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蔣介石軍戰犯被全部釋放

文革中蔣介石軍戰犯被全部釋放




《文革》中的1975年毛澤東決定釋放所有的蔣介石國民黨的戰犯。

特赦國民黨戰犯，毛澤東嫌公安部氣魄太小，1974 年12 月，毛澤東在長沙，指示特赦國民黨的戰犯。他寫道：「還有一批戰犯，放下武器已關押二十多年了，還關著幹什麼。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

毛澤東對情況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個很長的名單，問哪個人關在什麼地方，現在情況怎麼樣了，了如指掌。解放戰爭是毛澤東指揮的，哪個戰役俘虜了什麼人，他都記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澤東問的人，公安部長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況后如實彙報。

建國后從1959 年到1966 年春共特赦了6 批戰犯，釋放后，頭面人物在政協當文史專員，大部分當工人、農民，在街道干雜活，由當地派出所管理，回農村的生活費每月最多15 元，因為當時人民的生活水準都很低，烈士、工傷的遺屬在農村撫恤金也就8 元。當然比他們在監獄的生活差。 《文革》爆發后，毛澤東說：這場革命是與國民黨鬥爭的延續。停止特赦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還是全部放了。

毛澤東提出特赦戰犯，周總理也很重視這個工作，在病中找公安部長談話，了解情況。公安部長責成公共安全部收集在押人員的當前思想動態，編成簡報上報。建國25 年，這些戰犯關了25 年，大都六七十歲，年老體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 12 月12 日，周總理在簡報上批示，要公共安全部開列全部在押戰犯名單，以便在四屆人大后特赦戰犯。他同時通知中央統戰部、中央調查部配合公共安全部工作。統戰部派童小鵬參加，調查部是部長羅青長參加。

公共安全部預審組的同志會同北京、撫順、濟南、西安的戰犯管理部門日以繼夜的工作，將戰犯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時間、改造中的表現、身體狀況，一一列表說明。 12月23 日，周總理在臨飛長沙向毛澤東彙報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來的戰犯名錄后，指示公安部儘快分類進行準備工作，以便在人大討論後送黨中央、毛主席審批。

四屆人代會的召開為釋放戰犯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氣氛。這是公共安全部部長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公安部長到公安部各單位辦公室和大家見面。李震自殺后，清查中將提意見的同志壓下去，部里各個單位領導，多是由軍隊幹部或造反派擔任，老公安結合得比較少，結合了也只擔任副職，所以這些同志都坐在後面、邊上，公安部長主動過去和他們握手，談話。

公安部長指示公安部將戰犯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被捕（俘）年月、判刑時間、政治表現、身體狀況，一一列表說明，列印若干份，與會者人手一份， 以便遵照周總理的指示開會研究，他要親自主持會議。一直到四屆人大結束才有時間辦這件事。

姚倫從1946 年就做審訊工作，對戰犯情況了如指掌，如數家珍。戰犯的名單，一個一個地過，議論每個人的各種情況，發現名錄所寫的情況有錯誤，當場改過來。會後預審局的同志隨時整理，重新列印，再發給與會者。

將每個人的情況搞清楚后，大家再進行分類，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特赦，為什麼，都要講得清清楚楚。公安部長主持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將種種想法都提出來，反覆進行比較、研究。 12 點時，食堂準備了宵夜，每人一份。

經過反覆討論研究，由公共安全部擬定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共安全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后，送到杭州。 2 月27 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后，做長篇批示。

毛澤東說：「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有？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 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毛澤東說：」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

毛澤東說：」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澤東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變得簡單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類處理。

毛澤東關於釋放戰犯問題的意見：

看到毛澤東的批示后，感到主席氣魄大，胸懷廣闊，毛澤東就是要放民憤大的。因為放這樣的人對社會震動大。

公安部長先召開公共安全部核心小組會議，傳達毛澤東批示。然後火速在中南海召集會議。參加的有公安部施義之、姚倫，統戰部童小鵬、調查部兼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負責人羅青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副院長曾漢華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新華社和外交部的領導，研究落實方案。

首先是落實一個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公安部長說：大家要深刻領會，精心核對戰犯數字，不要打埋伏。特別問施義之：「所有的名單是不是全了？你口袋裡還有沒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個。」施義之說：「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公安部長又親自翻材料，釋放的6 次戰犯和這次戰犯的名單與1959 年第一批特赦戰犯時上報中央的戰犯總數856 名對上，一個也不少。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統戰部童小鵬等都說沒有問題，公安部長才放心。為了萬無一失，公安部長說：會後，公共安全部與解放軍總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被俘的戰犯及處理情況。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個任務。查明后，公安部長如實一一報毛澤東。

在清理在押犯時，發現其中有原國民黨中將軍長趙自立等25 人本屬不該關押的起義投誠人員，經報中央批准，先將他們釋放，落實政策。然後公安部長說下一個議題，研究召開全國「四長「會議的事。 「四長」指各省的公安局長、統戰部長、法院院長、民政局局長。特赦、安置戰犯涉及這四個部門。這次規定特赦人員由統戰部管理，與公安部門徹底脫鉤。這與前6 批特赦人員的管理完全不同。必須使這些同志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才能將這項工作做好。

大家研究決定每人每月發100 元，和以前特赦的頭面人物一樣，這樣比北京地區17 級國家幹部還多2元。 17 級幹部就是正科級，因多年不提工資，不少處長、局長也只是17 級。

每人發給新制服裝，什麼顏色，因為囚犯是黑色的，大家說做藍色的。什麼樣式，有的說他們喜歡中山裝，有的說軍便服，公安部長說：「就用軍便服吧！」大家也同意。決定每個人要量體裁衣，要做得合適。

從1974 年12 月23 日周總理審查名單到1975 年2 月27 日毛澤東批示，名單人數由323 人減為318 人，又死亡5 人。每次開會，公安部長都叮囑施義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黃維，他是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國民黨第12 兵團中將司令，要採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問題。施義之通知撫順、北京、西安、濟南4 個管理所要有專人負責戰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誰也不能打包票，因為他們多年患有各種疾病，高血壓、心臟病。而且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天遂人意，從2 月27 日後沒有再出現新的死亡。

3 月5 日，四長會議在京召開，會議的內容是兩個，第一，釋放25 名起義投誠人員；第二，為全部特赦戰犯做好組織、安置、宣傳等工作。到會300 人，除各省的公安廳局長、統戰部長、法院院長、民政廳廳長外，還有中央有關的各委，總政、總參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是一次大規模的會議。公安部長親自主持。

話通知遼寧撫順、山東、陝西三地，指名起義投誠人員要在第二天（11日）到達北京，由中央統戰部接待、安置。會議開得很成功。毛澤東看到簡報，也很滿意。

293名特赦戰犯住進前門飯店，10人要回台灣，成為蔣經國的燙手山芋，世界矚目，毛澤東很滿意。

1975 年３月17 日下午，公安部長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說明：「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 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 名，黨政人員21 名，特工50 名；偽滿戰犯２名，偽蒙戰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制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全部釋放戰犯，表示中國共產黨和平的意願。西安事變后，1937 年國共為實現第二次合作進行談判，當時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釋放政治犯。 政治犯就是國民黨從1927 年後逮捕、關押的共產黨員。要合作，國民黨要表達誠意，要釋放政治犯。解決台灣問題是毛澤東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夠看到祖國統一。國民黨沒有提出要求，毛澤東決定特赦戰犯，而且一個不留，不問改造程度，無條件地全部特赦。這是拋向蔣介石、蔣經國的一個繡球。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這個政策早在1956 年周總理在全國政協二屆19 次會議上就宣布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