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文化哲學

張立文


    【內容提要】如果說胡適依傍西方哲學，並衝決黑格爾中國沒有哲學的網羅，創建了中國哲學史，那麼，梁漱溟則從文化哲學角度，開中、西、印文化哲學比較之先河。
    五四期間，中國文化哲學經歷了一次典範轉移，其意是指一種思想觀念的突變。
    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文化哲學的研究受簡單化、片面化、教條化的干擾和影響，陷入公式化、單一化而無力超越。
    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文化哲學的自我定位、自我發展被凸顯出來，中國哲學新體系建構的努力已見端倪。
    在中國的與西方的、傳說的與現代的激烈衝突中，磨盪氤氳，融合化育，而化生中國文化哲學新的和合體，即是中國文化哲學新理論體系的誕生。
    20世紀中國社會經歷了煉獄般的煎熬，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其總的價值取向是中國的現代化。中國文化哲學與中國社會一樣，最緊迫的是現代化課題。無論從「史」的視野和「學」的視野來看，都可分前後50年兩大階段。

    一、依傍與起步
    中國文化哲學如何現代化？怎樣現代化？本世紀幾代學人都在孜孜求索，五四運動前後，他們以西方文化為尺度，依傍西方哲學，從文化哲學定義的界說、內容的分類、問題的範圍、概念的運用、文本的解釋等，試圖與西方文化哲學接軌，以回應中國文化哲學現代化問題的解決。這個回應的首創之作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1919年2月上海商務版），蔡元培在《序》中說：「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他提出材料與形式，即「漢學」與「西學」問題，主張兩者兼修會通，才能構成中國哲學史，批評兩者分離而不能兼通的弊病。胡適依傍杜威實驗主義哲學觀，撇開「本體」、「現象」等「哲學的問題」，把人生切要問題作為哲學內容、範圍、對象。
    1920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學演講「東西文化與哲學」，次年又在濟南演講，財政部印刷局結集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在文化哲學界引起轟動，並引發了一場文化哲學的論戰。梁氏提出「世界文化三期論」，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為第一路向；中國文化「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為第二路向；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為第三路向。這三種路向代表了科學的、藝術的、宗教的精神。
    如果說胡適依傍西方哲學，並衝決黑格爾中國沒有哲學的網羅，創建了中國哲學史，那麼，梁漱溟則從文化哲學角度，開中、西、印文化哲學比較之先河。文化哲學的重要方面是人生觀問題，1923年發生了「科學與玄學」論戰（又稱人生觀問題論戰），這個論戰是由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給學生演講《人生觀》所引起。張氏認為「人生觀問題必須由玄學來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丁文江在《努力周報》發表《玄學與科學》，他認為，「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要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這次人生觀問題的論戰，對提高人生觀問題的認識有積極意義。
    五四期間，中國文化哲學經歷了一次典範轉移，其意是指一種思想觀念的突變。在這個典範轉移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各樣思潮，如果以一寬泛的概念來統攝，可將其分為科學主義思潮、人文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思潮；若單純一些劃分，可分為實用主義哲學、現代新儒家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后兩種在20世紀后50年文化哲學界仍有很大影響。
從前50年中國文化哲學的自我定位、自我發展來看，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新心學的建構。從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到梁漱溟、熊十力，均大力發揚陸（象山）王（陽明）心學及其致良知精神。梁漱溟為五四以來倡導陸王心學最有力者，他接續陸王，重在人文精神和人生態度。認為宇宙大生命的核心是人心，人心是通向生命本性或宇宙生命本原的一種特殊性質的主觀世界。熊十力以形而上學本體是無形相、無質礙、清靜本然的、全的，這是本體所以成為其為本體的品格。他認為只有「本心」（仁體）才具備這種品格。熊氏是陸王心學最具獨創性的學者。馬一浮以其深睿的識度，圓融的無礙，出入程朱陸王，歸宗於陸王心學之所以得到學者的青睞和接續，是因為陸王反程朱理學的意識形態化，以及反傳統，反權威，注重自我意識，這與五四以來的時代需要相符合。
    其次，新理學的建構。馮友蘭在民族危亡的抗戰期間，以憂國憂民的悲憫，完成《新理學》等「貞元之際六書」，以接續朱熹於南宋民族存亡之時的憂患，《新理學》作為馮氏「哲學體系的一個總綱」，在突破程朱舊理學邁向新理學，從依傍西方新實在論的《中國哲學史》轉向「接著」程朱理學講，標誌著中國文化哲學在自我定位、自我發展的途徑上邁出可貴的一步。金岳霖與馮氏互相影響，金氏的《論道》與新理學在概念上有相通之處。
    再次，儒釋文化哲學的融會。章太炎文化哲學上深造自得，既以佛學詮釋老莊，又以儒釋會通，冀求精神上的不二法門。為喚起人們投入反清革命，他認為大乘佛教中的法相宗的唯識論，是喚起民眾的理想文化哲學武器。
    第四，唯物史觀的運用。郭沫若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先秦諸子文化哲學思想，具有「蓽路藍縷」之功。賀麟認為，辯證唯物論思潮盛行於9·18前後，
    當時有理想的青年幾乎都受此思潮的影響，辯證法唯物論提供了一個主義的信仰。於是在30年代李石岑和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十講》（1935年），《中國哲學史通論》（1936年）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來闡述、解釋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哲學，他與胡氏、馮氏中國哲學史相比，是一種新氣象。在抗日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者侯外廬等編著《中國思想通史》。他們批判新理學、新心學，以唯物辯證法審視、分析中國思想學術，是中國文化哲學自我定位、自我發展旅途中有價值和意義的一段路程。
    二、煎熬與繁榮
    中國文化哲學后50年的研究，「史」的視角與「學」的視角基本上是統一的，其價值目標仍然是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接軌；其價值取向是西方哲學文化與中國哲學文化的會通，從簡單依傍馬克思主義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轉向，據此可把1949—1999年的文化哲學分為前30年與后20年兩階段。
    50年代初，哲學界以《聯共（布）黨史》為教材，以日丹諾夫《關於哲學研究的講話》為重點，以文化哲學史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兩軍對戰的歷史，其階級基礎是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當時中國文化哲學研究有二，一是以侯外廬為代表從經濟基礎的演變，研究中國文化哲學發生、發展進程及其規律，完成了《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1962年出齊）；二是由北大、人大和中國科學院哲學所為代表對各時代哲學學派、人物進行邏輯的、理論的解釋，撰寫了《中國哲學史》（任繼愈任主編，四冊，1962—1974年出齊）。馮友蘭自撰《中國哲學史新編》，並展開對《周易》、孔子、老子的討論，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此30年的中國文化哲學的研究受簡單化、片面化、教條化的干擾和影響，而陷入公式化、單一化而無力超越。在「文革」中哲學史成了「四人幫」手中的儒法鬥爭史，成為他們的工具。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迎來了中國文化哲學的春天。其研究方法、視角呈現多元化態勢，各種形式的中國文化哲學著作如雨後春筍：（1）就整體性把握的通史類來說，有以記傳本為主，有以思潮、學派為主，有以範疇發展為主，有以學案體為主等。（2）就專題整體性考察而言，有中國儒學史、黃老學通論、中國文化史等。（3）就斷代而言，有先秦、兩漢、魏晉、宋明、 近代、現代等哲學文化史。（4）就個案的深入而言，幾乎每個時期的重要文化哲學家，都有一部和幾部研究專著問世。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之所以如此是與其研究方法多樣化相聯繫的。從方法特徵上看，可分為二：一是「我注六經」，通過對文化哲學文本的解釋，以符合文化哲學本義為宗旨，注重文化哲學演變的歷史過程；二是「六經注我」，凸顯解釋者主體自我，借歷史上哲學家的文本發揮自己的思想，重文化哲學本身的建構。從多元方式的形式上看：一是偏重於哲學家哲學屬性的確定及政治態度的影響。二是關注哲學邏輯結構的分析。它通過範疇分析及其對哲學邏輯結構網路中心的地位體認，深入把握中國文化哲學內在邏輯。
    8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問題空前突出起來，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和現代化的挑戰下，中國文化能否、怎樣作出回應？成為文化論爭的重要問題。中國文化的研究在所要回應的各種現實衝突面前，激發了中國文化哲學的研究超越以往「我注六經」的模式，呼喚有「六經注我」型的中國文化哲學的誕生。中國文化哲學的自我定位、自我發展被凸顯出來，中國哲學新體系建構的努力已見端倪，馮契的《智慧說三篇》和張立文的《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是這個努力的嘗試，史與智、事實與思維的融突，必將結出新的和合之果。
    三、挑戰與創新
    百年中國文化哲學的誕生、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也是其逐漸自我定位的歷程。前50年的中國文化哲學著作，寥若晨星，研究人員屈指可數。后50年各種類型著作，可謂滿天星斗，競放異彩。但在此高科技、全球化的信息時代，又處世紀和千年之交，在文化思想激烈衝突中，中國文化哲學的發展已顯緩慢。然浮躁是淺薄的，沉思是厚重的。據此我提出幾點設想。
    第一，走向世界。全球化是當今必然趨勢，不可抗拒。中國文化哲學如何、怎樣走向世界？不是一廂情願所能做到，而必須獲得世界文化哲學界的認同，這種認同有賴於中國文化哲學自身睿智和生命活力。如當前東西方哲學、倫理、宗教、社會各方面學者都關注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之間的衝突，與由此五大衝突引發的生態、社會、道德、精神、價值五大危機。中國文化哲學有豐富資源，能為化解此五大衝突和危機是提供理論依據、指導原理和修養功夫。和合學的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五大原理，對化解人類五大衝突和危機也將有所裨益。
    第二，回應挑戰。中國文化哲學在此嚴峻挑戰下，要自強不息，勇敢回應；回應才能完善自我定位，才能獲得發展；回應才能激發生命智慧和活力。一方面不排斥研究中的社會學、歷史學、哲學、文化學的取向；另一方面釐清中國文化哲學與中國思想、學術史的區別和聯繫。打破西方文化哲學中心論，確立中、西、印文化哲學是文化哲學的「殊相」，統攝為世界文化哲學的「共相」，各民族文化哲學都有其智慧和生命力，無優劣之分，有強弱之別。中國文化哲學只有不斷發展自己，而不是照搬西方，才能在世界文化哲學之林中佔有一席之地。
    第三，日新盛德。中國文化哲學只有日新日日新，才能適應全球化需要和在西方強勢文化哲學的衝擊下不被淹沒。這一方面要凸顯中國文化哲學的特色，進入中國文化哲學的內核，發揚中國文化哲學的智慧。另一方面，我們主張全球化的多元民族化，多元民族化的全球化。中國文化哲學要在追求自我民族特色中，立足世界。再一方面，中國文化哲學的生命力，其永葆青春的魅力，就在於「日新之謂盛德」。因此中國文化哲學的沉思只有立足於創新。在中國的與西方的、傳統的與現代的激烈衝突中，磨盪氤氳，融合化育，而化生中國文化哲學新的和合體，即是中國文化哲學新理論體系的誕生。這是時代的呼喚，也是具有憂患良知的中國文化哲學工作者的責任。

    《深圳特區報》1999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