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懂感恩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懂感恩





日本戰俘的後代寫道：「父親曾說，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裡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

日本戰俘吐露心聲：「學校和中國的同志們都十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心。在這一環境里學習、生活，使我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日本士兵……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面，還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什麼受束縛的感覺。」

日本戰俘說：「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半年以後，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因為我們學習了共產主義及其他無產階級解放的知識……我將和中國八路軍一起，獻身於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為求得中日兩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的學校。從1940年籌辦到1941年5月正式開學，再到1945年停辦，加上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在內，先後有上千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說，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迹。

毛澤東共產黨把《鬼子》變成《八路》。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在這裡把「鬼子」感化成「八路」。

《探訪抗戰時期獨一無二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圖

《日本工農學校外景。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進行學習討論。》圖

本版照片均由延安革命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晨、李華、吳鴻波

「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

對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華日軍戰俘，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打壓報復，反而對之平等相待，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學習條件，生活待遇甚至遠超八路軍戰士。即便是在陝甘寧邊區遭遇國民黨反動派封鎖、陷入極大困難之時，邊區政府仍把日本工農學校作為第一類供給單位，盡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

在日本工農學校舊址，一張菜譜記錄了1943年學校的伙食狀況：從周一到周六，每日餐食均有羊肉、豬肉或牛肉，主糧不是小米而是白面。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給充足。

當時，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每人每月領取3元津貼，而八路軍排級幹部僅有2元。由於保障水平較高，有的學員在星期天還到街上去買兩盅高粱酒喝。

寶塔山下、延河之濱，日軍戰俘得到了中國人民兄弟般的友愛。寶塔山景區講解員秦瑩說，日本工農學校沒有高牆，沒有荷槍的士兵看守，課後學員可以自由活動，同其他學校沒有兩樣。

小林清曾在回憶文章中如此吐露心聲：「學校和中國的同志們都十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心。在這一環境里學習、生活，使我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日本士兵……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面，還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什麼受束縛的感覺。」

除了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農學校還創辦了圖書館、俱樂部，經常舉辦舞會、演出等文藝活動，學員們跳櫻花舞、編演反戰話劇、高唱革命歌曲，課餘生活十分豐富。有學員回憶道：「我們平時的文體生活有打麻將、撲克和下圍棋、軍棋，有時也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華報》曾報道，「當時寶塔山下的延河河灘較寬，是一個很好的棒球場地。」有時，中央首長散步，偶爾趕上學員們打棒球，也饒有興趣地觀看。

延安現存的大量資料圖片定格了日軍戰俘當年的生活場景。學校舊址內一張照片中，森健、秋山良照等8名教員和學員身著八路軍軍裝，站在寶塔山下，他們個個面帶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中寫滿了重獲新生的快樂。

正義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讓這些受到軍國主義蒙蔽的日本戰俘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

學員大古正曾在1942年7月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一篇名為《我的轉變》的文章，他說：「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半年以後，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因為我們學習了共產主義及其他無產階級解放的知識……我將和中國八路軍一起，獻身於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為求得中日兩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優待感化戰俘的舉措，甚至連進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也大為震驚。

1944年10月，美軍觀察組約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農學校考察后，認為中共對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寫的報告中這樣描述：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以後會感受到一種舒適友好的氛圍，他們身邊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黃炎培在他的《延安歸來》一書中也曾寫道：「我感覺這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生氣蓬勃得很。」

化敵為友的學校創造了奇迹

隨著時光的推移，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俘身上，發生了許多不可思議的變化。

常改香說，大生產運動開展后，按照政策，日本學員並無生產任務，但他們受到邊區軍民生產熱潮的感染，主動要求參加勞動。他們成立了紡織組、農業組、木工組等，開荒種菜、自蓋房屋、幫百姓鋤草。1943年秋天，學員們收穫了1萬斤土豆，9石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組已做出紡車103輛。

許多人或許難以相信，中國共產黨寬大的戰俘政策，甚至給予他們平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

1941年10月，陝甘寧邊區根據「三三制」原則舉行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日本工農學校的森健當選為參議員。

在競選中，他慷慨激昂地說：「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夠參加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我們的一個學習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好機會，這將為我們打倒反動封建的日本軍閥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積累寶貴的革命經驗。」演講獲得現場熱烈的掌聲。

隨著改造的推進，一些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積極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及日本在華反戰組織，信仰戰勝了血統，從戰俘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毛澤東所預言的「國際縱隊」成為現實。

謝羽說，學員們在前線發放傳單、書寫反戰標語、製作慰問袋，到火線喊話，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戰俘政策。他們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有的還獻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陰暗的心，把無意義的戰爭停止。弟兄們，歸國去吧！」學員們還創作出大量反戰歌曲，到前線向日軍傳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禮堂，八路軍為即將回國的日本工農學校學員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9月18日，學員們離開延安。

至此，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的學校。從1940年籌辦到1941年5月正式開學，再到1945年停辦，加上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在內，先後有上千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說，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迹。

儘管學校就此停辦，但它所教育培養出的日本學員中，有的回國后撰寫回憶錄揭露日軍侵華罪行，有的繼續從事反戰宣傳，終身為推動中日友好而奮鬥。

其中，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們從「皇軍」成為反戰鬥士的經歷，介紹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事迹，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佐藤猛夫寫成《幸運的人》一書，為防止軍國主義復活、主張中日友好奔走呼號。改革開放后，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訪延安，為增進中日友好做出了貢獻。

在這些學員中，小林清是唯一沒有回國者。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協委員，晚年還加入了中國國籍，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建設成就。1985年，他完成了回憶錄《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寶貴的一手材料。1994年，小林清在天津與世長辭，他的骨灰一半被帶回日本、一半埋在天津。

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軍新四軍戰友會事務局局長小林陽吉在《人民日報》撰文，深情回憶了父親與中國人民並肩作戰的日子。

文章中寫道：「父親曾說，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裡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