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文革《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貫的教育方針，理論和實踐結合也是裴斯泰洛齊、盧梭、杜威等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家的教育主張，殊途同歸，他們從不同的立場上揭示了教育共同的基本規律。

毛主席曾經指出「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合作社也是學校，要好好辦。」

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家杜威倡導「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和「從做中學」，反對「師道尊嚴」和杜威倡導的「兒童中心主義」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加拿大一所大學五年制中二年學理論三年實習在公司。如今還在這樣做。上大學沒有集中「高考」。以平時成績為依據上大學的。

《文革》的教育改革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任務的，而各行各業的職業教育與發展生產力最為密切。《文革》的職業教育加大發展。在「文化大革命」的《改》時期，全國的中等職業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與「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大有增長。從學校數來看，都是逐年增長的，基本各年都高於1965年的871所，1976年比1965年增長了將近一倍。從學生人數看，都高於1965年的學生數。縱觀這個階段的中等職業教育的學校數和學生數都是呈現一種波浪上升趨勢。無獨有偶，這個時期，中等技術學校的專任教師數量總體上與學校數和學生數發展趨勢基本吻合，總體是上升的。專任教師由1971年的23720人上升到1976年的51 926人。1976年比1975年專任教師的43742人增加了8184人，增加了18.7%。

《文革》中斗、批、改中的《改》時期的成人教育全面展開。經過文革初期的「大破壞「以後，舊的成人教育制度和體制打破了，就需要建立新的成人教育制度和體制。1970年以後重點在「立」，因而在學校數目、學生人數、教學手段等方面有了大的發展。

在成人教育的主導思想上，除了結合實際結合實踐以外還結合生產。在「五·七」幹校的培訓上主張「一面學習，一面生產」。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72年底，全天津市共有5600多名在職幹部參加市、區「五·七」幹校輪訓。採取的方式一是「走出去」，就是組織學員到生產大隊或者部隊接受再教育。二是「請進來」，就是請老貧農、老工人、老幹部給幹校學員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三是「回原單位彙報學習體會」。當時全市的所有在職幹部估計就這些，基本都輪訓了一遍。對於幹部密切聯繫群眾，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是有好處的，對於制定有關方針政策是有利的。何況這種幹校並非要求學員長期在那裡勞動接受教育，是階段性的培訓和參加勞動的同時學習新的知識。

英國歷史學家伯蘭特·羅素在《歷史作為一種藝術》一文中指出：「在過去，人類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像他們自己所認為的那樣好，或者像他們的敵人認為的那樣壞。」這應當是對「文革」時期的教育總的評價。教育公平是那個時代顯著的特色和亮色。儘管工農兵上大學對於高等教育質量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但是不能否認這擴大了教育公平。比如學生由人民公社選送，畢業后回鄉當農民。

《文革》時期的教育投入是不斷上升的。教育經費投入絕對數和相對數是評價一段時期教育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文革」十年國家教育經費總額開始幾年有所下降但總體是上升的。教育事業費支出在國家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一直維持比較高的水準。在這十年中，中國教育事業費支出總計407.57億元，占國家財政總支出7 244.16億元的5.63%。1976年比1966年教育事業經費增加了16.06億元，增長了46.6%。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革」教育事業的全盤否定是是走資派鄧小平的一面之詞。是別有用心地忽悠和謊言。鄧小平篡權復辟后的盲目教育所造成今天的慘狀就擺在眼前。

歷史具有延續性，是不能割斷的。對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教育，我們不能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對於某些方面該肯定的還是需要肯定。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記載，「1966年到1970年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教育事業費支出占國民財政總支出的5.9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規定：我國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宗旨經費的4%，可見，那時的教育經費比例比現在還高。

如今一些學者要闡釋教育問題幾乎都成了定式，什麼「政府投資不足」、「政府不重視」等等，似乎將所有出現的問題都歸結到政府頭上。把部分教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客觀上起到了理論聯繫實際的效果。著名橋樑力學專家、同濟大學李國豪教授，1968年被隔離審查。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他仍然進行橋樑晃動問題的研究，終於建立了桁粱扭曲理論，為我國和世界橋樑理論填補了一項空白，併科學地論證了南京長江大橋無需多用三千到四千噸鋼材加固，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資金。

「文革」時期的教育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它不是要取消各級各類學校，不是中止教育活動，而是反對「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辦學方針，反對教育「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實際、脫離工農群眾」的「三脫離」，反對教師、教材、教室「三中心」。

就教育理論而言《文革的教育是最先進合理的，也是最公平有特色有亮點的。「文革」時期的教育是「理論一實踐一再理論一再實踐」。說「文革」時期的教育一塌糊塗一無是處，是有失公允的。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貫的教育方針，理論和實踐結合也是裴斯泰洛齊、盧梭、杜威等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家的教育主張，殊途同歸，他們從不同的立場上揭示了教育共同的基本規律。

毛主席曾經指出「學校是工廠，工廠也是學校，農業合作社也是學校，要好好辦。」

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家杜威倡導「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和「從做中學」，反對「師道尊嚴」和杜威倡導的「兒童中心主義」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加拿大一所大學五年制中二年學理論三年實習在公司。如今還在這樣做。上大學沒有集中「高考」。以平時成績為依據上大學的。

在教育理論上，「文革」時期批判「智育第一」，要「政治掛帥」。現在回顧這段歷史，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是正確的，批的沒有錯，只是被鄧小平篡權復辟后取消中斷了，結果如何？文革那時候批判學校是「培養資產階級精神貴族的場所」，學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這種情況到現在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嚴重。有的大學生多年在外連寒暑假也不回家，個別大學生給父母的信只有一個字「錢」，所以如今走資派進行「感恩」教育。要感恩走資派鄧小平。

當前有些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所謂專家和學者不了解民間的疾苦不站在大多數老百姓的立場上看待一些問題，發表的一些言論遭到網民的痛擊，被諷刺為「磚家」、「血者」，叫獸。這種現象固然有偏激，但是也不能否認他們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在「文革」時期所批判的學校的「三脫離」(即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並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1957年毛澤東提出的黨的教育方針如果一直到現在都在貫徹和執行。還會有今天的「磚家」、「血者」，叫獸嗎？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黨和國家自始至終的教育基本方針，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基本理論。這與美國現代教育家杜威所倡導的「從做中學」、「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殊途同歸。

「文革」時期有篇天津市河北中學一位老師撰寫的題為《「師道尊嚴」是貫穿教育史上的一條黑線》文章，所列舉的一些醜惡現象現在依然存在，在個別領域個別學校甚至還很嚴重。他寫到：「在『師道尊嚴』的毒害下，教師壓倒一切，對學生『尊嚴』地訓話，『尊嚴』地講課，『尊嚴』地考試，『尊嚴』地打分，『尊嚴』地決定學生命運，……用這個『尊嚴』的高壓鍋摧殘人材，摧殘青年，學生的革命思想和批判精神，早被壓縮得窒息了。」，然後他列舉了「師道尊嚴」的種種弊端，其中有「軍閥作風，輕則辱罵，重則體罰」，「師生之間興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拉拉扯扯，搞私人關係。教師對學生封官許願，學生給教師請客送禮;還有的教師視學生為己有，呼喚役使，如同奴僕」。任何時候「世道」應當「尊嚴」，當「世道」不「尊嚴」的時候，就可以反。

2015年9月，北京某大學「斷絕師生關係」事件，網路上炒得沸沸揚揚。是不是有些過於「師道尊嚴」了呢?是不是與40年前有著驚人相似的一幕呢?如今的一些博導被社會寵壞了，已經具備了某種「學閥」的風範。

「朝農經驗」的來龍去脈。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報》以《一所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大學》為題，發表了遼寧省朝陽農學院的經驗，簡稱「朝農經驗」。

1974年12月21日，國務院科教組、農林部和中共遼寧省委聯合召開學習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經驗現場會。宣揚朝陽農學院堅持在農村辦學，分散辦學，學生社來社去，畢業當農民，掙工分等經驗。

教學內容根據當地農業生產的實際需要解決的問題，建立若干個課題組，圍繞科研課題組織教學。辦學方式實行「几上幾下」，「上」就是在校學習，「下」就是回生產隊參加生產勞動。

無論是在當時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情況下，還是在今天現代化很高的時代，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教育的規律。

不能因為是文革宣傳和鼓動的，就反對。

在當前大學生就業壓力十分嚴峻的形勢下，大學生當「村官」，大學生畢業後到基層去到西部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這是現在也需要提倡的經驗和做法。就現在看來，「朝農經驗」不宜作為反面教材。

2015年10月，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自然科學的諾貝爾獎。她的青篙素就是在1972年宣布提出的。沒有當時的醫學權威，我們不是同樣獲得了諾貝爾獎嗎?總結「文革」時期的那些有益教育經驗,將更好地做好當前我們大學生就業工作，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

任何制度都有弊端，尤其是新的教育制度，都需要不斷地改進和完善。發展就是「否定之否定」。1970年實行的推薦上大學的制度，在制度開始實行的時候，的確起到了社會公平的作用。到了「文革」後期，出現了「走後門」、拉關係、搞特權現象。楊東平教授曾經在網上發表文章指出：「越是到了後來這些現象越來越嚴重，完全背離了初衷，即便是農村來的學生，如果你仔細了解，他的家長至少也是一個大隊會計，不可能是真正的貧下中農。」改革開放后，否定了這種大學推薦制度實行高考，如今北京大學又實行個別的推薦制度。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不斷反覆，而每個反覆又不是上一個過程的簡單重複，是一種在總結過去教訓基礎上的新的形式再現。

1966年6月高教部部長蔣南翔被批鬥，7月23日高教部與教育部合併，何偉任部長，9月何偉被批鬥。從此高教部、教育部陷入癱瘓狀態，到1975年1月17日重建教育部，教育部部長為周榮鑫。1970年7月以後的四年半，全國教育行政工作由國務院科教組管理，組長為李四光，副組長劉西堯、遲群主持日常工作。也就是說從1970年教育的行政領導體制重新建立起來了，從科教組教育管理的情況來看，有過失也有成績。從1973年開始恢復和建立了一大批高等院校。1972年恢復《北京大學學報》，到1973年經國務院批准公開發行的學報有16家。以後逐漸增加，到1979年公開發行的學報達到80餘種。1972年，國務院科教組還發出通知，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使原來停頓的編輯工作開始啟動起來。

「文化大革命」提倡「減輕學生負擔」、「工學結合」、「素質教育」等等這些理念，那個時代不都很好地做出了表率嗎?工農兵大學生天才般地解決了社會階層流動的難題。「文革」有什麼不好? 如果說不好，那是對資產階級不好!  對反動學術權威不好! 對官僚主義不好! 「文革」時期的教育是人類教育史上的一大創舉，超越了美國，徹底實現了學生為中心，大學生管理大學。「文革」時期的教育成就是不容詆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