,我輩何妨實心幫助,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安樂窩中叟是予師也。」

  

  (三)存續道統

  當明清鼎革之際,明遺民產生了「以夷滅夏」的強烈文化危機感。在此民族文化絕續存亡的緊要關頭,孫奇逢等「有志之士,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隱居授徒,著述明道,「繼絕學為世用」。孫奇逢認為,「人生第一要務,莫要於明學。學之不明,則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與誰共理?天下未有無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學也者,興賢致理之要術也。有一分學問,方做得一分事業。有十分學問,方做得十分事業。由求必不能為顏曾,蕭曹必不能為儼呂。天德王道,總之在學術上取齊」。

  時人稱孫奇逢,「際貞元絕續之時,明大道於方來,佐聖治於在下,有若天心啟牖之一人,以維持一線之緒者」,雖「遭逢不偶,不能行道於當世,爰欲傳道於來茲」。孫奇逢在《復崔承一書》中稱,「自江村沒后,知己寥寥,孤力肩承此不絕之一線,三十餘年顛蹶困憊者屢矣」。孤力肩承,實以難得其人。后識張沐、湯斌二子,孫奇逢寄予厚望。在與湯斌書中稱,「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世如雞群,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托」。康熙八年二月初六日,孫奇逢《復湯孔伯》云:「仆四十年孤力獨承之擔,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輕快何言?然仆身輕了一分,未免為知己重了一分也。」其殷殷傳道之情,可謂溢於言表。

  清初遺民致力於存續儒家道統,而復興民族文化尚須藉助強有力之推動者。孫奇逢稱,「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晉卿之諫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謂為靜修猶易,為晉卿、平仲難」。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竊思真儒名世,代不乏人。遠不具論,宋元之際,道在許子。當年與靜修同征,過容城商進止。靜修曰:『公不出,則道不行。某亦出,則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處也。」

  在孫奇逢看來,宋元之際理學名儒的出處,事關少數民族統治下中原傳統文化的前途命運。許衡出仕可以光大中原傳統文化,即「道行」;劉因隱居意在維護儒家道統尊嚴,即「道尊」。二者相較,為「道尊」易,為「道行」難。因此,他認為不宜對出為尊官的姚樞、許衡過分苛求,因「其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孫奇逢論宋元之際,正所以見明清之際。他以遺民之身興學傳道,自覺如元之劉因出則道不尊,因而將道行的期望寄託於出仕清朝的理學官僚身上,稱「今日正望老父母勉圖其所難耳」,「先生今日固為其難矣。維持世運,鼓舞來學」。

  康熙六年以後,孫奇逢敏銳地覺察到,時勢變化對理學發展變得越來越有利。他在致友人信中說:「聞廟堂諸老深心學問,不減姚許當年」,「邇來宰相而下,談學者不乏人,此亦氣運然耳」。至康熙十三年五月,孫奇逢稱,「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學之意」,若「以二三君子,啟沃於其間,則學之典也,在指顧間矣」 。孫奇逢希望藉助於身居高位的理學官僚來「正君心」,實現清朝政權的儒學化,推動以儒家傳統模式重建中國社會秩序。

  結語

  除張縉彥外,孫奇逢與錢謙益、龔鼎孳、王永吉、吳偉業、劉正宗、戴明說、劉餘佑、孫承澤、薛所蘊、柳寅東、張鳳翔等清初貳臣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並未明言對其大節的具體看法。孫奇逢所撰《理學宗傳》,序列歷代大儒,獨遺宋之吳澄。孫奇逢認為,「吳草廬謂諸葛孔明為行不著習不察之人。余謂孔明舍孫曹而事昭烈,著莫著於此,察莫察於此。草廬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為不著不察」。

  由此來看,他對貳臣忠義名節的態度亦是不言自明。入清后,孫奇逢曾自稱,「五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樹遁世之藩籬,差慰藏拙之門戶」,「長為逸民,高蹈不出」。正是這種特殊的身份與處世方式,使其能夠站在傳承光大中原傳統文化的立場高度,用包容和積極的心態與貳臣交往,以自己的遁世而道尊,寄託對道行的期盼。

  清人稱,孫奇逢「闢室蘇門,為講學名山之計」,「而聖道自此明,絕學自此續,周程張朱而後,以一身膺理學之宗」。「先生之教沛然大行,達於朝而上為道揆,施於野而下為善俗。」「我朝聖教昌明,先生講學之功,默有以助之也。」 孫奇逢對清初的社會文化認同和歷史發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本文選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37輯》,原標題為「遺民與貳臣:孫奇逢和張縉彥的交往」,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張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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