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超穩定結構：有不公，為什麼沒有大動蕩？ （上）

中國人以家為信仰，有責任心的人通常都會先努力救出自己，然後救起家庭，一旦完成了血緣上的救贖，他們改變社會的願望也就顯得不那麼迫切了。而這也是人質社會的顯要特徵。
|  親情救濟與中國的超穩定結構
中國向何處去？轉型期的中國，為什麼當社會不公正幾近極限，仍然沒有出現西方預言的「大動蕩」？為什麼中國社會有「超穩定結構」？為什麼王朝一次次崩潰而家國仍在？為什麼社會屢經「民不聊生」最後總能起死回生？大凡關心中國現實與歷史的人，都會被這些問題所困擾。而原因自有千條萬縷，今天談的主要是家族救濟。
|  臨時政府
2008年國慶節前，《南方周末》的編輯給我打電話，要求我就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寫幾句話。正是借著這個機會，我談到自己更像是整個家族的「臨時政府」，「為他們提供教育、醫療、社保等福利卻從不向他們徵稅」。
早在上世紀改革開放即將啟動之時，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方面已經瀕臨崩潰。而改革開放之於這個社會的穩定的意義，顯然不在於「一部分人先暴富起來」，而在於漸漸形成了一定數量有知識亦有些許財富的中產階級。他們雖然也處在社會矛盾之中，但同時又像是社會連接器，連接著富人與窮人、城市與鄉村乃至中國與世界。尤其是走出鄉村的農家子弟，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救濟大家庭、救濟農村的主力軍。儘管對於「中產階級」這個標籤，他們並不領情：沒有兌現的政治權利，以及難以迴避的政策性「殺雞取卵」使他們認為自己仍舊身處社會的底層，並甘於與底層共命運。
而我所提到的「臨時政府」或者「小政府」，實際上是一種親情救濟。關於這一點，相信許多從鄉村走出來並且擔負起家族命運者都會有所共鳴。這種親情救濟首先得益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從古至今，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都有明顯的家族文化的特徵。甚至「國家」這個概念，都是有國又有家。而早在周朝，便有「天子立國，諸侯立家」一說。孟子也說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雖然彼時「家」的含義不盡同於今日，卻也歪打正著道明中國「國下是家」的社會結構。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中，金觀濤與劉青峰注意到，中國的超穩定結構在於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或者說意識形態結構）三者之間的適應與協調。在廢封建后，「國家」二字連用而且家國同構實際上是將宗法制家庭與帝王國家高度協調起來。
顧炎武有句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王權時代，更真實的情形應該是「天子治國，匹夫治家」。而且，因為都是全權治理，天子與匹夫負的因此都是無限責任。所以，天子亡國時，家族也就完了；匹夫犯了重罪，也可能被夷滅九族，子公司、母公司被皇帝老兒一窩端。也正是因為人們將自己的生命與價值附著於家之上，掌刑者與尋仇者都知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至於常被人哭哭啼啼說出的「忠孝不能兩全」，則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中國人生活中「國與家」的兩極。當然，真正能做到「忠孝兩全」的，只能是繼承了皇位並視天下為家產的帝王，前提是他不能像秦二世一樣，將祖宗的皇位給弄丟，最後連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  親酬定律
吳思先生曾經談到「血酬定律」，認為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血酬」生活。「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應該說，在中國還有一種酬勞是「親酬」。它不像「血酬」一樣孤注一擲，充滿刀光劍影，更多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和風細雨式的交往與瑣碎。「親酬」因此可以被視為建立在家族親情基礎上的互助與酬勞。回想林沖等人如何被逼上梁山，就知道中國歷史上的反叛者很多都是為了救濟「親酬」才投靠「血酬」的。
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在茫茫人海之中，家就像是諾亞方舟一樣，成為天下蒼生賴以自救的手段，同時也是自救的目的。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家族為了供出一個讀書人，總會齊心協力、拼盡全力。在回顧封閉年代的電視連續劇《天下兄弟》里，不是還有姐姐下嫁給「權貴」家的二流子，只為讓弟弟能參軍，以換回一個好前程么？倘使這種血緣救濟真能幫家族成員闖出一片天下，做了大官或大官的大官，眾親戚好歹也能嘗到一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好滋味，有時哪怕只是一種「朝中有人」「上面有人」的虛榮。
遙想我年少之時，家境貧寒，下面又有幾個弟妹都在讀書，我能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也多虧有親戚們的鼎力幫助。同樣，在我工作之後也會為他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我的父母，在我貪玩之時也曾擔心我所有的上學費用都打了水漂，而在我開始自食其力后，同樣見證了我對整個家庭所做的努力與回報。在鄉下，如果有兄長在外「賺大錢」，當弟弟妹妹要上大學時，父母通常不會考慮尋求國家的救濟，如助學貸款，而只是家族內部解決——他們甚至認為家裡有人在城裡工作還要找國家貸款是件十分羞恥的事情。究其原因，農民視本家族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有困難必須共擔當。
「親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組社會關係的一種動力源與黏合劑，是轉型期中國的穩定閥。小堡村不少沒有考上大學而走出鄉村者，即是得益於「有門路」的親戚的幫助。而且，這種「親酬」可以由親及友，及熟人，「苟富貴，勿相忘」。正是因為宗族或者家族關係的存在、熟人社會的存在，若非被強力灌輸，你很難想象中國社會能發展出什麼階級仇恨。畢竟，在同一個家族中，家庭成員雖然可能隸屬不同的階層，而他們之間的關係，最直觀的往往是一種救濟與攀附的關係，而非壓迫與剝奪。
關於這一點，上世紀初的許多知識分子，如梁漱溟、董時進、吳景超、張東蓀等都有所察覺。梁漱溟便是從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認為在不同類型的文化中，社會構造各不相同：由於「西洋」人重集團生活，中國人重家庭生活，於是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走向職業分途，形成了由家族倫理關係構成的社會。
梁漱溟所謂「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精神，體現在中國人身上的更多是家族式自救。而且，它是奏效的，即使是在一個扭曲的、不合理的社會中，仍然有許多人能夠出人頭地，「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令人艷羨。而生活在社會底層者，也很少會從「家—國」的縱向關係上考察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而只是「家—家」之間平行攀比，比上看到希望，比下看到幸運。不如意時，則自責命運不濟，或者自己還不夠努力。待終於無力回天，暴雨將至，他們多半也只是選擇自生自滅。像湖北農民陳正先夫婦一樣，因為交不起醫藥費，兩人用皮帶捆在一起跳江自殺，從此「永不分離，以江水為家」。此事發生於2007年2月22日——正月初五。這已經是8個月內媒體報道的第二起農民工夫婦因沒錢治病而跳江的悲劇。在我印象中，不少貧苦的農民在得了什麼重病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能拖連兒女」，即使不會像上面選擇自殺，通常也會拒絕治病，所謂在家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