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經濟評論：《中國的官辦經濟--世界上最怪異的經濟》

長篇經濟評論：《中國的官辦經濟--世界上最怪異的經濟》作者：陳經


中國的官辦經濟--世界上最怪異的經濟

中國經濟是個頂有意思的東西。根據我的觀察，中國經濟正在以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發展。一切的根源，在於中國的官辦經濟。所以，中國的官辦經濟，稱得上世界上最怪異的經濟現象。

官辦經濟不同於計劃經濟，也不同於市場經濟，它的精確定義應該由中國各級政府的經濟行為構成。這首先就是個奇怪透頂的事，中國政府，居然在用市場的方法搞經濟！這一條導致了許多影響重大的後果，使得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大奇觀，推翻了很多經濟學「規律」。

例如，按照某種經驗主義的觀察，「一個國家不可能連續經濟增長30年」。這個「規律」，將被中國的官辦經濟輕而易舉地終結，現在人們談論的是再增長20年。

再如，按照各種合理的標準，中國是個不折不扣的窮國。然而，中國在國際經濟環境里是個頂級闊佬，這兩年財大氣粗的氣勢實在令很多人震驚甚至無法接受，想不通。這也是個前所未有的現象，根源也在於中國搞出來的官辦經濟。

再比如，中國金融機構的壞賬數據，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外國的估計，都超過了任何合理的界限，任何常規財經理論都不允許這種令人髮指的數據出現。按照某種猜想，如果中國人民知道了「真相」，銀行將被擠提打爆，中國政府立刻就會有大麻煩了。的確，麻煩很大，不過是相反方向的麻煩，中國人民拚命把錢存到壞賬高得嚇人的中國銀行里，現在還多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國人也在這麼干添亂。這也是中國的官辦經濟造成的奇觀。

再如中國的股市。十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年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長，如果這種事情發生的別的國家，股市無疑會是一輪超級大牛市。然而，中國的股市卻是一個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從數值上只剩一半，被認為不可能的「千點論」真的成為現實了。如果除去發新股把股指帶高的效應，實際上跌到三分之一。這種奇怪的情形，也是官辦經濟搞出的好事。

如果要把這些奇怪的現象一直列下去，還可以列很長。我想應該可以說明一個概念了：中國經濟是個超級怪異的東西。近年來，中外對此都有足夠的教訓與認識。一方面，西方的崩潰論不斷破產，實在不好意思，慢慢知道要用不同的方法看待中國了，不能胡亂預測。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自己也吃虧，不知道如何預測自己搞出來的官辦經濟，一不小心就弄出了損失巨大的缺電。

一些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覺悟得算是比較早，知道官辦經濟的厲害與深不可測了。他們當智囊影響到了中央政府，祭出了一個「宏觀調控」的老套名詞。不過，這次中央政府搞的更應該叫「官辦經濟運行大法」，將是一個長期的磨合過程，而不是短期的救火行為。
（二）官辦進出口：從「十個大慶」到八千億美元外匯儲備

1976年後，華國鋒上台搞經濟。當時大慶油田穩產5000萬噸，全國石油有富餘，出口日本等國掙到不少外匯，華國鋒很高興。他推出了一個「建十個大慶，十個開欒，三十個電站，引進二十二項工程」的經濟計劃。這裡的核心是「十個大慶」，有了十個大慶，外匯不成問題，正好西方發達國家陣營要拉中國對抗蘇聯，遍地都是引進技朮的機會。現在有些人回頭問，當時中國哪來的外匯引進技朮？不要幻想，靠的是出口原材料。

事實證明這個後來被稱為「洋躍進」的經濟路線非常危險。引進技朮並沒有錯，任何派別都是贊成的。從1978到1980年，主要是由於引進花錢較多，有了外貿逆差，分別為11億、20億、13億美元，80年外匯儲備成了負數（當時10億美元是個很大的數字）。預想中的「十個大慶」成了泡影，地質勘探數據不支持這樣的幻想，國際油價也不高（美國人打擊蘇聯的陰謀，因為蘇聯當時也靠出口石油掙外匯）。81到83年就不太敢花外匯了，搞了三年順差。

這一段的石油出口戰略遺留問題一直到今天，還有少部分石油出口日本，因為是長期協議。日本還把中國當作重要石油進口來源地，似乎沒有料想到中國這麼快就和日本開始搶油。石油價格到是走牛了，可惜中國反成了第二大進口國。本來早就該漲高了，90年代末20世紀初那幾年薩達姆同志做活雷鋒在「石油換食品」配額之外大量低價出口石油撈點私房錢，硬是打低了油價。

靠出口原材料掙外匯，是個人都知道這條路走不通了，可引進又要花錢。小平同志想通了，下了決心，從84年開始「大規模」引進外資、借外債，搞出口加工！說大規模，其實也就是一年十幾二十億美元。但這是對「沒有外債」「姓資姓社」的一種顛覆，外資進來還想讓它搞社會主義？而且照現在的認識，就算不管姓資姓社，好多發展中國家這樣搞不折不扣是災難的開始。

可見當時中國的經濟情況是真的不好，舊的計劃經濟遇到了「工業化輕鬆階段」后的麻煩，新的發展模式還不知在哪裡，所以就走上了一天「摸路」。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就開始了，中國「官辦經濟」的威力真正開始發揮了。

（三）官辦經濟威力初級分析

小平同志搞的招數，從最大面上來說，其實不新鮮。開放一下，引進一下，搞搞出口加工，借些外債，引進FDI。這有什麼新鮮的？發展中國家基本都是這一套，很多都倒大霉了。

不過呢，就象一個班上的學生，都是上一樣的課，考一樣的題目，學習成績差別就是很大。所以發展中國家一起上課（到國際經濟環境里來撈食），經濟成就卻有很大的差異性。

因為這些年的經濟發展數據，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斷定，搞這一套，發展中國家都會被中國甩得老遠的。基本上所有要搶的產業都被中國搶光了。開放引進出口加工這條道路對不對另說，至少在這條道路上中國走得最遠。如果要問中國是如何搞定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那就要具體描述官辦經濟的威力了。

老毛同志是個超級牛人，他改造中國社會的能力真的是無人能比。改造的結果，以中國政府為首的中國社會結構成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組織結構。老毛在朝鮮幹完美軍以後，社會結構改造順利地推進下去了。這以後的中國人民，有非常嚴密的組織性，真象老毛所說的「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最近有人懷疑是不是經濟發展二十多年，組織性解體了。正好來個非典，一測試，嗯，中央發嚴令，下面堅決執行這一套，還是玩得轉的。以前組織性更好，就算是全黨全社會很多人覺得有問題的，象反右大躍進文革，政府里想不通的人都很多，但也能堅決推下去。現在的組織性是，政府想得通，那就肯定能推下去，老百姓想不通擋不住。如果政府里有人想不通了，那麼一般就不容易實施了。

所以說老毛真的是非常厲害。以前中國人那種狀態，短短二十來年，能夠組織到這種程度，除了老毛，看不出誰有這個本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沒有達到這個組織程度，所以，老毛乾的事，不僅僅是推翻了蔣家王朝，而是使中國人民達到前所未有的組織性。以前就是漢唐的好時候，組織能力也不行，所以在極盛時期面對游牧民族也經常吃敗仗。組織能力一旦崩潰，立刻就是亡國的危險。老毛干成的事，解決了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無論是經濟還是科技人文社會，只要有組織性，都是次要問題。

可惜的是，毛同志對經濟很不了解，把這種組織性胡亂使用。結果中國社會這麼好的資質，二十多年搞下來，文革結束后，相當多數據上和壞典型印度混得差不多慘了。

（四）官辦經濟--不懂具體經濟的老毛同志

這一節後面全文照貼以前寫的「毛澤東自己承認不懂具體經濟」。我認為這些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老毛是個不懂具體經濟的外行。很多人無法接受這點，說有這樣那樣的成就，怎麼能說老毛不懂經濟？其實這只是一個心態問題，看人願不願意接受最合邏輯的事實。有成就，是因為中國社會改造得不錯，總會有些成就的，這麼大個國家，成就列一下不巨大都不可能。但是具體到一些經濟事務上來，老毛的錯誤是極其明顯的，無可辯駁的。只要肯承認毛同志也有不懂的東西，也會犯愚蠢的錯誤，那麼沒什麼好爭的。

如果按照應有的期望來看，前面三十年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如果我們對經濟增長稍有概念，就知道，只要政局穩定，從零開始，即使只大挖原材料，搞最原始的工業化，增長率都絕不會低。結果卻是和印度差不多，工農業指標都大致可比，就是社會指標好些。可見印度以那麼差的條件，那麼差的社會指標都和中國發展得差不多，只能說中國那些年出了太多亂子。

前三十年搞經濟的錯誤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計劃經濟本身有一些內在缺陷，這個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存在的問題，不獨中國不行。另一個老毛同志脫不了干係，只能歸因於他，計劃經濟都幹得不算好，出得亂子特別多。就是說僅論計劃經濟的成就，比蘇聯差遠了，斯大林同志在經濟建設上比老毛表現好多了。但是，斯大林的繼任者不爭氣，輸給了老毛的繼任者。因為蘇聯在計劃經濟上走得太遠了，成就固然大，吃計劃經濟的虧也會比中國大。後面章節具體分析這些概念。

從陳雲管經濟的經歷看，毛澤東自己承認不懂具體經濟

從現在的歷史資料來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陳雲在管經濟，作為財經委員會主任，是經濟工作的一把手。這一階段，陳雲可以說是創造了經濟奇迹。一方面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三年就從爛攤子恢復了，各項經濟活動恢復正常；另一方面，還有了新發展，一五計劃，各項社會主義改造順利進行。主要因為這一階段的工作，陳雲獲得了很高聲望。象王桂五（檢查學專家、體改委理事）這樣的，直接把陳雲捧到「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這種程度。

這一階段毛澤東的作用，應該是一種精神與形式上的領導，具體操作基本沒管。毛澤東本人1958年2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這個問題的描述如下：

「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過去這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作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預聞，事先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這說明陳雲當時的經濟權力是比較獨立的，各項計劃操作也與毛澤東關係不大，以至於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澤東的領導權。毛澤東這個階段主要是全面領導，經濟上干涉得很少。我懷疑陳雲、周恩來等人私下認為毛澤東對具體經濟不在行，乾脆架空了事。

毛澤東對這種與他無關的經濟建設領導局面很不滿，從1957年「反反冒進」開始，主動插手具體經濟政策。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的「反冒進」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應該說是正確的。毛澤東對此有意見，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滿。一年多以後，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公開批評了「反冒進」，經過幾年的發展，就此釀成大禍。

1958年1月17日，當毛澤東約「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談話時，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打開天窗說亮話，說「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陳雲不得不就「反冒進」作了檢查。毛澤東的話放得很重，他明顯要插手具體經濟政策，由於他的權威，別人只能配合。

因為對具體經濟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個荒唐的「1962年3000萬噸鋼計劃」。由於1957年只有535萬噸鋼，這是個無可辯解的外行目標。因為1962年要3000萬噸，1958年怎麼也得增長多些，就定了個1070萬噸的翻倍目標。具體執行的人為大鍊鋼鐵使出各種荒唐招數，只完成800萬噸，又胡搞出200多萬噸不能使用的廢鋼，人民日報就此吹說已經完成。

1958年底毛澤東看到1958年計劃「完成了」，進一步顯出對經濟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年就完成3000萬噸鋼！這一下搞具體經濟工作的人終於受不了了。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陳雲都明確表示完成不了，毛澤東這時也意識到這個指標太過分了，討價還價之後，降到了1800萬噸。實際上這也是個不可能完成的目標，因為1958年的1100萬噸本來就是非常虛的。中央全會的公報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躍進」目標。

「鋼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１１００萬噸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萬噸左右，煤炭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二億七千萬噸左右增加到三億八千萬噸左右，糧食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７５００億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億斤左右，棉花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６７００萬擔左右，增加到１億擔左右。」

經過陳雲的勸說，毛澤東終於冷靜下來一段時間，1959年5月23日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上宣布了最新的調整目標：1300萬噸。最後，1959年鋼產量的公布數字是1387萬噸，摻了很多水份后勉強算是完成了。

這是毛澤東不懂具體經濟的最好證明，拚死都只能完成1300萬，他卻要搞到3000萬去！陳雲就估算得非常准，確實只能完成1300萬。

1959年5月，陳雲得冠心病，長期休養，把工作交給了李富春，和腿受傷的鄧小平一樣，沒參加廬山會議。這次會議完全是中國政治經濟工作的大敗仗。毛澤東出於各種心理因素，一意孤行，本來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來幾年徹底把中國經濟搞成了一鍋粥。從經濟增長率來看，幾年都是負增長，直到1964年才恢復1959年水平。當然這並不是說五年就白乾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亂。要知道負增長對中國這樣基數很低的國家來說是不得了的經濟災難，現在要是經濟增長只有6%了，那都是極大的經濟困難。毛澤東連搞了幾年負增長出來，餓死人雖然3000萬的數字肯定是誇大，但百萬以上肯定是有的。這不可以用情況複雜，左右為難，選擇錯了，經濟工作失誤來解釋。實際上情況並不複雜，完全就是因為不懂具體經濟，左傾狂熱造成極大經濟災難。而且內部人也大部分知道問題所在，只是無法對抗毛澤東的個人行為。

最後亂子鬧大了，毛澤東只好回頭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認了失敗，承認了不懂具體經濟。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七千人大會，毛澤東說：

「凡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是我。」，「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太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

為收拾局面，毛澤東讓別人接手搞調整。劉少奇說，「左了那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作為經濟專家，陳雲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辦法，作出了指導性貢獻。可惜的是，因為「包產到戶」問題，陳雲與毛澤東意見不合，1962年9月就受到了不點名批評。從此陳雲受到冷遇，從經濟工作戰線消失長達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來工作。所以，文革前的經濟調整工作，主要是劉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以上這些證據，可以直接證明毛澤東對於經濟的具體操作是不懂的，連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因為他不懂又亂來，造成了極大的經濟災難，這是無可推諉的。下面也有些人跟著鬧騰，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但是主要責任只能是毛澤東的。

關於一些經濟建設原則，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麼什麼東西，這個可以算是貢獻。但這些經濟原則上的貢獻並不象他領導軍隊與黨的組織建設、指揮作戰、社會改造這些有極高的獨創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實際上當時世界發展中國家普遍地有這樣的指導原則，拉美就是「進口替代」，也是要工業化自力更生造東西。中國取得更高成就，主要是社會改造比較成功，有強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蘇聯大規模技術轉移，推進工業化自然會取得較大成就。

這也正如改革開放中國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中國有什麼奇妙的經濟政策比發展中國家高出一籌，而是因為政府執行操作能力強它們太多，操作上不出現重大失誤，肯定會比它們強很多。當初說開放，說改革，其實到底怎麼搞並不清楚，就這麼試著過來了。說鄧小平搞經濟厲害，讓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說現在世界各國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國家要有技術，要知道怎麼造東西，要現代化，要知識經濟。受過教育的發展中國家民眾都知道這些東西。但真要朝著這個目標努力，難處就很多很多，連俄羅斯都去賣原材料了。這就是操作水平的問題。

綜合以上因素，就知道為什麼毛澤東搞經濟的聲譽遠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評價那樣高。我認為如果毛澤東不干預，放手讓他的戰友們搞經濟，他去抓社會改造方面，成就會高得多。實際上他的戰友們抓得相當不錯，歷史證明是個相當能戰鬥的團體，陳雲、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抓經濟都有不錯的表現。

至於說毛澤東有什麼遠比搞經濟目光遠大的崇高目標，要改造全球，這也是可能的。但這不是為不懂具體經濟造成大禍辯護的理由，不能說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五）官辦經濟--中國蘇聯經濟模式進階分析
毛同志的經濟失誤影響深遠。某種意義上，老毛得算是計劃經濟的破壞者。老毛經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經濟指示，或者發動政治動運衝擊經濟計劃。對於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這樣做具體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馬行空式的指示與打著老毛旗號的政治衝擊，對他們的計劃如同噩夢一般。周恩來曾經長期陷於各種保護打撈手下重要工作人員的事務中，一些重要工程與科研項目經常性地需要「上頭」的強力干涉才能正常運轉（這種強力干涉往往還被當作以前的好體制「重視」科技的證據）。鄧小平與陳雲就乾脆長期靠邊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後，中國領導們終於可以開始考慮一些高層次的經濟問題了。首先，結束政治運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必然的。全國人民包括各級政府對政治運動基本都疲了，還想搞的四人幫都住在號子里。怎麼搞經濟，需要停下來好好想想，認真選擇。國際環境，還算有利，沒有現實的危機，西方陣營想拉中國對抗蘇聯，蘇聯也想改善關係，算是比較順心的一段時間。這種局面，有點類似於古羅馬立國之初派官員去考察希臘民主制的時候。

中國政府官員們其實知道計劃經濟的厲害之處。由於一五計劃算得上十分成功，後面也建成了不少項目，官員們對有組織有計劃地搞經濟並不排斥，只要沒有老毛式的經常衝擊與胡亂指示，這樣並非不可行。所以說，計劃經濟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陳雲是核心（奇怪的是，現在左派連陳雲也罵），完全否定計劃經濟的，是少數。另一方面，二戰後西方國家陣營經濟有了飛速的發展，其成就如果不考慮對發展中國家剝削，是好過搞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不然不可能把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演變過來。老鄧開個頭，高層官員紛紛出國考察，看到與西方國家那種未曾料想到的巨大差距，思想上受到了極大衝擊。

這時的中國官員們，從觀察角度來說，處於一個較為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對計劃經濟沒有完全失望，優點與弱點都有了解；另一方面，又承認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有可取之處，不能蒙上眼睛批判了事。這樣的觀察角度，導致了官辦經濟的出台。從此，中國政府採取了徹底的實用主義，放低姿態，不斷嘗試各種方法，一直摸到了現行的「宏觀調控」經濟，經濟模式基本穩定下來，成為眾多經濟學家看不懂的世界上最怪異的經濟。

相對的，蘇聯就比較不走運。其實分析計劃經濟的本質缺陷，更應該看蘇聯。中國的計劃經濟受老毛衝擊太大，還沒等到計劃經濟的本質缺陷來害人，就出很大問題了。蘇聯人搞計劃經濟那比中國長太多時間了，成就大得多，可是對計劃經濟往下搞會怎麼樣的認識也要深得多。

與中國類似，蘇聯也把人民組織起來大搞建設，威力發揮出來，逼得美國都要拉中國了，取得的成就實在是驚人。當蘇聯搶先發射衛星，最先把人送到太空時，對人心的震慎非常大，美國人都慌了。應該說蘇聯人干科技的體制較少受政治衝擊，民族又多才多藝，搞出很多先進科技非常了不起。這一點上，中國比蘇聯差不少。中國的武器研發，還是差蘇聯很多的。蘇聯人連圖紙都給中國了，由於中國的科研體系建得很不好，又受很大衝擊，十多年開發不出新機型（造好飛機比造原子彈的難度要高一個數量級）。由於中國科技體系一開始就是一種引進追趕模式，有本質的弱點，這些後面再談。

但是蘇聯經濟有一個最本質的弱點，就是不知道市場需求是什麼東西，這也是中蘇等所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的根本弱點。國家的科研人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精神力量支持的時候，上面發個指示，確實可以創造人間奇迹。但是他們都沒有競爭壓力，只有來自上面的指令壓力。老毛髮出1958年1070萬噸鋼的指令壓力時，中國人民創造了人間奇迹，真的搞出了1100萬噸鋼。人無壓力輕飄飄，江澤民在工廠里幹活的時候也曾經沒日沒夜地完成上面的指令。

這就造成了兩個極大危險：一個是上面的指令錯得離譜，也會得到執行，造成大錯，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以中國最為典型。這個如果說不是本質困難的話，另一個就無法可解了，經濟與科技進步的推動力量不是來自真實的需求，而是「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我認為區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不是看企業的組織形式，而是看需求模式。例如日本的企業和大鍋飯一樣，很多人就把日本當計劃經濟了。但是日本的企業的運作是以市場需求為目標的，並不是什麼人創造的指令性需求。而中國蘇聯的企業需求就真的是指令性的需求了，是貨真價實的「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

就象蘇聯的軍事工業，是一個典型的「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的例子。這些需求真的形成了推動力，蘇聯軍工人員不斷創造人間奇迹，各種好東西讓現在的中國軍方還流口水。然而這些需求終究不是市場來的，來自某些人的頭腦。所以蘇聯搞出了上萬顆核彈，連帶美國也是上萬顆。我認為按照經濟模式分析，如果蘇聯不搞這麼多，或者停在幾千顆上，美國也會停住的。人類歷史上一大奇觀：美蘇軍備競賽就這麼搞下來了。

當計劃經濟有明確目標時，它的效率與成就是驚人的。斯大林要快速工業化，要成為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一，他做到了。中國共產黨建國后目標類似，雖然出了很多亂子，但也算是成就驚人。但是這之後呢？社會主義國家陷入了危機。

工業化了，都核恐怖平衡了，軍事上危機不致命了（到現在美國都不敢打朝鮮）。接下來要管人民生活了，總不能把軍事上佔領全球或者赤化全球當目標吧？到不是不能這麼想，主要是西方陣營不是吃乾飯的會死頂，這麼干有現實困難。中國搞全球輸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東南亞死了很多共產黨與華僑。蘇聯陷在了阿富汗。所以，不能幹革命了，回頭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民生經濟。

除了軍事需求，蘇聯人民也有需求，要吃好用好玩好，由於沒有市場經濟，這些需求很難用市場的方法合理表達出來。蘇聯官員們也知道，所以也會搞些民生。然而，這仍然是「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官員們說，我認為蘇聯人民需要1000萬台黑白電視機，於是就造出來了。也許蘇聯人更需要1億公斤水果，或者想要500萬台彩電，只要100萬台黑白電視機，但蘇聯官員沒有辦法猜中這些數字。

這樣，就是經濟學名詞「資源配置失效」所說的現象。這是計劃經濟的本質弱點。相對的，市場經濟有一個「市場失效」的問題，就是說靠市場調節反而是壞結果，資源沒有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市場失效的情況相對於市場成功的情況，是少數的，不是常態，也可以想辦法應對。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不合理就真的是沒有辦法了，至少目前沒有誰有辦法，而且失效是常態，偶爾合理了，那得靠天縱英才的官員撞大運作出完美的計劃。這既有很多理論結果（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也有鐵一樣的事實說明。

蘇聯奮鬥了這麼多年，那麼多才多藝的一個民族，取得了那麼大的成就。結果到國際市場上一看，居然是個完全的失敗者。除了賣原材料與軍工，還有什麼東西有競爭力？這不僅是現在俄羅斯的狀況，蘇聯沒解體前就是這樣了，所以蘇聯才欠了西方國家很多錢。而美國人針對蘇聯經濟這個特點，特別打擊國際原材料價格。蘇聯經濟從進出口角度來說，已經破產。這就說明了，不按市場真實的需求搞經濟，最終是會完蛋的。

對中國來說，幸運的是，認識這個道理還不算晚。對蘇聯來說，他們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得太遠，即使認識到了問題，最後還是墮入了深淵。中蘇二國的轉型，一個走向了官辦經濟，一個走向了寡頭經濟。

（六）官辦經濟--鄧小平比拼戈爾巴喬夫
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會主義國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領導人高瞻遠矚或者發神經，是現實情況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國際主題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除了中國蘇聯，其它都是小嘍羅。中國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蘇聯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最大的特點就是簡單實用，沒有理論。雖然號稱有「鄧小平理論」，還有文選，但我看來全是大白話，都是些實際問題，以及一些樸素哲學觀點。這些樸素哲學觀點並非什麼創見，無非是因為以前的思想框架太不合理，講些大白話捅掉窗戶紙。例如「凡是論」，從哲學與科學上看不可能是正確的，卻要經過真理大討論權利鬥爭才能搞掉。黑貓白貓論是樸素哲學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顯出有價值。經濟學政治學上面複雜精微的理論多得是，老鄧牛就牛在能夠統統不管，就用最簡單的邏輯解決問題。

相對的，戈爾巴喬夫要有學識得多，視野也要廣得多。他的思考方向類似於老毛，會考慮一些很「大」的問題，如民主之類的「普世價值」（老毛會考慮世界革命，經常自己出錢支援世界革命，對於蘇聯和美國搞緩和有很大意見）。

也就是說，鄧小平是個做事的人，而戈爾巴喬夫是個思想家。鄧小平最關注的是做事，為此用什麼手段並不太在乎。他自己覺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動手做，根本不理對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態收買人心浪費時間。所以他就發明了著名的「不爭論」，一舉幹掉了想不通的左派。當然，他不是亂來，一個是讓別人想辦法，一個是放手讓人做（周恩來這一點不行）。我看他自己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改革辦法，全是別人想的，什麼經濟特區，承包責任制，都不是他的貢獻。從做事上來講，這是最有效的。這又是一個很牛的地方，非常人所能為。

相比之下，老戈這個人作為一個影響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點搞理論走火入魔的感覺，權力沒抓牢，還寫書推銷思想，真去搞什麼人類價值。在實際操作上，戈爾巴喬夫是爬蘇共階梯上來的，不象中共歷史那樣血雨腥風十分艱苦，受的考驗與政治經濟建設鬥爭經驗比鄧小平差太遠了。最怕的就是這種實際手段上並不高明，然而搞理論吹得震天響的。

從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說，也是一個容易讓人上當的東西。經濟學的成果，絕大多數是對已有的穩定的經濟現象的解釋，預測上很不可靠。作為理論成果而言，對經濟現象有一種適用的解釋，預測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了，搞個諾貝爾經濟學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經濟學成果用到實際經濟建設上來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個經濟學並不那麼可靠的基本認識才能用，不然早晚是個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別人用不同背景總結出來的經濟規律用到自己獨有的經濟環境里。

由於中國與蘇聯那種轉型經濟環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獨特環境，任何既有經濟理論都是不合適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不行，社會主義那一套傳統經濟學也不行。那麼，什麼是管用的？就是最樸素最簡單的哲學，無招勝有招。最樸素最簡單的東西，擁有最高的可靠性與實用性。複雜精微的中國或者蘇聯轉型經濟學，可以以後慢慢發展出來，並不是就一直靠簡單邏輯打天下。所以說，我認為鄧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個經濟學家，根本不懂什麼經濟學大道理，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個最簡單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沒有什麼才能（詩文都寫得不怎麼樣）。戈爾巴喬夫是聰明人懂不少理論，和鄧小平吹經濟學，一定是他厲害，就這樣反而壞了事。

這樣，從領導人的角度，中國佔了很大優勢。當然後來中國的發展還有很多因素，蘇聯垮成那樣，也要具體分析，不是一兩個領導人能決定的。

（七）官辦經濟--「貓摸」二論體現的實驗方法與認識態度
鄧小平開始搞改革的時候，他的做法是前無古人的，也很可能是後無來者的。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沒有這樣的。

首先，要改成什麼樣子？鄧小平說，你們去試，老子也不曉得。我們看歷史無論是商鞅還是王安石變法，都是有天才型的能人搞出一套套的理論與路線設計，俄羅斯乾脆就請來大經濟學家精心設計。這種是常規的改革思路。

如果我們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它的特點是政策資源等要素輸入得到各項經濟數據輸出，那麼應該然而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研究科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理論，一種是實驗。科學界有時也挺不象話的，重理論輕實驗的傾向有時沒法避免（理論省事），但無論如何，實驗結果是最終決定理論正確與否的標準。

如果我們把轉型經濟學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那麼我們顯然可以看到，鄧小平的態度是正確的。他不把自己當經濟大師。跑到日本西歐看了一圈，肯定是受到震動的，但只是一種要追趕的緊迫感，沒有失去思想聽西方人擺布。鄧小平不知道什麼是對的，所以就去「摸」，去做實驗，然後看實驗結果再定下面的行動，看貓有沒有抓到老鼠。如果我們不是在說經濟，可以看出這完全是一種搞科學的態度。

所以，鄧小平最大層面上的貢獻其實是一個轉型經濟實驗方法。這在國家層面上是史無前例的。

現在有一些人攻擊中國的改革開放，上來就是階級對立分析，說中國是按照精英階級自由主義的夢想改革的。這種分析方法，我認為落了下乘。結果扯來扯去就是那一套，無法深入，也搞不清事情的來龍去脈。無論是解釋過去的事還是預測未來的事漏洞都很多。如果是寫階級鬥爭文章，由於語言與邏輯可以被操縱，無論什麼觀點都可以寫得長篇大論氣勢磅礴。但是觀點要有對比，才能看出哪個更合理。鄧小平江澤民朱鎔基是精英階級的代表肥了先富害了窮人，胡錦濤溫家寶看來是向著人民的。但說不定哪天胡溫讓人不高興了也成了精英代表了。不是說不可以這樣理解，而是這樣理解太簡單，沒意思。另外一種解讀是，他們不過是正常人，就是試圖去解決一些實際的經濟問題，並不是招集精英集團開大會商量怎麼壓迫剝削工人農民。

當鄧小平把「貓摸」二論在中國堅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以後，中國走到官辦經濟這一步，就成為歷史必然了。很多事情都是必然發生的。

例如，當絕對平均主義放棄以後，先富的會是些什麼人？這個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以官僚為核心的利益集團。不這樣，難道還是工人農民先發家致富？

對這種事情的態度，有兩種。一種是不要多想了，就讓原始的同情心與正義感支配自己的行為，罵利益集團同情普通民眾。這樣很正常，很可以理解。另外一種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把人當物質看，承認這象物理定律一樣不可避免。

我覺得社會上兩種態度都需要。一部分負責正義感與道德壓力，一部分去搞些深入的本原分析。但是負責正義感的人不能撈過界。如果用道德訴求或者其它壓力去影響經濟的本原分析，以取得本來沒有的邏輯正確性，那麼就是撈過界了，歷史上證明，會造成「左」的錯誤。

從鄧小平的「貓摸」二論開始，中國人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如今的中國，如果從正義道德的角度去看，是怎麼也想不通的。但是當我把道德擺在一邊后，一切都是那樣有道理，邏輯是那樣簡單有力，真是很有意思。如果你不想當簡單的「好人」了，想換個角度看世界，那麼我下面對官辦經濟方方面面的分析，會是有所幫助的（寫了好多，還沒有具體談到官辦經濟到底是怎麼樣的，薩蘇挖坑大法之一）。

（八）官辦經濟--中國政府的SWOT分析
（八）官辦經濟--中國政府的SWOT分析
前面作了很多大方向的理論準備，分析了計劃經濟的弱點，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改革的大氣候。對於中國，剖析了鄧小平相當了得的樸素哲學。但是，具體如何改革，如何搞經濟，還需要一些具體層面的探討。借一個時髦的名詞，我們對中國政府作一個SWOT分析，中國政府搞經濟有哪些Strenth（優勢），有哪些Weakness（弱點），又有哪些Opportunity（機會），哪些Threat（威脅）。

首先必須指出，我們說的主要是搞經濟。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既然不得不改革了，那麼就一定是以搞經濟為主。以前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說是在干「事業」，對錢很看不上，考慮的是人類解放的大事，國民經濟只是大事業中的一個環節，要從屬於大事業。所以造出厲害武器或在某國逼退美軍的priority是高於國民經濟的。後來發現造武器或者在全球爭地盤不解決問題，人民生活水平差很遠，才不得不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此，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結束政治運動搞經濟建設，並沒有特殊之處，不這麼干反而很奇怪。朝鮮就是一個奇怪的國家，奇怪了很多年。

1. Strenth搞經濟的話，中國政府很有優勢。我們選幾個大的說。

中國普通民眾是中國經濟真正的力量所在，這絕不是一句套話。實際上世界各國人民的素質就是千差萬別，搞經濟的本事當然也差很遠。東亞人民普遍比較積極向上，自強不息，工作態度是全球是最優秀的。以前中國人普遍在國企里混事，現在也不少，因為沒壓力。但是如果逼到頭上來，那還是能拼出來的。就是去搞歪門斜道都會想出很多辦法，所以中國的騙術最多（我們暫且把這當作另類的積極向上）。而且中國人喜歡往上面看，出名發財致富的願望是赤裸裸的。而世界人民很多並不是這樣的，安身樂命，搞搞宗教，幸福感比中國強多了。以前老毛領著中國人的架勢是去搞全球解放的大事業，實際上這不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要搞經濟傳統文化就很有用了，四小龍的例子還是能說明一些問題的。

中國政府的實質權力頂天大，大到通管一切。這個按照某些理想主義的觀察，是一種罪惡，個人沒有自由了。然而要搞經濟，如果能夠把這種權力用對地方，那不是一般國家擋得住的。實際上搞經濟靠政府強推經濟是可以創造奇迹的，象香港那樣當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混飯吃是特例，都自由主義肯定是災難。現在韓國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以後也會成為成功實例。這裡說的強推不是計劃經濟通管的那一套，而是一種以「市場需求」為核心進行國家級投入的產業發展計劃。

中國的土地都是國有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說要動哪塊地，不說完全沒有阻力，至少全球能象中國政府這樣圈地的很少。一般發展中國家私有化了，要用地就很麻煩，或者貧民窟亂佔地，也沒辦法。

中國政府剛開始改革的時候號稱沒有內外債。這其實是個很另類的經濟觀念，只有很獨特的國家才會追求這樣一種理想狀態。因為國家經濟發展是一個過程，就如企業的發展運營一樣，過程中借債是完全正常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國政府沒有外債，不值得稱道，因為代價是以前經濟發展慢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比那些借債太多卻沒什麼發展的國家要好些。要是中國政府想通了，早就借了，這不能稱為strenth。

現在有一種傾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應該去搞技術，就會比現在好很多。但搞技術並不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優勢所在。如果考察建國前三十年中國的技術進步，會發現中國政府的計劃是以引進仿造為根基的，只有在無法引進的情況下才自己搞，大部分工業化成果是別人早就做到了的，這和現在說的自主創新完全是兩回事，這個後面再詳論。不是說不該搞技術，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去搞技術並沒有優勢。

2. Weakness按照中國人民的素質，中國人搞不好經濟是沒有道理的。但這是一個過程，具體到改革開放時，中國人民搞經濟的形勢很嚴峻。

一個是搞了三十年計劃經濟，沒有商業人才。這個不是中國人沒有商業潛能。不管是自我封閉還是被人封鎖，國際貿易沒怎麼干。內部是計劃經濟，商業就是管分派物資式的流通，也談不上培養人才。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差西方發達國家很遠的地方，連阿拉伯人這方面都不錯，阿聯酋搞商業非常厲害。並不是說商業就可以包打天下了，還要許多方面的配合，但是沒有商業確實是不行的。特別是到國際上，商業競爭非常激烈，這個不是開玩笑的，人才不行就沒有辦法。

一個是技術上完全落後，而且一段時間內被越拉越遠不可避免。這個不是和非洲比，而是和發達國家比。國際經濟當時的現實是，技術比非洲強不管事，比發達國家差就沒用（現在的國際經濟局面是，技術比非洲強不管事，比中國差就沒用）。這一點上值得深入論述。

中國當時的一個極大問題，是勞動生產率離西方差太遠了。而且這種差距，是硬的差距，不象現在，是一種從事不同產業曲折的產值差距。例如，中國能夠生產汽車，但是跟人海戰術一樣，100個人頂日本1個人的產量。這種勞動生產率背後的主要問題，就是極大的技術差距。這不是有無的問題。實際上解決有無是屬於「工業化輕鬆階段」的事。

工業化輕鬆階段，拉美人民是比較有經驗的。開始的工業化，發達國家都做過了，開個礦，搞個小高爐，發展中國家照葫蘆畫瓢就行了。中國乾脆就是蘇聯把156家工廠搬過來了。所以，要解決有無的問題，只要把這些轉移的技術學會就行了，公開的資料也很多。

中國在解決有無問題以後，進行的是全國推廣。蘇聯轉移過來的技術項目與工廠，學會了，就一變二，二變四，全國到處布點。所以中國那麼多鋼廠，很多都是以蘇聯技術轉移項目為源頭的。中國的工業化，就是以這個路線為典型。

應該說，推廣這項工作也是較容易的。把人拉到廠子里幹活，一個人帶幾個徒弟，學會了就把一些人組織一下，國家安排一個地方另開一個新廠，有問題老廠來人幫，並沒有本質的困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推廣工作當然是應該做的。

問題是，如果只推廣，不深化，那麼問題是很大的。這方面中國與蘇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蘇聯的國企系統，是4萬家大企業集團。而中國建國30年後，是38萬家大中小國企遍地開花。蘇聯的大企業集團的技術水平是中國企業無法比的，各種飛機等先進武器不斷出來，它們是真的在不斷自主創新。而中國的企業不少是30年干一個型號。在引進告一段落後，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十分緩慢。如果與過去對比，從無到有，當然是進步。但是與人家比，就看出差距來了，別人是新產品新技術層出不窮，我們是在低水平重複。殲六殲七造了好幾千架，新機老出不來。大解放卡車一個型號用了很多年。

這還是和蘇聯比。如果和美國西歐日本比，那差距就更大了。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發達國家的研發人員在進行創新型的研發工作。而中國的技術人員人數雖然湊湊也不少了，但是大多數是普通操作員水平，他知道對於這個型號的東西應該這麼干，按照這樣的步驟可以做出工業產品，但要創新就很困難。因為中國政府對科技人員的安排就是這樣的，先解決有無，再推廣，創新的要求很少。

當然，蘇聯的4萬家大國企在改革按統一的模式改造，基本完蛋了。而中國的38萬家企業就要靈活得多，死了不少，也搞活了不少，各有各的辦法。這也是辯證法，壞事不一定是壞事。

（九）扯幾句閑話，繼續SWOT分析
有人說我是樂觀派，唱讚歌之類的，這個其實值得說一說。唱讚歌其實和罵政府一樣，都是沒啥油鹽個人以為沒什麼意思的。我的興趣在於找出真相，無論是好是壞，都找出背後管用的邏輯。如果不能肯定，就找出最合理的解釋。

如果非要貶褒，這裡有個標準問題。例如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相比，無疑是個牛人。但是他顯然有很多不足之處，並不是萬能的，改革開放中也出過一些亂子，現在也還有不少深層次矛盾。所以，用某些人心目中完美的標準，完全可以把他說成一個罪人。貧富不均，腐敗這兩條比原來嚴重了，這一條就可以把所有主事者說成罪人。所以，這種貶褒評價都是自洽的，都是自說自話。這是主觀標準。

客觀標準那就不能亂來了。這個也可以繞來繞去，但一般還得硬碰硬，高下之別也就在這裡。兩個大頭，數據事實與預測判斷，這兩個就不能靠語言與邏輯混了。這方面需要下功夫，考驗人的認識水平。你堅信中國農民收入這些年下降了，我拿出數據來證明反而是增長最快，你就沒話了。你說中國沒技術在國際貿易里沒法混，我把外貿數據一列就可以了，等千億美元順差出來這種數據出來，道理不言自明，你當初說得再可怕都是虛的。

這種事很多，一些人非要把中國往死里說，什麼加入WTO一定完，左邊一團，右邊一團。本來拿些乾巴語言抒情罵政府贊民主或者贊主席，我都沒意見，罵完贊完了能滿足某種情緒，是個好事。但經常就是客觀標準瞎來，胡亂預測，一錯再錯，撞在我手裡的就好幾齣。這我一般都指出來，硬碰硬別人沒法辯駁，就此得罪了不少人。於是顯得好象我是在為中國政府辯護一樣。

但實際上不是。要批評中國政府的話，把柄多得很，我說得保證能比一般人深刻得多。我有些預測是明顯說中國要吃虧的。非典，銅期貨，我都提前明確說要吃大虧。

但是在大方向上，不能含糊。一方面中國政府有許多弱點，另一方面，中國興旺發達騰飛崛起一定會成功。所以說我是樂觀派也行，可不是唱讚歌。我相信，如果把中國崛起的各方面優勢與弱點都擺明，真正理解情勢的人是會同意我的，而且會很有信心。

下面繼續說中國的weakness。

已經說了兩個weakness，沒商業人才，技術不行。

其實政府里也沒有經濟人才。如果把政府業務當作一種專業，中國政府官員們沒學到什麼東西。以前包括中央官員在內，對現代經濟都沒什麼知識，現在中央官員好些了，地方官員還是不通。

人才問題是最關鍵的。這不是一兩個天才能解決問題的，很多時候得靠全社會的common sense。所以，對當時的中國不能有任何幻想，發展目標不能放得多高，任何理想主義的發展道路都是幻想。中國當時要是當官的能艱苦樸素領導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狠抓技術，造了火車造飛機，佔領全球市場靠知識換東西，比現在當個世界工廠不好太多了？這個就是理想主義。現在中國錢這麼多，人的認識也要好多了，要搞個自主創新都很費勁，改革開放初就更不要想了，能不搞成全盤西化已經是很幸運了。

人素質不行吧，數量還特多。這也給中國的發展打了個上限。比方說中國幾個產業相對發展得好些，電信造船之類的都還成。這些產業要是放在中小國家，立刻就能管大用，GDP翻個番不成問題。可是在中國，就是個小泡沫，人均加個幾百塊的，沒人注意到。要搞出明顯的效應，得成百上千個產業都取得很大成就。就好象印度的IT外包搞得不錯，就業人員可以算是混成小資了。可是對整個印度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就是個不到百分之一的零頭，只能吹，一大選，就不行了。

人多，國土也大。對於搞經濟的某些階段來說，有時這是個弱點，基礎設施難搞啊。一個中小發展中國家投個千把億美元那基礎設施能建成世界一流。中國得投多少錢，要建的東西太多了。基礎設施這種東西，也是玩不得虛的。不行，就是全瞎。連個電都沒有，再扯什麼經濟發展就是搞笑了。這個還急不得。不能說我今天修路蓋房，明天拉電，後天農民就住進去了。那需要的資源都是硬的，多少水泥，多少鋼，都得造工廠搞出來。相對來說，GDP就好炒得多了。基礎設施搞好了，GDP要炒上去辦法太多了。通俗地說，GDP就是基礎設施+產業+炒作。最後數字上，炒作占絕對大頭，以至於基礎設施與產業都象看不見一樣，看到的都是些fancy的東西。但是就發展過程來說，基礎設施需要的年頭最多，國土越大，越不好搞，是沒有奇迹的。產業如果運氣好，地下都是油，那麼好辦，否則也不好搞，需要真功夫。不過搞產業需要的年頭並不多，有了基礎設施，搞對了路子一個產業忽拉一下就起來了。

改革開放以前，基礎設施沒搞好。到不是說沒成就，比起解放前當然還是好的。也不是計劃經濟的問題，計劃經濟搞基礎設施與市場經濟相比各有長處。主要是計劃也沒安排好，老出亂子。一下子超級過熱，增長20%以上，少的也有15%以上。一下子又大亂，負增長。建個壩，號稱邊施工邊設計，費用後來翻了四倍。好多廠子從這個省搬到那個省，中間浪費了很多人力物力。搞來搞去，和自己比是有進步的，可人家升級換代的速度快太多了，就顯得很落後，只好去和壞典型印度比。那一代建設者熱情是不錯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出得亂子實在太多了，幹得很不合理，不能說令人滿意。

大弱點基本就這些。人均資源少之類的，不能算。能買到足夠資源就不算弱點。主要還是人素質不行。不是說不勤勞善良，而是眼界不開，世界上很多事情沒見識過，沒什麼特別管用的專業技能。

這個時候的中國，真的很危機，很著急。有些人都搞起人種論的什麼海洋文明先進論，又是什麼開除球籍。西方拉你對抗蘇聯的時候，說你的好話。等不想說好話了，那什麼壞事都出來，天天崩潰論宣傳攻勢。

綜合看中國的優勢，人肯干，有奮進的心，政府能組織幹事。其它的，就什麼都差了。所以，我們知道，中國一定會幹些事，可這些事都不會是什麼了不起的高明的事，沒有奇迹，有點子猛往前傻乾的意思。幹事的時候，經常吃虧，因為不懂啊，經常走錯道，要是叫發達國家的聰明人看了，一定會說你們該這麼這麼干。後來，照聰明人意思乾的國家陸續沒有好結果，中國人也慢慢學精了，這才客氣了些。

講strenth與weakness，到底是為了幹事，為了opportunity，為了對付threat。所以，往下還得分析機會與危機。

（十）機會與危機
中國當初開始搞改革的時候，從機會與危機的角度來看，算是搞上了時候。改革搞得最早，面對的問題也最多，當然，也有不少機會。

當時說要改革，是一種著急的情緒。人家都發展成那樣了，即使想不太明白這麼大差距是怎麼回事，也知道不改是不行了。至於說有什麼機會，也沒功夫去細想。

但是現在回頭一看，機會還是不錯的。從中國開始，全世界好多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陸續投身國際經濟大環境撈食吃，兩大陣營覺得打仗不是辦法還是搞經濟算了，全球經濟進入全面轉型發展期。發達國家也不全面圍堵了，大公司挑頭搞起了全球化。雖然這裡面沒有一個善男信女，陷阱無數，可要混好了，是有不少機會的。中國抓住了機會，把紡織品與機電產品兩大塊佔了。所以，現在還能有閑心講講發展道路選擇之類的，想想當初是不是做得不好，以後該怎麼走，都還有得說。要是不佔住幾塊，那整個就是抓瞎，盡想著怎麼維持生計維持政權，哪有功夫想道路問題。

本來中國政府對全球化根本什麼感覺，那時考慮的問題現在看看都有些邪性。一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問題，居然能炒上好幾年。後來「姓資姓社」問題又爭了十多年，都不明白在爭些什麼。有一段時間居然連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優缺點都成了政治問題，得靠「南巡」搞出個「市場經濟姓社」的搞笑方案解決了問題。那時中國人的話語與思維環境太政治化，不能從本原去分析經濟問題，說話寫文章得用政治語言包裝，局外人根本鬧不清關鍵問題是什麼。

要說中國利用上了全球化的機會，這個根源很奇怪，得歸到拎著包來內地招搖撞騙的港台商人頭上。我們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商人不是什麼好東西，不少壞事都是他們帶進來的。可再怎麼說，這些商人算是見過點世面的，確實比內地中國人更知道商業與全球化是什麼東西。曹操用人，不管人品只看本事，中國政府就此把港台商人請進來了。港台商人借著內地的各種資源，大發特發，連帶台灣香港經濟飛速發展上層次。回頭還到內地欺男霸女，還鬧台獨。這都是些窩心事。但沒有辦法，你沒有商業人才，只好讓這些「僑胞」掙你的錢了。

連機會都利用得這麼窩心，要說起危機來，真是太多了。頭一個危機是翻船。大氣候小氣候地一鬧，要是沒搞好，就比蘇東波更早吃大虧了。這是政權問題，非常重要，但本貼主要從經濟角度分析，因此不細論。

從經濟角度論，一個大危機是不改革或者改革又退回去，總是想搞計劃經濟。不要看現在論壇上左派反市場經濟或者反臆想中的「自由主義精英」反得很熱鬧，其實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提，「主流」或者根本不理，或者居高臨下扔幾句話。因為市場經濟派已經全面大勝，牢牢掌控了經濟權力。但十幾年前還不是這樣，那時連說「市場經濟也姓社」還得老鄧在背後硬挺才行。而且老江剛上台沒想通的時候確實搞了一陣子計劃經濟，是有退回去的危險的。這還是對經濟發展的本原動力認識不清，就是不信最基本的經濟道理，總是迷信人為規劃能勝過市場。原先因為有政治框框，市場經濟派沒法把話說透，又有些人走向另一個極端成了自由化派，反而損害了市場經濟的說服力。最後還得靠老鄧的「不爭論」，狠狠地幹了幾年以後，實踐解決，這才把情勢倒轉。現在有了這些年的實踐經驗，人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已經完全兩樣，深入了許多，話語環境也好多了，可以把道理講得很透。計劃經濟的道理已經完全講不過了，以至於搞市場經濟的主流都懶得去辯論了。

另一個大危機是對市場經濟瞎幻想，其實就知道個皮毛，卻迷信市場經濟萬能，其實不知道後果如何，卻「敢想敢幹」，這就比退回去搞計劃經濟還要壞。在政治上就配合「自由民主」，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傳哄騙頭腦簡單對現實不滿的人。這也曾經是現實的危機，趙紫陽弄得那一群人，現在看真是些ＳＢ，卻個個專家學者一樣眼睛只望著洋人，轉頭教育低等中國人要轉向海洋文明搞民主自由。經濟政策上就理想化，削足適履，發達國家怎麼辦，中國就怎麼辦，以為一切就都好了。這種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實際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粗淺認識，發達國家經濟好，發達國家搞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好。但真正管用的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市場經濟怎麼樣用到具體環境特別是中國這樣的轉型經濟里來，這些絕對是要對經濟有精深的理解才能領會到的。例如一定先要知道，引入市場經濟的目的不是為了搞市場經濟，而是為了解決資源利用率的問題，是因為計劃經濟資源配置會失效，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比發達國家窮。那麼就要時刻去考察最根本的微觀生產過程，而不是只看形式上市場與計劃的架構。

只有把兩大危機防住了，那才能真正提高資源利用率這個國際競爭力的根本，才能勝過那些投身到國際經濟環境里的國家，在全球化中撈到些湯喝。

就是兩大危機，保守了不行，激進了也不行。這個時候，老鄧最初初定的實驗方案就顯出了厲害來了。以老鄧多年的經驗，他一定知道會出亂子。他一點也不理想化，知道改革肯定會犯錯誤。甚至他自己說的話有些看起來也很可笑。我記得鄧選裡面說過「不能扭屁股跳舞」之類的話。後來我明白了，老鄧他不可能什麼話都有道理，他當然可以有很多模糊錯誤的認識。他厲害不在於說的話全是聖人一樣的超級真理，我認為從經濟學角度上看，老鄧的話沒有任何值得一提之處。但是他有一套做事的方法，錯了去糾正，改革停滯了就去推動，這個相當了得，因緣際會之下，可能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他做實驗的級別非常大，總書計接班人都換了兩次，居然商量著把老江推上了台。所以，如果他認為錯了，那是沒有二話會改正的，開槍驅散人民群眾這種事都做。到８８歲上，居然以一普通黨員身分親自出馬威脅老江「誰不改革誰下台」。又出奇著隔代指定了十年後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他不是說小胡你來當常委，而是叫組織部海選給我找出這麼一個人來，於是找出了小胡）。最後，還都實現了。這應該是世界政治史上絕無僅有的奇事了。

就這麼奇奇怪怪的沒什麼理論不斷出錯地搞經濟，搞到後來官辦經濟基本有了個樣子，請看下一節「官辦經濟運行大法－－網中央的蜘蛛」。

（十一）官辦經濟運行大法－－網中央的蜘蛛
首先，畫一個九宮或者3*3的矩陣：

緊緊 緊中 緊松中緊 中中 中鬆鬆緊 松中 鬆鬆

我認為，這就是中國政府官辦經濟運行大法的要訣所在。下面解釋一下，不難。

一個格子兩個字，分別代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每個政策有「緊、中、松」三種選擇，組合一下就是九種選擇。簡單地理解，財政政策，就是政府「花錢收稅發國債」這些政府進行的投資與消費的經濟行為，緊就是收縮控制花錢，松就是擴張花錢，中就是二者之間的常規行為。貨幣政策，就是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窗口指導」等金融工具來影響社會的投資與消費行為。這些金融工具的細節不論，如果貨幣政策偏「緊」，社會上就覺得貸款集資進行消費投資不容易了，如果偏「松」，就覺得比較容易，「中」就是二者之間。

如果看GDP的構成，可以分成兩大部分，政府消費投資與社會消費投資，就可以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來調控指導了。用「鬆緊中」兩大政策組合來調節的目標是什麼？是希望經濟增長「平穩」，社會經濟的「供給」與「需求」要「平衡」。

這個平穩與平衡絕對是非常要緊的。中國建國以後，經濟發展是世界上有名的不平穩不平衡，所以特別知道不平穩不平衡的危害。改革開放以前，經濟增長高就是20%以上，低就是負增長20%以上，經濟零增長負增長好幾次，畫出圖來，整個一「強波震蕩」。震一次，就是一堆問題出來，消耗大量資源苦幹之下，最後成了浪費瞎忙活。簡單的算術問題，如果各個年頭的增長率相加是個常數（相當於受客觀條件限制，現在增長多了，後面增長就會少些），那麼想使各年增長率的乘積最大，那麼應該使各年的增長率盡量一致。

例如每年增長9%連續增長10年，一共複合增長了2.367倍，增長率相加是90%。如果搞成「強波震蕩」，五年各增長18%，五年各負增長0%，那麼10年複合增長率是2.28。平穩增長理論上雖然增長高一些，好象高得不多。但問題不在這裡，關鍵是一次增長18%以後，會搞得好幾年緩不過勁來，根本不可能馬上又來一次18%的增長。所以改革前基數低的情況下平均增長率只有不到7%，遠低於改革后的年均9.6%（改革后增長其實也不能算平穩），關鍵就在於以前震蕩得太厲害了，好多本來該增長的年份結果不得不去調整收拾局面。而且過熱增長會造成供給與需求很不平衡，浪費很大。花大錢建個大工廠，結果沒原料或者沒市場賣不出去，就全部浪費了，一個這樣的大工廠就可以讓一個地區好幾年翻不過身來。商品價格對過熱與短缺還特別敏感，一點子短缺一點子過剩就可以讓價格差個幾倍。國際原油市場比原來高了三四倍，其實供給與需求的差額與總量相比並沒有多大。中國原來焦炭緊缺，出口價格高到400美元以上，結果山西地方上眼熱爭相上了幾個焦炭項目，就過熱了，價格立刻降到一半以下。出口多了，耗得資源多了，掙得反而少了。這都是過熱導致不平衡鬧得。這不平衡的危害真是講也講不完。

政府要去用財政貨幣政策去調整，一種極端情況就是經濟明顯過熱了，就得用「緊緊」去調，把投資消費降下來。要是做晚了，就成了「硬著陸」，不用政府調整，整個社會投資消費難以為繼，自己就不得不停下來了。大躍進就是一場「超級硬著陸」，經濟負增長20%以上，耗了五年才回到起點（這也說明五年18%，五年0%是不可能的）。另一種極端情況是經濟過冷，國際國內環境鬧得投資與消費需求不足，商品普遍過剩，工廠日子都不好過，投資人消費者都沒有信心，通貨緊縮。這時就要用「鬆鬆」去調控，希望通過擴張型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改變局面。

但是現實中的經濟狀況多種多樣，各種情況分別需要用九種組合中的某一種去應對。政府象個蜘蛛一樣，一會爬到這一格，一會爬到那一格。

根據平穩平衡的要求，政府這個蜘蛛最想待的地方，就是網中央的「中中」這一格。這一格從理論上也是個很好的地方。如果是處於「中中」的位置，那麼比較靈活機動，可以隨時跑到相鄰的格子里去，都是微調，造成經濟的波動較小。其它格子都不如「中中」靈活，到不是不可以跑到其它格子，而是一跑就動靜比較大。例如從「鬆鬆」跑到「緊緊」去，這也是可以的，但是政策變化就太極端了，肯定會造成一大堆沒料到的投資人罵娘，很多投資項目會完蛋，這就根本不可能平穩平衡發展了。

蜘蛛的理想境界，是把「中中」當個大本營，一有風吹草動，就暫時到旁邊的格子去一下，等情況正常了馬上回到大本營。這些「風吹草動」，從經濟數據上來說就是某些經驗數據離開了正常的「走廊」，跑到界限以外了。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率正常的「走廊」的是7-10%，大了或者小了就明顯是過熱或者過冷了；物價增長「走廊」是1-5%，大了小了就是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信貸增長「走廊」是12-20%，大了小了就會出問題。那麼中國政府看看這些數據出軌了或者有出軌的跡象，就相機行事，偏離「中中」搞搞各式各樣的調控，把經濟數據又拉回走廊，又回到「中中」這格來「閉目觀八方」。

這些「數據走廊」都是經驗數據，還真講不出啥道理，但是管用。這麼看來，中國政府這個「官辦經濟運行大法」還真沒有啥了不起的，好象很簡單啊。那麼說中國政府在「中中」這個理想位置有多長時間？

其實就兩年：2004，2005，再以前，沒了。中國政府這個大蜘蛛一直是上竄下跳，一直遊動不停。在改革開放都不在網裡面，得算是在網外四周亂跳。後來慢慢跑進了網裡，也是四處忙活，沿著邊亂竄，總沒機會停在中間，經常就是左上角與右下角兩個最遠的極端來回跑。

後來2003年過去，終於忽悠進了「中中」這個黃金位置，還不敢相信了。經濟學家爭了很一陣子，到底是「過熱」還是「過冷」，會「通縮」還是「通脹」，各方好象都有些道理，開始還沒想到其實是到了「中中」。

等各種經濟數據陸續出來，好得和編的一樣，中國政府大致明白了，真有些喜出望外的感覺。多少年了，就是這段日子舒心些。就勢給「中中」取了個很好聽的名字，叫「雙穩健」。

（十二）「運行大法」的奇異之處
我上一節說的「官辦經濟運行大法」從表面上看，其實就是經濟學里司空見慣的的東西，沒啥稀奇的。如果加上一些乾巴經濟學辭彙，堆上一些數據，那就和現在某些經濟學家的調調沒啥區別了。

但是，本文最初就說，中國經濟是世界上最怪異的經濟。看看這個財政貨幣政策調控大法，哪有什麼奇怪的？這是因為，中國政府以及經濟學家們假裝中國經濟很正常，或者應該正常，就用一些正常辭彙去描繪古里古怪的中國經濟。你看中國政府宣示經濟政策的某些話，都是些流行辭彙，把國名換成其它國家，也沒什麼不可以的。但是中國那些經濟政策的相關背景，以及實行起來架勢，那就完全是自己獨有的一套了，想按「正常」去理解就會越來越糊塗。

例如，中國政府對「緊中松」各安一個宣傳味道較好的詞：「緊」就是「謹慎」的，「中」就是「穩健」的，「松」就是「積極」的，總之怎麼做都是動機良好的。這也平常，別的國家也可以這麼謹慎穩健積極地搞經濟。然而，其它國家跑中國來看，可能會嚇壞，中國政府即使是在「謹慎」地搞經濟，在它們看來也是「瘋狂」的。當中國政府感覺經濟增長很不好時，可能是增長7%的樣子，這要是別的國家，都是很不錯的數字。當中國政府「積極」了那麼幾年，世界上一半的建築機械就跑中國幹活來了。好幾個世界級大項目同時鋪開搞，要不注意，都不知道中國在搞多少超級項目，遠超過一般人想象的數目。

這裡就要用到前面SWOT分析里中國的優勢，簡單歸納就是，政府組織干項目的能力很厲害。這裡有幾層意思。一是以政府為主幹的，市場經濟都多少年了，可一說到大項目，那還是政府出面，政府還越干越有勁，民營外資想干還不讓了。這就和自由主義那種思維對政府的要求很不同。二是敢想敢幹還幹得成。其實要光說項目，世界各國都能吹吹，但是真敢幹最後還提前干成，那就得數中國了，這沒啥道理，把數據一擺，發展中國家都得管中國政府叫大哥。三是奔著干成算就開搞，至於是不是該干，怎麼干比較有效率，會出多少毛病，那個不太管，反正我就幹了，你不管是不是中國人唧唧喳喳不管用。所以干著干著就一堆問題出來了。

如果你事先對中國政府這個特點有了解，再去看中國政府的經濟建設公報什麼的，就很有意思了。我經常看著政府的工作報告笑得打跌。政府一邊口口聲聲要搞市場，要科學發展，一邊又一本正經地安排下各種離奇古怪的市場經濟絕不可能辦到的發展目標。回頭一算上年增長率，喲，又超過規劃了。這個時候，我就彷彿看到了政府報告上力透紙背的幾個大字：官辦經濟。

中國政府與經濟學家的言論，透著一種平靜的「瘋狂」勁頭。表面上講很多困難，承認許多缺陷。一講到目標與展望，那種人定勝天「盡在掌控」中的口氣就出來了。多少年都是這樣了，因為中國政府的確可以這樣做，而且真的做得到。這在世界各國絕對是獨一份的。象印度，政府對經濟增長的願望十分迫切，一有機會就大吹特吹。可要說象中國這麼安排下經濟增長的速度，說什麼「今年比較困難，條件不行，搞個7%左右吧」這樣的話，印度政府就不敢。它多少有些靠天吃飯的意思，增長好是運氣，增長不好也是運氣。而中國政府就不是這樣了，增長不好不是運氣，而是工作失誤，增長好那就年年世界第一當仁不讓。中國政府透著一種「只要自己調控搞得好，就誰也不怕」的意思，是一種絕對主動式的操作方式。

這實際上是很讓人看不慣的一種作派。我估計中國政府自己還不覺得，其實世界各國看不慣中國政府很多年了，所以老是盼著中國出事，一有機會就鼓吹中國崩潰論。於是全世界包括中國人自己都在找中國經濟的毛病，毛病確實是越找越多，還不是瞎編的假毛病，都是有理有據可以賣書掙錢的，可眼見著中國政府本錢越整越大，讓人越來越想不通。

這是對官辦經濟不了解。官辦經濟就是這樣，平靜中瘋狂，瘋狂中毛病，毛病中增長。

本來，不是這樣的。至少90年代以前，不是這樣的。

（十三）官辦經濟之前的改革時期
現在官辦經濟搞了十多年了，已經有了個基本樣子，以至於中央政府加個「中國特色」后把它打扮成市場經濟，也能蒙住很多人，外國的崩潰論勢頭也下去了。一些經濟政策，也基本有了譜。到不是說就知道該怎麼搞了，要改革的地方到處都是，「說起來都是淚」，全世界最離譜毛病最多的經濟體就是中國。但是要論「帶病運行」的本事，這個全球不作第二國想。經濟政策不合理是知道的，要改也是知道的，要改成什麼樣雖然不知道，但有一套「摸」的成熟辦法。東摸摸西摸摸，基本全是錯的，對一個不容易，但就是穩得住，永遠有得摸，「有賭不為輸」。就這麼摸來摸去，還真就做大了，如今已是勢大難阻了。

這種摸法，是90年代以後的模式，也是官辦經濟的成形期。所以，我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分兩階段看的，以鄧小平南巡為分界線，前面是真正在搞改革開放，後面與其說是在搞改革，還不如說是在搞官辦經濟。所以，就是兩段，一個改革探索時期，一個官辦經濟時期。前面這個時期主要是對外開放解放思維，各種思潮混戰一通，非常混亂不穩定，但是為官辦經濟的出台作好了準備。後面就是真正的把官辦經濟堅定不移地推行下去，這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的經濟路線，是中國的獨門絕技，是很有意思非常值得分析的一段。

80年代的改革，實際上是很危險的。這主要是因為眼界不開，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清楚。一方面，一些人腦子僵化，就在一些舊名詞里打轉轉，拒絕接受新事物，改革總有阻力。另一方面，一些人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思維方式是舊的，卻跳到了新的自由民主名詞體系裡，推出了更加危險更加極端的自由化思潮。這兩幫人打來打去，兩任總書記都倒了台，中國經濟也跟著抽風一樣。說老實話，要還是這樣搞，跟北宋王安石變法一樣搞成新舊黨爭，我是看不出有什麼希望的。還好老鄧把這兩派都收拾了，搞開了官辦經濟。老鄧用天才的「不爭論」一舉幹掉了僵化的左派，再更加天才地把自由民主派全趕到國外，解決得比左派更加徹底。

現在我是一點不擔心了。雖然還有不少事會吃虧，象銅期貨虧個幾億美元，這種事不會少。但那是進步的代價，能吃到某種虧表明有資格去搞事了。大面上，中國都有了自己成熟的主意，不斷進步只是時間問題。在思想層面上，我認為中國真正進入了黃金時期，不比世界哪國差。

但是80年代真的很危險。好搞的，一下就搞完了。象農村承包責任制，我實在不覺得這算個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比起官辦經濟來，這承包責任制真沒有什麼東西，很沒有意思。之所以鬧到承包責任制都成了「重大成就」，是因為以前農業實在搞得太差。這也是我對從前很不滿意的地方，全國那麼多人在農村種地，居然連吃飯都搞得緊巴巴的，實在是出了很多亂子，搞政治搞得連地都種不好了。只要不象從前那樣政治化，只要老實種地，不管怎麼搞，農業都會好轉的。我預計這個責任制將來在理論上沒什麼地位，缺點會越說越多。實際上當時就算還是搞集體農業，也肯定有辦法的，關鍵是不要老是政治衝擊生產。

農村放開了一下，雖然遠不是什麼理想體制，但總比過去那種死氣沉沉好，所以農業物資產出豐富了。所謂豐富，可能就是以前不讓種不讓養，後來讓搞了，農業產出真正上台階還得後來靠市場需求帶動。一些非常粗的民用品，黑白電視之類的，也生產出來賣了，人民覺得生活有進步。就這樣，叫改革很有成就，老鄧天安門上站一站，居然就有「小平你好」的條幅打出來。說老實話，那時中國人的良好感覺就是「天真爛漫」，不知江湖有多險惡。那時沒有人能料想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有這麼複雜，水這麼深，也不知道世界經濟環境這麼黑暗可怕。

經濟學上，這叫什麼「帕累托改進」，意思就是大家日子都變好了，至少是沒人利益受損。在某些人看來，就這麼一直「帕累托」下去，黑白的換彩電，房子舊換新多好啊。可惜的是，這種好事一會就搞完了，往下不好搞了。

這一段，可以稱之為「撥亂反正」。過去某些極端錯誤的政策（當然也有很多正確的政策）弄得所有人利益都受損（農民弄點小生產能害得了誰？都當資本主義尾巴割了，過分了），回復人之常情的正常辦法就可以讓所有人都受益。但要把這當改革開放，那就太小兒科了。改革開放，還得回到我們前面長篇大論分析的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優缺點、資源利用率與勞動力生產率的決定性作用、市場需求對經濟與科技進步的推動、以及轉型的根本問題上來。這就非常困難了，以至於八十年代後半期中國差點翻船。

大約就是1984年以前，可以算是「撥亂反正」期。這時候已經有了市場的概念，居民可以買的生活用品豐富了很多（我家那時搞了台黑白電視，那高興勁比後來買啥子大傢伙都真），但這完全是一種假象。這種「市場」，可以算作是計劃經濟裡面的流通環節，完全處於一種依附地位。國家讓賣啥就賣啥，和現在的市場相比真的等於沒什麼東西，短缺經濟。

高興勁過去，一看人家過的日子（特別是香港台灣），泄氣了，好多人腦子就開始亂了。因為開放，外國是什麼情況，大體上全國人陸續知道了。領導幹部出國訪問知道離人家差距多大，教育全國人說落後了，老百姓也就這麼一聽，並不當回事，大體上也就和笑話里兩老農想象皇帝天天吃上等窩窩頭差不多。我小時候就想過要是能天天吃蘋果那日子不得美上天去？等眼界慢慢開了，心裡越來越沉重。人家不是天天吃蘋果，而是比你的錢多上百倍，最窮的人過的日子都是汽車洋房你都不敢指望（後來了解得更多，才知道發達國家也不是說得這麼好，汽車洋房其實也不是什麼好日子，而且還有很多比中國慘得多的發展中國家）。這種思潮發展到極致，我記得是說印度有三億「中產階級」（這是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當時中國人有多麼好騙）。這就開始瞎反思。

一反思，這才真正搞起改革了，就出大問題了。

（十四）大氣候，小氣候
80年代前期，短短數年內，蘇聯三任最高領導人勃烈日涅夫、契爾年科、安得羅波夫相繼去世。接著上台的是「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到是身體不錯，到現在二十多年了也不太顯老。這哥們那時才50出頭，比現在的胡錦濤還要年輕好幾歲，風頭之健更是一時無兩，1990年還撈了個諾貝爾和平獎。

本來在西方媒體上，社會主義國家這邊的風頭是鄧小平占著的，1978和1985年兩年都是時代周刊年度人物，一個副總理訪美比最高領導人規格不差。那段時間，老鄧的面目很是奇怪，和美國人打得火熱，各種合作項目很多。國內宣傳面各種思想解放運動搞得很火。

後來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一出來，才知道什麼叫「思想開放」，全球都震驚了。中國雖然改革搞得早，但相比之下思想就太落後了，保守勢力太強了。這時候，社會主義陣營終於進入了最關鍵的時期，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思想層面都是急劇變化。

這就是老鄧後來說的「大氣候」，當真是很有水平的觀察。他說大氣候的時候，蘇東巨變還沒有發生，所以說有水平。一場大氣候下來，全球社會主義國家陸續經歷巨大震蕩，「社會主義運動遭到極大挫折」。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觀，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軍事上沒有失敗，卻在西方陣營的政治經濟攻勢之下全線潰敗。各國共產黨幾乎全部丟失國家政權，剩中朝越古這四個難兄難弟。極端的如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甚至被拉出去斃了。

國際上是大氣候，國內也免不了，就是「小氣候」。結果很奇妙，中國思想界開始了真正的自我思考，形成了有底氣的獨特一套。後來的發展證明，還是中國這一套更有新意，是真正的「新思維」。

為什麼最先搞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氣候」中反而成了最「保守」的？這就可以看出中蘇改革的根本不同了。如前所述，中國的改革是一種「探索」，是大規模的實驗，並沒有預先接受什麼。連領導人在內，都是奇談怪行層出不窮，象胡耀邦搞什麼吃西餐，又拉三千日本青年訪華，開大會情緒一激動就領頭高呼口號。全國那時有一種啥也不懂，東看看西瞧瞧，什麼都覺得新鮮的氣氛。社會上的思潮那就沒法說了，水平低到慘不忍睹的東西堂而皇之在中央電視台瞎播。一句話，就是不成熟，連「精英」在內，思想上都跟小孩子一樣。還有保守派看不慣新事物，開大會罵娘的不少。整個感覺就是挺亂的。

但是亂歸亂，其實就是那麼些上層人物思想在亂。老鄧做實驗不是完全瞎來，不會把實驗室都拆了。知道水平低，就很小心，經濟實驗就放幾個特區，思想實驗就讓趙紫陽搞幾個研究所。和美國那些合作，與其說是覺得美國思想先進，還不如說是多年來一直反蘇的鄧小平的抗蘇行為。一般媒體宣傳里還是四項基本原則等老八股，偶爾來個新思維。更為重要的是，沒有進行有組織的「新思維」教育。因為教育不發達，知識分子沒多少人，工人農民不懂什麼大道理，說民主自由好黃土文明不行，他們聽不懂。

蘇聯東歐那可不一樣了，他們是認真地在「思想」，不象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人物這麼可笑。中國知識分子吃好喝好點先富一下就被收買了，也不啟蒙了。但蘇聯知識分子是真的從內心鄙視物質的那一套，文化傳統就是如此，寫的小說都是厚磚頭般的十分沉重，所以他們真搞起來就很可怕了。他們教育程度高，生活也好很多，吃飽了沒事就思考大問題，咖啡館里拉完了小提琴就弄個沙龍。全社會都有一定思索能力，民主自由的道理不僅聽得懂，還能自己琢磨出不少東西。社會主義多少年看下來，好處都習慣了，對其弊端認識得特別深，批得特別准。公平地說，西方陣營和平演變火力沒放過中國，但重點還是對著東歐蘇聯的，投入要多得多。中國這邊弄個美國之音火了一陣子，但其實沒啥特別成系統的和演計劃，不是重點。

所以當「大氣候」真正成了氣候的時候，中國這裡只是個「小氣候」。知識分子自命不凡，二十齣頭的大學生自覺得了風氣之先思想啟蒙了，就想當救國救民急先鋒跳了出來。86年鬧了一次，大學生上街了，往身後一看，沒人了。所以說知識分子最狂熱，特別是這種懂一點懂得不太多的，真是次次如此。真鬧大，還得等社會上煩漲價煩官倒要反腐敗，才拉上幾百萬人全國一通遊行。

這時中國的亂子表面上是最大的，洋人眼都直了，攝像機直播子彈亂飛打死人，中國第一次全面佔領全球主要媒體。但這次亂其實是個無根之亂，都不知道要亂啥子。學生們不知要幹啥，只知道挺high的，上天安門住著還能參與歷史。一會要改革反腐敗與政府談判，一會兒又遊行支持共產黨，連玩策略都很幼稚。老百姓也不知要幹啥，就是覺得大學生愛國不容易，另外反對當官的。也是那時中國學生少，精貴得很，全社會當寶一樣捧著，所以就任他們鬧了好幾個月。到後來，就等於成了這樣的局面，學生也提不出什麼要求，就是要在天安門住著玩，還一定要政府派大官來賠著玩。所以，這不是一次有計劃的動亂，根本上大多數人是玩心很重的，熱心參與者被知識分子的狂熱性支配，內心裡不把這當個多嚴肅的事。所以，把國家首都中心佔了那麼長時間居然理直氣壯越玩越high。後來，政府不讓玩了，果然就沒有學生玩了，可見當初學生們是真的在玩，不是在認真救國救民。相對的，舊社會的學生運動要真誠的多，國家真的是慘得很，內心的悲劇情緒是真的。假設以後日本又和中國打仗，中國政府又不抵抗了，我相信學生們就算明知有鎮壓也是會去遊行的。但1989年顯然不是這樣的，有點子象文革剛鬧的時候群眾挺高興的，並不是真的認為國家危急。

工人農民既然不懂民主自由的道理，又不是沒飯吃，也就沒有鬧的動力。所以整個國家的亂也有限度，遠比不上文革那種全社會停止運行搞批鬥武鬥。

但是蘇聯東歐是真的人心都亂了。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得到了人民的廣泛支持，人民是真的想搞自由民主搞資本主義了。如果從最廣泛的角度來說，也許沒到絕對多數，因為也有很多下層工農。但肯定比中國知識分子那幾條破槍要多得多。知識分子多到這種程度，就可以代表人民了，至少可以支配影響人民的政策。如果說鄧小平派軍隊平暴，搞掉的是一小挫人，那麼蘇聯819政變抓戈爾巴喬夫的那些人，真的是一小挫。我們可以有把握的認為，蘇東巨變是必然的，從思想層面上沒有其它結局。和平演變的確是勝利了，早在各國共產黨紛紛喪失政權之前，就已經在思想上勝利了，最後的政變不過是履行確認手續而已。

但是在中國，和平演變從來就沒有勝利過。在朝鮮越南肯定也沒有。我可以肯定地預期，以後也不會。你可以說這是因為中國人教育程度低，或者說是因為中國人底蘊好，或者說老毛有寶貴思想遺產，或者說老鄧高瞻遠矚。這也有得吵的。但是中國註定無疑跳開了和平演變設好的局，走向了獨樹一幟的官辦經濟。

下面會具體講官辦經濟的發展運行細節。

（十五）從「鳥籠經濟」到「官辦經濟」
動亂壓下去了，自由派抓的抓逃的逃，政府收拾了局面，回頭還是要過日子。接下來怎麼搞，似乎是不用爭了，老鄧發現自己幾乎靠邊站了。這就要分析一下80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局面。

70年代末以來，公平的說，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權力衝突是比較緩和的，而且越來越有規矩。就近十幾年來的表現，已經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持續穩定的政權了，可以說是進步非常大。這並不表明內部就沒有矛盾衝突，而是衝突以比較「文明」的方式解決了。

華國鋒汪東興兩個中央副主席級別的人離開權力中心，代表著毛澤東路線上的政治人物徹底走進歷史舞台。我這裡指的是狹意的政治傳承，文革時代毛澤東推行政令依靠的高層人物基本全部被清理出局。廣義的毛澤東路線內涵非常豐富，會長久存在。華汪離職的待遇相當不錯，華國鋒年年仍是中委，這是進步的開始。一方面華本人沒有搞林彪式的魚死網破，鄧小平鬥爭勝利了也不為己甚。老毛搞鬥爭的同時，將對手置於死地（至少他不care群眾把劉彭整死），相比之下，是比較狠一點。後面的高層變動，失敗者都依華國鋒的例子，避免了歷史上眾多帝王將相血雨腥風權力爭奪卻讓老百姓付出極大代價的慘劇一再發生。所以說意義不小，華國鋒也被評為「忠厚」，並非反派人物。

下面的時代從實質政治權力來說，用「八老治國」來概括比較合適。八老指的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和宋任窮。他們的地位之高，是後輩的最高領導人都比不了的。這沒什麼道理好講，因為中國共產黨內部非常講究老資格，有深厚的歷史原因。這裡要說明一下，葉劍英是完全有資格把裡面的人頂掉或者變成「九老」的，但他去世的較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選擇了與眾不同的一條路，一方面對中央的事務不太發表意見，另一方面向中央替老家廣東要來了獨立發展的實質權力。長久以來，廣東的經濟事務由葉劍英家族幕後操盤，中央並不干涉。由於行事低調，也未引起太大反彈。最後，廣東經濟發展最為持續穩定，成為全國最富的一個地區。所以，分析中國的經濟發展時常常要把廣東單獨處理，因為實際上是獨立發展的。例如，近幾年忽然爭議很大的國企領導MBO持股，廣東不少企業老早就搞完了，那時卻沒什麼人注意。鄧選上記載，深圳特區向鄧小平提出要發行自己的貨幣，被他以「顧全局」為理由拒絕。這也是其來有自，不然難以想象深圳敢搞得這麼過火。

這八老裡面，老鄧不客氣，自封「核心」，別人也認了。但其實也就是老鄧對搞改革比較迫切，對開放比較熱心，是改革開放真正的推動力量。別的幾個從經濟政策上講，都是以陳云為核心，傳統上可以稱之為「左派」（當然和現在的左派指的意思完全不一樣）。陳雲的經濟思想斷乎不同於毛澤東那種天馬行空，搞經濟工作相當實際，經驗也很豐富，的確是經濟工作一把好手，這是黨內公認的。

就如我前面描述的，鄧小平的經濟思想其實很不成熟，到底要怎麼搞經濟他自己確實是不清楚。當然他辦事能力非常好，他知道要幹什麼的時候效率相當高，具體抓經濟也是一把好手，其能力老毛都很欣賞，這也是黨內公認的。陳雲和鄧小平不同之處在於，他在政治上不如鄧小平有手段，也沒有這方面的心思，另一方面，他在經濟上有自己明確的一套。所以，他一直以「黨內第一經濟專家」的面目出現，卻沒有統領全局能力與想法，不能算是政治家。

陳雲的經濟思想，可以用「鳥籠經濟」來概括。這個詞表面不太好聽，但其實並非那麼不好。他的意思是，中國經濟要有計劃地發展，需要很好地規劃，但也注意到市場是很有用的，計劃有時不如市場合適。所以，在計劃不太合適的領域，就讓市場發揮作用。就象一個鳥籠一樣，計劃定好框子，在框子內部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既防住計劃經濟過於僵化的壞處，又能治市場經濟過於放任的毛病。這個思想應該說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能觀察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優缺點，也有很多具體的經驗證明，很不容易。在老毛時代，陳雲想在鳥籠內搞點市場，就是「包產到戶」，結果老毛要搞大集體，陳雲很可惜地長期靠邊站了。老毛在經濟體制上搞成了鐵盒子一樣超級僵化，陳雲是很不滿意的，當然他政治上相當有原則，還是把老毛當導師。

改革開放以後，對於農村承包責任制等下層自發改革，陳雲一派也是樂觀其成的，阻力來自華國鋒等人。這個時期，有些經濟學家就稱為改革的「黃金時期」，因為各方面爭議不多，全國都受益，改革要能這樣幹下去就太好了。問題是以後的改革深化階段，陳雲這派和鄧小平的兩桿槍胡耀邦趙紫陽衝突很大。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他不同意按陳雲的意見搞「鳥籠經濟」，他思想更開放一些，願意去試一些更新的東西。政治手段上，就搞個中顧委，擋路的都拉到中顧委來當常委，真正的中央政治局就安排下自己的人來搞思想解放與經濟實驗。從人事上來講，胡耀邦與趙紫陽都只算是老鄧這邊的，八老里其它人很看不慣。

胡趙二人，雖然各有各的毛病，老鄧看中的是他們比較進取。但最終還是毛病太大，相繼下台。胡耀邦人比較直，內心確實很正直，也很堅定。把他拉出來搞撥亂反正，反兩個凡是，平反冤案，確實很合適，他也做得不錯。所以當了總書記，也還算是順理成章。但實際上他抓全局的能力缺陷很大，並沒有成熟的治國思想，亂放炮，也不知權變。表面上他有很多思想開放的言行，後來基本成了笑話，什麼吃西餐之類的。他搞民族政策，更是胡來，直接導致後來西藏新疆出事。最為致命的是，他得罪了太多同僚。太不講情面，抓了不少老幹部犯事的子女，槍斃的都有幾個。這種做法讓許多人下決心把他搞掉。如果要搞他，他把柄實在不少，老鄧也不滿意他，所以借著學生鬧事等由頭，最終下台。不過這時權力鬥爭確實比從前緩和，因此看老鄧的面子，仍然當政治局委員。

趙紫陽從能力上來說，比胡耀邦要強很多，言談風度確實不差。要論起鄧小平前期搞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主要還是趙紫陽具體抓的。趙紫陽也有相當深的心機與謀略，並非胡耀邦那麼一根筋把老幹部都得罪光了。從能力與資歷上看，趙紫陽確實最有希望成為鄧小平的接班人，已經當了軍委副主席。問題是，趙紫陽的思想相當接近戈爾巴喬夫，也就是上面還有很多人鎮著，不然早全面推行自由化了。他內心裡確實相信民主自由這一套，並且他有一套長久的穩步推進的計劃。說得不好聽一些，象李登輝那樣在國民黨內隱忍多年，老趙也是幹得出來的。等他混到真正的最高領導人，那蘇聯式的「新思維」運動是免不了的。

因為上面還有很多阻力，所以就先只是自己搞了一攤人，主要是兩個研究所（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搞些子理論探討。偶而放了個河殤出來讓全國人都很迷惑，但不是常態，還是在上層務虛的多。應該說，這時他的安排還是很謹慎的，很多民主自由的政治經濟計劃都是相當長期的，並非急功近利想要立刻搞定反對派就此大選，有相當務實的長遠計劃。

但是他的運氣不太好，社會上不知怎麼的，出乎他的預料就鬧起來了。這一鬧，就被知識分子的狂熱性害了。他本人肯定是不狂熱的，對於實際的政治衝突考慮得相當深。但是他依靠的那些知識分子從整體上無疑是狂熱的，他或者再加上其它幾個冷靜的已經沒有辦法控制。還有香港台灣美國的那些境外勢力推波助瀾，就此把運動越整越火，徹底暴露了某些知識分子階層推翻政權的意圖。

趙紫陽幾經掙扎無法控制局勢（不是他想鬧大奪權，他應該清楚知道他權爭是不可能贏的，而是他下面那些人沒法停下來了，知識分子的的確確就是太幼稚）。所以到最後，他只好認輸了事，就跑到廣場上說「我們老了，無所謂了」，含義相當豐富。由於他在思想上真的跑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所以也不肯妥協如胡耀邦那樣任個次要職務，而是乾脆光棍到底，保持自我思想的一致性。

這一下兩個看不慣的人都自我爆炸了，以陳云為核心的左派順理成章的接管政權安排。由李先念提議，把江澤民調進京當頭。這一次絕大多數人都跌碎眼鏡，包括老江自己，確實都想不到。這隻能說明歷史中有相當多偶然因素。接下來的經濟政策，自然就是陳雲建議的「鳥籠經濟」。如果對1990年左右的經濟政策有印象，想必還記得「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幾個字。這其實就是要搞「鳥籠經濟」，這和大躍進后陳雲提的那些「調整鞏固」如出一轍，完全是陳雲的路數。

那時可以說是左派全面接管政權。老江那時面目模糊得很，如果有的話，完全是個左派形象。這不是老江真的信鳥籠經濟，而是他認為左派佔優。宣傳的都是些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起調節作為為輔的八股。

鳥籠經濟本身到底好不好？由於只是實踐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到老鄧南巡就被官辦經濟代替了，沒法實踐檢驗了，因此只能作些理論分析。鳥籠經濟從表面上看官辦經濟只是個程度差別，官辦經濟中也是有大量的計劃經濟成分，「發改委」這個計劃經濟味道濃厚的部門可以說是權勢濤天。如果我們把「計劃經濟為主」還是「市場經濟為主」當作成分多少，那麼鳥籠經濟與官辦經濟不過是成分構成的細微差別。但是鳥籠經濟與官辦經濟在操作上完全不同的，思想上也是完全不同。這是因為，選擇鳥籠經濟，就選擇了去完善計劃經濟，引入市場經濟成分是為了完善計劃。而選擇官辦經濟，就是去完善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會慢慢當堡壘一樣慢慢攻破，是屬於被破壞對象。從操作上來說，搞官辦經濟就沒有可能計劃與市場同時發展，肯定是市場革了計劃的命。而搞鳥籠經濟，肯定就是計劃越搞越細越搞越大，市場也變成計劃的一部分。

鳥籠經濟，形式上不同於前蘇聯僵化的計劃，操作上肯定也會靈活得多。陳雲並非僵化之人，對於搞民生是相當支持的。但我認為陳雲沒有認識到計劃經濟的本質弱點，對於計劃還是迷信，沒有充分認識到市場必勝計劃的根本道理。市場需求推動的巨大力量，陳雲沒有充分見識過，我們後面會論述。等到官辦經濟發威幾年，中國人才真正認識到，市場力量的不可阻擋。

但這一切，還要等鄧小平發動南巡對左派進行絕地反擊才能實現，真正精彩的還在後面。

（十六）鄧小平的絕地反擊

1989年以後，鄧小平堅決地從所有職務上退了下來。這時他關注的事情主要是兩個，一是培養接班隊伍，二是推進改革開放。從培養接班隊伍的角度上來說，他退下來的確有好處。因此，運氣很好的江澤民一舉當上了總書記兼軍委主席。由於江澤民不是鄧小平選上來的（按照傳言，鄧想讓李瑞環上來），而是"八老"中其它人商量出來的，鄧小平能迅速把軍委主席讓出來確實是真心為共產黨執政團隊考慮。

江澤民天上掉陷餅（其實共產黨總書記這個職務歷史上出事非常多，搞不好就是陷阱）一樣拱到中央，再配幾個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跟個草台班子式的就開搞。怎麼搞幾乎沒得選，看人就知道了。89年六月中電視里宣布江澤民同志任總書記時，全國絕大多數人都非常奇怪。這說明共產黨當時實在是沒人了，老一輩人還在，但都得退了，稍小一點的都沒什麼突出的人。而且更要命的是，老一輩基本沒幾年好活了，80多快90的一堆，還就得把重任真正交給這些不怎麼突出的人做。以前的思維活躍開放的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等人在動亂后職位或扒或降，有經驗而比較保守的姚依林李鵬等人接管了日常事務。

應該說保守派並非如一些小故事編排的那樣不堪。中國共產黨選高級幹部相當看重黨內風評，斷不是越無恥越陰謀混得越好，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黨內共識。例如高級幹部子女問題，這是有成規的，到了一定級別的老幹部或國家領導人可安排一兩個子女到副部級，子女經商應當提供便利都屬心照不宣的約定。從毛澤東以下都如此，27歲的李訥出任解放軍報總編輯，26歲的林立果空降空軍作戰部，毛遠新更是當到了瀋陽軍區政委，都是其來有自。文革時年青人上得這麼猛，相比之下後來要收斂一些了。國民黨在台灣也是如此行事，小蔣直接接班。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屬於人之常情，不能過分理想化看待。理想化傾向一種是對此受不了，要民主自由搞大選，憑什麼讓你們那麼容易陞官發財。另一種理想化傾向也是憤怒，因此對主席整老幹部特別支持，並對文革等政治事件作出主席發動群眾斗官僚式的解釋，對李訥毛遠新的例子或根本不知或作例外看待。人世間很多事都沒有公平可言，卻又急切間無法改變。這一點上，只有周恩來確實是真正的大公無私。

這也不是說，共產黨就成了小團體，只安排自己子女接班。黨內還是有些起良性作用的風評，撈得太多了越界了眾人也看不慣。老幹部們肯定不是新聞或者悼詞里說的那麼完美，為子女撈些肥厚利益在所難免，但也不是可惡到開大會專門給自己後代分贓。所以高到一定層次的職位，烈士後代就有優勢，李鵬江澤民都是如此。在政治局常委這個層次，高官子女幾乎沒有機會（薄熙來有可能破此例）。

鄧小平其實早就對長遠的幹部年齡與知識水平問題有所考慮，80年代開始選了一大批學歷與實際經驗稍好些的年青人到了一些中級職位，王兆國這樣較突出的更是直接提入高層。但人事主要還是按胡耀邦或趙紫陽接班這樣來安排的。這兩人短時間內忽然不行了，就此造成中央在高級別人事問題上沒有準備，人事安排得重頭來過。中央政府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人事平衡被打破，改革派失敗讓出許多要職，保守派自然佔據了這些職位。

這就是江澤民初到中央時的人事背景。不管他是不是贊成鳥籠經濟，他沒有選擇只能按保守派那一套搞，說話行事也按著保守派的樣子，反自由化和平演變不離口，經濟就是陳雲那些熟套辭彙，根本不敢鼓吹市場主導。這時社會輿論與經濟發展都比較壓抑，1989與1990這兩年經濟增長是改革開放后的最低點，社會上頗有一種改革開放不行了要回頭搞計劃經濟的氣氛。

這段時期國際上連出幾件大事讓老鄧心急如焚。89年兩德統一，年底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夫婦被槍決，90至91年海灣戰爭美帝軍事革命效力初顯，91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西方陣營本來經濟上就是絕對優勢，這下和平演變與軍事打擊雙拳出擊威力已顯，搞完了東歐下面要搞誰地球人都知道。西方這時對於中國的興趣主要在於這個最後的共產大國還能挺幾年，真不是開玩笑的。中國這邊應對的方法就是「反和平演變」，大學生入校先拉去軍訓政治學習思想教育。以老鄧的智能，他知道這個是靠不住的。當初深圳農民紛紛逃港，鄧小平沒有蒙上眼睛說是農民思想問題，他心裡非常清楚是因為香港農民收入要高100倍。如果不拿出些實質辦法來，光靠反和平演變思想教育，必然就是朝鮮似的深溝高壘防外逃加僵化八股思想教育，搞不好真的可能反生東歐式政權突變。不客氣地說，搞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先被和演過去的。

鳥籠經濟加反和平演變，根本上是一個防守性的政策組合。如果蘇聯還在，到可以慢慢玩，一時危機不大。但是中國已成和演最大目標，在西方陣營那種絕對優勢的打擊下，真的不好玩。如果靠反和平演變，就不得不紮緊籬笆，搞不好就成了閉關鎖國。西方陣營其實根本不在乎你反和平演變，共產黨陣營的宣傳能力退化得厲害，完全是挨打之勢。你越是封閉，它越來勁，天天美國之音圍著你一天24小時放，你干擾，它就搞別的法子，防不勝防。老鄧水平不會這麼差，他要絕地反擊！

老鄧的核心思想，一個是要開放，絕不能搞封閉被動挨打，自己人越封閉越沒本事沒見識越容易上當受騙。一個是要搞經濟，經濟是自幾發展與對外鬥爭的根本，而且形勢緊迫慢了還不行。反和平演變搞搞就行了，從根本上是靠不住的。自己培養的胡趙不行了，只好順著余老之意，讓江澤民搞，連軍委主席都讓出去了。結果看老江那樣子越來越不成器，把個沒前途的反和平演變放在嘴邊，經濟上就毫無主見地搞鳥籠經濟，不緊不慢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經濟增長毫無起色，老鄧非常失望。往身邊在北京的官員一看，不能說是壞人，但基本全是保守派守成之輩。自己沒職務了，不好直接說事了，通過人放些搞市場開拓進取的話，在北京居然發不出去，只好在上海講話，由周瑞金（就是皇甫平）在上海的解放日報上發了四篇扭轉風向的文章。這也是因為他的高層人事安排失敗了，搞的自己居然都要靠邊站了。在國內，他也要絕地反擊！

以上就是老鄧92年初南巡時國際國內的背景。南巡這個事件確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個快90的老人，沒職務了，全國走了一通，改變了整個國家的方向，從而也影響了整個世界。從結果來看，鄧小平這次絕地反擊在國內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在國際上，也在勝利前進當中，而且一定會最終勝利。

南巡的過程並不出奇，資料非常多，沒必要詳述。南巡到底是要幹啥？官方的文章基本全是八股套話，我將其本意講一下。老鄧發起的整個事件是以南巡為標誌，但其實是一系列動作，前後的人事安排至為關鍵，相當於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作出了最後一錘定音式的長遠規劃與最後交待。在思想與政治層面上，老鄧希望中國脫離政治的影響，社會主義好還是民主自由好，無論持何種觀點都放在一邊，總之是不搞政治了。在經濟上，採取徹底的現實主義，要有緊迫感，發展至上，什幺理論都靠邊站，發展是硬道理，實踐了再說，實踐不能等理論。國際上就擴大開放，主動出擊，不能自我封閉被動等死，與其讓你來和平演變我，不如我自己殺出去看世界怎幺回事。

以上可以看出鄧小平思想的精髓。他確實是沒有理論，無論是面對自由派自由民主的大道理還是保守派姓資姓社的責問，他都沒有興趣去玩這種文字遊戲。文字與口頭上爭得再好，到底得實踐干出來才算數。他的道理是最簡單直接的，就是要發展，為了發展，什幺都不要管了，開放也好，引外資也好，搞資本主義也好，都不要顧忌了。這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屬於桎棝最少的。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蘇聯東歐的思想解放，仍然是從一種理論走向另外一種理論，社會主義理論干不下去了就去找民主自由理論。在老鄧這裡，乾脆就沒有了理論，只有發展這一個目標。

和平演變之類的其實是在搞理論，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騙人，民主自由才是「普世真理」，最希望的就是跟你辯論。但老鄧來了個釜底抽薪，中國人都不搞理論了，你那理論再能吹，再怎幺正確，反正我都不理了，那麼和平演變就失去了目標，成了自說自話，鬧到後來美國之音成了中國人學英語的電台。這就是著名的「不爭論」的本意。你搞民主自由的想爭論是吧？送到美國去，那搞理論的人大把，你們到那扎堆去搞理論，滿意了吧。你想爭姓資姓社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好是吧？到你們那幾本破雜誌上愛寫啥寫啥去，不要耽誤我這裡的經濟建設。

這個「不爭論」絕對是個大智能。這不是某些左派所說的是因為老鄧爭不過，所以不讓「真理在手」的左派說話。老鄧「不爭論」的智能是高一個層次的。從最根本上來講，既然實踐檢驗真理，那爭論能頂什幺事？再進一步地說，理論又頂什幺事。理論不過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低於實踐的。你實踐都沒有做，搞什幺理論爭論。所以在中國那種情況下，就真的是不要理論了。形勢緊迫，時間不等人，不抓住發展機遇什幺都完了，所以真的不能慢慢騰騰兩派「爭論」民主自由好還是社會主義好，市場經濟好還是計劃經濟好。左派保守派自由派長久以來的那種話語體系，就是以空對空玩理論，實際上看不起實踐，經不起檢驗。面對老鄧「不爭論」的「實踐」攻勢，被打得完全沒有招架之力，兩派都搞成了笑話一樣，因為哲學上確實是低一個層次。等有了實踐經驗的中國人出去爭論的時候，民主自由派可以說根本不是對手。這可以說是老鄧對中國人民思想的一大貢獻，很多中國人已經掌握了小平思想的精髓。而發展中國家人民在這個問題上要比中國人落後一個層次，很多人還在琢磨民主自由到底好不好，好象民主自由道理是對的，民主自由卻又並不帶來富強，鼓吹民主自由的美國又那麼可惡，想來想去想不通。這仍然是在搞理論，轉來轉去永遠沒出路的。只有拋掉理論，自己去實踐，才有出路。

就如現在一些左派所設想的「理想道路」，據此痛批改革開放，爭什幺正確什幺錯誤，這仍然是在搞理論。這在境界上落了下層。按照「不爭論」思想的精髓，說理想道路正確，現實道路錯誤是沒有意義的，到底現實道路錯了多少，理想道路會有多麼好都是以空對空沒有實踐為根基的虛假問題。有意義的是現實主義的實踐探討。只有能做的，才是有意義的。例如「理論上」中國人應該全部團結一致，公而忘私，狠抓技朮，讓壞人滾蛋，讓好人上台，碰到困難就找出「正確」的應對方法解決，只要發揮人的本事總有辦法解僱的，這樣一定會好得不能再好地就發達了。我的回答是，「應該」如此，但這個問題沒有意義。中國應該做的事多了，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只有你開始「實踐」去解決哪怕是很小的一個實際問題，你就知道理論是個多沒意義的事。很多人還在幻想反了貪官讓好人搞，這都是思想上理論太多的毛病。

「不爭論」實際上不是不讓說話，而是希望人不要用「理論爭論」的方法來說話。如果左派保守派自由派對一些現實問題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那麼這是很好的，這就不是「爭論」了，而是「建議」了，中國政府真的是相當歡迎這類「建議」。但很多人實際上是這裡那裡的一些嚴重問題一通罵，然後忽然就跳到一個沒有實踐可能的結論上，例如要求回歸「毛澤東路線」，或者要搞「民主自由」。如果要說起「毛澤東路線」實踐上到底怎幺搞，「民主自由」到底要怎幺搞，馬上就知道這些理論是有多幺荒唐了。

從以上的分析就知道，左派保守派面對老鄧的攻勢是擋不住的。老鄧也可以黑著臉說「誰不改革誰下台」。上層雖然保守派多些，但中下層幹部與老百姓在鄧小平這一邊。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頂得過任何左派引經據典的大套理論。老鄧能夠以普通黨員的身分做這樣的事情，而且還做成了，不是因為他權謀好，實在是因為他就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

老鄧用「不爭論」這樣絕大的智能發動南巡，讓中國人思想上了一個層次，從此開始搞起了沒有理論胡搞胡有理的官辦經濟。

(十七) 政府成了「經濟人」

鄧小平搞完南巡，基本上歇了。在徹底歇之前，人事上搞了三大奇著。一個是把朱鎔基調到中央任副總理，但同時讓當總理的李鵬"因病長期休養"，實際上是老朱管經濟事務，一管就是約十年。二是讓中組部選一個有前途的年青幹部出來，就選出胡錦濤來了，老鄧把他連提數級，一步到位放到常委位置上，準備十年後接江澤民的班。三是讓李鵬等人對江澤民"不要不服氣"，把明裡暗裡不服氣的楊尚昆楊白冰等人剝奪實權，最後發明"核心論"，自封二代核心，硬挺老江當三代核心。這幾個都是絕招，解決了共產黨最高層二十年內的穩定問題，將可能的高層政治衝突完全消於無形之中，端的了得。這一段時期共產黨的人事安排接連讓外界跌破眼鏡無從猜想，但接下來的二十年成為共產黨高層人事最穩定的時期，從現在來看已無任何懸念。西方媒體與民運長久以來熱切盼望中國"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衝突，一分析中國高層政治就是兩派鬥爭的模式。結果說到後來小胡都順利接班了，才發現這套模式分析離譜透頂，都讓老鄧耍了。這就是鄧小平"舉重若輕"的本事，人家以為不得了的大事，他用誰也料想不到的法子幾下就給擺平了，可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讓人不能不佩服。

政治上人事穩定了，老江剛上來時的草台班子整合出了戰鬥力。理論上就是"不爭論"，上了一個層次，中國從此真正擺脫了政治與理論的干擾，一心一意搞開了最純粹的經濟。經濟有自身的規律，給出了初始條件，沒有了政治衝擊，它就自己演化，不管是好是壞，一切都顯得那樣"合理"。

中國的初始條件照我們前面 SWOT分析里所述，簡單的概括就是政府通管一切。中國南巡后，等於是告訴各地政府，干經濟吧，沒約束了，愛怎幺搞怎幺搞，奔著發財去搞吧。各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這個大魔頭，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為了發展經濟，什幺招都使出來了。這就是官辦經濟，是政府級別的自由經濟，發展成了全球獨一無二的怪物。對人民來說，能夠從事的經濟事務雖然比過去多了，但遠遠稱不上完全的自由，甚至只能是一種表象上的自由，實質上是政府搞經濟的工具，地位微不足道。但是到地方政府級別，就非常自由了，和中央或者上一級政府劃分好了利益，怎幺搞有很大的自由度。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中國十幾年來的發展，無論是令人震驚的經濟成績，還是令人髮指的社會亂象，都很容易解釋，相當有意思。

經濟學理論裡面有名的"經濟人"假設，用到普通中國人身上意義不大。因為人實際上選擇受限，你可以分析出農民務農掙不到錢會去城裡打工，打工受累受窮農村政策好轉他又回鄉種地，再怎幺"經濟人"理性選擇，無非就是這些東西，格局很小。但是用到南巡后中國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頭上，就非常合適了，我們可以稱之為"政府經濟人"假設（這是我自己想的，不知有沒有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來了）。南巡前，可能就廣東政府一個"經濟人"，用各種法子撈錢，先富發了。別的省，無論政府想不想發財，得看"上面"的意思行事，多半還是被上面的計劃"婆婆"管得沒脾氣。這下老鄧給尚方寶劍了，恢復了自由身，各地政府都可以按照"政府經濟人"的"理性"來搞經濟了。

各地方政府成為"經濟人"之前，上面還有一個最 NB的"經濟人" —中央政府。中央不是善男信女，按照"經濟人"的理性，當然會把錢往中央摟。這就要去同中央"講數"，結果就是"分稅制"。以前反正都計劃著來，分不分的區別不大。但現在都要做"經濟人"了，那麼還是把事情講清楚才好理性選擇，不然地方上怕倖幸苦苦掙來的錢讓中央端去了，中央也怕投到地方的錢被地方瞎糟蹋了。從經濟學里的"產權"理論看，講清楚利益劃分最關鍵，誰多誰少不是最重要的。廣東年年交得最多，照樣發展得不錯。

分稅制你三我七的和中央討價還價完了，各省市就甩開膀子開始大搞了。怎幺搞相當簡單，就是靠山吃山，干什幺能掙到錢就去做。

在經濟學里，這叫做"比較優勢"。要注意，這時中國可以說是沒有經濟學指導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指導都靠邊站，沒人對理論感興趣，掙到錢是真的。經濟學用到中國，主要是用於"解釋"而不是"指導"的，經濟學家為中國的經濟問題想了不少辦法，但都是些現實主義的歪著，沒有一個是用理論來解決的。某省高官對張五常說，利益集團互相糾纏象老鼠尾巴，怎麼也拆不開，改革不好搞啊。張五常說，簡單，你把這些尾巴一齊剪掉不就行了？這就不是實際的解決辦法，只是嘴上爽一下，所以他的東西後來沒啥人聽了。

這個"比較優勢"是一個不錯的經濟學解釋，很適合解釋各地方政府的行為。地方政府根本不懂什幺經濟學，不懂什幺叫"比較優勢"，就知道這麼這麼做可以掙到錢，這就暗合了"比較優勢"理論。有些不滿意中國政府改革開放的人說不該按"比較優勢"搞，應該去搞高科技。這其實也是在"比較優勢"解釋框架內的。搞高科技能掙到錢，就是一種"比較優勢"，例如日本韓國搞高科技比泰國馬來西亞厲害，所以它們投入巨資到高科技裡面去掙了很多錢。中國搞高科技有點本事，還不如前蘇聯了，但是"搞高科技掙錢"和前蘇聯一樣，都不行，因為沒想到用高科技去掙錢，而主要是想著去打仗。這種能力得慢慢發展，等到掙錢與高科技都知道怎幺回事了，那時中國也會把"搞高科技掙錢"變成自己的"比較優勢"，為此中國已經投了很多錢，也慢慢有了一些搞高科技搞得好的。但在歷史上這種能力是沒有的，暫時不能靠這個掙錢解決大問題。

一些窮省，通共沒幾所大學，沒多少大學生，叫著去搞高科技就是笑話。如果要發展經濟，肯定是那些讓人看不上眼的招數。每個縣但凡有條件，都弄個捲煙廠啤酒廠，別地的要賣進來就有很多阻力。這時地方政府不會講什麼市場經濟了，反正你那香煙啤酒就是賣不進去。有資源的挖資源，算是不錯的，幹部們都喜歡到這樣的地區去當官，但這得靠天吃飯。最常見全國最流行的一招，還是"招商引資"。

以前開了四個特區，號稱是給政策。給的是什幺政策？其實最實在一條，就是讓"招商引資"，而別的地區不讓。這沒啥道理好講，人特區就靠這個發了，比什幺都有說服力。南巡了，都放開了，全國都可以招商引資了，這就熱火朝天地干開了。 1992 年引進外資400 多億美元，比上年翻好幾倍，就是這麼來的，經濟增長14% 這上面貢獻不小。

400 多億美元外資看似不少，全國幾十個地區一分也沒多少了，何況基本讓條件好的幾個地區撈去了。拉外資這一招，多半不是那麼好使，有些政府官員招商引資就差把老婆送給外商了，也弄不來多少投資。好在還有銀行。

那一陣子中國各地的銀行就是個印鈔機，想干什幺事打聲招呼提錢就行了。以前不是這樣的，因為得計劃著來，一年就給你計劃那麼些子錢。上海市長徐匡迪說，一年就 10 個億可以用。預算里當然不是這麼點錢，可都已經分好地方了，這國企多少錢，那單位多少錢，維持費，市長不好動的。這可是全中國經濟最強的上海市，其它城市怎幺樣可想而知了。在 90 年代早期的各地城市裡，流傳著這樣一種"笑話"： XX 市建了個大立交，把三年後的財政預算都用完了！還真就是這麼窮。忽然一下放開了讓自己搞了，誰還受得了這個？現在好多城市一年上百億搞建設還直嚷嚷錢不夠，那時就是叫花子一樣。也不是說錢就到中央去了，中央也沒錢。這是全社會經濟體制的問題，特點就是維持性財政，財政計劃都是慘淡經營努力維持一個大家，想搞什麼事就沒錢。除了廣東財大氣粗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有傳言廣東省代表說，中央錢不夠可以向廣東借，李鵬說中央不是叫花子），都窮得很。但是政府天生有一個撈錢的法子，就是印錢。以前趙紫陽干過一陣子，一陣漲價就亂套了，於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後來還是發現，不印錢不行，而且由於地方也自由發展了，就地方中央一齊印。反正是豁出去了，印錢也要上項目。一個大立交算啥子，要建的東西太多了。

這個印錢也不一定就會壞事，雖然壞事的情況挺常見的，還是得看操作水平。就等於是有三種境界，一種是印錢印出事了，政權崩潰或者經濟危機了，是最差的。一種是不印錢，發展也慢，這是中間狀態，以前中國政府因為蔣介石政權印金圓券倒台的歷史，非常追求「物價穩定」，再引申開來就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再有就是使勁印錢，人還搶著要，這是最好的情況。中國政府從結果來看是實現了這種最好的情況，近年來就是這樣，都加印好多錢了，貨幣供給增長速度遠高於經濟增長速度，物價還是那樣低，還有好幾千億美元外匯搶著要換中國政府印的人民幣。

但也不是說官辦經濟一開始就有這種隨便印錢的好事。各地政府一通搞，項目亂上，各地銀行亂貸款，眼看就要天下大亂。這種情況下，朱鎔基開始搞了幾把大的。

（十八）崩潰危機

從表面上看，南巡后中國經濟的亂象不過是又一次「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重演。但這一次，還是「亂」出了一些新意。

以前的亂法，是計劃之亂。中央訂了個高增長目標，就按此實施，這省建幾個工廠，那省開幾個礦。更野蠻的就是和打仗一樣下達指針，給我干出多少噸鋼多少噸糧來。計劃嘛，總有出差錯的情況，讓你干300萬噸鋼，你只干出200萬噸來，那邊多少工廠等著用，結果都只能停下來等了。計劃里預備的是兩年研發出關鍵設備，就好大幹快上了，結果就是搞不出來，配套的投資都歇那兒了。追求高指針到最後，總是投資無法持續，不少乾的活都浪費了。亂到頂點，都受不了了，就開始收拾局面，接下來就是負增長或者接近零增長。這時又怕亂了，不敢動了，該投資的也不投資，死氣沉沉。不管是抓是放，其實都是缺東西，短缺經濟。因為缺少東西，所以放一放生產多些，又因為缺少東西，一些生產干不下去了，就得收一收。這樣來回收放，總是不得要領，不知有什幺辦法收放自如。收也好放也好，根子都在中央，亂子出在下面，但下面是聽命行事。

這一次南巡后地方政府狂印錢瘋上項目的亂象，不是這個模式。中央並沒有給高指針，沒有說你要建多少工廠修多少路GDP增長多少，是地方上自己瘋了一樣地投資。還有一個海南開發區在瘋炒房地產添亂。那些上的項目，是奔著為自己這個地區掙錢去的，這也和過去根本不同。過去叫「全國一盤棋」，讓你辦廠，是為了生產出產品全國計劃著用，象徵性地定個價，是為了好定計劃，不是為了讓你掙錢。你該掙多少還是多少，幾級工就拿幾級工的工資，國家不會多給你一分，「統購統銷統一工資」。現在國家除了煤電等重要基礎性戰略物資，都不計劃定價了，你賣得出去隨你怎幺浮動去。和中央是分稅制了，你掙的錢自己能留多少是清楚的，這下就激動了，什幺掙錢上什幺。你能靠這個掙錢，我外地的照樣能組織人生產，憑什幺把錢留給你掙？這個模式至今都是如此，什幺掙錢，各地一堆企業就撲上去了。彩電生產廠一度多達上百家。

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新現象：過剩。這不是說都過剩了，短缺的東西仍然有很多，但是開始有不少東西過剩了。在計劃經濟里，是不可能過剩的。中國傳統上對過剩很不喜歡，資本主義倒牛奶的事就放在教科書上。按計劃生產，只有說是完不成，沒有說是過剩的。也有多生產「超額完成任務」報喜的，但不是過剩，搞計劃的喜出望外拿過來干更多事。真要是不需要更多了（這種情況很少），計劃經濟很好控制這種情況，下個指針就一切搞定。

但在這次一窩蜂行動中，就真的是過剩了。有兩種過剩，一個是產能過剩，一個是產品過剩。某種東西掙錢，所有的地區都瘋狂上馬項目。市場上只能承受500萬台彩電，結果生產出800萬台了，那邊各彩電廠還在擴產，下年就會有1200萬台生產出來。這就是產能與產品都過剩了。也許從長期意義來講，不能叫過剩，說不定什幺時候市場容量變成2000萬台了，反而會短缺。但對各地區政府各生產廠家，這短期過剩賣不出去就要了命。照我們以前對「倒牛奶」的理解，你倒了，幹麼不送人？彩電賣不出去，就不是送不送人的問題了。收不回錢，那麼前期投入都瞎了，借銀行的錢怎幺辦？

對個人來說，還不上銀行的錢，就真的不好辦了，所以沒多少人有膽子借大錢幹事業。但中國是官辦經濟，中央都說了「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地方政府有什幺不敢幹的？我就讓地方銀行拿錢上項目，全國都這樣，還不上錢你銀行也不能怎幺的，討債你都不知找誰。你銀行收不回的錢可以搞「壞賬」啊，繼續印錢啊，又不是沒幹過。

的確，在以前計劃經濟時期，「壞賬」並不新鮮。建一個廠子3000萬，維持費一年1000萬，都從銀行貸款安排了。結果生產的產品是技朮不過關還是怎幺的，沒啥大用，一年撈不回幾個錢。你政府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投大錢改進生產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再要5000萬你也咬牙硬上，但這也不一定能成，搞不好就成了無底洞了，想把這些先期投入的救回來說不定還得花1億。一種就是不死不活發基本工資維持著，那麼垮掉是早晚的事，先期投入都成了壞賬了，那維持費一年年的跟催命閻王似的都是壞賬。長痛不如短痛破產？社會主義沒有破產這種事，這是政治問題。你是「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可是壞賬就要了你的命。

本來計劃經濟就留下大堆壞賬（具體數據是中國政府的最核心機密，可能根本沒有真相），這地方上一通胡搞，眼看壞賬就是幾何級數往上沖。再往下老百姓就該動手了，到崩盤的時候，人民幣就和廢紙差不多了，天下大亂就在眼前。朱鎔基後來被罵多了，急眼了，脫口而出，要不是老子動手整頓，「中國經濟就崩潰了」。這是實情，是改革開放以後唯一一次經濟可能崩潰的大危機。

其實前蘇聯也是這樣，計劃經濟都這樣。投資沒效率，資源配置不合理，表現出來就是壞賬。壞賬多，就沒錢，別人也對你不放心，自己搞來搞去就積重難返崩了。先是國際上沒錢，再是國內變不出錢，印錢也不管事了，演變成社會危機。一些人幻想照計劃經濟老路走，就怎幺發達了。這屬於理想主義，就只管說，對實際問題不用管，怎幺說都有一套自定義的邏輯。這也不是說錯了，就是不實際（外國人說communism是「Idea is wonderful, but simply not practical」，的確切中要害）。
中國是死中求活，搞起官辦經濟，就遭到當頭一棒。新老壞賬一起來，亂象已顯。但好就好在，這是轉型經濟最大一次考驗，挺過去了，就好辦了。怎幺挺，講理論是沒有用的，就得實實在在的一個個操作。這種局面下，朱鎔基的確有些過人之能，他真拿出了一系列辦法，把盤子穩住了。

朱鎔基這個人理論色彩不濃，稍有一些。因為在國家經委年頭長，對搞計劃經濟的弊病認識非常清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運營機制心裡有些美好的想象很正常，有時會露出一點，但不多。從根本上來說，他是一個操作主義至上的人，經委這種地方想不琢磨操作的事都不行，又不是社科院可以以空對空搞理論。他有一個毛病，什幺問題都定個「三年」的時期，叫嚷著去解決。怎幺解決他不玩理論，就是靠他操作主義的一套，信心爆棚，天大的難題也不怕，「三年解決」就出來了。他不是說按資本主義那一套來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對自己的操作主義非常有信心，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把問題都解決了，就沒有問題了，到底是什幺理論有什幺關係？軟著陸有什幺理論，老子不照樣搞定了？後來發現問題複雜，不好辦，氣焰就下去了，有點子蔫了，一副壯志難酬的樣子。有人說老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個不對，兩人一個玩操作一個玩理論，差很遠。

從以上對老朱的描述就知道為什幺老鄧喜歡朱鎔基，說他「懂經濟」。連陳雲也覺得老朱是個人才。老鄧和陳雲都不是搞理論的，具體操作都幹了很長時間，是黨內兩大操作好手，周恩來都甘拜下風。陳雲的鳥籠經濟理論是從他多年操作中總結出來的，也有些可貴之處，並非書桌前的空想。兩人跑到各地考察幹部，一看談吐，水平怎幺樣那還不是心知肚明？就會大言炎炎理論口號喊得震天響，實際經濟事務卻沒經驗的人，在兩人這根本走不了幾個回合。改革派保守派兩大頭目都是操作為王的人，那麼中國當然就是操作主義至上了。那時共產黨的確是沒人才，趙紫陽算是不錯的，可惜操作翻船了，老鄧陳雲不得不重新找人操盤。那麼的確就只有老朱合適，其它人根本不行。你說胡錦濤不錯，那是做人不錯，所以可以當接班人掌控全局，真具體操盤搞經濟，也不一定行。老朱口才好，又有經驗，在上海當市長正好鄧小平陳雲跑去過冬，時不時有機會聊聊。兩退休老人正心裡惦記著找個「懂經濟」的，好不容易發現人才了，立刻向中央「推薦」。

老朱脾氣暴得很，缺點也很多，得罪了很多人，在共產黨內本來是沒機會升到高層的，大家都喜歡胡錦濤那樣厚道的好人。但在那樣的非常時期，就有非常的事情。老朱當副總理那種鋒頭，真是無人能擋，實質權力比當總理的李鵬大多了。後來在黨內橫行，開大會面向媒體大眾作秀，開小會唱獨角戲罵人，都無人敢管。實在是來頭太大，靠山太硬，也確實有些資本。這資本就是南巡后力挽然危局時積下的。

（十九）轉型調控之路

在中國南巡后陷入經濟狂熱的同時，解體的蘇聯正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沉淪。

這段時期中蘇經濟真正的分化了，如前所述，中國走向了官辦經濟，而俄羅走向了寡頭經濟。中蘇都想改變過去計劃經濟過於僵化的缺點，讓市場發揮應有的作用（用現在的行話來講，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改革大方向，在全球的理論與實踐上都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中國採取的辦法是在地方政府這一層次上引入市場競爭體系，讓各級政府變成幾十、幾百，至多幾千個「政府經濟人」，而一般民眾仍然是依附於各級政府的經濟行為中，沒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俄羅斯就非常徹底，把幾乎所有國家財產用股份制「平均」分配給全體國民，讓所有高中低層民眾都成了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的「經濟人」。按照傳統的「經濟人」理論，產權明晰了，各方都按理性在市場上行事。資源配置不合理的企業效率低產品沒人買，在競爭中失敗，效率好的企業勝出，社會分工更加優化。有暴利又沒啥難度的行業肯定一堆企業去做，就「邊際效應遞減」，暴利消失，價格不「扭曲」了，大眾得到實惠。這麼天長日久下來，社會生產就越來越合理，經濟就會比原來到處是缺點的計劃經濟要好得多。

應該說這種理論是對的，但是不完全。這個理論對於比較穩定的市場局面確實是非常合適，中國已經有很多實際案例就是如此發生的，原來4000多的彩電，現在不到1000就買到了，上百家彩電廠了只剩了幾個巨頭。但是對處於劇烈轉型中的不穩定社會經濟體系，就會出現很多新情況，舊的「經濟人」理論就不能亂用了。

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出現了可怕的「下降螺旋」，這是經濟學家們沒有預期到的。轉型中肯定會出現一些壞事一些亂象，這是個人都能想到。但人們相信不用怕，壞事與亂象會向好的方向發展，因為大家都受過不錯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經濟人了，應該有辦法讓情況越變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經濟人」的「理性」，害了俄羅斯。社會剛開始亂，那麼為了避免大亂對自己造成損失，理性選擇就是把自己的資產放到安全的地方去。這種行為，當然會使原來亂的地方更亂，那麼會有更多的人轉移資產，這就是「下降螺旋」產生的根源。前蘇聯家大業大，四萬家大國企還是很有實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國企的產權，但絕大多數人都不會真去經營，理性的選擇就是賣掉。不管怎幺賣，總之是手裡拿了一堆盧布。下降螺旋中，盧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選擇是把盧布換成金銀美元等較穩定的資產，這會促使更多人這樣做，盧布幣值的崩潰很快到來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這樣消失了。國家沒錢了，就發債券弄到一些錢維持生計，但是資本外逃之下，這些債券當然也會迅速貶值，連國家信用也沒有了。這個過程中，四萬家大國企根本無路可逃，必然是處於私有化過程中不斷被賣，在國際上競爭力不強無利可圖的大多數國企就此消亡，資源與傳媒等利益豐厚企業就落入臉厚心黑的寡頭之手。這個過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沒有人救得了，象葉利欽這樣的人根本就是竊國大盜，和寡頭們就是一夥的，還怎幺救。就是想弄點辦法，上億「經濟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沒法弄，最後就是黑社會接管。這是人類歷史上群體「理性」導致的最大經濟災難，都不能稱之為「市場失效」，而是天大的災難。

中國與俄羅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國的改革十分強調穩定，稍有風吹草動就很緊張地開大會小會想辦法。這樣一種傾向就容易實現穩定的環境，市場發揮好的作用的機會大得多。各級政府成了「經濟人」互相競爭，但是通共也就數千縣級政府，再地級省級這麼往上層次管理，數量不多，就用過去的行政體制都可以管起來。有什幺不對勁的就用各種法子管這些地方政府，安個「宏觀調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獨一無二的官辦經濟就是這麼回事。用計劃經濟的管理手法，讓各級政府以政府為主體按市場需求干市場經濟，人民在這個過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這就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國確實是沒有這樣的事，我說中國經濟是世界上最怪異的經濟，絕不是誇張。這也沒法學，各國沒有這樣的管理體制，所以是獨門絕技。現在一些文章總結中國經驗，說要開放，要搞市場經濟，要拉外資，要建基礎設施，這都是表象，並非中國最本質的優勢所在。發展中國家用「開放市場經濟拉外資建礎設施」的辦法搞經濟的多得是，但是沒有中國的官辦經濟體制，發展就遇到各種各樣的麻煩。

那麼朱鎔基實質接管中國經濟權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這個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拚命花地方銀行的錢搞得過熱過剩，老朱就此開始了官辦經濟轉型調控之路。以後的改革都是這樣的模式，經濟有麻煩了（以後經驗多了，覺得要有麻煩了就動手治），就用官辦經濟的體制去想辦法應對，過程中就會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廣下去，有問題的就反思反思。這是一個問題推動型的改革過程，並非說是先有了一個理想運行模式，然後一步步照著那個模子改下去。中國政府對於最終改成什幺樣子是糊裡糊塗的，經常會有一些大討論。但問題來了，誰想得出辦法誰的辦法好使就用誰的辦法，這是最徹底的實踐檢驗，是討論不出來的。

老朱的軟著陸，確實是相當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辦法，還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針對地方上亂花銀行的錢上項目的問題，朱鎔基上來就把人民銀行（中國的央行）行長李貴鮮撤職，自己出任此職，開始了銀行體系的改革。地方銀行原來與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現在把權力收歸中央，地方政府就沒那麼容易從銀行搞到錢了，這就斷了過熱的一大源頭。各地政府沒了銀行也不是沒法活了，後來發現手裡的土地很值錢，比靠銀行好多了，又是一通搞，但這是后話。不繼續過熱了，不會崩潰了，但過剩的危機還在。銀行的壞賬也並不就此減少，各地企業產品就算賣不出去也要維持生計，問題成堆。這些方面其實問題更大，更本質。這裡我們要對市場經濟里「需求」與「供給」的關係作一些討論。

計劃經濟的麻煩在於「供給」，總覺得短缺，煩透了。但是需求就沒有什幺問題，反正可以「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生產出十億個蘋果一人發一個就是了，不管你要不要都這樣（實際上不會這麼簡單，也是以貨幣為交換工具的，不然成原始社會經濟了）。生產廠家也不為賣產品煩，上頭都有計劃，賣不出去是上頭計劃的問題。市場經濟正相反，「供給」的問題好解決，缺什幺東西肯定是有利可圖的，就一堆人投入資源撲上去搞，一般不用政府管。麻煩在於「需求」，這個麻煩大了。生產廠家你得自己打開銷路，要打廣告，要和別人的產品競爭，要搞的事情多了。有的廠子靠山硬，當地政府強令都用它的產品，但這種好事不多，還得靠跑市場。一些號稱「計劃經濟重災區」的地區幹這種事就不太行，因為過去計劃經濟傳統太強，老想著政府照顧不想跑市場，所以經濟就差。這是對生產廠家而言，對整個國家麻煩可能更大。這過剩就是硬硬的過剩，你一個廠子如果市場幹得好還能解決問題，但整個國家來看過剩了再怎幺互相競爭怎幺搞都沒有出路的，就是硬硬的過剩。按照一些人的想象，過剩了就「按人發錢」，窮人還那麼多，只要發足夠的錢，需求自然出來了，怎幺會過剩？這不是不可以，但這就是「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又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了。這方面有一些硬的限制，連電都沒有，發電視機只能白佔地方。就算真的發錢把過剩問題解決了，各廠子長出一口氣，下回又給你整出一堆偽劣產品讓你解決銷路，這就是資源配置失效，還怎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的，經濟學家研究的就是這個，但沒有奇謀秘計，就得老老實實搞建設跑市場。

一個長期有效的法子是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有了基礎設施，有效需求就可以真實地增長，你就是用計劃經濟的法子銷售都可以解決部分過剩問題，不然全瞎。這是基礎設施最本質的意義，所以也是國家經濟的最重要的基礎之一。象印度再怎幺胡吹，它的基礎設施就那樣，需求能多到什幺程度去？每個有工作的人都在家裡弄個管家僕人什幺的，就這樣把第三產業弄到GDP的70%去，算是有中國經濟規模的三分之一，實際上肯定要差很多，因為真實的需求有上限。這也不是說在幾個地區弄些好基礎設施，外資就高興地來投資了，就解決大問題了。那也就是有限幾個地區消費需求能上去，全國大部分地區不行，整個國家也就不行，好多發展中國家都是這樣。中國政府幹這個還是有一套的，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近十年是歷史上提高最快的時期。連農村都有極大發展，三年的農村道路投資就相當於過去50多年。所以經濟增長是實實在在的。這不僅是因為搞生產需要基礎設施，需求也需要基礎設施。

搞基礎設施建設是好法子，但真要見效，需要長期持之以恆綜合配套規劃著來搞，所以不好搞，只能算是長期方針。你眼下就是過剩了，產品賣不出去廠子就要垮掉，怎幺辦？對中國來說，還有一條不錯的出路就是出口。你有現成的供給，或者有供給的產能，國內需求不足，那麼國外需求能夠補上來，也還是不錯的，可以實現良性經濟循環，廠子還就越搞越大了。

吳敬璉這個老頭為什幺江湖地位這個高？他沒有什幺英文雜誌的高級文章，這方面照丁學良的說法不值一提，根本不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但是他在中國政府里絕對是個頂級幕僚，丁學良八輩子也趕不上。吳敬連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很早就發現了南巡后中國的過剩危機，建議老朱提早進行出口布局，用國外需求解決國內的過剩問題。這相當有水平，因為中國過去都是短缺經濟，沒有過剩這回事，他能想到提前去對付過剩，很不容易。這不是說有出口導向政策就成了，得拿出實質的辦法。

老朱搞的是人民幣貶值、出口退稅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狠著。國際上正如我們在SWOT分析里說的在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本來與中國是關係不大的。如果中國自己封閉發展，或者自己弄得效率低下沒有競爭力，中國現在占著的產業現在就是到別的國家去了，全球經濟照樣分工布局。重新回頭看中國90年代初期似乎並沒有明確地意識這一點，但確實做了大量順應這個潮流的大動作，撈到了不少利益，有點歪打正著的意思。國際上其實那時也不知中國在搞什幺，只知道中國南巡了，過熱了，就等著中國啥時崩潰了。結果老朱把人民幣連著貶到了8.7兌一美元。後來還有出口退稅的政策，出口廠商競爭力更強。那時候東南亞各國搞出口火得很，國內也大蓋高樓，不少人發了，顯得比中國闊多了。還真就沒人注意到中國的大動作。可能因為當時中國處境真的很不好，國際上一片唱衰之聲，從政治角度分析中國崩潰的遠多於經濟角度的冷血分析。中國人自己也不知怎幺回事，不少人覺得人民幣靠不住了，上黑市10比1換美元都干。全球真是沒有人能想到中國的進出口居然會十年翻了五倍（1995年2800億美元到2005年的14000億），從90年代早期的十四位一下干到了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大國。

中國增長的還不光是加工貿易，而且一般貿易也同樣增長，兩者長期各佔50%。這加工貿易就是受攻擊比較多的、擔高科技虛名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組裝業務，簡單來說就是中國出些農民工擰螺絲掙個塊把錢工資，跨國公司運進部件來組裝一下打個Made in China不少就當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世界去了。這種加工貿易除了把進出口數字弄得虛高以外，對中國經濟的實質幫助就是那塊把錢的民工工資，對國內產業鏈的影響不多。稅收什幺的洋人做做賬把利潤留外國了你也收不到多少錢。一些中外人士就指著這個說中國的增長是虛假的，都是外國工廠炒起來的。但中國還有另外50%的一般貿易進出口。這一般貿易就不是加工貿易能比的了，主要生產環節在中國，各環節能夠創造很多需求，產業鏈長得多，對整體經濟的拉動很大。按照某種量化的估算，1995年一元加工貿易出口對應GDP增加值只有0.22元，而一般貿易一元出口對應的是0.89元（這種量化估算的具體數值往往含義十分複雜，前提很多，不能隨便亂用，但數據所支持的結論是有意義的。這也是對數據不熟的人特別容易誤解或者弄錯的地方）。

主要靠這兩招，一個抓銀行，一個抓出口，朱鎔基把中國經濟的大局穩住了，順利實現了「軟著陸」。但市場經濟最本質的主體是企業，企業到義要如何運營，這才是最關鍵的東西，這方面還有很多超級難題在等著。

（二十）企業效率問題

官辦經濟的核心難題是企業問題。外部條件基本穩定后，企業如何運作至關重要。朱鎔基用抓銀行與抓出口的兩手，在相當長時間內，給企業的改革與發展設定了支持性的框架。銀行收歸中央管理，那麼企業不能再把銀行當不用還的錢袋子，要到市場里去靠本事掙錢。有了出口這條路，市場就大了很多，企業的發展目標也明確多了，要主動去參與全球競爭。這就是官辦經濟里中國企業發展戰略的兩大方向，一是要面向市場以利潤為目標，這就是轉向市場經濟﹔一個是要面向全球市場，不能自我封閉，這是把市場的範圍界定下來，不是說就在中國搞個封閉的市場經濟，而是主動到世界經濟體系裡撈食。這個框架也是不停發展的，一方面銀行業的改革進展非常大，一方面加入WTO，以半開放國內市場為代價徹底殺入了世界市場。但方向是明確的，從來沒有退回去說不要利潤了搞計劃經濟，或者為了保護國內市場不要國外市場。這兩個方向還有一些理論爭議，以空對空地談是不是計劃經濟更好或者保護自己的市場更重要都可以，但實踐上因為已經取得的成績與進展，肯定不會變，想變的人結果就是靠邊站陷入自說自話的境地。

在這種框架內，企業的效率問題就是一切的關鍵。在計劃的框架里，效率並不是大問題，計劃是根據效率來的，無論效率高低都可以照干計劃經濟。一個廠子效率低一年只能生產10萬噸鋼，我要100萬噸鋼就開10個廠子，全國弄幾百家鋼鐵廠。發展到後來，鋼鐵廠數量比西方國家多一個數量級，單產就少一個數量級，總量世界第一是這麼來的。前蘇聯也差不多，造飛機材料不過關，我多生產些部件，從中間選幾個好的就能給戰鬥機用了，其它的廢了就廢了，反正原材料多得是。這種體制內效率也是會提高的，因為搞計劃的人也知道效率高了有好處，但提高就比較慢，因為不提高也還是有辦法搞，並不是很著急。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那就完全不同了，沒效率就只有兩條路，一個是靠保護生存，一個是破產或者被併購吃掉。你沒有效率，到市場上的產品性價比就低，就賣不出去，這個沒啥道理好講。而且效率本身還很殘酷，你只有做到前幾名才有活路，半調子似的比自己過去進步是沒有用的。能造什幺東西，解決了有無問題，不過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所以效率產生的壓力是壓倒一切的，市場經濟對效率的推動力毫無疑問比計劃經濟要強得多。

這也不是說就一定開放比保護好，市場比計劃好，也有反過來的情況，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好不好的標準不能含糊，就是比效率，這是世界潮流，逆之者亡，順之者昌。你可以去論證計劃經濟好，成就大，蘇聯或者中國可以造出衛星飛船，能造不少東西，所以很好。這種理論問題可以隨便，但實踐中只要是競爭，就一定是效率好的活的滋潤，沒啥道理好講，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你可以說，對某個產業，應該適當保護，甚至用計劃的辦法搞，邊保護邊自我提升效率，這樣效率最好，不能完全放開了用市場的方法發展。這是相當好的道理，核心是看效率。計劃經濟要是到達了理想狀態能夠干成什幺樣的效率不知道，反正中國蘇聯的計劃經濟效率是相當差的，這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70年代末，按照某種特定標準（如人均產量），在一些行業日本的生產效率是中國的百倍以上，中國100個人造的車日本1個人造了，美國農業的效率也在中國的百倍以上，100個中國農民種出來的糧食不如一個美國農民多。在國際貿易中，只要是兩大陣營有競爭的行業，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不是西方陣營的對手。這種狀況是無可辯解的，就是因為中蘇兩國的計劃經濟實踐在效率上失敗了。你可以說人們對沒效率地生活並不在乎，社會主義大家庭，還過得很高興（的確不少人喜歡這樣）。但地球政治本質就是競爭，沒有這樣的桃花源給你過精神生活。一方面你自己會出毛病，很多人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會來和平演變你，硬拉著你去競爭，你效率低根本檔不住。

從以上討論可知，朱鎔基要搞中國經濟改革，核心問題就是效率。以前搭了個大架子，但是沒有效率，競爭不過人家，老朱下決心把效率提上去到全球去競爭！這個大方向上老朱沒有錯，他用了很多辦法可以說是出盡百寶為此努力，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這一點上我確信歷史將會給老朱一個公道。某些辦法本身有很多錯誤，並不成功，這完全正常，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的宗旨就是操作主義允許失敗，實踐中也不可能有不犯錯的完美人物，肯定是多做多錯。有些辦法的確提高了效率，但就令部分人利益受損，這也需要具體分析。總體來看，老朱推動了很多的改革大動作，是相當進取的，中國經濟的運行效率有數量級的提高，與西方國家的效率差距由百倍前進到十倍以內（這也是按具體標準來算的，就是個進步非常快的意思）。

現在一些領域中國企業的效率已經相當厲害，別的國家不可能競爭得過的。最突出的是紡織品領域，中國造的是又便宜又好，能夠給中國貢獻一年1000億美元以上的出口。如果放開來競爭，那麼一定是中國把全球市場基本佔光，搞個2000億美元不成問題。這就是提高效率帶來的好處。你可以說紡織品來錢不夠多（實際上這是中國的利潤大頭，不可小視），不如造飛機掙錢多，所以要去造飛機。但是你佔住了紡織品市場再去想該不該造飛機，總比連紡織品市場都搞不定空想造飛機一步發達要好。

企業效率的數值描述方法多種多樣，經濟學名詞很多。但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大致就是企業各方面綜合效率的體現。中國的出口10年增長5倍，不是靠出口原材料，基本都是打出來的，根本原因肯定是效率提升。我們可以去具體看一下老朱做了些什幺讓中國企業的效率鳥槍換炮。

最重要的是大力引進先進生產技朮。老朱當政的時期，比從前引進技朮步子要快得多。這主要是因為老朱手頭的錢越來越多，引進技朮一會就形成生產力賺錢，賺了錢又去引進技朮，形成了正循環，一舉解決了資金問題。沒有資金問題，只有別人不願賣技朮的問題。可以質疑說，引進中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吸收引進技朮自主研發有重大缺陷，這是相當合理的疑問。但老朱至少做到了正循環，引進技朮從總體上還是相當值得的，並沒有白花錢。就我較熟的幾個領域，生產技朮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小時候很熟悉的一個單位是個6000千瓦的發電廠，好幾百號人佔好大一塊地，現在想想都恐怖，這效率低得太嚇人了。後來都拆了，新上馬的電廠一般就是30萬千瓦一台機組，用的人反而少很多，效率提高50倍不止。30萬、60萬千瓦的機組，不少就要到國外去引進。但沒有不引進的道理，不能等國產機組研發好了再上（後來國產機組也慢慢趕上來了），不然你一噸煤發的電就是要少很多，燒一噸就虧一噸，一個大電廠一天就是上百節車皮煤。沒有電你發展慢了，其它生產也受影響。發電領域的情況和過去相比真的是新舊兩重天，如今應該說與西方的差距不算大了，想想從前白白燒掉多少煤。現在印度想要發展製造業，我覺得它要吃大苦頭了，想把電力生產技朮弄到中國這種水平，它得折騰死，它那產品的電力成本不可能低的。這種例子多得很，我想讀者一定有比較熟悉的領域，歡迎現身說法提供材料共享。

另一個是「減員增效」。這裡主要指的是製造業，目的是為了提高效率，效率是最關鍵的。減員是手段，是因為過去實在是人太多了。你引進先進技朮也罷，自研技朮也好，人多的話效率還是高不上去。對這個問題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消極的理解，說你減員了，人下崗了，沒生活來源了，社會亂了，你製造業大發展，還加入WTO，結果反而製造業就業人口從9000多萬掉到了8000多萬，得不償失。另外一種是積極的理解，減員了，社會用更少的勞動力就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減掉的人也是寶貴的勞動力，可以去從事其它的行業，又進一步創造更多社會財富。從近年來的發展看，政府是按照積極的辦法去實行的，就是「創造」就業機會（每年創造的就業機會都是絕對世界第一），而不是象過去那樣把人塞進工廠人浮於事。具體實踐辦企業的人會怎幺做是不言而喻的，強要不減員就是大家一起拖死。製造業市場競爭是沒有道理好講的，你效率不行就完蛋。製造業的原則一定是減人，減下來的人到服務業去，只有總量大大擴張的情況下製造業才可以增人（90年代以後也有幾次這樣的情況發生）。因為製造業的就業減少所以要控訴，是不折不扣的外行話，用機器替人幹活是硬道理，應該看社會總就業。服務業確實是人太少了，要大力發展，這個暫時不用講效率，有工作的人能一人請一個下崗的來家裡做家務最好了，可惜中國人不喜歡這樣做。

另一個是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單個企業的生產技朮可以快速進步，人員可以大幅減少，這是效率提升的大頭。但某些關鍵環節，還得看社會基礎設施。水陸空交通不好，電力供異不足，廠子原材料或者部件運不進來，產品運不出去，沒電也開不了工，本廠的生產再有效率也不行。電信不行，網路不發達，企業市場反應就慢，效率也很受影響。這方面不能靠企業，得由政府包搞。中國政府這方面相當厲害，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優勢在於干項目，比發達國家還厲害。中國五年建的比美國西歐三十年建的還多（發達國家不少地方修工程慢吞吞的）。照現在這個搞法，基礎設施趕上發達國家沒有任何疑問，只是時間問題，連農村都已經放到計劃里了。一年年那麼多鋼鐵水泥出來，不是吃乾飯的，最後就是國家大變樣。這方面是官辦經濟相對於其它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最大優勢，中國有這樣的優勢原因很多，如土地國有，也有一定技朮。總之外國人實在是怕了。一些看不順眼的外國人說中國建基礎設施「沒有效率」，建出很多壞賬來，最後維持不下去，總會出事的。這方面是屬於沒想通，建基礎設施的壞賬是不怕的，因為可以通過搞生產撈回來。基礎設施本身是三十年還是五十年的還款期甚至根本就當公益事業都不要緊，社會生產發展了就不是問題。在基礎設施上弄些壞賬，是「健康」的壞賬，遠勝過維持低效率企業弄出的壞賬，那個會要命。這就好比人去體育運動鍛煉身體會弄出些皮破外傷，但這好過整天吃了不動混身虛弱。例如江西90年代整了幾個大電廠，結果自己工業不行電力需求不足，全國電力過剩往外賣也沒指望，眼看那幾十億的貸款怎幺也還不上就要壞賬了，連維持運行都會虧損。可是沒過兩年就是全國缺電了，效益一下就上去了。

最後就是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一樣的條件，都引進技朮，都減員，都用一樣的基礎設施，競爭起來國企一般就是搞不過私企外企。問題在企業內部運作差異上。這也不是說國企就是些壞人在當領導，搞不過為乾脆為自己乾的其它所有制企業，原因很複雜，國企包袱多，國企任務重，國企交稅多（或者說不如外企私企會逃稅）。這個是實踐結果，找原因屬於理論問題，反正國企就是出盡百寶提高效率，也還是拼不過（不是沒提高）。最後，就有兩種實踐出來的法子比較通行管用。

一種是搞壟斷，這個是中央的終極法寶，地方上也經常用。電信運營業務，利潤是以萬億人民幣計的，中央搞幾個壟斷國企自己吞了，還包裝上市直接撈現的。還有石油、電力等能源工業，都是壟斷利潤，中石油是亞洲盈利最多的公司，二百億美元。還有銀行業保險業也是如此。這種穩打穩的利潤，中央不搞什幺市場經濟的，中央是也是經濟人，能撈的都划拉到自己賬下。這種產業我總結叫作「現代產業」，特點是搞起來就賺，原來是市場空白，相當於印錢搞產業，沒有任何風險。外國人在中國入WTO時討價還價，盯的就是這些產業，要中國開放這些產業，的確是有肥厚的利潤。中國答應的是「開放」，不是說就把產業白送人，而是說讓外國人來競爭了，這樣，壟斷程度就不是100%了（也還是高度壟斷），外國人如果想出辦法來競爭了（中國這邊電信聯通中銀什幺的已經全國布好點佔了地利），能撈到不少，中國政府和外國人合資各佔50%一起撈，大把利潤肯定還是有保障的，是不是比自己獨吞多就要看競爭提高效率多少了。郎咸平指著這種壟斷公司說國企效率高，遭到了一致的批評，是他的一個大硬傷。

另一種是搞新型國企。從股本結構來看（中國所有公司從名義上都轉成了股份制），國有股法人股是絕對大頭，所以實質是國營公司。也不壟斷，還是參與社會競爭的。經營機制上，就依靠歷史機遇或者有「能人」整了幾把的因素，佔了一定的市場，有了一定的本錢，也有一定競爭實力，雖然有國企的缺點，也不是說就活不下去了。這種國企一般都是地方上的寶貝，地方上明裡暗裡會有一些資源支持，是官辦經濟里的一分子。它們比從前進步了很多，通過改製成了比較純粹的企業，不是過去那種一個企業一個社會，知道去跑市場了，也有一些有遠見的去搞技朮，但總的來說還是有很多缺陷，是官辦經濟的大缺陷之一。中國上市公司不少都是這種新型國企。

如果這兩種法子行不通，這國企問題就要了命。中國政府說「抓大放小」，就等於是說，除了前面兩種法子，其它救國企的辦法都失敗了。如果社會問題嚴重，可能「放小」的步子就慢點，但最終政府是不會去救那些失敗國企的，從心裡都放棄了。最後的結果肯定是「賣」。這是實踐的選擇，有時連賣都賣不出去。不實踐干國企，可以說怎幺怎幺救，怎幺說都行，說把外資全趕跑的都有。但中國是官辦經濟，各地政府是經濟人，不是理論家，看著爛國企一年年沒效益還得往裡投錢維持，那心裡能煩死，也就是沒人買，或者工人要上街，不然早扔了。種種「高明」的理論實踐中根本不濟事，沒人聽的。這也不是說政府官員「短視」造成的，政府官員整了許多年官辦經濟一般還有點子實踐經驗，有一些事務上目光短淺肯定是有的，但種種脫離實際的理論全國沒有一個官員會有興趣的。也不是說光左派的主意沒人聽，右派徹底自由化的法子也沒人聽，管用的是中國政府實踐出來的一些土法子。

國企就是以上三個結局，壟斷肥得流油，新型國企抓住機遇佔據市場先機也還能混，剩下的等著破產賣光，我確信不會有變了。從數量上來說，原來38萬家國企，可能就數千家能活下來。中央抓住利潤最肥的一二百家大型央企，國資委還在地方企業占股。地方上各有若干骨幹國企當寶一樣，並不是某些人說的仇恨國企非要私有化。剩下的愛怎幺的怎幺的，反正怎幺整都那回事。總量上，國企還是炒肥了。國資委發了，手頭企業利潤一年就是6000億元，理論上都是中央的，分不分紅另說，掙錢是實在的。壟斷利潤不是你市場經濟倖幸苦苦掙錢能比的。因此，其它爛國企純粹就是包袱，全不要了也不會影響中央發大財。

那些爛國企，是官辦經濟的犧牲品。從整個經濟結構上來說，是不斷被私企民企外企等其它成分的企業代替，所以也沒有造成多大動蕩。廠子破產了，工人下崗了罵罵娘鬧一會兒，領了遣散費大部分還是到私企民企外企混去了。真鬧起來的，是困難地區找不著工作吃低保的。政府弄些鎮暴武警，再安排點子錢不讓人餓死，也就對付過去了，不跟你講啥子良心。政府是經濟人，你不鬧得它生產干不下去沒法撈錢了，它憑什幺管你？官辦經濟只講利益，不講良心的，和「官」講「道理」肯定是被當成SB。現實就是如此，接不接受都沒法改變，搞經濟不是幹革命，理想主義靠邊站。不要看現在好象中國亂得很，到處都是犯罪分子一樣，其實是超級穩定的。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政府，根本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對手，可能世界上其它國家執政黨都換一圈了，中國還是共產黨政府千年不死一樣地混著。美國人搞和平演變都不知如何下手，中國政府好象混身是破綻但就是和資本主義一樣「垂而不死」。

老朱整了十年，付出很大代價且不提，中國企業的效率是實實在在的整上去了。國企都有很大進步，民企私企更不是吃乾飯的。地方上又搞了一些創新，如「塊狀經濟」，就是自發形成的產業聚集，外資也來扎堆轉移產業搞出產業聚集，這很重要，但是與老朱關係不大。至於一些貶低中國經濟的內外人士提的「不要環保」，「隨便開除工人」，「工人勞動條件差時間長」，這進一步增強了中國黑心企業的競爭力，但不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我自己就知道一些企業，從事媒體上所稱「血汗工廠」乾的行業，但其實對工人待遇不算差，住宿餐飲福利都好，工資也不算少，但競爭力並不差，並沒有被「血汗工廠」給擠垮了。中國的效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是我上面分析的幾大頭，「血汗工廠」並非關鍵。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也不少，一些紡織企業就如此，但是技朮等綜合條件實在差中國太遠，效率根本不行，還是會被中國企業擠垮。

國際經濟環境里就是這樣，企業有管用的綜合效率了，世界市場那麼大，掙錢不成問題。老朱抓住了企業效率這個綱，中國政府真的富了。當然，官辦經濟的主體是政府，富的是政府，不是人民。

（二十一）窮政府

政府搞改革開放的初衷，或者說推動力，的確有相當程度是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現在一些人稱為「改革黃金時代」的80年代初期，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確實有實際性的提高，這是得到一致公認的，是改革開放前期矛盾較少的主因。這一段時期政府的財力，卻處於相當尷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國際上沒有錢。外匯儲備到90年代早期也不過一二百億美元。和美國結夥對抗蘇聯時，美國人說你出個把億美元，我乾脆幫你把戰鬥機的電子系統全改造了。但那時就覺得美國人黑，要錢太多。其實現在來看這點錢真不算啥，買個預警機都不夠，就是那時沒錢不大敢花。另一方面，國內也沒錢。到處都要花錢，預算做起來是捉襟見肘。老鄧出頭把國防科研等經費砍了很多，先顧著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現在有人一邊罵鄧小平壓國防，一邊又說老毛有錢留給老鄧改善生活。其實就是二難選擇，錢就那麼多，無論怎幺做都是壓這個保那個。那時還是計劃經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並非象宣傳說的那樣弄些「好政策」就做得到。除了靠糾正過去對誰都沒好處的極端政策（如讓農民搞副業），還得靠真金白銀地預算傾斜。因為窮，想弄點錢搞改革，印了一些錢，就「劇烈」通貨膨脹了（其實不算啥，老百姓沒見識過，買一澡盆肥皂放家裡），是動亂的原因之一。那時候貪污犯想弄點錢都不容易，到處都是計劃里的錢，不好弄。我印象中確實覺得城市建設很慢，跟後來沒法比，這都是因為沒錢。

為什幺國際國內都沒有錢？國際上沒錢，道理很簡單，一是賣原材料弄不到多少錢，二是沒有按比較優勢掙外匯。中國到是肯賣原材料，原油木材煤都賣過。但是中國資源不多，這樣做弄不到多少錢，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十個大慶」夢想破滅了。這第二個，就很值得說一說了。按比較優勢掙外匯，就是你生產的東西有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就能有來錢的路數。一些國家賣原材料可以算是比較優勢，但中國肯定不能把賣原材料當比較優勢。中國也還是有比較優勢的，十億人，還有一定工程技朮實力，這勞動力配上工程師一定有不少類別的商品生產是有國際競爭力的。但以前就是因為封閉，沒怎幺去做。香港這麼小個地方按比較優勢發展起來了，開始也不過做一些低檔的加工業。你有從長計議的宏偉計劃，不能全國都按比較優勢干，但分很少一部分人去用比較優勢去國際上掙錢，總沒有太多困難，掙來外匯了還可以幫助全國干大事。1973年代陳雲又出來工作，建議搞些手工藝品出口，就是這個思路。但以前就是管得太死了，農村資本主義尾巴都要割掉，根本就是太政治化。其實美蘇封鎖也不是說就完全封鎖，搞些優勢產品出口還是有門的，後來外交破局完全可以搞出規模了，但自己沒想到。最後搞得靠賣原材料換外匯進口技朮設備，也弄不到多少錢，後來外匯不夠都不敢進口了。好幾億農民在田裡混工分，香港農民比深圳農民收入高一百倍，都是一樣的中國人，這還怎幺讓人相信社會主義？你說要忍耐等全國建成四個現代化，好多深圳農民已經忍耐不住逃到香港去了。社會主義國家忍耐不住基本和平演變了。

我認為這是一個無可推諉的失誤，哪怕分出一千萬農民來國際市場搶活都要好得多。難道還少這一千萬農民干四化？那段時間，世界經濟發展很快，周邊國家與中國內地明顯拉開了差距，城市外觀也好，居民收入也好都進步很大。所以說中國錯過了一次經濟機會，指的就是這個。說句實話，如果那時中國去與四小龍搶國際經濟機會，哪有後來港台商人到內地欺男霸女的事？當然這是馬後炮，中國在政治運動，沒人去想這種事，就是想到了，誰提這個不被打死才怪。

有些人幻想搞技朮搞著搞著一步登天忽然就發達了。這都經不起實踐檢驗，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日本韓國都是從把簡單的東西賣到國際市場上做起，後來才技朮進步走向發達的。把話說明白一些，從簡單做起一步步接受國際國內市場檢驗更容易形成技朮開發與經濟收益的正循環，是以戰養戰。只要人肯奮鬥，一路技朮進步伴著經濟發達就成功了。不靠侵略剝削其它國家的話，這是後進國家走向發達的正路。不接受市場檢驗搞「自己給自己創造需求」的技朮積累，比啥也不幹光賣資源要好，但不如市場導向的技朮進步合理。特別的麻煩在於，技朮積累與經濟收益無法形成正循環，得從其它地方壓榨資源投入到技朮積累里。

現在有一種理論，說壓榨農民收取農業剩餘給工業積累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在某種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一窮二白，開始只能這樣做。但這種理論的極端錯誤在於，忽視了其它掙錢手段的作用。靠農業積累是最慢的方式，因為搞農業實在不是來錢的好方法。如果有條件了，一定要發展工商業，有條件出口商品一定要搞，還要盡量創造條件去搞。在國際上佔住了一個產業，哪怕就是做最次等的衣服，也比種田的積累要多得多。陳雲就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堅持要搞一點出口搞一些工商業，他其實只是要求鬆動一點點，可惜連這也做不到，老毛讓陳雲長年靠邊站。結果中國多年來都是農業工業兩頭轉，沒想到靠其它方式去積累掙錢，全國大多數勞動力在地里做著收益不大的工作，後來都幹得沒精神了。七億人種地和六億人種田的糧食產量能有多大區別？工業吸收不了足夠就業人口，不能發展其它產業么？弄些手工藝人搞點三產對經濟能有什幺壞影響？非得把人限在農村，連知識青年都要到農村去討口飯吃。現代社會能夠創造巨大財富的商業，在中國變成了計劃經濟里無關緊要的分配環節。這都是過於僵化的錯誤，哪怕你就是干計劃經濟也可以靈活一些，干陳雲的鳥籠經濟都會好得多。什幺辯解的理由都不管用，就是犯了僵化的錯誤。

就這樣弄了快三十年，結果國家還是很窮，政府窮，人民窮。老鄧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實在是非常痛心的。人民窮一百倍，這麼大個國家的政府靠賣資源掙外匯，還怎幺跟周邊的資本主義斗？現在一些人對以前的經濟建設進行美好的空想，要為犯了極大錯誤的僵化經濟政策辯護，這是不知最基本的經濟道理。

痛定思痛，老鄧還是整出了辦法，政府先變成了全球頂級闊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