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回復: 0

中蘇分裂與196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

[複製鏈接]
匿名
匿名  發表於 2018-10-21 09:29 |閱讀模式
  撰文:神田豐隆

  翻譯:陳洪運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1962年,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戰敗」后,中蘇兩個共產黨政權開始出現公開的爭端。這一衝突持續升溫直至1969年,中蘇雙方的駐軍在烏蘇里江中的珍寶島發生軍事衝突。面對中蘇分裂,美國採取了「親蘇反華」的態度。美國加速同蘇聯緩和,結果是雙方開啟了達成軍備控制協議——如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和1968年的核不擴散條約——的新紀元。相反,美國對中國採取了敵視政策。1960年代中期,越南戰爭(的爆發)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也加深了美國對中國的敵視。作為回應,中國批評(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密謀」壟斷核武器,並因為擔心中國可能獲得原子彈而「合謀」孤立中國。總之,1960年代經歷了由於中蘇分裂而帶來的冷戰政治的轉型。

  1

  戰後日本的執政黨——自由民主黨的政治家們可被劃分為兩派。其中之一是所謂的保守主流派,由吉田茂(Yoshida Shigeru)及其後繼者,如池田勇人(Ikeda Hayato)、佐藤榮作(Sato Eisaku)和田中角榮(Tanaka Kakuei)領導。另一派是「反吉田」 派或稱保守支流派(conservative tributaries)。來自這一派的領導人有岸信介(Kishi Nobusuke)、石橋湛山(Ishibashi Tanzan)、椎名悅三郎(Shiina Etsusaburo)、三木武夫(Miki Takeo)和福田赳夫(Fukuda Takeo)。

  大量與日本政治相關的研究已強調了這兩派政策的差異,尤其是他們對美國態度的不同。保守主流派更為親美。他們是美日同盟的熱情支持者,且毫不猶豫地支持為美軍提供軍事基地。但是,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們認為這些政策將犧牲日本的獨立和主權。「反吉田」派並不反美,只是對美日安保體系多持懷疑態度。他們追求更為自主的外交,並堅持認為日本應擁有足以獨立保衛自身安全的軍事力量。

  但是,學者們尚未充分探討這兩個派別對中蘇同盟的不同看法。正如下文所示,吉田派的政治家們強調中國人與俄國人歷史上的競爭,並試圖誘使中國脫離蘇聯,尤其是藉助擴大日中貿易(的手段)。雖然他們希望同中國接近,但是他們對改善日中關係幾乎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反吉田派傾向於認為中蘇同盟將保持穩固。雖然他們也希望同中國接近,但是對他們來說,同蘇聯建立密切關係才是必要之舉。

  吉田在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兩度出任日本首相,為戰後日本的親美外交奠定了基礎。同時,他也是一位政治「導師」,對1960年代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吉田對中蘇同盟有著獨到的見解。早在1950年代初,他便堅稱中蘇同盟不會維持太長時間。考慮到兩國的歷史背景和民族性格,他認為:

  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他們自稱中央王朝,擁有一種強烈的比其他國家,起碼是比其他亞洲國家先進的優越感。雖然蘇聯人建立了基於相對理想和烏托邦觀念的社會理論,但中國人是現實主義的,且對其自身的利益十分敏感。鑒於兩國的民族性格和環境的差異,這兩個國家是不可能長期合作的。

  

  吉田茂

  基於此,吉田堅稱將很容易拆散這一同盟。

  雖然[中國]同蘇聯結盟在短期內可能對中國有利,但從長遠來看,則不利。中國同蘇聯攜手的情況持續時間越長,則中國愈發確信對其自身是不利的。我認為,如果採取某些措施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這一理論和現實,那麼將中國從蘇聯陣營中拉出來是很容易的。

  在他看來,美國對中國的過分敵視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障礙。此外,他認為有必要要求英國在日本和美國之間調停:

  最理解中國人這類心理的是日本人和英國人,他們對中國問題有著長期的經歷。坦誠地講,美國人尚未達到完全理解中國的程度。戰後美國人採取的所有政策幾乎都失敗了。[…]英國作為調停者加入[美日關係],並同后兩者在對華政策方面密切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更具體地說,吉田認為應該將同中國進行貿易作為實現這一政策的一種方法。

  從長遠來看,目前在戰略物資和重要物品方面的禁運,並不總是符合自由國家的利益。[…]相反地,使中國人認識到同自由國家的貿易將最終使他們獲益,而同蘇聯的結盟將最終使之受害是必要且有益的。就此而言,美國的對華政策正走向相反的方向。

  誠如後文所言,吉田對中國和蘇聯的看法及其政策框架對池田和佐藤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反吉田」派的政治家們對中蘇關係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中蘇關係的紐帶十分牢固。即使在1960年代這兩個共產黨政權的分裂公開化后,「反吉田」派的政治家們仍堅信中蘇同盟將在不久的將來重新恢復。因而,僅僅中國同西方接近,並不能使他們滿足,除非他們也可以同蘇聯接近。雖然吉田的「保守主流派」對發展日蘇關係甚為冷淡,但「反吉田」派的政治家們卻對蘇聯的「和平共處」政策甚為推崇,並對改善同後者的關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其中,石橋湛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他於1950年代末出任日本首相,是 「日中美蘇和平同盟」的鼓吹者。與吉田希望中蘇同盟分裂不同,石橋認為維持這一同盟是非常必要的。1963年10月,當池田首相試圖通過擴大同中國的貿易以便誘使中國脫離蘇聯陣營時,石橋訪華並拜見了中國總理周恩來。石橋含蓄地批評了池田,並告訴周,「在日本,有些人想要利用這一分裂,他們認為中蘇兩國之間意識形態的衝突對日本是有利的。作為一個旁觀者,我認為,如果中蘇相互合作,則互利共贏。因此,我認為兩國不應分裂。」 由於他的目標是創建「日中美蘇和平同盟」,因而,有必要確保包括中蘇在內的這些國家間沒有任何衝突。

  另外,雖然石橋贊同蘇聯的外交政策,但卻不認可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行為。1964年,他以日蘇友好協會主席的身份訪蘇。訪問結束后,他在個人備忘錄中寫到,「長期以來,我一直支持和平共處理論。現在,我認識到這對蘇聯來說是一個現實。」 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他同樣認為,以1963年締結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為標誌的美蘇關係的改善,是一個「真正令人愉快的現象」。然而與之相反,(對中國)他表述道,「我不能理解中國人[對待和平共處]的思維方式。」

  椎名悅三郎、三木武夫和福田赳夫均曾在池田-佐藤時代擔任外相,並對(日本)同中國和蘇聯的外交持有類似的政策框架。在這一時期,他們每個人都在改善蘇聯同日本的關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

  1960-1964年間出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時常作為「吉田派最好的學生」之一被提及。雖然其前任岸信曾為日本外交爭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權,並完成了對《美日安保條約》的修改,但池田卻毫不猶豫地在安全方面依賴美國,同時更為強調經濟發展。當今的歷史學家們認為池田的政策奠定了吉田主義的基礎,而吉田主義被視為戰後日本外交最主要的原則,即經濟中心導向。 此外,池田在制定有關中蘇同盟的政策時,傾向於他的導師吉田。他本人承認,「首先開啟我對外交和國際事務認識之眼的是前首相吉田。」

  

  池田勇人

  確實,1950年代中期的某些跡象表明,池田對中國和蘇聯的看法受到了吉田的顯著影響。1954年8月,池田發表聲明批評美國對亞洲的政策,並表達了同中國接近的願望:「正如印度支那停戰協定所表明的,美國的反卷政策(roll-back policy)是一個敗筆。因此我們有必要調整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打破當前未維持關係的局勢。」 然後,池田進而對吉田(的政策)進行呼應,建議日本力爭同英國合作:「除了維持同美國的和睦相處外,同英國的合作[對日本]來說也是十分必要的。」 1955年,池田抨擊了鳩山一郎內閣(Hatoyama Ichiro Administration)採用的「同蘇聯和中國恢復關係」的口號。在池田看來,「視中國和蘇聯為一體是不恰當的。我認為中國和蘇聯是不同的。」他進而解釋道,中蘇同盟是有問題的,正如吉田也曾指出,「因為兩者歷史上不同。」

  但是,當池田在1960年組閣時,日本的決策者們普遍認為中蘇同盟是穩固的。雖然他們公開承認中蘇關係中存在著某些問題,但日本外務省的大多數官員拒不相信中蘇兩國之間存在嚴重分歧的可能性。中國課課長遠藤馬唐(Endo Matao)在外務省的一次會議上談到:

  中國和蘇聯擁有共產主義者[共同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堅持其追求共產主義發展的基本立場,因而對於他們來說,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具有極端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們有必要在國際政治中保持一個強大的聲音。同時,他們也需要安全和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在近期是不可能疏遠的。

  儘管外相不支持誘使中國脫離蘇聯陣營的政策,但池田仍堅持追求自己的目標,熱切期望在他的任期內能同中國接近。1961年,聯合國的許多成員國開始聲稱共產黨中國應該得到承認並成為其中一員。池田和他的外相小坂善太郎(Kosaka Zentaro)訪問美國、加拿大和歐洲以期說服西方國家領導人,允許中國加入聯合國。池田同中國接近的政策,尤其得到了加拿大總理約翰·迪芬貝克(John Diefenbaker)的同情。池田向迪芬貝克表達了他對中蘇關係的看法,他認為,「從長遠來看,由於民族性格(的差異),中國人似乎不會同蘇聯人合作太長時間,」 這同吉田在文章中的看法如出一轍。

  1962年秋,自民黨內親華派的兩位政治家:松村謙三(Matsumura Kenzo)和高崎達之助(Takasaki Tatsunosuke)為商討恢復日中貿易問題訪華。他們的努力促成了於同年11月成功開始的「廖承志-高崎達之助貿易(Liao-Takasaki Trade)」。然而,直到最近,人們才得知事實上池田引導了整個外交過程。他親自指導談判,甚至親自挑選訪華的代表。 此外,在這兩位政治家前往中國后不久,池田便訪問西歐,努力說服歐洲領導人認同其對華政策。例如,池田告訴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我與吉田先生有著近乎相同的看法,即如果西方推動同中國的貿易,那麼中蘇關係將疏遠。」現在中蘇關係「已經迅速惡化」,中國開始採取一種「比以往更為現實的政策」。因此,「西方國家不應錯過此次離間中蘇同盟的良機。」

  

  周恩來和松村謙三

  1963年8月,池田授權出售化學纖維維尼綸設備,這是西方陣營第一次向中國出售這種設備。在池田做出出口這種設備的決定前,美國和台灣曾表示強烈反對,警告這將給中國共產黨提供經濟援助。而且,日本外務省也不支持這一計劃。事實上,外務省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的結論是,「一旦這一計劃被批准,將存在引起一場遠比出口本身更為重要的國際反應的危險。」 儘管如此,這些國內外的壓力沒能改變池田的想法。正如池田於同年4月份對法國外長莫里斯·顧夫·米爾維爾(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所說的,他的決定同樣基於他對中蘇關係的看法:「我認為,蘇聯和中國的關係將會越來越糟。因此,我們應該同共產黨中國進行交往,使他們認識到自由主義有多好。」他同時指出,「長期同共產黨中國不發生關係是不現實的」,但障礙之一便是「美國對中國過分敵視的態度。」

  同他在對華政策上熱情十足不同,池田不願意改善同蘇聯的關係。1961年8月,他同蘇聯領導人尼基塔S.赫魯曉夫(Nikita S.Khrushchev)開始了所謂的「書信戰(correspondence war)」,對各自在領土問題、和平條約以及核試驗等問題上採取的態度相互攻擊。這場「戰爭」持續了兩年多,但沒有產生任何建設性的結果。為推動「日中美蘇和平同盟」的理念,1963年9月,石橋試圖一併訪問中國和蘇聯。但是,池田拒絕了訪問蘇聯的計劃,因為他關注的不僅是這次訪問本身,還有其對日本同中國關係的影響。總之,池田在中蘇分歧擴大時期採取了一種「親華反蘇」的政策。

  然而,美國對中蘇兩個共產黨大國的政策同池田的政策恰恰相反。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后,肯尼迪政府加速了同蘇聯的緩和。此外,在1963年8月池田向中國出售維尼綸設備之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就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達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國增強了其對中國的敵視政策,尤其是在意識到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中中國人的威脅之後。越南局勢的惡化更增強了美國對中國的敵視。美國的政策之外,中蘇的衝突也進一步增加了中國的孤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似乎傾向於採取一致敵視中國的政策。這一趨勢與池田試圖將中國整合進國際社會的政策顯然是不相容的。

  日本與美國之間的政策分歧導致兩者在中國問題上出現了令人心痛的爭端,並於1964年1月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訪日期間達到高潮。臘斯克曾與日本外相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就此展開激烈爭論。當大平詢問美國對蘇、對華政策的「調整可能性」時,臘斯克強調「到目前為止,我們正在尋求和研究著各種可能性,1962年8月古巴導彈危機帶來的蘇聯的重新謹慎,使其有了更大的希望,當時核恐怖深刻地影響了我們每個人。」相反,「不幸的是,北京並不認同這種體驗。」 因而,臘斯克暗示不管日本的偏好如何,美國都將堅持其「親蘇反華」的立場。

  然而,當為日本的「親華反蘇」立場辯護時,大平堅稱:

  二戰中日中之間的衝突至今仍使日本民眾有一種負罪感,日本民眾並未感到自身直接捲入東南亞以及共產黨中國和印度的邊界衝突中。

  (日本民眾)對蘇俄有一種比對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深刻的仇恨感,而對共產黨中國的敵視並不強烈。因此,日本民眾的感情同美國民眾的感情十分不同。

  但是,臘斯克以如下的言論來駁斥大平的觀點,

  日本應該考慮其自身的利益——例如,在朝鮮、台灣(Formosa)、越南、柬埔寨、泰國以及印度尼西亞。日本應該考慮它自身的利益將受到北京方面對這些地區政策和行動怎樣的影響。

  雖然他們最重要的外交盟友不甚滿意,但池田內閣直到1964年中期始終堅持其同中國親近的政策。尤其是1964年4月,池田再次派松村訪華。按照池田的指示,松村建議中國應同美國和日本交換記者。雖然中國拒絕了同美國交換記者的意見,但卻同意同日本交換記者。此外,松村成功地同中國達成在東京和北京分別建立貿易辦事處的協議。這些辦事處是自二戰結束以來,中國和日本之間第一批固定交流渠道。

  然而,同年8月初的東京灣事件不僅使越南危機進一步升級,而且惡化了中美關係。由於美國開始為對抗中國做準備,池田的對華政策因之受限。他不能為了中國犧牲美日同盟。結果,兩周后他向台灣人宣布他不會批准授權向中國出口維尼綸設備。同時,他任命椎名悅三郎為外相,後者以「台灣說客」的稱號而出名,且對改善日中關係毫無興趣。

  鑒於椎名對國際局勢,尤其是中蘇關係的看法,對他的任命表明池田放棄了誘使中國離開蘇聯陣營的政策。1964年10月前後,椎名在其個人備忘錄中寫道:

  國際局勢正在瞬息萬變或不穩定嗎?

  (是的。)它不穩定。因而,我的看法是基礎沒有改變。

  何以如此?

  東方:雖然蘇聯和中國不能很好地和解,但是雙方都有彼此接近的意願。

  西方:美國和英國同此前一樣。雖然法國不是很合作,但是自由陣營沒有分裂。

  因此,雖然東方和西方都有某種極化的趨勢,但這只是一定限度內的現象而已。

  椎名將蘇中之間任何潛在的衝突都只歸咎於同盟內部的摩擦。他不相信中國將如池田認為的那樣離開蘇聯,而同西方接近。然而,椎名的看法並未對池田外交產生重要影響,因為後者的健康問題使他在任命椎名不久后便很快辭職。但在佐藤榮作接替池田后,椎名卻仍居其位。在佐藤內閣任期的最初兩年裡,椎名領導了支持美蘇緩和的新政策,從而將日本置於支持兩個超級大國共同遏制中國的境地。

  3

  

  儘管椎名堅持自己的看法,但於1964年11月接替池田的佐藤榮作卻在中蘇關係上同吉田和池田保持一致。他同時認為西方國家應該同中國接近,以離間中蘇同盟。早在1954年,他陪時任首相的吉田訪問歐洲時,便對吉田的見解十分欽佩,他在日記中寫道:

  [吉田]首相關心的是英國和美國在諸如是否承認共產黨中國和援助蔣介石這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他認為讓中國和蘇聯的關係保持原狀,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不合時宜的。因而,他堅稱西方務必要採取一種離間中國和蘇聯的協調政策。陪同首相出訪后,我認識到他的看法是完美的。現在是自由國家聯合起來的時候了。

  

  椎名悅三郎

  另外,他寫道,此前的英日同盟「阻止了俄國的侵略,並對世界和平以及兩國的長久安全做出了重大貢獻。……就當今的世界局勢而言,取代俄帝國主義的蘇俄共產主義侵略的威脅仍然存在。」  佐藤同意吉田和池田的看法,即為了實施分離中蘇的政策,英國的作用至關重要。

  1963年秋,佐藤出訪歐洲,同包括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在內的許多領導人舉行了會談。在此次同佐藤的會談中,戴高樂批評道,美國的對華政策基於一種「美國人的錯覺(American Illusion)」。戴高樂說,「在美國,存在著這麼一種觀點,即在赫魯曉夫同毛澤東競爭中有必要支持前者。在法國,我們不這麼認為。我們認為有必要就事論事。」佐藤答覆說,他也不「認同美國的政策,因為它不是用來應付真實的情形,尤其是在同中國的關係方面。相反,在歐洲,他們對中國問題認識的更清楚些。」 佐藤和戴高樂都對同蘇聯緩和以及美國試圖孤立中國的類似政策表示懷疑。

  然而,當佐藤組閣后他不能將中國視為他的第一選項。1964年2月,美國開始轟炸北越,導致中美之間強烈敵視。另外,佐藤試圖實現沖繩回歸日本,二戰以來它一直為美國所佔領。因此,他對增強與美國的合作以及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結果,他決定支持美國同蘇聯緩和以及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

  在1964—1968年佐藤內閣執政的前半期,蘇聯與日本的關係迅速改善。雙方的部長互訪不斷,在民用航空、貿易、漁業以及領事方面簽署了諸多協議。另外,佐藤加強了同台灣、南韓和印度的關係,它們都同中國存在競爭。佐藤的政策引起中國對其政府的強烈抨擊。這一時期,中國常常抗議其被「美蘇日反華神聖同盟」所包圍。外相椎名是佐藤內閣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領導了肯定蘇聯的外交政策。1966年5月,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外交政策的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1)將蘇聯和美國聯合在一起。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在諸如航線等領域,在美國人和俄國人之間斡旋。我們可以將[莫斯科-]東京航線擴展到紐約。

  ……

  共產黨中國問題

  和平共處。

  迫使北越放棄其游擊戰略。

  接受我們單獨承認中國(包括台灣)。

  在椎名看來,日本不僅應該支持美蘇緩和,更應作為一個調停者推動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友好關係。與他實現蘇日友好關係的熱切渴望相反,其對華態度甚為嚴苛。他要求中國採取一種蘇聯業已堅持的和平共處原則。另外,在同中國關係正常化時,他毫不妥協地堅持條件。簡言之,椎名是一位「親蘇反華」的領導人。

  另有證據表明他對中國和蘇聯的看法。幾乎與此同時,他在個人備忘錄中寫道:

  日本的立場

  1、為維持日美安全同盟體系,維持台灣的現狀是必要的,這也是《日美安保條約》中認可的。

  2、只要共產黨中國不接受這一點,日中關係將不會改變。我們希望[同中國]和平共處。

  ……

  3、只要蘇聯繼續實行和平共處政策,我們就將支持它,雖然我們不應忘記他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1966年繼任椎名的三木武夫,在中蘇關係問題上認同椎名的觀點,因而直至1968年任期結束,一直致力於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同椎名相似,三木傾向於認為中蘇同盟是穩固的。1969年3月,蘇聯和中國的邊界駐軍在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發生衝突。在日本,許多人認識到了中蘇分裂的嚴重程度。但是,甚至在1970年10月,三木仍堅稱「中蘇關係可能在某些時候出亂子,但在將來必然得以改善。」在他看來,蘇聯可以迅速地改變它的態度。因為就在8月份,蘇聯還同其過去嚴重不信任的西德簽署了《莫斯科條約》。

  像椎名一樣,三木相信蘇聯的和平共處政策,並期望中國能以蘇聯對西方的外交政策為榜樣。1966年,三木訪美並發表演講,他指出,推動「中國變成一個同當今的蘇聯一樣,相信同美國存在共處可能性的國家,」是「日本和美國」的「共同問題」之一。 作為佐藤內閣的第二任外相,三木繼續採取同美國外交一致的親蘇政策。

  然而,「親蘇反華」政策並不符合佐藤的長期目標。雖然他致力於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但1967年2月,他告訴駐大亞瑟·戈德堡(Large Arthur Goldberg)的美國大使,「雖然美蘇關係似乎在朝一個好的方向發展。但是,他[佐藤]想提醒美國,過於相信蘇聯是危險的。」此外,他強調說,他視蘇聯而非中國為主要威脅。 由於這一「反蘇」言論與此前佐藤內閣採取的立場涇渭分明,因而不免在華盛頓引起熱議。美國駐日大使U.亞歷克西斯·約翰遜(U.Alexis Johnson)的分析被給予了最多的關注,因為他在東京發電報稱:

  當然,我們不必對此感到驚訝,因為它與歷史上和內在的日本人對不管是俄帝國還是共產主義的俄國的態度相符,雖然中國的最新發展,已使歷史上形成的日本人的態度發生某種改變,但是佐藤的言論似乎預示著這些短期的趨勢不能改變日本人潛在的親華反俄情緒。

  時任約翰遜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的沃爾特W.羅斯托(Walt W.Rostow)稱讚該電報為「一位稱職的大使應該寫,但是很少有人這麼做的。」但是,儘管約翰遜將其注意力放在日本對中國和俄國「歷史上的」和內在「感情上的」態度。但羅斯托認為,日本對這兩國的態度基於其對兩者實力的判斷。羅斯托寫道:

  總的來說,日本想看到的共產黨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既不太弱而依附於蘇聯,也不太強而威脅到日本。日本希望蘇聯既不同美國發生公開衝突,也足以同美國、中國等相抗衡,以便它必須認真對待日本,同時不認為能夠自由地對它施加影響。

  日本想要得到我們的保護、經濟上的聯繫以及友誼。基於此,日本意欲在亞洲建立領導地位;同時日本希望以實力為基礎同共產黨中國和蘇聯都進行貿易。

  但是日本不希望我國與共產黨中國或蘇聯任何一方走得太近——尤其是後者,因為蘇聯實力相對更強。

  不管他們對日本外交的背景有何見解,佐藤都成功地使美國人認識到其政府的親蘇政策只是權宜之計。同時,隨著越南戰爭達到頂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大勢已去,同中國接近變得更為現實可行,佐藤逐漸放棄了「反華的美蘇日神聖同盟」,努力回歸到池田採取的「親華反蘇」的路線上來。

  4

  1969年3月,中蘇之間爆發了一場邊界軍事衝突。事後,大多數日本決策者不再視國際格局為以兩個超級大國為中心的兩極結構,而開始視之為由美國、蘇聯和中國組成的三極結構。這一轉變的出現,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中國現在完全擺脫了蘇聯的影響。然而,對於將來這三極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一致的看法。特別是,中蘇關係能否恢復以及中美關係能否緩和的問題更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三木和岸信介認為前者比後者更有可能。相反,外務省的大多數官員對這兩種可能性都表示質疑。佐藤的看法是中美緩和比任何情況下的中蘇重新聯合都更有可能。7月份,他告訴美國國務卿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gers)「蘇聯已替代美國成為中國的頭號公開敵人。」 他期望美國能放鬆對中國的孤立,以便日本能很快有機會同中國接近。

  1970年初前後,佐藤向 「親華反蘇」政策的轉向更為明顯。他在議會中聲稱,他的政府打算同中國談判。此外,世界各地的日本外交官尋求機會同中國代表接觸。同時,佐藤還派遣了多名特使前去中國。在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公布他的訪華計劃以及1971年7月份中美實現緩和后,佐藤在議會中評論說,他也可以訪華。同時,他改變了他的對蘇政策。事實上,他多次拒絕蘇聯提出的要他訪問莫斯科的邀請。另外,他是第一位在聯合國的講壇上聲稱「日本和蘇聯在屬於我們自己的北方領土問題上的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的日本首相。此次演講后,日本與蘇聯之間開始相互攻擊,這同池田時代甚為相似。

  但是,佐藤親華反蘇政策的轉變面臨困境。首先,中國對佐藤本人持有很強烈的個人偏見。原因之一是,在成為首相前,佐藤似乎很想實現同中國的緩和。然而,佐藤隨後實行的孤立中國的政策被中國視為「背叛」行為。另一個原因是,佐藤是岸信介的弟弟,而後者是親台灣說客中的鼓手,並曾出任主張修改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的前首相。

  第二個困境是佐藤連續掌權7年之久,是日本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首相,因而被認為受日本的政治文化影響太久。為了避免失去自己的政治影響,他任命福田赳夫擔任他的外相。福田是自民黨黨內最大派別的領袖,也是當時下屆首相最有可能的人選。但是,福田本人又是一個十分重視日蘇關係的人。1972年,福田發表了其有關日本外交的文章。在文中,他甚至未曾提及尼克松訪華一事,卻對尼克松訪問莫斯科大肆渲染,而尼克松訪問莫斯科是在訪華后三個月進行的。 同椎名和三木相似,福田對美蘇緩和的進程讚不絕口,同時希望日本對此強烈支持。1972年1月,他成功地邀請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訪日。2月份,他還主動同孟加拉共和國和蒙古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而這是應葛羅米柯訪日期間的要求而做的。由於日本人民對佐藤的過長任期感到厭倦,加之他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弱,因而除了接受福田的親蘇政策外,他別無選擇。

  但是,1972年7月,田中角榮而不是福田被選為自民黨主席,並接替佐藤成為首相。田中對中國以及中蘇關係的看法同佐藤一致。1968年,田中在一份雜誌上表達了他的看法:「我認為中國『另有所圖』。他們口口聲聲地攻擊『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並將日本捲入衝突之中。但是,我懷疑他們的真正衝突,不是同遙遠的太平洋對面的美國,而是同與他們有著共同邊界,在同一大洲的蘇聯。」 與佐藤相似,田中認為同蘇聯的衝突,而不是同美國的衝突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因而,田中持「親華反蘇」的態度。9月份,田中訪問北京,同中國成功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其訪問結束,同中國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雙方同意「反對任何國家或任何國家集團謀求霸權。」 這一「反霸條款」意指「反蘇」,招致了蘇聯的批評。

  在1972年2月份公布的《美中上海公報》中,尼克松也同意與中國一道反對「霸權」。但是,當尼克松訪問完上海,繼而訪問莫斯科時,他也對蘇聯提出的「將不承認任何人在世界事務中有任何特權和優勢」,表示贊同。 美蘇協議意在抵消美中反霸條款,以維持美國同中國和蘇聯關係的平衡。相反,田中沒有同蘇聯達成此類協議。雖然尼克松在中蘇衝突中努力保持一種中間立場,田中卻毫不猶豫地採取了「親華反蘇」的立場。

  5

  

  1960年代,中蘇分裂帶來了冷戰國際政治的轉型。在這場兩個主要共產黨國家的衝突中,美國站在了蘇聯一邊並加速美蘇緩和,同時強化敵視中國的政策。結果,中國同時面對兩個超級大國。從總體上看,日本對這三個大國之間的國際政治影響甚微。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對外部國際環境的變化反應消極。這在1960年代中期美國推動同蘇聯緩和時表現的尤其明顯,由於日本別無選擇只得採取追隨美國人同俄國人合作的政策。類似地,如果沒有此前一年美中關係的和解,1972年日本同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也不可能實現。

  然而,這並不是說日本領導人對國際秩序沒有自己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領導人認為中蘇關係將會破裂,並預感到中國將加入西方陣營反對蘇聯。「反吉田」派政治家們則認為中蘇關係是穩固的,並重視日本同蘇聯的關係,這恰恰是吉田派忽視的方面。1960—1972年間,兩派都影響了日本對華和對蘇外交。但是,由於這一時期所有首相都來自「保守主流派」,「親華反蘇」的路線在日本外交中相對更為重要。特別應指出的是,1972年日本同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就是由對蘇日關係不感興趣的「保守主流派」政治家田中實現的。

  而且,田中的政策是日本消極回應外部環境的大趨勢中的一個例外。從這一意義上講,它同美國在兩個共產黨國家之間平衡關係的政策是不一致的。隨後,美國靠向田中的立場。1980年前後,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美蘇關係由緩和轉向了「第二次冷戰」。期間,美國同中國建立了官方外交關係,並鼓勵美中軍事合作。簡言之,美國此時也採取了「親華反蘇」的立場。值得指出的是,田中在日中關係中的成就之一是促進了美中外交的正常化。實際上,美國和中國同意在台灣問題的談判中使用「日本模式」。同時,田中也開創了在同台灣解除外交關係后交換「非官方」機構的先例。 因而,田中的親華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對國際秩序乃至推動中國融入西方都產生了影響。

  本文由《冷戰國際史研究》授權提供,刊發時略有刪節,註釋略去,原文見No.23,2017年夏季號。

您需要登錄后才可以回帖 登錄 | 註冊

本版積分規則

關於本站 | 隱私權政策 | 免責條款 | 版權聲明 | 聯絡我們

Copyright © 2001-2013 海外華人中文門戶:倍可親 (http://big5.back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程序系統基於 Discuz! X3.1 商業版 優化 Discuz! © 2001-2013 Comsenz Inc.

本站時間採用京港台時間 GMT+8, 2019-10-16 11:17

快速回復 返回頂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