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詛咒」在中國會應驗么？

　　以「為持久發展注入活力」為主題的第43屆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論壇」)1月23日開幕，IMF預測今年全球增速降至3.5%。去年此時人們還在擔憂歐元區崩潰的可能性，而如今幾乎每個人都相信，儘管歐洲仍然需要進行改革，但全球經濟的最大威脅已不再是歐債危機惡化。

　　恐慌已經消退。然而，全球經濟在任何情況下都擺脫不了風險。在表達樂觀情緒的同時，參會者總是不忘加上一個「但是」，提醒所有人時刻保持風險意識，繼續尋找經濟持續增長的驅動力。

　　在面臨結構轉型的當下，四輪驅動的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已逐漸衰減，中國是否會遭遇增長瓶頸？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在《中國改革：做對的和沒做的》一書中闡述了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並指出了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應當看到，外部的挑戰暴露的是內部問題。因為前30年改革開放所創造的經濟奇迹和制度變遷並不是沒有代價，也不會無限期地簡單持續。世界經濟變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中國社會30年河東、30年河西的宿命也罷，中國確實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迎來了新的大變局：原先支撐增長的因素開始發生變化，許多條件已經改變甚至喪失，有些動力已經衰減甚或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阻礙，這是在改革開放30年的關口不能不客觀面對和冷靜分析的。

　　首先，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從當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遠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22.4%）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28.22％），今後只會下行而很難再有上升的空間。貿易順差的持續增長多年來已經成為對外經濟關係摩擦的焦點，不可能繼續增加和長期維繫，外向型經濟和外需拉動的格局改變已經不可避免。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觸發的經濟衰退只不過加速了這種調整的緊迫性。開放對中國的影響從主要是受益逐步轉向雙刃挑戰，已經是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

　　其次，中國成功地進行了漸進和增量推進的市場化改革。但中國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市場化的程度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能源資源等相對壟斷領域以及如糧食這樣的基本必需品的國際國內雙軌制價格的改革，已經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中國包括普遍民眾能否承受國際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的經濟社會穩定問題。在涉及這些人們切身利益的價格和體制改革中，社會大眾的分歧顯著增加，對改革的支持度會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國保持了一個相對強大的國有經濟部分，對經濟穩定和防止兩極分化與社會對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其腐敗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樣明顯。大規模地降低國家持股比重，是國資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證券市場上人們既得的利益結構卻是強烈要求和希望國家資金能夠增持更多的股份。更深刻的問題是，在東方文化傳統深厚和法治基礎薄弱的中國，如何能在避免國家主要經濟資源的家族化的同時，解決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還沒有很好解決的、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情況下的代理問題，仍然面臨根本性的挑戰。因此，無論是在市場化還是產權激勵的進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創新的難度在增長，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在衰減。

　　其三，基於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價勞動力與土地供給，逐步從增長的動力變為進一步增長的桎梏。在絕大多數農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還幾乎沒有起步的同時，由於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業價值，強勢集團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資本包括開發商、城郊的集體和農民）的相互爭奪，已經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從而提前透支和急劇消耗今後長期增長的潛力。

　　其四，中央集權下的地方競爭的利弊從來是有爭議的。地方政府強大的整合資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雙刃劍，既有規模經濟和區域經濟的正效應，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場功能的負效應。地方政府強勢的財政經濟性投入，很難避免追求政績和GDP的浪費以及部分官員的尋租腐敗行為，同時對民間資本又產生了擠出效應。

　　最後，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的，由於中國經濟的巨大體量，其高速增長本身，已經帶來了若干基礎原料和工業品的相對價格的巨大調整。作為一個人口等於目前G7即最發達國家人口總和一倍的大國，延續原有的資源、能源消耗的增長方式，即使想重複別人的工業化道路，實際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說，這種增長方式本身也使中國自己付出了資源、環境和健康的重大代價。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在所難免，而這種轉變本身，往往是困難和痛苦的，同時在很多情況下都意味著成本的增加從而帶來增長的制約。

　　因此，怎樣尋找和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突破發展的瓶頸，也走出東亞國家和地區歷史上經濟高速增長不出30年的周期，絕不是一個短期政策應對的技術問題，而是對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制度創新的重大挑戰。

　　那麼，中國社會在今天乃至今後30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何在？不同的人當然各有不同的需求從而給出不同的回答。但是，無疑中國人作為整體和一個民族，最需要的仍然是現代化發展。因為我們在實現這個夢想的道路上剛剛走了個好的開頭。中國下一個30年發展的最大瓶頸是外需受限和內需不足。財政金融政策和政府行政性動員和支出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擴張總需求的非常辦法，它既不能持久，也是有很高成本和代價的。同時，即使在金融危機過後全球經濟復甦，中國也不可能再靠對外依存度的上升和巨額貿易順差來長期擴充自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