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姦淫擄掠與中共踞東北之憶(7)

作者﹕于衡 摘自於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

「瀋陽末日」記

宣佈戒嚴

    當增援錦州的西進兵團，從遼西戰場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帶，敗退下來的時候，瀋陽這座古老的城市，並沒有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天上的飛機，照樣飛來飛去，運來糧食，載走重要人員的金銀細軟。

    當時留在瀋陽的防守兵團，仍有二○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以及五十三軍，和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收容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多人，可以背城一戰。但誰都沒有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闘;，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與失陷之「慘」，是戰史上所少見的。甚至連共匪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也未想到瀋陽會「得」的那樣容易。

    瀋陽的失守像似一個夢，一縷煙，因為它既不是主動撤守，也不是戰闘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沒有人指揮下，部隊被敵人繳械了！

    瀋陽的易手，應該從十月廿七日寫起，因為在廿七日那天，遼西戰場上的殘兵敗卒，陸續進入瀋陽市區。筆者和其他各報同業照例到剿匪總部採訪，總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樣，衛立煌的車子，照例停在總部的台階上，駕駛兵經心的用毛帚，拂著車子上面的灰塵。

    廿八日一切情況如常，夜裡我搖電話給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他說：李彌的第八軍可能空運瀋陽。廿九日市內的情形，也極安定，但廿九日下午，瀋陽警備總部，突然宣佈自晚間五時起戒嚴，街上禁止行人。韓清濤先生要發給上海「申報」的新聞電報和筆者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報，都無法發出。於是我接電話給警備總部的胡家驥司令，因為當時的「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報紙，而且很受地方黨政當局重視，所以胡家驥司令，馬上派政工處長張一清少將，親自來取電報，並就地作了新聞檢查。夜裡接到上海「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先生的來電說：「吾弟所發電報極佳，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我在前文中說過，當時我在上海「大公報」的地位，僅相當於今日「聯合報」駐外縣市記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視，自然內心裡有些頗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層研究，「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一語，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們所知道的為壞。瀋陽頗有「朝不保夕」的模樣。於是我拿了電報到鄰室去找韓清濤。清濤把胡先生的電報看了再看，最後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斷：瀋陽已到了「危急階段」。我們也應有「應變」的準備，所謂「應變」，自然不是與瀋陽共存亡，而是要設法逃命。

「匪軍」？「共軍」？

    午夜十二時半「新報」派吉普車來接，駕駛兵並且拿到了當晚的「口令」。（口令係戒嚴時，衛兵向通行人員所要求之答話，該項答話，如「剿匪」，「南京」、「勝利」等，由警備總部臨時規定。）

    我到編輯部後，總編輯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報」的標題，是否仍使用「匪軍」字樣，因為有幾家報紙的總編輯和他通過電話說：情況很糟，是不是把「匪軍」改為「共軍」。我當時立卽向河清建議：我們是二○七師所辦的報紙，明天在報上卽使我們管共黨叫祖宗，在城破之時，他該捉我們，仍然要捉，如果我們不懼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們有幾分骨氣。於是河清下定決心：自己做了一版的頭條標題，「我軍與匪軍在東陵一帶有激戰。」這是我過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時，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打電話給我，他說情況已經好轉，夜裡將有兩個師空運瀋陽，我為了要證實那個說法，打了幾個電話到幾位要人的公館，有的根本沒人接聽，有的是傳令兵來接電話說：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過去這多年來，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飛機場，準備逃命，而四次都沒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點多鐘，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一道到剿匪總部政務委員會去，看見各處室的大小官員，都在耳語，秩序非常混亂，氣氛完全不對。於是我和清濤，便急忙返回辦事處，收拾行囊，直奔瀋陽城南的渾河機場，守機場的警備總部警衛團，正在佈防，跑道上停著四架運輸機，馬達開動著，機旁邊有一百來個人在蠕動。下午兩點鐘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吳禮將軍，駕車抵達機場。當時在東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綸，和剿匪總部副總司令陳鐵夫人，立即包圍了吳禮，朱綸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她在瀋陽的上流社會中，鋒頭很健，那一天她卻顯出了女人的弱點，她拉住吳禮將軍說：「你要救救我呀！」接著她又補充說：「無論如何，也要把鄭洞國的孩子帶回去。」吳禮的回答很簡單，「情況已經好轉，不要焦急」。朱綸說：「但是你們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飛機，都空著起飛，沒有一個人登上飛機，朱綸和陳副總司令夫人，一邊嚼著口香糖，一邊看著天上的飛機跺腳。

金條落了一地

    我和韓清濤的車子，緊緊的跟住吳禮的車子，他的車子折回城區後，轉向東塔機場。三點多，東塔機場也擠滿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渾河機場的人數少，但情況也很亂，大家似乎誰也顧不了誰，但衛立煌，趙家驤、高惜水、王鐵漢、董文琦、王家楨和吳禮，都擠上了飛機，嫩江省主席彭濟群，爬到機門，卻被人擠了下來，在秩序混亂中，祇見到飛機的旁邊，落了一地黃金的金條，但沒有人去撿它。

    這時我和韓清濤，也在向前擠，勿寧說是向前衝。一個衛兵舉著衝鋒槍，向著混亂的人群說，你們再衝，我就開槍了！於是載著衛立煌的飛機起飛了！

   我獃獃的望著丟在地上的金條，望著混亂的人群。看看守衛機場的衛兵，一臉憤怒之色。………

    韓清濤和我再折返城區時，士兵正在佈置拒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時緊張多了！於是清濤和我商量，我們再跑一次渾河機場，碰碰運氣，我們再度進入渾河機場時，朱綸她們仍舊等在那裡，但機場裡，沒有飛機，於是我們第四次再跑東塔機場，這時衛兵們已經架了機槍，制止我們前進。於是我們無精打採的向後轉。跑來跑去，最後回到城裡時，已是黃昏時分，城內開始戒嚴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在這四次赴機場搶搭飛機的逃亡過程中，第一次攜帶的東西最多，第二次在東塔機場看見滿地金條後，把行囊裡的東西，在回程中，丟了一半，那時候才瞭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渾河機場時，東西又丟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東塔機場時，一切的東西，都丟掉了，僅帶了一本貼報簿，裡面貼的全是我在東北工作的那段期間，所寫的文章。

    當時一再拋棄東西的原因，第一是怕東西太多，衛兵不準搭機逃命，第二是在搶搭或在人叢中擠時，沒有東西，比較輕便靈活。

    當我和清濤，搶搭飛機沒有成功時，回到城區後，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註定，大概是沒有逃走的希望了！於是我們一道赴電報局拍發電報，因為拍發電報，是由收報人付費，所以我們發起電報來，可以不帶錢，那一天我發出的電報是：「衛立煌總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級人員，今日下午離此飛往一未經宣佈之地區，瀋陽未來之命運，似已註定……」晚間再收到胡政之先生來電勉勵，「瀋陽失守後，請即化裝逃出，社中同仁對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沒有到「新報」上班，和清濤在辦事處計劃，如何逃難，當時清濤有個侄兒就在旁邊聽，在十一月一日下午，當共匪的軍隊進城時，清濤的這個侄兒，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說：他叔父和筆者，平常都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階級，他已經監視我們很久了，原來清濤的侄兒，竟是一個小匪諜，他是以「申報」的送報生來掩護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報」的袁笑星，又接電話給我，他的嗓子已經沙啞，他抖顫的說：「一切都完了，沒想到政府的首長，如此怕死，也許明天早上，一覺醒來，這城市已經換了主人，現在真是欲哭無淚」。

    我接完電話，跑到院裡去看天，天空沒有雲，星光燦爛。側耳聽。遠處有隱約的槍炮聲。那真是最長最長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讀初中二年級那年，母親逝世時，一樣的沉重、淒涼，並且絕望。人在對一切都絕望時，有時反會有一張「白紙式」的一段時間的寧靜。一種空虛感。感到心靈的深處，一陣涼森森的，什麼都沒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報」、「新報」、「東北民報」，都照常出版，其中「東北民報」，已經把「匪軍」改為「共軍」，稱「國軍」為「國民黨軍」。我推開房門，先看看街頭的情形，一切崗兵如故，山河依舊，祇是街頭已無多少行人。

屬於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電話鈴聲響了，來電話的仍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他說：「屬於我們的時間，大概不多了，準備逃命吧」！然後他講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韓清濤搶飛機更慘，因為三十日下午他和幾位同業，仍到剿匪總部去採訪，當時總部裡，只有幾個兵在裡面找東西，他們還以為剿匪總部在應變，遷到別的地方去了。後來一位電台上的勤務兵說：「你們還在這裡做什麼，衛立煌這時候，已飛到北平了！」因為衛走時曾令台長發一電報到北平，但是台長在衛走後，氣得馬上拆了電台。

    袁笑星在那樣的緊張關頭，仍然有閒情和筆者「閒話」，我以為他是為了排遣時間，但 後來我們逃到北平後他解釋說：當時，他的感覺祇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斃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們紛紛搬家。三輪車被人搶雇一空，洋麵、皮箱、軍毯，都紛紛由車站拖向舊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談」空氣，傳了出來，匪方派出代表為誰，無法獲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則是商會會長盧乃賡，國防部第二區軍法執行部主任趙毅中將，剿匪總部總參議蘇炳文中將，還有地方聞人王化一和另外駐瀋陽的部隊，各推將級代表人員一名，這個和談的醞釀，是起因於衛立煌逃走以後的三十日當晚，地點是趙毅的公館，據說衛立煌逃走時，未通知趙毅，趙激憤異常。當時曾指揮過憲兵，到衛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機場去扣留衛立煌，趙並公開表示：捉回衛立煌後，「死守瀋陽」。

    但衛立煌給中央的報告則說：三十日清晨七時，瀋陽東面匪軍，已經進抵金家屯和瀋海車站，瀋陽北面的匪軍，已經竄過大壩，西北則到了離皇姑屯約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時要召見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到處找不到人，接著有情報說：有很多人通匪，衛立煌就更慌張。因而他向正駐節北平的蔣總統報告說：瀋陽的五十三軍已經譁變，並擬扣留中央人員，情形非常嚴重，中央相信了衛立煌的話，電覆衛立煌，准他於下午一時半，攜高級官員撤離瀋陽。

與虎謀皮的「和談」

    衛立煌在抵達北平後，怕中央處罰，當然強調五十三軍譁變之說，而事實上，五十三軍一個師的投降。是在衛立煌逃走的兩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這段歷史是筆者親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會會長盧乃賡，正式與匪方人員在瀋陽郊外接觸。那種接觸，當然是變相的投降，然而那時瀋陽週邊的國軍部隊，仍然與共匪有著戰鬥。共匪向商會會長盧乃賡提出的要求是：市內彈藥倉庫，不得破壞，盧乃賡的條件則是保障各級人員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鄉，共匪部隊和平進駐市區，免致人民塗炭。到了卅一日晚間，協商的條件，原則上成立，然而有問題的到是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他仍主張「死守瀋陽」，他並對主張「談和」的人們表示：他祇有戰死和被俘兩條路，除此以外，沒有什麼選擇。那個消息傳出以後，主張和談的人，責罵周福成不識時務。就在這時候，周福成的一三○師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談」沒有得到結論，共匪的代表，見一三○師已經投降，乃託辭向哈爾濱總部請示，就在他們的「請示」還沒有結果時，共匪的李紅光支隊，已經從鐵西區突入市區，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時。從那個時候起，東北地區，除了十三軍駐防的承德以外，全部變色。東北人民又被關進鐵幕之中。在共匪李紅光支隊，進入瀋陽以前的兩小時，向共匪投降約五十三軍一三○師，開始在市區站崗放哨，他們的記號是在左臂上綁了一個紅布條子。

    一日下午一時，筆者和韓清濤同赴電信局發電報，我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文是：「瀋陽現正逐漸沉入紅潮中，記者發此電時，著草綠色軍服的共匪部隊，正自鐵西地區入城，此間今日天氣晴朗，山河仍舊，惟人事已非……」韓清濤發給申報的電報，大意也是如此，沒想到我們真的堅持到最後的一分鐘。

夕陽殘照

    當我們正在發電報時，北平的電信局用長途電話告訴瀋陽的電信局說：他們就要切斷和瀋陽的聯絡，要說「再見」了！瀋陽電信局的人則說：現在有上海「大公報」和「申報」的兩位記者，正在發新聞電報，等最後一則新聞電報發完時，就請切斷線路。

   下午三時左右，共匪的後續部隊，陸繼進城，國軍所使用的吉普車，馬上換了紅旗，車上的駕駛兵仍是舊人，但坐在車上的人卻換了主人，大批大批徒手的國軍，像一群綿羊似的，被趕入車站前剿匪總部軍法處大廈內集中。

    瀋陽變色了，它在三小時內完全改變了，我和韓清濤返回辦事處，在小院落中，看著將落的夕陽，相對無言，默默流淚，因為我們已失去一切，我們空虛得一無所有。對於未來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這時申報的送報生韓清濤的那個侄兒，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訓他的叔父和我，平日養尊處優，騎在人民頭上，是不折不扣的國民黨的「文特」，現在這所大樓，由他接管，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屬於人民的，不得移動。韓清濤和我沒有和他爭辯，我們離開辦事處，真的什麼東西也沒拿，他大概以為我們已無路可走，絕對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沒有跟蹤我們。於是我和清濤決定，分別躲到朋友家中，並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機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談

    十一月一日，瀋陽已經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倉惶跑到我前文中提過的一位盧姓同學家中，因為他們家住的是東關的貧民區，預料共匪在一兩天內，不會搜查。

   我一進盧家的屋子，盧伯母便要我脫掉皮大衣，換上短襖，我問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說：「為什麼不敢，你就是俺的兒子。」一日的晚間，我就躲在盧家，睡在火坑上，但怎麼也睡不著。

    夜裡國軍的飛機，來轟炸鐵西區的彈藥庫，爆炸的聲音很大，大約每隔四五分鐘，就有一次巨響，我們住在東關，距鐵西區很遠，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險。

    十一月二日，盧伯母要他家的大兒子，到外面聽聽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盧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場上去賣，以便換些錢，做為逃難之用。

    在露天市場中，我一眼就看見了瀋陽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書劉勝超，他打扮成一個鄉下人模樣，也在那裡賣東西，我們見面了，但誰都不敢和誰打招呼，怕對於對方不利。然後互相背轉身，悄悄擦眼淚，因為天氣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別人的懷疑。

   晚間在盧家聽收音機，知道「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和筆者，都被共匪列為第五級的地方性「文化戰犯」。盧家大哥回來也說：「新報」中有些人是匪諜，其中有兩個人，是經我考試進入「新報」的，其中一個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匪教育委員會的。那兩個人的名字，現在已經忘記，那是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試，招考進來約六名記者之一。城陷後那兩個匪諜，到處找我，所謂「文化戰犯」也者，也是他們弄的。不過那兩個匪諜，平日的表現很好，也沒有「不滿現實」的傾向。據說：他們對報社中人的言行，都有記錄。接收「新報」財產的也是那兩個人。

「四野」人馬統治瀋陽

    瀋陽城陷後，我感到真是如同「喪家之犬」，當時也體會到政治可以改變一切，一切都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爾也發獃想，國軍或者會反攻回來，否則又何必轟炸彈藥庫，並且炸死那麼多人？

    在盧家，一閉上眼睛，那幕大批國軍，像被趕綿羊似的，趕到剿總軍法處去的慘象，就在腦中出現。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結束了！

    十一月二日駐守渾河一帶的青年軍二○七師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們從市郊西南，繼 續向城內猛攻，槍炮聲整整打了一晝一夜，那是孤軍奮戰。據說二○七師是由一位旅長率領，可惜的是大廈將傾，一木難支，後來聽說。他們退到長白山中，然而共匪則宣傳「頑固的二○七師，已悉被消滅」。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瀋陽的「中央日報」，改出「瀋陽時報」，那是他們入城後第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裝脫掉，換上了破棉襖，街上走的，盡是窮人，瀋陽立即變成了「窮人的城市」。

    國軍的傷兵，沒有人收容，沒有人理會，扶著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憐的手，但卻沒有人敢對這群「失去了父親的孩子」，發點慈悲心，於是共匪教他們搶大戶，搶商家倉庫，然後共匪的「瀋陽時報」趁機發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範他們――指國軍傷兵――的「姦淫掠奪」。接著共匪宣佈與人民「約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牆上寫煽動性的標語。「解放」變成了時髦的名詞，金圓券被一紙佈告，害得失了靈驗，「八路票」成了市場上的寵兒。

    共匪在瀋陽成立的第一個機關，是「軍事管制委員會」，這一機構是共匪的最高軍政機構，另外還有一個衛戍司令部，軍管會由陳雲為「主委」，王首道、張學思副之，衛戍司令則由伍修權擔任，偽遼寧省主席是張學思，偽瀋陽市長是朱其文。而張學思和朱其文，都是後來，才從哈爾濱趕到。突然接收瀋陽那樣大的城市，在當時的共匪而言，確也是手忙腳亂。

    上面提到的這些名字，在當時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戰軍的當權派，誰會想到，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後，和他們的主子林彪一樣，全被整肅。那也就是幹共產黨的下場。是必然的下場。因為共黨在鬥爭之中，當「政治生命」結束時，「人身的生命」，也同時結束。這也就是真正讀通了書的知識份子，必然不做共產黨的原因。

    瀋陽城自一日下午淪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們到處掛紅布條，滿街都是紅布，形成了「紅色的恐怖」，直到現在，這多年來，我一看到一片紅色，就有著恐怖的感覺。

    在瀋陽陷匪的三天中，我托盧家大哥，不斷的和韓清濤聯絡，約定逃亡的日期，並作逃亡的準備。我則像小老鼠似的，躲在盧家，不敢出門。盧伯母給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子的面有好幾處露出舊棉花，我自己則用黃粘糕塗牙齒，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臉。讓自己變成一臉風塵之色，盧伯母又把過去我送給他們的麵粉，拿到露天市場去賣，大約湊足了二十幾個銀元，有幾枚縫在破棉袍中，有幾枚放在破皮鞋的後跟裡，有幾枚則帶在身邊。

烈士的遺書

    四日下午我騎了盧家大哥的腳踏車，繞市區一週，看看瀋陽市的情形，同時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個商人，一個小商人。因為我和韓清濤約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關內逃亡。

    在火車站前，看見了許多傷兵在討飯，在最熱鬧的一條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蓋著草席的一具屍體，屍體旁邊寫著一片粉筆字，大意是說：他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祖籍湖南，姓王，這次戰敗，他沒有看見一個高級將領殉職，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東北，局面不會搞得如此糟，陳誠在瀋陽，也不會棄城逃走，所以現在他要自殺，給瀋陽市民看，給共產黨看，國軍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過地上的遺書，再悄悄的走過去。

    那是一個離亂時代的悲慘而動人的故事。那裡面蘊藏著國魂和軍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韓清濤，他躲在黑暗的一間小屋子中，他問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說：再不能停留下去了，聽說共匪入城一週以後，要進行一次大搜查。

    然後我再告訴清濤，我在太原街看見地上遺書的故事。清濤開始流淚，我則說：我到底在瀋陽城中，國軍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們失去已久的「國魂」和「軍魂」。祇要有了它，我們一定會再度回來的。

    清濤也告訴我，他的那個做匪諜的侄兒，到處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慮，而且度日如年。那時清濤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擔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為我們的預定是從瀋陽徒步走到山海關。而且決定無論在路上，遇到什麼事情，無論共匪如何留難，一定要堅持我們是一個商人，清濤的身份是「貨郎」，他必須知道，針線、扣子、化裝品，包括香皂，毛巾的價錢，我自己的身份則是在車站旁邊買雜糧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麵的價錢。以便在路上應付共匪的盤查。

    我過去自長春撤退時，領了一個準備避難的身份證，職業欄內，填的是商，這次可以派上用場，韓清濤在瀋陽緊急時，也弄了一張身份證，職業欄內也是商。我們相信，大約可以衝出囚籠。

逃離那座古城

    四日晚我回到盧家，盧伯母給我包了三十個酸菜餡水餃，裡面沒有多少肉，他們全家則吃粗糧做的煎餅和稀飯，盧家嫂子，則用舊毛線替我織了一件毛衣，留著在路上穿。

   盧伯母家，一直過的是苦日子，但是他們不歡迎共產黨來，因為山東老家的來人，在過去已經把共匪的清算鬥爭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帶紙帽子，打鑼，遊街的故事，告訴了這些下關東的鄉親。所以盧伯母那晚上，特別囑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這樣念過大學的人，共匪是不會放過的，而一旦被他們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來覆去的睡不著，鐵西地區，仍有飛機聲和爆炸聲，同時我怕共匪在半夜進門搜查，連累了盧家，我極其希望，在這最後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紙窗一點一點的發白，在黎明時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顆大毛星。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記者，不寫罵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許會寧靜些。現在和共匪已經結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撿一條命，逃不掉也祇有聽天由命了！

    在天將亮時，盧家大嫂起來燒飯，我實在希望能再睡一會兒，但是睡不著，我也想到這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去。也不知道，路上會不會被共匪看出破綻。

   五日清晨，是瀋陽淪陷的第四天，我終於離開那座古城，在大南門外的兩百米的地方，我和韓清濤會合，開始我們以後十五天的逃亡行程。

靜靜的松花江

    東北三年，時間過得彷彿很長，瀋陽的落幕，又是那末倉促，從東塔機場搶登飛機未成，到躲進盧家，作逃亡的準備，那幾天的日子，顯得更長。東北從接收，到落幕，連頭帶尾，一共四年，真正的時間，僅有三整年，東北的三年，變幻太大，東北之失，失得過慘。

    東北在慘痛的情形下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接收，接收過後，又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淪陷，而最後一個據點瀋陽，也那樣的輕輕的被葬送了！

    東北三年，在後代史家寫來，也許用四五行小字，便可結束，然而在一個身歷目睹，在戰火邊緣上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新聞記者，執筆為文時，卻有著無限辛酸與沉痛。

   我深深的記得。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我飛抵長春時的心情，雖然那時長春插的也是一片紅旗，是在蘇俄軍隊佔領下，但心情是蒼涼悲壯的，民國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我逃離瀋陽時，城內也是一片紅旗，卻是在林彪軍隊佔領下，而心情則是恐懼而衰微的。

    三年雖然僅有一千多個日子，從大搖大擺的出關接收，到化裝逃出塞外，飛去爬回，恍如一場噩夢。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在瀋陽失守一週年那天，我為「新聞天地」週刊為了一篇：「哀東北」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開頭是「一九四八年秋，十月十五日，錦州城陷，范漢傑將軍被俘，是年十月二十日，鄭洞國被迫投降，長春易手，十月卅日，衛立煌棄城飛逃，瀋陽不守。僅僅半月時間，東北連陷三城，逾兩月，林彪驅兵入關，平津又告急……回頭看，一九四五年秋，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軍攻克山海關，翌年春，大軍過錦州，進駐瀋陽。五月廿三日佔領長春。數日後，駐馬松花江畔。」

    那是一個多雄壯的局面，又是一個多悲慘的局面。屈指算，一九四五年東北光復時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能逃出匪區的，祇是少數，大部份東北青年，卻看不見祖國的旗幟。松花江的水，靜靜的流，長白山的雪，終年不溶，那裡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那裡有幾千年用不完的煤礦和鐵礦，還有三千多萬樸質而善良的黃帝子孫。翹首北望，又豈僅嗚咽而已！

2009年10月26日

簡體版

作者﹕于衡 摘自於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

「瀋陽末日」記
宣布戒嚴

    當增援錦州的西進兵團，從遼西戰場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帶，敗退下來的時候，瀋陽這座古老的城市，並沒有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天上的飛機，照樣飛來飛去，運來糧食，載走重要人員的金銀細軟。
    當時留在瀋陽的防守兵團，仍有二○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以及五十三軍，和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收容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多人，可以背城一戰。但誰都沒有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闘;，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與失陷之「慘」，是戰史上所少見的。甚至連共匪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也未想到瀋陽會「得」的那樣容易。
    瀋陽的失守像似一個夢，一縷煙，因為它既不是主動撤守，也不是戰闘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沒有人指揮下，部隊被敵人繳械了！
    瀋陽的易手，應該從十月廿七日寫起，因為在廿七日那天，遼西戰場上的殘兵敗卒，陸續進入瀋陽市區。筆者和其它各報同業照例到剿匪總部採訪，總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樣，衛立煌的車子，照例停在總部的台階上，駕駛兵經心的用毛帚，拂著車子上面的灰塵。
    廿八日一切情況如常，夜裡我搖電話給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他說：李彌的第八軍可能空運瀋陽。廿九日市內的情形，也極安定，但廿九日下午，瀋陽警備總部，突然宣布自晚間五時起戒嚴，街上禁止行人。韓清濤先生要發給上海「申報」的新聞電報和筆者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報，都無法發出。於是我接電話給警備總部的胡家驥司令，因為當時的「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報紙，而且很受地方黨政當局重視，所以胡家驥司令，馬上派政工處長張一清少將，親自來取電報，並就地作了新聞檢查。夜裡接到上海「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先生的來電說：「吾弟所發電報極佳，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我在前文中說過，當時我在上海「大公報」的地位，僅相當於今日「聯合報」駐外縣市記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視，自然內心裡有些頗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層研究，「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一語，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們所知道的為壞。瀋陽頗有「朝不保夕」的模樣。於是我拿了電報到鄰室去找韓清濤。清濤把胡先生的電報看了再看，最後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斷：瀋陽已到了「危急階段」。我們也應有「應變」的準備，所謂「應變」，自然不是與瀋陽共存亡，而是要設法逃命。

「匪軍」？「共軍」？

    午夜十二時半「新報」派吉普車來接，駕駛兵並且拿到了當晚的「口令」。（口令系戒嚴時，衛兵向通行人員所要求之答話，該項答話，如「剿匪」，「南京」、「勝利」等，由警備總部臨時規定。）
    我到編輯部后，總編輯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報」的標題，是否仍使用「匪軍」字樣，因為有幾家報紙的總編輯和他通過電話說：情況很糟，是不是把「匪軍」改為「共軍」。我當時立卽向河清建議：我們是二○七師所辦的報紙，明天在報上卽使我們管共黨叫祖宗，在城破之時，他該捉我們，仍然要捉，如果我們不懼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們有幾分骨氣。於是河清下定決心：自己做了一版的頭條標題，「我軍與匪軍在東陵一帶有激戰。」這是我過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時，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打電話給我，他說情況已經好轉，夜裡將有兩個師空運瀋陽，我為了要證實那個說法，打了幾個電話到幾位要人的公館，有的根本沒人接聽，有的是傳令兵來接電話說：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過去這多年來，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飛機場，準備逃命，而四次都沒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點多鐘，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一道到剿匪總部政務委員會去，看見各處室的大小官員，都在耳語，秩序非常混亂，氣氛完全不對。於是我和清濤，便急忙返回辦事處，收拾行囊，直奔瀋陽城南的渾河機場，守機場的警備總部警衛團，正在布防，跑道上停著四架運輸機，馬達開動著，機旁邊有一百來個人在蠕動。下午兩點鐘空軍第一軍區司令吳禮將軍，駕車抵達機場。當時在東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綸，和剿匪總部副總司令陳鐵夫人，立即包圍了吳禮，朱綸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她在瀋陽的上流社會中，鋒頭很健，那一天她卻顯出了女人的弱點，她拉住吳禮將軍說：「你要救救我呀！」接著她又補充說：「無論如何，也要把鄭洞國的孩子帶回去。」吳禮的回答很簡單，「情況已經好轉，不要焦急」。朱綸說：「但是你們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飛機，都空著起飛，沒有一個人登上飛機，朱綸和陳副總司令夫人，一邊嚼著口香糖，一邊看著天上的飛機跺腳。

金條落了一地

    我和韓清濤的車子，緊緊的跟住吳禮的車子，他的車子折回城區后，轉向東塔機場。三點多，東塔機場也擠滿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渾河機場的人數少，但情況也很亂，大家似乎誰也顧不了誰，但衛立煌，趙家驤、高惜水、王鐵漢、董文琦、王家楨和吳禮，都擠上了飛機，嫩江省主席彭濟群，爬到機門，卻被人擠了下來，在秩序混亂中，祇見到飛機的旁邊，落了一地黃金的金條，但沒有人去撿它。
    這時我和韓清濤，也在向前擠，勿寧說是向前沖。一個衛兵舉著衝鋒槍，向著混亂的人群說，你們再沖，我就開槍了！於是載著衛立煌的飛機起飛了！
   我獃獃的望著丟在地上的金條，望著混亂的人群。看看守衛機場的衛兵，一臉憤怒之色。………
    韓清濤和我再折返城區時，士兵正在布置拒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時緊張多了！於是清濤和我商量，我們再跑一次渾河機場，碰碰運氣，我們再度進入渾河機場時，朱綸她們仍舊等在那裡，但機場里，沒有飛機，於是我們第四次再跑東塔機場，這時衛兵們已經架了機槍，制止我們前進。於是我們無精打採的向後轉。跑來跑去，最後回到城裡時，已是黃昏時分，城內開始戒嚴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在這四次赴機場搶搭飛機的逃亡過程中，第一次攜帶的東西最多，第二次在東塔機場看見滿地金條后，把行囊里的東西，在回程中，丟了一半，那時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渾河機場時，東西又丟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東塔機場時，一切的東西，都丟掉了，僅帶了一本貼報簿，裡面貼的全是我在東北工作的那段期間，所寫的文章。
    當時一再拋棄東西的原因，第一是怕東西太多，衛兵不準搭機逃命，第二是在搶搭或在人叢中擠時，沒有東西，比較輕便靈活。
    當我和清濤，搶搭飛機沒有成功時，回到城區后，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被註定，大概是沒有逃走的希望了！於是我們一道赴電報局拍發電報，因為拍發電報，是由收報人付費，所以我們發起電報來，可以不帶錢，那一天我發出的電報是：「衛立煌總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級人員，今日下午離此飛往一未經宣布之地區，瀋陽未來之命運，似已註定……」晚間再收到胡政之先生來電勉勵，「瀋陽失守后，請即化裝逃出，社中同仁對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沒有到「新報」上班，和清濤在辦事處計劃，如何逃難，當時清濤有個侄兒就在旁邊聽，在十一月一日下午，當共匪的軍隊進城時，清濤的這個侄兒，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說：他叔父和筆者，平常都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剝削階級，他已經監視我們很久了，原來清濤的侄兒，竟是一個小匪諜，他是以「申報」的送報生來掩護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報」的袁笑星，又接電話給我，他的嗓子已經沙啞，他抖顫的說：「一切都完了，沒想到政府的首長，如此怕死，也許明天早上，一覺醒來，這城市已經換了主人，現在真是欲哭無淚」。
    我接完電話，跑到院里去看天，天空沒有雲，星光燦爛。側耳聽。遠處有隱約的槍炮聲。那真是最長最長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讀初中二年級那年，母親逝世時，一樣的沉重、凄涼，並且絕望。人在對一切都絕望時，有時反會有一張「白紙式」的一段時間的寧靜。一種空虛感。感到心靈的深處，一陣涼森森的，什麼都沒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報」、「新報」、「東北民報」，都照常出版，其中「東北民報」，已經把「匪軍」改為「共軍」，稱「國軍」為「國民黨軍」。我推開房門，先看看街頭的情形，一切崗兵如故，山河依舊，祇是街頭已無多少行人。

屬於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電話鈴聲響了，來電話的仍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他說：「屬於我們的時間，大概不多了，準備逃命吧」！然後他講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韓清濤搶飛機更慘，因為三十日下午他和幾位同業，仍到剿匪總部去採訪，當時總部里，只有幾個兵在裡面找東西，他們還以為剿匪總部在應變，遷到別的地方去了。後來一位電台上的勤務兵說：「你們還在這裡做什麼，衛立煌這時候，已飛到北平了！」因為衛走時曾令台長發一電報到北平，但是台長在衛走後，氣得馬上拆了電台。
    袁笑星在那樣的緊張關頭，仍然有閑情和筆者「閑話」，我以為他是為了排遣時間，但 後來我們逃到北平后他解釋說：當時，他的感覺祇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斃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們紛紛搬家。三輪車被人搶雇一空，洋麵、皮箱、軍毯，都紛紛由車站拖向舊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談」空氣，傳了出來，匪方派出代表為誰，無法獲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則是商會會長盧乃賡，國防部第二區軍法執行部主任趙毅中將，剿匪總部總參議蘇炳文中將，還有地方聞人王化一和另外駐瀋陽的部隊，各推將級代表人員一名，這個和談的醞釀，是起因於衛立煌逃走以後的三十日當晚，地點是趙毅的公館，據說衛立煌逃走時，未通知趙毅，趙激憤異常。當時曾指揮過憲兵，到衛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機場去扣留衛立煌，趙並公開表示：捉回衛立煌后，「死守瀋陽」。
    但衛立煌給中央的報告則說：三十日清晨七時，瀋陽東面匪軍，已經進抵金家屯和瀋海車站，瀋陽北面的匪軍，已經竄過大壩，西北則到了離皇姑屯約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時要召見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到處找不到人，接著有情報說：有很多人通匪，衛立煌就更慌張。因而他向正駐節北平的蔣總統報告說：瀋陽的五十三軍已經嘩變，並擬扣留中央人員，情形非常嚴重，中央相信了衛立煌的話，電覆衛立煌，准他於下午一時半，攜高級官員撤離瀋陽。

與虎謀皮的「和談」

    衛立煌在抵達北平后，怕中央處罰，當然強調五十三軍嘩變之說，而事實上，五十三軍一個師的投降。是在衛立煌逃走的兩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這段歷史是筆者親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會會長盧乃賡，正式與匪方人員在瀋陽郊外接觸。那種接觸，當然是變相的投降，然而那時瀋陽外圍的國軍部隊，仍然與共匪有著戰鬥。共匪向商會會長盧乃賡提出的要求是：市內彈藥倉庫，不得破壞，盧乃賡的條件則是保障各級人員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鄉，共匪部隊和平進駐市區，免致人民塗炭。到了卅一日晚間，協商的條件，原則上成立，然而有問題的到是五十三軍軍長周福成。他仍主張「死守瀋陽」，他並對主張「談和」的人們表示：他祇有戰死和被俘兩條路，除此以外，沒有什麼選擇。那個消息傳出以後，主張和談的人，責罵周福成不識時務。就在這時候，周福成的一三○師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談」沒有得到結論，共匪的代表，見一三○師已經投降，乃託辭向哈爾濱總部請示，就在他們的「請示」還沒有結果時，共匪的李紅光支隊，已經從鐵西區突入市區，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時。從那個時候起，東北地區，除了十三軍駐防的承德以外，全部變色。東北人民又被關進鐵幕之中。在共匪李紅光支隊，進入瀋陽以前的兩小時，向共匪投降約五十三軍一三○師，開始在市區站崗放哨，他們的記號是在左臂上綁了一個紅布條子。
    一日下午一時，筆者和韓清濤同赴電信局發電報，我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文是：「瀋陽現正逐漸沉入紅潮中，記者發此電時，著草綠色軍服的共匪部隊，正自鐵西地區入城，此間今日天氣晴朗，山河仍舊，惟人事已非……」韓清濤發給申報的電報，大意也是如此，沒想到我們真的堅持到最後的一分鐘。

夕陽殘照

    當我們正在發電報時，北平的電信局用長途電話告訴瀋陽的電信局說：他們就要切斷和瀋陽的聯絡，要說「再見」了！瀋陽電信局的人則說：現在有上海「大公報」和「申報」的兩位記者，正在發新聞電報，等最後一則新聞電報發完時，就請切斷線路。
   下午三時左右，共匪的後續部隊，陸繼進城，國軍所使用的吉普車，馬上換了紅旗，車上的駕駛兵仍是舊人，但坐在車上的人卻換了主人，大批大批徒手的國軍，像一群綿羊似的，被趕入車站前剿匪總部軍法處大廈內集中。
    瀋陽變色了，它在三小時內完全改變了，我和韓清濤返回辦事處，在小院落中，看著將落的夕陽，相對無言，默默流淚，因為我們已失去一切，我們空虛得一無所有。對於未來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這時申報的送報生韓清濤的那個侄兒，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訓他的叔父和我，平日養尊處優，騎在人民頭上，是不折不扣的國民黨的「文特」，現在這所大樓，由他接管，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屬於人民的，不得移動。韓清濤和我沒有和他爭辯，我們離開辦事處，真的什麼東西也沒拿，他大概以為我們已無路可走，絕對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沒有跟蹤我們。於是我和清濤決定，分別躲到朋友家中，並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機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談

    十一月一日，瀋陽已經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倉惶跑到我前文中提過的一位盧姓同學家中，因為他們家住的是東關的貧民區，預料共匪在一兩天內，不會搜查。
   我一進盧家的屋子，盧伯母便要我脫掉皮大衣，換上短襖，我問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說：「為什麼不敢，你就是俺的兒子。」一日的晚間，我就躲在盧家，睡在火坑上，但怎麼也睡不著。
    夜裡國軍的飛機，來轟炸鐵西區的彈藥庫，爆炸的聲音很大，大約每隔四五分鐘，就有一次巨響，我們住在東關，距鐵西區很遠，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險。
    十一月二日，盧伯母要他家的大兒子，到外面聽聽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盧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場上去賣，以便換些錢，做為逃難之用。
    在露天市場中，我一眼就看見了瀋陽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書劉勝超，他打扮成一個鄉下人模樣，也在那裡賣東西，我們見面了，但誰都不敢和誰打招呼，怕對於對方不利。然後互相背轉身，悄悄擦眼淚，因為天氣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別人的懷疑。
   晚間在盧家聽收音機，知道「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和筆者，都被共匪列為第五級的地方性「文化戰犯」。盧家大哥回來也說：「新報」中有些人是匪諜，其中有兩個人，是經我考試進入「新報」的，其中一個是匪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匪教育委員會的。那兩個人的名字，現在已經忘記，那是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共同主持考試，招考進來約六名記者之一。城陷后那兩個匪諜，到處找我，所謂「文化戰犯」也者，也是他們弄的。不過那兩個匪諜，平日的表現很好，也沒有「不滿現實」的傾向。據說：他們對報社中人的言行，都有記錄。接收「新報」財產的也是那兩個人。

「四野」人馬統治瀋陽

    瀋陽城陷后，我感到真是如同「喪家之犬」，當時也體會到政治可以改變一切，一切都是在政治支配之下。但偶爾也發獃想，國軍或者會反攻回來，否則又何必轟炸彈藥庫，並且炸死那麼多人？
    在盧家，一閉上眼睛，那幕大批國軍，像被趕綿羊似的，趕到剿總軍法處去的慘象，就在腦中出現。那真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結束了！
    十一月二日駐守渾河一帶的青年軍二○七師官兵，誓死不肯投降，他們從市郊西南，繼 續向城內猛攻，槍炮聲整整打了一晝一夜，那是孤軍奮戰。據說二○七師是由一位旅長率領，可惜的是大廈將傾，一木難支，後來聽說。他們退到長白山中，然而共匪則宣傳「頑固的二○七師，已悉被消滅」。
    十一月四日，共匪接收了瀋陽的「中央日報」，改出「瀋陽時報」，那是他們入城后第四天的事。那一天街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行人，但所有的人，都把西裝脫掉，換上了破棉襖，街上走的，儘是窮人，瀋陽立即變成了「窮人的城市」。
    國軍的傷兵，沒有人收容，沒有人理會，扶著拐杖，走在街上，向行人伸出乞憐的手，但卻沒有人敢對這群「失去了父親的孩子」，發點慈悲心，於是共匪教他們搶大戶，搶商家倉庫，然後共匪的「瀋陽時報」趁機發出警告，要市民注意防範他們――指國軍傷兵――的「姦淫掠奪」。接著共匪宣布與人民「約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在牆上寫煽動性的標語。「解放」變成了時髦的名詞，金圓券被一紙布告，害得失了靈驗，「八路票」成了市場上的寵兒。
    共匪在瀋陽成立的第一個機關，是「軍事管制委員會」，這一機構是共匪的最高軍政機構，另外還有一個衛戍司令部，軍管會由陳云為「主委」，王首道、張學思副之，衛戍司令則由伍修權擔任，偽遼寧省主席是張學思，偽瀋陽市長是朱其文。而張學思和朱其文，都是後來，才從哈爾濱趕到。突然接收瀋陽那樣大的城市，在當時的共匪而言，確也是手忙腳亂。
    上面提到的這些名字，在當時都是林彪手下，第四野戰軍的當權派，誰會想到，這些人在二十四年以後，和他們的主子林彪一樣，全被整肅。那也就是干共產黨的下場。是必然的下場。因為共黨在鬥爭之中，當「政治生命」結束時，「人身的生命」，也同時結束。這也就是真正讀通了書的知識分子，必然不做共產黨的原因。
    瀋陽城自一日下午淪陷，到四日下午的三天中，最刺眼的是他們到處掛紅布條，滿街都是紅布，形成了「紅色的恐怖」，直到現在，這多年來，我一看到一片紅色，就有著恐怖的感覺。
    在瀋陽陷匪的三天中，我托盧家大哥，不斷的和韓清濤聯絡，約定逃亡的日期，並作逃亡的準備。我則像小老鼠似的，躲在盧家，不敢出門。盧伯母給我弄了件破棉袍，棉袍子的面有好幾處露出舊棉花，我自己則用黃粘糕塗牙齒，也不再刷牙。不再洗臉。讓自己變成一臉風塵之色，盧伯母又把過去我送給他們的麵粉，拿到露天市場去賣，大約湊足了二十幾個銀元，有幾枚縫在破棉袍中，有幾枚放在破皮鞋的後跟里，有幾枚則帶在身邊。

烈士的遺書

    四日下午我騎了盧家大哥的腳踏車，繞市區一周，看看瀋陽市的情形，同時也看看我自己像不像一個商人，一個小商人。因為我和韓清濤約定五日一早就上路，向關內逃亡。
    在火車站前，看見了許多傷兵在討飯，在最熱鬧的一條街道太原街上，我看到了蓋著草席的一具屍體，屍體旁邊寫著一片粉筆字，大意是說：他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祖籍湖南，姓王，這次戰敗，他沒有看見一個高級將領殉職，他相信杜聿明一直在東北，局面不會搞得如此糟，陳誠在瀋陽，也不會棄城逃走，所以現在他要自殺，給瀋陽市民看，給共產黨看，國軍中仍有忠烈之士。好多人悄悄的看過地上的遺書，再悄悄的走過去。
    那是一個離亂時代的悲慘而動人的故事。那裡面蘊藏著國魂和軍魂。那一晚我自己找到了韓清濤，他躲在黑暗的一間小屋子中，他問我明天能不能走得成，我說：再不能停留下去了，聽說共匪入城一周以後，要進行一次大搜查。
    然後我再告訴清濤，我在太原街看見地上遺書的故事。清濤開始流淚，我則說：我到底在瀋陽城中，國軍身上，找到了，找到了我們失去已久的「國魂」和「軍魂」。祇要有了它，我們一定會再度回來的。
    清濤也告訴我，他的那個做匪諜的侄兒，到處在找他，要向共匪邀功，所以他真是十分焦慮，而且度日如年。那時清濤的夫人子女，已在北平，他所擔心的是怕走路不行。因為我們的預定是從瀋陽徒步走到山海關。而且決定無論在路上，遇到什麼事情，無論共匪如何留難，一定要堅持我們是一個商人，清濤的身份是「貨郎」，他必須知道，針線、扣子、化裝品，包括香皂，毛巾的價錢，我自己的身份則是在車站旁邊買雜糧的行商。我要知道，高梁米、玉米粉，小米麵的價錢。以便在路上應付共匪的盤查。
    我過去自長春撤退時，領了一個準備避難的身份證，職業欄內，填的是商，這次可以派上用場，韓清濤在瀋陽緊急時，也弄了一張身份證，職業欄內也是商。我們相信，大約可以衝出囚籠。

逃離那座古城

    四日晚我回到盧家，盧伯母給我包了三十個酸菜餡水餃，裡面沒有多少肉，他們全家則吃粗糧做的煎餅和稀飯，盧家嫂子，則用舊毛線替我織了一件毛衣，留著在路上穿。
   盧伯母家，一直過的是苦日子，但是他們不歡迎共產黨來，因為山東老家的來人，在過去已經把共匪的清算鬥爭和不人道的作法，包括帶紙帽子，打鑼，遊街的故事，告訴了這些下關東的鄉親。所以盧伯母那晚上，特別囑咐我路上要小心，像我這樣念過大學的人，共匪是不會放過的，而一旦被他們抓去，一定凶多吉少。
    那一晚，我仍然翻來覆去的睡不著，鐵西地區，仍有飛機聲和爆炸聲，同時我怕共匪在半夜進門搜查，連累了盧家，我極其希望，在這最後一晚中，不要出事。
    我看到紙窗一點一點的發白，在黎明時分，我走到室外去看天。天上剩了一顆大毛星。那一晚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我如果不做記者，不寫罵共匪的文章，今晚的心情也許會寧靜些。現在和共匪已經結下了深仇大恨，能逃掉算撿一條命，逃不掉也祇有聽天由命了！
    在天將亮時，盧家大嫂起來燒飯，我實在希望能再睡一會兒，但是睡不著，我也想到這一次走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去。也不知道，路上會不會被共匪看出破綻。
   五日清晨，是瀋陽淪陷的第四天，我終於離開那座古城，在大南門外的兩百米的地方，我和韓清濤會合，開始我們以後十五天的逃亡行程。

靜靜的松花江

    東北三年，時間過得彷佛很長，瀋陽的落幕，又是那末倉促，從東塔機場搶登飛機未成，到躲進盧家，作逃亡的準備，那幾天的日子，顯得更長。東北從接收，到落幕，連頭帶尾，一共四年，真正的時間，僅有三整年，東北的三年，變幻太大，東北之失，失得過慘。
    東北在慘痛的情形下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接收，接收過後，又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淪陷，而最後一個據點瀋陽，也那樣的輕輕的被葬送了！
    東北三年，在後代史家寫來，也許用四五行小字，便可結束，然而在一個身歷目睹，在戰火邊緣上工作了整整三年的新聞記者，執筆為文時，卻有著無限辛酸與沉痛。
   我深深的記得。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冬，我飛抵長春時的心情，雖然那時長春插的也是一片紅旗，是在蘇俄軍隊佔領下，但心情是蒼涼悲壯的，民國三十七年冬（一九四八年）我逃離瀋陽時，城內也是一片紅旗，卻是在林彪軍隊佔領下，而心情則是恐懼而衰微的。
    三年雖然僅有一千多個日子，從大搖大擺的出關接收，到化裝逃出塞外，飛去爬回，恍如一場噩夢。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在瀋陽失守一周年那天，我為「新聞天地」周刊為了一篇：「哀東北」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開頭是「一九四八年秋，十月十五日，錦州城陷，范漢傑將軍被俘，是年十月二十日，鄭洞國被迫投降，長春易手，十月卅日，衛立煌棄城飛逃，瀋陽不守。僅僅半月時間，東北連陷三城，逾兩月，林彪驅兵入關，平津又告急……回頭看，一九四五年秋，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軍攻克山海關，翌年春，大軍過錦州，進駐瀋陽。五月廿三日佔領長春。數日後，駐馬松花江畔。」
    那是一個多雄壯的局面，又是一個多悲慘的局面。屈指算，一九四五年東北光復時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能逃出匪區的，祇是少數，大部份東北青年，卻看不見祖國的旗幟。松花江的水，靜靜的流，長白山的雪，終年不溶，那裡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那裡有幾千年用不完的煤礦和鐵礦，還有三千多萬樸質而善良的黃帝子孫。翹首北望，又豈僅嗚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