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鄧小平等走資派們在各種公開場合開口閉口說"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  對文革一會兒說"出發點是好的,  一會兒又全盤否定。篡改醜化文革是"一場浩竊"、"一場動亂"、"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肆意詆毀與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行採取放縱的態度。

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甚囂塵上。後來因"賣狗肉掛羊頭"要露出真相時,  鄧小平又玩弄起慣用的兩面派手法,  一方面發表了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狂犬"不改革就下台換人"、改革的步子要快要大"。等老百姓醒悟時為時巳晚，到時資本家階級形成要變也難。這就是鄧小平玩弄的歷史虛無主義,  這個禍根不除以至到今天就更難除。後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惡性發展，是以此為起點的。以至到了都是些"共產黨"體制內的人在共公平台公開揚合明眉張膽醜化抹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英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工人、農民。

這裡不講別的就說文革的人口流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共八次，百萬紅衛兵。經濟上：百萬紅衛兵的交通，住宿，吃飯全免費。組織上：紅衛兵由各學校選出代表去參加上天安門受毛主席接見，學校領導老師沒有參與決定誰去做學生代表。全國各地百萬紅衛進北京，沒有大批警察，沒有保安，沒有特警，沒有城管。只有少數解放軍戰士代表也是去參加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紅衛兵們都自覺遵守各項紀律。天安門廣場上沒有亂扔任何垃圾雜活。這種情境就如同如今的毛澤東故鄉韶山的毛澤東廣場上參加的人民，自覺遵守各項紀律。這就是信仰毛澤東思想的人民，不管是當年的紅衛兵，還是今天的工農兵都有高尚的人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綠軍裝，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將紅衛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認了自己是紅衛兵的總司令。林彪臂戴著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發表講話。他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來也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對各地紅衛兵來到北京表示熱烈歡迎，肯定了全國「大串聯」的行動，號召全國各地的大中學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來。　　　　

全國各大報紙都以大量篇幅報道了「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動。北京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除「四舊」，掀起了浩浩蕩蕩的破「四舊」高潮。破「四舊」過程中，打人抄家之風迅速風行起來。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公然鼓動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這給紅衛兵運動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紀錄片《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在全國放映，紅衛兵運動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轉發了公安部《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報告，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受鼓動的紅衛兵膽子更大了，到處揪斗走燙派。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以後，全國各大城市紅衛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紛紛走上街頭，大破「四舊」。紅衛兵破「四舊」運動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北至哈爾濱，南到廣州，東起上海，西至烏魯木齊，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多數的中等城市都開始了破「四舊」運動。

現在人們眼光不同了，你有機會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會對你肅然起敬，反而會笑你『不中用』。」對於這樣的「指摘」，我感慨萬千，也只好以玩笑的口氣回答：「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的話，我也會守身如玉，坐懷不亂，金銀財寶總不能比人格和尊嚴還貴重吧！」　　　　

人們從一些文藝作品中經常看到的是：一群身著黃軍裝，戴著紅袖章的「土匪」式的紅衛兵揮舞著拳頭，雨點般地砸向受難者。這樣看待紅衛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們沒有經歷過文革，尚可諒解；如果參加了文革，就是不講作家的良心。　　　　

一位當年的紅衛兵說得好：我們的青春付過血的代價，正因為如此，它才無比絢麗多彩，充滿生命的啟示。今天的青年可以體會激烈競爭中的興奮，可以體會愛情的融融溫暖，卻難以體會那種廣闊深遠的意境以及內心難以遏制的衝動和豪邁
　　
毛主席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我們僑中的第一批紅衛兵代表參加了1966年的國慶觀禮，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見紅衛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僑中很多紅衛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見、檢閱。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辦公室請示，被批准后就著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1966年9月18日，我帶領僑中115名紅衛兵代表，從海口秀英碼頭乘船出發，開始了北京之行。

1966年國慶節那天，北京晴空萬里，天高雲淡，令人心曠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員的安排，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登上觀禮台西一台，我按觀禮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這時我發現，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親。她就是張思德的母親。張思德是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里所說的那位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範。我身旁還有一位穿著海軍軍裝，胸前佩戴著一排排勳章的人物，原來他就是「八·六」海戰中的傳奇式的英雄麥賢得。麥賢得是解放后湧現出來的全國戰鬥英雄。在慶典開始之前，我不停地與英雄、英雄的母親親切交談，向他們問候，向他們表示敬意。　　　　
　
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指責他們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革命，鎮壓群眾。於是，全國立即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僑中的校園很大，有500多畝。為了讓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學校邊緣的空地上辦起了學校小農場，有一口魚塘，小茅屋是看管農場的工友住的。文革開始后，農場也荒廢了。這裡遠離教學區和宿舍區，很少會有人到這裡來，所以相當清凈，確實是避難的好地方。住在這裡，我想起了當年列寧在革命低潮時，曾經在芬蘭鄉間的小木屋居住，過了一段清凈安定的日子，我現在的情形，也有一點那種味道。在那段日子裡，我靜下心來反覆學習《十六條》，學習毛主席著作，還看了很多文革的資料、傳單。我反反覆復地思考著自「文革」開始以來所經歷過的事情。

偉大的先賢孟子曾說過一段至理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現在的困境不正是對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驗和磨練嗎？想到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靜下來。　　　　

各個學校的「校文革」陸續被砸以後，同學們紛紛走出學校，走上社會，組織起各種各樣的造反組織。那時，海口的「總部」、「司令部」、「兵團」、「戰鬥隊」等等多到滿大街都是，「團長」、「總長」、「司令」等隨處可見，比經濟大潮時的「公司」、「集團」、「會社」，「總裁」、「董事」、「老闆」還要多得多。

不同的是辦公司、建集團要登記、註冊，要上級主管部門批准，而紅衛兵的組織不需要誰來批准，只要想干就獨樹旗幟，自立門派。整個海口山頭林立，遍地「總部」。那時候，當頭頭並不是什麼很難的事，你只要有一定的號召力、凝聚力，敢出面、敢帶頭，能夠聚攏起一幫人，拉起一支隊伍，樹一面革命的旗幟，叫一個響亮的名字，發一份火爆的宣言，佔一處棲身的住所，再置辦一些寫大字報、印傳單、刷標語的必要家當就成了。各個「總部」各行其是，同學們各隨其主。

中國經歷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會動蕩時期總會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樹旗幟，立山頭，當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闖蕩一番。封建宗法觀念體現在紅衛兵里是對頭頭的絕對服從，這是愚盲、迷信的擴展，是對強權的不自覺的依附。當時勢力較大、較出名的組織有：「紅總」（海南教師進修學校謝××當頭）、「紅海司」（僑中何××當頭）、「海口三司」（僑中李××當頭）、「小聯司」（一中王××當頭）、「516兵團」（僑中陳××當頭）、「紅東三司」（海中辜××當頭）、「海大總」（海口勞大林××當頭）。後來，工人、幹部隊伍中也相繼產生不少群眾組織。　　　　

鐵桿保皇  人性至上 圍繞當權派，或斗或保，磨擦出火花，這是第四幕《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麼是當權派？顧名思義，帶「長」字的是當權派，各單位的領導是當權派。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衝擊上海市委大樓，造上海市委的反。該矛頭直指陳丕顯（中共華東局書記）、曹荻秋（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長）、魏文伯（上海市委書記）。這時，全國各省、市造反派都起來造本地區、本部門領導的反，將他們一律稱為走資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燒省市委，萬炮齊轟走資派」的大標語。一些造反派還在本地區黨政機關的辦公大樓門前貼上對聯標語：「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一幫混蛋」。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奪了市委、市政府的權，《人民日報》大肆宣揚，稱之為「一月風暴」。風暴很快刮遍全國，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組織衝進海口市委、市政府辦公大樓宣布奪權。被奪了權的當權派面臨的是造反派的隨意批鬥，甚至是隨意打罵，有的還面臨生命危險。

文攻武鬥  動而不亂 爭權較量，日趨白熾，不擇手段，全國大亂，這是第五幕　

1967年初，當造反派奪了各省市、各地區、各部門的黨政大權以後，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決策，派解放軍對地方實行軍事管制，以防地方的黨政大權被一小撮壞人篡奪。海南、海口兩級黨政機關被奪權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開始對地方實行了軍管，開展「三支」、「兩軍」工作（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

1967年7、8月間，全國文化革命形勢的發展千變萬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一時間，烽煙瀰漫，殺聲四起，令人眼花繚亂，目瞪口呆。許多地方出現了群眾組織搶奪解放軍槍支的情況。　　　
　
7月20日，九省通衢的武漢爆發了「7·　20」事件，對立的雙方打得不可開交。
　
8月4日，上海「工總司」向「聯司」發起了武力進攻。

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武鬥事件。面對這種嚴峻的局面，毛主席發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提倡：「要文斗，不要武鬥」，極力遏止洶湧澎湃的武鬥浪潮。但武鬥的列車長時間難以剎車。

1968年初，儘管權力較量已初見分曉，但全國各省市、各地區，派別之間仍然爭鬥不休。面對混亂局面，中央決定：組織全國各省市、各地區群眾組織負責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各自鬥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聯合。於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總理派出總理專機，從北京直飛海口，接我們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眾組織頭頭約40人左右參加那個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還有海南軍區司令、政委，各市、縣人武部部長、政委以及海南駐軍其他領導。　　　　

赴京那天，由於派別之間你死我活的對立情緒所致，從總部到海口機場幾公里的路程，卻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那是因為複雜的原因，導致我們幾經改變從總部到機場的路線。結果，當天晚上才飛到北京，我們被安排住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當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接見我們。一開始他就狠批一頓：「周總理派專機到海南接你們，還要花整整一天的時間你們才來，簡直比當年『三顧茅廬』還要難！你們是怎麼搞的？」接著，學習班辦公室通知說江青請我們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當時的北京已經進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裡卻一直是熱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觀禮台參加國慶觀禮，時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參加學習班，還坐上總理專機，這一切對這個農村出身的窮孩子，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