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信之死談起

史是「易姓革命」為線索的歷史，在易姓的權力交接過程中，總有一些人的命運值得細細品位：他們連同他們的主子埋葬了舊王朝，又在他們主子的新王朝中被埋葬――他們把舊王朝連同自己作為新王朝開張的祭祀。其實，遍觀古今中外的歷史，誅殺功臣倒好像是常有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講，甚至有了黃仁宇先生所謂的「歷史的長期合理性」的味道，只不過在中國的「易姓革命」中更為突顯而已。本問擬就以下兩個方面，試就劉邦和韓信的案例分析一下。
一．「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上面的這句話是孔夫子在聽到弟子宰我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慄。」 ，來回答魯哀公的「用什麼做土地神的神木」的問題時所說的話，我猜想老夫子當時的神情一定是鄭重其事、咬牙切赤的。然而，作為一個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個人，做事的確能對過去不聞不問嗎？
我看未必。歷史問題一直是困擾人類發展的重大問題。歷史一經寫定，在許多場合下，後來者不得不循著它的軌跡繼續走下去，儘管這種走法未必合乎理性，未必是獲取利益最大化的上上之選，可以說歷史已經設定好了未來的幾種可能的走向。「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只是當人們在優越的環境中有充足的時間、足夠的理性去反思歷史的時候才會有用。而在「突髮狀態」，人類僅有的一點反思精神都會被柏拉圖所謂的「血氣」（Tymos）所代替，人們想到的不是現在該怎麼辦，將來會怎麼樣，而是過去如何如何，一種 「被剝奪」的感覺躍然而生，情緒就有可能成為壓倒一切的決策的主要依據，迫使他們作出不一定就是自己願意做的事來，最終甚至有可能傷到了自己。
開國皇帝誅殺功臣之所以突顯，也正在於他們（皇帝和功臣）有著更多的共同的過去，太多的共處的經歷，交往中很難避免有不快產生，而這種不快在歷史中積澱下來，在「突髮狀態」壓倒了以往相處的愉快。王朝的皇帝殺自己的大臣，當然不需要解釋太多，只須給他們扣上一個「謀逆」的罪狀足以，而沒必要把他和功臣以往的不快抖出來，並列入功臣的罪狀，那樣就太顯得 「聖主」小氣了。倒是毛澤東，為了形式上的民主的集體決策，在上世紀60年代的廬山會議上，為了打倒彭德懷，不惜道出了他們之間歷史上的種種不快，作了封建皇帝想做但不屑於做的事，什麼「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 。」「我同你歷史關係，這麼多次，你每次動搖，昨天朋友，今天敵人。」「歷來要用你的 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6億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是假 的。我們的合作是三七開。」「總起來三七開。」「華北座談會操了40天娘；補足20天，這 次也40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高饒事件你陷的很深。」「歷來搖擺，直到高饒事件，但能搖過來 。」（參見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下面看一下劉邦和韓信的關係史。
自從「韓信拜帥」以後，當時的劉韓關係在楚漢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還是好的，要不然也不會有作為戰爭後期決定力量的韓信堅定地站在劉邦一邊，也不會有韓信那感人至深的話：「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1）更也不會有劉邦在以「莫須有」的罪名抓住韓信后對其他人少有的寬容，「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2）但我們也應該注意以下幾件事。
1． 劉邦的兩次奪軍事件：
第一次奪軍是在公元前208年劉邦在成皋大敗之後，「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乃振。」（3）
第二次是韓信帶領30萬大軍幫助劉邦滅了項羽之後，天下剛要太平，劉邦「還至定陶，馳入齊王（韓信）壁，奪之軍。「（4）
兩次奪軍事件使韓信極為尷尬，應該說對劉邦的無賴性格有了很深的認識，認識到劉邦對自己是懷有戒心的，對自己並非完全信任，種下了日後反叛的種子。
2． 韓信的要王事件：
公元前209年，韓信大破齊國之後，也許是對劉邦無賴行為的一種回應，派人對劉邦說，「東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5）當時劉邦便大怒，罵道：「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6）在張良、陳平一再示意之下，才改口，「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為假為！」（7）
這次事件留給劉邦的應該是對韓信更加的不信任：他並不完全忠誠於我，幸虧上次提防了那小子一手，以後更要防著點他。儘管韓信的行為本身的「不義」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對劉邦「不仁」行為的一種回應。
總之，無論是劉邦假游雲夢擒韓信，還是韓信背反劉邦，本質上都是他們基於各自對對方以往所作所為，在現實狀態下的一種抉擇，是建立在交往經驗上的一種行為。他們在現實的條件下有必要時就不斷翻閱著歷史上的舊帳，一步步走上了「自我實現的預言」，而關鍵所在就是過去的經驗，於是兩人走上了歷史說設定好了的不歸路，最終君臣反目，在韓信臨終悔歌「豈非天哉」的不久，劉邦也有了《大風歌》的「慷慨傷懷」。
二．「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孔子
下面我們來探討是在怎樣的「危急狀態」下促使休眠中的歷史舊帳復活起來，並開啟了由它設定好了的歷史通道。
所謂的「危急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突發的事件，但又絕不同與突發事件，它是指由人來評定的不得不面對的並需要作出迅速決斷的事態。它既然由人來評定，當然要攙雜許多的主觀因素，任意性要大一些。它是開通歷史設定好了的軌跡的催化劑，下面看一看劉韓二人之間的「危急狀態」。
1．燕王臧荼的造反：
臧荼原來是反秦中的燕國的將領，在滅秦的戰爭中，跟從項羽攻打趙國，並隨而入關，被立為燕王。他造反后，劉邦親率大軍才把他鎮壓下去。如果說，臧荼造反之前，劉邦還沉溺於戰勝項羽的喜悅中的話，造反之後，他就不得不考慮如何才能坐穩龍廷，如何對付功臣舊故的問題了。他應該想到了那些雄居一方、手握重兵，而又在過去並不是一貫忠誠的大臣。儘管他從前也許也想過類似的問題，但畢竟這次來的太實在了；管他早晚也會懷疑功臣的忠誠性問題，但臧荼的造反加快了這種進程，大大提前了功臣們上斷頭台劫數的期限。
2． 自我的膨脹：
大凡是功成名就的人，自我總會有所膨脹，這是由人性的弱點決定的。1853年，洪秀全、楊秀清剛剛得到了一個孤城南京，在四面危機的情況下，尚且大興土木，作威作福，更何況早他們兩千多年、一統天下的劉邦！劉邦剛剛登基，便大大的擺譜，於是有了他與劉太公――劉邦的親爹的衝突，結果劉太公雖然被尊為太上皇，心裡卻也感激太公管家所謂的「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 （8）並大大的賞賜了管家500斤（金）。對親老子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對那些功臣了。所以，也就容不下別人的一點錯，哪怕只是過去給自己穿了一丁點的小鞋，這是功臣被諸的主要原因。而韓信一向自視頗高，常常稱病不朝，「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列」（9），一副我行我素的模樣，而韓信領兵多多益善的誇耀，劉邦雖然笑而不語，實際上已經觸動了他的某根神經。
3． 為後繼者考慮：
開國的功臣一般自恃功大，老皇帝在時還能勉強鎮撫的住，而如果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是否能對之產生足夠的權威呢？這是每一個開國皇帝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正如劉邦的孫子漢景帝在看到功大的周亞夫對自己的無理稍有反抗時的表現，「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10）看一看劉邦在白馬之盟的表現，「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無非就是為了鞏固劉家的政治根基，為未來的權力交接作好準備，引子中的《大風歌》詞就是劉邦當時複雜心情的體現。但在複雜的感情中，「時不我耐」的緊迫感應該是中心的感情，所以也才會有「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帶有遺囑性質的訓令。
這種緊迫感是誅殺功臣的主要原因。功臣過去的本事為新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卻也可能成為新王朝的危險，要防微杜漸。看一看越王勾踐是怎麼對待文種的吧，「越王乃賜劍曰：『子教我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11）老之將至，一定要給後繼者留下一個好的政治局面，於是他實施了一系列好象是有計劃的避反策略。反正早晚都要反，晚反不如早反，趁自己還在，趁自己還有準備，先入為主，也許是當時最最穩妥可行的方法。歷代史家對劉家皇帝少有指摘，主要是為了維護「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的君臣等級制度，到還是被迫叛漢的李陵敢言，他在給蘇武的那封《答蘇武書》中說：「昔蕭樊囚縶，彭韓菹醢……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凌雖孤恩，漢亦負德！」（12）
上述原因，加之歷史舊帳，使劉邦一點也不顧惜君臣情分，痛下殺手，但不一定就是自己願意所為，正應了那句俗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上面對韓信之死進行了分析。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古代誅殺功臣主要是由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歷史上君臣之間的不快；二是在緊急狀態下的現實考慮。一是誅殺功臣的催化劑，二則是直接誘因。兩者的關係如同潘多拉盒子和想打開盒子的人的關係一樣。在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之下，君臣反目幾近必然。除非臣子用實際的行動向君主表明自己無進一步發展的奢望，且對老皇帝及其子嗣的權威五體投地的服從。就像張良那樣，但這樣對臣子的要求又近乎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