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飛駿：我們不能忘記文革 1

   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潘家園收藏品市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老外」駐足。他們不象中國富豪那樣對那裡的古董感興趣，而是盯上了堆在屋角那些值不了幾個小錢的文革「垃圾」，從即將化為紙漿的各類印刷品，不管是手寫、油印還是鉛印，不管是文字、照片還是繪畫，不管是傳單、小報還是通告；到造反隊隊旗、臂標和帽薇，總之，只要是「文革」遺物，紙不分大小，品不分精糙，統統買下，一樣也不放過。他們買的方式也很特別，這一袋多少錢，那一堆多少錢，從不分張，亦不論份兒。這情景很自然使人聯想起「解放」前洋人買我國古籍的情景：用文明棍一量，這一摞多少錢，那一摞多少錢。有一位美國人居然一下拋下5萬美鈔，將一女老闆經營的滿屋子「文革」遺物買斷，裝了十幾大紙箱全部帶走。
    當中國人暗地裡嘲弄「老外」傻冒、神經，有錢沒處花居然高價買垃圾時，國外的留學生帶回消息：某國某地建立起中國「文革」博物館，某國某地建立起中國「文革」史料研究中心。緊接著，國外關於中國「文革」史料的版本目錄性工具書也陸續編出來了，某地區出版過多少種「文革」小報、創刊何時、終刊何時以及創辦者為哪一造反組織，簡直記錄得細緻入微……
    直到這時國人才恍然大悟：原來老外狂斂文革垃圾，為的是最大限度地佔有第一手「文革」史料。他們是站在歷史研究的高度，將這些「文革」遺物視作了當代文物。可國人還是想不通：文革距今還不到四十年，「文物」至少得成百上千年，那些亂七八糟的垃圾能稱得上「文物」嗎？花那麼大的代價建立起「文革博物館」有商業價值嗎？
    當光顧「文革博物館」的中國人向老外提出這一疑問時：老外的回答再次令他們震驚：他們不惜花費巨資創建「文革博物館」不是為了商業利益；更不是為了張中國之丑；而是要給國人提供警示教材：文革不僅僅是中華文明的災難，也是全人類文明的災難！所以文革的悲劇千萬不能在其他國家再度重演。如果不讓國人記住那些發生在異國不太久遠的教訓，他們國家極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換一幅面孔重蹈文革的悲劇……
    有些歷史悲劇是永遠也不能忘懷的；否則後世的人民會再度重蹈那些悲劇！
    遺忘歷史大悲劇的民族永遠也不能吸取教訓獲得新生！
    中國人對歷史大悲劇太容易健忘了；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把曾經發生的大悲劇重演一次。
    兩千二百年前的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斷送了當時已知世界最強大的秦帝國；兩千年後的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則使清帝國走向不可挽回地衰落。
    1895年，面積只有中國三十分之一；人口只有十分之一，昔日連進貢都不夠格的小日本在天朝大國的門口打敗了它的老師。一支日軍闖進了旅順，殺害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中國人，連老人、婦女、兒童也無一倖免（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屍體）。
    中國人沒有從那次血腥的災難中汲取教訓，繼續貪污受賄醉死夢生，不思振興民族富強國家；結果四十二年後的1937年，日軍佔領了中國的首都南京，殺害了37萬中國平民。
    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1931年冬天，張國濤在鄂豫皖蘇區進行大肅反，在紅四方面軍內部展開為敵復仇式的自相殘殺，包括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曾中生在內的絕大多數中高級幹部全被指控為「改組派」，在受盡酷刑之後押往湖北紅安七里坪黑窪和河南新縣白雀園用石頭砸死……前後共殺了五千餘人，比紅四方面軍死於戰場的總和還要多。當時紅四方面軍還不到三萬人。被肅掉的「改組派」幾乎沒有人明白這三個字的確切意義，連元帥徐向前的夫人程訓宣的也成了「改組派」死於酷刑
    三十五年後的1966年，我們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文化大革命，犯下和鄂豫皖蘇區同樣的歷史錯誤，並付出了更為慘重的代價。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元帥賀龍，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國防部長彭德懷……等共和國元勛全被迫害致死，跟在他們後面遇難的前後不下一千萬人！
    文革和張國濤的肅反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都是黨政要人付出的代價最大；都動用了非人性的殘酷刑罰；強加了莫須有的罪名。鄂豫皖特委書記曾中生的罪名是叛變通敵；其他紅軍幹部則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罪名則是「叛徒、內奸、工賊」；其他老乾則是「反革命」，「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
    今年離文革整整四十周年，四十年是中國近代犯同樣歷史錯誤的通常間隔時間，我們本應該引起高度的警覺。可實際情況是：經歷過文革的人絕大多數已經把文革忘記得差不多了；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則根本不了解文革；不少年輕人還誤認為文革是反貪反腐的民主運動？今天我們雖然沒有搞紅衛兵大串連和砸爛文化遺產；但不少社會思維和社會現象都折射出文革的影子，還有不少希望改變現狀的弱勢群體在為文革招魂。
    當遠離文革的西方文明國家因為害怕犯同樣的錯誤紛紛開設文革紀念館時；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國人卻在加速度地忘記文革？
    二
    文革的歷史教訓是深刻的，我們沒有理由忘記這段歷史！
    首先我們列舉幾則文革檔案：
    文革中被迫害自殺的知名人士：
    鄧拓：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被誣為「叛徒」；5月17日晚，鄧寫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與妻訣別書》后，於5月18日自縊身亡。
    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衝擊。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即自縊而死。
    李平心：歷史學家，華東師大歷史學教授併當選為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除歷史學外，對生產力性質問題的研究也甚有影響。文革前夕即遭圍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殺。
    老舍：著名小說家、劇作家。歷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駱駝祥子》、話劇《茶館》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殺。
    陳笑雨：著名文藝評論家。歷任《文藝報》副主編、《新觀察》主編、《人民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鬥，因不甘屈辱，於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盡。
    言慧珠：著名京、崑劇表演藝術家。言菊朋之女，梅蘭芳之徒，俞振飛之妻。曾任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擅演《玉堂春》、《遊園驚夢》等。文革中遭批鬥、毆打，肉體和精神均受到巨大傷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連寫下三封絕命書後自殺身亡。
    葉以群：著名文藝理論家。1932年入共產黨，同時加入「左聯」並任組織部長。曾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上海文聯副主席、上海作協副主席等職。1966年跳樓自殺。
    閻紅彥：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歷任四川省委書記兼副省長、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部隊第一政委。因對「中央文革」所作所為強烈不滿，於1967年1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藥自殺。
    李立三：中國工人運動傑出領導人之一。曾領導過著名的安源工人運動、五?卅運動。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兩個月中遭受14次無情批鬥毆打之後，決心一死了之，當晚服安眠藥自殺。
    陳璉：蔣介石高級幕僚有「文膽」之稱的陳布雷之女。1939年入共產黨，歷任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全國婦聯執行委員。文革開始后，造反派誣衊她是叛徒、特務，並揚言要開除她的黨籍。1967年11月19日，48歲的陳璉從十—層樓上跳樓自殺。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聞名。文革中被指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衊為國民黨潛伏特務，屢遭批鬥。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死後曾被剖屍檢查，因懷疑她腹中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
    楊朔：著名作家。歷任中國作協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保衛世界和平大會黨組常委。文革開始后，楊朔被中國作協的造反派列為重點批鬥對象，1968年7月底楊朔要求上書毛主席和要求與單位領導談話，均遭拒絕。絕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儲安平：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委員。1957年大鳴大放中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因所謂「黨天下」言論被定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為造反派折磨的對象，受盡人身折磨侮辱。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盡。
    傅雷：著名翻譯家，學貫中西，文學、美術、音樂、外語「四位一體」。1958年4月被劃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
    門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婦被揪到大門口站在長凳上戴上高帽子批鬥，慘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婦雙雙自縊身亡。
    翦伯贊：著名歷史學家。有《中國史綱》等18部著作行世。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學報》主編等職。文革中，因對前途絕望，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雙雙自殺。
    上官雲珠：1920年生，江蘇蘇州人。著名電影演員，曾在《烏鴉與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飾演角色。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1968年跳樓自殺。
    周瘦鵑：1895年生，江蘇吳縣人。現代著名作家。曾主編《申報?自由談》、《禮拜六》等，有長篇言情小說《新秋海棠》等，系「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殺。
    李廣田：著名作家。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校長、昆明作協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殘酷迫害，於1968年跳池自殺。
    吳晗：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先後寫了《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
    顧而已：著名電影藝術家。執導過《小二黑結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備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幹校自縊身亡。
    聞捷：著名作家、詩人。曾任新華社新疆分社副社長、中國作協蘭州分會副主席。文革一開始即遭批鬥，1969年下半年獲得「解放」后，又因人際交往問題遭誣陷，被張春橋說成是「階級鬥爭新動向」。1971年1月13日晚寫好遺書後開煤氣自殺。十餘年後，作家戴厚英據此寫成長篇小說《詩人之死》。
    文革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
    國家主席劉少奇（1969）
    國務院副總理陶鑄（1969）
    國防部副部長許光達大將（1969）
    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1969）
    海軍參謀長張學思（1970）
    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1967）
    作家田漢（1968）
    作家趙樹理（1970）
    文學評論家邵荃麟（1971）
    文學評論家侯金鏡（1971）
    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1974）
    建築工程部部長劉秀峰（1971）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1969）
    教育部部長何偉（1973）
    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1972）
    監察部部長錢瑛（1973）
    農業部部長廖魯言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
    南開大學黨委書記高仰雲（1966）
    音樂學家沈知白（1967）
    古典文學專家李嘉言（1967）
    文學評論家胡先（馬肅）（1968）
    文學評論家陶然（1966）
    小說家孔厥（1966）
    小說家陳翔鶴（1969）
    戲劇評論家伊兵（1968）
    小說家彭柏山（1968）
    美學家呂熒（1969）
    著名新聞記者、新聞學家范長江；
    著名文學史家劉綬松等。
    文革中堅守良知，不放棄思考的小人物下場：
    張志新：出身於書香世家，遼寧省宣傳部幹事。1969年給毛澤東上書提意見，善意指出毛澤東自大躍進以來犯有左的錯誤，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關入監獄，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且被多次輪姦。因拒不認罪被判死刑，於1975年4月4日執行。臨行前為了防止她喊口號，幾個冷血壯漢把她按倒在地，在頸部墊上一塊磚頭，在不打麻醉的情況下用普通刀子殘暴地割斷了她的喉管。
    李九蓮：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文革期間為贛州第三中學宣傳股長，學生部長，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兵團負責人，參加了文革期間全國最早也最大規模的一次武鬥。1969年2月給在部隊服役的初戀男友寫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提出質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的鬥爭？」「我時常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將戀人的信交給所在部隊政治部。李九蓮於同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受盡折磨，於1975年絕食73天，在被強制注射葡萄糖的情況下才免於一死。1976年12月文革結束后在獄中寫成《我的政治態度》，被認定在服刑期間重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7年12月14日執行。臨刑前為防範她在大眾之前呼冤喊口號，竟滅絕人性地把她的下顎、舌頭用一根尖銳的竹籤穿成一體。
    黎蓮：和李九蓮一樣給在部隊服役的男友寫信質疑文革，被男友告發，被判死刑，1970年被槍決時年僅18歲。臨刑前在囚車上被活體取腎，四個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車壁上，衣服往上一擼，沒使用任何麻醉藥，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一條半尺長的裂口，一個血淋淋的腎從裡面摘了下來，然後匆匆往裡面塞上一團葯綿，紗布，來不及縫合就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同時一家醫院的手術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被活體取腎的還有小學女教師鍾海源，接受她腎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的一位高幹子弟，此人堅持要活體取下的腎，還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鍾海源的屍體則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去作了解剖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