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賓士下中國最大的政治讓步是如何發生的?

京港台:2019-6-18 04:44| 來源:紐約時報 | 評論( 11 )  | 我來說幾句

習近賓士下中國最大的政治讓步是如何發生的?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立法會擁有非常忠誠的多數席位。她享有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她還有一個隨時準備推動其議程的龐大官僚機構。

  然而週六,她被迫無限期地推遲了她為贏得一項法案的通過而長達數月的努力,該法案將允許香港政府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國、台灣和其他地方。林鄭月娥的決定是自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中國在政治問題上最大的一次讓步。

  大批示威者走上香港街頭,進行越來越暴力的抗議活動。當地工商界領袖也開始反對林鄭月娥。就連北京的官員也開始對其判斷力產生懷疑,認為她在這個問題上自找麻煩,分散了對他們真正的優先事務——讓嚴格的國家安全立法在香港獲得通過——的注意力。

  香港政府面臨的風險是,公眾(尤其是年輕人)可能會產生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暴力抗議是阻止不受歡迎的政策舉措的唯一途徑。自1997年香港從英國回歸中國以來,政府在相繼發生的一起起重大事件中軟化態度、改變路線之前,抗議活動的暴力程度不斷上升。

  一週前,多達100萬人舉行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和平遊行。但政府的立場只是在上週三發生了一場規模更小的示威活動后才開始轉變。上週三的抗議活動以和平的方式開始,後來發生了某些抗議者撬起磚頭扔向警察,警察用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予以回擊的情況。

  在週六下午的記者會上,林鄭月娥否認她宣布無限期推遲只是為了防止在定於週日舉行的集會上發生進一步的暴力。

  「我們的決定與明天可能發生的事情無關,」她說。「這與安撫民意的打算——願望——毫無關係。」

  但這個說法引起了廣泛的懷疑。香港浸會大學的政治學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說,一週前的那次適合家庭的遊行不足以傳遞一個信息。

  「不對當局施加一點暴力和政治壓力的話,你什麽也得不到,」他說。

  陳方安生在2001年退休前一直是香港的二號高級官員,現在是一名民主倡導者。她說,「不讓投票,人民被迫採取走上街頭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聲音。」

  在1997年回歸后的頭幾年,香港政府的反應往往更為靈敏。2003年,在50萬人和平遊行后,前屆政府放棄了讓國家安全法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的努力。

  那次遊行非常溫和,沒有一個人被逮捕,位於抗議者遊行路線結束處的梵克雅寶(Van Cleef & Arpels)珠寶店的工作人員沒有關閉商店的保安鋼百葉窗,甚至沒有把商店窗口展示的極為昂貴的鑽石首飾收起來。

  修例的失敗充分表明了北京在香港所面臨的核心困境。北京希望對香港保持全部控制權,所以不允許在這片半自治的領土上實行全面的民主。

  然而,由於沒有民主,接連幾屆香港政府都因低估或忽視公眾的擔憂而陷入政治危機,而且每次危機都讓北京受到一些指責。幾位與林鄭月娥關係密切的顧問說,目前還不清楚她是否在修例前與北京領導人進行過討論。

  週六,林鄭月娥一再拒絕討論她與中央領導人的談話。

  事實也證明,香港政府在面對公眾的強烈抗議時,更傾向于堅持下去,至少在抗議之初是這樣。

  香港領導人越來越多地附和北京高層官員的說法,認為抗議是外國勢力煽動的。這種外國影響似乎包括香港民主倡導者在訪問華盛頓時與美國官員和政界人士安排的會面。

  儘管如此,林鄭月娥及其高級顧問們一直不相信抗議者們的真誠。

  「我認為騷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的,香港的年輕人令人遺憾地被操縱了,參與了騷亂,」林鄭月娥的行政會議成員任志剛說。

  對外國影響的懷疑讓林鄭月娥週六的退卻更出人意料。不過,她走上本週的公共政策慘敗之路似乎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

  林鄭月娥和她的高級助手們曾在那個月前往北京,罕見地受到習近平的接見。據官方的新華社發布的一份文字記錄,習近平發表了長篇講話,要求他們維護國家安全。

  講話中似乎包括這樣一個信息:香港不能無限期地推遲履行《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法律責任,那就是實施針對煽動叛亂、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和叛國罪行的國家安全法。

  「港澳同胞要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習近平說。

  但2003年的經驗突顯了通過國家安全立法的難度。去年冬天還發生了另一件讓林鄭月娥深受困擾的事情。

  她收到了一名在台灣被殺的年輕女子的父母寫給她的五封信,據稱兇手是該女子的男友,在殺人後返回了香港。香港和台灣之間沒有引渡條約,這讓將那名年輕男子引渡到台灣變得更為複雜。台灣是一個民主自治的島嶼,北京將其視為中國的一部分。

  林鄭月娥決定,應該向立法會提交一份只有十條條文的簡短法案,以便政府能更容易地引渡逃犯。

  就在為期三天的中國春節假期即將到來之前,該法案被提交到最高諮詢機構行政會議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幾乎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就獲得了通過——一位了解行政會議討論情況的人士說,此人要求不具名。

  行政會議由政府高官、16位工商界領袖,以及親北京的立法會議員組成。行政會議是殖民地時期的產物,人們經常批評它是一個幾乎不對公眾負責的保守團體。

  林鄭月娥在春節過後的一週很快宣布了《逃犯條例》的修訂。

  但該法案也要求警方提供法律術語所說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在中國農曆新年前出席了那次行政會議的香港最高財政官員和重要的金融屆人士沒有被告知,修例還將會允許大陸的安全機構提出凍結在香港資產的要求。

  據上述了解行政會議討論詳情的人士說,當這些人得知涉及這個時,他們感到驚駭。任志剛沒有討論那次行政會議,信息是了解會議情況的其他人提供的,他們要求不具名,因為有對會議過程保密的規定。

  林鄭月娥的條例草案不僅讓香港公民可被引渡到大陸,也包括在港的外國公民。這讓代表西方最大銀行以及一些西方最大製造商的有影響力的商會感到震驚,西方大銀行的亞洲總部幾乎都設在香港,而西方大型製造商們通常讓監管大陸工廠的員工住在香港。

  香港的工商界開始施加壓力,要求暫停修例。現在政府已暫停了對修例的考慮,就連林鄭月娥在香港的盟友也表示,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她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本,來讓北京真正想要的國家安全法得到通過。

  香港政府在處理修例上表現出的短處突顯了行政長官只對北京負責的問題。然而,北京曾承諾香港擁有「高度的自治」。

  中共領導層喜歡這種政治結構,因為它確保了香港政府的忠誠,中共曾在五年前拒絕了要求自由選舉的抗議者。但這種制度意味著,香港領導人經常誤讀、有時甚至忽視公眾意見,他們甚至是在來自北京的反饋也很有限的情況下運作。

  「如果行政長官是由香港人而不是北京選出來的,也許他或她不會提出這種修例法案,」高敬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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