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劉曉波之死和無力對抗中國威權的西方世界

   　儲百亮 2017年7月14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周四，人們在香港悼念在押期間因癌症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

　　北京——中國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在1989年聲名鵲起，當時共產黨在天安門廣場暴力鎮壓抗議活動，引起國際嘩然。

　　近30年後，劉曉波在關押期間因癌症病逝，在病篤與無聲中再次突顯一個問題：西方政府缺乏對抗捲土重來的中國威權主義者的能力或意願。

　　

　　Odd Anderse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當日，為劉曉波舉行的火炬遊行。

　　劉曉波的命運反映了在西方與中國的交涉中，人權問題是如何大事變小的。同時也顯示出，駕馭著一個擁有強大軍力的大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可以怎樣蔑視外國的請求，哪怕這關乎一個垂死之人。

　　「情況肯定變得更加艱難了，」中美對話基金會(Dui HuaFoundation)創始人、美國商人康原(John Kamm)說，幾十年來，他默默遊說中國政府釋放政治犯或改善他們的待遇。他表示，遵照劉曉波及其妻子的意願，他曾設法讓劉曉波獲准離開中國接受治療，但卻無功而返。

　　「我已經儘力了，盡了我所能，」他在劉曉波去世前說。「情況現在非常困難。很難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這些日子以來，在西藏和新疆的囚犯生活條件上，西方大國政府很難得到中國的回應。人權倡導者和專家說，很多西方政界人士和中國官員的會面都被其他問題佔滿，比如朝鮮、貿易與投資、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路安全等問題，他們不像以前那麼願意集中在人權問題上了。

　　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政府，也禮貌地敦促中國釋放劉曉波，由妻子劉霞陪同出國治療肝癌。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她希望看到向劉曉波及其家人發出的一個人道主義訊號」，而特朗普總統本人沒有公開表態，交由下級官員置評。

　　默克爾的聲明反映了世界秩序的轉變，而在特朗普的治下，美國也脫離了最直言不諱的人權倡導者這個傳統角色。

　　不過，康原和其他人還表示，這種轉變早在特朗普一月入主白宮之前就已經開始。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表示：「我認為，在2017年1月20日之前，國際社會也沒有為中國境內的和平、獨立民間團體進行強硬而持續的外交干預。總的來說，特別是在2000年代到2010年代這段時間，外國政府在這方面的興趣逐漸減少，沒有真的儘力去抗爭，促進中國進行系統性變革。」

　　在劉曉波的問題上，中國官員把西方政府的呼籲說成是干涉。

　　北京發布了劉曉波住在中國東北一家醫院的視頻和照片，彷彿在說：我們不需要你們來指導如何照顧我們的囚犯。北京邀請了德國和美國癌症專家去看望劉曉波，但卻無視他們的建議。專家們說，劉曉波的身體狀況適合出國治療。

　　「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如果他能有半個月，或兩周，或四天，或者半天時間的自由，可以在八年的沉默之後發聲，那對政府來說是不可容忍的。十年前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可能還有一點希望。但政治氣氛已經變了，」劉曉波的朋友、筆名「野渡」的吳楊偉說。

　　每當要遊說中國改變對異見者的嚴判，減少對公民權利的各種束縛，對話從來都不會友好，進展一直微乎其微。但劉曉波的案例反映了西方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的施壓減少到了何種地步，中國領導人很擅長利用經濟和外交的誘惑及威脅來挫敗這種壓力。

　　聯合國高層官員對劉曉波去世的消息反應不一，似乎也反映了圍繞中國和人權問題的地緣政治的變化。中國竭力通過增加財務支持和提供維和部隊來提高自己在聯合國的地位。

　　該組織的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扎伊德·拉阿德·海珊(Zeid Ra』ad al-Hussein)在一份悼辭中明確批評了中國，稱劉曉波是一名「因堅持信念而入獄」的衛士。

　　但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要小心許多。在被請求置評時，他的發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Stéphane Dujarric)表示，古特雷斯「深感悲痛」，但他沒有提到劉曉波去世的背景和他的妻子行動受限的情況。「在目前這個階段，我沒有更多可以講的，」杜加里克周四對記者講道。

　　1989年，中國政府指控劉曉波是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示威——后遭武力鎮壓——的學生背後的「黑手」，之後被關押了近兩年。當時，共產黨領導層批判了受西方影響的顛覆行動，將沒有逃離中國的抗議活動領導者關進監獄。

　　不過，中國當時更容易受到壓力的影響，有時會做出妥協。

　　1989年，中國是世界第九大經濟體，需要先進國家的專業知識、投資和技術才能開始再次獲得增長。它也沒有太多盟國可以幫助它抵禦西方的制裁和孤立。中國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來擔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似乎渴望獲得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及其他西方領導人的肯定乃至友誼。

　　但自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經濟開始起飛后，北京的領導層越來越不願在人權問題上做出妥協。這種姿態反映了中國的經濟和外交實力。但它也反映出領導層存在已久的擔憂：即便獲得了強勁的增長、廣泛的支持，有了強大的警察部門，他們依然容易受到政治敵人的影響。

　　從1989年至2008年——劉曉波在這一年參與起草了呼籲民主改革的《零八憲章》——他和其他異見者依然期待在中國公民動員的推動和西方政府與機構的鼓勵下，能夠勸說政府給予公民更大的自由。即便不時遭遇挫折，許多人依然相信，不斷擴大的市場力量和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將使歷史朝著他們期待的方向發展，會讓政府最終接受政治自由化。

　　「中國經濟現在還在高增長中，它有這種經濟上的發展來支撐政治上的轉型，」劉曉波在2004年接受採訪時曾這樣講道。「中國現在所處的國際環境和以前相比大不一樣了，對它在政治上的改革會有非常強大的國際性的支持。」

　　但劉曉波在2008年被捕，2009年被判11年徒刑。自2012年以來，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監督下，中國對異見者、人權律師和獨立民間組織進行了更廣泛的打壓。劉曉波的支持者沒有放棄希望，但他們看到政府有了應對批評者的信心。

　　對話基金會的康原表示，他會繼續提交政治犯名單給中國官員。但他表示，他也打算指出政府對待劉曉波的方式會對中國的形象造成什麼損害。

　　「我想他們在這件事上遭到了巨大的打擊，」康原說。「今晚我的名單上有五名囚犯，我會利用這一點竭力將他們帶出監獄，讓他們回到親人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