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一生最大誤判 未在重慶幹掉毛澤東

(ZT) 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在日記中羅列了中共11條罪狀，並決心要扣押和審判毛澤東。不久，蔣介石猶豫了：「對共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後惟有天命是從也。」還在日記中自負地寫道：「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長期研究蔣介石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認為，蔣介石一生中做過很多錯誤的判斷，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本文摘自2011年4月26日《北京日報》，作者黃加佳，原題為《重慶談判》。

毛澤東先生來了！」

　　1945年8月28日，一向多霧的重慶卻是個大晴天。

　　剛過中午，《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石西民坐著吉普車，風風火火地來到《大公報》記者王淮冰家。石西民告訴王淮冰：「毛主席和周恩來同志下午要到重慶了。」約他一起去採訪。

　　得知這個消息，王淮冰喜出望外。這幾天，他與重慶新聞界的朋友們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毛澤東會不會冒險來重慶與蔣介石和談。正反兩方，各執一詞，似乎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沒想到，議論正酣，毛澤東已經率團飛到重慶了！

　　王淮冰坐上石西民的吉普車，一路向機場飛奔，沿途又接了《大公報》記者彭子岡和《新民報》記者浦熙修，最後當郭沫若、於立群夫婦上車時，一輛小小的吉普車已擠滿了人。

　　「僵持八年，令全國非常焦急關注的國共團結問題，已因中共領袖毛澤東氏飛臨陪都而開朗。」王淮冰後來回憶，他這句新聞導語，就是在這輛悶熱擁擠的吉普車中構思出來的。

　　當王淮冰等人走進候機室時，發現各黨派人士早已守候多時了。民主同盟的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等幾位老先生，不時伸著脖子向遠處張望，急切之情溢於言表。相比之下，前來迎接貴賓的國民黨官員周至柔、邵力子等人，卻顯得有些心不在焉。

　　下午3時36分，經過3個多小時的飛行，476650號軍用飛機安然著陸。第一個走出機艙就是毛澤東。他頭戴灰色拿破崙帽，身著藍布中山裝，還特意穿了一雙新鞋子。緊隨其後的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

　　為了捕捉這個難得的歷史鏡頭，一群外國記者蜂擁而上，照相機的咔咔聲不絕於耳，鎂光燈閃成一片。親自把毛澤東接到重慶的赫爾利看到這番情景，非常滿意，悄悄地在毛澤東耳邊說：「簡直像在好萊塢。」

　　記者們把毛澤東團團圍住，有的提問，有的遞名片，有的搶著握手。一干民主人士卻被擋在外面。年老、個兒小的沈鈞儒，在人群外急得直跺腳，一邊擠一邊喊：「我是沈鈞儒，我是沈鈞儒！」

　　雖然接機場面非常熱鬧，但王淮冰發現，到場的多是外國記者，僅有的幾個重慶本地記者還是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約來的。原來，為了減小毛澤東到渝的影響力，國民黨對重慶本地的報紙封鎖了消息。

　　時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編輯的王掄楦回憶，毛澤東到達重慶那天，《中央日報》編輯部異常緊張。蔣介石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布雷親下指示：不發社論，不寫專訪，新聞一律採用中央通訊社的通稿。有關談判的報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標題不要太大。總之一句話，不要替共產黨製造聲勢。

　　儘管如此，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消息還是像驚雷般在重慶上空炸開了。毛澤東到渝第二天，《大公報》發表了名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論。《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興奮地寫道：

　　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的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

　　「重慶談判」會像《大公報》期望的那樣有一個「大團圓」結局嗎？也許，坐在談判桌邊的蔣介石，從一開始就不這麼樂觀；也許，他根本沒想到毛澤東會單刀赴會。

　　三封電報

　　毛澤東之所以來重慶談判，皆因蔣介石那三封言辭懇切的電報。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當天，蔣介石給身在延安的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邀請他來重慶「共商大計」：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秦立海告訴記者，蔣介石選擇這個時候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大有深意。

　　德國投降后，美蘇為爭奪歐洲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為了集中力量確保在歐洲的利益，美蘇雙方都希望能在亞洲保持某種平衡。看似對立的兩大集團都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

　　美國方面當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國民黨，蘇聯的態度卻相當微妙。按理說它應該支持同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可這一次，它卻把天平傾向了當時實力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一方。

　　但要獲得蘇方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擺在了蔣介石的面前。這份條約雖名為「友好」，內容卻絲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條約」不但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還要求中蘇共管長春鐵路30年，旅順作為海軍基地共享30年，大連為自由港。作為交換，蘇聯政府承諾一切援助都將給予中國國民政府，而不給中國共產黨。

　　為了獲取蘇聯的支持，蔣介石最終還是簽下了這份條約。就在《中蘇友好聯盟條約》簽訂的同一天，蔣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澤東發出了第一封電報。

　　毛澤東收到電報后，對赴渝談判一事未置可否，而是要求蔣介石先答覆朱德總司令的電報。

　　1945年8月10日，當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時，蔣介石毫無心理準備——雖然德國早在5月份就投降了，美軍在太平洋上與日軍的逐島爭奪也節節勝利，但中國的大半壁江山還在日軍手中，蔣介石估計中日之戰怎麼也得拖到1946年春夏之交才能結束。

　　突如其來的勝利，使蔣介石措手不及。彼時，最讓他心焦的就是日軍受降問題。當時在華日軍還有100多萬。誰接收了軍隊，就等於接收了100萬人的武器給養。

　　當時，蔣介石的軍隊都在中國西南一隅，而共產黨的人馬卻散落在華北、西北、華南的敵後解放區。就算美國調派飛機和軍艦幫著國民黨往原日軍佔領地區運兵，蔣介石也無法搶在共產黨前面接受日軍投降。

　　於是，心急火燎的蔣介石11日一早就給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發出了讓十八集團軍「原地駐防待命」，不許收繳日軍槍械的荒唐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電蔣介石，堅決拒絕他不許第十八集團軍收繳日軍武器、接受日軍投降的錯誤命令，並提出了「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則接受被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的投降」的建議。

　　毛澤東要求蔣介石先答覆受降問題再談別的，可蔣介石對此大不以為然。他深夜在日記中輕蔑地寫下：「朱之抗命，毛之複電，只有以妄人視之。」隨後，他又反覆推敲詞句，寫下了第二封電報。

　　這回，蔣介石把不讓共產黨受降的問題推給了盟軍，聲稱盟軍總部有統一規定和受降程序，中國戰區不便於擅自更改。而後再一次要毛澤東前往重慶談判，並寫道：「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

　　毛澤東繼而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抗戰中，周恩來長駐重慶，多次和蔣介石折衝周旋，由他作為談判代表，其實是最適合不過，可這回蔣介石似乎是鐵了心要請毛澤東出山，8月23日，第三封電報又來了，執意要毛澤東與周恩來同往，甚至連飛機都預備好了。

　　去，還是不去？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為此在延安棗園召開了擴大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把這種聯合政府稱為「獨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他說：「我們參加這樣的政府，就是要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這就是七大時講的長期迂迴曲折的道路；走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個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不過，人們最關心的還是他的安全問題。深入虎穴與「殺人如草不聞聲」的蔣介石談判，能夠安全返回嗎？毛澤東是做好了最壞打算的。臨行前，他不但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還建議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二人為候補書記，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況下，書記處還能保持5人開會。

　　在赴重慶談判前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我準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裡辦點事。現在蘇聯紅軍不入關，美國軍隊不登陸，形式上是中國自己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三國過問，三國都不願中國打內戰，國際壓力是不利於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中蘇條約有利於中國人民，蘇聯紅軍攻佔東三省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重慶是可以去和必須去的。」

　　初談不順

　　8月28日，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蔣介石在林園官邸為他舉行了歡迎宴會。席間，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委員長」，蔣介石則稱毛澤東為「潤之」。會後，蔣介石還邀請毛澤東在林園下榻。一對較量了十幾年的老對手再次聚首，氣氛似乎相當融洽。

　　研究者秦立海對記者說，傳統觀點認為，蔣介石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只是想將毛澤東一軍。如果毛澤東不來，則可以把挑動內戰的罪名扣在共產黨頭上；如果毛澤東來了，則可以趁機調兵遣將準備內戰。

　　秦立海說：「這種觀點固然有它的道理，但也不能認為蔣介石對談判毫無準備。當時，蔣介石得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支持，又正值抗戰勝利，他在國內外的地位可謂如日中天。他自然希望趁此機會逼中共就範。如果共產黨迫於各方壓力接受了和談條件，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對於毛澤東的到來，蔣介石心中還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果應召來渝，此雖威德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

　　「應召」二字把蔣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態表露無遺。他從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國民黨與共產黨更像封建時代的一種君臣關係。在這樣的心態下，談判註定不會順利。

　　9月3日，經過幾天的交換意見之後，共方向國方正式提交了11條談判要點。其中包括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的領導地位、懲治漢奸、停止武裝衝突、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政權和軍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告訴記者，談判要點的實質就是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的整編問題。在解放區問題上，共產黨提出由共產黨人擔任山西、山東等五省解放區所在地的省主席，擔任解放區廣為分佈的廣東、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個特別市的副市長；而國民黨則只允許共產党參加政府，各解放區官員都需要國民黨認可才能繼續留任。軍隊問題上，共產黨提出將人民軍隊整編成16個軍48個師；而國民黨堅持最多只允許保留12個師。雙方的期望值，相差十萬八千里。

　　看過共產黨方面的這份方案后，蔣介石對國方代錶王世傑、張治中等人說：「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在他看來，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才具有誠意，其他各條「在內容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矛盾」。

　　其實，中共在籌備這次和談時是做了相當大讓步的。在1945年9月4日雙方的「第一次談話紀錄」中記錄著這樣一段話，周恩來對國方代表邵力子說：「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

　　周恩來此處提到的「聯合政府」問題，實是一樁公案。

　　1944年11月，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赫爾利自告奮勇到延安調停國共矛盾。剛剛上任的赫爾利信心滿滿，認為自己一定能做成這個和事老。

　　在與赫爾利談判時，中共領導人提出了五點協定草案，其核心問題就是把國民政府改組為包括各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並提出各黨派享有平等地位。赫爾利覺得共產黨的提議很公平，沒有什麼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當赫爾利拿著協議，興沖沖返回重慶時，卻被蔣介石兜頭潑了一盆涼水。蔣介石明確表示，國民黨絕不可能與共產黨相提並論，聯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這個協議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徹底失敗，必然導致中共控制政府。

　　楊天石教授告訴記者，在蔣介石的頭腦中根本沒有「多黨」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認聯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產黨人來國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蔣介石說客的赫爾利，看到自己與中共的協議受到如此強烈的抵制，又馬上翻了臉，很快給中共發來了與五點協議背道而馳的三點協議。從這次反覆中，共產黨也明白，想讓蔣介石接受聯合政府的方案，無異於與虎謀皮。

　　為了表達誠意，在重慶談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隱去了「聯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參加政府」。這無疑是承認了國民黨在政府中的主導地位。但即便是這樣，蔣介石還是認為中共要求得太多。

　　談判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僵局。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雖然國共雙方代表的談判舉步維艱，但毛澤東在談判桌外的社交活動卻異常豐富。在重慶的43天中，他會見民主人士，參加國際活動，接受各國記者採訪，處處顯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與氣度，使國民黨宣傳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掃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澤東造訪了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張瀾的秘書呂光光回憶，張瀾家旁邊就住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為了安全起見，周恩來特意囑咐不要在客廳見面，而選在張瀾的卧室中晤談。

　　呂光光記得，賓主剛一落座，張瀾就不安地對毛澤東說：「這明明是蔣介石演的假戲啊！國共兩黨要談判嘛，你們可以像過去那樣，派恩來先生，加上若飛先生，來談就可以了。何必動潤之先生的大駕呀……蔣介石在演鴻門宴，他哪裡會顧得上一點信義！前幾年我告訴他：『只有實行民主，中國才有希望。』他竟威脅我說：『只有共產黨才講實行民主』。現在國內外形勢一變，他也喊起『民主』、『民主』來了！」

　　聽了張瀾的話，毛澤東風趣地說：「民主也成了蔣介石的時髦貨！他要演民主的假戲，我們就來他一個假戲真演，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出是非，這場戲也就大有價值了！」

　　隨後，毛澤東又向張瀾介紹了中共在此次和談中提出的幾項主張，張瀾連聲說：「很公道，很公道！蔣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應採納施行。看起來，這場戲倒是有看頭。」

　　在重慶，毛澤東不但與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歡，還主動接觸國民黨中各派大佬。毛澤東當時的秘書王炳南記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陳立夫、戴季陶這樣的反共專家，我們平時都看作冤家對頭，相顧眥裂，有什麼好見的呢？」

　　毛澤東則開導大家：「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慶來，還不是為跟反共頭子蔣介石談判嗎？國民黨現在是右派當權，要解決問題，光找左派不行，他們是贊成與我們合作的，但他們不掌權。解決問題還要找右派，不能放棄和右派的接觸。」

　　王炳南記得，與陳立夫一見面，毛澤東就提起當年國民黨背信棄義，殘酷屠殺共產黨人的往事。毛澤東說：「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毛澤東談笑間蘊藏機鋒，搞得陳立夫異常尷尬，連聲表示要對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

　　

毛澤東在重慶與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話，其中影響最大的還要數《沁園春·雪》的發表。到達重慶的第四天，毛澤東就會見了老朋友柳亞子。柳亞子早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又與毛澤東共事過一段。由於二人都愛好詩詞，所以較一般朋友顯得更加親密。

　　得知老友到達重慶，柳亞子興沖沖地來到毛澤東居住的桂園探望。柳亞子詩興不減當年，一見面就贈了毛澤東一首詩。詩中有言：「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稱讚毛澤東這次為了全國人民的福祉，涉險來重慶談判的義舉。

　　吟罷自己的詩，柳亞子又請毛澤東也賦詩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澤東哪有雅興寫詩，於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陝北時所作的一首舊作《沁園春·雪》贈給了柳亞子。

　　柳亞子展讀之餘，讚歎毛澤東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況餘子乎？」

　　起初，柳亞子想把這首詞拿到中共在重慶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但《新華日報》的同志說，主席不想讓青年人知道他做舊體詩，所以只發表了柳亞子的《和毛潤之先生詠雪詞》。可每每有朋友造訪，柳亞子總忍不住拿出這首詞與人一同鑒賞。這樣一來，一傳十，十傳百，不久《沁園春·雪》就在重慶傳開了。

　　彼時，吳祖光正在重慶擔任《新民晚報》副刊「西方夜譚」的主編。讀到坊間傳抄的《沁園春·雪》時，他擊節稱讚，認為作為一名報紙副刊編輯，遇到這樣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後來，吳祖光先生回憶說，《新民晚報》是一張民營報紙，所受約束較少，於是就自作主張在《新民晚報》副刊上發表了這首《沁園春·雪》。他還在詞后加了一段按語：「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並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氏自稱，則遊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

　　《沁園春·雪》發表時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澤東早已回到延安，但這首「詠雪」詞還是轟動了山城。據說，蔣介石讀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一句時，大為不安。他對自己的「文膽」陳布雷說：「我看他毛澤東野心勃勃，想當帝王稱王稱霸，想復古，想倒退。你趕快組織人，寫文章批判他。」

　　可他們徵集上來幾十首《沁園春》詞作，卻沒有一首能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相提並論的。

　　赫爾利再出馬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國共代表連續舉行了四次正式會談。儘管雙方在國民大會及政治會議等問題上都做了一些讓步，但在核心的軍隊和解放區問題上，還是毫無進展。

　　此時，肩負促成國共和談任務的美國大使赫爾利，收到了回國述職的命令。掐指算來，他在中國已經呆了一年有餘，國共雙方的矛盾到底解決了多少？當初他拍著胸脯向美國總統杜魯門保證促成國共合作，到底有沒有譜？回國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國共雙方的書面協議。哪怕是紙上和平，也好向杜魯門交差了。

　　但是國共雙方談了半個月仍各執一詞，赫爾利急了！

　　9月17日，就在準備回國的前一天，赫爾利宴請了國共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和談判代表。

　　席間，赫爾利表示，無論如何要儘快發一份公告，不僅說明雙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國原則問題上所達成的諒解，而且也應該對軍隊問題有一個明確的決定。

　　聽雙方說來說去，赫爾利發現談判還是在軍隊問題上卡了殼。為了儘快拿到和談協議，赫爾利主動向周恩來提出將國共軍隊照比例縮編的想法。對此，中共方面認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輪談判中，周恩來提出：「關於軍隊數目，赫爾利大使擬議中央與中共軍隊之比例數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慮，願讓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現有262個師，我方應編有43個師，較9月3日所提方案讓步5個師，以後中央裁減縮編，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編。」關於解放區問題，周恩來也提出中共願意從廣東、海南島、浙江、蘇南等8個地區撤退，僅駐防在山東、河北、察哈爾等北方地區。

　　儘管中共做了很大讓步，赫爾利也為了等和談結果而推遲了回國的行程，但國民黨方面仍然不為所動。在21日的會談中，國民黨代表僅把允許中共軍隊整編的數目從原來的12個師增加到16個師。

　　在當日的「談話紀錄」中可以看到這樣劍拔弩張的一幕。當國民黨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議后，王若飛當場拍了桌子，氣憤地說：「那麼，中央將我黨軍隊都消滅好了。」

　　面對僵局，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今日我等之商談，系出於平等之態度，然而國民黨之觀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國民黨及其政府皆視我黨為被統治者，為投降者……今日我黨已承認蔣先生之領導地位，已承認國民黨為中國之第一大黨。就蔣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說領導各黨各派，領導全中國，因此蔣先生不只是國民黨之總裁，而且是全國的領袖，但國民黨卻不能以領導者自居，而以被統治者視我黨。」

　　赫爾利當晚找到蔣介石，軟磨硬泡，終於迫使蔣把中共軍隊數量讓至20個師。不過，蔣介石強調：中共必須承認此數，不能再加，並且不能再提按國軍數目比例的事。

　　赫爾利的歸國行程不能再拖了。他連夜找到毛澤東，想逼共產黨接受蔣介石的最後通牒。但不論他如何巧舌如簧，氣急敗壞，乃至言辭尖利，毛澤東堅不讓步。第二天，赫爾利只好帶著他未完成的任務返回美國，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殺心暗起

　　9月27日，蔣介石索性帶著宋美齡到西昌度假去了。

　　在飛機上，蔣介石看到了當日《新華日報》上刊登的毛澤東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的報道。毛澤東說：「中共現有一百二十萬黨員，在它領導下獲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現已遠超過一萬萬。這些人民，按照自願的原則，組織了現在數達一百二十萬人以上的軍隊和二百二十萬人以上的民兵，他們除分佈於華北各省與西北的陝甘寧邊區外，還分佈於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各省。中共的黨員，則分佈於全國各省。」

　　看到這段話，多日來鬱積在蔣介石心中的憤怒爆發了。想到剿共多年，共軍卻越剿越多，如今共產黨代表已經與他在同一張桌子上談判了，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忿忿地寫道：「如此罪大惡極之禍首，尤不自後悔，而反要求編組一百二十萬軍隊，割據隴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區，皆為其勢力範圍所有，政府一再勸導退讓，總不能饜其無窮之欲壑，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

　　身懷利器，殺心頓起。就在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第二天，蔣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炮製的《剿匪手本》，讓何應欽重印下發。到了西昌，他顧不上遊山玩水，一個人悶在屋裡策劃著一個驚天之舉。

　　2007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開放了存放在該院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作為長期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兩度赴美研讀《蔣介石日記》。在1945年9月29日的蔣介石日記中，楊天石看到他羅列了中共11條罪狀，並決心要扣押和審判毛澤東的文字。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看了好幾遍，才確認自己沒有看錯。」楊天石對記者這樣形容當時的震驚，「以前，從沒有任何文獻流露過蔣介石想趁重慶談判期間扣押甚至審判毛澤東。」

　　楊天石告訴記者，對於「扣毛」的後果，蔣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蘇雙方可能的反應。由於當初赫爾利曾以美國的國格擔保毛澤東赴渝談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澤東，美國必定大為光火，而蘇聯很可能「以此借口，強佔我東北，擾亂我新疆」。即便是這樣，他還是覺得值。

　　看起來，蔣介石馬上就要破釜沉舟，準備豁出去扣毛、審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猶豫起來。10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對共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後惟有天命是從也。」

　　蔣介石怎麼又回心轉意了呢？楊天石對記者說：「審治毛澤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蔣介石一定會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擲，那麼婁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慮國際和國內的反應。最主要的是，中國剛剛打敗日本，蔣介石覺得自己正處於事業的頂峰，他不相信毛澤東可以成事。他曾經說過，我有400萬軍隊，我想怎樣就怎樣！」哪怕把毛澤東放回去，甚至再發給他一枚「勝利勳章」，來日沙場上見，照樣能穩操勝券。在日記中，蔣介石自負地寫道：「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楊天石教授說，蔣介石一生中做過很多錯誤的判斷，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個。

　　意外還是陰謀

　　也許是感覺到了重慶空氣中瀰漫的火藥味，10月初，周恩來向國民黨代表提出，毛澤東主席來重慶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在某些問題上國共雙方短期很難達成一致，我方決定讓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

　　看談判很難有結果，國民黨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澤東回延安之前，雙方將歷次談判記錄整理成一個書面文件《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

　　談判場上的火藥味，幾乎沒有在《雙十協定》中表現出來。《協定》一開篇就說：國共雙方「在友好、和諧的空氣中進行了談判」。雖然雙方在一些主要問題上還有分歧，但至少從字面上看是積極的。

　　在《協定》中，中共對軍隊數量問題又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從最初要求的48個師，已經降到24個或至少20個師，幾乎達到了蔣介石的心理預期。但也不難看出，《雙十協定》中還有許多未解之題，雙方只有把各自的訴求都擺在上面。

　　10月8日，國民黨中央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在軍委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了盛大的餞行宴會。受邀的國民黨黨政軍和重慶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張治中和毛澤東都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張治中甚至還樂觀對大家說：「談判的成功已經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這剩餘的百分之三十的距離，我們相信也會有方法使它逐漸接近，終於得到圓滿的解決。」全場來賓報以熱烈鼓掌。

　　酒會一直洋溢著喜慶的氣氛。會後張治中還專門找來重慶有名的厲家班演了一出京劇《群英會》。

　　就在大家正興緻勃勃地看戲時，突然進來一個人在周恩來耳邊耳語了幾句，周恩來臉色驟變，起身出了會場。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記得，張治中和他看到這一情景都很納悶。散會後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被國民黨士兵開槍打死了。

　　正值毛澤東要返回延安的當口，突然出了這麼檔子事，國共雙方都非常緊張。是事故，還是謀殺？當時國共雙方都搞不清楚。余湛邦記得，當晚張治中急得團團轉，到處打電話詢問情況。蔣介石也親自命令戴笠調查此事。后經調查發現，這起事故是個意外。

　　原來，當天下午，柳亞子到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拜見周恩來，了解談判情況。談了一會話后，柳亞子起身告辭。周恩來讓李少石把柳亞子送回沙坪壩中央大學附近的家裡，負責開車的是剛來不久的司機熊國華。

　　熊國華事後接受採訪時回憶，送柳亞子出門時已是下午4時45分了，可5時半他就要送毛主席參加活動，他一路猛踩油門，到了中央大學門前時已經5時10分了。著急的熊國華對柳亞子說：「我5點半還有要事，必須趕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

　　柳亞子下車步行回家。熊國華和李少石風馳電掣地往回趕。重慶多是山路，彎彎曲曲很不好走，行到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附近是個下坡，由於車速太快，躲閃不及，車的後門撞倒了一個正在路邊方便的國民黨士兵。

　　熊國華回憶，當時他並沒有察覺，還是一股勁地往前開。後面士兵大喊，他也沒聽見。被撞士兵的班長氣急敗壞，朝汽車開了槍。子彈穿過車后的工具箱，射進李少石的肺部。熊國華聽見槍響回頭一看，見李少石已經手捂胸口，滿身是血了。熊國華趕緊開車把李少石送到了重慶市民醫院。晚上7點，得知消息的周恩來趕到醫院，李少石已經傷重不治。

　　得到彙報后，蔣介石如釋重負。為了讓公眾眼見為實，他下令將被撞傷士兵吳應堂從中央醫院轉到市民醫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遺體的病房隔壁。這樣，來送別李少石的人們，同時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10月10日下午，周恩來親自到市民醫院，看望了被撞成重傷的吳應堂，誠摯地說：「對不起，我們的車撞傷了你，我代表八路軍辦事處向你表示歉意。我們會承擔你的全部醫療費、營養費和後期治療費，請你安心養病。」

　　一場風波過後，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乘車來到重慶九龍坡機場，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啟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陳誠、張瀾等重慶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同志紛紛來到機場送行。43天尖銳而複雜的談判，毛澤東以他大智大勇促成了《雙十協定》的簽訂。

　　《雙十協定》雖然簽訂了，但現實並不那麼樂觀。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澤東在《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中說的那樣：「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

　　「和平已經死了」

　　在《雙十協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蔣介石就發布了剿共密令，告誡各級軍人：對共產黨「若不速與剿除，不僅八年抗戰前功盡失，且必遺害無窮，使中華民族永無復興之望」。

　　當年10月底，國民黨軍三十軍、四十軍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

　　12月1日，在昆明，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軍警和特務，向反對內戰的師生投擲手榴彈，炸死4人，重傷29人。

　　次年2月10日，重慶各界萬餘群眾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國民黨特務當場打傷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等60多人。

　　5月，拿著美國裝備的國民黨軍攻佔了四平、長春、吉林……

　　6月23日，在南京下關車站，馬敘倫等向國民政府和平請願的民主人士，遭到國民黨特務暴徒毆打。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終於撕毀了停戰協定，向各個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內戰全面爆發。

　　在《雙十協定》簽訂整整一年之後，為了爭取最後的和平機會，民盟秘書長梁漱溟邀周恩來回南京繼續和談。當他乘了一夜的火車到達南京時，看見報紙上國民黨軍隊攻佔張家口的消息。無奈的梁漱溟凄然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但誰也沒有想到，400萬全部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在「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軍隊面前竟然毫無還手之力。僅僅不到三年，人民軍隊便解放了全國。

　　抗戰勝利后，共產黨人為之付出無數努力的和平雖然死了，但中華民族卻在這血與火的考驗中，浴火重生，鳳凰涅槃了。

不是不想殺，而是無法殺。第一，答應了美國，保證毛澤東安全。第二，即使當時殺了毛澤東，也無法戰勝共產黨。
第三，當時蔣介石相信自己能對付得了毛澤東。第四，重慶和談，明擺著的是要爭取人心，老蔣不可能把自己放在失去民心的位置。第五，若毛澤東被老蔣殺掉，老蔣知道，那樣自己失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