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輸掉命運：甘肅會寧的瘋狂教育樣本

[font=微軟雅黑][size=4]讀書輸掉命運：甘肅會寧的瘋狂教育樣本
南方周末  08/14/2014
記者 葉偉民 實習生 何謙

編者按：

在甘肅會寧同時發生著兩件事：大量農村大學生畢業即失業，長期舉債供養學生的農村家庭血本無歸，「因教返貧」屢見不鮮；農村代課教師面臨最後的清退，他們在講台上站了大半輩子，轉瞬生計無著。

在會寧，教育曾是絕大多數農村家庭改變自身命運的惟一通道，也是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立縣之本」。在中央財政對於西部教育長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會寧人對「讀書脫貧」寄予著賭博式的希望，如今卻發現「教育立縣」已遭遇「教育破產。

會寧的過去與現在正是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教育困局的典型縮影。我們將目光投向這裡因教育破產的農村家庭與被清退的代課教師，記錄他們曾經的希望和如今的掙扎，並寄望以全社會的關注為此弔詭困局求解。

63歲的王清源人生最後一場賭局正在走向破滅——小兒子王卓大學畢業半年仍瀕臨失業，銀行不斷打來催款電話，並不留情面地將後者列入信用黑名單。

這意味著，這個位於甘肅會寧破敗的農家，用漫長的時光和6萬多元債務，僅換來「出了3個大學生」的虛名和節節攀升的赤字。「啥時才是個頭啊？」2009年1月12日，一場大雪過後，王清源在已成危房的家中枯坐，感嘆命運無常。

王是目前中國為數眾多「因教返貧」的西部家庭中的一員。在其所在的甘肅——中國西部最貧窮的省份之一，一項農業部門的抽樣調查表明：該省重新返回貧困線以下的農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貧的佔50％。

這對崇尚讀書立命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新悖論。尤其在廣袤而落後的西部，科舉取士和尊儒重教傳統因閉塞而保存，又因貧窮而興盛。長期以來，教育被壓以重注，成為改變寒門命運的出路和調節貧富懸殊的槓桿。

然而，新千年以降，以大學擴招為主要標誌的教育產業化所催生的高學費和低就業，像兩隻無形的大手，夾擊著原已堅硬狹窄的農門。危機在2009年爆發，「84萬應屆畢業高中生退出高考」導致中國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考生總量首次出現下降，這場波及國內多數省市的「棄考風潮」被教育界稱為中國高考的 「拐點」。

由此凸顯的農村教育之痛讓「知識神話」褪色，並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西部農村家庭重陷赤貧的夢魘。

一個西部窮縣的教育樣本

從西北工業重鎮蘭州出發，平定高速和312國道如刀刻般陷入貧瘠的隴東高原，跨越黃河天險，打通溝壑山河和八百里秦川。這裡曾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如今繁華散盡，黃土覆蓋表裡萬物。

會寧縣就坐落在國道東段的群山中，人口僅56萬，當年因紅軍三大主力在此會師而彪炳史冊。

農民王清源的家就坐落在這座特困縣西北的一處山溝里，殘破得搖搖欲墜——牆壁像裂柿子般觸目，灶房屋檐老往鍋里掉土，一孔土窯剝落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一隻黑驢在牆外嗷嗷大叫，這裡將毫無生氣。

王清源坐在昏暗的裡屋抽旱煙，奄奄一息的炭火連熱一杯「罐罐茶」（當地民間一種特有飲品）都困難。雖然飢腸轆轆，但乾癟的麵餅和籽瓜讓他無心下咽——常年歉收的土地和日益衰退的健康如緊箍咒般讓他難過。

但在大部分外人看來，他應該又是光榮的——他是三個大學生的父親。「很意外？」王清源吧嗒著旱煙向來訪者比劃，「在這裡，不出大學生的才值得奇怪。」

王清源所在的漢家岔鄉是會寧最窮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時也是有名的「博士鄉」，家家戶戶都出過大學生，還有留洋教授。傳奇在這裡層出不窮——一個僅有十來戶的深山小村出過4個博士；一個尋常老農，把10個孫子中的9個送進了大學校門；距此不遠的柴家門鄉一戶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后。

驚人的大學生出產率讓會寧教育擁有與「貧窮」不相伯仲的顯赫名聲。恢復高考32年來，這裡共培養出6萬多名大學生（幾乎相當其整個城區人口數量），此外，三千多名碩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會寧成為與江蘇如東、湖北黃岡並駕齊驅的中國基礎教育的「三輛馬車」。

「讀書經世」在會寧早有傳統。王清源的幼年時代是在長輩們「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的叮囑中度過的。「會寧自古不經商。」王說。

這樣古風洋溢的人生信條得益於這裡封閉落後的自然環境和遠離戰亂的歷史。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和缺少外來衝突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耕讀文化，崇文傳統興盛，科舉傳統得以延續和浸染。僅明清兩代，會寧就出過20名進士和113名舉人。就連沒讀過書的農民看到有字的紙條都撿起放好，以免玷污聖賢。「文革」期間，「 苦甲天下」的會寧成了知青下放的熱門地點，三百多名來自北京、天津的大學教授和學生把這裡匯聚成一個學術高地。「會寧人把他們請到學校，而非牛棚。」會寧縣教育局副局長張貴榮說，「他們帶來山外的世界和現代文明，延續了會寧的教育血脈。」時至今日，一個老教育工作者仍記得他的知青老師在貧瘠的田野上拉小提琴時給他帶來的感動。

逆勢上揚的會寧教育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得到回報。此時期走出農門的甘肅首個自主培養的工學博士、力學專家王銀邦，生物學雙博士王鐵邦以及北大地理學教授柴彥威等會寧學子，都成為閃耀的學術明星。直至1990年代末，不同鄉鎮的會寧人自我介紹時，還會用老家當地出過的著名學者來作註腳，並引以為豪。「會寧人就喜歡說兩個事。」王清源說，「一是什麼時候下雨，二是誰家孩子考上大學。」

而洶湧的民間熱情也不斷提示地方執政者——在缺礦、缺水甚至缺風的會寧，教育成為最可控和最有作為的領域。在財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個鄉鎮的會寧，每年50％以上的財政支出義無反顧地用於校舍建設和支付龐大的教職工隊伍開銷，甚至不惜舉債。

2002年到2005年會寧曾掀起投資教育的歷史高潮。四年間，全縣通過籌措、貸款甚至幹部職工捐資，共投入教育建設經費已近2億元。這相當於維持一所重點高校運轉的費用，以及當地十多年的財政收入。

截止到2005年11月，國家審計署駐蘭州特派辦審計表明，會寧基礎教育已累計負債6600萬元，這個數字僅過3年又躥升至1億，需要全縣不吃不喝還上5年。

押寶般的行政傾斜讓教育部門成為當地絕對的強勢群體，甚至擁有獨立的人事選拔權。2002年至2004年，會寧在其他行政事業單位一人未增的前提下，唯獨在教育上增加了1769人。昂貴的教育消耗擠佔了其他領域的發展血液，導致這裡工農業長期停滯不前，幾成雞肋。「我們沒有選擇。」一位教育官員說，「除了教育，這裡沒有出路。」

狹窄的農門

頭寨子鄉與王清源的漢家岔鄉接壤，交通卻更為閉塞。很多村子尚未通車，例如武志霞所在的亂庄村——從這裡到最近的公路，首先要步行翻過兩座大山。

村子38戶人家散布在一條狹長的溝谷里，連年乾旱讓這裡的地表植物僅剩下幾棵光禿禿的楊樹和榆樹。但樂觀的人們仍養起家禽，建起院子並畫上漂亮的圖案。

生存是用高額代價換來的。現在的亂庄是一個由小孩、老人和孤獨的婦女組成的村子。幾乎所有的一家之主都在外打工，他們用勞力換來廉價的報酬，滋潤著行將枯竭的家園。

武志霞的家裡現在只剩下兩個老人，他們守著幾畝瘦田和數十棵奄奄一息的楊樹度日。「這裡沒有事情可做。」武志霞的公公劉登芳說，「除了等死，待在這裡將毫無意義。」

大約4年前，38歲的武志霞帶著兩個孩子從這裡走出去，住進縣城北部一處狹窄破舊的出租房，一邊打工一邊供孩子讀書。

這個遊離在會寧縣城的特殊群體被叫作「陪讀家長」。他們形成於上世紀90年代，並在2004年前後漸成氣候。據當地教育局統計，已有近1萬名陪讀家長聚集在會寧縣城，在各個中學周圍形成方圓1公里的「陪讀村」。

武志霞和女兒劉永玲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一張床佔去了絕大部分空間，牆壁被熏得發黑。1月8日晚上，武志霞在這個斗室里整理女兒的複習資料。她沒讀過一天書，暫時還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她移動這些書本時，小心得像對待易碎品。

2008年，武志霞的人生事業已經完成一半——兒子劉永偉考上大學。但高昂的學費馬上讓她負債纍纍。「再苦都要供。」武說，「被逼上梁山了。」

這基本也是萬名陪讀家長共同信奉的邏輯。他們辛苦而卑微地遊離在城市邊緣，目的只有一個——供孩子上學。大多家庭靠打工或家裡寄錢度日，還有一些甚至還要通過撿垃圾來維持生計。曾有一位母親，靠乞討米面送到學校給孩子吃，硬把孩子送進了大學。

「作為母親，這是我們生存的動力。」陪讀家長成粉英說。

這些聚生在城市貧民區的陪讀群體催生了周邊完善的消費鏈和配套設施，它們就像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連接希望與現實的兩端。在這裡，陪讀家長們團結，照應，甚至同病相憐。學校是共同的指揮棒，讓家長和孩子鐘擺式地往返其中並遙控著他們的喜怒哀樂。

武志霞和院子里其他5個女人共同打點這個簡陋的落腳點。閑時就聚在一起說說老家，還做些針線活。孩子自然是焦點話題，貼在牆上的獎狀則是最榮耀的戰利品。

這裡的家家戶戶幾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債供學。武志霞的鄰居成粉瑞正拖著3萬元債務，正在上高一的女兒和患肺病的丈夫讓她不堪重負。

「娃娃上大學，這個家苦一陣，但不上大學，整個家就苦一世。」成說。

西部農村孩子出路之窄曾被編成一則流行一時的笑談，放羊娃向記者描述他的人生理想：放羊——掙錢——娶媳婦——生娃——放羊。這常常被視作一種農民式的愚昧，但對大多數西部農村孩子來說，這又是一個與生俱來又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武志霞的丈夫劉風雄當年正是為了打破這種命運詛咒而離鄉別井的。只有初中學歷的他自1980年代就外出打工，跟一支工程隊修路。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飯，基本用來醫治母親日益嚴重的白內障。

毀滅性的打擊降臨在2005年。那年臘月，回家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車墜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淵的還有這個脆弱的家庭，困頓接踵而至，兩個孩子曾多次因情緒受創和營養不良暈倒在教室。

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劇大部分歸結為貧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學，」武說，「娃娃的未來只是農民和農民工的區別。」

被放大的「神話」

上大學的確是一條相對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帶來城市戶口和收入穩定的工作，從而為整個家庭提供一個安全網。在中國，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無所不能的「神話」，縱使這些想象現在已越來越難兌現，但對於毫無選擇餘地的西部貧苦家庭來說，仍願意將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難的解藥和鑰匙。

因此，縱使現狀困窘，王清源在很長時間裡仍堅信對孩子們的投資是值得的。這位曾當過20年民辦教師的老人，比村裡任何人都清楚教育對個人乃至家庭未來的意義。

遠房堂叔王銀邦的祖屋就坐落在200米開外的一棵蘋果樹旁。前者是宗族乃至村莊的驕傲——甘肅省第一個自主培養的工學博士，現為中國海洋大學博導。

當王博士還是一個溫和害羞的農村青年時，兩家時有來往。「每次見他都是捧著一本書。」王清源說，「天黑了就點清油（一種菜籽油）燈繼續看。」

計劃經濟年代的西北農村食不果腹，王銀邦靠野菜餅子和紅薯干支撐強烈的求學慾望。1972年高中畢業后，他先當上了民辦教師，戴一副殘破的眼鏡授課，並鼓勵這些農村孩子將來學有所成，回來改造農村。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王銀邦考上蘭州大學。這轟動了村子，「鄉親們提著雞鴨都來了。」王銀邦二弟王銅邦回憶當年盛況，「人們包圍了老父老母，還敲鑼打鼓。」出發趕赴蘭州前，王銀邦叮囑弟弟照顧好老人，還說「會回來的」。「當時的想法太簡單了。」王銅邦說，「上了大學就是魚躍龍門，永遠走出去了。」

王銀邦的人生迎來轉折點。1985年他完成博士學位后，先後到日本等多國講學，成為國際知名的力學學者。後來，三弟王鐵邦也跟隨哥哥的道路，成為「雙博士」，后移居美國。王家成了村中的精神領地和榮耀源泉，鄉領導和傾慕者多次上門慰問拜訪。

有一次王銀邦回鄉探親。王清源帶著孩子擠在對方門外熙攘的人群中。「我都差點認不出他來了。」王清源說，「那談吐舉止，哪還像當年那個一起撿驢糞蛋的鄉下小子呢？」隨後一次到鄰鎮趕集，王清源因「博士遠親」的身份而招來羨慕，他更確信他和家庭的未來所在。

「這些率先走出農門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識改變命運』最有說服力的成功標本。」會寧縣教育局副局長張貴榮說，「影響了後來的萬千會寧學子。」

榜樣的力量讓高考在會寧逐漸變成一種民間膜拜。這裡的學生在清晨5點半就醒來，到午夜12點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學校操場上密密麻麻晚讀的場面成為城內最壯觀的景象。這裡的學生會因抵抗瞌睡而用圓規刺手掌，夜讀時也會因過於專註而被蠟燭燒掉眉毛。一個急於激勵學生的老師乾脆把一隻草鞋和一隻皮鞋分掛黑板兩邊，暗示著高考一線天堂，一線地獄。

大量的農村孩子湧入城市，直接導致城區各學校人滿為患，大班額現象從小學延續到中學。此外，每年近500名來自蘭州、玉門等外地縣市的學生在「高考傳奇」召喚下湧向會寧，有些甚至舉家搬遷。

「大人說在這裡讀書，就等於一隻腳已經跨進了大學。」來自甘南瑪曲縣的藏族學生卓瑪說，而告訴她這一消息的則是她年過七旬、不懂漢語的奶奶。

從1993年開始，王清源先後將三個孩子送進高中。節衣縮食堅持到1999年大兒子王威考上大學，這一年中國大學擴招也拉開帷幕，高昂的學費讓王清源難以招架，他開始辦理商業貸款，並將雪球快速滾到6萬元。

單是沉重的利息已經讓王清源一家失去了經濟造血能力。王威記得，父親開始賣家中的餘糧，親戚那裡也一借再借。

脆弱的賭注

雖然也覺泥足深陷，但王清源總是這樣安慰老伴：「等娃娃們出來就好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這種樂觀蘊藏著危險。

2005年高考過後，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調查發現，中國大學學費10年上漲20倍，而同期國民收入增長卻不到4倍。政協委員孫繼業也提醒人們，中國教育花費佔農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過30％，躋身世界學費最昂貴的國家之列。

還有一項數據顯示：一個本科生的培養成本，相當於像會寧這樣的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

紅燈頻亮的2005年，原本是王清源打造出第三個大學生的光榮時刻，但他並沒有因此感到功德圓滿——商業貸款已提前耗完，無力顧及小兒子王卓，後者不得不又貸了2萬元國家助學貸款以維持學業。

錢成了這個家庭壓倒性的話題。縱使王清源和老伴把每月消費壓在100元以下，也無法扭轉入不敷出的惡性局面。由於長期受勞累、焦慮等心理困擾，王清源的老伴在2000年2月患上頭痛，嚴重時還直打哆嗦。王清源怕到大醫院花錢，就帶她到村診所抓了些土方，但劇痛卻未見好轉，還很快轉移到四肢。4個月後的一天晚上，老伴在突然喊了一聲「痛」之後，就在炕上咽了氣。

王清源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他荒廢了田地，賣了牛羊，整天窩在暗無天日的房子里。有鄉親見他可憐，就送他一台只放得出雪花圖像的舊電視解悶。「後來我想，既然走到這一步，不把孩子們供出來，老伴就枉死了。」王說。

「教育領域市場化使擠高考『獨木橋』的成本越來越高，並催生了『因教致貧』、『因教返貧』的現象。」中國銀監會甘肅監管局局長王曉光出於個人關注曾對會寧教育做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80％的農戶供過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學，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負債達5萬－8萬元。「需要整個家庭不吃不喝還上十多年，學費正逼得他們走投無路。」

「讀書賭博論」隨後被主流媒體推出，壓下重注的王清源也在等待底牌揭開的一刻。

2000年，女兒王芳第一個畢業，拿著交通信息與控制工程文憑的她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單位，只好湊合去了天水一家電子廠，月薪不足千元。大兒子王威2003 年從一所師範學院畢業，被分配到一所學校，對方每月只給他260元工資，而且試用期3年。王威扭頭走了，最後找到一家銷售公司賣水表，住進潮濕的地下室。

「我甚至不敢告訴父親。」王威說，「他一直以為我們會當公務員。」善意的謊言不斷增加著他的愧疚感。「擴招、就業危機、金融風暴都碰上了。」王威說，「不知是運氣問題還是我們走在一條錯誤的路上。」

種種令人費解又無法迴避的現實讓王清源不斷降低期望值。王清源告誡孩子，房子可以暫時不修，但債總歸要還，本金騰不出來，起碼利息得按時，不然在擔保人面前丟不起這老臉……

一再卑微的願望在小兒子2009年畢業時最終粉碎。在近半年時間裡，王卓拿著簡歷在各類招聘場里抵抗洶湧的人潮。第一份工作是只維持了兩個月的臨時工，閒蕩了一個月後，他又放下通信工程畢業生的面子，到一家小公司當文員。「每天抄抄寫寫，感覺像中學生的活兒。」

如此蹉跎，債務至今已超期6年了，催債電話如冤魂不散。王清源最後對兩個兒子說：「錢我還不起了，你們哥倆看著辦吧。」

王清源的投資「破產」了，但並不是惟一的，在他所在的僅有28戶人的小岔自然村，近4年來，因供大學生而陷入絕境的家庭就增加了8家。

堅守者和犧牲者

越來越多的人依然在儘力忽略風險，不斷加入到陪讀群體中來。2009年末，蔚然成風的會寧陪讀現象被媒體關注，並引發廣泛的討論。

「這是一場貧民的博弈。」會寧籍學子、北京大學教授柴彥威說，「在會寧，我們需要新的經濟模式和更廣泛的基礎教育機會，來糾正一些異化的人才觀念和人生邏輯。」

「此外，我們還應關注那些連高中都讀不了的學生。」柴所指的這個群體與民間團體「會寧學子共濟會」所致力服務的「高考犧牲者」不謀而合。

失衡的現實引發弱勢力量的撤退。30年來，重點大學農村大學生下降一半，外界評論這源於「教育起點不均」。這也意味著，更多的「農村犧牲者」退出或倒下於高考戰場，他們將可能是未來「因教返貧」群體的主力。

「會寧狀元縣是在很多犧牲者的基礎上走出來的。」 會寧學子共濟會一位負責人說，「現在會寧的教育失敗在於：讓很多失敗者或犧牲者沒機會讀書。」

目前，這個由在外的會寧學子自發組成的互助互扶組織，一個工作重點就是幫助家鄉的高中生正確地看待高考，不要孤注一擲，即使讀不上大學也是很有希望的。

「我想告訴他們的是，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但不一定是高考改變命運。」這位負責人說。

1月12日上午，王清源切開一個籽瓜，腐敗的瓤化成一攤粘液噴泄而出。

這不是一個好兆頭，他於是給三個子女都輪流打了一個電話。當他聽說最掛心的小兒子已背負「信譽惡名」離開蘭州時，卻變得不知所措起來，他甚至向記者提出「幫兒子找份工作」來作為繼續接受採訪的條件。

「你能想象我的處境嗎？」王清源摩挲著粗糙的手掌，「我連鋤頭都拿不動了，干看著娃兒遭罪。」

而另一邊，蘭州郊區一個破敗的工業區里，王威放下父親的電話后，也在內疚中變得心神不寧。他雖然有工作，但吝嗇的老闆卻拒絕給他銷售提成，還嚇唬說不想幹了就走，排隊等這份工作的人還很多。

王威開始感嘆尊嚴淪喪，但沉重的債務剝奪了他談判的資本。他只好選擇接受，然後等待那個永遠不知何時降臨的「更好的機會」。

而陪讀母親武志霞最近則為女兒消極的複習狀態而憂心忡忡。女兒說「今年怕是考不上了」。

說這話時，窗外的小巷因為孩子們的放學而變得熱鬧起來。這些形狀各異的院子日復一日地繁盛著，容納各式希望，也見證落魄的逃離。勝出者獲得豐厚的回報和身份晉陞，而失敗者則前功盡棄，可能陷入更糟糕的深淵。

喧囂之中，武志霞有點生氣地說：「在會寧，連續考三四年才考上的人也不少」，「那就復讀到考上為止」。

（王清源、王威、王卓為化名，本報記者傅劍鋒對此文亦有貢獻）

出了那麼多大學生碩士博士，也沒幾個想到回饋故鄉，捐點款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