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的古籍出版

古舊書籍的出版狀況，總與國民的一般經濟水平、文化發展水平關聯在一起。近幾年，由於高校的擴招，中國典籍的閱讀需求量隨之明顯增加。尤其是2004年少兒讀經大討論以來，中國正在興起一股新的「尋根熱」，這次「尋根」，是尋找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其表現，就在於種種在「國學」名義下的討論，光是關於傳統文化之主軸儒學的爭論，在2005年就有各種各樣的「儒教」、「國教」之說，在2006年則表現出大眾化，甚至是娛樂化的傾向，例如私塾的合法化、網評「十大國學大師」等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丹在央視「百家講壇」上對《論語》進行「心靈雞湯」式的解讀，才會風靡全國，《<論語>心得》這樣的書才會被大量搶購。
　　
　　 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幾年的古籍出版，也顯出欣欣向榮的跡象。許多最基本的典籍，迄今為止整理最好的版本，都能夠在書店買到，例如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十三經註疏」、《資治通鑒》、《通典》、《文獻通考》等等。中華書局還為讀書人出版了大量質量甚佳的叢刊，例如「新編諸子集成」叢書，「十三經清人註疏」，「理學叢書」，「新編歷史文集叢刊」，唐宋、元明、清的「史料筆記叢書」，「學術筆記叢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等等。這些書或新出，或再版，價錢在現有書價中也並不太高，所以都極受歡迎。
　　
　　 數十年來，中華書局出版了大量古籍的整理版本。二十四史的整理本且不說，《資治通鑒》、《通典》、《唐律疏議》等書的整理本，都非常好。也有很多基本典籍，如果以繁體豎排的整理本的面目出現，肯定會大受讀者歡迎，例如，《十三經註疏》、馬端臨《文獻通考》、高宗編《清朝文獻通考》、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等書，如果能整理之後以1/32開本分散出版，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購買收藏。
　　
　　 湖南省的嶽麓書社暨《船山全書》之後，又整理出版了《魏源全集》。其中，《船山全書》的整理，實在是不朽的功績。船山先生生於明清易代之際，深感亡國之痛，隱居家鄉之後，發憤著述，遍注群經，其成就最大在於經學，次在史學。數代學者整理而成的全集，使我們能夠完整地看到船山的思想。而同時期的另一個思想家黃宗羲的全集，也由黃宗羲的故鄉，浙江省的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並且修訂再版。一個省的出版社，發動學者整理該省歷史上先賢的文集，這是一個值得大力鼓勵的傳統。不過，這兩部書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在最後一卷，加了一些今人的文字，例如《船山全書》最後一冊便有大量的侯外廬、蔡尚思、張岱年、任繼愈等人論船山思想的文章，如果說把船山年譜放在全集附錄中還尚可理解的話，把今人的研究文章增添進去，便是毫無道理，甚至是褻瀆先賢的。在美輪美奐的《船山全書》裡面，出現上百頁這樣的文字，船山先生地下有知，不知道該是什麼感想！
　　
　　 但是，當下坊間，也有很多一般性的書籍，為出版社所忽略。作為一個讀者，在我的視野中，有一些書籍，甚有整理出版、再印的需要。
　　
　　 第一類是經子註疏之書。
　　
　　 當下經子註疏之書，尤其是常見典籍的註疏，一個最大的弊病，就是今注的版本過多，古注的版本過少。我這裡所說的「經子」，主要以十三經、諸子集成、百子全書為代表。從學術之普及的角度來說，對經子古籍進行現代漢語的註釋、現代漢語的翻譯，有利於一般讀者接觸、理解這些古籍的思想。但是我們始終必須看到，在對經子典籍的理解上，今人是遠不如古人的。更重要的是，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溝壑，基本古籍由竹帛、金石至於各種紙質抄本，版本紛蕪，歧義迭出，如果不是對古籍有深切的理解，是極難翻譯成為現代文的。即如《論語》一書，坊間有大量的注本和譯本，其中古注常見者，只有何晏注邢昺疏的本子、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和程樹德的《論語集釋》，現代譯註的版本，是古代注本的十倍以上。實際上，現代註解《論語》者，錢穆的《論語新解》最好，錢先生對古籍爛熟於胸，註解《論語》，貼切而中肯。次之是楊伯峻的《論語譯註》，楊注字詞訓解較多，對一般的讀者來說比較容易接受，但是受時風影響，其解不如錢注。比較有特色的還有李澤厚先生的《論語今讀》。其它的大量現代漢語注本，既無新穎之思想，又無深厚之學養，讀之多只是自誤而已。而在《論語》諸種注本的出版上，皇侃的疏本至今仍然很難見到，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只存在於「諸子集成」之中（中華書局出版的「十三經清人註疏」收入此書，只是多年未曾再版），王船山的《四書訓義》不見單行本，康有為的《論語注》單行本，於198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之後，至今也不見再版。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對古籍，尤其是經書的註疏，不止有利於我們理解經書精義，而且也是註疏者所在的歷史時期的思想材料。何晏、邢昺的《論語註疏》，是玄學思想影響下的《論語》，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是研究理學思想的重要材料，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足證清代樸學的學風。這樣的注本，所體現的才是真正的《論語》精神，與注者所在時代的思想。
　　
　　 在當下的國朝學界，重讀經典、直接面對經典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在這樣的時候，需要更多古人註釋經子典籍的出版，才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經典本身。
　　
　　 第二類是名氣極大而出版極少的書。
　　
　　 有很多古籍的重印次數，遠遠跟不上讀者的需求。最明顯的，像顧炎武的《日知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唐甑《潛書》、李贄《焚書》這樣一些有「啟蒙精神」，人們耳熟能詳的書，現在在書店上很少見到。顧炎武的《日知錄》最後一個版本，據我所知是嶽麓書社1996年2月第2次印刷的《日知錄集釋》。顧氏此書，自稱「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其中述東周事迹，講幾代風俗，釋經子之言，皆切中肯綮，發人深省。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録》，中華書局1981年曾出版，也已經多年沒有再版了。唐甑較全的文集《潛書：附詩文錄》，中華書局1963年曾再版，同樣多年未再印刷。此類書籍，實宜連續再版。
　　
　　 另外，《逸周書》也是一部重要而不常見的典籍。是書年代、作者皆有岐說，而《漢書•藝文志》列於六藝，它對研究先秦的歷史、文化甚有價值。在民國時期，這本書出過至少兩個注本，其一是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6年出版的孔晁注本，其二是民國29年，同樣由上海商務出版的朱右曾著《逸周書集訓校釋》。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西北大學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合撰的《逸周書匯校集注》。現在這三種注本，在書店都很難買到了。
　　
　　 第三類是清末學術大家著作的整理和出版。
　　
　　 晚清學者，身處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處，明顯地感覺到了時代的劇變，他們以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來回應當時的社會變化，開出了一番思想的新局面，出現了一大批學術大家，如陳澄、康有為、廖平、皮錫瑞、俞樾等等。其中，一些重要學者的著作，尚未得到完整的整理出版，例如寫《經學歷史》、《經學通論》，註解《孝經》、《尚書》等經典的皮錫瑞，今文學家廖平。特別是皮錫瑞，為一代經學大師，他寫的《經學歷史》，經過周予同先生的註解，至今仍為了解經學發展史最基本的典籍，可惜現在坊間流行的，只有中華書局2004 年7月出版、印刷只有4千冊的精裝本。類似皮錫瑞《經學歷史》、劉師培《經學教科書》這一類的基本典籍，極宜由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這些出版社，做成普及本出版。
　　
　　 一些古籍出版最令人不滿之處，一在於影印版式太小，一在於定價奇高。影印版古籍縮印太多，極不利於閱讀，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影印的《百子全書》，中華書局影印的漢魏、宋明《十三經》注本，中華書局影印的《文獻通考》，都是字體過小，以至於難以卒讀。好書而定價奇高的，在近年最突出的代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代學術名著叢刊」，其中《禹貢錐指》一冊，定價98元，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二冊，定價138元，江藩《漢學師承記箋釋》二冊，定價118元。書皆極好，印刷亦佳，但這種定價方式，是專門與讀書人為敵。另外，學者全集定價也偏高，《船山全書》十六冊定價880元，《黃宗羲全集》十二冊定價700元，《朱子全書》二十七冊定價1980元，《魏源全集》二十冊定價1980元，《王陽明全集》二冊定價130元，古籍中的學者全集，每冊價錢平均在五十元到一百元之間。這種價錢，對教授來說可能不是問題，但是對一般讀者，便是太高了，試想一個研究生，就算不是自費的，一個月也才兩百到四百塊的生活補貼，如何買得起價位如此之高的書呢！

[ 本帖最後由 jydeng 於 2009-2-13 01:04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