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反對的人們」是些什麼人?

文革中「反對的人們」是些什麼人?


第一種人，是頑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儘管他們跟著中國共產黨幹了幾十年，但是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依然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馬列主 義，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毛主席在談到這種人 的時候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 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 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人無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種人，是那種 官越做越大，離人民群眾卻越來越遠的人。

他們或者滿足現狀，迷戀特權，養尊處優，喪失鬥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目無群眾，作威作福；或者貪圖安 逸，追求享樂，生活腐敗，蛻化變質；或者無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現存秩序。總之，他們是一些「船靠碼頭車到站」、主張「過去已經奮鬥，現 在應該享受」的人，屬於「進京趕考」不及格的人，屬於李自成手下那些部將一類的人。他們可能並不像第一種人那樣有明確的資本主義綱領路線，但是他們追隨革 命的目的就是貪圖榮華富貴，這些人已經滑到資產階級泥坑中去了。

第三種人與前兩種人是根本不同的人。

他們忠誠於黨的事業，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 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兢兢業業，埋頭實幹，為黨和人民做出很大貢獻，有很大功勞，在黨內、軍內和人民群眾中有很好的聲譽。但是，他們沒有做好社 會主義革命可能會革到自己頭上的思想準備。他們一貫是革命的動力，當運動一來，他們不再是動力的時候，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以及這種過火行為給予他們個 人的衝擊，就使他們的情感受到極大的傷害，為他們所難以忍受。因此，他們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觀地、正確地認知運動。他們感到失落和迷惘，對群 眾運動和運動中的群眾都產生了強烈的對立情緒。這些同志看不到，當這場以打倒黨內的修正主義勢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偉大革命運動，喚起了億萬人民 群眾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時，任何的「條條框框」、「規則」、「秩序」都是無能為力的；「規定」群眾這 也不許干，那也不許干，實際上也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些同志想不通這個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們十年沒有想通，當他們看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解體、 農民重新淪為單幹，國有企業私有化、工人下崗、官員腐敗，資本剝削壓迫重現，舊社會的腐朽陰暗迅速死灰復燃，一步一步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時，終於想通了，然而，後悔晚矣。

即 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對派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反對這場革命的立場。相反，正由於這三種人對文化大革命始終採取反對、算賬和「不理解」的態度，群眾 看幹部，幹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國上下，以走資派為核心，以特權階層為骨幹，影響、裹挾了一大批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氣的幹部和群眾，形成了一股反對文 化大革命的強大逆流，致使運動反反覆復，明爭暗鬥，冤讎不解，一拖十年。

直到毛澤東逝世，終於迎來了「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 的日子。如今，當人們明白了「徹底否定」之後的「特色」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逝者如斯夫，歷史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只是由於不能正 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許多真誠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們，跟隨著走資派，舉杯祝酒「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歡欣鼓舞地「徹底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而也就打通了通往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不獨是他們個人的不幸，也是一切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犧牲的無數先烈和一切為了鞏固無產 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們的悲哀！這也是中華民族的特大不幸！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 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后，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 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評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群眾帶來的損害 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 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運動群眾」另組「階級隊伍」進行階級鬥爭，整治農村幹部實施「奪權斗 爭」。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對象，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敲詐。連敲帶詐、脫了衣服到外 面凍、脖子上掛物品等都是四清時期開始採用的。是王光美在四清中首先發明。

有些很多人被這三十多年的反面教材，而導致了對文革的誤解，錯誤地認為 革命功臣被迫害，真的是這樣嗎？有這種想法的人根本就不動腦子去思想考問題的根源。 在那個時代，毛主席是代表革命真理，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識。毛澤東如果想搞掉誰，只需要一句話就可以了。威信如此，無須他法。而劉少奇從1964年就 開始在中央檢討了，到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已經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發動文革。從文革發生前後來看，劉、鄧連絲毫反抗都沒有，有的只是檢討，發動 文革的正式決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劉少奇主持通過的。何來權力鬥爭？雖然文革到處充斥著「奪權」的聲音，但那是打倒走資派的意思，是爭奪「無產 階級」的權力！除了林彪事件以外，在那個時代，誰想取代毛澤東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瘋子。即使是現在，誰想取代黨的主要領導人嗎？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 除了鄧小平垂簾聽政以外。在黨的歷史上，任何人與毛澤東都不是一個級別上的人物。

毛主席是對得起劉鄧的。毛主席曾經多次扶持和挽救劉少奇，30 年代就開始培養他，1945年七大時劉少奇排黨內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對，還是毛做工作。開國大典劉少奇把剛結婚的王光美帶上天安門，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員和 領導幹部中的廣泛議論。（因為江青和毛結婚十幾年了，還參加了轉戰陝北，毛也不許江青上天安門）。1953年中央財經會議大肆批劉，被毛主席制止，批了高 崗。為了扶持劉，毛主席把國家主席讓給他，在許多領導人不同意的情況下，堅持在國慶節的人民日報上並排刊登兩個主席同樣大小的照片，並表揚他說「三天不學 習，趕不上劉少奇」，以樹立其威信。

這裡引用一段毛主席在1966年的講話：「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考慮到國家安全，鑒於蘇聯斯大 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二線，別的同志在一線。現在看來不那麼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能集中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處在二線日常工作 不主持，許多事讓別人去主持，培養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的時候，國家不會出現那麼大的震動，大家贊成我這個意見」。「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 信，沒有想到反面。」可見毛澤東用心良苦。

但是四清運動中，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是十分明顯的，毛主席認定如果繼續讓劉接班，必將改變黨的路線，變成修正 主義，因此劉多次在中央檢討，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後來林立果對親信所說的，毛的威信實在太高了，要搞掉誰，只需要一句 話。其實，劉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個「桃圓經驗」就是左的經驗，認為全國基層黨組織和政權基本都「爛」掉了，掌握在壞人手裡。劉、鄧派工作組不到1個月就 把北京上萬人打成反革命，僅在清華大學，幾天內就把一千多個師生打成反革命，並逼著幾個學生自殺。一旦文革發動了，劉少奇馬上又變成極「左」，提出什麼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這樣的口號（見「九大」政治報告，現在一般人都以為這個口號是「四人幫」提出來的）。

因此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里譴責了這種 「白色恐怖」。文革時群眾對劉那麼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即使這樣，毛主席也為劉鄧說話：「也決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 中央也沒有管好」。「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煞」。「不管什麼小集團，什麼門頭，都要關緊，關嚴，只要改過來，意見一致，團結就好。要准許劉、鄧革命，允許 改。你們說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以上引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其實毛主席對於劉鄧實在太仁慈了。因此，並不存在權 力之爭，至少不是對最高權利的爭奪引起的。文革中打倒這個那個，沒有上級批准，誰也倒不了。而 「粉碎四人幫」事件才是真正地對最高權力的爭奪。也是對無產階級陣營最大的挑戰，使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地復辟回到了資本主義陣營中來，全國人民即將要迎來好 日子的時候，因而被葬送在共產黨叛徒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