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俘放回去強迫剖腹不願回

日本戰俘放回去強迫剖腹不願回





1937年10月，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毛澤東再次明確，「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之一。他說：「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幹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做了中國軍隊的俘虜，他們起初認為是莫大的恥辱。回去會被強迫剖腹自殺。所以即令在學校多方面體貼、安慰下，他們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棄，十個中有九個企圖逃跑或者跳崖自殺。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臉，隨地大小便等，來表示消極的抵抗。」

日本戰俘放回去強迫剖腹不願回，怎麼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這裡把「鬼子」感化成「八路」。日本戰俘回去后，日本軍國主義強迫回去的戰浮剖腹自殺，所以有些日本戰俘不願回去。怎麼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為日本戰俘辦《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延安窯洞中的《日本工農學校》(圖)。經過學習后的日本戰俘有的參加了八路軍。

探訪抗戰時期獨一無二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圖)

日本工農學校外景。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進行學習討論。（圖）

本版照片均由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晨、李華、吳鴻波

「1979年夏天，我們6人再次訪問了延安，那是時隔34年的故地重遊。對我來說，與其說是『訪問』，不如說是『回老家』。延安是我的第二故鄉，我青年時代在那裡接觸到了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如果不介紹出處，人們難以想象，這段飽含深情的講述，出自一位昔日的侵華日軍士兵之口。抗戰期間，被八路軍俘獲的日本軍人香川孝志，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度過了令他終生難忘的時光。

寶塔山每天迎接著南來北往的遊客。半山腰背後，遊人罕至處有幾排窯洞。窯洞中，深藏著一段歷史。

8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曾在這裡創辦了一所人類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學校——《日本工農學校》。上千名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日軍戰俘，於此接受教育、改過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線時，已由戰爭分子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

「在這個學校里，真理戰勝了邪惡，進步戰勝了落後，文明戰勝了野蠻，一切蒙蔽、欺騙被戳穿、被拋棄，和平、友好的理論在現實中生根、發芽……」擔任過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的外交家趙安博，曾撰文這樣回憶。

「我們對於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並無衝突」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前線開展對日作戰。隨著戰事推進，我軍俘獲的日本戰俘越來越多。如何對待戰俘並對其開展有效的教育感化，是我們黨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1940年百團大戰後，八路軍俘獲的日本軍人陡然增多。除了部分釋放或移交給國民黨外，戰俘大多分散在八路軍各部。他們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較深，反動頑固，需要有一個安定的改造環境，部分日俘也希望得到重新學習的機會。」延安革命紀念館原副館長霍靜廉說。

事實上，寬待俘虜、將普通日本士兵同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思路。

早在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時，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對於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並無衝突，我們要用一切方法使他們站起來，反對他們本國的法西斯壓迫者。」

1937年10月，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毛澤東再次明確，「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之一。他說：「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幹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日本工農學校應運而生。

1940年春，駐共產國際的日本共產黨人岡野進抵達延安。經他提議，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政治部決定創辦一所專門改造日軍戰俘的學校。

當時，關於學校的選址，曾經歷了一場激烈的討論。

「學校選址在寶塔山半山腰上的原『東北地區幹部學校』舊址內，有人提出反對，認為寶塔山是延安的標誌，不宜為戰俘居住。」寶塔山景區講解員謝羽說，八路軍總政治部斟酌再三，認為這裡安靜且空間較大，可以為學員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考慮到戰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毛澤東親自將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

然而，對這些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思想毒害的軍人進行改造，又談何容易！在押送戰俘趕赴延安的路上，一場場考驗就已經開始。

「絕食、謾罵、抵抗，甚至想殺害八路軍戰士，這些日本兵非常頑固。但在我們的真誠感化下，有些人的思想開始轉變。在路上，八路軍戰士甚至會背著受傷的日本兵，這讓他們很受感動。」霍靜廉說。

在一部名為《幸運的人》的回憶著作中，曾任日軍軍醫的佐藤猛夫談及了他的逃跑計劃——

被八路軍俘獲后，他經常在早晚散步時觀察地形、伺機逃跑。直至有一次他突發高燒，失去知覺三天三夜，八路軍醫護人員給予他無微不至的照料，還給他帶來稀有的醬菜。自此，他徹底被感動了，打消了逃跑的念頭，又重新穿上白大褂，開始為傷病員治病。

1940年10月，晉西北等地首批日軍戰俘抵達延安，學校隨即開始教學。中共中央從延安各界選派了一批精通日語的人員和較早轉變思想的日本戰俘擔任教員。當時，學校的設施為一間約200平方米的教室，能容納100多人就餐的食堂和6孔學員窯洞宿舍。岡野進曾回憶，「窯洞牆上塗著白粉，因此顯得很明亮。」

頑固的日本戰俘被感化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岡野進此時已化名為林哲，擔任學校校長，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趙安博擔任副校長，學校校訓為「和平、正義、友愛、勤勞、實踐」。

次日的《解放日報》詳細記錄了這場典禮的盛況：15日下午6時，在八路軍大禮堂，朱總司令、各界代表及學校全體學員參加了開學典禮。主席台上懸掛著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盟旗、日本工農學校校旗，以及毛主席為大會的題詞「中國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

朱德總司令在講話中說，希望不久的將來，日本工農學校學生能回國組織日本的「八路軍」，來與中國的八路軍攜手，共同為爭取中日人民解放事業而奮鬥。隨後，學校全體學員登台宣誓。典禮上還表演了文藝節目，演出了日本歌曲、舞蹈和日語話劇《前哨》。「至夜十二時，大會在歡洽的空氣中宣布結束」。

長期研究日本工農學校辦學史的延安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常改香說，這場開學典禮，體現了中國人民和八路軍對日本士兵的真誠關懷，熱烈溫馨的場面打動人心。學員小林清在第二天召開的座談會上說：「一年多來支配我的全部思想的俘虜觀念，直到昨天的大會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然而在此時，多數日本戰俘還遠沒有這樣的思想覺悟。

1942年6月12日的《解放日報》曾這樣記載：「做了中國軍隊的俘虜，他們起初認為是莫大的恥辱。回去會被強迫剖腹自殺。所以即令在學校多方面體貼、安慰下，他們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棄，十個中有九個企圖逃跑或者跳崖自殺。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臉，隨地大小便等，來表示消極的抵抗。」趙安博也曾寫道，學校宣告成立時，學員極為懷疑，以為八路軍要「赤化」他們，利用他們反對日本。

對於這些思想極其頑固的日軍戰俘，學校制定了詳細的教學計劃，開設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還根據學員們的文化程度分為不同的學習小組。

開學第一年，課程主要有時事與日本問題、自然科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到了1942年，隨著學員思想覺悟、理論水平提高，教學內容也由淺入深，增加了聯共（布）黨史、政治常識等課程。

「在政治理論教學中，學校特別注重學員對理論系統、深入的掌握。為此，1942年的『時事與日本問題』課程安排了如共產黨宣言、農業生產衰落及農村危機、資產階級的壯大、工人為什麼組織工會、日本法西斯的弱點之類的內容。」常改香說。

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讓許多學員的世界觀開始改變。

1942年下半年，一些學員開始學習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學員前田光繁後來回憶道：世界觀和人生觀是很深刻的學問，之前我從未接觸過。過去我認為日本有萬世一系的天皇，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對於社會結構我根本不懂，對那些封建迷信的東西無從懷疑……經過反覆學習，我覺得書中講得有道理，開始積極參加有政工幹部參加的討論會。

日本工農學校還開設各種座談會、討論會，以啟髮式、互動式的教學改造戰俘思想。當時，在學校最著名的「日軍暴行座談會」上，學員們揭露了日軍輪姦婦女、活埋平民、用活人練刺刀、用瓦斯毒殺百姓的慘無人道的暴行。他們越講越氣憤，開始反思受到的毒害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者的邪惡本質。

與此同時，學校教員們樸實無華的生活作風、熱忱細緻的工作態度展示著馬克思主義者的魅力，也在無聲中感化著日本戰俘。

香川孝志在他後來所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一書中回憶，中國教師王學文總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深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解釋清楚，重要的地方反覆講。他經常腳穿草鞋、頭戴草帽來給我們上課。有一天下大雨，我們認為「王先生大概不會來了吧」。但他卻卷著褲腿，渡過正在漲水的延河按時來講課。「他的工作熱情和嚴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