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姦淫擄掠與中共踞東北之憶(4)

作者﹕于衡 摘自於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

魏德邁的建議

    也就在盧漢訪問東北的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德邁將軍，向華盛頓提出他的建設議：由五強監護東北，或由聯合國託管。這項建議，自然遭到我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東北地區的人民，在異族的迫害之下，過了十四年失去祖國庇護的生活，更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所以當那個消息在報紙上以傳聞的方式發表時，長春市議會，首先反對，市議會在反對那個建議時，也主張把香港九龍收回。記得當時，我寫這一條消息時，中正日報曾以它作為一版的頭條新聞。同時我也把長春市議會反對魏德邁的託管東北建議及主張收回香港、九龍等新聞，用電話發往瀋陽的東北前鋒報。

    東北前鋒報的發行人是馬愚忱，社長是現在擔任立法委員的侯庭督。我已記不清楚是什麼人介紹我兼任東北前鋒報駐長春的記者，但我卻幾乎每天都借用鐵路電話，給前鋒報發新聞。不過那時前鋒的經濟情形很壞，我兼做了很久的記者，僅領過兩個月的薪水。當然借用鐵路電話發新聞，是不用前鋒報付費的。不過我很喜歡前鋒報的辦報精神，因為社長侯亭督在瀋陽時，他自己接過我的新聞電話，加以紀錄。副社長吳廷賢也接過我的新聞電話，不過我一直沒見過馬遇忱先生，但聽別人說：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麼湊巧。那一年社長侯庭督要到長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時間抵達長春。因為平日僅在電話中交談，素未謀面。所以我特別寫了一個大木牌：「歡迎侯庭督先生」，豎在車站的貴賓室前。結果是圓滿的。沒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難到廣州，一下黃沙車站，身上的帶的財物，全被扒手扒光，身無長物。在愛群酒店的門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時他已是立法委員，他看到我一身狼狽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圓的港幣，送我作為零用。那兩百五十元港幣摺合今日的臺幣相當兩千元左右。那些港幣的價值，卻相當於實際幣值的好幾倍。

被衛兵軟禁十五分鐘

    前面說過，自從陳誠將軍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後，所有的新聞記者，都不能再穿軍裝，因此在採訪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去採訪，因為穿的是便衣，吉普車剛開到門口，便被衛兵阻止：而且大喊一聲「老百姓怎麼可以坐軍車」，當我下車拿一張名片給那位衛兵時，他更為惱火，連連說了兩遍，「新聞記者有什麼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訴他要見司令官潘裕昆將軍，請他代遞名片，他就更為惱火。大喊一聲，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關起來。不由分說，就往衛兵室裡拉。在這個時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會有更壞的後果。因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樊放，在一個師部裡，就被衛兵打了一個嘴巴！一時新聞界引為奇談。所以我決定忍耐，因而在衛兵室中，被軟禁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軍官，自裡面走出，於是我大叫：你們的衛兵太不講理，既不讓我進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麼道理？那位軍官問過我的身份之後，搖了個電話給潘裕昆的主任秘書陳鑫，陳帶了衛兵連長，把我接出衛兵室，並告訴衛兵連長，要處分那個士兵。

    不過陳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訴我，見到軍長時，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為最近各地的戰況不好，軍長很不耐煩。不要再以這些小事，使他煩心。我當然依照陳鑫的話去辦，和潘裕昆談話時，沒有提到被衛兵軟禁的事。

    不過那時是我做記者以後，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嚴受到傷害，因而難過了好多天，但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因為採訪受人侮辱、挨罵、驅逐，到報社告狀的事，層出不窮，又覺得當年在新一軍被禁足十五分鐘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來我常和我所教的新聞系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如何建立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使人們能夠衷心尊敬新聞記者，而不敷衍新聞記者；能夠使採訪對象對新聞記者採取友善態度而不敵視記者。能夠不利用新聞記者，而願意和新聞記者合作。討論的結果是得不到具體的結論。但大多數新聞系學生認為：那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問題。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怕要等到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不過有一點該向讀者說明的事：這二十五年來，國家的一切，都有顯著的進步，但多數官員，防記者像防賊似的作風，並沒有多大改善。官員們對待記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沒有常識的官員們，把報社的負責人看成機關的首長，把記者看成報社負責人的部屬，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長和新聞記者見面時，常開頭便說些幼稚和淺薄的話：其實中最常見的話是：「你們的社長或者總編輯，是我的朋友」，「昨天還和你們的發行人一道打牌」。

    對於這些不學無術的官員，會使人從心裡產生厭惡之感，因為他們從不瞭解記者到底是做什麼的。

瀋陽的繁華夢

別矣長春

    三月的長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機場四週，白茫茫一片，遠處隱隱有炮聲。

    在雪地上，約有四十幾個人，在等候著飛機，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當選不久的國民大會代表，三分之二是經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員，新聞記者，僅有筆者一人，當時的大房身機場，已在共匪軍隊的大炮射程之內。軍用連輸機落地後，需要立卽起飛。我們這批候機的人，每個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慮不安。生怕就在我們等候飛機的這段期間，飛來炮彈，或者匪軍突然向機場進攻。因為空軍方面的人員告訴我們，這是最後飛來長春的專機，而且機場的安全不能保險。

    一架C46軍用機，終於落地，大家候機的時間，已經超過兩小時。飛機停留不到十幾分鐘，卽凌空起飛，在長春城的屋脊上，繞飛一週，可以看到「溥儀皇宮」的黃琉璃瓦，在陽光照射之下，正閃耀著光華。

    在飛機上，默默的告別這座飽經憂患的名城，心中有著無限感慨，在兩年多的日子裡，在兵荒馬亂中，日子顯得特別長。但在當時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時一樣。沒想到離開長春後，一轉眼間二十四年過去了，而且「遙遙無歸期」。

   我很懷念，大同公園湖邊的細柳，還有落雪的日子，把車子開到南嶺的大學區。在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授課時的情形。那些年輕人的蘋果臉，臉上充滿青春的希望與笑容。以及中正日報的那座白樓，冬天坐在暖氣包上，看窗外大雪紛飛。還有更美的是坐在馬車上，聽馬車伕用腳踏車鈴的聲音。車輪帶走一片薄雪，在馬車的旁邊飛舞，像一層薄紗。

    在長春兩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幾幕戲劇，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輝將軍，董彥平將軍，蘇俄的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和他的參謀長特洛曾科將軍，還有孫立人將軍，粱華盛將軍……那裡的「晚會」，「迎官號」，心地純樸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傾軋而互不相容的黨務工作人員……那是一場悲劇，一件歷史上的悲劇。不過我在最後一幕「落幕」以前，先離開那裡。

    近年來常常作夢，夢見蘇俄紅軍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夢見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樹枝上，結滿了霜雪的公園，以及一羣年輕人在玄黃的電燈下，討論國家前途的影子。許多背景，都是長春城。那些夢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園寥落干戈後

    自長春飛回瀋陽後的第三天，我自軍方借了一輛吉普車，回到我六歲到十二歲那段日子所生長的家園。探視父親和二哥，以及為母親上墳。因為那時國軍已收復了我的故鄉，防守那個地區的正是羅友倫將軍所部的二○七師。

    十多年了，背井離鄉，在外面流浪，當吉普車開進村莊的山神廟前，第一次懂得了，並且感受到「近鄉情怯」這四個字的意義。

    依照我們山東老家的規矩，遊子歸來，進入村莊，必須下車步行，看見村莊的父老，都要行禮。所以在車子進入村口後，我就徐徐步行。遼南地區的三月，春雪初溶，剛剛解凍，農村裡的人，正開始用大車「送糞」—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糞堆，送到田裡。

   我家的村莊，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來自山東，村東有個山東墳—山東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發芽的季節，山東墳上的毛姑杜花首先開放，接著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車停在我家的石頭牆外，父親和二哥，覺得我回來得太突然，尤其責備我不該著軍裝和坐車回來。父親是一個剛強的人，我童年時從未看見他落淚，但我這次回來，他流淚了，二哥則表現出旣驚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紙錢，拿了壺酒，到後園的白楊樹下，母親的墳前，焚化紙錢，並且痛哭了一場。然後二哥陪我看了母親墓旁的幾株老樹，剛剛搭起來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頭圍牆，後園中的柴草堆。西廂房中的糧倉。一切都沒有多大改變，祇是正房中的陳設比從前簡單了，祖先龕前的錫器蠟臺，也收藏起來了！我的幾個姪兒姪女，像看見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們，都高興極了！

    父親從米倉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殺了隻鷄，那是我回家後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團聚。父親說：十幾年來，每年過年時，就祇少我，特別是在動亂中，不知道我是否還活在人間。然後哥哥告訴我一些共匪軍隊，佔據我們村莊以後，我家被鬪爭的情形，以及國軍收復後，鄰居再把分去的東西，送還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長工老沙仍舊在繼續工作，在共匪鬪爭我家時，他「陽奉陰違」，替我們通風報信。

    村莊中，有很多人家毀於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時，被裹脅而去，過去一個小康的村莊，已經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園寥落干戈後」的景象。二哥彷彿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我，譬如張家的大叔死了已經兩年，李鐵匠上午還好好的，下午突然過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燒的「坑上」，幾乎「聊天」到天亮。

父親反對做新聞記者

    我回家的第二天，父親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樣樣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聞記者」。他的理論是，新聞記者不是我們這種「半耕半讀」準「書香門第」的人家所應做的職業。在父親的腦海中，新聞記者都是一些「造謠生事」的人，和不務正業的人所做的職業。有人得罪了他，就會用報紙揭人隱私。他對新聞記者這一行業，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但父親同意我在大學教書，他認為那是最正當的行業。可惜廿多年來，我僅聽了父親一半的話，而且做記者成為我的本行，教書則變成了副業。他老人家如果現在還在的話，將仍會保存著在報舘裡做事的人，離不開設賭抽頭、吸鴉片煙、敲竹槓、養成一身壞習慣……那些「集罪惡於一身」的觀念。

    我在家裡住了兩天兩夜，看了我家親戚，也會晤了童年時代的遊伴。雖然時間很短，但卻是十分快樂。我和童年的遊伴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尋找兒時的舊事。我們重遊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戰爭時的戰壕中，找我們過去走過的腳印。閒話在那一道戰壕中，扒得鉛彈子最多—日俄戰爭時之大砲中，滿裝鉛彈，砲彈開花後，鉛彈子卽散開傷人。戰後數十年，農人仍在山中撿鉛彈子出售—我和遊伴們，敲著山神廟前的古鐘，也回憶童年放暑假時，趕看牛群，打著響鞭，在夕陽西下時，所做的「牧童鞭影亂斜陽」的舊事。

    我們穿過還沒有長葉子的柳樹林、桃花林、踏著白楊樹的葉子，閒話農村生活。我們經過剛剛解凍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紅樹！那恐怕是我過去的半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二哥在我家居的兩天中，詳細講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個共匪「團級幹部」的故事。那就是幾個月以前的故事。因為我家是那個村莊中的「小地主」，雖然僅有房屋九間，卻也整潔，所以共匪的「團部」就設在我家中，共匪的一個「團指戰員」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個月，他們叔叔伯伯的叫個滿甜，士兵們也打掃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但一個半月以後。開始打鑼，「扭秧歌」和清算鬪爭。於是那匪幹告訴我二哥：因為我家有讀過大學的學生，而且有田地在百畝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階級」，他勸我二哥：要自己打鑼，自己帶上紙帽子，在門前大呼：「我是開明的地主，自願把東西分給鄰人」二哥當然照著他的話去做，鳴鑼高喊。鄰居的人，包括我們的親戚，群來我家把東西分得一乾二淨。不過一個曲姓鄰居。看到我們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瑪瑙鼻煙壺等，偷偷的交給二哥收藏。一場瓜分，在一個下午就辦理完畢，當然糧倉也被打開，糧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裝走。不過在半個月後，國軍的二○七師收復我們的村莊時，被分去的東西，一樣不少，全由鄰人送回。彼此間也沒有什麼誤會。二哥說：住在我家的那個共匪「團指戰員」，在撤退時，被國軍的炮彈炸傷了一條腿，許多匪兵也負傷，村人被徵去做擔架。有兩人抬的就是那個「團長」。抬「團長」的人，雖然口喊著，大家要輕抬輕放，不要傷了「團長」，但當四顧無人時，卻狠狠的巔了幾巔，摔死了那個團長。用以報復他的嘴甜心苦、清算鬪爭的仇恨。

當夏天到來時

    二哥在第二天夜裡，又和我長談到午夜，閒話十多年來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斷，共匪不可能在農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員，很不爭氣。

   那一晚，二哥談得疲倦後睡著了！而我卻難於入夢，我又想到童年時代，當夏天到來時，我家點著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車上，點數著天上的星星，讓夏天的露水浸濕短衣褲。到秋天，在明月當空之夜，老牛套上石頭滾子，壓著大豆的殼，用「連緊」—打穀殼之物，中有一軸—拍打拍打的擊著豆殼，間以山歌唱和，那種農家的樂趣，以後將會少見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親確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儉用的積蓄，怕是保不住了！因為國軍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鄉村。當我離開家時。我建議他便宜些賣掉土地，搬進城裡去住，他卻表示了，他自下關東後，用自己的血汗，所創造的家業，至死不離寸步。

    當然，在第三天，父親和哥哥又用眼淚送我離開家園，那情形現在想來，猶似昨日。誰又會想到，一轉眼間，又已二十四年？

繁華的瀋陽

    我回到瀋陽後，現任立法委員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東北公報」，邀我做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東北公報的財務情況不好，工作人員也意興闌珊，我住在報社，每天吃窩頭、豆腐、高粱米飯，晚間有時還要幫助總編輯看大樣，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當時瀋陽銷路最好的報紙是「東北民報」和由「中蘇日報」改名的「中央日報」，其次是「新報」和「和平日報」，記者陣容，也以「東北民報」最堅強。「東北公報」的記者，外出採訪，不大受人重視。在那裡我僅作了三週，便悄然退卻，到「新報」作採訪副主任，當時的採訪主任是劉興武，一個月後，劉興武調任經理，我則接充採訪主任。

    「新報」的社長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輕幹練，作事頗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經理部處理業務，晚間則又坐到編輯部辦公。他常常比較新聞，並在報紙上打紅圈。

   「新報」是青年軍二○七師經營的報紙，但是軍方卻不加干預。「新報」有一個特色，是重視讀者投書，對於貪官汚吏的抨擊，不遺餘力。每天大約有四欄地位的橫欄，刊載讀者意見。我在這個報社工作得很愉快，當時每天下午必到剿匪總部的記者接待室和同業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東北民報」的採訪主任朱澍，「和平日報」的採訪主任陳驥彤，剿匪總部的發言人是雷錫祺參謀。雷參謀每天下午三時，一定坐在記者接待室等候記者，有軍事情況時，就發佈新聞，沒有「戰報」，就和同業聊天。那時候，軍事新聞沒有什麼競爭，僅是大家寫稿時的寫法不同。因為沒有較多的新聞競爭，所以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儘管那時的遼南軍情很緊張，但瀋陽城內依然是歌舞昇平的世界，是一個繁華世界。連我們這批記者也沒有「大風暴」將要到來的感覺。但政治上的腐化，越來越深，物價一天天在高漲，軍隊也常有擾民的行為，東北大學的學生，常鬧學潮，那裡面自然有匪諜滲透，鼓動學生的情緒。

    我在「新報」工作時，衛立煌將軍已經接任剿匪總司令兩個多月。衛立煌個子不高，他喜歡穿長筒黃色馬靴，並帶上刺馬釘，但他不大接見新聞記者。他是一個很平庸的人。要他應付東北的非常局面，自然遠不及他的前任陳辭修將軍。

衛立煌坐鎮瀋陽

    衛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後不久，共匪就報以顏色，來圍攻瀋陽，舊曆年除夕。他下令槍決了一個擅自撤離陣地的師長，才穩住了局面。

    衛立煌有一個類似新聞記者的習慣，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總部辦公，夜裡十二時左右，在官邸接見客人。衛立煌到任後的第九天，遼陽失守，第廿一天國軍撤離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氣，新聞界人士稱之為「福將」，因為他過去剿匪期間，曾打過幾次勝仗。

    三十七年二月間，中央發表了王鐵漢將軍擔任遼寧省政府主席，董彥平將軍任安東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劉翰東擔任遼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個時期，中央開始考慮到組織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國民政府的「國務會議」，通過了由中央撥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為時已嫌遲緩。因為那個案子，主要的對象，是在東北組織地方武力，而東北的地方青壯，已為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裹脅而去。同時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打著「東北民主聯軍」的旗號，在遼南各地蠢動，所謂「民主聯軍」，實際就是共匪的部隊。共匪是利用東北年老一代，對張作霖的懷念，委派張學思作「民主聯軍」的司令員，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統戰的一部份。張學思的部隊似乎和國軍沒打過硬仗，他們只是在鄉村貼佈告，給東北人民一個錯覺，認為東北軍在張學思的率領下回來了！，也就在同一時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議，應起用東北宿將，返回東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發表張作相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占山將軍為東北挺進軍總司令。

    張作相和馬占山在當時雖然都想有一番作為，但對整個東北腐爛的局面，已無能為力。同時由於衛立煌要自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張作相實際上並未到差。至於組織地方武力、游擊部隊，也沒有什麼成效。

    坐鎮瀋陽的衛立煌將軍，所接到的報告，大都是請求援軍，以及各大據點的相繼失守。那時我們剿匪總部所發佈的新聞，依然是抗戰時期的老套，稱「撤退」為「轉進」。而且常向中央虛報軍倩，偽造捷音。

王鐵漢主席的作為

    在東北情勢，日趨糜爛的情形下，在瀋陽最有作為的，則是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王鐵漢任省主席那一年，僅四十三歲，他是一位學養都好的軍事家，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擔任第六二○團團長防守北大營與日本軍隊作戰。以後並應邀在國聯的李頓調查團作證。這位陸軍大學出身的將軍，在出任遼寧省主席之前，做過第一綏靖區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領四十九軍自江南返回東北，參加錦西戰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調充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指揮第六軍和四十九軍，以及暫編五十五、五十七兩師。他一向不贊同軍人辦報紙，設學校，所以他做了遼寧省府主席以後，省府也沒有辦一份機關報。他就任主席時，立志要把遼寧省從破壞散亂中整理起來，期能對東北大局，有些補救。所以他盡量整飭政治風氣，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許多新人，推行新政，並制定「以工代賑」條例，解決難民的生活，並且主張「剿匪工作，應軍民合作」，那時候河北省的新城縣，有一套新的剿匪辦法，他就派了民政廳長張式綸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衛立煌因循敷衍，王鐵漢的許多構想，都未能實現。

    王鐵漢在遼寧省主席任內，奉行「公廉」兩字，他要求同僚們四件事，第一是誠實，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視輿論，第四是爭取民心。

    他和新聞記者們聊天時，常常提出：軍政領導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並且要能用學問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認為軍事、政治的領導人物，最忌諱的事，是胸襟狹窄，氣度小和眼光短，喜歡用能力不超過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駕馭。

    在瀋陽那個動亂的地力，在那個可以混水摸魚的時代，王鐵漢將軍，確實做到了不要錢，也不為自己打算的守則。同時他肯用心思索問題和研究問題，對省政事務，也不大「下條子」表示他的權威。更難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點時間讀書，補充他的精神營養。

不在混水中摸魚的人

    他對於斯聞記者，是被動的友善，尊重記者，而不利用記者。他家裡沒有官僚習氣，而且自己接聽電話，有記者去看他時，隨時接見。答覆問題，簡潔中肯，從不使用官場中所常用的打「太極拳」方式。

    他是生長在憂患中的人，在大時代的洪爐中經過陶冶，多少年來，從不自原則上撤退。我在瀋陽做記者的那段時間，幾乎每週都和他有著接觸。我看見過，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飯，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對國事的焦慮。以及有膽識和抱負，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採訪對象中，極少數的清廉和有所作為的政府官員之一。

    當時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東北的接收大員，人人能像王鐵漢，局面也許不會壞到後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極欣賞遼中縣縣長陸登的操守，因為他在遼中撤守時，把整整兩蔴袋東北流通券，交還給省府。那是當時省府撥給他就地買糧的錢，在遼中撤守時，他不交回那筆錢，不會有人知道，更何況在戰亂中，他可以用任何一個理由，吞沒那筆款子。

    我特別要提出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為陸登在繳回兩蔴袋現款那天，我正在省府採訪，剛好給我碰到了，並且替他發了一條「花邊新聞」。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聞記者。在過去這段悠長的歲月中，就是願意和清廉的官員接觸，例如我在臺北看到田炯錦的襯衣打補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綱家中孩子睡的上下舖，王任遠把有人送給他的禮物退還，沈之岳的兒子結婚時，不發一張請帖，連省主席陳大慶送的一件衣料，做為他兒子結婚的賀禮，也原封不動的退回去，寧肯在第二天親去陳府致歉。李煥領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飯舘吃飯，全家僅吃了八十幾元錢。凡是這些清廉的官員，我都從內心中，對他們肅然起敬。

    近年來我漸漸領悟到，東北之失，甚至大陸之失，原因之一是失敗在「文官要錢，武官怕死」這八個字上。當然在政策上的錯誤，和匪諜的滲透，也是大陸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報」工作的日子

    我在瀋陽「新報」工作，一直很受社長徐露放的重視，他認為我的表現不差，只是脾氣大些。因此他常勸我在修養上，多下些工夫。由於他的重視，因而上海「大公報」的駐東北特派員張高峯撤回關內後，該報的負責人胡政之寫信給徐露放，要他在現地物色一位駐瀋陽的記者時，徐露放就推薦我為上海「大公報」發電報和寫通訊。當時的上海「大公報」和天津「大公報」，重慶「大公報」，都是屬於國民黨政學系的系統。是支持政府的報紙。後來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給王芸生抓到手裡，帶著報紙向共匪投降。共匪竊據大陸後，上海「大公報」和重慶「大公報」關閉，僅剩下天津的「大公報」和香港的「大公報」，十足的成為「匪報」。不過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時，遷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報」，也被共匪封閉了！因此人們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張季鸞先生還在的話，各地的大公報，都不致變節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張支持政府反共的報紙。

    我兼任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後，就搬到「大公報」和上海「申報」合用的辦事處去住。那是軍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給兩家上海報紙的辦事處。是一棟高級洋房，在舊「日本租界地」內。內部的設備也很講究。在辦事處中，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合用了一個送稿的工友，一個廚子，有新聞時，我們交換消息，僅寫法不同。不過在不久，上海「大公報」的責備來了，他的責備方法是，由地方組編輯張蓬舟先生寫信，稱道我的電報發得得體，通訊寫得也好，僅是不希望和「申報」雷同。從那以後，張蓬舟天天寄一份「申報」和「大公報」有關瀋陽專電部份的剪報，供我參考。我因為在「新報」做採訪主任，發電報時，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報」的韓清濤是報界前輩，我必須禮讓，而不能由於我的力求表現，使韓清濤先生難過。更何況我們每天同桌吃飯，相處得十分友善？因此我們想出個法子，今天我發幾條重要電報，明天則要韓清濤發幾條重要電報，表示兩報仍有競爭。此外上海「大公報」有一個好制度，尊重記者的獨立精神。例如我發的電報使用「匪軍」，他們決不把它改成「共軍」；報社不願用的特寫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動記者署名文章的文字，並說明不用的理由。

   那時侯我所擔任的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地位實在很低。用今天臺北各報的地位來說：似乎相當於「聯合報」的駐桃園記者，但當時的報社負責人胡政之先生，卻常常來信鼓勵，也常有電報來稱：「吾弟所發電報極佳」，在最後瀋陽被圍時，政之先生又有電報發來：「盼吾弟堅守至最後一分鐘」。我兼做了上海「大公報」半年多的駐瀋陽記者，不認識胡政之和張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報」的門朝那邊開。但卻覺得他們對於記者，頗為禮遇。對讀書人很尊敬，這也就是在瀋陽失陷當天，我尚替那家報紙，發了最後一條電報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報」對於記者發電報的字數，不加限制，而且要求發加急新聞電報。在那段日子，張蓬舟和我通訊較多，一直到後來我逃到重慶，張蓬舟還寫信給我，他不相信共匪會席捲大陸，更不相信中國五千年的儒家精神，會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說。因而他認為報人應為保衛自由，多盡一分力量。

    此外我過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經打到瀋陽城的週邊，「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卽，大多數報紙，已改稱「匪軍」為「共軍」，「新報」是否也該跟隨大家改變，我告訴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後，我們卽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們去殺頭。我們繼續稱之為「匪軍」，他們也許會認為我們很有骨氣，卽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殺頭，也會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見，「新報」出到最後一天，第一版的頭條標題，仍是「我軍與匪軍在東陵有激戰」，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軍在長春所辦的「前進報」的總編輯，他逃出長春在我之後，他本預備攜眷經瀋陽返回關內，但我卻建議徐露放，把他留在「新報」做總編輯，於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來。等到瀋陽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還有「中央日報」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單中，被指為地方性的第五級的「文化戰犯」。因為當時我們曾為「新報」招考了六名記者，考試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們所錄取的六名記者中，平日表現很好，文筆也流暢，新聞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擁護政府，沒想到瀋陽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記者中，竟有兩名是匪諜，一個是「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教育委員會」的。我們之被列入「五級文化戰犯」，就是這兩個匪諜，所開的黑名單。瀋陽城破後，這兩名匪諜，到處尋覓我和汪河清。由於當時急於逃命，我逃亡時，沒有和汪河清聯絡，也不敢聯絡，後來在我逃抵北平後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於是在北平見面時，給汪先生大罵了一頓。因為那時他的夫人，正在懷孕。汪河清在化裝逃難中很吃了一些苦頭。他責罵我「重命輕友」，自然是應該的。

一件難忘的事

    我在「新報」擔任採訪主任和作「大公報」駐瀋陽記者的那段日子裡，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滅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蔣總統蒞北平召開軍事會議，並預備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飛到瀋陽視察，十月一日晚間，國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先到達瀋陽，當晚他就到上海「大公報」的辦事處找我，要我給「大公報」發一條「國軍收復遼西重要據點大虎山」的新聞電報。他並且告訴我，實際上大虎山並沒有收復，發這條電報的目的，是要總統看了高興。我告訴他何以不請「中央通訊社」瀋陽分社發電，全國各報，都可採用，他說：「大公報」是政學系所支持的民營報紙，領袖很相信「大公報」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視。我說：時間已晚，而且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現在也找不到，電報不易發出。他則表示：由他本人在新聞電報上簽字，就可以發出，勿須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過目。同時他說：他的車子就等在門外，寫好稿後，立卽可以發出。我說消息是不確實的，報社會不高興。他答：胡政之那邊如果有什麼問題，由他負責。總之讓領袖高興一下子，比什麼事都重要。這也就是新聞記者報效國家的作為，我最後告訴他那豈不成為我們在欺騙領袖。於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於這類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陸剿匪時期，將會有許多事，經由少數的高級官員，蒙蔽了上級，當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為，卻極可能招致不良的後果。

昭陵紅葉

    在瀋陽的那段歲月，我的工作雖然很忙，卻也有一些悠閒的日子。夏天在東關的萬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紅葉」，走在古老的樹林中，欣賞一片一片的落葉。

    瀋陽的國立東北大學，就設在北陵。若是太平歲月，看那些年輕的大學生們，在古老的樹下，發出朗朗的書聲。該是多麼令人神往的事。

    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遊北陵當時的情趣。記得當時兩人曾爬上一顆老樹，合唱「長城謠」，採些不知名的紅葉，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樹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華表的前面野餐，然後在太陽將落的時候，坐三輪車走在平坦的馬路上，享受著晚風的吹拂。

    沒想到那次昭陵之遊，也竟是我離開大陸前的最後一次。也是記憶中，最美麗的詩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滿青春與活力的金色年代。

    作者附記

    （一）本刊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所刊之曾澤生部第六十一軍，應為第六十軍，特予更正。

    （二）「老長春」先生，兩函均奉悉，敬請示知真實姓名及地址，俾便趨訪請益。

    （三）其他讀者諸先生賜函，已分別由作者專函作答，於此再致謝意。

2009年10月26日

簡體版

作者﹕于衡 摘自於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

魏德邁的建議

    也就在盧漢訪問東北的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德邁將軍，向華盛頓提出他的建設議：由五強監護東北，或由聯合國託管。這項建議，自然遭到我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東北地區的人民，在異族的迫害之下，過了十四年失去祖國庇護的生活，更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所以當那個消息在報紙上以傳聞的方式發表時，長春市議會，首先反對，市議會在反對那個建議時，也主張把香港九龍收回。記得當時，我寫這一條消息時，中正日報曾以它作為一版的頭條新聞。同時我也把長春市議會反對魏德邁的託管東北建議及主張收回香港、九龍等新聞，用電話發往瀋陽的東北前鋒報。
    東北前鋒報的發行人是馬愚忱，社長是現在擔任立法委員的侯庭督。我已記不清楚是什麼人介紹我兼任東北前鋒報駐長春的記者，但我卻幾乎每天都借用鐵路電話，給前鋒報發新聞。不過那時前鋒的經濟情形很壞，我兼做了很久的記者，僅領過兩個月的薪水。當然借用鐵路電話發新聞，是不用前鋒報付費的。不過我很喜歡前鋒報的辦報精神，因為社長侯亭督在瀋陽時，他自己接過我的新聞電話，加以紀錄。副社長吳廷賢也接過我的新聞電話，不過我一直沒見過馬遇忱先生，但聽別人說：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麼湊巧。那一年社長侯庭督要到長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時間抵達長春。因為平日僅在電話中交談，素未謀面。所以我特別寫了一個大木牌：「歡迎侯庭督先生」，豎在車站的貴賓室前。結果是圓滿的。沒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難到廣州，一下黃沙車站，身上的帶的財物，全被扒手扒光，身無長物。在愛群酒店的門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時他已是立法委員，他看到我一身狼狽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圓的港幣，送我作為零用。那兩百五十元港幣摺合今日的台幣相當兩千元左右。那些港幣的價值，卻相當於實際幣值的好幾倍。

被衛兵軟禁十五分鐘

    前面說過，自從陳誠將軍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後，所有的新聞記者，都不能再穿軍裝，因此在採訪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去採訪，因為穿的是便衣，吉普車剛開到門口，便被衛兵阻止：而且大喊一聲「老百姓怎麼可以坐軍車」，當我下車拿一張名片給那位衛兵時，他更為惱火，連連說了兩遍，「新聞記者有什麼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訴他要見司令官潘裕昆將軍，請他代遞名片，他就更為惱火。大喊一聲，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關起來。不由分說，就往衛兵室里拉。在這個時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會有更壞的後果。因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樊放，在一個師部里，就被衛兵打了一個嘴巴！一時新聞界引為奇談。所以我決定忍耐，因而在衛兵室中，被軟禁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軍官，自裡面走出，於是我大叫：你們的衛兵太不講理，既不讓我進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麼道理？那位軍官問過我的身份之後，搖了個電話給潘裕昆的主任秘書陳鑫，陳帶了衛兵連長，把我接出衛兵室，並告訴衛兵連長，要處分那個士兵。
    不過陳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訴我，見到軍長時，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為最近各地的戰況不好，軍長很不耐煩。不要再以這些小事，使他煩心。我當然依照陳鑫的話去辦，和潘裕昆談話時，沒有提到被衛兵軟禁的事。
    不過那時是我做記者以後，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嚴受到傷害，因而難過了好多天，但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因為採訪受人侮辱、挨罵、驅逐，到報社告狀的事，層出不窮，又覺得當年在新一軍被禁足十五分鐘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來我常和我所教的新聞系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如何建立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使人們能夠衷心尊敬新聞記者，而不敷衍新聞記者；能夠使採訪對象對新聞記者採取友善態度而不敵視記者。能夠不利用新聞記者，而願意和新聞記者合作。討論的結果是得不到具體的結論。但大多數新聞系學生認為：那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問題。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怕要等到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不過有一點該向讀者說明的事：這二十五年來，國家的一切，都有顯著的進步，但多數官員，防記者像防賊似的作風，並沒有多大改善。官員們對待記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沒有常識的官員們，把報社的負責人看成機關的首長，把記者看成報社負責人的部屬，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長和新聞記者見面時，常開頭便說些幼稚和淺薄的話：其實中最常見的話是：「你們的社長或者總編輯，是我的朋友」，「昨天還和你們的發行人一道打牌」。
    對於這些不學無術的官員，會使人從心裡產生厭惡之感，因為他們從不了解記者到底是做什麼的。

瀋陽的繁華夢

別矣長春

    三月的長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機場四周，白茫茫一片，遠處隱隱有炮聲。
    在雪地上，約有四十幾個人，在等候著飛機，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當選不久的國民大會代表，三分之二是經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員，新聞記者，僅有筆者一人，當時的大房身機場，已在共匪軍隊的大炮射程之內。軍用連輸機落地后，需要立卽起飛。我們這批候機的人，每個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慮不安。生怕就在我們等候飛機的這段期間，飛來炮彈，或者匪軍突然向機場進攻。因為空軍方面的人員告訴我們，這是最後飛來長春的專機，而且機場的安全不能保險。
    一架C46軍用機，終於落地，大家候機的時間，已經超過兩小時。飛機停留不到十幾分鐘，卽凌空起飛，在長春城的屋脊上，繞飛一周，可以看到「溥儀皇宮」的黃琉璃瓦，在陽光照射之下，正閃耀著光華。
    在飛機上，默默的告別這座飽經憂患的名城，心中有著無限感慨，在兩年多的日子裡，在兵荒馬亂中，日子顯得特別長。但在當時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時一樣。沒想到離開長春后，一轉眼間二十四年過去了，而且「遙遙無歸期」。
   我很懷念，大同公園湖邊的細柳，還有落雪的日子，把車子開到南嶺的大學區。在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授課時的情形。那些年輕人的蘋果臉，臉上充滿青春的希望與笑容。以及中正日報的那座白樓，冬天坐在暖氣包上，看窗外大雪紛飛。還有更美的是坐在馬車上，聽馬車夫用腳踏車鈴的聲音。車輪帶走一片薄雪，在馬車的旁邊飛舞，像一層薄紗。
    在長春兩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幾幕戲劇，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輝將軍，董彥平將軍，蘇俄的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和他的參謀長特洛曾科將軍，還有孫立人將軍，粱華盛將軍……那裡的「晚會」，「迎官號」，心地純樸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傾軋而互不兼容的黨務工作人員……那是一場悲劇，一件歷史上的悲劇。不過我在最後一幕「落幕」以前，先離開那裡。
    近年來常常作夢，夢見蘇俄紅軍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夢見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樹枝上，結滿了霜雪的公園，以及一羣年輕人在玄黃的電燈下，討論國家前途的影子。許多背景，都是長春城。那些夢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園寥落干戈后

    自長春飛回瀋陽后的第三天，我自軍方借了一輛吉普車，回到我六歲到十二歲那段日子所生長的家園。探視父親和二哥，以及為母親上墳。因為那時國軍已收復了我的故鄉，防守那個地區的正是羅友倫將軍所部的二○七師。
    十多年了，背井離鄉，在外面流浪，當吉普車開進村莊的山神廟前，第一次懂得了，並且感受到「近鄉情怯」這四個字的意義。
    依照我們山東老家的規矩，遊子歸來，進入村莊，必須下車步行，看見村莊的父老，都要行禮。所以在車子進入村口后，我就徐徐步行。遼南地區的三月，春雪初溶，剛剛解凍，農村裡的人，正開始用大車「送糞」—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糞堆，送到田裡。
   我家的村莊，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來自山東，村東有個山東墳—山東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發芽的季節，山東墳上的毛姑杜花首先開放，接著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車停在我家的石頭牆外，父親和二哥，覺得我回來得太突然，尤其責備我不該著軍裝和坐車回來。父親是一個剛強的人，我童年時從未看見他落淚，但我這次回來，他流淚了，二哥則表現出旣驚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紙錢，拿了壺酒，到後園的白楊樹下，母親的墳前，焚化紙錢，並且痛哭了一場。然後二哥陪我看了母親墓旁的幾株老樹，剛剛搭起來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頭圍牆，後園中的柴草堆。西廂房中的糧倉。一切都沒有多大改變，祇是正房中的陳設比從前簡單了，祖先龕前的錫器蠟台，也收藏起來了！我的幾個侄兒侄女，像看見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們，都高興極了！
    父親從米倉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殺了只雞，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團聚。父親說：十幾年來，每年過年時，就祇少我，特別是在動亂中，不知道我是否還活在人間。然後哥哥告訴我一些共匪軍隊，佔據我們村莊以後，我家被鬪爭的情形，以及國軍收復后，鄰居再把分去的東西，送還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長工老沙仍舊在繼續工作，在共匪鬪爭我家時，他「陽奉陰違」，替我們通風報信。
    村莊中，有很多人家毀於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時，被裹脅而去，過去一個小康的村莊，已經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園寥落干戈后」的景象。二哥彷佛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我，譬如張家的大叔死了已經兩年，李鐵匠上午還好好的，下午突然過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燒的「坑上」，幾乎「聊天」到天亮。

父親反對做新聞記者

    我回家的第二天，父親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樣樣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聞記者」。他的理論是，新聞記者不是我們這種「半耕半讀」准「書香門第」的人家所應做的職業。在父親的腦海中，新聞記者都是一些「造謠生事」的人，和不務正業的人所做的職業。有人得罪了他，就會用報紙揭人隱私。他對新聞記者這一行業，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但父親同意我在大學教書，他認為那是最正當的行業。可惜廿多年來，我僅聽了父親一半的話，而且做記者成為我的本行，教書則變成了副業。他老人家如果現在還在的話，將仍會保存著在報館里做事的人，離不開設賭抽頭、吸鴉片煙、敲竹杠、養成一身壞習慣……那些「集罪惡於一身」的觀念。
    我在家裡住了兩天兩夜，看了我家親戚，也會晤了童年時代的遊伴。雖然時間很短，但卻是十分快樂。我和童年的遊伴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尋找兒時的舊事。我們重遊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戰爭時的戰壕中，找我們過去走過的腳印。閑話在那一道戰壕中，扒得鉛彈子最多—日俄戰爭時之大炮中，滿裝鉛彈，炮彈開花后，鉛彈子卽散開傷人。戰後數十年，農人仍在山中撿鉛彈子出售—我和遊伴們，敲著山神廟前的古鐘，也回憶童年放暑假時，趕看牛群，打著響鞭，在夕陽西下時，所做的「牧童鞭影亂斜陽」的舊事。
    我們穿過還沒有長葉子的柳樹林、桃花林、踏著白楊樹的葉子，閑話農村生活。我們經過剛剛解凍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紅樹！那恐怕是我過去的半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二哥在我家居的兩天中，詳細講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個共匪「團級幹部」的故事。那就是幾個月以前的故事。因為我家是那個村莊中的「小地主」，雖然僅有房屋九間，卻也整潔，所以共匪的「團部」就設在我家中，共匪的一個「團指戰員」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個月，他們叔叔伯伯的叫個滿甜，士兵們也打掃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但一個半月以後。開始打鑼，「扭秧歌」和清算鬪爭。於是那匪幹告訴我二哥：因為我家有讀過大學的學生，而且有田地在百畝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階級」，他勸我二哥：要自己打鑼，自己帶上紙帽子，在門前大呼：「我是開明的地主，自願把東西分給鄰人」二哥當然照著他的話去做，鳴鑼高喊。鄰居的人，包括我們的親戚，群來我家把東西分得一乾二凈。不過一個曲姓鄰居。看到我們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瑪瑙鼻煙壺等，偷偷的交給二哥收藏。一場瓜分，在一個下午就辦理完畢，當然糧倉也被打開，糧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裝走。不過在半個月後，國軍的二○七師收復我們的村莊時，被分去的東西，一樣不少，全由鄰人送回。彼此間也沒有什麼誤會。二哥說：住在我家的那個共匪「團指戰員」，在撤退時，被國軍的炮彈炸傷了一條腿，許多匪兵也負傷，村人被征去做擔架。有兩人抬的就是那個「團長」。抬「團長」的人，雖然口喊著，大家要輕抬輕放，不要傷了「團長」，但當四顧無人時，卻狠狠的巔了幾巔，摔死了那個團長。用以報復他的嘴甜心苦、清算鬪爭的仇恨。

當夏天到來時

    二哥在第二天夜裡，又和我長談到午夜，閑話十多年來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斷，共匪不可能在農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員，很不爭氣。
   那一晚，二哥談得疲倦后睡著了！而我卻難於入夢，我又想到童年時代，當夏天到來時，我家點著艾蒿熏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車上，點數著天上的星星，讓夏天的露水浸濕短衣褲。到秋天，在明月當空之夜，老牛套上石頭滾子，壓著大豆的殼，用「連緊」—打穀殼之物，中有一軸—拍打拍打的擊著豆殼，間以山歌唱和，那種農家的樂趣，以後將會少見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親確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儉用的積蓄，怕是保不住了！因為國軍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鄉村。當我離開家時。我建議他便宜些賣掉土地，搬進城裡去住，他卻表示了，他自下關東后，用自己的血汗，所創造的家業，至死不離寸步。
    當然，在第三天，父親和哥哥又用眼淚送我離開家園，那情形現在想來，猶似昨日。誰又會想到，一轉眼間，又已二十四年？

繁華的瀋陽

    我回到瀋陽后，現任立法委員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東北公報」，邀我做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東北公報的財務情況不好，工作人員也意興闌珊，我住在報社，每天吃窩頭、豆腐、高粱米飯，晚間有時還要幫助總編輯看大樣，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當時瀋陽銷路最好的報紙是「東北民報」和由「中蘇日報」改名的「中央日報」，其次是「新報」和「和平日報」，記者陣容，也以「東北民報」最堅強。「東北公報」的記者，外出採訪，不大受人重視。在那裡我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卻，到「新報」作採訪副主任，當時的採訪主任是劉興武，一個月後，劉興武調任經理，我則接充採訪主任。
    「新報」的社長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輕幹練，作事頗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經理部處理業務，晚間則又坐到編輯部辦公。他常常比較新聞，並在報紙上打紅圈。
   「新報」是青年軍二○七師經營的報紙，但是軍方卻不加干預。「新報」有一個特色，是重視讀者投書，對於貪官污吏的抨擊，不遺餘力。每天大約有四欄地位的橫欄，刊載讀者意見。我在這個報社工作得很愉快，當時每天下午必到剿匪總部的記者接待室和同業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東北民報」的採訪主任朱澍，「和平日報」的採訪主任陳驥彤，剿匪總部的發言人是雷錫祺參謀。雷參謀每天下午三時，一定坐在記者接待室等候記者，有軍事情況時，就發布新聞，沒有「戰報」，就和同業聊天。那時候，軍事新聞沒有什麼競爭，僅是大家寫稿時的寫法不同。因為沒有較多的新聞競爭，所以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儘管那時的遼南軍情很緊張，但瀋陽城內依然是歌舞昇平的世界，是一個繁華世界。連我們這批記者也沒有「大風暴」將要到來的感覺。但政治上的腐化，越來越深，物價一天天在高漲，軍隊也常有擾民的行為，東北大學的學生，常鬧學潮，那裡面自然有匪諜滲透，鼓動學生的情緒。
    我在「新報」工作時，衛立煌將軍已經接任剿匪總司令兩個多月。衛立煌個子不高，他喜歡穿長筒黃色馬靴，並帶上刺馬釘，但他不大接見新聞記者。他是一個很平庸的人。要他應付東北的非常局面，自然遠不及他的前任陳辭修將軍。

衛立煌坐鎮瀋陽

    衛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后不久，共匪就報以顏色，來圍攻瀋陽，舊曆年除夕。他下令槍決了一個擅自撤離陣地的師長，才穩住了局面。
    衛立煌有一個類似新聞記者的習慣，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總部辦公，夜裡十二時左右，在官邸接見客人。衛立煌到任后的第九天，遼陽失守，第廿一天國軍撤離鞍山，但他很能沉得住氣，新聞界人士稱之為「福將」，因為他過去剿匪期間，曾打過幾次勝仗。
    三十七年二月間，中央發表了王鐵漢將軍擔任遼寧省政府主席，董彥平將軍任安東省政府主席，徐良接替劉翰東擔任遼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個時期，中央開始考慮到組織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國民政府的「國務會議」，通過了由中央撥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為時已嫌遲緩。因為那個案子，主要的對象，是在東北組織地方武力，而東北的地方青壯，已為林彪的第四野戰軍裹脅而去。同時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打著「東北民主聯軍」的旗號，在遼南各地蠢動，所謂「民主聯軍」，實際就是共匪的部隊。共匪是利用東北年老一代，對張作霖的懷念，委派張學思作「民主聯軍」的司令員，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統戰的一部份。張學思的部隊似乎和國軍沒打過硬仗，他們只是在鄉村貼布告，給東北人民一個錯覺，認為東北軍在張學思的率領下回來了！，也就在同一時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議，應起用東北宿將，返回東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發表張作相為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占山將軍為東北挺進軍總司令。
    張作相和馬占山在當時雖然都想有一番作為，但對整個東北腐爛的局面，已無能為力。同時由於衛立煌要自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張作相實際上並未到差。至於組織地方武力、游擊部隊，也沒有什麼成效。
    坐鎮瀋陽的衛立煌將軍，所接到的報告，大都是請求援軍，以及各大據點的相繼失守。那時我們剿匪總部所發布的新聞，依然是抗戰時期的老套，稱「撤退」為「轉進」。而且常向中央虛報軍倩，偽造捷音。

王鐵漢主席的作為

    在東北情勢，日趨糜爛的情形下，在瀋陽最有作為的，則是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王鐵漢任省主席那一年，僅四十三歲，他是一位學養都好的軍事家，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擔任第六二○團團長防守北大營與日本軍隊作戰。以後並應邀在國聯的李頓調查團作證。這位陸軍大學出身的將軍，在出任遼寧省主席之前，做過第一綏靖區司令官，三十六年九月他率領四十九軍自江南返回東北，參加錦西戰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調充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指揮第六軍和四十九軍，以及暫編五十五、五十七兩師。他一向不贊同軍人辦報紙，設學校，所以他做了遼寧省府主席以後，省府也沒有辦一份機關報。他就任主席時，立志要把遼寧省從破壞散亂中整理起來，期能對東北大局，有些補救。所以他盡量整飭政治風氣，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許多新人，推行新政，並制定「以工代賑」條例，解決難民的生活，並且主張「剿匪工作，應軍民合作」，那時候河北省的新城縣，有一套新的剿匪辦法，他就派了民政廳長張式綸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衛立煌因循敷衍，王鐵漢的許多構想，都未能實現。
    王鐵漢在遼寧省主席任內，奉行「公廉」兩字，他要求同僚們四件事，第一是誠實，第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視輿論，第四是爭取民心。
    他和新聞記者們聊天時，常常提出：軍政領導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並且要能用學問能力比自己強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認為軍事、政治的領導人物，最忌諱的事，是胸襟狹窄，氣度小和眼光短，喜歡用能力不超過自己的人，深恐怕所用的人，不好駕馭。
    在瀋陽那個動亂的地力，在那個可以混水摸魚的時代，王鐵漢將軍，確實做到了不要錢，也不為自己打算的守則。同時他肯用心思索問題和研究問題，對省政事務，也不大「下條子」表示他的權威。更難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點時間讀書，補充他的精神營養。

不在混水中摸魚的人

    他對於斯聞記者，是被動的友善，尊重記者，而不利用記者。他家裡沒有官僚習氣，而且自己接聽電話，有記者去看他時，隨時接見。答覆問題，簡潔中肯，從不使用官場中所常用的打「太極拳」方式。
    他是生長在憂患中的人，在大時代的洪爐中經過陶冶，多少年來，從不自原則上撤退。我在瀋陽做記者的那段時間，幾乎每周都和他有著接觸。我看見過，他在家中吃高粱米稀飯，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對國事的焦慮。以及有膽識和抱負，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是我的採訪對象中，極少數的清廉和有所作為的政府官員之一。
    當時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東北的接收大員，人人能像王鐵漢，局面也許不會壞到後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外我也極欣賞遼中縣縣長陸登的操守，因為他在遼中撤守時，把整整兩麻袋東北流通券，交還給省府。那是當時省府撥給他就地買糧的錢，在遼中撤守時，他不交回那筆錢，不會有人知道，更何況在戰亂中，他可以用任何一個理由，吞沒那筆款子。
    我特別要提出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為陸登在繳回兩麻袋現款那天，我正在省府採訪，剛好給我碰到了，並且替他發了一條「花邊新聞」。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聞記者。在過去這段悠長的歲月中，就是願意和清廉的官員接觸，例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錦的襯衣打補丁，余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綱家中孩子睡的上下鋪，王任遠把有人送給他的禮物退還，沈之岳的兒子結婚時，不發一張請帖，連省主席陳大慶送的一件衣料，做為他兒子結婚的賀禮，也原封不動的退回去，寧肯在第二天親去陳府致歉。李煥領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飯館吃飯，全家僅吃了八十幾元錢。凡是這些清廉的官員，我都從內心中，對他們肅然起敬。
    近年來我漸漸領悟到，東北之失，甚至大陸之失，原因之一是失敗在「文官要錢，武官怕死」這八個字上。當然在政策上的錯誤，和匪諜的滲透，也是大陸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報」工作的日子

    我在瀋陽「新報」工作，一直很受社長徐露放的重視，他認為我的表現不差，只是脾氣大些。因此他常勸我在修養上，多下些工夫。由於他的重視，因而上海「大公報」的駐東北特派員張高峯撤回關內后，該報的負責人胡政之寫信給徐露放，要他在現地物色一位駐瀋陽的記者時，徐露放就推薦我為上海「大公報」發電報和寫通訊。當時的上海「大公報」和天津「大公報」，重慶「大公報」，都是屬於國民黨政學系的系統。是支持政府的報紙。後來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給王芸生抓到手裡，帶著報紙向共匪投降。共匪竊據大陸后，上海「大公報」和重慶「大公報」關閉，僅剩下天津的「大公報」和香港的「大公報」，十足的成為「匪報」。不過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時，遷到北平出版的天津「大公報」，也被共匪封閉了！因此人們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張季鸞先生還在的話，各地的大公報，都不致變節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張支持政府反共的報紙。
    我兼任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后，就搬到「大公報」和上海「申報」合用的辦事處去住。那是軍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給兩家上海報紙的辦事處。是一棟高級洋房，在舊「日本租界地」內。內部的設備也很講究。在辦事處中，我和「申報」特派員韓清濤先生合用了一個送稿的工友，一個廚子，有新聞時，我們交換消息，僅寫法不同。不過在不久，上海「大公報」的責備來了，他的責備方法是，由地方組編輯張蓬舟先生寫信，稱道我的電報發得得體，通訊寫得也好，僅是不希望和「申報」雷同。從那以後，張蓬舟天天寄一份「申報」和「大公報」有關瀋陽專電部份的剪報，供我參考。我因為在「新報」做採訪主任，發電報時，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報」的韓清濤是報界前輩，我必須禮讓，而不能由於我的力求表現，使韓清濤先生難過。更何況我們每天同桌吃飯，相處得十分友善？因此我們想出個法子，今天我發幾條重要電報，明天則要韓清濤發幾條重要電報，表示兩報仍有競爭。此外上海「大公報」有一個好制度，尊重記者的獨立精神。例如我發的電報使用「匪軍」，他們決不把它改成「共軍」；報社不願用的特寫稿，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動記者署名文章的文字，並說明不用的理由。
   那時侯我所擔任的上海「大公報」駐瀋陽的記者，地位實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報的地位來說：似乎相當於「聯合報」的駐桃園記者，但當時的報社負責人胡政之先生，卻常常來信鼓勵，也常有電報來稱：「吾弟所發電報極佳」，在最後瀋陽被圍時，政之先生又有電報發來：「盼吾弟堅守至最後一分鐘」。我兼做了上海「大公報」半年多的駐瀋陽記者，不認識胡政之和張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報」的門朝那邊開。但卻覺得他們對於記者，頗為禮遇。對讀書人很尊敬，這也就是在瀋陽失陷當天，我尚替那家報紙，發了最後一條電報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報」對於記者發電報的字數，不加限制，而且要求發加急新聞電報。在那段日子，張蓬舟和我通訊較多，一直到後來我逃到重慶，張蓬舟還寫信給我，他不相信共匪會席捲大陸，更不相信中國五千年的儒家精神，會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說。因而他認為報人應為保衛自由，多盡一分力量。
    此外我過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經打到瀋陽城的外圍，「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卽，大多數報紙，已改稱「匪軍」為「共軍」，「新報」是否也該跟隨大家改變，我告訴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後，我們卽使管他叫「祖宗」，他也要捉拿我們去殺頭。我們繼續稱之為「匪軍」，他們也許會認為我們很有骨氣，卽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殺頭，也會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見，「新報」出到最後一天，第一版的頭條標題，仍是「我軍與匪軍在東陵有激戰」，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事。
    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軍在長春所辦的「前進報」的總編輯，他逃出長春在我之後，他本預備攜眷經瀋陽返回關內，但我卻建議徐露放，把他留在「新報」做總編輯，於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來。等到瀋陽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還有「中央日報」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單中，被指為地方性的第五級的「文化戰犯」。因為當時我們曾為「新報」招考了六名記者，考試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們所錄取的六名記者中，平日表現很好，文筆也流暢，新聞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擁護政府，沒想到瀋陽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記者中，竟有兩名是匪諜，一個是「城市工作部」的，一個是「教育委員會」的。我們之被列入「五級文化戰犯」，就是這兩個匪諜，所開的黑名單。瀋陽城破后，這兩名匪諜，到處尋覓我和汪河清。由於當時急於逃命，我逃亡時，沒有和汪河清聯絡，也不敢聯絡，後來在我逃抵北平后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於是在北平見面時，給汪先生大罵了一頓。因為那時他的夫人，正在懷孕。汪河清在化裝逃難中很吃了一些苦頭。他責罵我「重命輕友」，自然是應該的。

一件難忘的事

    我在「新報」擔任採訪主任和作「大公報」駐瀋陽記者的那段日子裡，有一段在我的印象中，不能磨滅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蔣總統蒞北平召開軍事會議，並預備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飛到瀋陽視察，十月一日晚間，國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先到達瀋陽，當晚他就到上海「大公報」的辦事處找我，要我給「大公報」發一條「國軍收復遼西重要據點大虎山」的新聞電報。他並且告訴我，實際上大虎山並沒有收復，發這條電報的目的，是要總統看了高興。我告訴他何以不請「中央通訊社」瀋陽分社發電，全國各報，都可採用，他說：「大公報」是政學系所支持的民營報紙，領袖很相信「大公報」的消息，中央社的消息，很可能被忽視。我說：時間已晚，而且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現在也找不到，電報不易發出。他則表示：由他本人在新聞電報上簽字，就可以發出，勿須剿匪總部檢查新聞的官員過目。同時他說：他的車子就等在門外，寫好稿后，立卽可以發出。我說消息是不確實的，報社會不高興。他答：胡政之那邊如果有什麼問題，由他負責。總之讓領袖高興一下子，比什麼事都重要。這也就是新聞記者報效國家的作為，我最後告訴他那豈不成為我們在欺騙領袖。於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於這類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陸剿匪時期，將會有許多事，經由少數的高級官員，蒙蔽了上級，當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為，卻極可能招致不良的後果。

昭陵紅葉

    在瀋陽的那段歲月，我的工作雖然很忙，卻也有一些悠閑的日子。夏天在東關的萬泉河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紅葉」，走在古老的樹林中，欣賞一片一片的落葉。
    瀋陽的國立東北大學，就設在北陵。若是太平歲月，看那些年輕的大學生們，在古老的樹下，發出朗朗的書聲。該是多麼令人神往的事。
    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當時的情趣。記得當時兩人曾爬上一顆老樹，合唱「長城謠」，采些不知名的紅葉，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樹皮刻上自己的名字，在華表的前面野餐，然後在太陽將落的時候，坐三輪車走在平坦的馬路上，享受著晚風的吹拂。
    沒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離開大陸前的最後一次。也是記憶中，最美麗的詩篇。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滿青春與活力的金色年代。
    作者附記
    （一）本刊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所刊之曾澤生部第六十一軍，應為第六十軍，特予更正。
    （二）「老長春」先生，兩函均奉悉，敬請示知真實姓名及地址，俾便趨訪請益。
    （三）其它讀者諸先生賜函，已分別由作者專函作答，於此再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