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訪問劉曉波博士全文

　　北美在線(NAOL.CA)： 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全文：

　　作者按：自從劉曉波在本報亮相以來，我期待著和他見面。11月27日，他結束在挪威的講學，應夏威夷大學之邀，途經香港，逗留幾日，接受了解放月報的專訪，下面是根據錄音整理的訪問記錄。

　　

　　劉曉波

　　今年6月，北師大舉行劉曉波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的答辯會，九位全國一流的教授專家一致同意授予劉曉波文學博士學位。但是，這篇訪問中的劉曉波，沒有表示一點學者的拘謹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頑強地表現自己觀念的「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銳來自於世界觀的成熟，他的勇敢無畏則顯示了和中國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溝，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灣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劉曉波為當代中國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論代表，他是當之無愧的。因此，這篇訪問記錄值得推廣給所有關注中國發展和青年一代狀況的人士一讀。

　　問：您在大陸被視為一匹「黑馬」，言論「偏激」，他們怎麼會放你出來的呢?

　　劉曉波：我出國沒感到多大阻力，手續辦得非常順利。邀請遞上去，先由系裡批准，再由學校批，我只去過國家教委兩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護照與簽證。這在中國人中是非常順利的，人家出國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簡直要扒掉一層皮。我一次也沒去過挪威大使館

　　對教育制度的批判

　　問：你今年6月在北師大獲得博士學位，是否意味著一種官言承認?

　　劉曉波：我永遠不承認學問好壞由博士碩士決定，我只看具體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學位。我認為，不論在國內外，真正像樣的只是極少數，所以我說大學畢業生有95%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97%。博士畢業生有98%、99%的廢物。不能用學位去評價一個人，同人接觸，我完全憑感覺決定喜惡、好壞。

　　問：西方社會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學位往往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你看中國的學位制在國際上地位如何?

　　劉曉波：中國的學位，我不想多談，我想談談中國的教育制度，這個制度有一點是世界各國無法企及的，即它通過教育如何把人變成一個奴隸。

　　問：你是說過去還是現在?

　　劉曉波：過去現在都一樣。

　　問：一點變化都沒有嗎?

　　劉曉波：沒有。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奴隸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經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在中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夾板」中長大的，就如圍住長的一棵樹，長出杈就砍掉。

　　問：你在文革時開始念書了吧?

　　劉曉波：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那時我是一個孩子，我可以想幹什麼便幹什麼。父母都去幹革命。學校都停課了，我可以暫時擺脫教育程序，去干我想乾的事，去玩，去打仗，我過得很愉快。

　　問：你這次去北歐，是幹什麼?愉快嗎?

　　劉曉波：是奧斯陸大學一個基金會邀請的，他們有一筆研究中國的經費，準備請五個人：第一個是我，第二個是北島，然後是陳凱歌、萬之、米丘。去講了五次課，留下一個講課提綱，3萬多字，主要講中國文學。

　　

　　劉曉波

　　對西方漢學的批判

　　問：這三個月，你對北歐的中國研究有什麼印象?

　　劉曉波：我仍然說，他們的漢學家中98%是廢物，學素質極差，很多人在向中國政府諂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們不是學者。我比較喜歡的是如澳大利亞的李克曼，美國的費正清，他們真正是搞了中國問題，他們對中國採取一種冷眼旁觀的超脫態度，但現在不少漢學家，如德國的、瑞典的、北歐的，他們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國，中國的東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歡某個作家，研究他的東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奧斯陸大學東亞系教授的水平是誤人子弟的，包括語言能力。我對他們說，你們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有如中國人研究越南文學、朝鮮文學的水平。那位邀請我去的漢學家說，我是第一個被他們邀請又對他們不客氣的中國人。

　　問：除了文學問題外，你在國外還談政治社會問題嗎?

　　劉曉波：很少。我在國外很深的一點體會是，想做一個真實的人，上天給了你不同於別人的天賦，你能把它貫徹到底。這就是一個徹底的人。做這種人不僅在中國，就是在西方一樣需要勇氣和智慧，人類的不少弱點是共同的，只不過中國人把它發展到他媽的沒法再「操蛋」(北方粗話)的地步。

　　問：你這次去夏威夷，準備講什麼?

　　劉曉波：不準備再講文學，想講講哲學，大約三個月，然後可能去美國加州。

　　問：你這樣雲遊四海，還打不打算回去?

　　劉曉波：我現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證我將來會有什麼變化。

　　問：有的中國作家說，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就很難作出成就來，你同意嗎?

　　劉曉波：他們是給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現，生活就在你腳下，每分鐘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對內心世界，能保持感覺，就能寫出東西，不論你生活在哪裡。

　　問：你自己會不會面臨抉擇呢?

　　劉曉波：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將來有可能用英語表達的意思，但語言的味道會一點兒也沒啦。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這種對話只會使自己的水平越來越低。

　　問：中國文學提出「走向世界」的口號，但我發現他們對外部世界又有某種程度的抗拒感(年輕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蘇聯和東歐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懼國外生活，而且寫出了好作品。

　　劉曉波：這種抗拒感來源於他們太軟弱，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是他們虛構的前提，就像能不能獲諾貝爾獎的問題一樣，其前提是中國作家已達到獲諾貝爾獎的水平，為什麼獲不到?如果諾貝爾獎是世界一流水平，這前提就是虛構的。當然，諾貝爾獎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對電視片「河殤」的批判

　　問：最近我看了電視片「河殤」的腳本，金觀濤他們表達了一個強烈的意念：透過所謂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對比，中國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對此是否同意?

　　劉曉波：我認為東西方文明並示構成衝突和對抗，那也是中國人虛構出來的，中國文明就落伍了，並不存在與西方文明對抗的問題，需要的是從頭學起，承認落伍和失敗，老老實實向別人學習，只有強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兩個東西才會形成對抗，如西方的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哲學，生命哲學與科學哲學等等。中國有什麼東可以與西方文明對抗?這種對抗概念證明了中國民族根深蒂固的虛榮心。

　　問：「河殤」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褒貶不一，你同「河殤」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聽聽你對它的評價。

　　劉曉波：「河殤」做到了中國人現在電視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儘管我覺得還遠遠不夠，放在中國而言，我肯定「河殤」，假如放在更高層次上看，這個片子也有沒什麼東西。我特別不喜歡「河殤」的解說詞和它的語調，那是一種毛澤東式的語言，救世主式的語言。毛澤東這一點很厲害，他的語言影響了當代中國所有的理論和小說。

　　問：很多人推崇「河殤」在文化層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對傳統文化也很批判，為什麼又對它很有保留?

　　劉曉波：「河殤」在解說詞和畫畫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它提出中國的西化，可今後中國要中化世界。中國人的觀念是：西方強大時，中國人當奴隸，中國強大時，它要西方人當奴隸。這是「河殤」中潛在的意識，如洋務派所說：師夷之長以制夷」，為什麼一定要制別人?中國罵別人帝國主義，其實自己最帝國主義。中國人在物質上可以承認自己落後，機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認落後，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澤厚、林語堂這些學者都持這種論調，李澤厚就要求以東方天人合一補充西方的天人對立，以東方的群體性、人際關係補充西方人的空虛感……但這兩種東西是根本不能互補的!是決然不同的兩種文化體系，不能調和的。

　　對中國人格的批判

　　問：你說「河殤」後面的虛榮心，我也有同感……

　　劉曉波：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在的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99%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

　　問：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殤」實際上把中國近幾百年積弱落後解釋成一種歷史的誤會，似乎中國本應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應該落後，你如何看待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

　　劉曉波：我不相信古書上記載的知識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韓愈是一個很正統的衛道士，一個大儒，但此人生活無所不好，財、權、色俱全。中國知識分子的雙重性很強，學術也具有功利價值，成了學者之後，能得到許多實際的功利，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立足社會有兩條路一是入世當官，成為官僚集團中的一員，得到實際利益；一是先成名后得利，諸葛亮三顧茅廬留美名，就很會同統治者玩遊戲，隱是為了顯，退是為了進，出世是為了入世。

　　問：「河殤」對中國社會長期停滯提出了一種解釋，也就是現在很時髦的金觀濤理論：超穩定結構，另外，也有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評，你以為如何?

　　劉曉波：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與革新要從每個人開始，中國打倒「四人幫」之後，人人都成了受難者，或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他媽的，文革時你幹什麼去了?那些知識分子寫大字報比誰都寫得好，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

　　問：你常提到「人格」，你認為中國人在人格、人性素質方面，甚至在人種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麼差異?

　　劉曉波：我只能說一點，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以哲學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思辯哲學家、宗教哲學家、非理性哲學家和邏輯學者，他們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樣全非理性的學說；要邏輯，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有羅素的數理邏輯，有笛卡兒、萊布尼茲的邏輯，精細嚴密到你毫無辦法!中國人有什麼?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

　　問：為什麼會這樣呢?中國人智能不低啊。

　　劉曉波：那我回答不了。從制度、文化推到人種上去找?我無力去天空幾十萬年前的歷史。中國人一直傲稱古代四大發明，西方古代以來幾百大發明都有了，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

　　對孔孟之道的批判

　

　問：你曾宣稱要徹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廢墟上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如果一個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基礎，如何建設一個新文化?

　　劉曉波：傳統文化只是提供了一個否定的基礎和起點，不是繼承和承襲的基礎。我認為孔子是個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認的天才是莊子，從哲學上說，孔子什麼都不是，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入世的為政治服務的學說，漢代把它變為統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漢代就該死亡了，奇怪的是這麼多年還沒有死亡!不過，它面對新世界已經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歡孔子，不奇怪，因為是多元社會，但是在一元化的社會中，最好的東西也沒用。所以孔子在東西方的意義不一樣，如果中國是個多元化的政體，我不反對別人信仰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當前的中國，你信仰馬克思就等於信仰一種思想獨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論意義。

　　問：有人認為亞洲四小龍經濟上的成功是儒學的勝利，證明儒學還有現代價值。

　　劉曉波：這是胡說八道!也是忘恩負義。台灣、南韓、新加坡都有美國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沒有美國的人權觀念的約束，這些國家可能什麼都沒有!這是東方人的醜惡，東方人面臨著人的解放的問題，中國是一架政治機器，日本是一架經濟機器，每個人都是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台灣、日本的人權問題表示解決，香港解決了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是功利化的，它爭取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權利，但現代存在主義哲學追求的則是生命意義上的個性解入，這是一種「純哲學」。

　　問：哲學問題我們只能點到輒止了。不如你說說，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

　　劉曉波：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只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麼是「中國特色」。[/b]

　　問：據了解，大陸思想界對你閣下的這些高見，頗有一些如「走極端」、「絕對化」的批評，你有何辯解?是否有意賦予它的特殊意義?

劉曉波：不是，我的聲音只屬於我自己，那只是中國的一種聲音，別人搞條理很清晰、論證很嚴密的學問，我不反對，但我的方式就是這樣，無以名之，但並不妨礙我欣賞西方的科學哲學。它嚴密的論證環環相扣，但我不會那樣寫，我的極端應有存在的理由，我並不要求別人和我一樣。我不喜歡錢鍾書那樣寫一條后引好幾十條考證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絕，我承認他的價值，雖然我可能認為他很荒謬。

　　問：你的思路和表達方式有鮮明的個人色彩，是怎樣形成的?通過思辯、經驗還是人生的獨特背景?

　　劉曉波：我向來不喜談「我的治學之道」，沒什麼道，只不過我與別人不同，其他沒什麼好談的。有的人動輒談成材之路……他媽的，你有什麼資格給青年人做楷模，當青年導師!我很欣賞無法之法，每個人只有自己的方法，無統一的方法，做學問做人皆如此。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別人的墳墓，不要走別人的路。

　　對四大思想領袖的批判

　　問：請你介紹一下，海外所說金觀濤、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是中國四大思想領袖，符不符合實際?

　　劉曉波：某種情況下是符合的。不過，方勵之要除外，只有李澤厚、劉賓雁、金觀濤，他們和青年的關係是伯樂和千里馬。他們的「伯樂欲」特彆強，他們要不斷發現人，給青年人寫作，而年輕知識分子又要依靠大樹來生活，進入名人圈子。中國不是千里馬多，而是伯樂多，故爾千里馬多。中國名人征服人的辦法不是打不是罵，是撫摸你、關懷你，用類似女性般的溫柔去同化你。

　　問：他們四大領袖的思想在中國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劉曉波：非常大。金觀濤、李澤厚很有市場，尤其在大學生中，青年導師嘛。我演講時，別人請教，我就說不向任何人教任何東西……我為什麼要演講，一是自我感覺好，二為了掙錢，不給夠一小時多小錢，我就不去。錢是一種自我評價，有了一定數量的錢，你的生命也就隨著開放到一定的廣度。(眾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誼商店，見到一瓶160元外匯券的酒，當時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個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媽的，你劉曉波出名、演講，有什麼用，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問：四大思想領袖對青年的引導，你認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無負面的成分?

　　劉曉波：我先要排除方勵之，我認為他不是青年導師，他要自封的話，我也不喜歡。(問：為什麼?)他有什麼資格!!(問：他事實上已經是導師!)這叫做中國人製造偶像的先天遺傳，有些人不願當偶像，是別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個為掌聲而跑的運動員。方勵之人過的最大的關，不是和當權者的關係，而是和崇拜者之間的關係，是面對鮮花和掌聲應該怎麼辦?我認為，他們每個人對青年的引導基本上是負面的。

　　問：這樣說來，中國思想界對青年一代的影響是一片空白了?

　　劉曉波：中國現在的「文化熱」是虛幻的，中國人的素質這樣低，一個農業文明生存方式的國家，在十年內走完了西方兩千年的精神進程，從古希臘到後現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麼也沒有接受，什麼都玩了，什麼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詞只能滿足人們的虛榮心。

　　問：你可否說一點你對李澤厚的「挑戰」?

　　劉曉波：李澤厚與劉再復有一個對話，談對青年人的態度，說他們過去「整體地支持青年人」。過去我說過再不同庸才作戰了，現在我要和庸才作戰(我承認我也是庸才)。我和他們論戰時是指著鼻子罵的，但他們明明罵的是我，卻不指出來，說現在年輕人分化了，對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們的心態是：當你承認他是伯樂時，他就整體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時，他就不支持你。劉再復在文章最後說：「青年人，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們是愛你們的!」他媽的，你那個愛值幾個錢?誰要你的愛!你高高在上，賜給我一個愛，誰稀罕你!你的自我評價太不準確了!他以為愛一個人，別人要感激他，跪下叩頭——沒那碼事!他們三位青年導師(不算方勵之)的態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判

　　問：你86年發表了關於文學危機的驚人之論后，現在你看中國文學有了多少變化?

　　劉曉波：對大陸文學我想說的只是：沒有好的東西。不是不讓寫，而是寫不出來。我較喜歡的作家是殘雪，他有遠到世界水平的潛力，他的感覺很奇特，那種陰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覺，他的「蒼孝的浮雲」我很喜歡。我早就想寫關於他的評論，遲遲未動筆，是想看看他還能不能寫出好東西來。我評價一個作品有兩個參照系，一是國內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國內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別人比。

　　問：中國作家的創作向西方借鑒的情況令人滿意嗎?

　　劉曉波：西方文學影響該喚起中國作家內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魯迅受到很多外國影響，但他的「阿Q正傳」絕對是中國式的，現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境和結構，比如高行健的「車站」把「等待戈多」的結構全部照搬過來，竟被認為是「創新」，這種庸俗是高級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尋根文學也抄「百年孤寂」的神神怪怪，陳凱歌他們也有這種情形。

　　問：你自己的文章與理論呢?

　　劉曉波：我承認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認要切切實實的學習，因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長起來的。我要感謝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書只有馬克思選集，馬克思給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學史的線索，是當時「走向世界」的惟一橋樑。我看過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來。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錯。

　　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問：馬克思主義近幾年受到了衝擊，它是否在中國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價值?

　　劉曉波：馬克思給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協的批判態度。他的歷史主義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則是胡說八道，如他對西方社會結構的分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就太簡單，沒有看到各階層互相制約的關係。嚴格地說，階級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適用了。馬克思的兩分法只適用於專制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只不過是西方傳統的一環，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聖經中的天堂。到摩爾的烏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陽城，到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說這理明天就會實現：資本主義準備好一切物質條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理想太廉價了。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歷史的什麼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麼，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制，因為它面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color]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問：那怎麼辦呢?豈不太令人悲觀?

　　劉曉波：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

　　從民族虛無主義到賣國主義——評劉曉波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謬論

　　0  40  2017-07-14 16:18 *** | 博論天下

　　「劉曉波在短短的幾年裡，用自己的言行描繪出了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反民族、反祖國、反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醜惡嘴臉，是一個絕好的反面教員。對於他的反動面目，我們必須給予堅決的揭露！」

　　「狂人」劉曉波由於插手學潮、煽動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已經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歷史罪人。劉曉波走到這一步，不是偶然的，是他的極端個人主義、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世界觀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必然結果。本文擬就他的民族虛無主義、賣國主義謬論給予批判，以期肅清流毒。

　　一

　　狂熱地鼓吹民族虛無主義，是劉曉波近年來講演、著述的基本內容之一。在他看來，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切都是應該否定的。首先，他否定我們民族的文學傳統，聲稱「中國的文學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1986年12月12日在清華大學的講演）他認為，中國從春秋戰國到新時期十年長達幾千年的文學，基本上是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學，因而毫不足取，必須徹底否定。進而，他否定中華民族的全部文化傳統和歷史遺產。他說：「從人類文化史、特別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既無感性生命的勃發，也無理性反省意識的自覺，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雙重死亡。」（《形而上學的迷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頁）因此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扼殺人的創造力，只能造就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一直傲稱的四大發明，只不過是傳統文化的「遮羞布」。他宣稱：「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中國》1986年第10期）他以別人稱他為挖祖墳的不肖子孫而感到「榮幸」。最後，他竟然否定中國人的人種，胡說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係。因此，走出危機之路是十分的艱巨。」（《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深圳青年報》1986年10月3日）總之，在劉曉波看來，中國文化、中華民族一無是處。如此徹底的民族虛無主義，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少有人能與他相比！

　　劉曉波否定中國文化傳統，有一個十分荒謬的邏輯，即認為傳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因此不能以精華、糟粕來區分，要打破就要整體地打破，要否定就要全面地否定。劉曉波的這種邏輯的荒謬和淺薄是顯而易見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國文化傳統的實際情況。如果不是出於別有用心的偏見，作為文學博士的劉曉波應當懂得，任何民族的文化傳統，雖然有其主導方面，但決不是單一成分，而是多種成分的矛盾統一集合體。就中國文學傳統而言，除了統治階級的文學，還有被統治階級的文學。從《伐檀》到《水滸》，從《后羿射日》到《西遊記》，反映人民群眾的理想、願望，揭露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文學傳統源遠流長。就是所謂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學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論，只能把它放在其產生的具體時代環境中具體分析。即便是對屈原的忠君思想、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也不應簡單化地作全盤否定，他們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憂國憂民之心，更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就中國的文化傳統而言，也不能簡單歸結為儒家文化。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陰陽、儒、墨、名、法、道、農、縱橫、雜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然漢以後儒家成為正統，但其它各家並沒有全部消亡，並且在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中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即以儒家文化而言，雖然具有很大的消極作用，但是對其歷史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作為文化遺產，也不能說全部是糟粕。更何況除了這種上層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化，還有下層的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正是這樣的多元統一的文化，創造了中國古代的燦爛文明，使得我國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走在世界的前列，為整個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必須看到民族文化中有兩種成分，否定和拒絕其剝削階級的糟粕，繼承和發展其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精華。得過文藝學博士學位的劉曉波對兩種民族文化的思想當然是知道的，他杜撰出一個文化傳統不可分的理論，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等同於儒家文化傳統，借否定儒家文化傳統否定中國全部文化傳統，這完全是別有用心。

　　劉曉波的用心在於現實。在他看來，中國現實的文化是幾千年來的儒家傳統文化的延續。他說：「以儒家傳統為代表的中國正統文化，在高度統一、高度集權的封建等級制中，經過長期的發展，簡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強大了。雖然受到過『五四』運動的衝擊，但在當代中國，從『反右』到『文革』，傳統文化又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大復辟，登上了它的又一個高峰。即使新時期已經開始了十年，傳統文化通過『文革』所傳播的影響也很難在短期內消失，它沉澱為民族的潛意識，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數國人之魂。」（《一種新的審美思潮》，《文學評論》1986年第3期）他認為正是傳統民族文化的作用，造成了現實制度的「獨裁」、「專制」，也造成了國人的愚昧和奴性，也正是傳統民族文化把馬克思主義也變成了一種「思想獨裁」的工具。可見，劉曉波否定傳統的目的在於否定現實，他是為了反現實而反傳統的。劉曉波喋喋不休地大講反傳統的真意就在這裡。然而，劉曉波的這種反動目的是絕對不能得逞的。劉曉波把我國今天的文化等同於傳統儒家文化的胡說八道是無法欺騙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歷史清清楚楚，是在五四運動向傳統的儒家文化發動了強有力的衝擊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為了改變中國近百年的落後面貌，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出現了一種嶄新的文化形態。這種嶄新的文化形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它既同傳統的已經沒落的封建的儒家文化以及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展開了長期的曲折的鬥爭，又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部分，特別是繼承了中華民族廣大勞動人民的勤勞勇敢、儉樸、團結友愛、富於反抗等優良品質，從而使這種新的文化具有極強大的生命力，變成了巨大的物質力量，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並且在新中國建立后的40年裡使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面貌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把我國今天的文化說成是儒家的封建文化完全是有意的歪曲。當然，我們不否認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傳統中的那些落後腐朽的東西確曾不斷地頑強地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所起的消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決不是我國今天的文化所認可的，相反，正是要堅決予以摒棄的，怎麼能把這兩者說成是一個東西呢？（⑴⑷）

　　至於說到劉曉波連中國人的人種都予以否定的謬論，恐怕每一個真正的炎黃子孫都不能不表示極大憤慨。早期販賣黑人的奴隸販子曾說黑人是劣等人種；解放前上海灘的租界地公園曾掛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子；希特勒曾把猶太等民族指為劣等種族。人類不同民族有著文化上的差異，但絕不存在人種的優劣問題。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都有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貢獻的傑出人物，也都有道德和智力低下的人。人成為什麼樣的人，不決定於他所屬於的種族，而決定於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種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反動的理論之一，是推行民族壓迫、民族剝削的借口。劉曉波身為中國人，卻否定中國人的人種，這樣的種族主義者在世界上堪稱罕見。然而這種事出在劉曉波身上又不奇怪。劉曉波為什麼要否定中國人的人種，看看他的「全盤西化」的謬論就會明白。

　　二

　　劉曉波與對待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的態度截然相反，對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崇拜得五體投地，吹捧得天花亂墜，嚮往得如痴如狂。

　　劉曉波說：「西方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化』這個詞。」（《文壇「黑馬」劉曉波》，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號）劉曉波把西方與中國的文化、制度的區別，概括為「人」與「非人」的區別。在他的眼裡，西方是伊甸園，而中國是地獄；西方人過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中國人過的是「非人」的生活；西方世界使人成為人，中國則把人變成非人。劉曉波的這種概括完全歪曲了歷史和現實。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不禁會問：古羅馬在廣場上被出賣的奴隸過的是人的生活嗎？中世紀被迫依附於教會和領主的農民過的是人的生活嗎？19世紀西里西亞的忍無可忍拿起武器的紡織工人過的是人的生活嗎？而到了近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不但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相反使這個問題更加激化和突出了。馬克思對這個問題做了科學的考察，在席勒的現代生產使人性分裂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異化勞動」的學說。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使人異化為非人，使勞動者異化為勞動產品的奴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者的活動屬於別人，它是勞動者自身的喪失」，「結果，人（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亦即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等等時，才覺得自己是在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類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資本主義生產使本應最能表現人的「自由自覺」本質特徵的勞動活動，異化為一種動物性活動，而人那些固有的動物性，相比之下反倒顯出一點人的特徵，這才是人變為非人的現實。正是基於對資本主義這種使人異化為非人的不合理現象的憤怒，馬克思通過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終於發現了解決人的異化問題的根本途徑，這就是推翻私有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正是依據馬克思所揭示的這一真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艱苦鬥爭，推翻了地主資本家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結束了廣大勞動群眾的「非人」的歷史，並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進行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推進社會民主，不斷地創造使人成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的社會條件。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長期的歷史任務。然而，不管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道路是多麼漫長和曲折，中國畢竟已經開始起步；而西方使人成為非人的私有制仍然左右著社會，西方資本主義使人異化為非人的現實，從本世紀開始就成為文學藝術家的題材、哲學社會學家的課題，至今方興未艾。千百萬人在被異化的生活中感到的悲觀絕望，成為西方根本無法解決的世紀病。劉曉波把西方被異化了的人的非人生活說成是「人」的生活，把我國已經初步消滅了異化的生活說成「非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種是非的顛倒。

　

　劉曉波不僅極力美化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而且大肆鼓吹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里，由於不可解脫的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不可治癒的社會痼疾，人們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觀、絕望之中。一些人在悲觀、絕望之餘，拚命追求吃、喝、性以及能滿足虛幻的自由的各種感性刺激。社會為了保持私有制的穩定，也極力引導和鼓勵這種傾向，並設置了各種相應的機構和場所，來滿足一些人的這種追求。劉曉波所追求的不過就是這種貨色。劉曉波說：「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就是得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一是金錢。錢是個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放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儘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劉曉波把「性」、「本能」看作人的本質要求，把個體慾望的實現看作人的價值所在，因而他把現代西方鼓吹感性的個體滿足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把具有傳統民族文化特色的對理性、道德、群體的強調，看作是對生命力的扼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如果要我在農業文明的未異化和工業文明的異化中做出選擇，我寧可被異化。」（《形而上學的迷霧》，第344頁）

　　從這樣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出發，劉曉波必然地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不滿，妄圖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取代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劉曉波叫嚷，中國必須「以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言論、思想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化。」（轉引自人民日報1989年9月27日第3版）然而，怎樣才能實現劉曉波所說的這種「徹底的變革」呢？在劉曉波看來，中國人人種就有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又太強大，所以「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的內部來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在經濟上，不能從公有制、計劃經濟內部尋找動力來改革經濟；在思想上，不能從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內部來尋找新的思想」（同上）。總之，不可能從中國社會現實內部尋找到劉曉波所希望的變革力量，那麼希望的力量在哪裡呢？在外部——西方帝國主義。於是劉曉波抬出了他的殖民地理論。他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對落後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種進步，殖民化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了現代化的進程。殖民化打開了一個個封閉的地域，開拓了一個個商品市場和文化市場，使整個世界、特別是東西方不再相互隔絕，而是相互開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來只屬於西方人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競爭帶給了世界，形成了國際性的自由競爭。沒有殖民化就沒有世界化、國際化。」（《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華人世界》1989年第3期）因此，當香港《解放月報》記者採訪時問他：「在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時，劉曉波脫口而出回答道：「三百年殖民地」。並不無遺憾地說：「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文壇「黑馬」劉曉波》）在20世紀80年代的今天，竟如此鼓吹殖民主義，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見了。你看，殖民化有多美妙，它「打開了封閉的地域」，使「東西方互相開放」，它「帶來了人權、平等、自由、民主」，殖民者背著殖民地進入了現代化世界。照劉曉波的邏輯，殖民地人民真應伏地叩首感謝殖民者的大恩大德了。照劉曉波的邏輯，人們譴責慈禧、李鴻章，不應譴責他們腐敗無能對殖民者割地賠款，而是應該譴責他們沒有能夠把全部山河拱手讓給殖民者。這是貨真價實的、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西方殖民者以武力為後盾，強行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向殖民地傾銷剩餘產品榨取超額利潤，是「東西方互相開放」嗎？西方殖民者在自己的國家裡都不可能真正地實現人權、平等、自由、民主，他們又怎麼可能給殖民地人民帶來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呢？殖民主義就意味著壓迫和掠奪，就意味著殖民地人民越來越貧窮和落後。因此，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殖民地進入現代化，只有在其獲得獨立、擺脫殖民主義的控制，才可能發展生產，向現代化邁進。印度、新加坡、巴西等國家的歷史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至於香港經濟的繁榮，也決不是殖民主義的功勞。香港背靠中國大陸。新中國成立40年來經濟和貿易的高速發展，促進了香港這一過境港口的發展，這就是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雖然有140多年的歷史，但只是在最近40年，特別是在最近10年裡經濟達到高度繁榮的重要原因。是的，當過殖民地而後獲得獨立的國家和地區，現在有的發展得較快。然而，如果沒有淪為殖民地的這段歷史，它的發展肯定會更快、水平會更高，因為任何社會形態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內部發展動力和自身規律。殖民化，這是許多東方國家近代歷史的客觀存在。然而，存在的不等於就是合理的，殖民化正因為它不合理，所以才被歷史發展掃進了垃圾堆。劉曉波卻要開歷史的倒車，為實現全盤西化的目標要中國當三百年殖民地，真是荒唐、可笑！這樣蹩腳的謬論絕欺騙不了飽受帝國主義掠奪壓迫的中國人民，只能暴露他自己賣國主義醜惡嘴臉。

　　三

　　從學術思想的偏激，到政治思想的反動；從鼓吹民族虛無主義，到鼓吹賣國主義；從「狂人」到「黑手」。劉曉波的思想發展，有其客觀原因，也有其主觀原因，是主客觀交互作用的結果。

　　客觀原因是國際國內的環境。從國際環境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紛紛尋求改革之路，東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增多，而帝國主義顛覆社會主義的戰略目標並沒有改變，它們乘機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全面的滲透。從國內環境來看，我們黨的個別領導人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放棄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助長了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的活動，致使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理論暢通無阻地湧入國內，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毒害了青年一代，劉曉波就是受毒害最深的一個。

　　從主觀原因來看，這是劉曉波的極端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世界觀所決定的。當然，這些東西並不是劉曉波自生的，而是外部環境作用的結果。劉曉波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人生理論和價值觀念，接受了某些現代派哲學的觀點和方法。對於劉曉波，這些東西已經不是外在的，而是已經化作了他的具有強烈能動性的個體意識，成為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觀原因。

　　劉曉波的極端個人主義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強烈的出名意識，他要出名，以滿足他的虛榮心的要求；一個是他對所謂的「感性生活」的追求，他要佔有一切他想佔有的，以滿足他的物質的和性的慾望。他信奉「弱肉強食」的信條，因而毫無道德觀念；他只崇拜自我，所以極端狂妄。這樣的人生觀念當然不會相信客觀世界有什麼規律可循，也根本不會想去了解世界的辯證統一的關係。對於劉曉波來說，「誰想擁有整個宇宙，誰就該擁有一個獨立的自我。」（《論孤獨》，《百家》1988年2月號）他要的是一個「自我」的宇宙。這樣，他的世界觀只能是唯我主義的唯心論，他的方法論只能是以走極端為特點的形而上學。

　　極端個人主義是劉曉波講演、寫文章的動力，也是他的反動理論觀點的來源之一。極端個人主義作為一種資產階級的人生態度，追求的是不擇手段地滿足自己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望，因而當它惡性發展起來，必然導致和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相對抗，導致和祖國人民相對抗。他誣衊中國人人種不好，他的賣國主義理論——「當三百年殖民地」，就是這種對抗的必然產物。他這樣說，絕不只是故作驚人之語以嘩眾取寵，而是他的極端個人主義的要求使然。在祖國利益和個人慾望之間，極端個人主義選擇的是後者，而決不會選擇前者，劉曉波正是這樣。他在國外接受採訪時說：「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文壇「黑馬」劉曉波》）在劉曉波看來，中國人愚昧，中國的傳統和現實妨礙著他的「自我完成」，如果不是語言不過關，他早就不想當中國人了。知道這些，對於劉曉波身為中國人卻誣衊中國人種，鼓吹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就不難理解了。劉曉波極端個人主義的惡性發展，必然導致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全面否定，必然導致賣國主義。最後，他終於墮落成為一個不只是「動口」，而且直接「動手」參與推翻社會主義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暴亂的歷史罪人。

　　劉曉波在短短的幾年裡，用自己的言行描繪出了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反民族、反祖國、反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醜惡嘴臉，是一個絕好的反面教員。對於他的反動面目，我們必須給予堅決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