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汪東興勸某大人物：別按江青意見辦（圖）

　　當時汪東興勸那個大人物不要按照江青的意見辦，如果按照她的意見辦，將來會被動的。那位大人物說：「這是首長交代的事，一定照辦。」

　

　

　　

文革時期的汪東興（中）

　　
　　婚事帶給女護士的厄運

　　1967年10月中旬，組織上為江青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調來一位女護士，她的名字叫周淑英，江青叫她小周。

　　周淑英中等身材，圓圓的臉龐，健康的身體，大而有神的眼睛。性格雖然不太活潑，但她愛說愛笑，笑時就露出潔白的牙齒。她留著一頭標準的軍人短髮，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她出身於貧民家庭，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根兒紅、苗兒正，對黨、對毛主席有著深厚的感情。她為能調到中央機關工作而感到光榮，憑著一種光榮感和責任感，盡心儘力地工作。

　　江青醒著的時候，小周伺候她吃飯、吃藥、喝水、吃水果、按摩、打針、洗澡、沖牙、換衣服，跟著她出去開會或活動；江青睡覺以後，小周還要為她洗衣服、熨衣服、測氣溫、看風向……繁重的工作和嚴重的睡眠不足，使得小周疲憊不堪。沒有過多久，她就變得面黃肌瘦了，活潑的神情不見了。她即使是到了那個樣子，還是強打精神，硬撐著堅持工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感冒發高燒，小周廢寢忘食地精心護理她。晚上江青睡在床上，小周就坐在地板上守候，在漆黑的屋裡既不敢打瞌睡，又不敢弄出任何聲音。黑天陪護，白天還照常工作。江青平時就好出汗，發燒時出汗更多，稍出一點汗，就叫小周換內衣、換被子，把換下來的被子立刻抱到外邊晾曬。有時來不及晾曬就用電熨斗熨干，準備了六條被子都倒不過來。就這樣，小周五天五夜沒有合眼。有一次，她給江青送飯時困得睜不開眼，邁不動腿，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動。有好幾次摔倒在地，昏睡過去。我們看在眼裡，心疼得直掉眼淚。

　　有一天中午，小周到機關食堂吃完飯，騎著自行車回10號樓時，由於精力和體力不支，一下子撞在一棵大樹上，人跌倒在地就一動不動地睡著了，直到被別人發現后，被攙扶著回到10號樓。

　　1971年，小周已經過了結婚的年齡。有一天，她對我說：「老楊，我找了一個對象，我們打算最近結婚。現在江青同志身體比較好，我想這幾天抓緊時間辦事，最多請五六天的假。我不敢跟江青同志說，拜託你跟她說說，她同意，我們就辦，如果不同意，再拖一拖，沒有關係的。」

　　男婚女嫁是人生的大事，小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想任何當領導的都會支持並表示祝賀。但是，江青這個人與常人的思維方式不一樣，她最嫉妒別人結婚。我想，對這位護士的結婚請求，江青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一天下午1時許，江青起床后，吃了麥片，到辦公室辦公（她睡了一大覺，起床后是一天中情緒最穩定的時刻），我去向她請示小周要求結婚的事。

　　沒想到，江青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說：「那好哇，這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成人之美嘛，向她表示祝賀！」

　　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又問道：「什麼時候結婚？請幾天假？」

　　我說：「你這不是同意了嗎？她想最近幾天就結婚，準備請五六天的假，辦完了事馬上回來上班，她不想過多耽誤工作。」

　　江青說：「結婚是終身大事，多休息幾天沒有關係，我現在身體還可以，結婚很累人，多休息幾天。」

　　我高興地說：「我代她謝謝江青同志。」

　　江青說：「你叫她到我這來一下。」

　　小周來到江青的辦公室，江青當面向她表示祝賀，並送給她兩塊布料，作為結婚禮品，小周很受感動。

　　可是，當小周離開釣魚台10號樓的時候，江青突然改變了態度，開始大發脾氣了。

　　她的下顎往前伸著，嘴唇打著哆嗦，厲聲厲色地說：「這個小護士，她對我一點感情都沒有，在我精神、身體都不好，正需要她的時候，居然離開我，結什麼婚？在她的心目中，一個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這樣一個政治局委員還重要。為了革命工作就不應該結婚，不應該生孩子！你們告訴她，她既然走了，不管我了，伺候她的男人去了，就不要再回來了，守著她的男人去吧，我不想再見到她！」

　　那時，由於通信聯絡不方便，對江青後來的態度我無法告訴小周。小周後來還是沒有逃得了厄運。

　　我記得1971年11月份，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辦公廳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幹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

　　當時汪東興勸那個大人物不要按照江青的意見辦，如果按照她的意見辦，將來會被動的。那位大人物說：「這是首長交代的事，一定照辦。」

　　汪東興說：「你一定要堅持按照江青的意見辦，你就給我寫一個收條，說明你已按照江青的意見從中辦五七學校把小周帶走了。」

　　小周一到北京，就被送到西部某處，關進一間小房子里，窗子用木板釘死，還專門派了兩位女同志「負責她的生活」，解大小便都由兩位女同志跟隨到廁所。可憐的小周從此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小周被突然的打擊搞得糊裡糊塗，她在那間黑洞洞的屋裡大聲問看守：「我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把我單獨關在這間房子里，不能自由行動？這裡是什麼地方？」

　　那兩位看管小周的女同志，其中有一位很同情小周，對小周說：「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好好休息，保全自己，將來會搞清楚的，你千萬別做傻事。」

　　又過了一段時間，小周仍不見什麼動靜，急了，大聲疾呼：「這究竟是為什麼？把我不明不白地關在這裡？如果一個人犯了天大的罪總得審訊吧，為什麼到今天也沒有人來問問我。」

　　小周這樣一鬧騰，驚動了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長。

　　他問了小周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1969年6月，你跟隨江青到上海，一天早晨江青起床以後，你在江青的卧室拉開了幾扇窗帘？看到什麼了？另一個問題是：1970年在廬山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毛主席住在哪兒？林彪住在哪兒？

　　小周認為這兩個問題問得莫名其妙，便說：「在上海時，江青的卧室拉開幾扇窗帘，要看時間的早晚、天氣是晴是陰，以及江青在不在卧室而定，天氣晴朗就少開幾扇，天氣陰就多開幾扇；江青在卧室就少開幾扇，不在卧室就多開幾扇。多開幾扇或少開幾扇窗帘還會有什麼問題嗎？至於在廬山，毛主席住在什麼地方，你去問汪東興、張耀祠同志，我知道也不能講，這保密。林彪住在什麼地方，我沒有去過，不知道。」

　　天真無邪的小周哪裡知道，問的這兩個問題正是江青誣陷小周是林彪的特務的兩條罪狀。

　　這位副部長聽了小周的回答，什麼話也沒有說就走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1969年6月，在上海。一天中午，小周伺候江青起床時，按慣例順手拉開一扇窗帘，這時有兩個哨兵巡邏，從窗外走過去，小周並沒有注意到那兩個哨兵。江青卻犯了疑，當天下午，江青叫我打電話把張春橋叫去，江青問他：今天中午有兩個人從窗外走過去，是什麼人？他們有什麼企圖？查清楚立即告訴我！

　　第二天，張春橋到江青的住地報告江青調查結果。張春橋說：「昨天中午從你窗外走過去的那兩個人是保衛你安全的兩個哨兵，沒有發現什麼不軌行為。我已告訴他們，以後哨兵巡邏時，不要離你的窗戶太近，以免影響你的休息和辦公。」

　　當時江青相信了張春橋的調查，以後再也沒有提起此事。

　　兩年過去了，林彪叛國出逃，江青又提起那件事，硬說那天是小周和空四軍聯繫好的（空四軍是林彪集團成員王維國領導的部隊），趁江青起床拉開窗帘之機企圖用槍打死她。

　　再一件事就是1970年在廬山召開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有一天，小周同兩位工作人員趁江青休息時間，到離江青住地只有200多米遠的小賣部買了一支牙膏和一塊的確良布，來去只有十幾分鐘時間，不料被「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徐景賢和王秀珍看見了，便向江青告密說：懷疑小周在廬山期間到林彪的住地去過，給林彪通風報信。

　　這兩件事情原來有這樣的背景，任憑小周多麼聰明，絞盡腦汁也想不到這樣複雜。

　　又過了幾個月，對小周的「問題」沒有人問津，小周忍不住了，又大哭大鬧一頓。果然驚動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大人物。他去了以後，對小周慢條斯理地說：「聽說你鬧得很厲害，是怎麼回事？」

　　小周趁這個機會訴說了自己無處訴說的心裡話，她說：「我給江青當護士時，盡心儘力地為她服務，努力工作，我對黨是問心無愧的，我對江青也是問心無愧的，你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那位大人物聽了以後說：「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要相信黨嘛，我們的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

　　這時，小周看見那位大人物的警衛員也在一旁，便提高了嗓門：「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對黨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任何時候都應該實事求是，不冤枉任何人。」

　　小周故意提高聲音，是想讓那位大人物的警衛員聽到，好讓他把自己關押在什麼地方的消息傳出去，以喚起曾和她一起工作過的同志的同情，替她說話，為她申冤。

　　我們和小周一起工作過的同志，都對小周的不幸遭遇憤憤不平，同時，也感到人人自危。我們都在考慮同一個問題，如果繼續在江青處工作，誰也逃脫不了跟小周一樣的下場。我們實在控制不住內心的恐懼，壓抑不住內心的怒火，想尋找機會發泄發泄。

　　終於有一天，汪東興到釣魚台10號樓辦事，我們幾位工作人員拉住他，不讓他走，請他聽聽我們的意見。汪東興只好坐在小會客廳耐心地聽大家發言。大家紛紛問道：「小周有什麼罪？為什麼那樣對待她？小周的問題不解決，我們也不在這裡幹了。」

　　汪東興聽了我們的意見以後，說：「小周究竟有什麼問題我也不清楚，我了解一下，你們別著急，她的問題總有一天會解決的。」

　　汪東興回到中南海以後，把小周的事，向毛主席報告說：「我剛才到江青同志那裡去了一下，那裡的工作人員的心情不平穩，就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主席問：「為什麼？」

　　汪東興說：「江青同志原來有個護士小周，被隔離審查了，江青同志懷疑她有問題。江青同志那裡的工作人員證明小周是個好同志，沒有任何問題，紛紛要求把小周放出來。」

　　毛主席聽了汪東興的彙報，很生氣，立即指出：「江青不應該無根據地對待一個孩子，從哪裡抓起來的，還放回哪裡去！」

　　1973年初夏，我們聽到小周被釋放的消息，十分高興。但是，沒過多久，我和江青的警衛員周金銘也被江青以莫須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送到中央辦公廳江西「五七」學校勞動。

　　我記得到了「五七」學校以後，有一個星期天，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連隊（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小周是從五七學校抓走的，釋放以後又被送回五七學校）去看她。小周看到患難與共，久別重逢的戰友，像小孩子一樣大哭起來，我們兩位男子漢也禁不住地哭了起來。我們既為小周的獲釋而高興，又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難過。

　　小周後來流著眼淚對我們說：「關押我的時候，有兩個女同志，其中一個對我態度比較好，另一個對我態度不好。她經常對我說：『你要老實交待問題，不要走向黨的反面。』我對她說：『我沒有問題，你叫我交待什麼？我這個人永遠也不會走向黨的反面。我始終是忠於黨，忠於黨中央，忠於毛主席的。』當時，我覺得太冤枉了，太難過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結婚時，江青送給我兩塊布料，一塊藍的一塊灰的。我看到這兩塊布就氣得不得了。我用一條藍頭巾包得好好地給江青退了回去，凡是她的痕迹我一點也不留。不知道為什麼，我退給江青的布料、頭巾，又給我退了回來。當我看見又把東西退了回來，一氣之下，拿起剪刀把布料剪了個粉碎。」

　　我向小周解釋了那些東西退回來的原因：當時，汪東興對我說：「小周退給江青的東西如果江青收到了，非更加激怒了江青不可，江青一定會往死里整小周不可。」所以，我又把東西退給了小周，這也是為了保護小周，免受更加殘酷的迫害。

　　小周說：「當時我是有話無處說，有冤無處申呀！我真的想一死了之。我的情緒壞到了厭世的程度了。我房裡有繩子，不想再活在世上了。後來我又想，作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應該相信黨組織，相信黨中央，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說不清了，我終於活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