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應對恐怖犯罪：縱火者唐代徒刑 宋代杖斃

　唐朝沒有與現代社會相同的恐怖犯罪和反恐法制。可是，當時也有類似的恐怖犯罪，而唐律中也有打擊此類犯罪的規定。總歸起來，此類犯罪行為主要是：劫持人質、用毒藥害人、車馬殺傷人、向城內射箭、散布恐怖言論、決堤防和縱火等。這些行為都從不同角度造成恐怖氣氛，嚴重危害社會的安定和民眾的安全。由此而言，唐律把其規定在律中作為打擊對象，具有「反恐」的意義。
　　唐律用刑罰打擊此類犯罪的過程中，則根據危害程度的不同，罪刑亦會有所輕重。其中，用刑最重的即是唐律中的最高刑「斬」刑。賊盜律的「有所規避執人質」條規定，劫持人質者，「皆斬」。僅次於斬刑的是絞刑。賊盜律的「以毒藥葯人」條規定，用鳩毒、冶葛、附事等毒藥害人的，害人者與賣毒藥者都要被處以「絞」刑。同時，相同的犯罪行為用刑亦會有所區別，即隨著其危害程度的加大，用刑也隨之加重，最後至斬刑。雜律的「燒官府私家舍宅」條規定，縱火燒毀官私房屋或財物的，要被「徒三年」；如果造成損失的價值達到絹五匹的，要被「流二千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唐律的制訂者已經意識到恐怖犯罪對社會和民眾的危害程度，以及他們對「反恐」的重視和決心。
　　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和避免恐怖犯罪的出現，唐律還採取了一些相關的「反恐」措施。這些措施也以律文的形式加以規範，強制執行，以確保得到落實。不按律執行的，也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受到刑罰的制裁。這種措施歸結起來，可以分為以下四類。第一類實行門禁和宵禁。唐律設立門禁，把宮殿作為重點保護對象，違法進入宮殿的都會受到嚴厲的制裁。衛禁律的「闌入宮殿門及上閣」條規定，違反門禁規定而入宮門的，要被「徒二年」；進入殿門的，徒二年半；進入閣內的，絞；攜帶武器到「御在所者，斬。」另外，唐律還規定有宵禁，夜間除有急事、喪事及疾病等特殊情況外，人們不可外出，否則要被處罰。
　　第二類是禁止擁有、私造違禁武器。唐律把甲、弩、矛、具裝等都列入違禁武器，「私家不合有」。「私有禁兵器」條規定，如果私家擁有了，就要被「徒一年半」；擁有的數量多了，達到甲三領及弩五張的，就要被絞；如果是私造這類違禁武器的，用刑還要加重，最高可達斬刑。這一規定可以在恐怖犯罪的犯罪工具方面進行防範，減少恐怖分子得到這類工具的機會。
　　第三類是舉報恐怖犯罪。一旦在居住地發生恐怖犯罪，被害人家庭和鄰居便有義務向鄉村基層組織負責人舉報；他們接報后，還要級級上報到官府，不可隱瞞不報；否則，都要受到處罰。斗訟律的「強盜殺人不告主司」條規定，出現殺人等恐怖犯罪后，「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主司接報后，馬上要向上級報告；不告的都要按耽擱一天被「杖六十」來量刑。這樣，可以迅速掌握恐怖活動的動向，及時組織力量，進行控制和打擊。
　　第四類涉及「反恐」行動。唐律在出現劫持人質、殺人、縱火等恐怖犯罪情況時，周圍的相關人員即應投入「反恐」行動，開展「反恐」鬥爭。否則，也要被刑法所追究。賊盜律的「有所規避執人質」條規定，在劫持人質現場所在地的村正以上人員和周圍鄰居，一旦發現有劫持人質的犯罪出現，就應立即把劫持犯罪人抓獲，否則要被「徒二年」。捕亡律的「鄰里被強盜不救助」條規定，知道鄰居有被殺等恐怖行為的，應採取報告和救助措施。如果「告而不救助」或者「聞而不救助」的，要被分別處以杖一百或者杖九十的刑罰。
　　唐律的這些內容，除了總結前人的立法經驗、借鑒前人的立法成果外，很重要的一點與唐朝前期高層的「人本指導思想」有關。他們認為，國家要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人民的作用要受重視，因為人民即可載舟，也可覆舟。《貞觀政要》中多次提到要「以人為本」，唐太宗也勵精圖治。「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大布恩德。」恐怖犯罪對人民的人身和財產都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從維護人民的安全和社會的安定出發，用法律來打擊恐怖犯罪便勢在必行了。從這種意義上講，唐律中「反恐」內容的出現，有其社會的必然性。
　　唐律頒行以後，唐朝前期的適用情況比較理想，恐怖犯罪也得到有效扼制，其重要標誌是整個社會的治安情況良好，被處以重刑者很少。比如，唐太宗貞觀初年，國家中已是「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盜賊日稀。」以後，情況進一步好轉，「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至貞觀四年時「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故史稱其為「貞觀之治」，名副其實。
　　唐律中的「反恐」內容為後世封建朝代的立法者所重視，沿革不斷。宋刑統全面接受唐律有關「反恐」的規定，並作了調整和補充，主要涉及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把唐律律條的內容調整為「門」的內容。唐律不設「門」，律下就是條。宋刑統則在律下設門，共213門，門下再設條。其次，把唐律中的有些律條內容歸併在一個門中。同在雜律中，宋刑統把唐律中有關走車馬傷殺人、用箭和彈射傷殺人的內容都歸入「走車馬傷殺人」門，在唐律中則分為兩條律條。最後，附以「敕」和「起請」等內容。宋刑統在律條后附上自唐開元二年至建隆三年間的敕令和一些「起請」，其中也包括有「反恐」的規定，唐律則無。雜律的「失火」門中就附有這種敕令和「起請」。敕令規定，如因復仇等原因放火，而且「情狀巨蠹，推問得實」，就要處以死刑，即「決痛杖一頓處死。」「起請」進一步規定，今後有故燒人屋舍、財物聚集處的，「首處死，隨從者決脊杖二十。」這樣，宋刑統中「反恐」的內容便比唐律的更豐富了。
　　大明律在繼承唐律「反恐」內容的同時，也有變化，主要是用刑加重。比如，同是故意決堤防的，唐律規定為「徒三年」；大明律則在刑律的「盜決河防」條中加重了用刑，規定要「杖一百，徒三年。」大清律例的律典結構與唐律、宋刑統和大明律都有差異，主要是在律條后附有例條。它一方面大量吸收大明律中「反恐」的內容，另一方面又用例條來補充律條的內容。刑律的「車馬殺傷人」條在引用了律文後，還附有例條。此例條規定，除了按律條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外，還要把「所騎之馬給予被撞之人」；如果被撞之人死亡的，那麼「其馬入官」。
　　可見，儘管有變化，唐律中的「反恐」內容仍大量為唐后封建朝代的立法所吸收，以致中國古代在很長的時期中都有成熟的「反恐」規定，以應對恐怖犯罪，維護社會的安定與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