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廳級官員買不起房及外商進軍樓市

副廳級官員買不起房及外商進軍樓市

最近，有關中國樓市的新聞越來越多，熱鬧非常。不妨說兩則新聞，一則是20日，「尋找中國經濟新引擎」《財經》論壇上，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稱：「廣州很多房子價格超過2萬元/平方米了。我是副廳級職稱，每月工資8000多元，兩個月工資也買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新快報》6月21日）另一則是商務部建議放寬外商房地產投資。因為外商直接投資已經連續7個月負增長了。（《揚子晚報》6月21日）
連副廳級官員兩個月的工資都買不起一個平方米的住房，可見房價之高已是社會無法承受之重。雖然有開發商不斷自爆房價成本，言稱所得利潤只不過一成左右，但高房價已是既有的事實，無可迴避。
而且高房價正在促成社會結構的變化和階層的固化。也就是說房價對社會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消費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它成為加劇社會分化的放大器。
有專家曾經分析指出，首先，高房價豎起了一道是否有能力進入以資產來積累財富的門檻。這一門檻所劃出的社會界限將社會成員分成兩個依靠不同的手段積累財富的集團：一個是通過資產增值積累財富的集團，一個則是通過交換人力資源獲取的工資收入積累財富的群體。其次，由於房價不斷上漲，前者積累財富的速度比後者明顯加快了，從而使得高房價豎起的門檻進一步拉高，其所劃出的社會界限進一步拉大。
這猶如一個社會成員間的財富競賽，富裕的人群永遠跑在最前面，而越來越多的非富裕人群隨著房價的上海而掉隊，跌入買不起住房的另一個階層。其結果是中產階層的萎縮，和社會底層的膨脹。
當然，副廳級等各級官員所擁有和享受的包括權力等體制內社會資源，是普通老百姓難以望其項背的，他們即使廉潔奉公，也不至於會碰到租不起房、流落街頭的悲慘遭遇。而且，更有某些官員利用手上權力，與開發商相互勾結，牟取暴利，這樣的官員自然是不能與工薪階層相提並論的。或者也可以說，在高房價面前，官員之間似乎也在發生貧富分化。
現在，商務部建議國務院放寬外商房地產投資，這或許可以加大市場競爭，提供更多適合不同消費者的住房，房價或許會降下來。然而，看看商務部只是為了穩定外商投資，因為外商直接投資(FDI)已經連續7個月負增長，這樣的目的卻讓筆者覺得要想房價降下來，真的有點痴心妄想。誰又敢保證房價一旦降下來，外商不會因為沒錢賺，抽資外逃？到時豈不是又便宜了國內開發商，房價又將回復原來的暴利格局？因為「國民經濟約等於房地產，約等於民生」的所謂支柱經濟、賣地政績觀沒有得到根本遏制，想要房價跌幾乎是與虎謀皮。
於是，在高房價面前構築的社會分化結構，亦難有機會改觀，甚至會進一步固化，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將會越來越少。一言以蔽之，高房價可怕，但比高房價更可怕的是，貧富懸殊——「我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傾向。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人民政協報》6月19日），及其帶來的社會動蕩和「心神不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