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內容與形式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內容與形式





農村人民公社曾經是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制度體系和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方式。當年毛澤東極力「推廣」人民公社並將它設計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凝結著他對中同農村發展的深遠思考和價值訴求。這種訴求在於，通過全新的制度安排，集工、農、商、學、兵於一體，統籌農、林、牧、副、漁，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尋求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改造傳統小農社會，使廣大農民共同富裕起來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國民文化素質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毛澤東在賦予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位一體」綜合功能中，十分重視「學」，即公社辦學。在他看來，在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奠定了新中國發展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和經濟基礎之後，接著要進行的是技術和文化方面的「革命」。農村人民公社大辦文化教育，以「能者為師」，開展識字掃盲，辦業餘紅專學校，辦幼兒園、小學、中學特別是農業中學，乃至辦農業大學等，使人人有書念，不僅提高了廣大農民科學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而且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內容與形式。

首先，開展識字、掃盲運動。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農村發展的需要，毛澤東提出要組織農民學文化，在農村開展掃盲工作，並要求在教學內容、形式和時間上都要切合農民的實際。農業「四十條」提出：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12年內，基本上掃除青年和壯年中的文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時間內，全國基本完成掃除文盲的任務。據此，各農村人民公社號召在校學生和一切識字的人都參加掃盲工作，培訓民師，組織志願掃盲工作隊，突擊編寫、印刷、出版掃盲識字課本，大力開展掃盲運動。

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間，山東省共掃除青壯年文盲370萬人，1965年全省共有掃盲班學員261.5萬人，摘掉文盲帽的有21.3萬人。儘管當時存在急於求成、浮誇等問題，但掃盲力度之大，普及面之廣，可以說是達到了教育下移、教育平民化的目的，幾乎讓所有農民，無論青少年文盲，還是中老年文盲，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機會。

其次，開辦幼兒園，普及小學，舉辦初中。毛澤東強調．：農村辦學應當採取多種形式，除了國家辦學以外，必須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允許私人辦學，以便逐步普及小學教育。

據此，人民公社開辦了大批農村小學、幼兒園和託兒所，並儘可能舉辦初級中學，使農村人口受教育機會大大增加，適齡兒童大都被送進學校接受教育。

山東掖縣（今萊州市）西由公社1963年兒童入學率比1958年前增長了30%．基本上普及了小學教育；學生總數由1958年時的88名增至556名。

安徽霍丘縣夏店公社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兩條腿走路的方針，1958年秋辦起民辦小學32所，吸收了1570名學生入學，普及了當地的小學教育。

湖北省荊州地區高坪、黃龍兩個公社通過建立教育網，並「把學校辦到了貧下中農的家門口」，在147個生產隊都開辦了幼兒班，上幼兒班的3-6歲兒童達3040名。

此外，許多地方還興辦了耕讀小學。如江蘇句容縣大卓人民公社，1964年辦起了47所耕讀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85%。同年，江西南昌縣也興辦了許多耕讀小學，使90%以上學齡兒童入了學。

再者，興辦農業中學。

1957年3月，毛澤東分別同各省市委宣傳部長和七省市教育廳長談教育工作問題，毛澤東說：中學辦在農村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后可以回家生產。

1958年9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這是一大改革。動員群眾力量辦農業中學，使不能進普通初中的小學生畢業生都能升學，至今看來仍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毛澤東：「農業中學可以把幾十萬幾百萬小學畢業生，訓練成工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技術力量」。

由此，大多數農村人民公社都舉辦了農業中學。如江蘇省在1958年春季辦起了6000多所農（職）業中學，入學的學生達30多萬人。這些農業中學大都是依靠群眾解決校舍設備問題，如獻工獻料，送農具、校具等。

農業中學在創辦之初，便顯示出對於農業生產、推動技術改革方面的促進作用。全省農（職）業中學共種38844畝高額豐產試驗田，開辦各種小型工廠12340個。學生邊學習邊勞動，在掌握了某項技術后，馬上向社員推廣，農業中學成了農村革新農業技術、推廣先進經驗的重要平台。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肯定了農業中學的重大作用，要求採取各種有效方法培養農業中學的師資、因地制宜學以致用地編寫教材，並且明確指m農業中學是一種職業學校，與普通中學擔負著不同任務，兩者發展並重。

最後，建立業餘紅專學校和農業大學。紅專學校是為掃盲畢業學員升入高一級學校而設立的一種政治、技術、文化「三合一」的學校，屬成人教育、工農業餘教育的一種形式，縣、公社、大隊都辦，學制有長短，由學校自行掌握。

學校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集中生產、食宿，白天勞動，晚上學習，實際是生產專業隊性質。

二是基本上半工半讀，學員文化水平不一，辦學也不正規。

三是縣辦的較正規的農業學校，半工半讀，多數與縣初級農校、農場、拖拉機站合併，學員文化水平多在高小以上。

公社舉辦的大學一般為業餘大學，如人民公社辦業餘大學的「開路先鋒」——河南省孟津縣的翟泉紅專大學，吉林省延邊朝鮮民族自治州的黎明農業大學等。

據《光明日報》報道，到1958年10月1日，廣大農村中的紅專學校和紅專大學已達34.9萬餘所，有2000餘萬人在這些學校里學習。

山西省辦起業餘紅專學校和文化技術學校共23653所，入學人數達200萬人，紅專大學7478所，入學人數近129萬人。

1959年冬，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以適應農業機械化的要求。誠然，在辦學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如不顧客觀條件限制一哄而起、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但從效果看，當時的紅專學校和業餘大學在提高群眾文化和思想水平、推動農業生產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其既勞動又生產、就地取材、能者為師的做法是適合當時實際和需要的。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負載的價值。

首先，「靠文盲建設不起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後，「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據統計，各級各類學校在校生僅佔全國人口的5.6%，學齡兒童入學率只有20%左右。

毛澤東在會見斯諾時談到：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

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毛澤東借用列寧的話說： 「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

因此，普及和加強文化教育，是社會主義建設大業當中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公社的題中之意。各人民公社的章程或簡章中，對於文化教育都作出相關規定，如七里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十四條規定：16歲以下的男女兒童必須在學校學習，要使社員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喳岈山公社試行簡章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其次，農民「迫切地要求學文化」。

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在過去長期的封建制生產關係當中，地主階級不僅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而且還壟斷了教育與文化。

因此，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

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就有這種可能了。

而現在農民有了合作組織，有了人民公社，就更「因為經濟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學文化。」

這種經濟上的需要諸如：

要合理建立生產隊賬冊、搞好集體經濟的財務，就要懂簿記、會計。

有了電，就要有人會操作和掌控。

要消滅農作物的病蟲害，就要有人會使用農藥，等等。

並且，由於人民公社是多業同展的較大規模組織，其經營管理需要各類人才。

再者，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

人民公社的建立，為農業機器的使用提供了組織條件。

而農業機械化的實施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拉水機、拖拉機、運輸和加工機器等等，從這些農業機械的操作、維修到改進和研製，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學技術知識。

並且，在人民公社組織當中，要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科學種田以及實施農村計劃生育、移風易俗、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等，都需要文化。

而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教育是基礎，這就對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農村人民公社辦「草根教育」，是毛澤東思考農村問題的十分重要一環。

再次，教育事業是公社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不僅對公社辦學寄予厚望，並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了規劃：「在教育方面來說，每個基層單位將有自己的初等學校、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推薦的《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對公社的教育發展作出了更詳盡的設計。

簡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務是管理本社範圍內的一切工農業生產、交換、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務。

為此，必須多快好省地發展農業、工業生產和文化教育事業，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縮小鄉村和城市的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

毛澤東對發展教育的規劃是：公社實行與勞動密切結合的普遍義務教育。要普遍地設立小學和業餘的補習學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學齡兒童都能夠入學，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小程度。

毛澤東要逐步做到每一個大隊建立一個業餘農業中學，使所有的青壯年都能夠補習到高中程度。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建立適合公社需要的專科學校或者大學。

農村人民公社辦學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掃除文盲、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面獲得了很多寶貴經驗。人民公社時期中國的教育水平，或者說是農村教育水平達到了同等經濟水平國家中少見的高水平。

據統計，1980年中國小學入學率為94%，初中入學率為73%。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83%，初中入學率為30%。73%的初中入學率大約低於發達國家（通常在93-80%之間，但義大利當年為70%），低於同期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通常與西方發達國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蘇聯達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韓國(78%)，中國高於所有現在所謂新興市場國家（大約在30-50%之間），更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15 -30%)。

可見，中國在人均GDP並不高的時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與印度相比較，印度的高等教育優於中國，但民眾受教育程度遠遠落後於中國，中國有著識字率較高的民眾群體。在有著龐大農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當低的國度取得這樣的成績，這不能不說與當年人民公社辦學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