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為什麼共產黨統治能在中國成功?

京港台:2019-10-22 00:56| 來源:紐約時報 | 評論( 113 )  | 我來說幾句

紐時:為什麼共產黨統治能在中國成功?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前一步——用帶著濃重湖南口音的標準漢語——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許多愛國人士雀躍歡呼。當時的中國人有相當一部分不是共產主義者,但經歷了多年的外強凌辱、日本的殘酷侵略和血腥的內戰之後,中國終於得以實現統一,仍然讓他們歡欣鼓舞。大約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第一次重獲尊嚴。這一點被廣泛歸功於毛澤東。

  許多中國的愛國者有一天會為他們的熱情感到後悔。毛澤東不僅將矛頭指向他所謂的「階級敵人」,或者基本上所有沒有像奴隸一般追隨他的人,他還對中國人民施加了更甚於日本人的暴力。據信導致多達200萬人被害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他發起的幾次大清洗中最後的一次。

  然而,毛澤東統一國家、恢復民族自豪感的壯舉,仍是許多中國人尊重他的遺產的一個原因,也是中共持續壟斷權力的合法性的一個來源。對暴力混亂的恐懼根深蒂固,並一直被反覆灌輸給各個年齡段的中國人。黨的宣傳者堅稱,沒有共產黨的統治,中國將再次陷入混亂,深受外國敵對勢力之害。

  不過還有其他原因使中共得以維持在中國的權力,儘管其他幾乎所有地方的共產主義統治已經崩潰。

  黨極好地適應了資本主義。目睹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民主改革之後蘇聯的境遇,中國的統治者拒絕走他的老路。在要求類似改革的中國人在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中被殘酷殺害后,中共與大多數抗議者所出身的城市受教育階層達成了默契。一黨統治將創造人民致富的正常秩序,作為交換,他們不再發起政治抗議。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與新加坡沒有太大不同,後者也達成了類似的交易,雖然壓迫性多少小一些。事實上,被視為中國偉大的現代改革者、1989年鎮壓異見人士的鄧小平,也崇尚資本主義與專制結合的新加坡模式。

  但共產黨統治在中國的成功有著更深刻的歷史緣由。中國的帝制權力一直有某種准宗教信條的支持。中國的皇帝充當了天地之間的中介,被當成是半神一樣的人物,既是神聖的權威,也是世俗統治者。儒學起初是道德哲學及政治哲學,后成為強加的意識形態,用來灌輸對權威的服從——從家族中的父親、宗族中的首領,一直上到皇帝。

  這或許並非孔子或他的追隨者孟子的本意。他們更看重的,是培養士大夫的美德以及嚴格遵奉道德規範:古代的儒學是一種實現和諧社會秩序的藍圖。而近期香港的抗議活動以及台灣活躍的民主顯示,很多中國人積極反對威權主義——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這些地方的存續總的來說好於大陸。

  但今天的統治者為了支持社會等級制度和專制統治而對儒家的利用,並不比一千年前少。這一信條的官方倡導者,對起初作為一套人文主義哲學的儒學進行了威權主義的詮釋。

  這個基於道統的封閉系統,讓現代改革者很難質疑或擺脫。僅僅推翻一個特定的帝國政權是不夠的。中國的改革者認為,要發起一場因民主之名的真正革命——20世紀初數十年間曾有過這樣的嘗試,就必須將這一道統與神聖的統治者一同剷除。

  這是1919年的所謂五四運動的要旨,當時學生和知識分子打著「賽先生」和「德先生」的旗幟走上北京街頭遊行。必須摒棄儒學這門幾千年來維持著中國文化與政治的意識形態。科學在一些中國思想家眼中成了新的信條,某種可以解釋一切的東西。

  五四一代的很多中國知識分子被馬克思主義吸引,恰是出於這一原因。它以一種有著堅實道德成分的另類現代政治和科學道統,填補了后儒學的真空。早期中共領袖之一的劉少奇(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清洗,在監禁中任由其死去。)在1939年寫了一本題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小冊子。他對理想革命者的刻畫強調「自我修養」,聽上去充滿儒家色彩。

  即便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教分離也沒有發生。毛澤東的行事風格就像一個神聖皇帝,他的思想如同儒家經典,必須背誦和尊崇。在20世紀60年代,對毛澤東「紅寶書」的不敬或者哪怕只是無視,會被當作褻瀆神明一樣對待,一個人可能會因此被送過去古拉格一樣的集中營接受再教育——前提是他或她還沒有被處死。

  毛澤東去世后,特別是在鄧小平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革后,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開始喪失效力。黨員口頭上支持黨的正統,兒童依舊在學校學習這種正統,但民族主義乃至些許陳腐的儒家思想,開始取代舊有的共產主義信條。這也形成了一些中國人和專家所形容的「精神真空」。

  填補這種真空的一個方式是皈依基督教,或者加入法輪功之類的精神修行團體,黨的領導人對此深感驚慌。政府之所以如此大力鎮壓在黨的控制之外獨立運行的宗教組織,恰恰是因為與國家正統相競爭的信條具備固有的顛覆性。

  國家主席習近平清醒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正因為如此,他竭力收緊黨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復興毛澤東思想,同時打壓高校、大眾媒體和網路中的異見想法。他的個人崇拜、強調嚴格的家長式領導以及強調自身哲學思想權威的做法,被廣泛視為在一系列平淡無奇的技術官僚執政之後,重新恢復共產主義帝國統治的一種方式。

  然而習近平並非毛澤東,他缺乏成為現代皇帝的魅力。但新加坡模式的某個更嚴厲版本,可能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取得成功。中共仍會以秩序、民族榮光和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代言人自居,以此作為其統治的依據,同時(一部分)民眾會繼續致富。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性質,並不是很重要,人們是否真的相信也不重要。儒家同樣有很多門派。重要的是,這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會強迫人們服從。而只要黨依然掌權,國家對精神和知識生活的控制,將阻止人們找到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9年9月28日。

  Ian Buruma是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教授,《不利因素:從洛杉磯到北京的中國反叛者》(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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