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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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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17 07:4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16-10-17 07:52 編輯

作者程中原;當代中國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3月

一、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踏上長征路

  毛洛王組成中央隊三人團

  1934年10月10日晚,張聞天(當時通用名洛甫)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從瑞金的梅坑出發,向贛南省會於都集結,準備渡過於都河作戰略轉移。

  當時還沒有「長征」這個名詞,更不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那麼長的路。那時紅軍是向西邊走,最初的目標是到達湘西同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故爾一開始都把這次戰略轉移的軍事行動稱為「西征」。

  長征出發時,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戰軍團中去。毛澤東和張聞天商量后提出異議,博古同意毛、張的意見,讓他們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就這樣,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中央隊三人團」並不是一個正式機構。三個成員中,毛、王兩人,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止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肚子里還有彈片。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他們隨軍委第二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行動。這個縱隊由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供給部、衛生部、紅軍大學、軍委二局等組成。

  長征出發時,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們走到一起的主要有兩個相互影響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發展。

  1932年冬,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后,在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和實際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兩位主要領導人博古和洛甫的矛盾)的加深為標誌,中央「左」傾領導集體已經出現裂痕,開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發展為標誌,受「左」傾領導集團打擊、排擠的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已經被實踐證明為正確,毛和洛已經在同「左」傾錯誤的矛盾、鬥爭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戰友的情誼。

  「博洛矛盾」加深

  1932年秋冬,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就已開始了由執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后,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這一艱難的轉變過程,同時也是同犯「左」傾錯誤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產生、發展、加深的過程。所謂「博洛矛盾」,在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在此期間,張聞天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與博古共事,雖然工作作風不完全一樣,對若干具體問題難免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標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相當一段時間裡,沒有什麼原則分歧,兩人關係可以說是親密團結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聞天在實踐中逐漸覺察到「左」的危險性,認識到「左」傾也會成為革命前進中的最大的障礙物,反對「左」傾的一面開始滋長。而博古卻沒有及時覺醒過來。

  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於「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也即關於統一戰線策略變化的認識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擴大侵略,佔領山海關,向華北進犯的形勢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願與任何部隊訂立共同作戰的協定。在國內、國際都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然而,博古卻從下層統一戰線和打擊中間力量的共產國際的「左」的固定公式出發來理解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認為我們的宣言只是對群眾說的,只是對士兵說的,或者至多是對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說的。至於國民黨上級軍官,那決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也不會去同他們談什麼條件,同他們訂立什麼共同作戰的戰鬥協定。宣言上的提議只是個宣傳口號,是用來揭破國民黨的造謠污衊的。張聞天則接受了淞滬抗戰事實的教育,對在日本侵略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開始有所認識,糾正了「一·二八」事變后對國民黨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對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協定的理解同博古大為不同。他認為:「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頁。圍繞著對「共同抗日三條件」應怎樣理解的問題,張聞天同博古進行了爭論。博古沒有採納張聞天的意見,所以,「宣言」發表以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採取任何主動行動,「宣言」發表以後的八九個月里,也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協定。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黨史頻道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80139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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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17 09:54 | 顯示全部樓層
  第二,關於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

  這是博洛之間的又一個分歧點。先是博古發表《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重複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與反對資產階級並列的特點。博古認為,目前的中國革命不但要「反對封建殘餘,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時要進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無情的鬥爭」,這是工農民主專政的特點之一。博古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在發展蘇維埃經濟中間、在相當的容忍資本主義發展中間來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張聞天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鬥爭》等文章中論述了「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主張,提出應該允許資本主義發展,採取利用、限制、競爭、鬥爭的政策。顯然同將資本主義作為「反對」對象,採取「系統限制」政策大相徑庭。博古在隨後發表的《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的第三部分中對張聞天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博古強調:「資產階級將成為我們當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敵人,所以,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是不可允許的」。他認為,對於資本家,「不是『妥協』政策,而是堅決的發展階級鬥爭」;除了消滅他們的反抗,限制他們的剝削之外,應該是「強迫」他們為蘇維埃工作。博古不點名地指責張聞天主張的「讓步」、「妥協」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提出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第三,博洛之間更大的分歧發生在「福建事變」前後關於同十九路軍的聯合和怎樣對待「福建事變」上。

  1933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利用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暫停南侵之機,坐鎮廬山,調兵遣將,部署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這時紅一方面軍執行臨時中央「長電」的錯誤指示,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分為中央軍和東方軍兩路反第五次「圍剿」,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求勝。從7月至9月,彭德懷統率的東方軍在對十九路軍作戰中發展順利。連城大戰之後,隨即進軍閩北,每戰皆捷,形成挺進福州之勢。十九路軍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蔡廷鍇等十九路軍將領原本就同蔣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勢下,聽從周圍一批進步人士的勸說,決定變「剿共抗日反蔣」的方針為「聯共反蔣抗日」的方針。他們響應中國共產黨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主動派代表秘密前往紅軍駐地商談停戰反蔣事宜。

  第一個來到延平(今南平)前線同紅軍聯絡的代表,就是當年張聞天在上海從事新文化運動時的朋友吳明(即陳公培)。吳明於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樓紅三軍團總部會見了彭德懷。第二天又同彭德懷、袁國平舉行會談。此後,吳明即於10月初陪同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秘密到達瑞金,進行正式談判。

  對於同十九路軍談判,博洛態度很不相同。博古警惕性很高。他沒有拒絕談判,但疑慮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軍將領的進步,總以為他們來談判很可能是為求一時緩和以待援兵而施的狡計。他僅僅把談判看成一種宣傳性的措施,只想通過談判來揭露十九路軍將領的欺騙,提高共產黨和紅軍的威望。十九路軍代表到瑞金談判時,博古沒有會見。張聞天十分重視這次談判,認為這正是實現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的一個具體行動。如果談得好,同十九路軍停戰並進而合作抗日,對粉碎第五次「圍剿」,對整個反蔣反日鬥爭,都有重大的積極影響。張聞天當時是中共中央局內具體指導談判、簽約的領導人之一。他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熱情接待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促使談判順利進行。參加談判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全權代表潘行健(漢年),從白區到蘇區,都是張聞天的得力助手。談判進行了近一個月,雙方全權代表於1933年10月26日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草簽初步協定之後,蘇維埃政府又委派潘漢年為常駐福州代表,同徐名鴻、吳明等十九路軍談判代表一起赴閩。臨行那天早晨,張聞天同毛澤東、林伯渠、鄧發等前往送行。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聯共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簡稱「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軍正式簽訂抗日反蔣協定。當天,張聞天在黨內刊物《鬥爭》上發表《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和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批評對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採取的關門主義方針。指出在全國的民族危機面前,「個別的國民黨軍閥有接受我們宣言的可能」。我們應該「利用這種可能」,「在個別地方進行上層統一戰線」,「號召一切反動營壘中真正愛國的分子同我們一起為中國民族的生存而戰」。他認為:「對這種國民黨軍閥,我們是不怕同他們訂立反日反蔣的作戰的戰鬥協定的。我們的任務在這裡不是關起大門來表示自己無產階級的純潔,而是經過這種協定來更進一步的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我們並不拒絕這種妥協」。他嘲笑「自命清高、否認一切這種妥協的可能的『左』傾幼稚病者,往往把這種談判當兒戲,或簡單的『玩把戲』」。他嚴厲地指責道:「這除了表示出他們對於『現代科學社會主義』一竅不通以外,沒有別的。」

  張聞天「進行上層統一戰線」的主張,對「左」傾幼稚病者的尖銳批評,並沒有使他們將大門敞開。「福建事變」爆發以後,他們不僅不作有力聲援,不去推進聯合,積極配合,反而進行揭露、批判,採取詆毀、排斥、打擊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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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17 10:01 | 顯示全部樓層
「福建事變」爆發之際,正是中央蘇區反第五次「圍剿」戰爭遭到重大挫折之時。「福建事變」使得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包圍圈的東線出現了一個大缺口。如果紅軍同十九路軍真能聯合起來,不僅蔣介石的「圍剿」計劃必將破產,而且可以對南京政府構成直接威脅。所以,「福建事變」爆發之後,蔣只好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迅即從「圍剿」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蔣自任「討逆軍」總司令。這就大大分散了「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打亂了蔣原來的軍事部署,為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然而,博古和剛來到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卻沒有利用這個機遇,他們不同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爭取主動,粉碎「圍剿」,他們不聽在北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的建議,也不採納總政委周恩來的主張,而是忠實地執行遠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團的指示。他們沒有指揮紅軍東出側擊「討逆軍」,反而向贛江方向活動去攻擊永豐地域的敵人堡壘,企圖越過贛江,進逼南昌。張聞天得知紅軍西調,立即提出「反對」,主張紅軍應該東調援助十九路軍。張聞天認為,只有在軍事上採取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我們才能在當時這一重要關鍵上不失去消滅蔣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機會。軍委採納了張聞天的建議。然而,等到這時才把紅軍東調,為時已晚。當紅三軍團在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下於1934年1月4日到達沙縣的富口地區待機時,「討逆軍」已經進入福建腹地,「側擊」之機早失而只能「尾隨」了。而十九路軍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之下內部發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頹勢。1934年1月9日十九路軍參謀長到瑞金求援。1月13日,維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解體。

  第四,「博洛矛盾」從暗的分歧發展到明的衝突,是在廣昌戰役開始之前和失敗之後。

  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敵人集中11個師兵力,自盱江兩岸夾江南下,緩緩地向廣昌作堡壘推進。毛、洛堅決反對組織廣昌戰役。博古、李德決定全力保衛廣昌,與敵「決戰」。他們調集紅軍主力九個師,採取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從4月10日至28日,紅一、三、九軍團進行了歷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敵人依仗空軍、炮兵的優勢,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為營,向廣昌推進。堅守廣昌的紅軍部隊雖然英勇戰鬥,大量殺傷敵人,但由於戰爭指揮的根本錯誤,兵力消耗巨大,終於不得不在4月28日放棄廣昌。廣昌戰役的失敗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確主張,推行單純軍事防禦路線的結果。

  廣昌戰役失敗后,在5月中旬中革軍委的一次會議上,張聞天提出了嚴正的批評,指出:廣昌戰鬥中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這是一種拼消耗的打法,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巨大損失。博古不承認錯誤,反過來給張聞天扣右傾帽子,說張聞天這種指責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那樣的機會主義思想。

  張聞天一向溫和沉靜,面對博古的指責,當即予以批駁,指出: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2月俄國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后責備黨,說什麼「本來是不需要運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對武裝起義,以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勝利。今天批評廣昌戰鬥,是說同敵人死拼這種拼消耗的打法是錯誤的。敵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飛機分批輪番轟炸,地上有一個炮兵旅的大炮轟擊,兵力又大大強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想靠野戰工事來堅守陣地,怎麼可能?我們絕不應該單純防禦,死守硬拼!應該保存主力,用別的辦法戰勝敵人。同普列漢諾夫根本反對武裝暴動有什麼相同之處?張聞天越說越激動:博古同志說我是普列漢諾夫,是機會主義,這是污衊!我堅持,廣昌戰役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張聞天在發言中還批評博古過於重用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

  博洛二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會也沒法開下去了,結果不歡而散。到會的其他同志,沒有一個作聲。關於這次中革軍委會上博洛爭論的情況,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並據伍修權:《紀念遵義會議,懷念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頁。

  其實,軍委大多數同志是贊成洛甫的意見的。只是在那樣的場合,不便發表而已。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在廣昌戰鬥后就曾當面斥責李德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說他們把好不容易創造的根據地斷送掉,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事後,博古曾找洛甫交談,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思,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二人不應該鬧磨擦。張聞天無意與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抱成一團,對這種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們絲毫沒有從廣昌戰役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在軍事行動上仍然堅持「短促突擊」、「分兵把口」等戰術,在敵軍新的進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實行全線防禦,紅軍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間的分歧當然無從縮小以至彌合,更何況博古他們還在組織上排擠洛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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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17 10:03 | 顯示全部樓層
  「毛洛合作」發展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關係逐漸疏遠以至發生衝突的同時,「毛洛」之間卻逐漸接近,以至互相信任,親密合作起來。

  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張聞天加入了當時的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1月,毛澤東也參加了這個組織。他們兩人入會的消息,一起發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上。以後毛、張的行蹤在《少年中國》上時有披露。由會友這一層關係,他倆早已相互知道對方了。只是毛澤東對「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並不怎麼熱心,張聞天又時去國外,在20年代兩人未曾會面。

  1931年2月張聞天從莫斯科回國以後,在上海期間,對中央蘇區與毛澤東的情況時有所聞。那時,從臨時中央政治局到蘇區中央政治局,對毛澤東總的說來不僅不尊重,而且還排斥、打擊。張聞天在文章中、在會議上同樣採取這種態度。他在1932年4月4日根據中央會議精神寫成的那篇批評所謂「黨內機會主義動搖」的社論中,否定毛澤東在反「圍剿」中創造的「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策略,認為是「濃厚的等待主義」;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蘇區工作時,博古批評「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認為「應該做堅決鬥爭」,張聞天也提到「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的工作」。這個意見同中共蘇區中央局10月上旬寧都會議作出的決定(「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的責任」)是一致的。張聞天這些錯誤主張和做法,是當時「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指導方針下勢所必致的。不過,當時他同毛既未共事也無直接衝突,在個人關係上並沒有什麼嫌隙。

  張聞天同毛澤東會面、相識,是在1933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開始,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思想和才幹並不真正了解,關係平常。不久,張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觸的機會多起來,對毛也有所了解,並逐漸接近。如上所述,毛洛二人,在執行「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同十九路軍簽訂協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重要問題上觀點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毛洛合作的歷史契機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及其後的人事變動。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使「左」傾路線的錯誤發展到了頂點。經過這次全會,張聞天在黨內的職位沒有什麼變化,但實際擔負的工作有了較大的變動。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張聞天被補選為中央委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全會以後,接著舉行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單從表面上看,似乎張聞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處黨內高層矛盾旋渦中的張聞天,卻已經比以前「更明顯的感覺」到,這是一種極為巧妙的「排擠」。他後來回顧這段歷史時寫道:「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派我擔任人民委員會工作,對於李德、博古同志說來,是『一箭雙鵰』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在行動上,張聞天當然還是服從中央集體的決定。這樣,從1934年2月起,張聞天的辦公地點和住處,從黨中央所在地觀音山搬到了沙洲壩,同毛澤東在一處辦公,住地也緊靠在一起。

  洛甫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后,並沒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澤東的意圖去做。相反,他採取同毛澤東合作、尊重毛澤東的態度。洛就職以後,同毛長談了好幾次,傾聽毛移交工作的意見。主持人民委員會開會時,總是請毛參加和指導。經濟工作本來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後,還是讓國民經濟部部長吳亮平經常向毛彙報和請示;毛仍然參與經濟方面重大問題的決策。這樣,毛洛關係不僅沒有趨向緊張,反而更加密切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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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18 02:13 | 顯示全部樓層
從以下幾件具有標誌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發展的進程,以及毛洛之間的關係到長征出發之際達到了何等親密的程度。

  ①洛發表毛的調查報告,並與毛合著《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編的刊物《鬥爭》上分六期連載毛澤東的兩個農村調查報告:《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這是毛澤東兩個調查報告的首次發表。不僅如此,洛還效法毛的辦法,研究基層蘇維埃的工作。1934年4月,標明「張聞天、毛澤東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出版。這是毛的《鄉蘇維埃怎樣工作》和洛的《區蘇維埃怎樣工作》的合集。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看做「毛洛合作」的一個標誌。

  ②在廣昌戰役問題上,毛洛一致採取反對態度。

  前面已經提到,在博古、李德準備組織廣昌戰役時,洛毛一致反對;在廣昌戰役失敗后,博洛在軍委會上激烈爭論,毛是支持洛的。廣昌戰役問題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層,而「毛洛合作」則前進一步。

  ③長征出發前毛洛兩人在「雲山古寺」的坦誠交談。

  1934年8月1日敵機轟炸瑞金后,毛洛的住處都搬到雲石山上的一座小廟「雲山古寺」里。堂屋一側廂房住毛一家,另一側廂房就是洛的房間。兩人朝夕相處,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關心。1934年9月,毛在於都得了惡性瘧疾,高燒不止。贛南省委給洛甫打電話求助,洛立即派傅連暲星夜趕去診治。

  長征出發時,洛毛兩人之所以能傾心交談,根本原因,是他們在不少重大問題上看法比較一致,在黨內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廣昌戰役失敗后軍委會上那場爭論之後,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採取了一個「排擠」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其實,在這之前,項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閩贛省已經做了較長時間的巡視檢查,剛剛回到瑞金。完全沒有必要再派一個中央領導同志前往。所謂去閩贛「巡視」云云,完全是博古他們把洛甫實際上從政府領導崗位上調開的一個由頭。

  洛甫服從決定,7月上旬即赴閩贛。巡視工作進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這時,洛甫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紅軍戰略轉移前的準備工作以及所有高級幹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在組織人事方面,洛甫有權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隨軍轉移的中級幹部名單,交「最高三人團」批准。當時擔任教育人民委員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團」列入「留」的高級幹部名單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表示希望「走」。張聞天深表同情,隨即向博古陳情。博古一點沒有商量餘地,硬是以病弱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來。洛甫在延安整風時寫的自傳中談到此事,說當時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裡很不滿意」。

  洛甫此時的這種感受,在毛澤東的心裡早已鬱積多年。從贛南會議(1931年)到寧都會議(1932年),到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毛澤東一再受到排擠打擊。毛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比洛差得多。毛從於都回到瑞金已經是10月初了。

  這時,洛和毛都住在「雲山古寺」。眼看反「圍剿」戰爭節節失利,現在又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土地,他倆心中都充滿抑鬱、憤懣之情。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處前黃桷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洛向毛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滿。洛毛之間這次坦誠的交談,使他們的關係,在踏上長征征途的前夕,進入了一個稱得上是戰友的全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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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聞天發表動員長征的「戰略社論」

  長征出發前夕,在1934年9月29日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發表了一篇張聞天署名的題為《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社論發表后,紅軍總政治部立即發布「政治指令」,要求全軍根據這篇社論就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在部隊中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寫的回顧長征的文章《出發前》中,稱它是「一篇關於紅軍戰略的社論」。他和何叔衡是讀了這篇社論后,立即意識到紅軍即將進行戰略轉移了。這篇社論,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宣言書和動員令,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概括,標誌著張聞天的思想已經躍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比較自覺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反對「左」傾路線的高度。它清晰地說明,張聞天已經完全擺脫了「左」傾錯誤的桎梏,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完全合拍和一致,走到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一邊。

  紅軍戰略大轉移的決策,在廣昌戰役失敗后博古主持的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已作出。向共產國際報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也在博古、周恩來和李維漢等組織下積極進行。正如陳雲在向共產國際報告中所說,「首先,在我軍主力縱隊撤出中央蘇區向西部進發之前,黨先派一部分部隊打出蘇區,深入敵後。尤其是我們派了抗日先遣隊紅七軍團向福建方向和贛閩邊界地區挺進,於是我們的部隊插到了東北方向敵人的後方。」「第二個行動:派部隊從湘贛邊區打到湖南去。」此外,「為紅軍主力部隊補充了青年戰士。我們吸收了三萬名志願者參軍」;「我們培養了一批基本幹部和部隊的骨幹」;「我們籌集了60萬擔糧食,供紅軍西征開始階段用」;「還加緊生產彈藥,彈藥生產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還給戰士置備了特製的軍服,籌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

  中央確定從贛南突圍之後,紅軍代表潘漢年同「南天王」陳濟棠的粵軍的談判即緊鑼密鼓地進行,進展相當順利。停戰協定的簽訂,為紅軍西征開出了一條通道。博古領導下的中央局對於突圍行動這一巨大的戰略轉變,進行了緊張準備,但軍事行動計劃處於高度保密狀態,直到9月下旬,博古要張聞天撰寫一篇社論,從理論上對紅軍戰略大轉移作出解釋,以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

  由於「博洛矛盾」的加深和「毛洛合作」的發展,張聞天在廣昌戰役失敗后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自覺了。他寫於1934年6月24日的《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就是他基本上掙脫「左」的桎梏、自覺地站到正確路線一邊的標誌。在這篇文章中,張聞天已經毫不含糊地「最尖銳的提出同這種『極左主義』進行堅決鬥爭的極端必要」。他指出,「如果不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與一時的狂放的革命性」,那麼,同樣地,「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是不可能的」。張聞天鮮明地批評「『左』傾總要比右傾好」的流行觀點,指明「極左主義是機會主義另一種形式的表現」,「不要懼怕『左傾革命家』的威嚇」。

  文章具體分析了「極左主義」在黨內思想鬥爭中、在檢舉行動中、在對待地主富農的政策上、在經濟政策中的種種表現和嚴重危害,激勵大家拿出勇氣,去反對「極左主義」。通過對閩贛的巡視調查,張聞天對「左」傾路線在軍事策略方面的表現和危害有了進一步認識。7月26日,他在閩贛戰地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分兵把口,困守堡壘的辦法」,說將地方武裝用來「死守堡壘,對於我們是致命的打擊」。指出「這種公式必須立刻粉碎,我們的同志必須立刻從堡壘、從空機關走向群眾」。認為閩贛黨的第一任務是「武裝廣大群眾,發展游擊戰爭」。

  長征出發前博古要他撰寫一篇社論,正好給了他一個系統闡述在鬥爭實踐中得到的新認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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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18 02:15 | 顯示全部樓層
 張聞天在社論中回答了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紅軍為什麼要實行戰略大轉移?

  張聞天從總結反五次「圍剿」的經驗教訓入手,批評了「左」傾的進攻路線。指出:「我們黨的總的進攻路線,決不能解釋成為只要採取進攻的鬥爭方式,就可使我們得到勝利。這種見解,實際上是把革命當作只是一種向上的、直線式的、不斷勝利的行動,或是一次的、短時期的、在一個戰線上的英勇的決鬥和突擊。這種對於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會想出種種『抽象的公式』或『教條式的藥方』來限制自己的活動,其結果是很明顯的,或者是我們拿一種固定的鬥爭去束縛運動,或者是由於我們的成見與固執,放棄了其他鬥爭的領導。」

  在此基礎上,張聞天對「進攻路線」作出新的解釋,說明依照當時的環境,不單採取進攻、反攻,就是採取「防禦以至退卻的鬥爭方式」,「一切這些鬥爭方式的運用,都是為了實現黨的進攻路線。」這就在那時允許的範圍內突破了只准講進攻、不準談退卻的教條。張聞天又正面提出正確的方法論原則:「根據於每一具體環境的分析與了解,決定在當時何種鬥爭方式最為有利,並且跟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我們的鬥爭方式。」據此,他分析了實踐中運用的各種各樣鬥爭方式,並以十分醒目的表述,肯定了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以便「縮短戰線」,突破封鎖「轉移地區」,是在敵人優勢兵力壓迫、堡壘層層封鎖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爭取戰爭勝利的方式,相當明確地預示了中央紅軍即將突圍轉移的戰略意圖。

  張聞天還進而從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這一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層次上,闡明應該怎樣看待突圍轉移的戰略決策。張聞天指出:「國內戰爭的戰線是延長在全中國」,「這種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而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完成的。在這種決戰中,我們可以在某些區域得到空前的偉大的勝利,在有些區域則可遭受部分的挫折」。他自覺地運用這一帶規律性的認識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軍事路線的發展軌跡作出概括,進行批評。並指出,一切機會主義者,由於不了解中國革命這一基本問題,取得某些勝利時,就會被「勝利沖昏頭腦」,「放棄了繼續不斷的,堅持的,殘酷的鬥爭」;一旦遇到阻礙或停滯,就會「悲觀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和前途」,在「轉移地區或縮短戰線時」,就會「走到灰心絕望中去」。在這裡,「『左』傾機會主義者同右傾機會主義者完全表現了他們相反的一致」,其癥結就在於「看不到整個國內戰爭的實質。」

  從以上毛洛關係發展的幾件事情,特別是張聞天寫的被稱為「戰略社論」的《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中可見,到長征前夕,張聞天的思想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變化。他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特別是對中國革命戰爭基本規律的認識,同毛澤東的認識已經非常接近以至基本一致。同六屆五中全會斷定中國存在著「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等觀點完全不同,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革命戰爭是「長期」的戰爭,不是在幾年內就能夠完全勝利的。用這樣的戰略思想武裝全黨全軍,來指導中國革命,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張聞天雖然還沒有衝破「進攻路線」的外殼,但已經十分明確地在實際上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提出並闡明了靈活運用各種鬥爭方式,尤其是採取退卻、縮短戰線、轉移地區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爭取勝利的觀點。對於主力紅軍的突圍西征來說,這是到那時為止得到深刻表述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指導思想。

  總之,在踏上征途時,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在同「左」傾錯誤領導共同鬥爭中達成的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策略及其規律性認識的一致,建立起來的深厚的戰友情誼,是他們在長征出發時走到一起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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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16-10-18 02:25 編輯

二、長征路上的爭論

  毛洛王征途上的交流

  長征出發后,「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忙於指揮戰事,把「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放在一邊。長征開始階段的這種特定環境,給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機會。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講述從福建事變到廣昌戰役同博古的種種爭論,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分兵把口、拚命主義等做法很為不滿。毛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過程,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對比,細緻地分析李德、博古軍事領導上採取單純防禦路線、否定運動戰的戰法等錯誤。這一路的隨意交談和充分討論,使毛洛之間感情上更加親近,思想、觀點也更趨一致。對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觀點,認識到主要是在主觀方面,是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所致。

  「中央隊三人團」這個集體,及其長征出發后的一路交談,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於中國共產黨實現歷史轉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就此專門寫了一章。他以西方人的機智和幽默,為這一章擬了一個標題:《擔架上的「陰謀」》。張聞天也十分重視「中央隊三人團」的作用。不過,他在總結這一段歷史時,以東方人的深沉和睿智,採用了富有哲理的語言。他寫道:在長征出發時,「他(指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過了老山界以後

  紅軍西征開始時,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據地所有「家產」全都搬走。從兵工廠的機床到剛造出來的炮彈,從印刷鈔票和書報的機器到辦公桌椅,從發電機、電台到成捆的電線,更不用說各種文件、檔案和中央金庫的金銀財寶了。用馱子和挑子組織起來的運輸隊綿延好幾里。所有野戰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

  過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因為同「南天王」陳濟棠的粵軍簽了停戰協議,所以還算順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敵人布置在湘江沿線的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了兇猛的阻擊。紅軍損失慘重,從突圍西征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時,西征的紅軍已經失去了原定的到達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團」在如此嚴重的挫折面前幾乎喪失了指揮能力。博古一籌莫展,有時還用手槍對著自己的腦袋比劃。軍事顧問李德老發脾氣,不但不認錯,還把湘江戰役的慘敗歸結於沒有及時執行他的決策,認為是意見分歧延誤了戰機。

  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感到,對中央的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中央紅軍翻越地處湖南、廣西交界的逶迤蒼茫的老山界,即五嶺之一的越城嶺,進入苗族聚居區。部隊暫時擺脫了追擊的敵人,張聞天同毛、王一起,開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用張聞天日後的話說,「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周恩來後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博古也說:「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

  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對李德、博古的批評,首先集中在第五次反「圍剿」與突圍西征的軍事指揮的錯誤上。他們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造成的。紅軍本應運用前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採取決戰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的方針;而李德等人卻否認這些成功經驗,採取單純防禦,短促突擊,打陣地戰的辦法。開始時實行「全線出擊」,在敵人進逼下又變為「全線防禦」,致使敵人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得逞。他們批評此次撤出蘇區的突圍又成為驚惶失措的逃跑,西征變成了搬家式的行動,一路避戰,對孤立疲憊之敵也不主動反擊。

  過了老山界後行軍途中一路爭論的最主要的問題,還是亟待解決的紅軍戰略行動方針問題。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指出,李德、博古堅持認為只有到達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滅敵人,這個方針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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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轉兵」

  在紅軍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識破了中央紅軍前往湘西的戰略意圖,在湖南洪江、藏江,貴州石阡、銅仁、松桃一帶集結了五六倍於紅軍的強大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紅軍去鑽。在這樣的情勢下,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他們在12月9日給各軍團首長的命令中重申「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硬是要往這個口袋裡鑽。張聞天了解到戰局的這個重要變化后,立即找到毛澤東,告訴毛敵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對策。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向周恩來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蔣已經設置了重兵,原定中央紅軍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已經喪失,建議轉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

  1934年12月11日,紅軍攻佔湖南省通道縣縣城縣溪鎮。12月12日,在縣溪鎮的恭城書院舉行了中央領導人的緊急會議--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

  李德全然不顧變化了的、不利於紅軍的情況,還是機械地要向二、六軍團所處地區推進。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這實際上是自投羅網,把三萬多紅軍往虎口裡送。

  會上,毛澤東首先堅決反對李德的方針,建議向貴州進軍。這個建議本來就是毛同洛王商量后提出的,張聞天當然堅決支持,強調應該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周恩來也支持向貴州進軍。博古作會議總結說:看來,只有照毛澤東同志的提議辦,放棄去湘西的計劃。中革軍委即於當晚19時30分發布紅軍於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會後李德仍固執己見,否定多數人的決定,重又命令各軍團仍按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行動。經爭論,中革軍委於14日又發布命令,令紅軍奪取貴州黎平、錦平,開闢前進道路。

  黎平決策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佔黎平。紅軍向何處去?這個戰略方針問題再一次十分緊迫地提到日程上來。

  12月18日,在黎平城內,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毛澤東和李德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博古沒有支持李德的觀點。

  關於黎平會議的情況,陳雲向共產國際領導人作了以下報告,從中可見會上爭論之激烈程度--

  在黎平,領導人內部發生了爭論,結果我們終於糾正了所犯的錯誤。我們對此前「靠鉛筆指揮」的領導人表示不信任。在湘桂邊界,敵人集結了四五倍於我軍的兵力嚴陣以待,以為我們會沿著紅六軍團從前進軍的路線行進。桂軍則從南面進攻我們的後衛部隊。此外,後面還有大部隊追擊。

  原來的領導人堅持直線前進的做法,認為此後也必須照此辦理。我們堅決加以反對,指出這一計劃只能有助於敵人,不會給紅軍和中國革命帶來任何好處。原來的領導人竟要將持此種意見的人送上軍事法庭。我們回答說:應該交付法庭審判的是你們這些領導人,而不是我們。

  通過激烈爭論,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被黎平中央政治局會議接受。會議作出了《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紅軍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張,通過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區就已提出、並得到周博支持的戰略方針,決定在「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還作出了另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召開遵義會議--到遵義地區后,中央政治局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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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王橘林談話

  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繼續西進,準備渡烏江北上。李德對黎平會議否定了自己的意見非常惱怒。在繼續前進的路上,李德仍然不甘心放棄他的錯誤戰略方針。洛甫對此深為焦慮。他意識到,讓李德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他開始考慮變換軍事領導人的問題。

  1934年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貴州黃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張聞天和王稼祥的兩副擔架放下來休息。其時是農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綠樹上掛滿了金黃的、橙紅的橘子.他們兩人頭靠頭躺著,議論當前的形勢,都憂心忡忡。

  王問洛:紅軍最後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麼地方?

  洛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

  王稼祥當晚就把張聞天的這個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

  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十天後,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鎮(草塘)外宋家大院開會。猴場會議批評了一不過烏江在川黔邊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二要回頭和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堅持執行黎平會議決議,決定強渡烏江,發布了《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在以後的行軍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

  綜上所述,從1934年12月上旬過了老山界起,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等一起,為挽救黨、挽救紅軍進行了積極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向勝利邁進。通道會議為戰略方針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黎平會議則實際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進軍方向問題,實現了通道會議提出的「轉兵」任務。這是湘江戰役失利后「中央隊三人團」對「最高三人團」錯誤領導進行批評、展開鬥爭的結果,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軍事思想在長征途中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而洛王黃平橘林談話則是變換軍事領導的富有決定意義的醞釀;猴場會議堅決執行了黎平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鞏固了黎平會議的勝利;會後,在行軍途中停止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不僅是組織上的一個重大勝利,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而擺脫共產國際束縛的一個標誌。所有這一切,都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好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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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襲占遵義

  1935年元旦,紅軍強渡烏江取得勝利。

  1月7日凌晨,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一下子把十幾萬「追剿」敵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追剿」軍司令何鍵此時率20個團在湖南常德地區與紅二、六軍團作戰。四川軍閥劉湘的部隊擺在長江南岸一線,搞不清虛實,不敢輕進。蔣介石命令粵、桂軍隊趕快北上遵義,但貴州並非他們的地盤,行動遲緩,仍滯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軍諢名「雙槍軍」(黔軍多吸鴉片,士兵有兩支槍:一支步槍,一支煙槍)。不經打,一觸即潰。這時,敵軍中只有蔣介石的嫡系薛岳縱隊和周渾元縱隊比較積極,但被烏江阻隔,難以很快採取行動。這就為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時機。

  遵義會議的準備和召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上面已經說到,在遵義地區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是黎平會議就已作出的決定。因為軍情緊迫,黎平會議只在1934年12月18日開了一天,解決了當時最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對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亦即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以來軍事路線上的是非問題,當時來不及討論。因此,黎平會議決定渡過烏江到達遵義地區后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

  1935年1月7日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后,軍委縱隊隨即於1月9日入城。中央領導成員立即忙著為這次會議做準備。當時,「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軍旅長易懷芝的官邸。這是一幢建築精緻的二層樓房。張聞天住樓下西廂房。他的樓上是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對面,樓上右前室住的是王稼祥。他們三人住下以後,圍繞即將召開的會議主題進行了商議。張聞天根據商議的意見寫成一個比較詳細的提綱。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朱德、陳雲、洛甫、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參加會議的還有鄧小平和伍修權。鄧小平當時是中央隊秘書長,擔任會議記錄;伍修權是李德的翻譯。會場設在軍委縱隊司令部的駐地遵義老城枇杷橋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公館。這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兩層樓。會議就在公館樓上東廂房舉行。房間不大,居中放一張栗色的柏香木長條桌,四周圍著一些木椅、藤椅和長凳。博古坐在長條桌中間的位置,主持會議。其他人隨便坐。聶榮臻腳傷還沒有好,每天坐擔架赴會。王稼祥腹部傷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藤榻上參加會議。正是隆冬季節,開會至深夜,屋裡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遵義會議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決定與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當時敵人企圖把紅軍壓迫在長江以南、橫江以東、烏江以北和以西地區,然後緊縮包圍圈,「聚而殲之」。擺在紅軍面前的緊迫任務是跳出敵人設下的包圍圈。所以,遵義會議開始后首先討論行動方向問題。會議同意劉伯承、聶榮臻提出的建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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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古作報告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博古在解釋為什麼不能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勝利地保衛蘇區時,雖然也說到了一些主觀上的指揮上的錯誤,也不曾明顯地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實際上他過分強調了客觀的困難。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反動力量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50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軍事顧問幫助;蘇區物質條件不好;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鬥爭與日常鬥爭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工作依然薄弱,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開展不夠;各蘇區紅軍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博古的分析,實際是用客觀原因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惡果。軍委副主席、總政委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關於軍事方面,他沒有把失敗的原因推給客觀,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進行回顧、總結。

  張聞天作反報告

  在聽了博古的報告和周恩來的副報告以後,張聞天首先起來作反對中央領導單純軍事防禦路線的報告。這個報告,通稱為「反報告」。張聞天列舉事實說明反五次「圍剿」的失敗和退出蘇區西征途中遭到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違反了過去紅軍在長期作戰中形成的基本原則。

  張聞天作「反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中央隊三人團」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此刻由張聞天在會上講出來,分量很重。因為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書記處(同時稱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而與周恩來相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而又有系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的錯誤的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

  毛澤東的發言和會議的進展

  由於到目前為止,遵義會議記錄沒有找到。張聞天的提綱和依照提綱所作的「反報告」以及張聞天作「反報告」后的會議情況,毛澤東、王稼祥等的發言,雖然其基本內容都包含在《遵義會議決議》之中,但沒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黨史徵集、研究部門在中央檔案館收藏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一件珍貴的文獻--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以下簡稱《傳達提綱》)。這份寫成於1935年二三月間從威信到鴨溪行軍途中的重要文件,為弄清遵義會議的真實情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對遵義會議討論的概況,《傳達提綱》作了如下簡要的述評:

  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陳雲當年所作的這段權威性的述評,十分清楚地告訴人們,張聞天的「反報告」是他同毛澤東、王稼祥商量后擬定的,他作「反報告」時手裡拿的那個批評錯誤軍事路線的「提綱」,以及毛澤東、王稼祥在會上發表的「意見」,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和除博古、凱豐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說,「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代表了黨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共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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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19 00:32 | 顯示全部樓層
  根據現有史料,在張聞天作「反報告」后,會議繼續進行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首先,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他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當前首先要解決軍事問題。他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消極防禦」方針的主要表現是:防禦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尖銳地批評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說他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毛澤東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觀點。他指出,正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才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了紅軍在長征中的重大損失。

  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並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朱德素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線擔任指揮的各軍團領導同志,都以親身經歷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贊同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只有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左」傾錯誤中是一員幹將,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擊」等,是林彪鼓吹過的。

  周恩來是軍委負責人,他在副報告中承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同時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對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王的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他還全力推舉毛澤東來指揮紅軍。周恩來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偶然的。周恩來曾經分析過自己在遵義會議上與博古的態度不同的原因,他說:「……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

  博古是會上被批評的主要對象之一,態度還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沒有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民主作風和光明磊落的態度。他也並非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但受認

  識的局限,他在報告和發言中,「只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的錯誤,在軍事指揮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不承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陳雲的《傳達提綱》中說他「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公開反對「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的只有凱豐。他對會議表示了保留意見。

  李德完全處在被批判的地位。別人都圍坐在長桌子四周,獨有他坐在房門口。他一個勁地抽煙。他聽著伍修權翻譯與會者的發言,神情十分沮喪。他表示「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他的批評」。會議過程中,他還發言為錯誤軍事路線辯護,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李德這種惡劣態度並沒有阻擋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對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大人物」的錯誤進行正確的批評和果斷地作出結論。當然,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也並沒有因為李德的嚴重錯誤與惡劣態度而影響他在紅軍隊伍中發揮他能夠發揮的作用。李德在陝北也曾檢討過自己的錯誤,並提出「請國際討論我的錯誤,並做出必要結論」。但他離開中國以後,終其一生都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晚年還寫書為自己辯解,編造事實,把遵義會議歪曲為派別鬥爭,發泄對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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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義會議的勝利

  遵義會議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進行總結,展開討論。會議得出的結論是: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會議認為:「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即我們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會議指出:「我們黨正是由於軍事指揮上在這個時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錯誤的,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的粉碎五次『圍剿』的意義上來說,以及達到西征軍預定的湘西目的地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這就分清了反第五次「圍剿」與長征第一階段中紅軍戰略戰術的是非問題,指明了軍事指揮上路線的錯誤。同時,遵義會議對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又明確了責任:「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地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在這方面應負主要的責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確了責任,那麼就勢必要轉變路線,變換領導。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遵義會議決議》。為此,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作了下列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

  會議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這意味著將解除博古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而由洛甫接替。據遵義會議的出席者、時任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回憶:「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

  會議關於「取消(最高)三人團」的這一項決定,不僅撤銷了博古對軍事的指揮,而且正式撤銷了李德的指揮權。這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為起點,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遵義會議的勝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軍團領導同志一起團結鬥爭的結果。在這中間,「毛洛合作」起到了關鍵作用。對此,毛澤東多次給以肯定。毛澤東在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會上曾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寫的《反省筆記》中,對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毛澤東的功績和自己的貢獻,也曾作過評價。只是對自己貢獻的評價太過謙虛了些。他說:

  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和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說,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這樣的歷史評價是客觀公正的,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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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20 00:16 | 顯示全部樓層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16-10-20 00:17 編輯

四、扎西會議

  2月5日:博洛交接

  遵義會議開完以後兩天,1934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就由遵義地區北上,向土城方向開進,擬在瀘州上游一線北渡長江,同紅四方面軍一起實行總的反攻,爭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軍的頑強抵抗而失利,乃果斷決定撤出戰鬥。1月29日拂曉前,中央紅軍主力分三路從猿猴場(今元厚場)、土城西北地區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北部邊沿的古藺、敘永地區前進。

  2月3日,中央縱隊抵達敘永縣的石廂子宿營。2月4日,在這裡收到留守中央蘇區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項英發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電報。項英批評中央和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提出「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究竟採取什麼方針「應早定」。

  這時黨中央總書記還沒有變換。遵義會議以後,事實上博古已經無法領導中央工作。他接到項英來電后,沒有召集會議討論,也無從確定行動方針以答覆項英。

  項英不見回答,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義致電中央,提出關於中央蘇區「行動方針」的「兩個意見」和「對各蘇區的領導」問題,「請立復」。項英要中央趕快作出決策,進行領導。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

  紅軍中央縱隊2月5日從石廂子開拔,向扎西(雲南省威信縣縣治)進發,行進在叫做「雞鳴三省」的地域。在雲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和渭河交匯處有個渡口,當地稱「岔河」,舊地圖上標地名為「雞鳴三省」。意思是這裡地處三省交界,雄雞打鳴,三省都能聽到。當地習慣,「雞鳴三省」不單指渡口,也泛稱渡口附近三省的鄉鎮。2月5日,中央縱隊擬在「雞鳴三省」地域屬於威信縣的一個小鎮水田寨宿營。不想,團匪據守兩座炮樓阻撓,紅軍不能立即攻克。時已將近黃昏,軍委縱隊只好繞過水田寨,在小鎮西邊二三里路的樓上、花房子、高坎、芭蕉灣等幾個小村寨住下。總部的通訊部門住花房子,中央負責同志住高坎。

  這時,張聞天感到,項英這兩天接連來電,不能不復;此時再不變換領導,要誤大事。現在是到了執行遵義會議決定的「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時候了。於是就提出「要變換領導」。本來,在遵義會議上政治局許多同志都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當總書記,這一天晚間常委開會討論分工,作出決定,以洛代博,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為此,黨中央還發表了一個撤銷博古總書記職務的聲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

  當時,政治局成員都贊成這個決定。只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在背後叫博古不要交權。博古沒有聽。他服從政治局多數同志作出的決定,把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幾副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張聞天受命於危難之際,他立即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同毛澤東配合合作,團結政治局和軍委的負責同志,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糾正「左」傾軍事路線錯誤,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戰略轉變,粉碎敵人圍追堵截的歷史重任承擔起來。

  從2月5日晚上到2月9日這四五天里,中央紅軍在威信境內,從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再到大河灘的莊子上、直到扎西鎮的行軍途中,張聞天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扎西會議),通過了《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並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2月5日張聞天就任總書記以後主持召開的「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從此,開始了「毛洛合作」(即黨中央總書記洛甫和紅軍實際上的最高統帥毛澤東配合合作)領導全黨全軍進行長征的歷史新篇章。而1935年2月的扎西,是領導全黨全軍完成偉大歷史轉折的總指揮部所在地。

  下面,我們基本上按照扎西會議的順序,敘述毛洛合作的黨中央在這裡繼續和最後完成遵義會議的任務、指揮全黨全軍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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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新鮮人 發表於 2016-10-20 00:18 | 顯示全部樓層
  2月5日:決定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行「博洛交接」后,張聞天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當時必須立即作出回答的最為緊迫的問題: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經討論作出決定后,張聞天立即於2月5日當夜以中央名義致電項英轉中央分局,對他們2月4日、5日來電明確答覆。關於戰略方針,複電指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並指出:「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後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合的」。關於組織領導,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這就改變了長征出發以來中央沒有指示的狀況,及時地傳達了遵義會議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任命了領導幹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與中央蘇區的組織聯繫和領導關係。恢復受排擠的陳毅的軍事領導職務,體現了遵義會議的精神。

  2月13日,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分局發去長電,詳告2月5日「決議詳情」。在得到19日、21日項英報告具體貫徹情況的複電以後,23日,中央書記處複電項英轉中央分局,詳告執行中央指示中應注意的具體問題。由此,中央蘇區開始實行戰略轉變,明確了堅持贛南遊擊戰爭的方向。

  2月7日:作出「回兵黔北」決策

  2月6日,軍委縱隊從高坎進至石坎子,7日到達大河灘。張聞天連續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土城戰役失利的教訓,討論當前最為緊要的中央紅軍的戰略方向問題。

  會議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敵人已經加強了長江沿岸防禦,並以優勢兵力向中央紅軍圍追堵截,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按遵義會議原定的渡江北上「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如不改變計劃,紅軍勢必在長江邊上腹背受敵,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果斷地決定改變戰略方向,放棄在瀘州、宜賓之間渡江入川的計劃,利用敵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線,黔北比較空虛的時機,「回兵黔北」,「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

  2月7日19時,中革軍委在大河灘向各軍團首長發出《關於我軍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通報了「黨中央和軍委決定」: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的方針。並命令各軍團迅速擺脫四川追敵,改向川滇邊的扎西地區集中。這一戰略方向的改變,為使紅軍脫離當時的艱險處境爭得了主動。

  會議同時又討論了紅軍部隊「縮編」的問題。為適應當前戰鬥的需要,並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便於連續作戰,決定對各軍團的戰鬥單位實地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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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8日:通過《遵義會議決議》

  2月8日,中央縱隊繼續在崇山峻岭中向扎西方向前進,當天到達莊子上。在這裡,張聞天繼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的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在1月中旬的遵義會議上決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在遵義會議后二十多天的征戰途中,張聞天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以他在遵義會議上所作的「反報告」為基礎,吸收會上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及其他同志的發言,並結合會後形勢發展變化和新的決策,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獻。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達到成熟。《遵義會議決議》闡述了遵義會議的內容和成果,概括了遵義會議的精神,是集中體現這一偉大轉折的歷史文獻。它是反「圍剿」戰爭經驗教訓的總結,是黨和軍隊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以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為主導、又是對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的第一次系統論述。作為遵義會議上「發言提綱」的執筆者、「反報告」的發言人、《決議》的起草人,張聞天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當然,張聞天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歷史賦予的使命,同得益於毛澤東的教育、幫助是分不開的。他說過:「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益處。」 應該說,《遵義會議決議》也是「毛洛合作」的傑作。

  《遵義會議決議》明確指出:博古同志關於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決議》針鋒相對地提出,「不能在軍事領導上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對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基本上是錯誤的」,正是第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主要原因。

  《遵義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用大量篇幅,通過反「圍剿」戰爭中正確的與錯誤的兩種戰略戰術的對比,極有說服力地論證了上述結論,系統地批判了博古、李德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系統地論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紅軍集體創造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戰略戰術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①在運用兵力上,應「集中優勢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

  《決議》批評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為了抵禦各方面敵人的前進,差不多經常分散(主要是一、三軍團的分散)兵力」。「這種分兵主義的結果,就使我們經常處於被動地位,就使我們的兵力處處薄弱,而便利於敵人對我們各個擊破」。《決議》論述了正確的原則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指出只有這樣才能使紅軍經常掌握住主動權。

  ②粉碎堡壘主義的方法,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

  《決議》指出,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絕然否認過去運動戰的經驗,絕然否認誘敵進來給以消滅的戰法」。他們製造了一種「勝利只能起始於戰術的理論」,以為只有分兵抵禦與短促突擊才能對付堡壘主義。他們拋棄了紅軍的特長運動戰,而採用了對敵人有利而對紅軍極端不利的陣地戰,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決議》論述了用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原則:「在堡壘線內即是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做運動戰。」

  ③對付敵人持久戰的方法,是整個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而不是相反,應「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時機」而不能採取「拚命主義」。

  《決議》從總結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高度指出:「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的戰爭。」因此,紅軍在有利條件下應該從防禦轉入反攻,消滅敵人;在不利條件下則可以暫時退卻以保持紅軍的有生力量,等待與爭取新的反攻與進攻的有利時機。「這是第一個基本原則。」《決議》又指出另一個基本原則,「即為了進行長期的持久戰,對於每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必須極力爭取戰局的速決」。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不了解「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這一中國革命戰爭的辯證法,在反第五次「圍剿」中同敵人「拼消耗」,「把保持有生力量與保衛蘇區對立起來」,「這是把戰爭當兒戲」,是「罪惡」。《決議》申述,為了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時機,「即使放棄一部分蘇區的土地,甚至主力暫離開蘇區根據地,都是在所不辭的」。因為有了堅強的紅軍,即使蘇區受到損失也終究能夠恢復,而且也只有依靠紅軍,才能創造新的蘇區。《決議》還從反傾向鬥爭高度指出,「在戰爭持久戰的原則之下」,要反對保守主義和冒險主義兩種錯誤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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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對福建十九路軍事變,在軍事上應該採取「直接配合」的方針而不是相反。

  《決議》指出,利用敵人內部的衝突,「是我們粉碎敵人『圍剿』的重要戰略之一」。福建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應要軍事上採取「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然而當時博古等卻在戰略上採取了相反的方針,從而「失去了這一寶貴機會」。

  《決議》還對實行戰略轉移與突圍西征的過程作了系統的總結,對其間博古、李德等的原則錯誤作了深刻的批評。首先,在實行戰略退卻的問題上既延誤了時機,又「完全忽視」「有生力量的保持問題」。採取「一方面預備突圍,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扞衛中區』的矛盾態度」,給紅軍造成很大損失。接著,也是更為嚴重的,是將突圍的行動基本上看做不是堅決的和戰鬥的,「而是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從瑞金出發到黎平,指導突圍西征的基本的戰略方針是「避戰主義」。結果使得三個月的突圍戰役,紅軍差不多經常被動挨打,差不多處處成為掩護戰,使得以紅軍戰略轉變迫使敵人轉變其中央蘇區的整個計劃,以粉碎五次「圍剿」,乃至高度保持紅軍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務,都不能完成。最後,到了湘黔邊境,博古、李德等又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與方針。《決議》將突圍行動同反第五次「圍剿」戰爭聯繫起來考察,指出「單純防禦路線發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顧一切的拚命主義,或者是逃跑主義」。

  《決議》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光輝文獻。它是在全黨內開展與深入進行「反對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的鬥爭」,「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實現「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的綱領性文獻,為中央紅軍和全國各地紅軍突圍轉移,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取得長征勝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決議》又是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軍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統概括。它所扼要地論述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軍事路線與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不僅在長征中被運用並得到豐富和發展,而且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更為廣泛地被運用並得到豐富和發展。毫無疑問,毛澤東軍事思想是人民戰爭的產物,是毛澤東、朱德和人民軍隊將帥們智慧的結晶。張聞天則以他起草的《決議》,在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概括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決議》也是張聞天徹底擺脫「左」傾教條主義,轉變到正確路線上來的一個標誌,是他生平、事業的一個高峰,思想飛躍的一個界碑。張聞天能夠從「左」傾集團中分化出來,能夠起草並主持通過《決議》,完全是出於自主、自覺。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決議》採用了張聞天自福建事變到長征前夕發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確思想、觀點,以至使用了表述這些思想觀點的語言。聯繫張聞天的革命經歷與思想發展,完全可以看到,張聞天遵義會議的「轉變」的必然性。這是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在中央領導崗位上接觸了中國革命實際,從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中逐步認識「左」傾錯誤、逐步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規律的結果;是他在黨內矛盾和黨內鬥爭中,從思想、理論到路線、方針、政策,通過事實的教育,反覆地對比,分清了是非,徹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肯定並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軍事戰略戰術的結果。這也說明,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推選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是出於偶然,而是歷史的選擇。

  在充分肯定《決議》偉大意義的同時,當然不應該迴避《決議》存在著「轉變」時期或尚未完全覺察、或難免需要暫時保存的舊的痕迹。毋須諱言,這同時也反映出《決議》起草人張聞天的「轉變」還有不夠徹底的地方。如:《決議》在批判軍事上單純防禦路線錯誤的同時,依然肯定「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決議》對於博古、李德等錯誤的主要傾向分辨不清,認為其性質是「黨內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決議》批評並排斥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路線、方針、戰略戰術問題,然而在行文中還是不時引用國際指示作為批判的武器;《決議》對於福建事變中的十九路軍,也還囿於下層統一戰線的傳統觀念而籠統地認為它是「反革命內部的一個派別」。

  《遵義會議決議》經2月8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後,立即刻印「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在印發決議全文之前,為了儘快向各級幹部傳達會議精神,張聞天寫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下簡稱《遵義會議決議大綱》),在《遵義會議決議》通過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這個文件以兩千多字的篇幅簡明扼要地敘述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大意和要點。沒過多少天,其全文用電報發給了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面軍和中央軍區。這樣,《遵義會議決議》的大意和要點,在2月即傳達到了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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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9日:決定中央紅軍「縮編」

  1935年2月9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行到達扎西鎮。該鎮地處扎嶺之西,清代命名為「扎西」,同時兼取當地少數民族彝族的語音,意思是水多的地方。這個鎮不小,是威信縣政府所在地。張聞天立即在鎮上的江西會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央紅軍的「縮編」問題和紅二、六軍團戰略方針與組織問題。

  2月7日大河灘會議已經作出改變戰略方針、「回兵黔北」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決策。9日召開的江西會館會議為貫徹這個戰略方針毅然決定「縮編」中央紅軍各軍團的戰鬥單位。第二天,2月10日,軍委頒發《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指明這次縮編的指導思想是:「為適應目前戰鬥的需要,並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便於連續作戰」。陳雲組織領導了這次縮編。全軍除幹部團外,共編為16個團。還抽調部分幹部率幾百人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隊」,在川滇黔邊境地區堅持鬥爭。

  2月9日:決定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對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政治局會議也作出了決定。

  193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湘鄂川黔省委及紅二、六軍團負責同志,提出:「總的方針是決戰防禦而不是單純防禦,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指示他們「應利用湘、鄂敵人指揮上的不統一與何鍵部隊的疲敝,於敵人離開堡壘前進時,集結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之」,「對敵人需採取疲敝、迷惑、引誘、欺騙等方法,造成有利於作戰的條件」。關於紅二、六軍團的軍事領導問題,電文指示「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分會,以賀、任、關、肖、王為委員,賀為主席,討論戰略戰術的原則問題及紅軍行動的方針」。

  紅二、六軍團收到中央2月11日電報以後,意識到這次中央的提法「和過去的提法大不一樣」,「於是電問中央」。張聞天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立即將《遵義會議決議大綱》全文用電報發給紅二、六軍團,同時也發給了中央軍區和紅四方面軍。

  對於紅四方面軍,張聞天接任總書記以後也十分關注。除上面所說的及時電告《遵義會議決議大綱》之外,於2月16日即電告紅四方面軍中央紅軍戰略方針的改變。電文說:「(中央紅軍)於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因此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區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

  2月10日: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張聞天從2月5日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短短四五天時間,從水田寨西的高坎,到石坎子,到大河灘,到莊子上,最後到扎西鎮,一路行軍,一路開會,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作出了「回兵」和「縮編」的決策,決定了中央蘇區和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領導,及時同紅四方面軍建立了聯繫,很快就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偉大戰略轉變的歷史使命及時、有效地擔當了起來。在最急迫的任務完成之後,張聞天又把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向中央紅軍傳達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及時地提上了日程。

  1935年2月10日上午9時,軍委縱隊在扎西鎮召開營、科長以上幹部會議,張聞天作《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和目前任務》的報告。

  會場臨時用木板搭了個檯子,連標語之類的布置都沒有。參加會議的幹部隨便坐在長凳子上,聚精會神地聽新任總書記作報告。

  張聞天告訴大家,上月攻克遵義以後,在那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反對敵人五次「圍剿」和西征作了總結。他說,我們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我們在軍事領導、作戰指揮方面犯了錯誤,敵人採用的是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我們應該用決戰防禦,即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打敵人的弱處,在運動戰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個擊破敵人,這樣來粉碎「圍剿」。而華夫(即李德)用「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作戰,使我們不能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在蘇區邊界上到處造堡壘,以堡壘對堡壘,跟敵人拼消耗、拼子彈、拼人力,結果使中央蘇區不能粉碎「圍剿」。

  張聞天指出,決戰防禦的戰略當然首先要尋找有利時機,與敵人決戰,以轉入反攻和進攻。但是在不利的條件下則要退卻,避免戰鬥,以保持紅軍的有生力量。為了尋找有利時機,就是放棄一部分或大部分蘇區的土地也是應該的。由此他講到,這次退出蘇區過遲了。七八九三個月,我們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實,在廣昌戰役后,就應該退出中央蘇區,保存有生力量。而10月開始西征的時候,我們思想上又沒有明確轉移是為了打仗,不是避難搬家。結果來了個大搬家,罈罈罐罐全帶上,後方機關龐大,戰鬥部隊只能變成掩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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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向大家宣布了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團」等中央組織變動的情況。

  張聞天做報告時,會場氣氛很活躍,不時引起議論。報告之後是自由發言,誰要講就上台去講。

  羅邁(李維漢)首先發言,表示擁護遵義會議各項決定和《遵義會議決議》,還點名批評了凱豐的錯誤態度。大多數發言的同志就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批判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指名道姓,不僅指責博古、李德,還涉及凱豐、羅邁。凱豐在會上對自己的錯誤也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評。從第五次反「圍剿」到西征,大家深受「左」傾軍事路線之苦,本來就有許多不滿和牢騷,現在張聞天代表新的中央領導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幹部們心裡豁亮了,情緒高昂起來,把鬱積在心裡的意見都倒出來。報告會成了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批判會。

  會議最後通過了《決議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

  說來真巧,那時剛過春節,連日陰雨,下得人心煩。2月10日張聞天作了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總結報告以後,當天夜裡竟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早晨,軍委縱隊離開扎西鎮時,遍地皆白,彷彿是天公有意給紅軍另造了一個世界。不久放晴,紅艷艷的太陽懸在空中。極目遠眺,真是紅妝素裹,分外妖嬈。聽過傳達的幹部們心頭樂融融的,感到格外溫暖。

  張聞天在扎西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精神以後,毛澤東、陳雲也到各軍團幹部會上去傳達《遵義會議決議》。參加遵義會議和扎西會議的各軍團負責同志也用電報或個別告訴等形式向團以上幹部通報。在扎西參加報告會的軍委縱隊幹部,回到自己所在單位,即利用行軍休息的機會向下傳達,組織討論。這在當時負責無線電通訊工作的伍雲甫的日記中有記載:「2月16日,在白砂休息。……在一分隊駐地開機、報員會議,傳達洛甫的報告及徵求報務人員的意見。」

  2月16日這一天,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傳達剛剛開過的扎西會議的戰略決策,進行廣泛的動員。《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過去黨中央與中革軍委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軍取得更密切的聯繫與配合,曾經決定中央紅軍渡過長江向川北發展,所以當時決計放棄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向長江邊繼續前進。然而這一決定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布防阻攔我們,更由於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提出:「打大勝仗消滅敵人」是「我們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為了提高我們的戰鬥力,「充實連隊與加強連隊的戰鬥力,是我們目前的迫切任務」;而「縮編」,「正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還正面闡述了關於「經常轉移作戰地區」、「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的運動戰的作戰原則。所有這一切的貫徹實施,為紅軍二渡赤水,重占遵義,取得長征以來第一次大勝利,奠定了精神與物質基礎。

  此後,張聞天為遵義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繼續做了許多工作。他曾專門向做地方工作的幹部傳達遵義會議的精神,指出:現在我們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變。打土豪時,不要掃地出門,只沒收部隊需要的東西,如糧食、錢財等,部隊不需要的東西一律不動,也不要破壞,再不要打爛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3月初,二占遵義以後,中央軍委在天主教堂內召集團以上幹部開會,由張聞天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都出席會議。傳達后也進行自由發言,有的同志高興得流淚。後來,張聞天在禮州向九軍團幹部作報告時,也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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