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爾布特和他的紅色烏托邦

　　1998年4月15日，波爾布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個傳奇而充滿矛盾的人生終於告一段落。

　　

　　他曾是柬埔寨的最高領導人，但也是實行恐怖統治的獨裁者；他出生在農民世家，卻從小在皇宮長大；他是地道的柬埔寨人，卻在法國接受了改變其一生命運的高等教育；他以巨大的權威掌控著「紅色高棉」，卻行事低調隱秘，以至於他登上國家總理的寶座時，世界仍對他一無所知。

　　今天，波爾布特這個名字已經成為了當年讓人聞之色變的「紅色高棉」的代名詞。這位當年的游擊隊領袖沒有格瓦拉般的四海為家的精神氣質，也不擁有普拉巴卡蘭以卵擊石式的鬥爭審美，更從不把坤沙式的獨立王國當作終極目標。他自稱政治領袖，但他的幾乎每一個決策都走向極端，並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災難。當世人紛紛驚詫他的暴虐時，卻又發現這個農民模樣的政治領袖其實是一個溫和的普通人。

　　一

　　郵輪的返航

　　故事要從1949年8月從西貢起航的牙買加（Jamaique）號遠洋輪船講起。這個時候正是東南亞的雨季，潮濕的空氣和不斷鳴響的汽笛是繁忙的西貢碼頭留給人們的最深印象。法國人已經在這裡統治了將近一百年，處處都是法式風格的建築和郵輪，只有那一張張行色匆匆的面孔才能讓你意識到這裡是離法國萬里之遙的亞洲。

　　在踏上牙買加號的人群中，有21個身份特殊的柬埔寨年輕人。不久前，柬埔寨政府特地在首都金邊為他們舉辦了餞行晚宴—作為新一批法國留學獎學金的獲得者，他們是這個飽經苦難國家的天之驕子、未來希望。在這些躊躇滿志、前景光明的青年精英中，一個叫做沙洛特紹（SalothSar）的年輕人顯得毫不起眼。在其他赴法留學的同學眼裡，身材高大但相貌平平的沙洛特紹性格樸實、低調靦腆，誰也不會想到數十年後的他竟會成為一個在祖國家喻戶曉的人物。當然，那時他已經改用了新名字：波爾布特。

　　波爾布特出生在柬埔寨的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家境殷實，衣食無憂。他兩歲那年，家裡的表姐被選入皇宮成為王妃，更是一舉讓這個家躍入了社會上層。不久，波爾布特的大哥洛特頌（Lothsuong）依靠這層關係在皇宮謀得職位，並在四年後帶著年幼的波爾布特來到首都居住。按照柬埔寨的傳統，波爾布特出家6年，並在寺院里接受了基礎教育。這個從農村來的小沙彌第一次體驗到了集體生活。還俗后，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他本人的良好成績使他在同齡人的競爭中一直處於領先位置，更重要的是，他早早地接觸到了一批後來成為他親密戰友的同學們：喬森潘、英薩利、符寧、胡榮、宋成……這些紅色高棉元老的相似求學經歷為這個後來掀起血雨腥風的組織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既是沙龍，也是家庭，最後才演變成會黨。

　　最初，這個後來成為柬埔寨共產黨中堅力量的小團體更像一個沙龍。留法期間，這批對祖國前途命運感到深深憂慮的年輕人不約而同地被共產主義理論吸引住了。不到一年時間，波爾布特就在巴黎加入了共產黨，並成立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包括波爾布特在內的柬埔寨留學生幾乎天天都要舉辦討論會，用全新的視角分析祖國的形勢。有趣的是，這個帶有沙龍色彩的學生團體竟開始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家庭色彩—除了深厚的同學情誼，波爾布特和後來擔任民柬外交部長的英薩利甚至娶了兩姊妹為妻，成為了姻親。而到了紅色高棉後期，領導層中更是充斥著「第一代」領導人的各路親戚。濃厚的家庭色彩也是紅色高棉核心權力層保持長期「共進退」的重要原因。

　　當然，無論這個巴黎時期的學生團體是沙龍還是家庭，最終它都將捲入革命的洪流，化身為一個會黨，或者某種程度上，變成一個幫會。當1953年，波爾布特登上了和他前往法國時搭乘的同一艘郵輪「牙買加號」返回祖國的時候，他對這個「會黨」的雛形已經有了構想。

　　二

　　「大哥」的崛起

　　當時的柬埔寨，剛剛從法國殖民者手裡取得獨立，被稱作「獨立之父」的西哈努克親王聲望如日中天。面對百廢待興的國家和日趨激烈的冷戰對抗，西哈努克親王正努力在大國的夾縫中尋找國家發展的機遇。雖然已經獲得獨立，但柬埔寨國內的政局依然非常動蕩。一方面，由越南支持的「高棉解放運動」及其它反對現政權的派別不斷向政府發起挑戰，另一方面，西哈努克日益感到自己正在丟失對核心權力的控制--他的朝中重臣朗諾和施里瑪達一步步攫取了實權，並獲得了美國的支持。

　　此時返回祖國的波爾布特已經自認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了。雖然他的公開身份是一名「進步知識中學」的法語教師，但實際上，他已經和陸續歸國的同學們一起開展了大量建黨的準備工作。1960年9月，「柬埔寨勞動黨」在金邊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中正式成立。原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元老杜斯木當選總書記，波爾布特則被選為中央委員，躋身黨的核心層。兩年後，杜斯木神秘失蹤，波爾布特接任黨的總書記。

　　

　　紅色高棉領袖波爾布特

　　雖然沒有明確證據表明杜斯木的失蹤和波爾布特有關，但如此蹊蹺的事件後來還是遭到了許多人的懷疑。但無論如何，當時波爾布特給出的解釋是「杜斯木同志遭到敵人綁架后失蹤」，並一舉掌握了柬埔寨勞動黨的最高權力。從此，這個雄心勃勃的革命組織終於展現出它「會黨」乃至「幫會」的一面：全黨無條件服從一個領導者、杜絕任何黨內反對派的存在、制定明確的黨派綱領。15年後，波爾布特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曾說：「1962年，黨的路線被明確。一，進行民族革命，從柬埔寨消滅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二，進行民主革命，從柬埔寨社會中剷除封建地主、反對的買辦資本主義制度。」

　　隨著這個從事秘密地下活動的新生黨派逐漸浮出水面，西哈努克政府加大了清剿力度。很快，波爾布特和他的親密戰友們的名字登上了柬埔寨全國通緝令，而且特殊的意識形態也讓他們正式開始背上「紅色高棉」的標籤。但區區一紙通緝令已經阻擋不了波爾布特走向革命的步伐了。波爾布特和戰友相繼離開金邊，進入叢林地區，正式開始游擊生涯；「柬埔寨勞動黨」也被更名為「柬埔寨共產黨」。隨後，他以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訪問了河內和北京。更具意義的是，波爾布特在黨內有了新的稱號：「一號兄弟」（BrotherNumberOne），簡言之，就是「大哥」。

　　接下來的幾年裡，波爾布特深深體會到了「槍杆子里出政權」的道理，並積極擴大武裝力量，靜待時機。至1970年初，紅色高棉的根據地總人口已經接近100萬，包括游擊隊在內的武裝力量以超過5萬人。

　　

　　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領導人

　　1970年3月，機會來了。朗諾發動政變，罷黜正在蘇聯訪問的國家元首西哈努克。幾乎走到窮途末路的西哈努克親王不得不輾轉來到北京，在北京成立了「民族團結政府」，對抗國內政變成功的朗諾勢力。波爾布特敏銳地抓住了機會，與彼時的敵人西哈努克結成了同盟，共同反抗朗諾政權。由於越戰的戰火此時已經燒到柬埔寨，柬埔寨國內對於美國的敵視空前高漲，波爾布特和西哈努克捐棄前嫌建立的聯盟迅速成為了國內反抗力量的核心。

　　僅用了5年的時間，紅色高棉游擊隊的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勢，竟一步步拖垮了受美國援助和武裝的朗諾軍事力量。法國記者索恩在紅色高棉的「解放區」看到了這樣的景象：「抵抗武裝在軍事素質和武器裝備方面都算不上先進，但游擊隊的指揮官非常強調紀律的作用……沒有戰事的夜晚，會舉辦各種會議和訓練班。課程的語言非常簡樸，主要集中在陣線的政治路線方面……這些剛進入訓練班時可能連民族團結陣線是怎麼回事都說不清楚的農民，居然能夠在半個月後滿口的政治術語，對敵我關係和各派矛盾說出一套完整的看法……」

　　

　　紅色高棉領導人脖子都圍著格子巾、坐高級車

　　1975年4月，戰局日趨明朗，波爾布特的游擊隊節節勝利，包圍首都金邊。朗諾以及大部分的政府官員、外國使節紛紛從波城東國際機場起飛，逃離這個即將被紅色高棉統治的國家。如奧斯卡獲獎影片《戰火屠城》(TheKillingFields)描述的，4月17日，當紅色高棉武裝進入金邊，市民們驚訝地發現，這些扛著重機槍、身上掛滿子彈的戰士們竟大多還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們臉上看不到「解放」首都的喜悅，相反，他們的神情顯得冷漠、警惕，對這座古老的城市充滿了敵意。

　　三

　　「安卡」的實驗

　　對於「一號兄弟」來說，舞台終於搭好了。

　　就在紅色高棉游擊隊抵達金邊的當天，人類歷史上一個空前絕後的計劃開始實施了，從此掀開了紅色高棉執政的序幕：包括金邊在內的所有城市的居民全部撤離，撤往農村進行勞動改造。於此同時，「安卡」宣布，柬埔寨即日起正式廢除貨幣、市場和私有財產制度。

　　「安卡」在柬埔寨語中是「組織」的意思。波爾布特一直奉行「秘密」原則，不但自己行事低調隱秘，甚至連「柬埔寨共產黨」這一稱號都從未公開使用。一直以來，這個組織稱自己為「柬埔寨革命組織」，直到1977年才正式公開。而「安卡」，實際上就是最高權威波爾布特的代名詞了。

　　「安卡」發出的命令從來都是得到絕對服從和執行的。為了安撫百姓，金邊的廣播里開始陸續傳來解釋性的消息：「美帝國主義即將對金邊進行轟炸，出於安全考慮，全體市民需要撤離，誰也不準留下……不準攜帶任何行李，因為不久后就可以回家了。」

　　士兵們用衝鋒槍指揮著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大遷徙。「空城」的命令下達后，紅色高棉沒有給市民留下任何準備的時間，而是由全副武裝的士兵遍地搜尋不肯離開的人，凡見到稍有遲疑的人，立即當街處決。頓時，金邊滿城槍聲。有些家庭因為等待未歸的親人而遭集體殺害，有的醫生和護士因為搶救病人延誤時間而被擊斃，路邊還時常能看到棄嬰和老人的屍體。由於奇缺食物和藥品，這支百萬人的遷徙大軍中不斷有人倒下，屍骨遍布金邊通往周邊農村的道路。一路上，大量人員僅僅因為戴著眼鏡或是腕上帶著手錶而被槍決，理由是「眼鏡象徵知識分子，手錶象徵資產階級」。而一些人冒險夾帶了鈔票，卻發現貨幣已經被禁止使用，一切財產作廢，自己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無產者」。

　　

　　1975年4月，佔領金邊的紅色高棉士兵揮舞手槍勒令商店業主離開。

　　離開金邊的大軍走到半路時，人群又被強制停下，每個人被要求說出自己的出身和經歷。凡是擁有知識分子、僧侶、技術工人、商人、城市居民身份的人，都被劃分為「新人」，派往各地的農村進行「改造」。而一旦被鑒定為「朗諾政權的人」、「對新政權不滿」或是「階級成分包含地富反壞」，則一律格殺勿論。至於在柬埔寨文化中地位極高的僧侶，紅色高棉的做法是「關閉所有廟宇，命令僧侶還俗」。

　　不到一周時間，金邊這座被譽為「東方巴黎」的都市變成了一座廢棄的「死城」。對於波爾布特來說，這場偉大的實驗取得了一個完美的開場。在一份發給黨內中層幹部的文件中，波爾布特滿懷自豪地說：「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壯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在軍隊武力的強制下，百萬城市居民遷往鄉下改造，開始了家徒四壁、刀耕火種的生活。「新人」被要求學習農活，種地修渠，並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的勞動強度極大，每十天休息一天，每天的規定勞動時間是12.5小時，後來增至15.5小時。為監督進度，當局設立了自行車游車隊到處巡視，嚴禁農民聊天、歇息。到了晚上，公社還要召開學習會，貫徹「安卡」的精神，進行政治學習。有時，幹部們會鼓勵「新人」懺悔自己在過去的犯下的錯誤，有些「新人」們這麼做了，他們得到了在場所有同志的掌聲和鼓勵。可是當天凌晨，他們就消失了。

　　當城市「清空」以後，波爾布特治下的柬埔寨開始大步地邁向集體化，私有制被禁止。除了集體勞動以外，公社社員用餐一律在公社大食堂進行。起初規定一日三餐，後來由於糧食短缺改為一日兩餐，再後來每餐飯僅供應稀粥和野菜。這套制度很快就使得柬埔寨「浮誇風」盛行，各地「放衛星」，全國不久便陷入了大飢荒，餓殍滿地。根據相關回憶錄，連身在首都金邊的中國援柬專家都吃不飽飯，需要從中國駐柬使館緊急調送壓縮餅乾充饑，更別說遍布全國農村的「新人」們了。然而，波爾布特在1977年訪華時是這樣介紹柬埔寨農業發展的：「1976年每公頃生產3噸稻穀的計劃，我們已經勝利地完成了80%，這就使得我們能有足夠的糧食解決我們人民的生活問題，平均每人312公斤稻穀，而且使我們能在1977年開始出口數萬噸大米。」

　　在波爾布特看來，柬埔寨之所以淪為殖民地，屢遭外國入侵，是因為腐朽的「舊思想」污染了人們的靈魂。他決定進行一場徹底的全民文化改造。紅色高棉關閉了所有的正規學校，禁止書籍出版，取締傳統藝術。全國的廣播台只在金邊保留一家，作為黨的「喉舌」—由於民間的收音機均被沒收，所以人們也只能在軍隊、工廠、機關和合作社集體組織收聽。國內過去已出版的書籍被一律看作舊社會荼毒，遭到焚燒，而紅色高棉政權並不出版新書，即使是闡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著作也從未印發。至於過去的知識分子階層，幾乎全部被打成叛徒、特務，在兩年內被清洗殆盡。在日常服飾方面，百姓被強迫統一穿上黑色的革命裝或者軍裝，而婦女不準留長發，不能戴首飾，否則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

　　

　　四

　　同志的屠刀

　　「安卡」的實驗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在這個「純粹」的共產主義社會裡，國民經濟全面崩潰，糧食產量直線下降。但波爾布特仍然對「超大躍進」的計劃充滿自信，他在1978年4月說：「我們的祖國在各方面以躍進的速度取得了非凡的進展，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有了大片大片的農田系統和縱橫各地的水利系統。在工業和手工業方面，工廠和車間像雨後春筍一樣蓬勃發展。衛生、社會福利、政治和文化教育、技術方面也取得巨大進展……由於柬埔寨共產黨的領導，工人和貧農都成了河流、土地和革命的主人。他們有住宅、適量的衣服、足夠的糧食，生活在平等、進步和繁榮的社會中……儘管民主柬埔寨剛剛擺脫了毀滅性的戰爭，正在從事農業生產，但卻有了足夠的稻米，除供給本國人民之外，還向外國出口。」

　　當然波爾布特並非完全看不到「革命」遭遇的困境，但是他把一切困難歸結為「敵人的特務、叛徒、叛國賊進行的破壞和搗亂」，而最直接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大清洗」。

　　在波爾布特出任政府總理后，他就開始以肅清親越分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為借口開始內部清洗。柬共創始人之一高密、東北大區書記黎薩南、外交重臣韓森雷、駐越南大使森安、駐華大使篤砍敦、商務部長貴通和蘇瓦西、交通部長篤平……數月內，一大批黨內高級官員被槍斃。和歷史上發生過的其它大清洗不同，紅色高棉內部清洗時採用「全稱判斷」，即清洗對象可以是某個地區黨政組織、軍隊系統的全部成員甚至總人口。在1978年，波爾布特下令對東部大區地方幹部和軍隊系統的大清洗竟然在半年內處決了10萬多人。東部柬埔寨變成一片人間地獄。

　　

　　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殺害了200萬人占當時柬埔寨人口的1/3

　　這場大清洗運動的代名詞，就是「S-21」。

　　S-21本來是地處金邊東北的一所中學。1975年底被用作紅色高棉關押犯人的看守所。短短4年時間，這裡總共關押過20000多犯人，據信只有6人僥倖生還，足以和納粹集中營相提並論。

　　在這座四周架起帶高壓電的帶刺鐵絲網的恐怖監獄中，原先的教室被改造成一個個狹窄的拷問所，所有的窗戶都被鐵條覆蓋，並繞上電線以防止犯人逃脫。S-21中的被關押者除了少數朗諾政府的官員、刑事犯罪分子外，絕大多數是紅色高棉的官員或柬共黨員、大區書記等高官、士兵、知識分子等。所有的供詞均承認犯有反黨罪行，供認自己是外國情報機構的特務。這些供詞都是在嚴刑下被逼供的，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嫌犯供認后即被槍斃。隨著處決任務越來越多，為了節省子彈，S-21開始用棍棒重擊、斧頭砍殺犯人。後來S-21的罪行被揭發后，人們在這座監獄發掘出近9000具屍體，而許多頭蓋骨上還留有斧頭砍出的痕迹。

　　

　　能找到的被殺害的照片—冤魂

　　嚴刑逼供是S-21的常規事項。到達集中營后，犯人們先被照像存檔，然後被強制脫去所有衣物，去除所有可能的自殺物。接著，S-21會逐一對犯人進行審問，並設計出一套用來讓犯人承認有罪的審訊系統。犯人們會被電擊、熱烙，懸掛或被其他可怕的工具予以審問。很多犯人根本受不住酷刑而死亡，即使是意志最堅強的犯人，讓其招供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供詞的不斷增加就使得牽連的人員越來越多，黨內人人自危，每個人都拚命保全自己、揭發他人。S-21的人道主義災難使得當時該監獄的主管康克尤（KaingKekIeu）後來成為了千夫所指，而這位被視為魔頭的監獄長是如此辯解的：「我是做了很壞的事情。但是我改變不了什麼。所有指示來自紅色高棉中央……只要被捕，就必須死。這是黨的決定。我們只是負責審訊和向中央報告……我無法逃避，因為我的家人是他們的人質。一旦我逃離崗位，我家人的下場與其他犯人的命運一樣，我反抗也幫不了誰。」

　　對於波爾布特來說，事情似乎並不那麼複雜。他判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的間諜特務」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基於此，堅決鎮壓這「一小撮反革命」是理所當然的。

　　這場大清洗不但在柬共內部不斷發酵升級，也在全社會鋪開。1978年，紅色高棉還公布了《處理懶惰人法則》。根據這個法則，被判定為無故不出工、遲到早退、磨洋工的農民均將被罰停食、帶腳銬勞動。屢犯者則直接用實心木棍處死。令人悲嘆的是，連華僑也不能倖免這場災難。儘管中共是世界上僅有的幾個對紅色高棉友好的政權之一，但在柬埔寨的華僑全部被定性為「資產階級」，華語被禁止，一旦發現有人講廣州話、潮州話或海南話便會以「搞特務活動」為罪名而被捕。

　　五

　　梟雄的尾聲

　　可嘆的是，1978年起，波爾布特的國家開始瀕臨崩潰。除了飢荒、屠殺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外，當年8月爆發的大規模洪水進一步將紅色高棉推向深淵。波爾布特強硬地表示「柬埔寨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能夠自力更生，絕不會接受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援助」，結果這個政權徹底失去了民心。

　　1978年下半年，一批為躲避大清洗而逃至越南避難的前紅色高棉軍官組織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反抗力量，他們在越南的支持下，向波爾布特和他的武裝發起了挑戰。紅色高棉4年左右的殘酷統治很快走到了盡頭。面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越軍，紅色高棉的這支由游擊隊發展而來的國防軍一潰千里。儘管越南和柬埔寨之間有著很深的歷史糾葛，但相比之下，百姓更希望儘快結束這段令他們不堪回首的紅色時代。人民不再為波爾布特的游擊隊提供支持，而是紛紛找到越軍，主動為其引路。

　　波爾布特怎麼也無法想通為什麼自己會被人民拋棄。金邊失守后，他率領紅色高棉殘部重回叢林，開展游擊戰，力圖重新執掌政權。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紅色高棉執政期間犯下的罪行逐漸露出水面，柬埔寨的新政府也得到平穩過渡，波爾布特的地盤越縮越小。

　　

　　重新轉型為游擊隊領袖的波爾布特一直在咬牙堅持，最終還是走向了毀滅。1997年，他懷疑自己的親密戰友，也是紅色高棉的總司令宋成通敵，親自下令槍斃宋成一家老小11人。這件事情終於在紅色高棉內部引發激烈反應，宋成的部下逮捕了波爾布特，並將他軟禁。次年，這位柬埔寨的一代梟雄病故，對外公布的死因是心臟病突發。他的死亡被視作一代暴君的離去。

　　六

　　紅色的幽靈

　　今天的柬埔寨已經走過了那段血雨腥風的歷史，走向了和平。紅色高棉在波爾布特去世后也迅速解體，游擊隊員紛紛走出叢林，重返社會。紅色高棉的前領導人也陸續接受了審判。這些前領導人在法庭上幾乎都把罪惡推到了波爾布特一人身上—「是波爾布特讓我這麼乾的」、「我沒有決策權，波爾布特才有」，「我不執行的話，波爾布特就要清洗我全家」……這些辯詞也漸漸強化了人們心中波爾布特「青面獠牙」、「混世魔王」的形象。就像烏干達統治者伊迪•阿明被傳為嗜食人肉一樣，波爾布特本身的罪惡、人性的扭曲被人們深深銘記。

　　

　　前紅色高棉二號人物，全國人大委員長農謝(柬共中央委員會副書記)在法庭上受審。聯合國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開始對四名前紅色高棉領導人進行審判。

　　可這，恐怕並不是真實的波爾布特，把責任推給波爾布特「喪盡天良」顯然是有失公允的。大多數與他接觸過的人都真誠地表示，波爾布特是一個面目慈善、言語輕柔、靦腆憨厚的人。他有著農民質樸的面孔和心靈，滿腔的愛國熱情，還有堅強的意志。從踏上牙買加號的航船起，他就一直為心中「建設新柬埔寨」的理想日夜奮鬥。他執著地相信自己找到了國家富強的答案，而這個答案，就是後來被視作飄蕩在全球的「紅色幽靈」。

　　那麼問題出在哪兒呢，是馬克思主義嗎？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有著嚴密的邏輯理論和強大的道義力量，既包含著「理性」的科學論斷，也包含著「人類解放」的道德感召力，因此能夠產生極大的社會動員力。而且，在一個矛盾重重，戰亂不斷的社會裡，階級鬥爭學說比主張和平寬容的自由主義更富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馬列主義描繪的世界藍圖中，給出了一個重大的利益重新分配方案，這對於柬埔寨這樣的后發國家來說有著天然的吸引力—愛國主義和民族復興的熱望大大增加了馬列主義對「第三世界」愛國者們的誘惑。而且，按照這套理論，無產階級將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一旦實現，這個意識形態集團的權力核心，將歷史性地創造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名垂青史，這難道不令人怦然心動嗎？

　　

　　晚年的波爾布特軟禁在叢林里

　　波爾布特心動了。但是，把紅色高棉的罪惡歸咎於馬克思主義引發的烏托邦幻想，亦把問題簡單化了。真正可怕的，不是「烏托邦」，而是「強制實現烏托邦」。烏托邦本身強調人類的德性、理想秩序，是向善的力量，只有當它與權力、暴力結合，強制所有人為實現烏托邦而「改造」的話，帶來的才是我們在柬埔寨看到的悲劇。所以，人類文明未必要「告別烏托邦」，而是要「告彆強制」。當然，告彆強制要比告別烏托邦困難得多，因為強制背後是暴力和利益，而烏托邦本身往往只是託辭。

　　對於波爾布特來說，這一切顯得太過抽象了，因為權力和理想在他的腦海中已經糾纏在一起，無法各自分辨了。他更像是一個糅合了烏托邦理想和強烈愛國熱情的權術家—對「制度理性設計」的極端自信、引領民族復興的使命感以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這個柬埔寨人的身上碰撞到了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波爾布特晚年一再堅持自己「良心是清白的」時候，我們也多少能夠理解他內心深處的邏輯。

　　

　　橫極一時的殺人魔王—波爾布特死於叢林住所

　　如果說波爾布特親手設計的制度是陷入了「理性的自負」的話，那麼波爾布特本人其實也陷入了「德性的自負」。致命的自負遮蔽了自己內心的殘忍和乖張，也造就了不可抑制的自我膨脹。當古往今來失去權力的大人物為「為什麼我的人民拋棄了我？」而哀嘆迷惑的時候，波爾布特的故事可能是最好的教材。

【來源：愛思想網 文/方忱 網路配圖 有刪節】

全跟老毛學的。名師出高徒。

真是暴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