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

   就本人閱讀所及，最精彩﹑最富於想象力的，乃是某位海外作家寫的英文驚險小說。該書稱，林副根本就沒有坐上那飛機，是去西山赴毛之宴后回家，坐在紅旗轎車裡，還沒下山就被毛通過周恩來，下令汪東興用火箭筒幹掉的。而那在蒙古墜毀的三叉戟上坐的，據說乃是林立果和他的情婦們。

   相比之下，張寧女士的大作就毫無娛樂價值。令人驚詫的，乃是它不但廣有市場，而且還哄得胡適弟子﹑著名史學家唐德剛上了當。更奇怪的是，自稱熟悉史學考證的丁凱文先生，竟然不對各家證言作起碼的比較辨析，在不假思索擯斥官方證言的同時，把張寧那破綻百出的孤證，當成了為林彪翻案的重大依據。其實若將該書和李文普的回憶錄一比，真偽立見。李可能也撒了謊，但張基本無話而非謊言

 我認為，所有發表了的證言中，以四個關鍵證人作的證詞至為重要，亦即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與汪東興。這些證詞其實含有前人未予充分注意的豐富信息，使用基於常識的簡單邏輯推理加以對比分析，不難判定誰說的是真話，並初步查明這千古疑案的真相。


一﹑林豆豆的機密情報內容是什麼？


要查明謎底，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那個晚上發生的事至關重要，而在這點上，林立衡﹑李文普﹑張耀祠﹑汪東興四人的證言相當一致。其實官方並沒有怎麼撒謊，不過省略了關鍵情節。這才是最高明的偽造歷史的手段。

   汪東興的證詞就是官方版本，他介紹的大致經過如下：

   當晚8點多鐘，林立果乘專機飛到山海關機場，9點鐘到了林彪住地，和林彪﹑葉群密商，引起豆豆懷疑，前去偷聽，「隱隱約約地聽他們說，要去什麼地方。林立衡聽到這些話，心裡很緊張。她馬上去向當時在北戴河保衛林彪的8341部隊的副團長張宏和二大隊的隊長姜作壽報告。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將情況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麼辦?』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周總理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主持討論將在四屆全國人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

   我將林立衡報告的情況向周總理報告后，周總理問我：『報告可靠嗎?』

   我回答說：『可靠。』

   周總理對我說：『你馬上打電話通知張宏，如果有新的情況，立即報告。』」 （1）

   由此可見，林豆豆報告的情況非常重要，各級領導片刻不敢耽誤，立刻就層層向頂頭上司彙報。這裡最耐人尋味的是張的話：「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麼辦？」如果林豆豆真是如汪說的那樣，只是「隱隱約約地聽他們說，要去什麼地方」，那張又何必如此驚慌，談得上什麼「情況很緊急」？又怎麼會引起周的高度重視？如果不是事關重大，周又何至於追問什麼「報告可靠嗎」？更值得注意的是，周下令張隨時向他彙報最新動向，可見此事非同小可。

   汪接下來的證詞更證實這一點：

   「我和張耀祠都守在我的辦公室的電話機旁。過一會兒。張宏又來電話報告說：林立衡還報告，她聽接林立果的汽車司機講，林立果是乘專機從北京來的，這架專機現在就停在山海關機場。由於林立衡的報告，我們掌握了林立果是乘專機去北戴河，山海關停有專機的重要情況。我馬上又將這個情況報告給周總理。

   這時，周總理聽了這些情況后，已經不能繼續主持開會了，他也緊張起來。他安排其它人繼續開會，自己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一間小房子里處理北戴河方面的問題。他打電話給我，要我不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那邊的情況。我說，不會離開，我就在電話機旁邊等著。」 （1）

   請問：作為飽經滄桑的鐵血政治家，周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如今林副不過只是「要走動」一下，周又何必「也緊張起來」，如臨大敵，連重要會議都「不能繼續主持」了，要去專門「處理北戴河方面的問題」，還同時嚴令汪守著電話不許離開？

   周立即打電話給吳法憲，查問是否確有飛機到了北戴河。吳查問下屬期間，周又令汪東興與北戴河的負責保衛林彪的警衛幹部張宏聯繫，要他查明是否山海關確實到了一架專機。「張宏很快答覆說，他已問過山海關機場。確實有一架專機，專機的機組人員正在休息。這個機場歸海軍管理。」

   至此，周已經先後從林立衡、張宏、吳法憲等三個不同途徑落實了256專機確實停在山海關機場，但他仍然不滿意。據汪回憶，當晚11點半鐘，周親自打電話給葉群，詢問山海關是否有專機。葉群先推不知道，后又改口說有，是林立果坐去的，林彪次日想上天去轉一轉。周問去哪兒。葉答想去大連。周以天氣為由，勸葉不要飛了，並說他想去看看林彪，據汪說，就是這關鍵的電話，嚇得林彪終於下定決心，改變次日行動的計劃，當晚便提前出逃了。

   接下來的事情更奇怪，據汪說：

   「這時，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樓。他和我都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周總理派李德生到空軍司令部作戰值班室去協助他臨時負責指揮，還派楊德中陪吳法憲去了西郊機場。」（1）

   據汪說，林豆豆彙報的情報，乃是「首長」想走動一下。就為這麼點事，周先後通過多個途徑查問，最後得到葉群本人的證實。如果林豆豆提供的情報真是那麼簡單，那不是絲絲入扣了么？周有什麼必要嚇成這個樣子，要特地派出可靠陸軍將領李德生去空軍司令部作戰值班室去臨時負責指揮，還派可靠監軍楊德中監視著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林彪那專機又不是戰略轟炸機，去空軍司令部指揮什麼？

   那麼，林豆豆到底向張宏和姜作壽彙報了什麼，會讓黨國大員嚇成這個樣子？

   李晨所著《世紀風鈴》中披露的林立衡913后寫給中央的材料似乎並不完整，其中多次使用「林立果對我說的事」這話語來指代她的情報內容，但她畢竟在一處註明那是什麼事：「開始，李文普並不相信我說的林立果要帶首長（註：指林彪，下同）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兒」，這話她不但對林彪的秘書李文普報告過，更多次向8341部隊副團長張宏和二大隊隊長姜作壽反覆報告過，並一再懇請他們採取行動保衛林彪，不要讓林立果和葉群陰謀得逞，綁架了她爹（２）。

   這證詞得到了李文普的證實：

   「就在這天（蘆按：指９月１２日）下午，我在平台上乘涼，林立衡突然對我說，『林立果盡幹壞事，要害毛主席，他們還要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你不能讓首長上飛機走。』」（3）

   「林立果要害毛主席」，到底怎麼個害法？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遠比汪東興老實，一不小心說漏了嘴：

   「這一天（蘆按：即９月１２日）下午，林立衡報來了林立果他們在北京西郊機場策劃逃跑，要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殺毛主席等情況，並報告說林立果和葉群要挾持首長逃跑。那個時候，她還不了解真相，說是挾持。她打電話到警衛團，說我要找團領導報告，接電話的是二大隊長姜作壽。姜作壽就說我們的副團長張耀祠在這裡，我就接了電話。情況傳給我之後，我就告訴了汪東興，汪東興馬上打電話告訴總理。總理這個時候也緊張了，他就想辦法要空軍的總機。

   當時的氣氛很緊張，但有關安全的問題，我們都已經部署好了，早有部署，進入一級戰備。中南海這邊有汪東興，釣魚台那邊有鄔吉成。地面是不容易衝進來，就是怕飛機，所以我們勸主席離開中南海，到了大會堂的118那邊。後來，主席在大會堂住了半個多月。」（4）

   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的證詞與此一致：

   「在釣魚台負責警衛工作的鄔吉成(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回憶，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釣魚台都進入了緊急戰備狀態。22時左右，部隊已經熄燈，鄔吉成也睡了，汪東興來電話，中南海已經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你負責布置釣魚台的戰備工作。戰備到什麼程度？汪東興說，一等，把部隊拉出來，布崗，設置路障，挖工事。鄔吉成一頭霧水，怎麼回事，演習還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馬上增派崗哨，門口布上機槍，挖好了工事，設置釘板之類的路障，阻斷了各樓之間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後來汪東興再找鄔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緊急戰備怎麼到處亂跑？鄔吉成說你不是叫我布置戰備嗎？緊急狀態持續一個多星期，才自然平靜下來，而戰備結束則在一兩個月之後。」（5）

   汪東興告訴鄔吉成中南海已經進入一級戰備狀態，是在9月12日晚上10時左右，而據汪東興說，林立衡舉報乃是9點20分左右。如果林立衡舉報內容沒有「轟炸中南海」一條，只是汪說的「林彪要走動」，中南海何必在此後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舒雲的調查報告也說，當晚十點四十分，周恩來聽了一個「神秘電話」后，「天安門廣場上綵排國慶遊行的高音喇叭戛然中止，準備國慶遊行的群眾隊伍也提前解散了。」（6）雖然她語焉不詳，沒有說明遊行隊伍「提前解散」究竟是何時的事，但這仍是對 「林立果要轟炸中南海」的重大情報的有力旁證：如果中南海挨炸，必然累及雲集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的群眾，所以周恩來在確保了偉大領袖與中南海和釣魚台等重地的安全后，才想起來趕快下令疏散在廣場上雲集的群眾，以免萬一立果得手，為我黨造成不良影響。

   真相於此大白：１２日晚間，林豆豆向張宏和姜作壽報告，林立果和葉群準備說服或挾持林彪準備逃往廣州，不行就去香港，還要出動空軍轟炸中南海，暗殺毛澤東。

   這種十萬火急的特大軍情，當然引起了各級領導高度重視，立刻就向各自的頂頭上司彙報，迅速傳到了周恩來那兒。因為涉及到轟炸中南海的性命攸關的大事，所有的人，從張耀祠﹑汪東興直到周恩來才會那麼緊張。這才會有毛從中南海搬出，住到人民大會堂去，中南海和釣魚台都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的怪事，也才會有周恩來派李德生去空軍司令部指揮，並派監軍楊德中去監視吳法憲。他們去那兒的使命毫不難猜：密切監視全國空軍異動並指揮首都防空，以防林立果的空襲計劃付諸實施。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二﹑毛澤東是何時得知林豆豆的情報的？

   這理由顯而易見：

   第一﹑此乃涉及謀殺偉大領袖的緊急軍情，誰也不敢隱瞞不報。漫說周是第三把手，就連北戴河那些小嘍啰也不敢不立刻彙報，從二大隊長姜作壽起直到汪東興，整個指揮系統的每個環節的反應方式都一模一樣：立即向頂頭上司彙報。此乃黨的組織原則，周那個資深黨棍豈有不懂的？他的頂頭上司是誰？難道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全黨也只有他才有那權力和資格，背著林彪直接向毛彙報。

   第二﹑林彪是周的名義上司，周乃是權力鬥爭高手，生存術全靠恪守「組織原則」。事涉副統帥，沒有毛的授意，他絕對不敢自作主張。

   第三﹑此事可不是一般小事，涉及到毛的安全。周並不知道林立果轟炸中南海部署到了何種地步，只能按最壞結局考慮。萬一轟炸真的發生，就算他最終能從同案犯的嫌疑中解脫出來，也絕對承擔不了「蓄意欺君害主」的責任。因此，他絕對只會立刻報告毛，並請求毛立刻搬出中南海，

   第四﹑就算他此前沒有向毛報告，那麼，他通過親自試探，初步證實了林豆豆情報的可靠性之後，就再也沒有理由拖延下去。此時箭在弦上，他若再拖延，只怕免不了同案犯的罪名，跟李作鵬後來為「放跑林彪」背黑鍋一樣。

   由此可見，汪東興和張耀祠都強調，周是在林彪飛機已經起飛后才報告毛的，絕對是別有用心的謊言。在九一三事件中，毛自始至終都是最終決策者，周恩來不過是個忠實執行人而已。汪東興張耀祠等人刻意隱瞞真情，致使坊間流傳「林彪出逃是周恩來瞞著毛澤東布下的奸計」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三﹑毛的奇怪對策


三﹑毛的奇怪對策


由上文分析，可以確定以下幾個事實：

   １﹑９月１２日晚間（按，各人回憶稍有出入，林豆豆自己的回憶是晚間９：５０分），林豆豆通過北戴河保衛林彪的８３４１部隊幹部姜作壽和張宏，向周恩來報告了重大情報，所有的關鍵證人汪東興﹑張耀祠﹑李文普和林立衡在這點上完全一致，唯一稍有出入的只是情報內容。汪故意淡化之，而張﹑李﹑林的說法基本一致。

   ２﹑汪﹑張都證實，這一情報不但迅速報到了周恩來手上，而且引起了周強烈的情緒反應和迅速果決的防範措施，包括下令中南海和釣魚台進入一級戰備狀態，請毛離開中南海搬進大會堂，疏散在天安門舉行國慶遊行預演的群眾，派李德生去空軍司令部臨時負責指揮，等等。這些事實證實張﹑李﹑林說的是真話，亦即林豆豆向中央報告林立果準備挾持林彪飛往廣州，並轟炸中南海，暗殺毛澤東。這就是林豆豆的情報內容。

   ３﹑根據常理和黨的組織原則，當天中午即從南方返回中南海的毛澤東應該大致與周恩來同步獲得這個十萬火急的絕密情報。

   ４﹑汪的證詞證實，在此危機期間，周﹑汪和北戴河8341副團長張宏始終保持聯絡，張數次與汪通話，並及時查明了山海關機場的情形，這些情報當然也會由周恩來及時傳遞給毛。

   以上都是官方承認的事實，官方唯一不承認的是毛與周大致同步掌握情報。汪東興和張耀祠都說直到林彪專機起飛后，周才去向毛彙報。此說我已指出不能成立。

   那麼，毛在得知最親密的戰友要暗殺他之時，可以有些什麼對策？

   １﹑立刻下令逮捕林彪。這在他不過是一句話之勞。

   ２﹑立刻下令山海關機場警衛部隊扣押飛機，封鎖機場。

   ３﹑立刻下令在山海關機場待命的飛行員和機師緊急起床，把飛機開回北京，或是乾脆把所有飛行員機師統統抓起來（林立果從北京帶過去的所有機組人員包括後來走了的飛行員潘景寅，都住在機場待命，並沒住在北戴河。坐紅旗轎車從北戴河逃走的乃是林彪﹑葉群﹑立果﹑劉沛豐﹑以及司機楊振剛５人），這兩條均為釜底抽薪之計。

   以上第二招和第三招還可以雙管齊下，即既封鎖機場，又開走飛機，或抓飛行員，萬無一失。這麼辦不但最有效，在政治上也毫不為難。哪怕最後證明林豆豆不過是犯精神病謊報軍情，採取此二招也絲毫無妨。從時間上看也完全來得及：據李文普和林豆豆回憶，當晚林立果從北京飛山海關，８點到機場，９點才到了北戴河住地，花了約１個小時。因此，在周恩來１１點３０分與葉群通話后，完全有足夠時間命令飛行員和機師起床，把飛機開回北京。就算葉群在通話后立即決定逃跑，趕到機場也來不及了。如果飛行員借口飛機出了故障不能起飛，那就立即逮捕機組人員。

   然而這些是人都能想出來的有效措施，毛都沒有採用，卻使用了一般人根本無法理解的怪招。

   據吳法憲說，9月12日晚11時左右，他正在空軍大院與空政文工團指導員們談話，周恩來打電話問他三叉戟飛機調動的事。他為此特地於12點左右趕到西郊機場，正向胡萍查問時，周恩來打電話告訴他，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了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還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

   「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我頓時感到問題嚴重了。我估計，車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需要個把小時，我就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飛機駕駛員——空三十四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里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不能起飛，不管是什麼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里，潘景寅滿口答應。

   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卻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這大約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點鐘。周恩來要我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裡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7）

   從以上證詞可見一系列疑點：

   首先，周應該立即命令該機返回北京，那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問題。可他不此之圖，卻毫無必要地去向李作鵬下令，規定啟動256飛機必須要有周、黃、吳、李四人的聯合命令。讓飛機馬上返回北京的命令反倒是由吳法憲主動下達給胡萍的（8，亦見於下引舒雲採訪報道）。

   其次，在林彪一行離開北戴河后，周仍然無所事事，不去直接命令潘景寅不許起飛，反倒是從他那兒得知林彪出走的吳法憲這麼幹了。吳能想到的對策，周何以遲鈍到想不出來？

   最後，潘景寅明明接到了吳法憲「不管是什麼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的死命令，那「不管是什麼人」當然也就包括了林彪在內，潘不會不知道，而且在電話里也滿口答應了他的頂頭上司，可最後卻抗命起飛了。不僅如此，根據舒雲對吳法憲的採訪，潘景寅還欺騙了吳法憲和胡萍：

   「吳法憲回憶，我提出立即去機場追查。周總理表示同意。我帶張秘書和警衛員直接從辦公室到了西郊機場。我要求飛機調回北京，胡萍說好。五分鐘后，胡萍打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這是胡萍聽了潘景寅的假話），等飛機修好立即回京。我馬上報告周總理，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總理表示同意，讓飛機立即返回，返回時不準帶任何人。」（9）

   欺騙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於前，抗命起飛於後，潘景寅哪來這麼大的膽？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奉了比吳來頭更大的人的命令。那人如果是林彪，則潘就會被譴責為周宇馳一類林彪死黨，然而這與官方結論不符。

   官方對李作鵬「假傳命令，放走林彪」的指控也極度可疑，李不但對舒雲否認了該指控，而且解釋了他沒有作假的動機，把此中利害講述得清清楚楚： 「這個關於三叉戟的電話是李作鵬、李作鵬夫人董其采和朱秘書三人記錄的，核對后，還特意給周恩來複誦了一遍。復誦時用的是李作鵬夫人董其採的記錄稿，周恩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以後審理『兩案』時說李作鵬說一人讓起飛就起飛，而李作鵬堅持說他說的是四人讓起飛才起飛，他沒有篡改。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一人』還是『四人』，實際上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山海關機場的跑道燈並沒有打開，調度室也沒給起飛命令，不管是『一人』還是『四人』，都沒有讓三叉戟起飛。三叉戟是強行起飛，並沒有經過調度室。李作鵬不服氣，為什麼把三叉戟起飛的責任推到我頭上？如果林彪要起飛，我攔得住嗎？既然是關係到副統帥，我也不知道他往蘇聯飛，他要是往北京、廣州、大連等地飛，什麼白天飛、晚上飛，有什麼了不起。總理都說『不能打呀，他是黨的副主席。』毛主席都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你們都沒辦法我怎麼有辦法？！對我來說，問題的關鍵是林走對我有好處，還是不走對我有好處？不走對我有好處嘛，不走他還是副統帥嘛，我放他走干屁！你周總理為什麼不親自打電話通知山海關機場？既然讓我通知，為什麼不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為什麼不命令？七八個問號始終纏繞著李作鵬，他認為三叉戟起飛不應該由他來承擔責任。」 （9）

   舒雲調查報告含有許多寶貴的第一手材料，缺陷是她缺乏專業訓練，常在訪談錄中「夾敘夾議」，使讀者分不清哪些是她的詮釋和議論，哪些是採訪對象的話。文中常常突兀出現使用第一人稱的直接引語，讀者必須使出推理破案的手段，從頭找到尾，才能大致推斷那是誰的話。她的文字表達能力又差極，行文雜亂無章，讀來宛若古人的「錯簡竹書」，非常費解。好在此處記述的李的意思還是清楚的：第一，他沒有放走林彪的作案動機，林彪留下比出走對他更有利。第二，周恩來若想攔住林彪易如反掌，可該採取的措施周卻全沒有採取，既不直接通知山海關機場，又不命令8341部隊攔截。第三，讓李去阻攔副統帥起飛，根本就不符合「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

   李忘記說的是，篡改周恩來的指示什麼意思都沒有，除非黃永勝、吳法憲和他之中有一人敢承擔罪責，下令256起飛，否則此舉並不能幫助林彪逃走，但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黃、吳、李就算再忠於他們的林總，也決不會讓林彪跑了，自己留下來頂罪。要下這種命令，除非是全家和林家一起逃，可事起倉促，根本就來不及這麼做。既然篡改指示毫無意義，事後又勢必被揭穿，天下又有哪個白痴會去干這種蠢事？

   既然四大金剛中誰也不敢單獨批准該機起飛，周恩來那「四人聯合批准才能放飛」的指示也就毫無意義了。如此奇特而且無效的命令，出自最講究「組織原則」又極度精明的周恩來，與其一貫作風實在不相符。李當然不敢說穿這一點，更沒敢說放走林彪的不是他而是周恩來，但此話已經是呼之欲出了——既然「他認為三叉戟起飛不應該由他來承擔責任」，那當然只能由從頭到尾直接監控此事並深知內幕的周恩來負責。

   由此可見，事後偽造機場調度室記錄的可能性更大。其實李作鵬對此也心知肚明，據舒雲說：「李作鵬在關押期間給周恩來寫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來生前沒作任何解釋。」（引文出處同上)

  耐人尋味的是，李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為什麼不命令？」這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常識問題，然而官方說法卻處處違背常識，堪稱破綻百出，慘不忍睹。

   根據汪東興的證詞，葉群和周恩來通話后，立即向林彪彙報，說周要來探望，林當機立斷，改變了次日動身的原定計劃，決定當時就逃跑，「汽車駛到崗哨跟前，哨兵攔阻，葉群命令司機衝過去，警衛秘書這時突然改變主意，叫一聲『停車！』司機沒有聽他的，只是將車速稍微慢了一下，警衛秘書就打開車門跳下車。汽車裡有人向他開了槍。張宏﹑姜作壽等人看到這些，坐車跟上去。」（1）

   李文普和林豆豆對此所說除細節有所出入外，基本情節一致，證實了以下事實：

   １２日晚間１０點左右，周恩來即已接獲了林豆豆的特急情報。此後又迅速初步證實了該情報，然而直到林彪在夜間零點半起飛前，這麼長的時間內，毛周卻毫無動作，在獲悉林彪要炸死他們之後，竟然不先發制人，採取上述是人都會想到的那三招，擒賊擒王，釜底抽薪，卻去調兵遣將保衛中南海和釣魚台，「忙得不可開交（汪的原話）」，對禍首林彪卻無所事事，坐待其從容逃跑，等到人走之後，８３４１部隊才去追。

   一旦承認這些事實，則任何人都能立即看出蹊蹺：這分明演的是「捉放曹」。不幸演戲演得過了火，反倒露出了馬腳。

   最可笑的乃是那「追」的鬧劇：難道毛﹑周﹑汪﹑張耀祠﹑張宏等人不知道電話是即時通訊，速度比吉普車快到沒法比？張宏有如率部下去裝模作樣地追，不如打個電話到機場去，下令那兒的部隊封鎖機場。他為何不這麼干？就算做不到這條，難道連下令機場部隊把飛行員統統抓起來都不會？這該是最簡單而又不會導致重大政治後果的行動吧？

   幸虧張宏他們沒趕上敬愛的林副統帥。倘若趕上了，那又該怎麼辦？按官方的說法，對拿林彪怎麼辦，毛周始終沒給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隊首長張宏和姜作壽作過什麼明確指示。那麼，張宏他們到底憑什麼要去﹑敢去追林副統帥？

   據林副的老警衛員回憶，他因為失眠，半夜起來坐車兜風是常有的事，爾等大驚小怪什麼呢？難道就因為李文普下了車，又被打傷了？可老李當時為了保護副統帥的光輝形像，說的是槍走火受傷啊？汪前副主席以「張宏﹑姜作壽等人看到這些，坐車跟上去」來解釋他們的追擊動機，說得過去么？

   就算追上了，又能怎麼樣？既然毛沒給他們發過尚方劍，他們敢逮捕副統帥么？敢攔阻起飛么？哪怕連陪同林副一道上飛機都沒希望──首長臉一板，讓他們下去，他們敢不服從么？三大紀律第一條是幹嘛的？

   所以，這「跟蹤追擊」的鬧劇，實在演得太蹩腳。借張宏等人一個膽子，他們也不敢追上首長。一旦追上了，那戲反倒沒法演了。他們肩負的使命，就是跟在後面甩響鞭，讓驚馬跑得越快越好。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四﹑林豆豆講的才是真話


四﹑林豆豆講的才是真話


據豆豆說，早在９月７日，她就向李文普報告了「林立果要帶首長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兒」，但李文普開頭並不相信，後來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對頭，向她說了葉群和林立果瞞著林彪所乾的一些事情（２）。

   １２日晚上９點，林彪的衛生員張恆昌告訴她，他聽見主任跟首長說，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小張說他始終沒聽見首長答話。於是豆豆立即找林立果，問他要去哪兒，他說馬上去廣州。為了以防萬一，她決定去8341部隊講明情況，讓他們作好準備以對付緊急情況，並通過8341部隊與中央取得聯繫。９點５０分，她找到張宏和姜作壽，問張：「葉群，林立果要帶著首長逃走。先到廣州，然後再去香港，你看怎麼辦？」

   張表示相信她說的話，說必須馬上請示中央，並滿口答應與此同時採取措施，派兵保衛車庫，讓林立果無法把林彪弄走，還發誓：「就是拼了也要保證林副主席的安全。」

   得到張宏滿口保證之後，豆豆算是放了心，回到大樓去。不料葉群跟周恩來通話后，立即決定動身，通知李文普馬上就走。豆豆聽說后，讓李保護林彪，自己去找張宏，彙報這一緊急情況。下面是她在事後寫給中央的材料節選：

   「我告訴張宏：『李處長和姜副大隊長叫你趕快到96號樓去。』並請他立即命令部隊封鎖通往山海關機場的道路。

   奇怪的是，當我反覆講這些話時，張宏雖然滿口答應，卻又在屋裡走來走去，欲言又止，猶豫不決，然後忽然離開大隊部值班室不知去向。

   等他回來時，我生氣地說：『你開始不是說得好好的，到時候你就帶人上去嗎？怎麼現在你又不上去了？』

   張宏看著我，一聲不吭。

   我說：『你不上去，那就在這裡給李文普打電話聯繫！李文普讓你快同他聯繫。』

   他還是不吭氣。不論我怎樣急切地懇求他，無論我說什麼，他仍然背著手在屋裡踱步，低頭思索著什麼，態度完全變了，他始終沒有用身邊的電話和李文普聯繫，始終沒有上去！

   ……

   這時已是11點30分，我責問張宏：『兩小時以前我就對你說好了，你為什麼還不調動部隊，你快帶部隊，快上！』

   張宏默不作聲，一轉眼又不見了。過了一會兒，他回到值班室，不慌不忙地當著我的面往北京掛電話，在電話里向對方說：『他們剛才說再過十分鐘汽車就要開走了。』接著，只見他頻頻點頭，連聲說：『是，是，是』

   放下電話后，他慢條斯理地對我說：『中央指示你們跟著上飛機，跟著走』。

   我氣憤之極，往大隊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對張說：『我這樣找你們，苦苦請求你們採取措施，你的就是不聽，李文普也調動不了你們的部隊，原來是這麼回事。』

   我問張宏：『為什麼叫我們跟著上飛機？』

   張宏說：『這是中央指示。』

   我質問道：『中央是誰下的指示？我坐在這兒就是不走了，要上，你們自己上！』

   楊森也對張宏說：『飛機上了天，黑乎乎的，你知道飛到哪兒去了？』

   張清林（蘆按：豆豆的未婚夫）揮動著拳頭說：『在這麼大的事兒面前，你們再也不能猶豫了。汽車馬上就開動了，如果被你們放跑了，黨和人民絕不會寬恕你們！要是你們不攔住，一切嚴重後果由你們負責！』

   張宏火了，大聲說：『請你們不要在這裡指揮！我們是聽中央的！』

   我不禁哭著喊：『中央？！首長難道不是中央負責人嗎？首長的安全你們難道不管嗎？你開始不是說得好好的嗎？求求你們快攔住吧！副團長！』

   值班室里的人越來越多，蕭奇明中隊長等警衛幹部卷著袖子，提著槍，急得嗷嗷叫，跳著喊：『還不下命令衝上去就來不及了！我們可衝上去了！下命令吧，副團長！』

   但張宏始終沒有下命令讓他們衝上去。 我對張宏說：『你們是專門負責保衛首長安全的，如果首長被弄走了，你負得起這個責任嗎？』

   張宏一聲不吭，我反覆問他：『到底是誰讓我們跟著上飛機的？』

   他說：『中央。』

   我問：『你剛才和哪位領導通的電話？』

   他又不回答。

   我進一步問：『你剛才是不是和張耀祠團長通的電話？』

   他非常勉強地點了點頭。

   我指著值班室的電話機，要求他立即給張耀祠掛電話，催促他幾次，他都不掛。

   我抓起電話筒說：『你不掛，那我就掛了！』

   他一聽馬上接過話筒向北京掛電話，說了聲：『掛通了。』就把電話筒遞給了我，可是我呼喊了幾聲也無迴音，只聽見軍委總機的話務員說：『是葉主任嗎？』

   我佯聲嗯了一下，話務員說：『總理正在開會，馬上就來。』

   我知道這是葉群在給總理打電話──周總理在1972年8月26日見到我時告訴我，葉群打電話說他們要請假去廣州──接著，我在話筒里聽到話務員不斷地呼叫：『葉主任，葉主任』我沒再吭氣。

   話務員問：『怎麼回事？沒聲音了？』

   我放下話筒，告訴張宏電話沒接通，請他再向北京掛電話。

   他很快就與張耀祠接通了電話，並且還告訴張耀祠我們不肯跟著上飛機。

   我急了，一把從張宏手裡奪過話筒，簡單地向張耀祠報告了一下情況，強調說林彪是被欺騙的，不是要逃跑，現在情況萬分危急，請馬上下命令讓部隊進行攔截。

   張耀祠在電話里只是：『嗯，嗯，嗯』。

   我不斷急促地向他呼喊：『張團長！求求你，現在就下命令，一分鐘也不能耽誤了！』

   他還是在電話那頭兒，『噢﹑嗯﹑嗯』著，說他要『再請示』。

   就在這時，蕭中隊長等幹部沖著張宏嘶喊起來：

   『副團長！一輛黑車從上面下來了！』

   『現在還不叫我們衝上去？！』

   『還等什麼呀？！』

   與此同時，大隊部的哨兵跑進值班室報告：『一輛紅旗車已穿過56號樓至大隊部之間的公路，正從大隊部門前開過去！』

   在張宏仍然沒有下命令的情況下，蕭中隊長和值班室里的其它幹部帶領戰士沖了出去，張清林也要了一把手槍沖了出去，只剩下張宏和一位參謀呆在室內。

   很快，我聽到距離很近的地方有一聲槍響，接著又是一聲槍響──後來聽說是蕭奇明中隊長在大隊部門口的哨位上用手槍朝汽車後面開了一槍，另一槍是李文普在離58號樓大隊部門口約三十米處從紅旗車上下來時槍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傷。作為外科醫生，張清林當著8341部隊衛生員的面親自為李文普包紮了左臂傷口。

   這期間我一直拿著話筒，沒有中斷與張耀祠的通話。

   我向他報告了紅旗車從96號樓開下來，經過8341部隊大隊部門口接著有人開槍的情況，哭著請求他：

   『立即命令部隊從反方向阻攔！』

   『立即封鎖山海關機場！』

   『現在就採取措施！時間還來得及！』

   我還對他說了山海關機場附近有海軍﹑野戰軍和地方軍的情況。聽到這裡，張耀祠說：『那就讓部隊快追吧，我馬上再去請示。』張耀祠讓我把電話交給張宏。

   張宏接過話筒和張耀祠說了幾句話，然後紮上腰帶便跑出去了。

   我仍拿著話筒不斷呼叫張耀祠，等著他請示上級的結果，……

   令我氣憤的是，在8341部隊大隊部值班室里，任我對著話筒呼天喊地，張耀祠始終沒有在電話里再次回答他請示的結果。

   按照過去的慣例，8341部隊要在林彪上飛機之前派先行車到機場布置安全保衛工作，登機檢查安全措施，然後站在飛機四周和舷梯兩旁護衛林彪上飛機，並要派警衛人員隨機護衛；同時，還要有大批警衛幹部﹑戰士搭乘另一架飛機護送同行；如果目的地沒有8341部隊駐守，還要派部隊乘飛機或火車到預定地點打前站，布置嚴密的警衛措施。

   多年來，林彪從未脫離過這種『嚴密』的護衛和跟隨，但在這次事件中，8341部隊卻一反常態，不但不嚴格履行警衛規則，還拒絕執行周總理於當晚10點多迅速下達的各項確保林彪安全的緊急措施。

   按當時的緊急情況，8341部隊應該在確保林彪安全的前提下迅速進入情況現場，分析情況後果斷進行處置，包括立即逮捅林立果和劉沛豐等相關人員，這都是很普通的警衛常識

然而在三個小時內，他們面對我的報告和請求，除了讓我跟著上飛機外，並沒有採取張副團長一開始向找保證的：『到時候我們就上去問問，我們是專門在這裡負責警衛的，比李處長﹑劉科長和你去問還合適些，我們裝作不知道你講的事，只去問葉群和林立果，你們這麼晚上哪去？為了保證安全，請他們等我們布置好安全工作后再走』的具體措施。

   唯一的舉動就是最後的『快追』。

   而這個『快追』又起什麼作用呢？產生的後果是什麼呢？

   這一切事情的背後有什麼目的呢？

   晚12時左右，那架三叉戟飛機亮著指示燈隆隆地從我頭頂掠過，徐徐盤旋，向南﹑向西，最後向北飛去。」（２）

   有趣的是，第三節中我列舉的應變措施，軍人林豆豆其實早就想到了。不僅如此，她還曆數了林家出走嚴重違反了她從小就熟悉的內衛制度：沒有警衛開道，登機時亦無警衛在飛機四周警戒，更無警衛隨機同行，等等。

   那麼，資深保衛幹部張宏何以敢瀆職到這個地步？更何況他原來滿口答應豆豆的請求，還說辦這種事是他的本行，根本不用開槍，用擒拿格鬥就能生擒林立果和劉沛豐，讓豆豆大為放心，為何後來卻態度驟變，食言而肥？更重要的是，豆豆披露，早在林家出走之前一個多小時，周恩來在接到張宏的報告后，曾於當晚10點多向警衛部隊迅速下達了各項確保林彪安全的緊急措施。至此，張宏不僅踐踏了他對豆豆作的私人承諾，嚴重違反了嚴格的內衛制度，而且膽大包天，拒不執行周恩來的專門命令，事後竟然也不因此受到嚴懲。如果他不是奉命行事，這種種怪事難道還能找到合理解釋？

   從考證的角度來看，上引豆豆證詞的某些細節當然無從落實，但並非孤證。

   據豆豆說，她當晚去找了張宏兩次，第一次是於９：５０前去報告立果和葉群要「挾持」首長先逃廣州，後去香港。李文普﹑姜作壽﹑劉吉純（林辦警衛科長）的證詞都證實了這第一次會面。當晚１１點多，林彪出走前，她又去找張宏，並和張耀祠通了電話。對這第二次會見，涉及到的當事人張宏和張耀祠都諱莫如深。但近年來豆豆出來為她爹翻案，原空軍副政委高厚良代表官方出來批駁，卻不幸說走了嘴，引用了林彪另一女兒林小霖的話：「林立衡當時在８３４１部隊２大隊給北京打電話，根本沒有親眼看到林彪上車出走的情況，在場看到的還有內勤公務員陳占照﹑張恆昌，怎麼能堅持說林彪是被綁架走的呢？」（10）證實了豆豆在林彪出走前和出走時確實一直在與北京聯繫。

   而且，這是豆豆在９１３事件后受審查時寫給中央的交代材料，如果她虛構了張宏和張耀祠的言行，立即就會被戳穿。她在受審查之中，不可能再去造謠誹謗張耀祠那種中南海的實權派。更不用說她絕不敢憑空捏造周恩來曾在當晚１０點多下令警衛部隊嚴密保護林彪一事。

   更重要的是，上述證詞，其基本情節完全符合前文第三節中根據各家證言中總結出來的基本事實，亦即中央早就得知了她提供的情報，本來可以採取種種措施防止林彪出逃，卻奇怪地沒有採取任何舉動，坐視林彪一家逃跑，等跑了后才去追。這種離奇作法的唯一合理解釋，就是那是有意為之的。

   因此可以判定，林豆豆在這兒說的，基本是真話。張宏是奉中央指示辦事。很明顯，這「中央」的權威高過或至少等於周恩來，這才能撤銷周在１０點下的保護林彪的緊急命令，改令警衛部隊放林彪出逃，而且還讓豆豆和她未婚夫張清林「跟著上飛機，跟著走」！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五﹑是偉大統帥決定放走副統帥

五﹑是偉大統帥決定放走副統帥

由以上論述可知，林家三人之所以得以順利出走，全靠張宏違反警衛制度，更違反了周在當晚１０點左右下達的保護林彪的緊急命令，故意不採取任何措施攔阻林彪等人的行動。很明顯，黨內只有毛和周兩人有權下令撤銷周先前的命令﹑改令張宏放跑林彪。那麼，下此命令的到底是毛還是周？

   類似地，潘景寅先從胡萍那兒接到了吳法憲把飛機開回北京的命令，后又直接接到吳不許他起飛的死命令，但第一次他欺騙胡萍，說飛機出了故障無法回京。第二次則滿口答應，過後卻悍然違令起飛（7-9）。他敢這麼干，只可能奉了更高級的命令。能發出這種命令的只有三個人：毛、林、周。根據官方給潘的「組織結論」，可以排除林彪，剩下來的就只有毛周二人，那麼，給他下此秘密命令的究竟毛還是周？

   如所周知，毛凡事只做決定，不管具體執行，據此可以推定，無論是給張宏下令撤銷周先前保護林副統帥的命令，還是命令潘景寅對吳法憲的命令陽奉陰違，都只能是周乾的。問題在於，周這麼干，到底是他自作主張，還是奉毛的聖意行事？

   如今網上流行著一種說法：無論是林彪﹑葉群還是林立果，都絲毫不知道那飛機飛往蘇聯。那事件是人民的好總理一手炮製的陰謀。他下令飛行員潘景寅秘密飛往蘇聯，把林副﹑主任﹑部長甚至連偉大領袖都蒙在鼓裡。所以事後周沒有迫害潘的親屬，云云。

   持此論的人忘記了以下事實：

   第一，周根本沒必要去搞掉註定要被老毛活活整死的林彪。

   根據吳德回憶，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南巡迴京，特地在丰台車站召見了他﹑吳忠和其它大員，最後一次下達倒林動員令：

   「在談話中，毛主席說廬山會議的６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我一聽毛主席這樣說，就趕緊檢討。我說：主席，我還在６號簡報印發前簽了名字。６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我犯了政治錯誤。毛主席揮著手說：沒你的事，吳德有德。毛主席隨後的談話好像是說『這是個反革命集團』或『是個反革命的行動』這樣一類的話，因為緊張，沒有聽得很准。這時，吳忠說：主席，可能有壞人吧？毛主席說：你講得對，吳忠有忠。……

   毛主席是坐火車回北京的。我們坐汽車回北京，下車時，紀登奎禁不住跟我說：這個問題大了！我們都感到很緊張。」 （11）

   毛在此將林彪一夥定性為「壞人」﹑「反革命集團」或「反革命行動」，完全是宣判林的政治死刑，以致大員們一聽就知道「這個問題大了」，「都感到很緊張」。

   據舒雲透露：

   「周恩來雖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澤東南巡的講話內容。9月4日，汪東興曾將他和華國鋒追記、經毛澤東改過的南巡談話稿（8月16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漢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負責人的談話）專送周恩來。主要內容講述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揭露黃吳葉李邱以及背後的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分裂黨、急於奪權的陰謀。

   9月11日，周恩來和回到北京的華國鋒談話，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 （5）

   因此，周早就知道林彪的覆滅是註定了。此後他更從豆豆情報獲悉林立果犯了謀反暗殺大罪。就憑「轟炸中南海」一事，葉群與林立果就得經軍法審判被槍決，林彪一家從此萬劫不復，根本不需要「叛逃」才能入罪。那周又何必設下這複雜而風險極大的陰謀去坑害林？

   第二，把林弄到外國去，於公於私對周都毫無好處。於公，林彪熟知中國的政治軍事絕密，又是黨章確定的副統帥，如果跑到蘇聯，就算不另立中央，也定將為黨國弄出無數麻煩來；於私，把林彪搞垮根本不符合他的個人利益。林彪派系乃是周恩來對付中央文革的事實盟友，是他賴以抗衡制約江青飛揚跋扈的唯一力量。

   吳法憲在其回憶錄里講得很清楚，自1967年「反擊二月逆流」后，政治局和國務院各部委癱瘓，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不得不加入中央文革碰頭會，使得後者變成了事實上的政治局。碰頭會內部不久就分化為「筆杆子」與「槍杆子」，亦即中央文革小組和軍委辦事組兩派，衝突越來越尖銳。周恩來在兩派間取調和態度，但屢遭江青當面折辱與背後中傷，丘八們為此憤憤不平，甚至還於1969年5月間去向毛澤東告狀（12）。但周老謀深算，不比丘八們頭腦簡單，深知江青是毛的心腹，開罪不起，只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儘管如此，吳法憲仍然認為：

   「在我們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幾個人的對立和鬥爭中，我想說一說周恩來。周恩來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們心中德高望重。自『文革』開始以後，他一直都在任勞任怨、苦口婆心地顧全大局、支撐大局，處境十分艱難和不易。我感覺到，他和我們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對江青種種干擾等問題上，都是一致的。當時，我們都在辛辛苦苦、實實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們幾個卻是在不斷地找事、發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時常因憤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進行一番爭鬥，可黨性原則強的周恩來，卻一直對江青等人的刁難和無理取鬧，忍辱負重，沒有對他們進行指責和批評。……我們心裡時常為他感到很難過。

   與江青等人關係相比，就我所見到和聽到的事情來看，林彪和周恩來個人之間的關係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來。」（13）

   兩派的衝突一直延續到憲法修改小組中。為了是否在憲法中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是否刪去「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的那三個「副詞」（統統是文盲，那其實作狀語的形容詞，英文才是副詞作狀語），陳伯達、吳法憲和李作鵬與康生和張春橋發生了激烈爭執，周恩來明確表態支持了吳法憲。這衝突一直延續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因此作了關於「稱天才」的講話，周恩來也站在林彪一邊。據吳法憲回憶，當汪東興提出要再聽一遍林彪講話錄音時，周恩來很高興地同意了，還特地提出要放兩遍（14）。在此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和吳法憲等人有說有笑，對江青表面應付，但是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表情冷淡（15）。在毛向陳伯達發動突然襲擊、風向驟變之後，吳法憲還接受了周恩來要他寫檢討、為周分擔責任的要求（16）。

   由此可見，在與江青等人的纏鬥中，林彪派系實際上為周恩來分擔承受了江青一派的惡意攻擊。「二月逆流」之後，周在國務院和軍界的袍澤悉數垮桿，林彪派系便成了周恩來唯一可以藉以制衡文革派的政治勢力。他不但以丘八們作為權力鬥爭的利害盟友，在感情上也是偏向他們的——起碼自林彪以下的軍頭們對他非常尊重，從不曾如江青那樣屢次當著眾人的面無情折辱他。直到林彪出走後，他才改變了對兩派的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態度，完全倒向江青一邊，舒雲的採訪錄記述了這一戲劇性變化：

   「五點左右，周恩來宣布開會，他對江青的態度大為轉變，總理對江青客氣地說：「今天晚上發生的事，你不會感到突然吧？」（總理以為江青知道了，其實她不知道，因此毫無反應），接著他提高嗓門說，林彪跑了，他坐飛機跑了！（出處同注9。蘆按，作者一如既往地未註明這是誰提供的情況，只能根據上下文推斷是邱會作的回憶而非作者的親歷記）

其次，林彪垮台對周恩來只意味著從此要遇到無窮兇險。周此前之所以能生存下來，全靠他毫無當二把手的野心。據吳法憲說，周恩來曾告訴他，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周：「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周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周說完后，毛澤東點了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17）如果林彪上台對周不利，周會推薦他么？有林彪做他的擋風牆，周才能在無比險惡的權力鬥爭中生存下來。林彪一垮台，則他立即要變成第二把手，直接暴露在毛無窮無盡的猜疑之下。以周之絕頂聰明，又伴虎狼之君一生，熟知毛的心事，豈有事前不知利害之理？要他主動去搞掉林彪，無異於逼他自殺。

   更重要的是，毛的南巡講話表明，他已經下定了除去林彪的決心。如果說此前周還認為林彪是欽定接班人，那麼此後毛的真實意圖周還會看不出來？據吳法憲說，林彪曾對他說：「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18）。如果此話屬實，則林彪若順利接班，周還能當「太平宰相」；江青若作了女皇，周只怕要當李斯。

   因此，林彪倒台，對周帶來的打擊是多重的：首先是他成了二把手，就此變成毛病態猜疑的主要對象；其次是他失去了能分散或轉移江青火力的林彪派系；最後是皇儲從關係良好的林彪變成了一貫騎在他頭上拉屎撒尿的江青。這一系列不利變化立刻就使得他處於危境之中。

   周的衛士的證詞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底，毛一度病危，昏迷過去，周立刻趕到毛身邊。根據周恩來侄女周秉德轉述周的衛士張樹迎的回憶，當時情況如下：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睜開了。伯伯（按：指周恩來）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著主席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這句話，站在伯伯身邊的張樹迎聽得清清楚楚，他內心無限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19）

   的確，沒有什麼比周這句話，更能說明他對毛生怕大權旁落之心是何等洞若觀火。正因為熟知毛對可能奪權的接班人充滿猜忌，而周千方百計要避開這致命的嫌疑，這才會在毛復甦之時脫口說出這最能安慰毛的話。可惜無論周如何表白自己，毛都不會放心。隨著林彪那擋風牆的倒塌，毛對周的迫害不久就開始了，並逐步升級，越演越烈。

   林彪事件后，在周主持下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批判林彪「極左思潮」，但到了1972年12月在毛的干預下迅速變為「批極右」，此後又變成名為批林﹑其實針對周的「批林批孔」。周對此也心知肚明，1973年夏，他對鄧穎超的表妹說，他也會連累親戚（20）。

   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澤東開始直接抨擊周，在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責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21）次日又在周的信上寫了這個批語。（22）

   熟悉毛共語言的人都能看出來，那不是毛真的指責周不抓大事，而是指責周在大事上獨斷專行，向毛封鎖消息，搞「獨立王國」，也就是後來批《水滸》時說的「架空晁蓋」。此乃彭真被整的罪名，而「修正主義」的指責則讓人想起劉少奇那「中國赫魯曉夫」的下場。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間，基辛格訪華。一次他求見周恩來，毛已經服了安眠藥入睡，周未取得毛同意便接見了基辛格。後者提議為中國提供旨在防備蘇聯的核保護傘，周未置可否，說要請示毛之後才能答覆。會談後周立即向毛彙報。毛當時沒說什麼，但過後以此為周的把柄，無限上綱，指責周在中美會談中說錯了話，被美國人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有失中國人的尊嚴，犯了右傾錯誤，並命令政治局開會批周。

   會議由王洪文主持，周在家等候通知，叫去才去，開完立刻離開。就連周身邊的人都察覺了危險，周的衛士張樹迎對周的保健醫說：「佐良啊，咱們得有思想準備，說不定哪一天，給咱們戴上手銬，用吉普車把咱們送到什麼地方去了，連家裡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23）

   與此同時，毛還把當初對付林彪那套使出來對付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他數次接見中央軍委及相關負責人，說什麼：「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 「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24）

   在指責周「在中美會談中犯了右傾錯誤」之後再說這種話，「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的人究竟何所指，周就是再遲鈍也不會猜不出來。他似乎知道毛想把他整死。根據耿飆的回憶，1974年初，周對他說，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樣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25）

   毛確實想把周害死。早在１９７２年５月，醫療專家們就已發現周患膀胱癌，向中央寫了報告，建議儘快動手術。毛卻通過汪東興下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致使檢查治療工作被耽誤了整整９個月。直到次年３月間周恩來大量尿血后，才做了第一次膀胱鏡檢查。毛還要通過汪東興下令，只准醫療組作膀胱鏡檢查，不準作電灼手術。最後還是醫療組專家們暗中抗命，在做膀胱鏡檢查時悄悄把癌變部分燒掉了，但已延誤了病情（26）。

   １９７５年８月，毛髮動批《水滸》，指責「宋江架空晁蓋」，揚言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當時能夠或曾經「架空晁蓋」的「宋江」，非周恩來莫屬。至於「投降派」的罪名則是毛的最新發明，無論是對劉少奇還是林彪都沒用過，當然不會是指那兩人。根據周「在中美會談中犯了右傾錯誤」的背景，不難猜出那是指誰。

   對已病入膏肓的周恩來，毛還如此狠毒地「痛打落水狗」，逼得只會奴顏媚骨作檢查的周恩來第一次作出了絕望的抗議。他在進手術室前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景如實報告毛澤東。（27）

   綜上所述，林彪垮台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周成了毛的猜疑和迫害對象。上引周的衛士張樹迎的證詞提示，這一結局早為周恩來預知了，他怎麼還會去主動扳倒林彪？相反，林彪死訊傳來后他放聲大哭，兔死狐悲之感應是原因之一。

   第三，飛機上有空軍作戰部的林立果和劉沛豐那些內行在，當此逃命之際，豈會任飛行員潘景寅愚弄？

   第四，前文已經論述過，整個事件是林豆豆密報觸發的，而那關係到毛澤東的安危，周恩來絕對不敢隱瞞不報。一旦上報之後，他便夾在正副統帥的生死拼搏之中，走錯一步便是殺身大禍，所以絕對不敢自作主張，遑論搞陰謀整死林彪，只會隨時請示毛澤東並忠實執行其指示。

   第五，周沒有作案時間和技術可能。如上所述，周是當晚１０時才得知豆豆情報的，過後立即給北戴河警衛部隊下達保衛林彪的一系列命令，１２點多飛機就起飛了。在兩個多小時內，他怎麼來得及去收買飛行員潘景寅？即使潘是他早就安排好的特工，除非兩者之間有秘密電台聯繫，否則他根本就無法繞過層層官僚機構，去把熟睡中的潘喚醒，下令讓他把飛機飛到蘇聯去。就算潘真有電台直通周恩來，那也只能是在約定時間聯繫──大國總理日理萬機，豈能隨叫隨通？

   因此，哪怕潘是周早就布下的卧底，周真要緊急下令讓潘作弊，也必須先給北戴河警衛部隊下令，取消先前下達的保護林彪的命令，改令他們不得阻攔林彪行動，更不可跟隨林彪上飛機，並命他們立即和山海關機場聯繫，或令軍委總機接通山海關機場，把潘叫起來聽電話，再在電話中給他下命令。無論是通過上述哪個渠道，都不但有警衛部隊參與，還非通過山海關機場不可，泄密的可能性頗大。奉毛之命這麼干倒是無妨，但背著偉大領袖搞陰謀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難道他就不怕毛以後查出來？背著毛把副統帥騙到蘇聯去是何等嚴重的叛國大罪，周恩來能用這種通訊方式兒戲從事么？但如果不使用這種通訊手段，請問他又如何緊急通知潘景寅？

   綜上所述，「周恩來私自放走或騙走林彪論」根本無法成立。這可能排除之後，則決定放走林彪的人就只可能是毛澤東。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六﹑林立果到底幹了些什麼？

六﹑林立果到底幹了些什麼？


既然林彪是毛故意放走的，那麼，林彪案件真是許多人嚷嚷的那樣，是「千古奇冤」，乃是毛強加到他頭上去的竇娥式冤案？

   為林彪翻案的論者們似乎從未澄清一個問題：他們到底是認定林彪﹑葉群和林立果統統都是無辜的，並未如官方所指的那樣捲入暗殺毛的陰謀，還是只將平反對象限於林彪一人，默認官方對林立果和葉群的指控，但認為林彪本人既未與聞密謀，也不知道飛機是飛往外蒙，乃是被葉群和立果綁架上飛機的？

   竊以為，這兩個問題必須分開討論，本節先確定葉群和立果是否無辜。

   上文論述確定了三個基本事實：

   １﹑９月１２日晚間９：５０左右，林豆豆通過張宏向中央報告，林立果準備挾持林彪先去廣州，後去香港，並轟炸中南海，暗殺毛澤東。

   ２﹑汪東興和林豆豆的證詞都說，周恩來曾在當晚１１：３０左右給葉群打過電話，而根據李文普和林豆豆的證詞，此前林彪已上床睡覺，這提示林家出走是臨時決定，很可能是那電話觸發的。

   ３﹑林彪一行於此後違反內衛制度，扔下警衛，不顧安全，於夜間起飛，屬於倉惶逃走，不屬於正常旅行。

   這裡隱含的推導前提，是假定林豆豆證詞可靠。如果那證詞完全是謊言，則據此導出的上述三條「基本事實」也就無法成立了。的確，近年林豆豆自己也說，「九•一三」后她寫的材料是謝靜宜逼供信並有意篡改而成的（10）。

   但那證詞根本就無從否定。至今我未見到翻案者們包括林豆豆本人否認她曾向中央舉報，而這正是觸發一連串事件迅速發生並惡變的觸媒。類似地，他們也無法否認林立果和葉群兩人倉惶出逃的事實。

   一旦肯定了這兩條事實，那就必須承認她的舉報內容中確有「害毛主席」這條，非此不足以解釋立果和葉群為何要不顧一切地逃跑，更何況它得到了李文普與張耀祠的證實。因此，至少這部份證詞內容是真實的。

但若確立了這部份關鍵證詞的真實性，則證詞的其餘部份就更不可能是逼供產物了──官方炮製的謊言絕不會含有如此眾多的不利信息：諸如周恩來曾於當晚１０點多緊急下令保護林彪，而張宏和張耀祠都不顧她聲淚俱下的請求，拒絕執行該命令，故意放走林家三人，等等﹔更不會含有她那困惑而余憤猶存的質問：「唯一的舉動就是最後的『快追』。而這個『快追』又起什麼作用呢？產生的後果是什麼呢？這一切事情的背後有什麼目的呢？」正是她披露的這些重大線索，使得筆者得以確定汪東興和張耀祠都作了偽證，併發掘出官方蓄意隱瞞的「毛早知林彪要逃」的真相來。難道官方竟會有意揭穿自己的馬腳？

   翻案者們還忘記了一個問題：如果林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的，則林豆豆的舉報就是誣告。她這麼做，不僅要毀滅林立果，連累林彪，而且對她本人而言也是政治自殺，作案動機何在？即使假定她是被毛收買的偽證者，那也無從解釋為何無辜的葉群和立果要逃跑。

   因此，唯一的結論只能是：林豆豆證詞，除了下面要討論的個別細節外，基本上是真實的，由此導出的立果確有暗殺密謀﹑事泄時不得不與葉群合謀倉惶逃跑的結論也是正確的。換言之，至少這兩人不是無辜的，官方對他們的指控在這點上確實成立。

   支持這結論的還有一個重大事實，那就是該案給毛帶來了空前的心理打擊，成了毛健康從此惡化的轉折點。對此，所有的知情人士，從我黨高幹直到流亡海外的李志綏大夫，作出的證詞高度一致。據李志綏大夫說，毛甚至一度自暴自棄，放棄醫療，直到尼克松要來訪華才改變了態度。（28）據張玉鳳證詞，事過許久毛還在向我黨高幹以及來訪外國政客叨叨數說：「我的親密戰友不告而別，今天還是百思不解」 （29）。張耀祠、吳德等人的回憶錄也證實了這一點（5，12）。如果此事完全是毛炮製的冤案，則這種無比強烈並持續的情緒反應根本就無從解釋。

   除此之外，官方更出示了《５７１工程紀要》影印件。迄今似乎無人質疑該件的真實性。我認為該件是真實的，理由非常簡單：它含有大量對毛本人十分嚴厲而且相當準確的抨擊，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裡話。即使是獲得毛事前同意，當時中國自周恩來以下，也絕對無一人敢偽造這種「大逆不道」的文件，而毛本人就更不會去披露逼死自己的秘書之類的醜聞了。

   但關鍵問題在於，暗殺密謀是否進入了已在實際運作的階段？《紀要》本身似乎不過是一伙人的派對談話記錄，空談發泄而已。從我黨出示的所有罪證來看，那伙人完全是一群光說不練的清談客，從無過硬證據表明他們除了「運籌帷幄」之外，還曾採取過任何具體行動來將他們的空想付諸實踐。就連「運籌帷幄」也停留在不著邊際﹑大而無當的清談階段。

   汪東興倒是描述過幾個具體暗殺方案，但即使那是真的，也只能說明密謀者們臨陣退縮。例如他說，「當時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陳勵耘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主席住所的警衛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無異於進入了虎穴」，如果密謀者們真有膽氣動手，這就是再不能錯過的最佳時機。但據汪說，在陳勵耘同意用強擊機轟炸毛的專列之後，於新野卻又決定改到上海去干（1）。既然陳確知毛在杭州的住所，何不直接轟炸那兒？卻要改為去上海襲擊毛可能住的顧家花園，難道他們不會想到毛不一定住那兒？難道他們不知道「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簡單道理？

   因此，現有證據支持林立果確曾密謀殺害毛澤東，不過，官方證詞似乎只表明密謀者們沒有足夠勇氣將計劃付諸實施。林立果等人其實「謀而未反」，始終只處在密謀階段。這「清談博浪錐」的唯一結果，就是嚇壞了密謀者們自己。

   據官方說法，密謀之所以未能實施，乃是因為偉大領袖察覺了他們的陰謀，打破國慶前夕才回北京的慣例，突然提前結束南巡，啟程迅速回京。致使林立果因此放棄密謀，不得不倉惶逃跑。

   立果倉惶出逃確是事實，但他未必能知道毛已回京的絕密消息。林豆豆和李文普的證詞都表明，早在毛回京前，他就在醞釀「帶首長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２，4），那晚和葉群一直在遊說林彪同意他的計劃。之所以如此，是他以為自己的密謀業已暴露。據劉吉純的證詞，林豆豆曾對他說：「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壞事，被上邊知道了。他們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挾持首長（林彪）到外地去。」 （30）可見林立果此前已在懷疑毛知道了他的清談活動。之所以突然決定半夜出走，是因為周恩來不但查問三叉戟下落，勸葉群不要起飛，還提出要來拜訪。這不祥的舉止，使得林家不能不猜測周要前來宣布逮捕林彪。

   就算官方所說是真，林家是被毛突然回京嚇跑的，那「因毛突然回京而以為密謀敗露被嚇跑」與「因毛突然回京而無法實施密謀」也是兩回事。立果畏罪潛逃是無庸置疑的事實，而密謀流產則只是官方一面之辭。上面已經說過，如果那群人真有膽量，就絕不會錯過毛在杭州時的最佳機會。因此，現有證據只支持前一可能。

   還有個問題：官方從未明確解釋毛到底是怎麼察覺立果的密謀，又察覺到什麼程度。據汪東興證詞，毛起了懷疑，乃是在杭州的事：

   「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工作人員，在看望他老人家時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而據毛的警衛隊長則說，那是因為「毛主席在劉庄的工作人員中，有人將陳勵耘布置的向他彙報毛主席活動情況的特殊任務，報告了毛主席。」（1）

   如果這些證詞可靠，則當然足以引起毛的懷疑。毛因此下令立即轉移專列，於１０日又決定離開杭州北上，１１日晚間離開上海，１２日便到了北京。

   這就又引出個問題：那告密者會不會是李文普？據林豆豆說，從９月７日起，她便向劉吉純﹑李文普等人泄露了立果計劃。而據汪東興所說，毛收到情報恰是９月８日晚間的事。那他收到的會不會是李文普發來的情報，汪所謂「杭州的好同志」其實是李文普？

   這可能性似可排除。如潘景寅不可能與周直接聯繫一般，李文普也不可能是能與毛單線聯繫的特務。因此，他若向毛彙報，就只能通過８３４１部隊張宏那個渠道。如果李早在９月８日之前就這麼干過，那麼毛早就給了張宏如何行動的指示，張在９月１２日兩次會見豆豆時的態度就不會前後截然不同。同理，因為彙報要通過中央警衛局，周恩來也必然與聞此事，他也就不會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點多還給北戴河警衛部隊下保護林彪的緊急命令。

   而且，如果毛確實掌握了「小艦隊」密謀的證據，官方一定會披露，以彰顯偉大領袖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並證實林彪的滔天罪行，但官方並未這麼做。因此，看來毛其實並不知道立果等人的密謀。他突然改變計劃回京，看來主要還是因為疑神疑鬼。這種心理疾患乃殺人無算的大獨裁者的通病，毛當然不能免，李志綏大夫早就觀察到了（29）。但這卻嚇壞了夢幻陰謀家林立果，他不熟悉毛的性格，卻以為密謀敗露，嚇得連夜出逃了。最關鍵的觸媒，看來還是周恩來那個電話。

   下一個問題是，林立果是否真如我黨所說，準備和乃父到廣州去另立中央？

   仔細審閱豆豆證詞可以發現，她的舉報只說「去廣州，萬一不行就去香港」或是「先去廣州，後去香港」，並未解釋去廣州幹什麼，更從未說過「另立中央」的話，李文普﹑姜作壽﹑劉吉純等人的證詞在這點上和她完全一致。所謂「另立中央」乃是官方後來作的指控。對此，中央向全民出示的物證，只有據說是林彪的一份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命令辦。林彪九月八日」，以及給黃永勝的一封信：「永勝同志：很惦念，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敬禮，林彪」。

   但據胡萍向舒雲提供的證詞，那手令和信件都有可能是周宇馳偽造的：

   「９月１２日午睡后我回機場。下午６點多，周宇馳打電話，林立果要到北戴河，點名要三叉戟。我打電話給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給陳聯柄打電話，由他轉告。那天晚上在候機室，周宇馳也在。林立果從兜里拿出『手令』讓我看。我曾經看見周宇馳苦練林彪簽名，我還奇怪，練那個幹嘛？是不是林彪的字，咱們看不出來，就看過題詞，林彪本人的筆跡咱們也不接觸。當時也沒想那麼多，吳法憲早有話，他要用飛機就用唄。以後我才慢慢想，他用飛機像用汽車一樣方便，還要什麼『手令』？現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寫材料也寫過。

   我還想起一件怪事，有一次在機場，周宇馳跟我講起開車，他有目的，現在想才有問題。周宇馳說，吳法憲不讓我們開車，後來首長（林彪）對這事寫了個命令。他就喊程洪珍，你把這材料拿來。紅鉛筆寫的，３２開紙，『手令』也這麼大，五六行字，前頭寫『立果、宇馳』，具體內容我記不得了，意思是開車在軍事上有好處，掌握一門技術重要，這麼一個內容。下面是林彪簽名。當時我不理解，開車這樣的小事還要林彪說話？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這個意思是叫你看是林彪親自寫的，先讓你看這個東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會懷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誰想到？」（31）

   「73年底，紀登奎向中央政治局報審查結果，說黃、吳、李、邱與『兩謀』、政變，無關。有人問手令和林彪通過王飛交給黃永勝的信怎麼解釋？紀說手令和信根本沒有到黃的手上，連王飛都沒有看到過。」（9）

   其實就算這兩個文件可靠，也根本不能用作政變證據。「手令」連抬頭都沒有，傳達命令是什麼內容也毫無交代，隨便怎麼解釋都行﹔而給黃永勝的信更是什麼信息都沒有。

   不僅如此，豆豆和李文普的證詞，實際上否定了「另立中央」的指控。 豆豆證詞說：「林彪的衛生員張恆昌告訴我，他聽見主任跟首長說，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小張說他始終沒聽見首長答話。」（２）她就是聽了這情報才決定去向中央舉報的，就連汪東興自己都承認這一點。

   由此可見，直到９月１２日晚上９點多，林彪都還認為「去廣州不行」，那又何來什麼「去廣州另立中央」一說？

   堅持官方指控的人可以說，那是林彪陰謀暴露後放棄了原計劃。可汪東興本人說得明明白白：周恩來獲悉豆豆舉報后，於當晚１１點半鐘打電話給葉群，提出要去北戴河，「這一下子葉群警覺了，她慌了。周總理要是一來，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陰謀也就搞不成了」 （1）。可見官方所謂「林彪放棄去廣州另立中央」發生在豆豆舉報之後，但此前林彪就向葉群表示過不同意去廣州了，那還能有什麼「放棄原計劃」可言？

李文普證詞不但證實了豆豆以上所說，而且直接否定了官方對上述兩個「物證」的解釋：

   「林立衡逼著內勤公務員張恆昌﹑陳占照去門外偷聽。張恆昌來告她：『剛才，在衛生間里，隔著門隱約聽到裡邊兩句談話，一句是葉群說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說的：『到這時候，你還不把黃﹑吳﹑李﹑邱都交給我。』」 （3）

   林立果此話表明，直到９月１２日晚９點多，他尚且無法指揮黃﹑吳﹑李﹑邱，直接否定了所謂「林彪手令」是寫給這四人的。那據說是林彪寫給黃永勝的信當然就更與所謂「另立中央」無關。

   不僅如此，所謂「另立中央，武裝割據」之說也根本不符合中國當時國情，絲毫沒有可行性。文革中，調動一個排的部隊都需要毛批准。林彪後來出逃，連警衛部隊都無法指揮。副統帥尚且如此，何況黃吳李邱？沒有指揮權，搞什麼「武裝割據，另立中央」？難道我軍最優秀的將領林彪元帥連這點常識都沒有？而沒有林彪參加，光是立果一人又怎麼個「另立中央」法？兒童團中央？

   所以，所謂「林彪意圖南下廣州，另立中央，實行武裝割據」的指控，既無證據支持，又違反常理，乃是誣衊不實之詞。黃吳李邱後來因此受審，完全是冤案。

   下一個需要確定的問題是，葉群是否也與聞了小艦隊的密謀？我認為這點可以基本肯定。為林彪翻案的人們從來不敢正視的一個事實，就是林彪一行不顧一切地倉皇逃跑，而這極度反常的行為只能用做賊心虛來解釋。但要林彪同意突然改變原定去大連的計劃而半夜出奔，沒有葉群關鍵性的努力，光靠公子三寸不爛之舌是不大可能做到的。劉吉純的證詞也支持這點。據劉說，林豆豆告訴他：「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壞事，被上邊知道了。他們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挾持首長（林彪）到外地去。」 （30）

   綜上所述，現有證據表明，雖然「另立中央」是向壁虛構的罪名，但林立果確有過停留在幻想階段的「暗殺偉大領袖」的密謀，而葉群很可能與聞其事。以為密謀暴露就是他們不顧一切倉皇出逃的原因。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七﹑林彪在密謀中捲入了多深？

七﹑林彪在密謀中捲入了多深？


愚以為，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官方指控還是翻案者們的說詞，都是粗暴的「代死人立言」，根本經不起推敲。

   根據官方指控，林彪乃是林立果密謀的後台，炮製了所謂「兩謀」，「一個是陰謀殺害毛主席；另一個是陰謀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1）

   上面已經討論過，暗殺毛的密謀確有之，但並無證據證明林彪是主使人，「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說則根本無法成立。上文已經指出，無論是林彪還是四大金剛都調不動部隊，根本就沒有另立中央的本錢。更重要的是，林彪在全黨全國全軍的權威完全來自於「最最忠於毛主席」，而這徹底剝奪了他公開反毛的可能。小艦隊的空談家們作白日夢不足奇，林彪乃是我黨最傑出的將領，精通敵我強弱分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致命弱點。

   另一方面，林彪也完全知道偉大領袖立意搞掉他。根據李文普回憶錄，「９月６日，周宇馳帶著毛澤東巡視南方接見湖南﹑廣東﹑廣西等地黨政軍領導幹部批評林彪的講話材料來到北戴河見了林彪﹑葉群﹑林立果」 （3）。

   見慣了毛收拾假想敵的程序，林彪便再笨也明白那乃是他的政治死刑判決書。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毛那陰森森的預言：「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改也難」。這話透出了什麼血腥氣，副統帥絕不會不明白。林鑒不遠，在劉少奇之世，那才是昨天的事。而且，當年倒劉之初，毛還有一番「治病救人」的做作。如今正式總攻尚未發動，便斷然預言了對方不可挽救，可見對方狠毒的決心早已下定。

   林彪作為我軍最傑出的將領，身經百戰﹑屢仆屢起，在困境中求生已經成了本能。因此，他在得知偉大領袖立意搞掉他之後，不大可能束手待斃，定會奮起自救。而他完全知道無論他怎麼懺悔，偉大領袖都不會饒他，等待他的只會是劉少奇慘死獄中的下場。因此，這自救只能是破釜沉舟的反擊。因為沒有道義權威和實力公開反毛，暗殺看來似乎是林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了。

   但這麼作完全是拿全家性命去賭博，毫無勝算。批准使用這種非常手段，不符合林的一貫性格。他曾對部將說：打仗要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險。如果沒有那三分冒險，就會坐失戰機；如果沒有那七分把握，就會打敗。而林立果那套完全是零分把握，十分冒險。一旦暴露，全家死無葬身之地。

   由此看來，林彪不大可能指使兒子去搞暗殺活動。他只能什麼都不做，延頸以待毛的斧鋮，這就是他為何說出「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的消極絕望的話來，而這就成了翻案者們的主要依據。

   林立衡﹑張寧和丁凱文等人都堅持「綁架說」，認定林彪是在服用了安眠藥的情況下，稀里胡塗地被葉群和林立果綁架上飛機的。丁凱文先生更推測，飛機飛到蘇蒙邊境后又掉頭往南飛，就是因為林彪終於醒過來了。

   此說官方已經批駁過：林彪是自己從駕駛艙舷梯登機的，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此說當然無法證實，但以常理度之，「綁架說」無法成立。

   持此說的論者忘記了一個生活常識：正常劑量的安眠藥誘導的睡眠並非全身麻醉，可以被弄醒，和正常睡眠也差不多。如果到了任人擺布還一無所知的地步，那就過了安全劑量。漫說豆豆此前已經一再給林彪的衛生員打過招呼：「特別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藥，一定要確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3），就算葉群親自下手，衛生員無法干預，她也不敢冒毒死副統帥的巨大風險。

   於此，「綁架說」便陷入無從解決的兩難：如果是正常用藥，林彪便睡著了也會被弄醒﹔用藥過量倒是可以讓他喪失知覺，但那不但有毒死他的危險，而且使他同時喪失了被人挾持著行走的能力，立果等人就只能在眾目睽睽之下搬運不省人事的副統帥。現在「綁架論」說的乃是由葉群和立果兩人「挾持」著走，可見並未過量用藥。但如果林彪還能讓人扶起穿衣﹑行走﹑上車﹑聽見旁人開槍，以後又下車﹑登機，經此長達近一小時的驚心動魄的折騰后，還能繼續「神智不清」，那就只有使用傳說中的「勾魂術」才能做到了。

   根據豆豆證詞，在她第二次去見張宏之前，李文普曾告訴她：林彪在１１點時和往常一樣上了床，而根據李文普證詞，林彪在出走前又起來了，神智完全清醒：

   「大約１１點多鐘，葉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門外叫我等著，她先進去和林彪說了幾句話然後叫我進去。這時，林彪早已從床上起來穿好衣服。林彪對我說：『今晚反正睡不著了，你準備一下，現在就走。』」 （3）

   這證詞是可信的，無論此前林彪是否服用過安眠藥，是否一度短暫入睡，他在出走前已經起床了，而且神智完全清醒。如果不是林本人下令，李文普就不會去調車──此前豆豆做他的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連豆豆自己都承認：

   「我一聽急了，對李文普說：『你一定要守在首長身邊，要絕對保證首長不被弄上車。我先去一下放電影的地方，然後馬上去找張宏。』李文普神情緊張地點著頭，當著劉吉純的面急促地說：『你快去，叫張宏快和我聯繫﹗快，快去﹗』」 （2）

   由此可見，雖然李文普對豆豆的誠信有深刻偏見，但此時還是達到了懷疑首長臨界點，所以他不但令豆豆去找張宏，自己還在值班室給張打電話通知林彪要走的消息。如果不是林彪先下令，后又主動上車，他還會跟著上車么？上去又何必再跳下來？他上車下車似乎是所有當事人都承認的事實，請問這該怎麼解釋？

   最重要的還是上面說過的那條：在警衛重重環繞之下，沒有林彪主動合作，出走無法實現，光是李文普那關就過不去。而且，即使假定林彪上車時真的稀里胡塗，除非是上了全身麻醉，否則在聽到槍聲時也早該驚醒了，決不會如丁凱文先生設想的，要飛到蘇蒙邊境時才大夢初醒。

   遺憾的是，丁先生的所謂「考證」，就是不加辨析，照單全收豆豆和張寧那些絲毫經不起推敲的一面之辭，卻全然沒有意識到，只有使用傳統的「勾魂」國術，才能完成在眾目睽睽之下「綁架副統帥」這一無比艱巨的任務。

   綜上所述，林彪出走乃是出於自由意願，「綁架說」無法成立。該說的發明，只反映了豆豆以「捨車保帥」方式維護父親形像的苦心。早在９月７日她就主張此說了，在林彪離開時她自己不在現場，然至今堅持此說，卻非但始終未能解釋其依據何在，更未敢面對上文指出的一系列技術難題，而且在她父親面臨被綁架的危險時，竟不採取最簡單也最有效的防範措施，直接去向她父親那受害人報告，卻去要求警衛員違反軍紀和組織原則，逮捕政治局委員葉群和空軍作戰部部長林立果。這些徹底違反常理和邏輯的言行，只能證明「綁架」說是她為了個人需要發明出來的。

   下一個問題是，林彪是何時得知立果暗殺毛澤東的計劃的？

   官方的指控我已經在前文質疑過，說林彪指使立果謀刺毛，不過是毫無證據的武斷認定。立果的密謀毫無成功把握，林彪不大可能事前批准這種可能為兒子招來殺身大禍的冒險行動。而且，這也和李文普以及林辦其它工作人員的證詞不符。他們一致反映，廬山會議后林彪一直很消沉，不像密謀總指揮應有的態度。

   但另一方面，豆豆堅持說她父親毫不知情，同樣也是毫無根據的武斷認定。有趣的是，她自己的證詞其實就否定了這一說法。

   豆豆證詞披露，早在９月７日她就知道了立果的密謀，並向李文普﹑劉吉純﹑陳占照﹑張恆昌等人泄露了。據李文普回憶，９月７日林立衡到達北戴河不久，林立果就把她接到５７號樓他的住處密談，從下文提到的張清林大鬧大隊值班室的軼事來判斷，她此前對立果暗殺密謀可能已有所耳聞。立果那天和她密談，可能主要是披露「先去廣州後去香港」的計劃，因為他正考慮出亡，不能把她一人蒙在鼓裡，扔在中國。

   這就引出了上面已經說過的豆豆那個令人無法理解的反應：如果她堅信林彪毫不知情，是葉群和立果要違背他的自由意願綁架他，那她保護父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向他舉報。林立果８日就到北京去了，直到１２日晚９點左右才返回北戴河。在這５天中，她有充分機會避開葉群，去向父親舉報。

   如果她這麼做了，林彪又真不想出逃的話，可有三策選擇：

   上策是將葉群和立果召來嚴加訓誡，令其打消輕舉妄動之念，並令警衛不許此二人再來晉見﹔中策是隱瞞真情，捏造個借口，下令把兩人抓起來。以上兩策不但可以保護林彪自己，而且也保護了葉群和立果。下策就是由林彪大義滅親，親自審訊查明真相后，令８３４１部隊把他們抓起來，送給毛髮落。此策其實就是林豆豆一直在苦苦奮鬥而未能實現的目標，但在她父親那全軍副統帥辦來卻易如反掌。

然而奇怪的是，林豆豆居然不選擇這最容易﹑最安全﹑也最有效的方式去解決危機，卻不惜出賣母親和弟弟，捨近求遠，棄易就難，徒勞無益地實行「曲線救父」之計。

   這裡唯一的解釋，就是她認定向父親舉報無效。換言之，她知道林彪其實知道此事。這無非是兩種可能：要麼她從立果那兒得知林彪早知此事，而她也相信了這點，要麼她在得知立果密謀后，曾向父親試探過，但林彪並沒有流露出震驚和反對的意思來。后一種可能性更大。

   的確，當她乍聞立果的密謀時，必然極度震驚，第一反應只會是問立果：「首長知不知道你說的這些事？」這是她必須首先弄清楚的問題，絕對不可能不問。而立果既然敢跟她說，必然也只會作肯定回答。事情如此重大，她不可能就此滿足，勢必還會向林彪試探，並從林彪的反應中得到了證實。正因為她知道林彪不會聽她的，她才不得不訴諸非常手段，要警衛部隊去強行攔阻首長，絕望之餘甚至不惜同意張宏去報告汪東興和周恩來那些低於他父親的「中央」。

   這在我看來就是她那一系列怪誕舉動的唯一合理解釋。豆豆自己的解釋則是李 文普﹑劉吉純不讓她報告林彪：

   「當我跟張宏說李文普﹑劉吉純等工作人員不讓我把林立果對我講的話告訴林彪時，張宏說：『這些就不要向林副主席講了，我們都知道林副主席身體不好，免得驚動林副主席。這件事由我們來處理就行了。』」 （２）

   可李文普卻在回憶錄里憤怒地質問：

   「她為什麼不去向她父親報告？只要林彪說句話，『林辦』工作人員都會聽林彪指揮。她不敢去向林彪查問，卻把責任推給我們這些不知底細的工作人員。」 （3）

   而劉吉純則說他建議報告中央警衛局，但豆豆不同意，並沒有說他曾勸阻豆豆不要向林彪報告：

   「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裡去，問我，他們（張﹑楊──蘆按，指豆豆未婚夫張清林和豆豆的隨從人員空軍保衛部副處長楊森）對你說了些什麼？我把張﹑楊講的情況告訴了她。她問，你和別人說了沒有？我沒敢說和李文普講過。我問，到底出了什麼事？她說，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壞事，被上邊知道了。他們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挾持首長（林彪）到外地去。我說，怎麼辦，是否去報告？她問，向誰報告？我說，只有向汪東興﹑張耀祠﹑楊德中報告。她說，汪在廬山也受到了批評，現在對誰都不要講。首長國慶節還要上天安門。現在離國慶節還有二十多天，等幾天再說吧。當時我同她商定，她在裡面﹑我在外面觀察動靜。」 （30）

   該證詞得到林辦秘書宋德金證實：

   「大約９月１０日，八三四一部隊警衛副科長劉把我拉到僻靜處，悄悄地對我說：『豆豆（林立衡）說，主任（葉群）與林立果要挾持首長（林彪）外逃，怎麼辦？』我聽了之後，大吃一驚。繼之又靜了下來。我說：『不會吧？這怎麼可能呢？或許是他們家庭內部問題。』我當時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對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及其以後的種種情況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隱約聽說豆豆與葉群關係不好。可是我又覺得此事非同小可。當即與劉商定：一﹑此事事關重大，希望並支持豆豆向中央報告。二﹑劉注意外邊動靜，我留意辦公室情況，有新情況，隨時交換。當時我們也不知道豆豆在什麼範圍內談及此事，不敢輕易同其它秘書商量，豆豆也囑咐劉千萬不要擴散。」 （32）

   愚以為，豆豆提供的解釋根本無法成立。假定她說的是真的，李﹑劉確實勸她不要報告林彪，那又便如何？她又不是小孩子，不但是郡主，而且是我軍高幹，自己就有個空軍保衛部副處長作保鏢。她的證詞處處顯示，她本人個性很強，凡事都是自己拿主意，下命令，讓別人服從，甚至在林彪出走時試圖指揮張宏，以致引起後者抗議。為何偏偏在涉及父親生死大事之時，要聽從地位比她低的李﹑劉的勸告？

   由此可見，儘管無證據表明林彪是立果密謀的主使人，但至遲於９月７日，林彪已經得知了內情並至少採取默許態度。

   還有個問題：為何李文普﹑劉吉純不敦促林豆豆向她父親報告？按常理，這是他們最好的推脫辦法。可無論是李還是劉，似乎都沒有提出這種建議。李無所作為，最後只慫恿她去向張宏報告，而劉則建議她向汪東興等人報告。

   由此可見，豆豆所說「李文普﹑劉吉純等工作人員不讓我把林立果對我講的話告訴林彪」，恐怕不完全是遁詞。李劉雖然沒承認這一點，但起碼沒有慫恿她去報告林彪。為什麼？莫非李真如他人後來指責的，是「中央警衛局派在林彪身邊『窩點』的特務」？

   為此必須澄清豆豆和李文普證詞中另一個不一致之處，那就是，林豆豆是何時向李文普泄露立果密謀的？據她自己說：

   「我從9月7日便分別找林彪的警衛參謀劉吉純﹑李文普及林彪身邊的兩個衛生員陳占照﹑張恆昌談話，其中和李文普談的最多，因為林彪對李文普的信任超過了對葉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讓李文普注意觀察情況，組織工作人員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特別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藥，一定要確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

   開始，李文普並不相信我說的林立果要帶首長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兒，後來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對頭，向我說了葉群和林立果瞞著林彪所乾的一些事情。」（２）

   劉吉純的證詞證實，她確在９月７日晚間向他泄露了立果密謀（30），但李文普本人卻說直到９月１２日下午，她才告訴他這事：

   「就在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涼，林立衡突然對我說，『林立果盡幹壞事，要害毛主席，他們還要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你不能讓首長上飛機走。」 （3）

   兩相比較，雖然豆豆沒有說明告訴李文普是哪天的事，但從文義來判斷，他不但是豆豆的重點遊說對象，而且那是個較長的說服過程，不大可能從１２日下午才開始。豆豆既然早在７日晚間就能跟劉吉純泄露此事，當然也可能在此後不久就向比劉更重要的李和盤托出，可見李文普有可能在這問題上撒了謊。倘若真如此，那這是否能作為他是中央警衛局特務的證明之一？

   我認為這難以成立。首先，前文已經說過，如果李文普早在１２日前就通過中央警衛局報告過，那麼張宏和周恩來應該早已有備，１２日晚間就不會出現兩種前後矛盾的反應。其次，李文普在事後成了監護審查對象，被關押４年之久。連張寧本人都不能不承認，李文普被放出來就沒有工作，沒幾年就退休了，靠在街道居委會找點事掙錢養家。這不是立了頭功的特務該享受到的待遇。第三，李文普在這個問題上撒謊，似乎並不能起到掩蓋他特務身份的作用。最後，如果李文普真是毛安插的特務，那他就不會在證詞里為林彪鳴冤，駁斥「林彪想當國家主席」的謊言（3）。

   因此，李文普若在此問題上真的撒了謊，更可能的還是為了掩蓋他「喪失革命立場，在得知豆豆情報后遲遲不向中央舉報」的過錯，為此他才把豆豆向他告密的時間推延到了１２日下午。

   其實「喪失革命警惕性」才可能真是李文普無動於衷的原因。他自己也承認，一開頭根本不拿豆豆的舉報當回事，因為林家家庭關係一塌糊塗，豆豆和母親感情不好，曾經自殺過，和弟弟也有矛盾，感情平淡，「對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見多了，聽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態去看待了」（3）。

   林家家庭關係不好似乎是林辦人員公認的。就在９月７日，豆豆的未婚夫張清林和保鏢楊森還演了一出「狼來了」：

   「午飯後，我剛休息，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長姜作壽來到房間，對我說，張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楊森（空軍保衛部副處長﹑林立衡隨從人員）有事找你。我隨他到大隊值班室，張﹑楊兩人已在那裡等我。我問有什麼事，他們說，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裡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葉群）﹑老虎抓起來。聽了這沒頭沒腦的話，我大吃一驚：什麼事這麼嚴重，況且我怎麼敢抓他們。我說，先別著急，去看看再說。我立即趕到林立果住處外面，看到他的車停在那裡。我到96樓找李文普（林彪隨身警衛員），他是『林辦』在北戴河的負責人。我向他報告了張﹑楊講的情況。他說，你不要聽他們的，沒有那麼回事。回到房間，我翻來覆去地想，到底出了什麼事。由於事關重大，也不敢同別人講。」（30）

   豆豆那時不見了，乃是立果約她去密談，由周宇馳把門，連李文普都不讓進（3）。張清林和楊森不知就裡，卻鬧到姜作壽那兒去，下令劉吉純去逮捕政治局委員葉群和空軍高幹林立果。這種鬧劇演多了，你讓李文普和劉吉純還怎麼會拿她的重大情報當回事？

   因此，看來李﹑劉之所以沒有慫恿豆豆去向林彪報告，還是對豆豆所說將信將疑。如果慫恿她去報告林彪，萬一又是杯弓蛇影，林彪震怒，怪罪下來，他們就成了挑撥林家關係的替罪羊。俗語說「疏不間親」，李劉豈有不知之理？劉吉純為了表示革命立場，不能不建議她去向中央警衛局報告，那樣即使出了漏子，頂多也就是由中央警衛局背著林彪責備積極分子們幾句，而非家長來追究挑撥家庭不和的外人。李文普則比劉吉純更世故，所以他連這步都是到最後才邁出去的，自己還不出頭，而是讓劉陪伴豆豆去找張宏。直到１２日晚間發生的一連串的事太反常，他不僅不知道首長去向如何，向負責專機的空軍副參謀長鬍萍詢問不得要領，與張宏通話又被林立果粗暴制止，這才終於相信了豆豆的話，開始懷疑原來不敢懷疑的首長，在上了車后還從車上跳下來。

   澄清了這一系列問題之後，可以作出結論：至遲於９月７日，林彪已經與聞了立果密謀，後來出走也是自願的。這結論乃是根據公認的已知線索，經過嚴密推導得出的，在本質上不屬於推測性質。

   至於林彪是否從一開頭就與聞林立果的「５７１清談工程」，則因為三個知情人全都死了，無法提供破案線索，所以無法以類似的考證功夫確定，只能作合理猜測。我的猜測是，林彪事前並不知道此事，完全是立果自己瞎折騰，因為那「工程」智力含量太低，不像是得到老爺子指點的結果。因此，看來還是少爺闖了大禍后，到了實在無法隱瞞之時，才不得不向老爺報告。

   這樣一來，林彪別無選擇，只有出奔一法了。原來他以為少爺沒捲入，只是他一個人的事兒，這才能說什麼「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現在連這大話都無法說了：少爺犯了弒君大罪，要給整死的不光是他一人，整個林家都得完蛋。他老了，無所謂，少爺可犯不上搭進去。

   因此，我認為，出逃蘇聯的主意其實是他拿的。立果原來的計劃是次日逃往廣州，倒不是上那兒「另立中央」，而是躲到那兒去窺測風向，並繼續陶醉在「暗殺」的夢幻中。如果暗殺案敗露，就逃往香港。

豆豆和李文普的證詞都提示，直到１２日晚９點左右，葉群和立果都還在遊說林去廣州，而林彪認為根本不可行，所以葉群才會說出「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的話來，三人議而不決，到１１點林彪就上床了。

   但１１點半周恩來卻給葉群打了那個電話，不但查問三叉戟下落，勸葉群不要飛行，而且揚言要登門拜訪，必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葉群不能不立即通報林彪。他判斷立果的密謀業已暴露，其實這也沒錯到了哪兒去──對方雖然尚不知細節，但身邊的豆豆已經出賣了他父子倆，徹底查明那空談俱樂部不過是遲早的事。再加上周恩來派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查問林立果私調飛機的事，周宇馳打電話報告林立果通報這一緊急情況。這些跡象更加表明密謀已經暴露，對方開始動手了。如果再耽誤下去，勢必坐以待斃。於此他當機立斷，決定立即逃往蘇聯。此後立果即去通知周宇馳改去蘇聯。

   必須強調指出，和此前的論述不同，「逃往蘇聯是林彪的主意」這個結論，不是基於已知線索的嚴謹考證，只是推測。但可以肯定，逃往蘇聯即使不是他出的主意，那也一定得到了他的認可，不可能被騙到外蒙。這兒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沒有他的同意，林家三人不可能出逃。而如果林彪沒有感到足夠威脅，就用不著率家人半夜三更不顧一切地逃走。但逃廣州並不能擺脫這種威脅：既然８３４１部隊已在後面追擊，他又不知道那是毛逼他狗急跳牆的詭計，只會認定一到廣州就得乖乖就擒。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想被逮捕，除了外逃蘇聯還能怎麼辦？從北戴河到外蒙邊境，直線距離只有７００多公里，三叉戟１Ｅ巡航時速９００－９３０里，中低空飛行時速也能達到６００公里，只需一個多小時即能飛出國境，乃是當時情況下最安全的選擇。

   而且，要逃出國去，就只能投修，絕不能投帝或投反。投修還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列主義者，照樣可以當黨領袖（諸如「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主席」之類），投帝投反若不是作許家屯那種政治難民，就只能如張國燾一樣作小特務。從林的背景和信念來看，投修是形像和地位損失最小的選擇。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八﹑毛為何放走林彪？

八﹑毛為何放走林彪？ 


 如上所說，偉大領袖早在當晚１０點多就得知了豆豆情報，但他沒有採取我在前文第三節中列舉的所有其它措施，卻命令８３４１部隊按兵不動，坐視林副從容逃跑，甚至還讓張宏傳達「中央」的意思，讓豆豆也坐上飛機，「跟著走」。

   這對策非常奇怪，一般人根本無法理解，然而愚以為，此舉恰好反映了毛作為權謀大師的高明，非常符合毛的一貫謀略思想與行事作風。

   貫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戰略戰術的一條紅線，乃是「后發制人，因勢利導」的八字真言。毛是老子千載之後的知音，他不但極度讚賞老子陰柔老猾的謀略思想，而且終身將「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奉為座右銘，把這套「后發制人」的策略應用到黨內外一切權力鬥爭中去。毛時代過來的人都熟悉這套陰謀詭計，黨棍們尤其如此，以致「引蛇出洞」已經成了每個毛共成員都耳熟能詳的反應定式。

   「引蛇出洞」的基本操作程序如下：先用種種手段造成對方錯覺，令對方誤以為毛同意自己的施政主張，或自己的陰謀未被毛髮現，按原計劃行動，卻不知道一切都在毛的算中，等你「主動表演」夠了，毛突然變臉，把這當成你的罪狀，一棍子打死你，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毛不但在反右中使用了這一手，刻意鼓勵煽動知識分子出來給黨提意見，而且在倒劉戰役中也使用了這一手。如所周知，１９６６年文革初興，毛先同意劉鄧派工作組，無視劉鄧請他回京領導運動的反覆請求，在南方無故稽留不歸。等到他覺得劉鄧「犯的錯誤」已經足夠，立刻回到北京，主持８屆１１中全會，寫出《我的一張大字報》，指控劉鄧「實行白色恐怖」，一棍就把劉少奇打入陰山背後。

   引蛇出洞的目的，不但是為對方羅織罪名，更是「暴露階級陣線」，通過暫時的「戰略退卻」，鼓勵大眾跳出來混戰，據此查清雙方的基本隊伍，並「鍛煉考驗中間派」，以決定在運動後期該收拾哪些人，提拔哪些人，用「網民運動」把可疑分子一網打盡。

   但對林彪，這一手卻無從施其伎，原因很簡單：林彪根本不是個活躍的人。相反，他深居簡出，潛心研究的是中藥書，寫點「吃魷魚膀胱出汗」，「吃松花蛋腳背出汗」的零碎心得，「恐水症」嚴重到了只要看見山水畫就會腹瀉的地步，根本也就不主持什麼國家日常領導工作。既然不做事，當然也就不可能犯錯誤，與承擔黨國日常領導工作的劉鄧周等人完全不同。而且，他的所有講話都深得毛的真傳，根本就抓不出不符合毛思想﹑毛路線的把柄來。

   這種進入冬眠狀態的蛇最難對付：你根本就無法引他出洞。自林於１９６６年８月間任副統帥以來，５年之間，毛可以抓住無限上綱的唯一借口，也就是廬山會議上「主張毛主席稱天才」和「想作國家主席」。前者說下大天來也就只能扣個「唯心論的先驗論」帽子，後者已被現代學者證明是誣陷，就算是事實，那又怎麼的？畢竟無法構成死罪吧？縱然以毛絕頂高強的文字獄手段，也無法以這倆借口將他往死里整。

   其實毛也知道，哪怕他再說「路線是個綱，路線錯了，一切都錯」，而所謂「路線」也就是他整人的個人意志，但光憑這一條，根本也就無法陷人於死罪。這一點他早就在１９６６年發現了。當時他以「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打倒了劉鄧，但迅即發現那並不徹底：劉鄧寫了沉痛檢查，再整他們的借口已經喪失，兩者都還保留著政治局委員職務，總不能因為人家犯了路線錯誤就把人家當階級敵人抓起來正法吧？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毛才特地撿起紅衛兵從舊報紙中翻出來的「６１人叛徒案」大作文章，方便地忘記了那原是得到他本人同意的營救共黨高幹的權宜措施，故作震驚，批示嚴肅處理，自此將劉鄧立案審查，最後捏造出了「叛徒﹑內奸﹑工賊」一系列罪名。那罪行之嚴重，使得周恩來和林彪都不能不在報告上批下「此人可殺」（據說是周的批示）﹑「劉賊少奇，五毒俱全，鐵證如山，罪大惡極，令人髮指，是特大壞蛋，最大隱患。把他挖出來，要向出色指導項目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林的批示，來源見註解3）等表明自己堅定立場的話語，而黨的８屆１２中全會也才能「名正言順」地通過將劉賊「永久開除出黨，並不準重新入黨」的英明決議。

   劉少奇長期從事白區工作，據說曾被捕數次。陳伯達也讓毛抓住了「歷史問題」。老鄧就比較難搞些，因為他從來沒給敵人抓住過，頂多只能在「逃兵」問題上作文章。林彪同志就更別提了，就連無恥到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也沒本事在批林批孔運動高潮中把他「做」成叛徒特務內奸。副統帥的歷史比正統帥還清白。據毛親口向斯諾承認，他曾被國軍士兵抓住，靠以銀元賄賂對方才逃了一命。敬愛的副統帥連類似的污點都不曾有過。

   因此，林副恐怕是毛搞倒過的所有假想敵中最難收拾的一個，難處不但在於林本人的歷史和現行革命言行滑不留手，找不到下嘴處，更在於他是毛自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

   自１９６６年８月黨的８屆１１中全會召開起，整整５年時間，無產階級司令部控制下的媒體為敬愛的林副造足了勢，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關係類比毛林，說林是毛考察了幾十年才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是「最最忠於毛主席，毛主席的著作學得最好、用得最活的偉大領袖最親密的戰友和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這一條不但寫進了黨章，而且寫入憲法草案，以此反覆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強化洗腦，使得全民都牢記在心。毛本人也多次吹噓過林彪，早在文革前就親自指示「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下令「全國學習解放軍」，在文革期間更多次吹噓，甚至在黨的９大開幕之際提議選舉林彪作大會主席，嚇得後者靈魂出竅。

   如今卻為了個普通百姓根本整不明白的「主張毛主席稱天才」和「想作國家主席」的莫須有罪狀，要把敬愛的副統帥往死里整，說得過去么？哪怕以偉大領袖那能把洲際核導彈反彈回去的超級厚臉皮，恐怕也無法自圓其說，更沒臉按處理劉賊的既定方針辦吧？

   「引蛇出洞」之計於此觸礁，便只能稍加變化，改為「打草驚蛇之計」──冬眠的蛇拒絕出洞，那就打草鞭樹，嚇得他自行竄出來。人一驚恐，就容易干出蠢事來，到時要抓把柄就毫不為難了。

   我想，這就是偉大領袖何以要巡視大江南北，那其實是一箭雙鵰：既是「到處遊說」（毛的原話），給各路諸侯「打招呼」，下達倒林戰役動員令，又是打草驚蛇之計。

   唯其如此，偉大領袖才會破例公開宣講他使用的陰謀詭計「打石頭，攙沙子，挖牆角」，還生怕潛在的聽眾不明白，特地不厭其詳地一一加以解說：「打石頭」是三塊：批陳伯達關於「稱天才」的材料，批發三十八軍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報告，在文件批示上批評軍委座談會不批陳；「攙沙子」是往中央軍委辦事組裡派親信；「挖牆角」則是改組北京軍區（1）。

   這不但違反了兵法大忌──把自己的底牌公開亮給了對手，而且違反了毛的一貫整人策略，他從來是隱忍不發，先旁敲側擊，最後才動如搏兔地全力撲出，一招即至對方死命。最輝煌的表演就是他收拾劉少奇。據他後來跟斯諾坦白，早在１９６５年初他就下定了除劉決心（33），但一直隱忍不發，等文革發動后，也是先拿劉的親信彭真開刀，最後才動到劉少奇頭上去。

   正因為此舉太違反毛的一貫風格，我當時聽了文件傳達才驚奇得不敢相信：偉大領袖的臉皮當真能把洲際導彈反彈回去，難為他一邊得意洋洋地宣講這種骯髒陰謀詭計，一邊鄭重其事地教育全黨「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只是後來我才逐漸明白，毛這些話其實是故意泄露給林彪聽的，目的是觸發他的恐慌自救反應，授毛以柄。這一招他其實已經在１９７０年接見斯諾時使過。在與斯諾談話中，他特地說「什麼『四個偉大』，討嫌！」（34）可惜那一招並沒有達到目的，這才會有毛的次年南巡，而且他還特地把話說得那麼明白，連使用過的陰謀詭計都向對方明白交代了。

   只有在這個角度上，才能理解為何１９６６年倒劉戰役初期，毛曾出來假惺惺地唱「治病救人」的高調，甚至指令陳伯達在接見紅衛兵時說了劉少奇的若干好話，而這次他連那高姿態的做作都乾脆省了，直接就宣布林是不可挽救的：「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改也難」──他生怕刺激不起林彪那冬眠的蛇來。

   在這種情況下，不難想見他獲悉林豆豆情報時驚喜交加的複雜心情：冬眠的蛇總算讓他給逼出洞來了。對雙方不成比例的實力對比，他心中絕對有數，如他後來自承的：「我就不相信解放軍會反對我」。豆豆情報說林要逃到廣州，實在不行就逃香港，林立果還計劃轟炸中南海，那正中他的下懷：就怕林不鬧，林鬧騰得越歡，就越給他省去了找借口的麻煩，再不用傷腦筋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特別是被打倒的老幹部解釋，為何要在毀黨造黨、把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捧上去后，只是因為後者聲稱毛是天才，並且想當國家主席，就要把他搞下來，而且還要往死里整。

至於豆豆那「轟炸中南海，謀害偉大領袖」的驚人消息，毛雖然疑心病入了骨，而且喜歡危言聳聽，動輒誇張到「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的小丑程度，但他畢竟是身經百戰的全軍統帥，判斷敵情從青年時代就成了本能，不是那麼容易聽風就是雨。如果他連自己的武力家底都不清楚，那怎麼還能獨霸江湖一世？他預期的最壞結局，就是個把飛機投彈轟炸中南海，絕無可能狂轟濫炸。所以他才會只從中南海移駕到大會堂去，而不是緊急轉移到早就在玉泉山修好﹑據說能防核彈的黨中央和軍委的地下指揮總部去。

   我想，毛基本的基本部署應該如下：

   １﹑令周恩來給葉群打電話，敲山震虎，一則核實豆豆情報，再則進一步打草驚蛇。

   ２﹑讓周恩來取消原來命令８３４１部隊保衛林彪的命令，令張宏不許阻攔林彪的行動，他愛上哪兒隨便，走後可以假裝追擊，讓其更死心塌地﹑義無反顧地實行原計劃。

   ３﹑讓周恩來下達「四人聯合批准始可放飛」的命令，以此向黃、吳、李變相通告毛已經開始剝奪林的行動自由，誘使他們向林彪通風報信，逼他搶在被捕前倉皇出奔。與此同時，周奉毛之命，密令潘景寅不管上級禁令，駕機帶林彪上他要去的地方去。

   ４﹑調動重兵拱衛北京。加強對空軍監控，加強首都防空和中南海防空，以防「轟炸中南海」的情報兌現。

   ５﹑實行佯裝的「戰略退卻」，放手讓林副跳梁，在一段時間內不反擊，聽任支持林彪的人跳出來，藉此查明林彪的基本隊伍，並「考驗」中間派的「路線覺悟」，等「牛鬼蛇神」暴露得差不多了，再動手鎮壓。

   以上分析，當然只是推測，並無直接證據。儘管如此，這些推測不但非常符合毛「后發制人，因勢利導」的一貫戰略思想，而且舍此無法解釋毛為何要下令８３４１部隊放跑林彪的怪事，這怪事可不是類似的推測，而是經過嚴謹論證的基本事實。

   因此，既然「毛故意下令放跑林彪」這個基本事實無從否認，就得為這種奇怪的行為找出個合理的解釋來。我個人認為，以上分析就是唯一符合毛的一貫心理﹑性格和指導思想的合理解釋。這雖然是推測，但和前節末尾作出的推測性質不同，乃是可以驗證的。如果當時的檔案沒有毀去，日後總有真相大白之一日，那時就可以驗證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確了。

   還必須指出，以上推測還假定毛照單全收了豆豆情報，認為林彪準備逃到廣州去，實在不行再逃往香港。可惜他低估了林副的智力。林準確地判斷出那行將布下的陷阱，飛機上天後，先裝模作樣地向南飛，接著又改為向西，最後在轉到向西偏北４０度（亦即３2０度）的方位時，從山海關機場雷達上消失。在場的副駕駛康庭梓的證言是：

   「電台聯繫不上，也只有從雷達的屏幕上得到256號飛機的信息。雷達標圖員將雷達員從雷達屏幕上傳過來的高度﹑方位﹑飛行速度等信息，用帶顏色的畫筆標在緊貼地圖的玻璃板上。標圖員手中的筆尖連著在場每個人的心。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推移，紅色的畫筆終於在地圖上劃出一條很不規則的弧形軌跡，當我們迫切想了解這一軌跡的去向時，標圖員緊握划筆的手不動了。他一直俯在圓桌上的身體慢慢站直，並從頭上去掉耳機，鎮靜地說：

   『雷達員報告，256飛機的信號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此時，離起飛14分鐘。……此時，256飛機離機場約120公里。」（35）

   我想，偉大領袖就是這時才發現他上當了，林副並未如他所願，跑到廣州去蠢動。

   九﹑關於「禮送林副出境」的神話

   關於此事，我查到的說法一共有三個主要來源：官方版本、吳法憲回憶錄以及舒雲的採訪報告。不但這些說法彼此矛盾，就連同一來源的說法都破綻百出。史學考證中還真難得見到如此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其中所有當事人的證詞都無法自圓其說，似乎都是謊言或起碼部分是謊言。惟其如此，也就難以在比較辨析不同證言、排除不可能事件之後，推導出誰的說法更可信，只能另起爐灶，提出更可信的假說。

   各方唯一不持異議的，便是由官方提供的林彪一行出逃的時程：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時32分，林彪專機256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凌晨1時55分，256號三叉戟飛機從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在中方雷達上失去蹤跡。凌晨2時半，256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東北的草原上機毀人亡。

   同日凌晨3點15分，周宇馳等劫持3685號直升飛機企圖外逃。因遇到空軍攔劫，該機於6點多在京郊懷柔縣境內降落。周宇馳、於新野開槍自殺，李偉信被活捉。

   除此之外，在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上，所有的說法都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

   １、誰在監視以及怎樣監視256專機飛行

   官方版本有兩個，分別由汪東興與李德生提供。汪說：

   「我們正在向毛主席彙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我，說林彪的專機已經起飛30多分鐘了，飛機在向北飛行，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強擊機攔截，我說：『我立即去請示毛主席，你不要離開。』

   當時，毛主席的房間里沒有電話，電話在辦公室里，離談話的房間還有幾十米遠。我馬上跑步回去，報告毛主席和周總理。毛主席聽了報告以後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周總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見，讓我馬上去傳達給吳法憲。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訴了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它的話，我沒有告訴他。」（1）

   該證詞提示，負責雷達監控的乃是在西郊機場的吳法憲。

   李德生則說他在空司進行了監控：

   「9月13日零點32分，北戴河的警衛部隊報告，林彪不顧警衛部隊阻攔，已乘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了！……總理一聽這個消息，馬上出去打電話報告了毛主席，並請示了一些事情，回來后立即對我說，林彪乘飛機逃跑了！命令我馬上到軍委空軍司令部，代替他坐陣指揮，隨時報告情況。總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時都不能離開。實際上，我五天五夜都沒有離開空軍司令部。同時，總理派楊德中同志隨吳法憲（監視他）去西郊機場掌握情況，派紀登奎同志去北京空軍司令部。總理還發布了『禁空令』：關閉全國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

   我的汽車急馳空軍司令部，下車后我快步進入作戰部指揮所，並找來空軍參謀長梁璞，一起注視著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這時，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顯示出那架飛機標誌的亮點正向北移動。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之間。……

   飛機耍了個花招，是先向西飛了一段，又調轉方向往北飛的。

   我和梁璞緊張地注視著熒光屏。梁璞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我問他：『有什麼特點？』梁說：『第一，飛的不是國際航線；第二，方向往北，馬上要出國境到蒙古了；第三，飛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張很大的寫字檯前。這是空軍指揮所，桌上裝有直通總理的紅機子專線電話，我不斷將飛機的位置﹑高度﹑方向﹑到達地點等等情況向總理彙報。當我向總理請示處置辦法時，總理告訴我，已請示了毛主席，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飛機出了國境。我及時報告總理。

   凌晨3：15分，沙河機場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正向張家口飛去。』我立即報告總理，他請示毛主席后，指示說：『要它迫降，不聽就打下來，決不能讓它飛走!』我命令北空起飛了八架『殲6』攔截，迫使直升機回頭，迫降在懷柔境內。（36）

   此說與他的另一份回憶錄基本一致（37）。

   然而吳法憲卻說，9月13日凌晨一點左右，他在西郊機場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潘景寅的表態，周卻告訴他，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要吳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裡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於是吳便奉命跟蹤256飛機：

   「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一開始向西飛，然後慢慢轉彎向北飛去。當飛機開始向西飛的時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師指揮所的報話機，不停地向飛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可喊了大約十五分鐘，潘景寅不作回答。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報告給了周恩來。

   當飛機飛到了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答覆我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兩點多鐘時，周恩來又來電話問飛機到了什麼地方。我說：『已經快出國境了，離中蒙邊界只有一百公里。飛機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見了。』很快，飛機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報告了周恩來，說飛機已經飛出國界，雷達看不見了。

   不久，周恩來又來電話說：『絕不準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飛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我說：『請總理放心，我絕對保證，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我會攔截，並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

   我當即打電話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向他傳達了周恩來的命令，要他打開所有的雷達進行警戒，絕對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飛機飛向北京，如果有飛機飛來，就攔截，並把它打掉。

   緊接著，周恩來下達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國所有的飛機一律不準起飛，如果要起飛，必須要有毛澤東、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五人的聯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電話向北空的李際泰、沈空的張雍耿傳達了禁航的命令。其它軍區空軍，我要空軍司令部調度室作了傳達。當時我找司令部參謀長梁璞沒有找到，因為國慶節即將來臨，他到天安門組織國慶節預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個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傳達的。

   隨後，我又向空三十四師的時念堂當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師在西郊、南苑、沙河三個機場的飛機，絕對不準起飛，要立即傳達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兩點多鐘，周恩來又打來電話問我在那裡，我說還在西郊機場。周恩來說：『我叫楊德中到你那裡來。』我說：『好。』楊德中隨後就趕到了機場，和我在一起。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到了清晨三點多鐘，時念堂報告我說：『有三個人到了沙河機場，要直升飛機起飛。』我當即命令：『不準起飛，如果起飛就把它打下來！』我立即把這件事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同意，同時要我查一查，這三個人究竟是誰，是地方的還是部隊的？

   不久，直升飛機強行起飛了。我報告周恩來說：『飛機飛向南口方向。我已經命令張家口的殲七飛機準備起飛攔截。如果直升飛機飛向國界，就把它打下來。』周恩來表示同意我的處置。

至於豆豆那「轟炸中南海，謀害偉大領袖」的驚人消息，毛雖然疑心病入了骨，而且喜歡危言聳聽，動輒誇張到「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的小丑程度，但他畢竟是身經百戰的全軍統帥，判斷敵情從青年時代就成了本能，不是那麼容易聽風就是雨。如果他連自己的武力家底都不清楚，那怎麼還能獨霸江湖一世？他預期的最壞結局，就是個把飛機投彈轟炸中南海，絕無可能狂轟濫炸。所以他才會只從中南海移駕到大會堂去，而不是緊急轉移到早就在玉泉山修好﹑據說能防核彈的黨中央和軍委的地下指揮總部去。

   我想，毛基本的基本部署應該如下：

   １﹑令周恩來給葉群打電話，敲山震虎，一則核實豆豆情報，再則進一步打草驚蛇。

   ２﹑讓周恩來取消原來命令８３４１部隊保衛林彪的命令，令張宏不許阻攔林彪的行動，他愛上哪兒隨便，走後可以假裝追擊，讓其更死心塌地﹑義無反顧地實行原計劃。

   ３﹑讓周恩來下達「四人聯合批准始可放飛」的命令，以此向黃、吳、李變相通告毛已經開始剝奪林的行動自由，誘使他們向林彪通風報信，逼他搶在被捕前倉皇出奔。與此同時，周奉毛之命，密令潘景寅不管上級禁令，駕機帶林彪上他要去的地方去。

   ４﹑調動重兵拱衛北京。加強對空軍監控，加強首都防空和中南海防空，以防「轟炸中南海」的情報兌現。

   ５﹑實行佯裝的「戰略退卻」，放手讓林副跳梁，在一段時間內不反擊，聽任支持林彪的人跳出來，藉此查明林彪的基本隊伍，並「考驗」中間派的「路線覺悟」，等「牛鬼蛇神」暴露得差不多了，再動手鎮壓。

   以上分析，當然只是推測，並無直接證據。儘管如此，這些推測不但非常符合毛「后發制人，因勢利導」的一貫戰略思想，而且舍此無法解釋毛為何要下令８３４１部隊放跑林彪的怪事，這怪事可不是類似的推測，而是經過嚴謹論證的基本事實。

   因此，既然「毛故意下令放跑林彪」這個基本事實無從否認，就得為這種奇怪的行為找出個合理的解釋來。我個人認為，以上分析就是唯一符合毛的一貫心理﹑性格和指導思想的合理解釋。這雖然是推測，但和前節末尾作出的推測性質不同，乃是可以驗證的。如果當時的檔案沒有毀去，日後總有真相大白之一日，那時就可以驗證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確了。

   還必須指出，以上推測還假定毛照單全收了豆豆情報，認為林彪準備逃到廣州去，實在不行再逃往香港。可惜他低估了林副的智力。林準確地判斷出那行將布下的陷阱，飛機上天後，先裝模作樣地向南飛，接著又改為向西，最後在轉到向西偏北４０度（亦即３2０度）的方位時，從山海關機場雷達上消失。在場的副駕駛康庭梓的證言是：

   「電台聯繫不上，也只有從雷達的屏幕上得到256號飛機的信息。雷達標圖員將雷達員從雷達屏幕上傳過來的高度﹑方位﹑飛行速度等信息，用帶顏色的畫筆標在緊貼地圖的玻璃板上。標圖員手中的筆尖連著在場每個人的心。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推移，紅色的畫筆終於在地圖上劃出一條很不規則的弧形軌跡，當我們迫切想了解這一軌跡的去向時，標圖員緊握划筆的手不動了。他一直俯在圓桌上的身體慢慢站直，並從頭上去掉耳機，鎮靜地說：

   『雷達員報告，256飛機的信號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此時，離起飛14分鐘。……此時，256飛機離機場約120公里。」（35）

   我想，偉大領袖就是這時才發現他上當了，林副並未如他所願，跑到廣州去蠢動。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九﹑關於「禮送林副出境」的神話

九﹑關於「禮送林副出境」的神話

   關於此事，我查到的說法一共有三個主要來源：官方版本、吳法憲回憶錄以及舒雲的採訪報告。不但這些說法彼此矛盾，就連同一來源的說法都破綻百出。史學考證中還真難得見到如此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其中所有當事人的證詞都無法自圓其說，似乎都是謊言或起碼部分是謊言。惟其如此，也就難以在比較辨析不同證言、排除不可能事件之後，推導出誰的說法更可信，只能另起爐灶，提出更可信的假說。

   各方唯一不持異議的，便是由官方提供的林彪一行出逃的時程：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時32分，林彪專機256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凌晨1時55分，256號三叉戟飛機從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在中方雷達上失去蹤跡。凌晨2時半，256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東北的草原上機毀人亡。

   同日凌晨3點15分，周宇馳等劫持3685號直升飛機企圖外逃。因遇到空軍攔劫，該機於6點多在京郊懷柔縣境內降落。周宇馳、於新野開槍自殺，李偉信被活捉。

   除此之外，在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上，所有的說法都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

   １、誰在監視以及怎樣監視256專機飛行

   官方版本有兩個，分別由汪東興與李德生提供。汪說：

   「我們正在向毛主席彙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我，說林彪的專機已經起飛30多分鐘了，飛機在向北飛行，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強擊機攔截，我說：『我立即去請示毛主席，你不要離開。』

   當時，毛主席的房間里沒有電話，電話在辦公室里，離談話的房間還有幾十米遠。我馬上跑步回去，報告毛主席和周總理。毛主席聽了報告以後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周總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見，讓我馬上去傳達給吳法憲。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訴了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它的話，我沒有告訴他。」（1）

   該證詞提示，負責雷達監控的乃是在西郊機場的吳法憲。

   李德生則說他在空司進行了監控：

   「9月13日零點32分，北戴河的警衛部隊報告，林彪不顧警衛部隊阻攔，已乘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了！……總理一聽這個消息，馬上出去打電話報告了毛主席，並請示了一些事情，回來后立即對我說，林彪乘飛機逃跑了！命令我馬上到軍委空軍司令部，代替他坐陣指揮，隨時報告情況。總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時都不能離開。實際上，我五天五夜都沒有離開空軍司令部。同時，總理派楊德中同志隨吳法憲（監視他）去西郊機場掌握情況，派紀登奎同志去北京空軍司令部。總理還發布了『禁空令』：關閉全國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

   我的汽車急馳空軍司令部，下車后我快步進入作戰部指揮所，並找來空軍參謀長梁璞，一起注視著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這時，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顯示出那架飛機標誌的亮點正向北移動。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之間。……

   飛機耍了個花招，是先向西飛了一段，又調轉方向往北飛的。

   我和梁璞緊張地注視著熒光屏。梁璞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我問他：『有什麼特點？』梁說：『第一，飛的不是國際航線；第二，方向往北，馬上要出國境到蒙古了；第三，飛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張很大的寫字檯前。這是空軍指揮所，桌上裝有直通總理的紅機子專線電話，我不斷將飛機的位置﹑高度﹑方向﹑到達地點等等情況向總理彙報。當我向總理請示處置辦法時，總理告訴我，已請示了毛主席，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飛機出了國境。我及時報告總理。

   凌晨3：15分，沙河機場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正向張家口飛去。』我立即報告總理，他請示毛主席后，指示說：『要它迫降，不聽就打下來，決不能讓它飛走!』我命令北空起飛了八架『殲6』攔截，迫使直升機回頭，迫降在懷柔境內。（36）

   此說與他的另一份回憶錄基本一致（37）。

   然而吳法憲卻說，9月13日凌晨一點左右，他在西郊機場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潘景寅的表態，周卻告訴他，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要吳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裡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於是吳便奉命跟蹤256飛機：

   「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一開始向西飛，然後慢慢轉彎向北飛去。當飛機開始向西飛的時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師指揮所的報話機，不停地向飛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可喊了大約十五分鐘，潘景寅不作回答。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報告給了周恩來。

   當飛機飛到了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答覆我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兩點多鐘時，周恩來又來電話問飛機到了什麼地方。我說：『已經快出國境了，離中蒙邊界只有一百公里。飛機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見了。』很快，飛機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報告了周恩來，說飛機已經飛出國界，雷達看不見了。

   不久，周恩來又來電話說：『絕不準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飛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我說：『請總理放心，我絕對保證，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我會攔截，並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

   我當即打電話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向他傳達了周恩來的命令，要他打開所有的雷達進行警戒，絕對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飛機飛向北京，如果有飛機飛來，就攔截，並把它打掉。

   緊接著，周恩來下達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國所有的飛機一律不準起飛，如果要起飛，必須要有毛澤東、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五人的聯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電話向北空的李際泰、沈空的張雍耿傳達了禁航的命令。其它軍區空軍，我要空軍司令部調度室作了傳達。當時我找司令部參謀長梁璞沒有找到，因為國慶節即將來臨，他到天安門組織國慶節預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個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傳達的。

   隨後，我又向空三十四師的時念堂當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師在西郊、南苑、沙河三個機場的飛機，絕對不準起飛，要立即傳達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兩點多鐘，周恩來又打來電話問我在那裡，我說還在西郊機場。周恩來說：『我叫楊德中到你那裡來。』我說：『好。』楊德中隨後就趕到了機場，和我在一起。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到了清晨三點多鐘，時念堂報告我說：『有三個人到了沙河機場，要直升飛機起飛。』我當即命令：『不準起飛，如果起飛就把它打下來！』我立即把這件事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同意，同時要我查一查，這三個人究竟是誰，是地方的還是部隊的？

   不久，直升飛機強行起飛了。我報告周恩來說：『飛機飛向南口方向。我已經命令張家口的殲七飛機準備起飛攔截。如果直升飛機飛向國界，就把它打下來。』周恩來表示同意我的處置。

 當直升飛機飛越南口和懷來時，我又向周恩來報告了一次。飛機飛到張家口附近時，我請示周恩來說：『飛機已經由殲擊機跟蹤，如果再向北飛，就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以後，直升飛機開始在張家口上空盤旋，又經宣化、懷來、南口上空，飛回到沙河上空，並有向西郊機場飛行的趨勢。我向周恩來報告說：『看樣子是要在西郊機場降落，但萬一飛向北京市裡，我就把它打掉。』周恩來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電話，我和楊德中一起走出候機室，來到室外，遙望天空，這時已經可以隱約看到飛機了。但過了一會，飛機並沒有在機場降落，而是向東飛去。我向周恩來報告說：『我已經命令空二十師來接替空七師繼續跟蹤。』周恩來說；『好！』

   這時，周恩來已經派李德生到空軍司令部了解情況和『協助指揮』，梁璞也回到了指揮所。」（38）

   這兒說得明明白白，跟蹤林彪座機出逃由吳法憲在西郊機場獨力進行，建議攔截256飛機的是他，建議攔截直升飛機的也是他，根本就沒有李德生和梁璞什麼事。兩人是在直升飛機起飛后才到空司的，那時林彪座機已在溫都爾汗墜毀幾十分鐘了。空司作戰值班室那晚根本就不是指揮中心，李德生頂多只在後來參與了跟蹤迫降直升飛機。

   就連對迫降直升飛機一事，兩人的說法也不一致。吳說是直升飛機起飛后他向周報告，周當即同意攔截，於是吳便命令殲七起飛，而李說的則是他向周報告，周請示毛后才下令攔截，於是李便命令北空起飛八架殲六迫降了該機。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軍事指揮只能有一個中心，決不能政出多門，否則下級無所適從，必然導致災難。如今吳、李二人一在西郊機場，一在空司，平行指揮同一行動，究竟讓下面聽誰的？如果兩個司令部都派出戰機，兩批戰機就算不發生誤會打起來，也要干擾對真正目標的搜索。難道戎馬一生的周恩來連這都不懂，竟然會在此重大危機時刻犯下這種劣等錯誤？

   以常理度之，周派絲毫不懂空戰技術的陸軍將領李德生去空司，並不是讓他去指揮作戰，而是讓他去監視空軍，防止異動。因此，李德生多半是自吹自擂。至少在攔截直升飛機這件事上，吳法憲說的是真話，是他在指揮，老李不過是在密切監視該行動罷了。

   舒雲的調查報告則兼收並蓄了上述兩種說法，絲毫沒有意識到兩者之間的矛盾（39）。

   這兩種說法不但互相衝突，而且在以下細節上破綻百出，根本經不起推敲：

   １） 通過雷達監視器竟能確定256的航線

   前節所引256專機副駕駛康庭梓的證詞已介紹了雷達監控飛機的操作過程，那就是由雷達員從熒光屏上判明飛機的高度、方位、速度等信息，將這些信息通過報話機報告給標圖員。頭戴耳機的標圖員根據所報信息，「用帶顏色的畫筆標在緊貼地圖的玻璃板上」，描出飛機的軌跡。如此才能看出飛機在地圖上的位置，而這從雷達屏幕上是看不出來的。

   這就是當時進行雷達監控飛行的操作常規，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不但陸軍將領李德生無此常識，就連空軍司令吳法憲甚至空司作戰部的參謀人員也居然不懂這常規。

   李在一份回憶錄說的是從雷達屏幕上監視256機的航線：

   「我的汽車急馳空軍司令部，下車后我快步進入作戰部指揮所，並找來空軍參謀長梁璞，一起注視著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這時，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顯示出那架飛機標誌的亮點正向北移動。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之間。」（36）

   但另一份回憶錄上卻變成了標圖板：

   「我看到標圖板上顯示二五六飛機正在向北飛行，已越過承德，到了內蒙上空。我立即將飛機飛行的方向和準確位置向周恩來總理報告。」 （37）

   舒雲採訪的空司人員（未指明出處，只好籠統判為「空司人員」）則忽而說標圖板：

   「李德生坐在一張很大的寫字桌前，桌上有直通周恩來和汪東興的『紅機子』。白雲指著總空情標圖板，向李德生報告三叉戟飛機的飛行動態和飛行特點。」 （41，下同）

   忽而又說是雷達熒光屏：

   「空軍參謀長梁璞望著雷達熒光屏上的三叉戟飛機，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

   還必須指出，無論是李德生說的「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還是舒雲說的（當然只可能是她轉述，可惜她習慣性地「省略」 了出處說明）「空軍指揮所的標圖板是布滿整幅牆壁的大熒光屏」，都不可能存在——當時的中國沒有組合電視技術。

   類似地，吳法憲也在回憶錄里也說：「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

   很難想象親歷了雷達跟蹤的人會犯這種低級錯誤，特別是李德生對那「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上的亮點移動」的生動描述，不能不讓人懷疑發源於好萊塢。

   ２） 航線各說不一

   舒雲在《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中先說：

   「此時，空軍指揮所、北京軍區指揮所、北京軍區空軍指揮所，以西西郊機場調度室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三叉戟飛機飛出去是一條直線。」（40）

   所以，四個地方都看得清清楚楚，林副越境是直線叛國。

   但同一篇文章馬上又說：

   「據梁璞回憶，出境前，三叉戟飛機在邊境上空繞了一圈。這有些讓人想不通，到了國境，要逃還不快逃，為什麼還要繞上一圈？」

   這又變成了曲線叛國。她採訪的據說都是目擊者，這些人目擊了一生最刻骨銘心的事件，卻會在這本不可能出錯的事上互相矛盾，不亦怪哉？

   類似地，吳法憲在回憶錄里說：「當飛機飛到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我們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飛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答覆我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可空司作戰參謀朱秉秀卻說：「看樣子，林立果一夥事先仔細研究過航線，考慮過如何躲過地空導彈和空中殲擊機的打擊。三叉戟飛機自己建立的那條航線，沿途基本上沒有機場，也沒有地空導彈部隊，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攔截到。」 （40）

   因此，要麼飛機沒有飛過赤峰一帶，要麼赤峰附近的「殲擊機部隊」是影子部隊，只存在於吳法憲的想象中，要不就是有殲擊機部隊而無機場，在共產黨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迹都可以造出來。

   ２、能否監視

   一般人不知道，同步追蹤不按固定航線飛行的林副專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在當時極度落後的中國很難想象。

   胡萍在接受舒雲採訪時介紹過當時跟蹤專機的常規操作：

   「吳法憲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飛機，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過我了。注意保密，飛機呼號臨時改變。我冤屈在哪兒？我是管專機的，林彪坐的那幾架飛機，都有準備。電話一來，馬上就出發。從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還有文件，幾乎每天都有飛機為林家服務。太頻繁了，容易泄密，吳法憲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飛機，由你掌握，以訓練的名義。這在內部很平常，別的首長也這樣。改航線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說到上海，實打實，起飛后沿途雷達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說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發幾條到其他地方的航線，專機飛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的任務派遣程序被取消，連飛行中起碼的空中聯絡也被限制，只准按下發話鍵，而不能講話，至於飛機上拉的是什麼人，根本不知道。聲東擊西這在全國最重要的專機任務中司空見慣。」 （31）

   因為缺乏專業採訪訓練乃至起碼的文字整理能力，舒雲的調查報告中除了來歷不明的敘述與議論外，可以判明來源的證言似乎都是原始錄音稿，「信噪比」極低，有意義的信息被大批無關宏旨而且常常不知何所指的「干擾噪音」淹沒，如同密碼一般難懂。胡萍這段雜亂無章的話就頗典型，但在過濾了噪音之後還是可以破譯的。這兒有用的信息就只有幾句話：專機起飛后，沿途雷達都要接力跟蹤，以確保安全，因此其動向無法對地勤人員保密，保密措施只能是同時多發幾條航線，不讓地面知道乘客是誰，並嚴格管制空中聯絡。

   由此可見，中國當時沒有遠程警戒雷達，否則跟蹤專機飛行就會採用，以使掌握專機行蹤的地勤人員數目減到最低限度，以免讓眾多的雷達站接力跟蹤，增加泄密的風險。據此可以判定，跟蹤256飛機不是西郊機場的雷達可以獨力完成的，飛機的動態必須由沿途雷達站報到西郊機場后，標出圖來才能查明。但256根本沒按航線飛，沿途是否有雷達站大可存疑。在這種情況下要查明它的去向，就必須開動華北地區所有的雷達站去搜索。

   前文已經介紹過，根據康庭梓證詞，林副專機在飛到距山海關機場１２０公里處即從雷達屏幕上消失，而那軌跡乃是用原始的標圖作業顯示的。按常理推測，因為到北戴河避暑開會的中央首長經常使用山海關機場，所以該機場應為重點保護對象，那兒的雷達功率﹑解析度等等一定是國內第一流的，然而林副專機因為在低空飛行，在１２０公里處便逃出了機場雷達的監視。

   雷達發現目標，乃是靠飛機把雷達發射的無線電波反射回來，而這電波是直線傳播，由此便形成了與地球球面相切的切面，處在這切面以下的空域便是雷達盲區。飛機飛得越低，處在這盲區的時間也就越長，也就越不會被敵人發現。這就是兵家所謂「超低空突防」的原理。

   據蒙古前副外長永棟介紹，林副的專機與眾不同，上面裝了蘇聯最先進的測高儀（41）。雖然這不是軍用飛機超低空突防所用的雷達，不能防止飛機在作超低空飛行時撞到眼前突然冒出的山或其它較高的障礙物上去，但在平原地區作低空飛行還是相當安全的，因為那儀錶能準確指示高度，不會因為高度指示不準而撞毀。

   根據李德生以及舒雲採訪的空司人員的證詞，那飛機一直在作低空飛行。假定它的高度始終保持在逃出山海關機場雷達監視時，那麼，要讓飛機始終處在雷達網的監視下，它的行經地域之內就得跟栽秧一樣，以２４０公里的「行距」與「株距」種下雷達站。考慮到雷達搜索麵是圓形而非正方形，將因此造成的站點之間的盲區考慮進去，則各站點相距還得從２４０公里降為１７０公里，才能有效覆蓋所有區域。

   換言之，北中國得像棋盤格子一樣，每隔１７０公里就建一個雷達站，這才能持續監視該機的飛行軌跡。如果雷達站之間相距超過了這個距離，則必然要出現銜接不上的盲區，此時飛機就要從前一個雷達屏幕上消失，而下一個雷達站還沒有發現，這就要給其它雷達站帶來麻煩。特別是當用手工作業標記飛機軌跡之時就更是如此。三叉戟１Ｅ低空飛行時速約６００公里，飛機從雷達站中心到飛出搜索麵只需要１７分鐘左右。如果飛機未飛越雷達站中心，只是雷達搜索圈邊緣倏忽穿過，時間就更短了。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手工描圖而不是計算機處理，就很容易丟失它的蹤跡，無法準確得知它到底是從哪個方位消失了。

華北雷達密度是否達到了上述「合理密植」的要求，非常值得懷疑。文革大串連中我在京廣線﹑隴海線上來回旅行了若干次，似乎從來沒見到什麼雷達站。

   上文還假定那飛機始終保持在山海關附近的高度，如果此後飛機降低了高度，那雷達站的密度就得急劇增加，才能保證飛機不逃出視野。如果再考慮上山區的複雜情況，同步追蹤那飛機就更困難了。

   此外，林立果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官方還說他出逃前帶上了三北地區的雷達兵部署圖，難道他不會專找沒有雷達站的地方走？上引空司參謀朱秉秀的證詞就指出：「三叉戟飛機自己建立的那條航線，沿途基本上沒有機場，也沒有地空導彈部隊，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攔截到。」

   就算華北真是密密麻麻地種滿了雷達站，覆蓋了所有空域，讓林立果無法逃避，那些雷達首先還得開機才行。可上引吳法憲證詞說得明明白白，林彪出境后，周恩來給他下的第一個命令是不許有任何飛機飛到北京。吳立即向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傳達了此令，命令他打開所有雷達進行警戒。可見此前連北空都沒有打開全部雷達，何來李德生說的「全國雷達都打開了」？既然沒有開機，又如何能接力跟蹤？既然不由各地雷達站接力，吳法憲又怎麼可能光靠西郊機場的雷達便能全程跟蹤256專機？

   有趣的是，吳法憲自己也說，當周宇馳等人乘坐的直升飛機飛過西郊機場，向東飛去之後，他便命令空二十師接替空七師繼續跟蹤（見上引證詞），這等於證實監視低空飛行的目標必須由各地雷達站接力，那他又是如何在全國雷達站開機前，靠一個雷達便能目送林副出境的？

   這結果就是，吳法憲實際上指控李德生、舒雲採訪過的所有的空司人員以及他本人都撒了謊。李德生和梁璞是在林彪越境后才到空司去的，所以兩人聲稱在空司監控林彪越境乃是謊言，而且吳本人「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的故事更是雙重謊言。

   然而無論是汪東興還是李德生都承認，吳在西郊機場完成了那不可能的業績，而且還主動提出了攔截256的建議。他們這麼說，等於是參與吳一道撒謊。於此，我們便遇上了一系列環環相扣的謊言瀑布（cascade），其中所有的當事人都撒了謊。

   突破這謊言瀑布只有兩種可能答案，第一種是吳法憲錯了，李德生和舒雲採訪的空司人員才是對的，全國雷達站確實及時打開了，雙方都參加了全程監控。吳法憲之所以這麼說，或是有意撒謊，或是記憶出錯，或因他當時不在空司，不了解空司當晚的活動而在回憶錄里瞎說一氣。

   吳有意撒謊抹殺他人功勞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他同時也間接指控了自己撒謊，那並非有意為之，而是從字裡行間泄露出來的。不是思慮周密、閱讀仔細的讀者就不能察覺。用這種「曲線救國」的方式誣陷他人，如同說吳晗用《海瑞罷官》曲折隱晦地攻擊毛澤東、為彭德懷翻案一般離奇。更不必說誰也不會幹為誣陷他人把自己也套進去的蠢事。

   吳記錯了的可能性也很小。九一三事件是他絕無可能淡忘的最重大的命運轉折點，為此受過無數次審訊，寫過無數次交代，本來就難以忘卻的記憶早被強化為永久記憶了。他會在這種生死系之的大事上出記憶差錯么？

   吳那晚不在空司、在西郊機場看來倒確實是事實，因為各家證詞一致。那他會不會因為不了解空司的活動，誤認為空司當晚無所事事？這也不大可能。他交代得清清楚楚：256專機越境后，周恩來先來電話警告吳，絕對不許有飛機來京，否則他和吳都要掉腦袋，緊接著又下了全國禁航令。吳聞命后立即打電話到空司找參謀長梁璞，但後者不在，只好令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向各軍區傳達該令。當時空司除他外，無任何人知道出了什麼事，更無從預知他即將倒大霉。他傳達的是以腦袋作擔保的緊急軍令，如果梁璞當時真在空司，絕對不敢佯稱不在，不來接電話。因此，吳說的若非真情，那就只能是有意撒謊。但若他是有意撒謊，未見得會如此絲絲入扣，連梁璞何故缺席、何時回到空司都交代得明明白白。

   因此，我認為，對李德生、梁璞何時到達空司一事，吳法憲弄錯的可能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概率極低。

   退一步說，就算吳法憲錯了，李德生說的才是實話，全國的雷達都打開了，那還有個雷達站間協調聯絡的嚴重問題。中國幅員這麼大，從各地湧入空軍司令部或西郊機場的信息需要大型計算機處理，才能在瞬時內標記出飛機軌跡來。二戰期間還沒計算機，英國人解決這個問題乃是雇傭大批女郎，如同打彈子一般，圍著一個大地圖用長桿推飛機模型，指揮員站在大廳高處往下看。但這種原始的手工作業，在英國那小國倒沒太大問題，在中國那麼大的國家便難以想象了。

   何況那還是７０年代極度落後的中國。從跟老大哥鬧翻后，先是３年大飢荒，后是林副的「突出政治」，軍隊根本就不練武，遑論技術投入，接著又是文革，軍隊科技落後到極點，能有大型計算機處理各地報上來的信息么？更何況各地只能用電話口頭彙報情況，根本就不是今天這種各地計算機聯網的局面。哪怕有現代計算機都還難處理各地紛至沓來的口頭信息，再迅速將其綜合后，描出某個特定飛機的運行軌跡來。要在當時中國完成這任務根本就不可思議。

   再退一步說，假定中國當時確有遠程雷達，能在西郊機場和／或空司全程禮送林副出境，用不著各地雷達站接力，那也無從解釋吳法憲、李德生等人能從雷達熒屏上歷歷看見256專機航線的咄咄怪事。

   既然吳法憲在此事上撒謊或弄錯的可能性都很低，剩下來的可能就是，他的間接指控是真的：那晚其實誰都沒能監控林副出逃，整個「開槍為他送行」的故事乃是按照中央文件的大致精神，由各人自行虛構出來的，未經集體討論，統一創作。此說非但不像「全程監控林副」說那樣可以輕易被邏輯證偽，而且能解釋為何所有的人都揚言參與了全程監視，但所有的證詞都破綻百出，不但無法捏在一起，而且無從通過比較辨析來判斷誰說的更接近事實。

   按福爾摩斯的教導，在所有其他可能被排除之後，最後剩下來的那種可能不管表面上看來何等荒謬，都只可能是事實。在此案例中，所有當事人的說法雖然不能徹底否定，但成立的概率都極低，無法取信，只能採用與之相反的假設。雖然此說與大眾堅信的相抵觸，但它成立的可能仍然要比那些言之鑿鑿、活龍活現的證言高得多。

   3、能否攔截

   要攔截256專機，必須滿足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地面警戒雷達能發現該機位置。第二，戰鬥機起飛后能找到該機。前文已經討論過，當時中國很難做到第一條，所謂「全程監控」多半是謊言。這條做不到，還談什麼攔截？

   但汪東興卻說，並不是我英勇的人民空軍沒本事攔截，而是毛顧及影響，決定放林彪出國：

   「我們正在向毛主席彙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我，說林彪的專機已經起飛30多分鐘了，飛機在向北飛行，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強擊機攔截，我說：『我立即去請示毛主席，你不要離開。』

   ……

   這時時針指向13日凌晨1點12分。飛機從起飛時算起，已經飛了40分鐘，快要飛出國境了。把這架飛機放過去，是毛主席﹑周總理的意見。這個意見是對的。要是把這架飛機攔截下來。那可不得了！會在全國造成不好的影響。林彪是黨的副主席，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裡去，做什麼事，攔截專機，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1）

   這位軍委常委真是個典型的毛共大老粗，絲毫不知現代戰爭為何物，蔚為富有中國特色的奇觀。吳法憲回憶錄中說的是用殲擊機（戰鬥機）「攔截回來」，不是他說的「強擊機（戰鬥轟炸機）攔截」。「攔截」的意思很模糊，包括擊落和迫降在內。共軍首長居然使用這種曖昧語言向最高統帥彙報作戰方案，而且到最後也沒說清楚，甚至變成 「攔截下來」，帶上了更多「擊落」的意思，天知道辯證法（＝模糊思維）大師毛澤東最後弄明白了沒有。如此頭等軍國大事都稀里糊塗，難怪國人的模糊思維習慣無從破除。

   如果「攔截」或「攔截下來」的意思是動用戰鬥機擊落之，則我想毛大概不會同意，這理由就是汪說的那條：無法向全黨交代。人家還在境內巡視大好河山，你就把人家打下來，這不成了正主席謀殺副主席了么？偉大領袖雖是超級流氓，不過這種拙劣的流氓手段品位太低，他老人家看不上。當初放走達賴喇嘛，據說就是毛的決定。這決定確實顯示了他的流氓段位：無論是把萬家生佛抓來坐牢還是處死，都實在說不過去，不如讓他跑掉算了。

   但如果「攔截」是指「迫降」，則我實在看不出偉大領袖為何會不同意。毛當初決定放走林，乃是讓他到廣州去自我暴露，不是讓他去投靠蘇修。現在既然發現上了當，只怕既定方針得及時修改才行，那也沒什麼「那可不得了！會在全國造成不好的影響」。全國人民能知道什麼？怕的是林不明不白地死了，只要活捉，只管批倒批臭，不提這出走被抓的事不就行了么？

   不僅如此，汪副主席居然沒有意識到這說法和官方其它說法構成了明顯矛盾：張耀祠不是曾下令８３４１部隊追擊么？李德生在回憶錄里也說：「北戴河的警衛部隊報告，林彪不顧警衛部隊阻攔，已乘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了！山海關機場曾三次報告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竟然沒有下令阻止起飛。」 （36）

   無論是追擊林彪座車，還是「阻止飛機起飛」，和動用戰鬥機迫降他的專機究竟有何區別？無非是一在地面一在空中罷了。地上攔得，空中攔不得？這是什麼邏輯？所以，根據汪東興傳達的主席思想，警衛部隊其實違反了主席指示，反倒是「沒有下令阻止起飛」的李作鵬才是深得主席思想真髓的偉大戰士！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在後來審判李作鵬時，要把「故意放跑林彪」當成他的反黨罪狀之一？僅此一端就足以表明，毛放走林彪不假，但只想放他在國內跳梁，並沒想讓他逃到蘇聯去。

   畢竟，林彪逃到蘇聯去意味著極大麻煩，起碼要給我黨造成意識形態上的極大尷尬──林副可是黨章決定的接班人，如今這接班人竟然投奔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中國的頭號仇敵，到底算什麼事？該怎麼向人民解釋這空前醜聞？雖說中國人民好糊弄，但如果林彪跑到莫斯科電台去發表演說，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毛澤東及其一切走狗」，那又該怎麼辦？偷聽敵台的人有的是，我黨不可能一手遮天，那消息遲早要泄露到民間去。

   何況副統帥大人熟知黨國的政治軍事絕密，包括黨國領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這些絕密落到了中共頭號意識形態仇敵手中，能有什麼好處？時駐蒙古使館二秘孫一先就披露:

「對於三叉戟２５６號飛機上是否裝帶有機密文件，當時誰也不清楚，因為時間剛剛過去短短一個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門還來不及徹底清查核對。總理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當然要十分重視現場有沒有機密文件。『九一三』之後，國內向使館發的第一個電報，就提到『未燒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轉交我們』。」 （42）

   更別說此舉可能引發的其它連鎖反應了。官方曾透露，當時生怕蘇聯趁機入侵。孫一先在回憶錄中披露：

   「我認為更大的災難也許是他跑到蘇聯去搬兵；蘇聯領導人把中國的內情透徹了解之後，就像１９６８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樣，下令壓在中國邊界上的百萬蘇軍大舉入侵，護送林彪回到北京，當蘇聯的『兒皇帝』，這並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歷史上，這種情形是不少見的。據了解，周總理和軍方領導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後確確實實做了防止蘇聯入侵的軍事部署。總理當時下令在軍事上作充分的準備，決不是無的放矢。」（同上）

   既然如此，故意放走林彪，豈不是跟自己過不去？毛就算再想顯示氣度，也不至於到這種程度吧？周宇馳等人乘坐的直升飛機不是就被迫降了么？為何不能如法炮製林副專機？

   所以，看來更可能的還是，中共沒有把林彪攔下來，其實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心有餘而力有所不逮，沒有那個技術能力。舒雲採訪的空司作戰參謀已經老實承認了：

   「據朱秉秀回憶：吳法憲弄不懂，對付直升飛機我們有手段，打三叉戟飛機，從技術角度看當時沒有手段，我們作戰參謀沒有提出來打。真正落實打，技術上不好解決。當時夜航大隊的飛機都是殲五、殲六，沒有裝備空空導彈。配有空空導彈的飛機不在引導範圍。而且殲擊機起飛不那麼簡單，要有準備的時間。三叉戟飛機的速度並不比殲擊機慢，攔截也不大可能。地空導彈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時中國的地空導彈主要是打台灣的美製U－2高空偵察機，都是2萬米的高度。而三叉戟飛機高度太低，無線電跟蹤不到，導彈無法制導。看樣子，林立果一夥事先仔細研究過航線，考慮過如何躲過地空導彈和空中殲擊機的打擊。三叉戟飛機自己建立的那條航線，沿途基本上沒有機場，也沒有地空導彈部隊，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攔截到。」 （40）

   就連「對付直升飛機我們有手段」其實也是大話。李德生業已承認，地面雷達雖能找到直升飛機，但負責空中搜索的八架殲六都找不到：

   「地面電台這時向直升飛機呼叫返航，直升飛機不聽不理。我問了梁璞一些技術問題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軍部隊起飛八架殲六戰鬥機攔截直升機！夜航作戰，全憑機上雷達導航。而殲六飛機和直升飛機速差非常大，又是從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飛行的直升飛機和各種地面物體都反映在飛機雷達上，如滿天繁星。八架飛機都沒有找到目標。

   後來只好採取地面為殲六飛機導航，指示目標位置，向目標開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對直升飛機造成威脅，迫其降落。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

   「事後得知，直升飛機駕駛員陳修文同志發現林彪死黨周宇馳、於新野要判逃，就想往回飛，但周宇馳懂飛行，用槍逼迫他繼續北飛。正在這時，殲六飛機開炮了，雖然沒有打中，卻給陳修文找到借口，說要躲避射擊，東轉西轉，將飛機飛回到北京郊區，最後在懷柔縣境內迫降。」 （37）

   連緩慢飛行的直升機都沒有本事迫降或擊落，真是說不出的窩囊。但六七十年代的空軍確實是飯桶，中國領空乃無人之境，誰都可以大搖大擺闖入，再從容全身而退。當時的防空只是對高空偵察機有點轍，那還全靠劉亞樓想出來的所謂「導彈游擊戰」，亦即用蘇聯人裝備訓練出來的幾個導彈營在全國到處「救火」。哪兒有敵機頻頻騷擾，就把導彈營拉到那兒去。但那類導彈是對付高空偵察機的，對付中低空飛行毫無用處。中國的主力戰機都是高空戰機，機載雷達乃是從蘇聯引入的原始的圓錐掃描體制的脈衝搜索雷達，有效作用距離短，抗干擾能力不強，低空探測效果差，很不可靠，更缺乏配套機載武器，得靠地面雷達指引到達作戰空域。在夜裡從高空根本就無法找到低空目標，李德生已經坦率承認這一事實了。

   地面警戒雷達更是提不起。國軍空軍人員多次駕機「起義」飛入中國領空，竟然無一次被發現，遑論遇到戰鬥機攔截引導。其中以黃植誠、李大維和林賢順的案例最搞笑。

   1981 年8月8日，國軍空軍第5聯隊少校考核官黃植誠借考核新飛行員之機，駕駛F-5E教練機 「起義」。當他飛入福州空域時，後座學員許秋麟發現到了大陸，便堅決要求回台灣。黃植誠尊重他的意願，便掉頭飛出大陸，飛到國軍控制的東引島上空，讓許跳傘，隨後再次飛往大陸，在福州機場安全降落。黃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如入無人之境，中共空軍從頭到尾毫無察覺。直到他降落在福州機場上后，機場人員才大吃一驚。

   1983年4月22日，國軍陸軍航空兵第1支隊第1分隊少校分隊長李大維駕駛U-6A偵察機從台灣花蓮起飛，飛往大陸。因當時天氣惡劣，他無法找到機場，在福建寧德三都港盤旋時被港內軍艦誤會，遭到高炮射擊，便在海灘上迫降。李在福建上空為尋找機場盤旋良久，連軍艦上的官兵都用肉眼發現了，空軍的雷達卻就是毫無所覺，笨到這個地步，令人咄咄稱奇。

   那位看官說了：這是突發事件，我英勇的人民空軍猝不及防；林副則是大搖大擺從山海關機場起飛的，全軍高度注意追蹤，當然也就容易發現。可問題是，哪怕事前通知我英勇的人民空軍，空中地面一齊搜索，人家還是照樣沒本事找到前來「投誠」的林賢順。

   1989年2月11日，國軍空軍第737聯隊第5大隊中校輔導員林賢順駕F-5E戰鬥機飛往大陸。台灣機場迅即發現他的出逃，命令12架戰鬥機起飛追擊。因為心情急切，台灣指揮部竟然在無線電話中用明語發令，若林的飛機飛越海峽中線，發現后立即擊落。這明令被對岸中共空軍監聽到后，當即派出4架戰鬥機去迎戰12架飛機。光這數量比就提示，共軍乃是從無線電監聽中獲得情報，並非從雷達上發現台灣飛機的異動。那4架戰鬥機其實是飛上去作肉眼偵察的。

   台灣方面為避免惡化情勢，在戰鬥即將爆發前把己方飛機召回去了。於是共軍的4架飛機就開始尋找林賢順的飛機。但據說因為當天大陸上空霧很大，始終找不到，只好返航。林飛入大陸后，到處尋找機場，一直找到汕頭、豐順都未找到，最後燃料用盡，只好在豐順城外跳傘。他在大陸上空安全旅遊了很長時間，從福建一直玩到廣東。我英勇的人民雷達兵竟然懵然無覺，而我英勇的人民空軍也就慷慨大方地讓他到祖國各地看看大好河山！

   最搞笑的還是官方媒體披露的另一則笑話，只是無法確定故事發生在何時。

   話說當年空七軍航修廠修好一架殲6飛機，組織試飛，鑒定修理成果。飛機起飛后按照規定的試飛航線飛行。跟蹤雷達起初還能準確掌握該機動態，通報其飛行坐標。不料試飛航線上有幾個山頭，飛機飛過山頭時，跟蹤雷達竟丟失了目標，卻把山頭當成目標，圍繞著幾個山頭報來報去，以為飛機在試驗轉彎盤旋的飛行性能。等到該機返航時，被警戒雷達發現，報到了雷達團指揮所，值班人員誤判為敵機入侵，以敵情編批通報了出來。空七軍指揮所隨即命令駐寧明機場的航空兵團緊急起飛四架殲6迎敵。

   那試飛飛機完全給蒙在鼓裡，平安返航。4架殲6用肉眼找了一陣找不到，也就返航了。空七軍指揮所卻忘記了自己發的命令，把它們當成了入侵敵機，便下令導彈二營擊落之，總算因導彈營長惦記那飛出去的4架殲6的下落，沒有聽令，才避免了擊落自家的飛機（43）。

   以上故事都是官方媒體披露的，由此可見我英勇的人民空軍當年是什麼窩囊樣。

   所以，偉大領袖聽任林彪逃往蘇聯，多半是我黨為了掩飾自己沒用編造出來的神話，毛所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云云，恐怕是在下級報告無法找到林彪專機時使用的精神勝利法，他老人家可是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的專家。

   如果林彪專機真的成功逃出了我軍雷達監視，那麼老毛就只能瞎猜一氣，根據山海關機場報上來的最後方位，猜測副統帥是逃往蘇聯了。這一下可夠他受的：他本以為副統帥如同如來佛手中的孫猴子，他只需作個翻腕動作，便能如捻死臭蟲一樣地捻死之。如今副統帥竟然鬥智贏了他，跑到哪兒去都不知道了，他還不得氣個半死？或許，這就是他此後大病一場的一個因素吧？雖然那不會是主要因素。

   既然「全程監控林副出逃」極有可能屬於虛構，那為什麼不光是官方堅持此說，就連吳法憲乃至舒雲採訪的所有空司人員，都要眾口一詞地維護那謊言？我想，除了出於對揭穿官方謊言的政治後果的恐懼心理之外，更是空軍的職業榮譽感使然——要讓他們承認連那麼大的三叉戟客機都沒本事找到，豈不過於丟臉？吳法憲更急於表白他不但和林彪出逃無關（那畢竟在他心目中是叛黨叛國的可恥罪行），而且還盡了一切努力想法攔截該機。是毛決定放走林彪，並不是他沒本事攔下來。這和他在回憶錄里堅持虛報志願軍空軍戰果的作法一致。

   當然，必須承認，和前文大部分結論不同，本節的結論並不是在通過排除不可能事件后，嚴格推導出來的未知事實，更缺乏直接證據支持，論本質只能算一種假說。但從思辨的角度來看，它雖是假說，卻比上述三個來源的各種版本破綻更少，可信度更高。堅持「全程監控林副出境說」的人就算無法出示直接證據，首先也得彌縫本文列舉的大量破綻，才能談到讓人信服，光喊「那麼多人都這麼說，當然就是真的」，並不能證明該說確為事實。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十﹑迫降失事，還是導彈擊落？

十﹑迫降失事，還是導彈擊落？

   這是個爭論了３０多年的老問題。

   據我理解，所謂野外迫降，乃是不放起落架，機身以一定仰角，以近似水平的軌跡接地，讓飛機後半身先著陸，靠機腹去擦地面，整個機身隨之著地，在地上滑行，靠摩擦力減速，最終停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野外土地鬆軟，如放下起落架，則輪*在接地時施加的巨大壓強必然使輪*陷入地面，使飛機滾翻撞毀。

   正因為此，迫降現場一定會留下飛機機腹擦地的痕迹，而這就是鑒別飛機是墜毀還是迫降的根本依據。如果飛機被導彈或炮彈擊中，無非是三種結局：（１）飛機在空中爆炸，如恐怖分子在蘇格蘭上空爆炸客機一般，殘骸廣布幾十英哩﹔（２）飛機受傷后完全失控，俯衝接地爆炸，在接地處留下爆炸坑，殘骸相對集中。在這兩種情形下，現場都不會留下飛機滑行的擦痕﹔（３）飛機受傷后沒有失控，還能迫降，在接地后或失事或成功，後者如１９７８年４月間南韓客機誤入蘇聯領空，被蘇軍殲擊機用導彈把機翼尖打掉了一截，但飛機並未失控，仍然成功地迫降在冰湖中。無論最後成功與否，只要是迫降著地，則現場一定會留下飛機滑行痕迹。

現在來看各方證詞。外蒙古前外交部副部長永棟（又譯雲登）說：

   「對於墜機的原因，雖然眾說紛紜，但是事實上並未遭到外界攻擊亦未有機器故障的跡象，也有說法指系燃料用盡，抑或過於低空飛行而與地面撞擊摩擦等等，但是並沒有任何證據足以顯示這些說法的可信性；因為引擎﹑儀錶等均十分正常，燃料也十分充足，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現場是寬廣的草原地帶，地上留有長達八百公尺的滑行痕迹，而令人揣測該機系擬準備降落，但是因為土質過軟，途中機體陷落，機翼折斷而引發爆炸起火；總之飛機失事並不是如坊間所傳的原因，系因降落著陸失敗所致。」（41）

   蒙方提出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草案則如是說：

   「１﹑９月１３日２時左右，蘇布拉嘎盆地發生火災，當地人員前往滅火，一架不明國籍的飛機失事，在８００米Ｘ２００米的面積上，燃燒著飛機殘骸及周圍的茅草，撲滅後向有關部門報告了失事飛機的情況。觀察飛機失事的情況，從最初著陸的地方強烈擦地，從２９米起著火，又２１米起機身部分破碎，並向周圍散落。從第一個點開始到二三百米處有標著『５６』號碼的機翼部分﹑三連靠背座位兩個，在５００米處留下了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有噴氣發動機（按：飛機尾部殘骸實際上已沒有噴氣發動機，當時我方不知道）﹑編有『２５６』號碼的飛機尾部，在東邊約５０米處，作為失事要害的頭部已完全燒毀，金屬熔化﹑凝結。

   ２﹑該機在沒有外來影響下，而由於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飛行高度，試著用腹部著陸時，左翼（按：在會談中我方提出，根據現場調查應為右翼，蒙方確認為右翼）撞地，造成嚴重損壞，因此發生爆炸而失事。（下略）」（42）

   參與現場調查的中國駐蒙古二秘孫一先的描述則更具體：

   「我們下了小山，踏著枯草向南走了約１５００米，來到盆地中央，查看昨夜許大使要我們仔細研究的飛機著陸痕迹。這裡沒有著火，整齊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壓實的草痕，長約２９米，寬約２米多，它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呈『Ｓ』形的曲線。在這條被擦壓的草地右（西）邊不遠，有一道平行的槽溝，深約２０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這大約就是桑加上校說的機翼擦地的痕迹。再往前看，擦壓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沒膝的枯草。繼續前行約３０多米，才開始進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現場。這些跡象更加證明，飛機不是在空中著火摔下來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著陸的，機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傾斜觸地。但是，為什麼擦壓草皮的痕迹不見了？難道飛機又騰空了？那麼又是怎樣落地爆炸的？」（42）

   上述證詞基本精神一致，不一致的只是擦痕的長度。永棟說是８００米，而蒙古官方提出的《調查紀要》草案和孫一先說的都只是２９米。根據《紀要》，所謂「８００米」乃是整個現場的長度而非「滑行痕迹」，而孫的描述則是「北往南長約８００米，寬約３０至２００米的範圍內，草地全部燒焦，呈倒梯子形」，比蒙方《紀要草案》說得更具體。

   蒙方提出的《調查紀要》草案雖由孫一先轉述，但那是蒙方提出的外交文件，雖未公開，但他如捏造，有被對方戳穿的危險，他也沒有必要縮短飛機的滑行痕迹。何況永棟獨立作出的證詞的實質與之一致，都是認為迫降失事。因此，可以相當安全地判定，孫一先並未撒謊，其證詞還比其它兩份更準確具體些。

   根據以上證詞，可以確定以下事實：

   １）飛機不是俯衝接地，引起爆炸燃燒，而是近似水平著陸，屬於迫降。

   ２）飛機上有相當多的剩油，足以引起猛烈爆炸和繼發燃燒。

   這爆炸的原因，據專機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分析，乃是三叉戟的結構所致。該機是所謂「下單翼」，機翼裝在機身下面，幾與機腹處於同一水平，而油箱是所謂「結構型油箱」，亦即直接利用機翼蒙皮下面的空間作油箱。因為著陸時機身向右傾斜，導致右翼翼尖犁入地面，致使右翼扭曲變形，油箱內部因金屬摩擦起了火花，摩擦產生的高熱也會從機腹傳到內組油箱去，這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便點燃了剩油，引起爆炸。

   許多人懷疑飛機不是迫降著陸。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記者彼特•***姆文章，前克格勃調查人員扎格沃茲丁將軍和中國前任駐蒙大使許文益都認為飛機沒有迫降，扎將軍的理由是「蘇聯飛行專家估計三叉戟撞地的時候，接近其巡航速度每小時五百五十公里」，這不可能是迫降速度，而許的理由則是沒有使用減速板與其它減速裝置。（44）

   ***姆引用的證言不知是否可靠，不過，扎將軍所說，在我這外行看來實在匪夷所思。三叉戟１Ｅ巡航時速９００－９３０公里，不是他說的５５０公里。姑不說飛機在低空不可能達到巡航速度，就算可以，飛機後半身以如此高速拍擊地面，勢必造成巨大轉矩，不是讓飛機滾翻爆炸，就是讓巨大的張力扭斷機身引發爆炸，不但不可能保持完整的機身在地面滑行２９米，而且現場必然要留下爆炸坑或至少是機尾猛烈拍擊地面留下的痕迹。現在他還說飛機不是迫降的，那就只能是俯衝墮地，那就只會立即引起爆炸，更不可能以完整機身在地面滑行了。

   至於飛機的減速板沒有打開，這倒是各方一致的證詞，但據康庭梓說，「減速板只有在帶起落架正常落地后，才能放出，場外迫降中，既然不放起落架，減速板的作用已經不存在」。所以，光憑這一點似不足以否定飛機試圖迫降。

   所以，林彪座機乃是帶油迫降，在著陸后失控，引起燃油爆炸，機毀人亡。此點似乎可以肯定。

   下一個問題是，潘景寅為何要冒險帶油迫降？

   據康庭梓解釋，那是因為潘以為燃料已經耗盡。據他介紹：三叉戟１Ｅ有３組共５個油箱，都在機翼里。機身正下方機翼中的中央油箱可裝８噸多油。裝在兩邊機翼中有內外兩組油箱，可裝１３噸油。中央與內外組油箱一般不相通，但內外組油箱之間相通。飛到溫都爾汗時，中央油箱早已耗空，殘油都在內外組油箱中，「內外組４個油箱中一共才有兩噸半油，它們反映在４塊油量表上的指示數據已擺動不穩，讀不出確切剩油數量。由於叛逃航線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時的潘景寅已無法計算出準確的油量消耗數據，也不敢相信自己對油量的判斷。」（35）

   這一推測已被網人「京華孤魂」有力質疑。他指出，該類飛機使用燃油的順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後再用機翼外側油箱，最後用機翼內側油箱。飛機駕駛員可以控制連通內外組油箱的活門的開關。這樣，當燃油剩下兩噸半時，５個油量表應該有３個讀數為零，剩下２個讀數均為1.25噸，離零還遠著呢，不存在什麼「４塊油量表上的指示數據已擺動不穩，讀不出確切剩油數量」的問題。

   那麼是否確如某些論者所說，迫降是因為飛機已經著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記者彼特•***姆和蘇珊•勞倫斯採訪過目擊256飛機墜毀的杜卡嘉汶•丹基德瑪和納瓦盧桑吉•索若爾，兩人當時是守衛當地一個炸藥庫的衛兵。丹基德瑪說：「我看到它墜落時尾部著火，從我的位置可以追蹤到那架飛機，直到它墜毀。」索若爾也說她看到飛機上有三處著火，她沖回辦公室，打電話報告了上級（44）。

   類似地，中國《環球時報》記者也採訪了另一位目擊者拉哈瑪大娘。據她說，1971年9月13日凌晨2時許，傳來一陣「嗡﹑嗡」的聲音把她驚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門一看，發現這難聽的聲音是從空中傳來的。這時，羊群驚散，馬嘶狗叫。她仔細一看，從西南方向飛過來一架冒著大火的飛機，飛得相當低，在巴圖惱爾布蘇木（縣名）上空繞圖門山轉一圈后，順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大概不到20分鐘后，在蘇布爾古盆地墜毀（44）。

   據此證詞，著陸前，飛機在空中作了個Ｕ轉（從西南方向飛來，又向西南方向飛去），歷時將近２０分鐘。據康庭梓判斷，飛機落地前肯定不止一次飛過大娘家上空，她被驚醒時飛機是第一次飛過，起床后出去，飛機早已過去了。等她發現著火的飛機時，已經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經過了。此話言之成理。如此說來，飛機至少在當地盤旋了兩圈，歷時至少２０分鐘，機上大火非但沒有引起爆炸，而且似乎也沒有引起嚴重故障，康庭梓先生認為這不可能：

   「如果飛機真的在空中已經著火的話，不可能出現帶著大火的機體還能繼續飛行近20分鐘。飛機上最容易著火的部位是發動機，三叉戟飛機的發動機在機體的尾部，大火不但會引起通往油箱的油管爆炸，也會在短時間內使飛機尾部的操縱舵面失靈而導致飛機失去操縱。三叉戟飛機上又沒有緊急情況下的放油設備，發動機也不能在空中投掉，因此，一旦空中著火，迅速滅火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飛機帶著大火在空中飛行20分鐘，最後又按場外迫降的程序進行降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35）

   但三位目擊者都說飛機著火了，這一事實不能不正視。據康先生認為，那大娘是把飛機迫降前打開的著陸燈誤看成火光了。但網人「京華孤魂」先生認為這根本不可能，他指出，著陸燈是照射前方的聚光燈，從側面或後面看上去根本不耀眼，不可能誤認為火光。

   愚以為，這兒有個問題不能忽略，那就是目擊者對所見現象描述的可靠性。心理測驗表明，目擊者對某項事物的形體描述往往與真實情況出入很大，在下意識中不自覺增添主觀幻想成份。飛機低空飛行，噪音震耳欲聾，驚動了目擊者們，隨之而來的就是爆炸燃燒。這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感受，很容易在她們記憶中增加「飛機冒火」的幻想成份，以此作為一系列事件的初始原因的潛意識解釋。這並非證人有意作弊，而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心理現象。事件越是年深月久，這種傾向也就越嚴重。

   最不支持「飛機著火」說的線索，還是潘景寅在著陸前似乎尋找挑選了迫降地點。

   必須指出，２５６專機在曠野上迫降，比前述迫降成功的南韓客機的難度高多了。兩者雖然都在夜間進行，但後者是在冰湖上，天生就是坦蕩如鏡，毫無障礙物，湖面還能反光，駕駛員可以根據反光判斷飛機高度和機身是否左右傾斜。在曠野上則完全是兩回事，在多數情況下地面起伏不平，或有凸起的岩石﹑大樹﹑建築等等。但根據孫一先的描述，迫降現場卻相當理想：

   「這是一塊不太規則的長方形丘陵間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鋪成，南北長３０００多米，東西寬約８００米。北端是一座高２０米上下的小山包，南頭是幾個起伏並列的大約十多米高的土丘，東邊是一連串５到１０米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則是向下傾斜的慢坡」，而迫降方向乃是從北向南，著陸點在盆地中央，距北方的小山包大約１５００米。（42）
 這看來確實是個理想的野外迫降地點，偶然碰上的可能性實在太低，可見潘景寅確實作了尋找挑選，並在著陸前調整好了方向，使之沿著盆地長軸，把飛機高度降到既不至於撞上北面的小山，又能保證飛機在盆地中央著陸，留下了１５００多米的滑行餘地。

   所以，目擊者的證言和現場留下的線索都提示，駕駛員確實在事前尋找挑選了迫降場地，此後還能盤旋減速，按場外迫降的程序進行降落。如果飛機已經出了嚴重故障，這一切行動都不可能完成。因此，愚以為，「飛機著火」的可能似可排除，起碼它沒有造成飛機失控。

   那麼，飛機既未失控，為何還要冒險帶油迫降？

   這無非是兩種可能：要麼是官方的「油量耗盡」說，此說經康庭梓引申解釋為潘景寅判斷失誤，在尚有燃油２噸半時即以為燃料已經消耗到安全程度了﹔要麼是飛機遭到攻擊，雖未造成嚴重損害，但繼續飛行有被擊落的危險，所以不得不迫降，猶如１９７８年遭到蘇軍軍機攻擊的南韓客機一般。就已有信息來看，后一種可能性更大，雖然第一個原因無法徹底排除。

   康庭梓之「潘景寅估計油量失誤說」已經由「京華孤魂」先生質疑過了，確實難以成立。不過，康說仍有一定道理。

   據康先生說：

   「飛行條令規定：落地時飛機上應有不少於一個小時的備份油量，以防止降落場地出現天氣突變等特殊情況時，可以飛到備降機場落地。平時訓練飛行時，落地油量往往多於4噸，從來沒有哪個飛行員敢把備份油量飛到少於4噸的。」（35）

   須知潘景寅是在夜間陌生地域迫降，不可能在空中靠肉眼看清迫降場地地貌細節，所以不能不留下點燃料以防萬一。例如在將要著陸前，倘若前方突然出現空中無法看清的障礙物，諸如山包﹑較大的岩石﹑樹林﹑房屋建築等等，如果燃料業已徹底耗盡，就算能靠滑翔力把飛機暫時拉起來，畢竟沒有動力可作機動飛行。但如果還有足夠剩油，則他可以將飛機再度拉起來，重找更合適的天然跑道。所以，似不能完全排除潘雖然明知尚有存油２噸半，但仍然主動決定迫降。

   另一方面，網人「京華孤魂」先生提出的飛機因被擊傷起火而不得不迫降的假說似乎更有說服力。不過，此說若加適當修正似更完美。

   如前所述，「飛機著火說」難以成立。我認為，飛行員決定迫降，倒不是因為飛機起火，而是因為遭到了攻擊。飛機雖然只是受了不妨礙飛行的輕傷，但若再飛下去，勢必要再遭攻擊。此時被擊落的危險超過了迫降的危險，兩害相權取其輕，飛行員便選擇了後者。三叉戟１Ｅ沒有緊急放油裝置，他又不敢長期稽留空中耗油，於是只好帶油迫降。此說既能完美解釋飛機為何要冒險帶油迫降，又能解釋飛機何以能尋找到理想場地，並完成了野外迫降的一系列程序。

   京華孤魂先生認為攻擊者不是中方而是駐蒙蘇聯空軍。他指出，當時中國空軍最先進的戰鬥機是殲七，沒有機載雷達，只能靠肉眼尋找目標，必須由地面雷達引導，而飛機在低空飛行時雷達難以發現，很難引導戰機。戰機升空后又是在高空飛行，不可能在夜間靠肉眼居高臨下地找到目標。專機越境后，邊防雷達站就更不可能引導戰機攻擊了。

   這裡唯一需要糾正的只是殲七戰鬥機有機載雷達，但上面已經說過，那是很原始的圓錐掃描體制的脈衝搜索雷達，低空探測效果很差，夜裡從高空根本就無法找到低空目標，上引空司參謀朱秉秀的證詞已經證實這點了。

   京華孤魂先生認為，飛機遭到中國地空導彈攻擊的可能也不存在。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紅旗-2號地空導彈，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對於距離35公里以外的目標毫無威脅。此外，此種導彈主要用於萬米以上高空目標，對於中低空目標效力大打折扣。林立果了解中國防空部署，只要在低空飛行同時避開導彈基地35公里，即可保無虞。

   他還駁斥了「定時炸彈」或「遙控引爆炸彈說」：林彪一行出走乃是臨時決定，事前無人得知準確起飛時間，如何定時？中國更沒有技術手段去遙控引爆千里之外的炸彈。這些論證都非常有力，筆者完全同意。

   京華孤魂先生認為疑兇乃是駐蒙蘇聯空軍，並給出了多個理由：

   悍然擊落誤入領空的客機是蘇聯的一貫實踐，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０日，從巴黎飛往漢城的韓國客機誤入蘇聯領空，被蘇軍戰機攔截擊傷后，迫降在一個冰湖裡。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從安克雷奇飛往漢城的南韓客機誤入蘇聯領空，被攔截蘇機悍然擊落墜海，全機２６９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無一倖存。在這兩例中，蘇軍飛行員都在攻擊前辨認出了目標是民航機，報告了地面指揮員，但地面都命令他們照樣攻擊。當時中蘇之間為準交戰國，蘇聯又是絲毫不講人道主義的極權國家，攻擊飛機是完全可能的。此其一。

   其二，蘇聯搶在中國使館前頭到達現場，拿走了飛機上的黑匣子以及一台發動機。拿走黑匣子的目的就不用說了。據京華孤魂先生分析，拿走發動機一事也十分蹊蹺：如果只是為了拆開了測繪，按理說應該拿走兩台才是，以便在拆開一台時可以參照另一台重新組裝。京華孤魂先生由此懷疑，那台發動機上可能留下了被導彈攻擊造成的損傷，蘇聯人其實是拿走罪證。我覺得此說有理：如果蘇聯人的興趣只是技術上的，那又何必要搶在中國人之前？等使館查看過現場再拿，不是更無暴露盜竊之虞么？

   其三，蒙古外交部和中國交涉時，始終強調兩條，一是那是軍機，二是在無外來影響而墜毀，似乎意在抵賴責任。

   其實參與談判的二秘孫一先當時就有這感覺，他說：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紀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圖已經比較清楚，他們採取友好合作的態度，安排我們進行視察和善後處理，但在《紀要》上卻要寫上中國的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空﹑沒有外來影響而墜毀這些文字，目的無非為了在今後兩國的交涉中佔據有利地位，假如該機是被蘇蒙軍擊傷而墜落，則正可藉此推卸責任。這是會談的要害所在。」（42）

   京華孤魂先生這些論述都有一定道理，還可以補充一條：據孫一先披露，此前外蒙防務很鬆弛，但事件發生后，駐蒙蘇軍如臨大敵，進入戰備狀態（42）。就算真是中國軍機深入外蒙領空進行偵察，有必要這麼小題大作么？就連孫一先都根據機上座位很少，猜出了該機不是普通客機，而是首長用的專機，難道蘇聯專家們還看不出來？所以，更可能的還是，他們不知道那是林副統帥前去投奔，以為是中國領導人的專機誤入外蒙，被他們胡亂打下了來，生怕中國大舉報復，為此加強了戰備。

   蒙方強調飛機「沒有外來影響而墜毀」，似乎也有助於排除中方擊落該機的可能：蘇聯人搶先到那兒作了調查，人家可比中國老粗或是外蒙牧民有文化多了。如果飛機是中方擊落的，他們不至於看不出蛛絲馬跡，又豈會替中方洗刷？

   不過，要徹底排除中方擊落的可能性，還得正視一個事實。

   據時駐蒙古使館二秘孫一先披露，他９月２１日回京，同日深夜即向周恩來彙報墜機現場情況。次日凌晨，外交部給使館發電，電文由副部長韓念龍起草，由周恩來修改，經毛審閱后發出。電報大意為：請許大使約見蒙古副外長，說奉政府指示，講明９月１３日２時左右，中國民航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機，因迷失方向，誤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自行墜毀。中國政府對此表示遺憾。對蒙古政府在尋找飛機殘骸﹑埋葬死難者遺體和清理死難者遺物等方面所給予的協助，中國政府表示深切的謝意。應死難者家屬請求，中國政府決定把９具死難者遺體運回中國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帶回骨灰。為此，中國政府請蒙古政府惠予協助，並希望蒙古有關單位將死難者所有遺物交還我方，云云（42）。

   據孫一先披露，電文中的「自行墜毀」，乃是周恩來親筆加上去的，當時他「感到相當意外，怎麼頃刻就作出了這個判斷？」的確，孫彙報后不過幾小時，又沒有經過正規空難調查，周恩來就能迅速作出這結論，不亦怪哉？這豈不是中方有意掩蓋自己作案的鐵證？

   但他後來也明白那是怎麼回事了：

   「總理聽了我的彙報，當機立斷作出了『三叉戟２５６號飛機系自行墜毀』的判斷，使一個重大的國際事件，基本上同國外脫鉤，輕而易舉地變成了國內問題，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呀﹗這是高度政治睿智和豐富鬥爭經驗的晶化。當然，這個結論后經多方面論證，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也是正確的，不過９月２２日凌晨就作出這個判斷，帶有一定的風險。『自行墜毀』４個字，可稱得上是字字千鈞。」（42）

   熟悉我黨行事的人，不難一眼看出這話的真實意思：作為外交老手，周恩來不會看不出二秘孫一先能看出來的事，他完全明白蘇蒙方是想抵賴責任，但他不給人家寫感謝信就已經殊不過意了，又豈還會去追究責任？所以，他索性主動為對方解除責任，以免此事化為國際糾紛，引起萬國矚目。飛機到底是怎麼墜毀的，他毫不放在心上（孫自己就說：「總理似乎對失事飛機不大感興趣，聽著聽著閉上眼睛打了一個盹。」），真正關心的是人死了沒有。所以，周在情況不明前就武斷地作了「自行墜毀」的結論，有如說是自己抵賴，還不如說是幫對方抵賴。

   最後要說的是，據官方披露，林立果出逃前作了周密計劃，帶上了「東北﹑華北﹑西北地區雷達兵部署圖，可作導航用的中國周圍國家電台頻率表，北京至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圈和機場位置﹑呼號﹑頻率表以及廣州﹑福州地區機場的數據」（1）。真情是否如此，大可懷疑。如上所述，飛機在迫降前並沒失控，還能在迫降場地上空盤旋達２０分鐘之久。而溫都爾汗機場就在７０公裡外。三叉戟１Ｅ作低空飛行時速度仍能達每小時６００公里。如果林立果等人知道那兒有機場，飛到那兒去只需７分鐘。可見，林立果至少沒有帶上出逃路線外圍的機場分布圖。

   綜上所述，我認為，可以肯定的是，２５６號飛機在野外迫降著陸后失控，引起機內燃油爆炸而導致機毀人亡。迫降原因不明，或為燃油不夠，或因遭到蘇軍戰機攻擊，后一可能性更大，但中方攻擊或破壞的可能可以基本排除。

   無論是哪種情形，真相很可能永遠不會水落石出。如果飛機確實遭到蘇機攻擊，則俄國絕不會披露真相。許多人寄希望於俄國交還該機的黑匣子，這其實沒什麼盼頭。蘇聯擊落南韓客機后，交給韓國的黑匣子據說被做了手腳，什麼有用的信息都沒有。更何況據康庭梓披露，當時我黨我軍那些大老粗們根本不知道黑匣子有什麼用，從來不興測試維修更換（45）。倘若情況真的如此，那即使飛機真是因燃料不夠迫降，俄國也交回了未經手術的黑匣子，那裡面是否錄下了爆炸前３０分鐘駕駛艙內的對話，還在未定之天。所以，看來這段歷史只能是用假說來填補的空白記錄，而最言之成理的，還是上述經過修正的「京華孤魂假說」。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 十一﹑案情總結

十一﹑案情總結

   本節根據上文推導論證寫出，除了已知事實和證明了的未知事實外，尚含有推測部份，這些推測雖然缺乏嚴格證明，但乃是可能性最大的未知事件。讀過前文的讀者應該知道哪些是確鑿的事實，哪些是合理推測，故不再在文中一一註明。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廬山召開，會上林彪第一個發言，借「天才」問題向張春橋發難，引起毛的懷疑，以為他要「搶班奪權」。「為了保護林副統帥」，毛以其慣伎，揪出陳伯達作替死鬼，發動「批陳整風」，林的部下黃﹑吳﹑葉﹑李﹑邱被迫作了檢查，但林未作檢查。以此為轉折點，毛林關係急轉直下。

   林的脾氣很倔強，遲遲不肯認錯，在葉群的催促下，他讓新來的秘書代他寫了個檢查，但是否交了上去不清楚。

   １９７０年９月間，美國記者斯諾應毛邀請，再度訪問中國，參加十一慶典。毛要林彪會見他，林竟然不從命。毛非常惱怒，在１２月間接見斯諾時，特地批評了林發動的毛的個人崇拜狂潮，公開說「四個偉大討嫌」，並親自將談話記錄批發給全黨，作為「打招呼」的一種方式。林對毛的意圖心領神會，更加抵觸。１９７１年５月１日在天安門城樓慶祝五一勞動節，林只露了個面就走了，竟然沒和偉大領袖打招呼。

   當然，林副的心情與表現也很矛盾。在抵觸的同時，他也曾試圖與毛改善關係，據李文普介紹：「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見主席談話。當時，毛主席那邊電話至少是葉群打，我們『林辦』有傳聞，林彪想與毛見一下，談一談。但是長時間毛主席不作答覆。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兩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據說，林為了見毛，在江青提出為他照相之後，不顧對江青的厭惡，竟然迫不及待地跑去，連鬍子都顧不上刮，為的不過是在那兒見到毛，但毛卻不在那兒，令他大失所望而歸（3）。

   １９７１年夏季，偉大領袖巡視大江南北，正式發動了討林戰役，他沿途對各路諸侯發表針對林彪的講話，下達討林動員令。這些談話迅速為林偵知，明白了偉大領袖終將制他於死命。

   此前，林立果成立了「５７１空談俱樂部」，邀集二三花花公子，專門空談如何用戰術原子彈﹑強擊機轟炸中南海﹑用火箭筒轟擊專列﹑爆炸機場汽油庫等等匪夷所思的手段殺害偉大領袖毛主席。

   至今無任何證據表明該俱樂部成員有過將這些離奇設想付諸實踐的任何嘗試，亦無任何證據提示敬愛的林副統帥曾與聞或甚至指導過這些空談活動，更無任何證據提示他曾授意黃吳李邱等部將發動政變，另立中央。現有證據只提示林彪至遲於９月７日已經得知了林立果出逃廣州，不行便逃往香港的計劃，但並不贊成。

   同年９月上旬，偉大領袖疑心病發作，打破在「十一」前夕才回京的慣例，突然中斷南巡，兼程返回北京，於９月１２日下午回到中南海，在此前還不忘在丰台車站接見吳德等大員，向他們最後一次下達討林動員令。

   花花公子林立果偵悉毛的南巡講話后，以為空談密謀已經暴露，於當晚匆忙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於當晚９時許到達北戴河，準備於次日偕父親南下廣州，空談俱樂部成員則準備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同往該地。

   此前的９月７日，林立果曾和他姐姐林立衡（豆豆）有過密談，把他的空談計劃泄露給後者，亦即暗殺偉大領袖毛主席，並逃到廣州去窺測風向，如果密謀失敗，就流亡到香港去。

   該計劃遭到豆豆的強烈反對。為了挫敗立果的計劃，自９月７日以來，她便有意識地做林辦警衛處長李文普﹑警衛科長劉吉純以及林彪身邊的兩個衛生員陳占照﹑張恆昌的工作，向劉吉純和李文普泄露了林立果計劃，但把它說成是立果背著林彪一手策劃的密謀，要李「注意觀察情況，組織工作人員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特別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藥，一定要確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

   ９月１２日下午，豆豆更明確要求李防止林彪上飛機，在李表示為難之後，她於當晚９點５０分向負責保衛林彪的８３４１部隊副團長張宏﹑二大隊長姜作壽等和盤托出，要他們「調動部隊包圍林立果﹑劉沛豐住的57號樓，同時將林彪﹑葉群及工作人員住的96號樓也包圍起來，必要的話先把林立果﹑劉沛豐扣起來再說。」

   張宏接到密報后，立刻報告頂頭上司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立即報告汪東興，後者立即報告周恩來，周接到報告后，怕林彪真的跑到廣州作亂，便立即將計就計，順水推舟，於當晚１０時多向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隊「迅速下達各項確保林彪安全的緊急措施」，以此巧妙地限制林彪的行動自由。

   但周恩來向偉大領袖彙報此事時卻遭到了否決。他正苦於找不到借口整死林彪，現在後者自己跳出來表演，如此良機豈能錯過？他於是英明地指示，８３４１部隊不許攔阻林副統帥的一切活動，副統帥要上哪兒聽便，頂多只許在出走後佯作追趕，但絕對不許趕上。

   鑒於豆豆情報泄露了立果「轟炸中南海」的空談，偉大領袖還指示周恩來迅速處理這一潛在危機。為此，周下令李德生接管空軍司令部，紀登魁接管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楊德中到首都西郊機場監視吳法憲，並防止空軍異動。

   與此同時，為了防止「轟炸中南海」的空談得逞，偉大領袖從中南海移駕大會堂，在那兒調兵遣將，忙著和副統帥決戰。他調動了１０個師的重兵團團圍住北京，令汪東興負責保衛中南海和釣魚台，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后，他便專等副統帥上廣州去蠢動，以此為他提供最終搞掉皇儲的罪名，暴露雙方基本隊伍，並藉此「考驗」廣大軍民，以便日後「穩准狠」地斬草除根。

   為促使林下決心，他還命令周恩來下達那個毫無意義的「四人聯合下令才能放飛」的命令，以此暗示正統帥已經開始剝奪副統帥的行動自由，指望吳法憲或李作鵬將此情況泄露給林彪。他更令周於當晚１１點半左右打電話給葉群，詢問林副專機的事，勸她不要飛行，甚至提出要去登門拜訪林彪。葉群將此彙報給林彪，副統帥當即迅速判斷出，偉大領袖已經察覺了公子的清談活動，立即就要下手了。雖然葉群和立果一直在遊說他「先去廣州，風向不對就逃香港」，但他知道那根本毫無可行性，南下一定是送死，逃往香港更不是辦法，唯一的求生之道，乃是北上蘇聯，投入社會主義大家庭懷抱。

   於是他當機立斷，改變了次日的行動計劃，決定立即出逃。他令葉群去找豆豆，葉群找了一下回來報告豆豆找不到，只好放棄。為迷惑遲滯警衛部隊，他改變常規，令葉群不要坐她自己的車，一家三人坐進紅旗轎車，開出駐地。

   此時豆豆一直在瘋狂勸說張宏立即執行周恩來一個多小時前下達的指示，採取行動保護林副統帥，迅速堵截即將出發的車子，但後者因為接到毛主席後下的明確指示，故意按兵不動，最後在林副已經離開，得到張耀祠的明確指示后，才和姜作壽坐上吉普車裝模作樣地在後面跟追，一直追到了山海關機場，目送林副的專機飛去，圓滿完成了偉大領袖交給他的光榮任務。

   這一情況立即報到了偉大領袖那兒，他得知飛機確實飛向南方時，不覺志得意滿，自覺智珠勝算兩在握：林彪一個娃娃，懂什麼三韜六略，還能跳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去？不料山海關機場隨即報告，飛機在向南飛行一段之後，隨即轉向西方，似有回京模樣，但接著又轉向北方，在西偏北４０度方位從山海關機場雷達屏幕上消失。

   周恩來立刻命令吳法憲注意搜索，但因為林彪的飛機一直在低空飛行，而我國雷達站分佈非常稀疏，存在著廣闊的盲區。機上又坐著林立果﹑劉沛豐那些空軍作戰部的人，熟知全國雷達站的分佈，專挑雷達盲區走，所以無法找到飛機。

   周恩來迅即把這一情況報告給偉大領袖，告訴他雷達無法找到林副的專機，但根據該機從山海關雷達屏幕上最後消失的方位判斷，該機是往西北飛去，估計是經外蒙逃往蘇聯。本可以派出戰鬥機攔截，但據空軍報告，如無地面指點目標方位，戰鬥機派出后兩眼一抹黑，根本不可能找到該機，無法攔截，請示偉大領袖該怎麼辦。

   偉大領袖如同挨了當頭一棒：８０老娘竟然倒繃孩兒，栽在這個娃娃手上！他這才想到，所謂南下廣州云云，乃是聲東擊西，虛晃一槍，此乃該娃娃最擅長的把戲，他怎麼就會忘了防這一招？他不覺惱恨起豆豆那個不中用的情報員來：過去黨派到國軍高層去的間諜，送上來的情報絕對準確，保證了他用兵如神，如今這豆豆卻如此無用，送了個假情報給他，坑了他一世英名！

   過了許久，他才發現周恩來還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回答，他只能悻悻回答：

   「攔截什麼？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

   總理頓時心領神會：反正是無法攔截，最高明的應對還是效法阿Ｑ，巧妙地「反敗為勝」，乾脆說成是自己不想攔截。

   周不知道，林彪的專機飛入外蒙后，因遭到駐蒙蘇軍戰機攻擊，不得不在溫都爾汗迫降，失事炸毀，全機９名乘客無一倖存。周只能按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從最壞處著想，向最好處努力」，忙著制定緊急應變措施，調兵遣將，防止林彪在蘇聯另立中央，借蘇軍入侵中國。

   ９月１４日中午，外蒙使館啟用了多年未用的直通電話線，用電報向外交部報告了一架中國民航在外蒙失事的消息，電報迅速傳到了剛躺下休息的周恩來手上，他迅速地看完，頓時異常興奮，立刻驅走了睏乏，兩肩一聳，對著秘書紀東連聲說：「你看，摔死了，摔死了！」他顧不上換衣服，披著睡衣，親自拿著電報，快步走到人民大會堂１１８廳，向毛報告這個好消息。兩人交談了很長時間，「無第三者在場，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但此時他們寬慰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42）。

   ９月２１日，二秘孫一先奉周恩來召喚回京，當晚即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向周直接報告。周恩來仔細聽取了報告並審視了他帶回來的照片，證實林彪已經死亡。他把重要的照片選出來專送仍在大會堂居住的毛澤東。此後，他在東大廳與黨國領導人們置酒高會，舉杯歡慶林彪死亡。待到眾人離開，屋裡只剩下周恩來和紀登奎時，他卻突然大哭失聲。

   「紀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親眼目睹，他壓根兒不會相信，發出這種哭聲不是別人，正是面對牆壁雙肩顫抖的周恩來！就是剛才還和大家一樣露出久違的笑容，舉杯慶祝這不幸中的萬幸的周恩來！

   『總理，總理，林彪一夥摔死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應該說是最好的結局了，您該高興，對不？！』講完他自己才意識到，自己分明在重複著總理剛才講的話。

   周恩來回過身來，雙肩依然在顫動，臉上老淚縱橫，他搖著頭，聲音嘶啞地反覆說：『你不懂，你不懂！」（19）

的確，只有他才能最痛切不過地感受到，此事乃是我黨有史以來最大的醜聞，不但給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像戳了個補不起來的大窟窿，更徹底毀了偉大領袖知人善任的英名。他該怎麼向歷史交代文革的鬧劇是怎麼回事？而且，副統帥自我爆炸了，擋風牆就此垮了，他給推到了第一線，在日日獨力承受江青的明攻暗算的同時，還要蒙受偉大領袖的無窮猜疑，實在是吉凶多吉少，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說不定他的下場比副統帥的還慘。

   偉大領袖也病倒了。此前處於決戰鬥智的興奮中，他只覺得巨大的快感，似乎活得更有意思，精力更充沛。如今危險已經過去，整個事情的涵義才逐漸浮現出來。縱是戎馬一生，他也經不住有生以來這最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在被俘的空談俱樂部成員李偉信供出了「５７１空談紀要」之後。

   第一個打擊當然就是那再明顯不過的個人失敗。他以為如同貓玩老鼠一般，玩弄林彪於掌上，布下天羅地網，專等對方上當，不料對方識破機關，突出重圍，竟然從他眼皮底下溜走了！習慣於以成敗論英雄的世人，當然只會看到林彪自我爆炸那結果，但他比誰都清楚，這次鬥智是他輸給了自己的學生。那爆炸乃是偶然的，並不是他運籌帷幄的結果。如果林彪活了下來，哪怕一言不發在蘇聯作寓公，也意味著林的光榮勝利和他的徹底失敗。自建軍以來，他還沒栽得這麼慘過。

   好在這心事，他不說，周恩來也心領神會。在向全民解釋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中，毛下令８３４１部隊放走林彪的事被細心割除了。這一招非常高明，瞞過了全國人民，成功地解釋了為何林彪可以跑掉的怪事：偉大領袖既然沒介入，萬事全由總理作主，當然誰也不敢攔阻副統帥。

   類似地，林副專機逃脫了雷達搜索，突出天羅地網成功跑掉的醜事也被隱瞞了。全國人民被告知，從飛機上天那一瞬間起，就一直牢牢處在我軍監視之下，只是出於主席寬大為懷才給放走的。於是，「林巧妙地逃脫了毛的捕捉」的可恥失敗便化為「毛網開一面」的偉大勝利。

   第二個更沉重的打擊，乃是毛萬萬沒有料到部下竟然會有人膽敢起來反對他。雖然疑心病入骨，動輒懷疑誰誰想反對他，但他自遵義會議后崛起以來，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之後，他無論要摧毀誰，對方都毫無招架之功，甚至連招架的意願都沒有。

   他的勝利從來是徹底全面的，不光是要在肉體上消滅對方，更要從精神上徹底征服壓倒對方，讓對方像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一樣，跪倒在他面前苦苦求饒，這樣才能既保證征服之樂的完美無缺，又能顯示他的寬宏大量。這就是他何以強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要對方寫檢查的原因。他整過的人，從國際派到高饒﹑到彭黃張周，直到劉鄧陶，沒有一個不在被整死之前沉痛懺悔的。

   如今卻出了林彪這例外，無論他怎麼示意，林都不肯沉痛檢查，甚至還膽敢反對他，竟然在背後搞陰謀詭計，令兒子組織小艦隊，試圖以各種殘忍無比的手段暗殺他，甚至還糾集四大金剛準備另立中央。他當然不會相信那不過是個空談俱樂部，不會相信那俱樂部的成立未必出自林彪授意，更不會相信黃吳李邱在這事上完全是無辜的。這是他那陰暗心理必然決定的盲區。只有到他死後公審林彪集團時，法庭才會以「有戰功」的理由輕判四大金剛，變相承認法庭其實也知道那是冤案。

   這些陰謀活動，特別是試圖暗殺黨主席，乃是我黨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駭人聽聞的醜聞，而這種事竟然是他最得意﹑最寵愛﹑倍加重用的學生和戰友干出來的！這不但是無法容忍的背叛，而且意味著他的權威並不是不可挑戰的。既然會有林彪，當然以後也會有張彪馬彪王彪，那一瞬間，他懷疑自己是否真能徹底控制全黨，只覺得腳下的地在崩摧。

   最沉重的打擊，還是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徹底失敗。

   他一生就幹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推翻國民黨，第二件就是這文革。為了實現他的烏托邦藍圖，他不惜毀黨造黨，把老幹部那些殭屍打下去，把林彪那最能領會毛澤東思想的得意弟子提上來作接班人。林彪深得毛澤東思想神髓，全黨除了張春橋外無人能比，那「精神原子彈」﹑「四個第一」之說，連他本人都未必想得出來，以致他情不自禁地要稱讚：「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高度肯定了林的首創精神。

   如今這最忠實的弟子卻背叛了他，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證明他有眼無珠，重用了一個陰謀家﹑兩面派。被文革打下去的老幹部們一定會藉機反撲。他不能不幾次在接見我黨我軍高幹時親口承認自己錯了，並把非平反不可的人放出來。這樣一來便改變了權力的天平，光靠中央文革小組那伙秀才，絕對鎮不住那伙人，翻文革的案乃是遲早的事。該怎麼辦？再來一次毀黨造黨？可他已經快到８０歲了，還有時間「而今邁步從頭越」么？

   此外還有那如何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解釋這怪事的難題。為了證明是林彪負他，不是他負林彪，他不惜決定以空前的透明度向全民披露那驚天醜聞，不僅詳細披露了林彪外逃經過，「小艦隊」的密謀，甚至力排眾議，向全民公布那準確抨擊了他倒行逆施造成的全民災難的《５７１工程紀要》。這對他本人和黨的形像會造成何等不可彌補的損害，他並不是看不出來。早在５８年廬山會議期間，他就曾英明指示過：「如果辦一份報，專登黑暗面，不出半年（我黨）肯定垮台。」可他如今卻給林彪逼得親自批准暴露我黨建黨以來最黑暗的那一面。這種驚天醜聞，無論是傳統帝王，是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都沒有出過。

   於是他就只能病倒了，甚至一度自暴自棄，拒絕治療。直到後來尼克松要來訪問中國，為他的統治帶來史無前例的光榮，他才又發現了活下去的意義，再度振作起來。但畢竟這打擊是太沉重了，他再也無法從中恢復。５年之後，他便跟著林彪去了，恰好也死在紅９月那個上帝賜福的吉祥月份。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十二﹑結語

   自毛死後，一直有人試圖為林彪翻案，開頭只是張寧和豆豆，如今頗有越演越烈模樣，最起勁的似乎是丁凱文先生。

   我實在不明白這種努力有何意義。在我看來，查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才是最重要的事。所謂「平反」，無非是主觀價值判斷，要作這種主觀價值判斷，您先得弄明白自己用的是哪家的價值觀，以免一不小心強姦了您試圖為之辯護的人。

   在豆豆和張寧那些同志看來，我黨對林副的指控之所以是奇恥大辱，無非是兩條，一曰叛國投敵，二曰謀刺偉大領袖。所以她們要千方百計把林副從這兩條罪名中解脫出來，張寧甚至為此發明了「我至少還是個民族主義者」的林副語錄。

   這種辯護法，完全是對敬愛的林副統帥那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不可容忍的放肆污辱。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從來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眼中只有階級，沒有國家民族。

   敬愛的林副統帥終生身體力行了這一條，當年他任東北最高黨政軍領導之時，就和蘇聯階級弟兄密切配合，在後者提供的強大武力援助下，痛擊當時中國合法政府領導下的國軍，為我黨奪取全國政權立下了無人可以取代的汗馬功勞。這是民族主義者的表現么？

   在馬列主義者看來，在國內革命鬥爭失敗時，跑到蘇聯那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去，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林副統帥此前曾經多次去過蘇聯，包括上那兒去治療槍傷。東北抗聯在走投無路之際，也曾逃往蘇聯那庇護所。後來我黨之所以看中東北那戰略根據地，無非也就是因為東北三面為蘇蒙包圍，實在不行可以退到蘇聯去。那陣子可以跑蘇聯，為何後來就不行？那陣子沒有民族主義一說，為何後來卻跑出個「民族大義」來了？

   其實，之所以出現這種價值觀的徹底翻轉，跟民族主義什麼相干都沒有，乃是意識形態分歧造成的。我黨和蘇共互相認定對方背叛了馬列，因此成了意識形態仇敵，那敵人乃是階級敵人，不是民族敵人。在這種情況下林副投奔蘇聯，當然要在中共眼中成為革命叛徒。

   因此，林副或許確實是叛徒，但他背叛的是毛式馬列，不是民族和國家。希望為他老人家翻案的人們務必弄清這一點，堅持使用一重價值標準。如果您要站在民族立場，就得把林副乃至整個中共當成賣國賊加以譴責，從我黨在莫斯科策劃下成立那天譴責起，從林副投身旨在推翻中國合法政權的中共革命那天譴責起。如果您要站在階級立場為他翻案，那就得證明蘇聯的馬列才是正品，而毛的馬列乃是嚴重失真的盜版光碟。這才是堅持一重標準，不是詭辯。

   「謀刺偉大領袖」這罪名也同樣如此。列寧主義認為，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只要是為了廣大人民的翻身解放，什麼規矩都可以不講，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這完全是神聖的。無論是列寧，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都畢生堅持了這一神聖「原則」。

   列寧在俄國立憲會議投票結果對布黨不利后，立即就派兵解散了立憲會議，此後又建立超越於一切法律之上的秘密警察組織契卡，實行紅色恐怖，瘋狂屠殺黨外政敵甚至與布黨合作過的社會革命黨人。斯大林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主義，把這套用去對付自己的同志，建立起由秘密警察保證的絕對個人權威。毛澤東則歷來以「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自傲，踐踏憲法黨章，毫無法理依據便秘密逮捕監禁國家主席，將之迫害至死。他可以這麼做，林彪又胡不可這麼做？和尚動得，我動不得？這不恰好證明了他是偉大領袖最好的學生，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用得最活么？

   所以，您要翻案，就得堅持一重標準。您要是採用現代文明價值觀，就得譴責整個中共的一切無法無天犯罪行為，不但得譴責毛的胡作非為，而且同樣得譴責林副竟然在我黨非法審查國家主席的項目報告上，非法親筆批下「劉賊少奇，五毒俱全，鐵證如山，罪大惡極，令人髮指，是特大壞蛋，最大隱患。把他挖出來，要向出色指導項目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3）的犯罪行為；您要是認同我黨的價值觀，以「人民利益需要」作為採用非法手段的正當理由，那在我看來，林副試圖動用非法手段幹掉偉大領袖，要比偉大領袖動用非法手段幹掉劉少奇更符合人民利益需要。既然是正確的事，那又何必去為林副解脫他的功勞？

   遺憾的是那些同志見不及此，卻去嘗試不可能完成的業績，蓄意把林從「謀刺偉大領袖」的罪名中解脫出來。對此，我已經指出：即使沒有證據證明林彪曾從頭到尾地與聞「小艦隊」的活動，他至少在後期是知情的，這就是林立衡不得不捨近求遠，舍內求外，不向她爹舉報，反倒求警衛人員幫忙，最後不得不報告中央的根本原因。最重要的還是，無任何證據表明他曾試圖制止林立果「轟炸中南海」的空談，而林立衡不但從未證明林彪確實給蒙在鼓裡，甚至從來沒敢表示過她可以說動林彪去制止林立果。

   彼特•***姆的文字甚至更奇特。據他說，林彪和陶鑄竟然向蔣校長效忠，乃是蔣公埋在中共內部的特洛伊木馬！所以，據說蔣總統聽到林彪死訊時還黯然淚下（44）。

   這種天方夜譚都能編出來，而且還在網上廣泛流傳，不能不讓我想起文革期間流行的「梅花案」來。當時敬愛的王光美同志被中央文革指為美國戰略情報局特務，我那時還不到２０歲，就覺得天下荒唐之事莫過於此：王同志乃是准國母，她丈夫一人之下，８億人民之上，而且是黨內確定了的皇儲，未來的國母不做，卻去做美國小特務，就算是頭給碓打暈了，也不會蠢到這個地步吧？

   就算那是真的，那又便如何？評價政治家乃是看他的實際政治表現，不是旁人強加給他的什麼主觀意圖，更不是這種既離奇又無從求證的「秘密」。

   其它翻案努力則比這要高明些，集中在林彪事件是毛一手製造出來的冤案上。而所謂冤案，則是說林彪原來其實不想反對毛，是活活給毛逼反的。

   這話當然基本是事實。凡是有點頭腦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林彪根本沒有反毛的動機。他已經是黨章確定的接班人，只需等到毛壽終正寢就能作皇帝，又何必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下搶班奪權？

   我黨捏造出來的「搶班奪權」的罪行，連當年的小蘆都騙不過去。所謂「稱天才」之罪，林副不是第一次犯了。早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就說：「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１９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２０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為何那時不但不犯法，毛還龍顏大悅，不但把那講話印發全黨，而且還在此後將林提拔為我黨唯一的副主席？可見完全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至於「林彪想作國家主席」這條更搞笑。國家主席乃是個禮儀職務，在中國那種槍杆子才是唯一實權的流氓國家，什麼意思都沒有，只會引起毛的疑心病發作。

   正如李志綏大夫指出的，劉少奇之所以引起毛的嫉恨，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當了國家主席之後，出了兩個主席：毛主席和劉主席，儼然成了個兩主席分庭抗禮的局面，這讓毛非常不痛快（28）。這就是後來毛反對設立國家主席的根本原因：他自己不想做那個累死人而毫無實質意義的官，又不願意別人去做，再度弄出兩主席分庭抗禮。

   林彪那麼聰明，他會看不出這點來？所以，據李文普說，林曾建議「讓毛主席當主席，他不當國家副主席」（3），我覺得非常可信。林彪最致命的弱點就是毫無外交才能，天性羞澀，見了生人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根據師哲回憶，在斯大林招待中國代表團的宴會上，斯大林向林彪祝酒，他竟然誓死不飲。斯大林討了沒趣，訕訕地說「我這酒里沒有放毒」，他仍然無動於衷，弄得賓主非常掃興（46）。他更因為恐水症不興洗澡，不注重衣飾。這種人，你就是用槍逼著他去擔任那種禮儀性職務，他也絕不會幹。

   其實廬山會議，林無非是想把張春橋搞下來，所以拿那天才論作借口。這當然是突然襲擊，但在文革中司空見慣。張春橋又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人物，搞他也不是什麼大事。林唯一的錯誤是沒有準確揣摩聖意，不知道自己早就引起了毛的忌諱，絕不能再去火上加油，只能深自韜晦。

   文革乃是毛毀黨造黨，徹底搞掉劉鄧的權力基礎的政治權力再分配。在這過程中，林彪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勢力空前崛起，其實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在全國黨政組織癱瘓后，為了控制危局，毛不得不實行全國軍管，連後來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都是軍人作主任，使得中國一度成了軍人統治的國家，而這些軍人只能基本上是林彪派系的人，因為在１９６７年所謂「二月逆流」中，四總四帥大鬧懷仁堂，毛整肅了老帥們，當然不能再用這些人的袍澤，遑論賀龍那種慘死者的部下。

   毛當時的權宜措施，為林提供了積極利用的空間，這樣一來便造成林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於是黨的九大便成了軍隊代表最多的一次黨代會。九大選出的名政治局委員，林彪派系的人竟然佔了１２名之多。毛本人早就察覺了這一點。據李大夫的回憶，早在九大之前毛就對身邊全是軍人而極不自在。

   在這種情況下，毛感到林彪對他構成了遠比劉少奇更實在﹑更可怕的潛在威脅。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在這種情況下，林彪還不知韜晦，竟然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下達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因為葉群插手，該件在次日才送給毛審批，令毛極度不快，把那文件燒毀了。這暴露了作為政治家，林彪根本不如周恩來那麼精明，再加上葉群作他的辦公室主任，於是便使林犯了毛之大忌諱尚不自知。所以，用馬列行話來說，廬山會議其實是「必然的偶然」，哪怕林彪沒作那闖了大禍的講話，遲早要被毛抓住別的借口搞下來。

   從這個意義上看，林彪案件當然是冤案，所謂「冤枉」，無非也就是說他是毛的疑心病的受害人。但如同先驅劉少奇一樣，林並不值得同情。唯一的區別是，毛搞倒劉后，自己並未受傷，而林彪事件則弄了個毛林兩敗俱傷。其實是雙方自作自受，誰也怨不得誰。

   在我看來，林彪是我黨少有的敏感的聰明人，早在大飢荒時代便看出了毛劉之間的裂隙，深謀遠慮地進行了一系列運作，換取毛的歡心。此乃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

   在舊作《真話的力量》中，我列舉了這一系列事實：

   「凡是從文革過來的人，都知道林彪遠在1960年主持軍委工作時就成了造神運動的總設計師。在七千人大會上，別人都忙著檢查黨在大躍進中的錯誤，只有他是唯一歌頌偉大領袖的人，說什麼一切錯誤都是沒聽毛的話的結果。等他講完了話，毛帶頭起立鼓掌。不是深謀遠慮的野心家，決不會在毛的威信處於最低潮時去作那些反常的鋪墊。王若水先生說：『有一個人把毛的心事摸得很清楚，那就是林彪』，確實如此。因為毛的胡作非為導致大飢荒，他最擔心的就是像斯大林一樣，在死後被人清算。林彪看穿了這一點，對症下藥，師劉少奇在七大前捧毛打『國際派』的故智，毅然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出來反潮流，捧毛打劉鄧。

   比起少奇同志來，林彪元帥的創造性簡直是無窮無盡。他發明了『小紅書』，寫了《再版前言》，說毛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和『嶄新階段』。無論在公開還是內部講話里，林吹捧毛的話之肉麻，堪稱空前絕後。許多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例如：『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誰要是敢在毛主席身後作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告，那就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大壞蛋，就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解放軍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當成最重要的一條，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須這樣做』，『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高得多。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等，等等。比起來，連『四個偉大』（導師﹑領袖﹑統帥﹑舵手）都只是小菜一碟。

   林不僅是拍馬冠軍，而且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毛思想。他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提出了以亞﹑非﹑拉的『世界農村』包圍西方國家的『世界城市』的國際戰略，以後又發展出『把世界當成一個國，中國當成一個省』，去『爭取一省到數省的首先勝利』的理論。不是造詣高深的鐵桿毛主義者，絕對提不出這種有創造構想﹑有生動的個人特色的說法來。

   林更在文革前就以『突出政治』治軍，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衝擊政治一衝百空』的口號，發明了『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等多種花樣，讓偉大領袖贊曰：『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他治下的共軍是率先衝上極左軌道的全國學習對象。就是他主導的造神運動和極左政策為文革作了必要的輿論準備和氣氛烘托，使全國人民腦袋熱度越來越高，為文革那個大膿包的潰破作足了鋪墊。

   文革爆發前夕，如果沒有他的槍杆子和毛的聯盟，光靠幾個文痞，老毛決不敢一意孤行，去一網打盡幾乎所有的元老。文革中，林不但提拔了所有袍澤，而且直接整倒羅瑞卿﹑整死競爭對手賀龍（毛頗喜歡羅﹑賀，兩人完全是林整垮的，所以林一死此二人最先平反）﹑斗垮『二月逆流』的老將和『楊﹑余﹑傅集團』。林給毛這隻虎插上了雙翼，可以說文革有一半是為他搞的。毛對他倚重究竟有多大，連從他的出逃把毛氣病這事中都可以看出來。林死後不久毛就開始大幅度修改國策，請老幹部復出，以此安撫他們。科研中確定因果關係的一個常用手段，是把要研究的那個因素除去后，再看其效應。同理，對比黨的十大和九大時的政局，足可看出副統帥對中國的極左事業究竟做出了多大的個人貢獻。如果毛林不翻臉，可以斷言，老鄧絕無復出可能，今天的中國也絕對不會是這個光明樣子。」

   這些話是否歷史事實，過來人都可以為我作證。這兒唯一可以爭辯的只是，到底林這麼作是出於消極自保心理，還是為野心驅使的積極進取。但上面已經說了，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動機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觀效果，而這客觀效果就是，無論林的動機如何，沒有他的鼎立支持，毛就絕對無法發動文革。

   更何況林彪是否有野心，不是為他翻案的人可以說了算的。那些人引用吳法憲回憶錄，說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是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人慫恿的結果。但此前就連吳法憲都看出了毛「當場給劉少奇一個下不了台」，林在這關鍵時刻公開挺毛反劉，一口氣「講了總有兩個小時，而且越講越有勁」。連吳法憲自己都承認：「林彪和毛澤東的兩個講話，果然一下子就把整個會議的氣氛都扭轉了過來」，「對林彪的講話，大家都表示了贊同和擁護，這樣一來就把劉少奇搞的第一個報告，完全給推翻了」，「在『七千人大會』上發生了這麼大的風波，把兩位主席之間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後，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發展，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47）。連吳法憲那個草包司令都能看出這大趨勢，難道林彪本人事前對其講話的客觀效果竟會一無所知？既然知道還要那麼干，翻案者們還有什麼理由為他的主觀動機辯護？

有的翻案文章作得更奇妙，居然說林彪身體狀況極糟，因而不可能有野心。這些人忘了，林彪雖然是個病夫，但其病態的權力欲並不亞於毛澤東。他整肅引起他疑心的人手段之狠毒，也絲毫不亞於毛澤東。羅瑞卿和楊成武原來都是他的心腹愛將，只因為覺得他們對他不夠尊重，便毫不留情地予以剷除。連吳法憲都看出來：「建國以來有好幾個總長倒台了，如黃克誠、羅瑞卿和楊成武，甚至包括粟裕」（48）。總長這職位的風險係數並不亞於毛的名義接班人，乃是因為總長負責軍委日常工作，有架空軍委第一副主席的天然嫌疑。如果說粟裕黃克誠的賬算不到林彪頭上去，那誰也不能否認羅、楊倒台是因為引起林彪猜忌吧？他這麼狠毒地除去自己親手提拔的死黨，和毛澤東除去劉少奇又有何差別？

   更別說他老部下陳光的悲慘遭遇了。陳在紅四軍時就是林的部下，後來在林去蘇聯養傷后擔任八路軍１１５師代師長，在內戰中擔任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只是因為他在１９４５年林彪向他索要電台時稍表為難，就此被林彪挾嫌記恨，罵他「霸佔電台」。在蘇軍撤出東北后，陳光違反林彪命令果斷攻下了長春，毛澤東聞訊非常高興，引起林彪嫉恨，在東北「解放」后便公開點名批評陳「居功自傲」。再加上葉劍英的坑害，陳光終於於1950年以「霸佔電台、不按總部部署部隊」等罪名被開除黨籍，非法關押4年後，因關押所在失火而被活活燒死。從此，這個長期擔任共軍重要職務、曾被中央黨校稱為「我黨有數的軍事人材之一」的歷史人物就從中國歷史上徹底消失，直到1987年才被平反，以致一般人甚至某些學歷史的人都從未聽說過他，其下場似乎比被毛整肅的人還慘。

   所以，過去黨宣傳說林彪是毛最好的學生，我看並不過分。正因為林彪成了毛毀黨造黨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毛才破天荒第一次在我黨歷史上公開建立皇儲制度，在８屆１１中全會首創只設一個副主席，使得副主席和正主席一道，獲得了與其它黨內大員划然而別的特殊地位。此後，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控制的媒體在掀起毛個人崇拜狂潮的同時，也開足馬力為林彪製造個人崇拜。這結果是同時造出了毛林一正一副兩個神。黨的８屆１２中全會決議正式公布了林彪是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黨的９大則正式把這條寫入黨章。這一切都是我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創舉。

   正因為毛和林是同一造神運動的產物，所以兩人便成了休戚與共的連體胎，一旦剝離，雙方都要血流如注。這「造雙神運動」徹底剝奪了林公開反毛的道義基礎，同時也為毛搞掉林製造了極大的理論難題。在此之後，哪怕是小艦隊成功暗殺了偉大領袖，林也沒有可能公開反對毛或是嚴重偏離毛的革命路線。而毛要搞掉林，勢必就要否定他自己引為得意的文革，至少是他在文革發生后的許多言行。

   這就是後來批林批孔為何要從原來的批「極左」改成批「極右」的根本原因。林彪的言論完全符合毛思想，要當成極左批，勢必否定文革和毛的「繼續革命理論」，所以只好莫名其妙地把林彪和孔子拉在一起，栽給他個「復辟資本主義」的莫須有罪名。在整個運動中，我黨從來沒本事像批劉少奇那樣，批判林副的公開言論，只好拿什麼「克己復禮」﹑「天馬行空」之類據說是林的私下言論作文章，可見其在理論上的捉襟見肘。

   這就是毛的個人悲劇，他其實陷入了一個不可解的悖論：一方面，為了打倒實力雄厚的黨官僚集團，實踐他的烏托邦理想，他不能不以非常手段，把忠於毛思想的林彪提到副神位置。在打倒各級黨官僚之後，他不能不使用林的班底或至少默許林彪以其派系去填補權力真空，但在這麼做了之後，他就必然要陷入林的勢力急劇膨脹帶來的恐慌之中。出於權力鬥爭需要，他必須搞掉林彪，但出於意識形態需要，他又不能搞掉林彪。最後前者壓倒了後者，林彪事件於焉發生，最後是使雙方都遭受難以承受﹑無法恢復的意識形態重創。

   從理論的角度來說，林彪事件反映了毛理想主義與現實的不可調和的根本矛盾。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毛林之爭乃是毫無意識形態因素的權力鬥爭，只有成敗，沒有什麼是非可言。從國家民族的角度來看，毛林兩敗俱傷，乃是值得中國人民慶賀的大好事。如果林彪不垮，以他法定權威和雄厚實力，必能順利接班，而今日中國最好的前途也就是蘇式社會主義。天幸毛林決裂了，這才不但給了腦筋比較正常的老幹部復出的機會，更導致了整整一代人的覺醒，也才會有今日中國的相對光明模樣。

   許多人因為欽佩林彪的軍事才能，轉而崇拜這位天才統帥，我不覺得這種崇拜對非共產黨人來說有什麼道理可言。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教導我們：「政治上反動的作品，藝術上越成功，危害也就越大。」林彪投身的是給中國人民帶來史無前例巨大災難的反動事業，他的軍事才能越高，作的孽也就越大。共產黨人當然可以歌頌之，但我看不出非共同志有什麼理由去跟著唱讚歌。

   不過，從單純的做人角度來說，我個人認為林彪一生閃現了兩個亮點，第一個就是在５８年廬山會議整彭德懷時，偉大領袖把會理會議的舊賬拋出來，說林彪建議彭取代毛出來指揮乃是彭搞的陰謀，當此之際，林彪沒有落井下石，卻實話實說，說那是他自己的主張，彭事前並不知情。第二個就是他在引起毛的猜忌之後，竟然強項到底，拒絕向毛屈服，最後還奮起逃命。

   這最後一個亮點，當真是當時沉沉黑夜中的耀眼閃電。「千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林副的英勇逃命壯舉，格外襯托出了心甘情願低眉順眼聽任老毛強姦蹂躪的懦夫之黨與懦夫之邦的無恥。

   當然，林副這麼做，有如說是出自強悍的天性，似乎莫如說是出自其絕頂聰明。和高﹑饒﹑彭﹑黃﹑張﹑周﹑彭﹑羅﹑陸﹑楊﹑劉﹑鄧﹑陶等先驅不同，他從一開頭就沒有僥倖心理，深知沉痛悔罪並不能換來毛的開恩饒恕，唯一的作用只是成全毛的征服感與成就感，紙寫的檢查擋不住那終將劈下來的利斧，「等死，死逃可乎？」

   即令林副的行為動機真是這樣，那也不能抹煞這一亮點的光輝，相反，那更說明了他老人家乃是智勇雙全之輩。這一生有了兩個難得的亮點，雖然仍然不能免去他作為政治家的大罪，但卻足以讓他成為一個比較出色的人了。

   2006年1月19日－24日初稿2006年3月24日二稿2008年5月10日改定

   修改說明

   2006年初，我寫了本文第一稿，逐日貼在《海納百川•罕見奇談》上。該文的寫作動機不僅是就此重大事件提出自己的詮釋，更是想以實例演示如何在史學考證里使用柯南•道爾在《福爾摩斯探案集》中闡明的西式推理破案原則，從已知事實出發，通過逐一排除不可能事件推出未知事實，最後導出案情真相。兩個月後，我應朋友之命，對第一稿略作修改，請他轉給一位前輩高人過目。此後，我陸續看到《吳法憲回憶錄》與舒雲等人的調查材料，覺得必須加入有關材料，但一直到最近才有時間根據這些新信息修改全文。

   這次修改主要是改寫了第九節，著重介紹了過去沒有看到的當事人證言，並揭示了其中的諸多破綻。令我欣慰的是，儘管本文初稿是在看到這些新材料之前寫出來的，但基本立論（包括 「林副起飛不久后便逃出了雷達監控」的推測在內）並不因為新披露的信息而動搖，說明本文通過嚴謹的推理論證導出的結論經得住考驗。如果本文演示的通過邏輯辨偽推知事情真相的研究方法能給國產史學工作者們帶來某些啟發，那將是我能獲得的最大報償。

   註釋：

   （1）《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亦見《中華網•新聞》，2005年3月23日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ground/11028223/20050323/12188559.html（２）林立衡913后寫給中央的材料，引自李晨：《世紀風鈴：當代中國重大事件解密》，天箭資訊出版社，（3）《林彪衛士長著文透露林彪事件內幕》，《信使文摘》，2000年10月19日，亦見《林彪衛士長：林彪事件真相》，《博訊文壇》。（4）張耀祠：《中央警衛團長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群眾出版社，2001年8月（5）舒云：《「九一三」事件前毛澤東突然回京之謎》，中華網摘自《解放日報》。（6）舒云：《林彪案件完整調查》,518頁，明鏡出版社，2006年8月版。（7）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862－863頁，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第一版。（8）同上，862頁（9）舒云：《黃吳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林彪案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2006年8月版，亦見於《舒雲文集》，《華程網•電子文庫》，2007年8月2日。（10）高厚良：一個林彪事件歷史見證人的忠告——林豆豆，請走出謊言》，《中華兒女》，2000年第9期，轉引自《網路文摘》，http://www.people.com.cn/digest/200011/03/gc110309.html（11）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12）《吳法憲回憶錄》，752-756頁。（13）同上，751頁。（14）同上，784頁。（15）同上，798頁。（16）同上，805-806頁。（17）同上，597頁。（18）同上，752頁。（19）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第113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2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47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一版。（22）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356－35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23）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310-31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4）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471頁。（25）石雷：《耿飆在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關頭》，載《炎黃春秋》1994年第4期。（2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2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72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28）李志綏：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chatto & Windus, London, 1994.（29）《毛澤東和機要秘書張玉鳳》，載香港《動向》雜誌，2005年5月號。（30）劉吉純證詞，引自《當事人口述林彪叛國出逃前夜》，《歷史學家茶座》，2005年第1輯，山東人民出版社，轉引自《新浪讀書》。（31）舒云：《我不是「資敵罪」——空軍副參謀長鬍萍訪談錄》，《林彪案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2006年8月版，亦見《多維新聞網》，2008年4月24日。（32）宋德金：《「九一三」事件親歷記》，《博訊文壇》。（33）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173頁。（34）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413頁。（35）康庭梓：《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連載於《航空知識》2002年第2、3、4期。（36）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華夏經緯網》，2003年12月22日。（37）李德生：《憶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縱橫》雜誌，2003年10月。（38）《吳法憲回憶錄》，863-865頁。（39）舒云：《九一三事件謎中之謎》，《林彪案件完整調查》,明鏡出版社，2006年8月版。（40）舒云：《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黨史博覽》,2004年12期，亦見《網易新聞》，2005年10月31日。（41）《蒙古目擊者披露林彪事件之謎》，載《新龍環球軍事》網。（42）孫一先：《在大漠那邊——林彪墜機真相》，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2月，亦見《中華網•讀書》。（43）陳輝亭：《飛鳴鏑———中國地空導彈部隊作戰實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版。（44）Hannam, Peter: 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 1994. 英文原作無法從網上查出，此處引用的是丁凱文的譯文《前克格勃特工披露林彪死亡驚人內幕》，載《大紀元》網2005年9月16日。（45）康庭梓：《林彪座機副駕駛談九一三事件墜機之謎》，中華網新聞，2005年7月25日（46）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月。（47）《吳法憲回憶錄》，547-550頁（48）《吳法憲回憶錄》，7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