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文革真是那麼可怕嗎？/ (博&-&訊）

     記得有些年輕人，曾在網上好奇地問：當年的文革真是那麼可怕嗎？
   
     作為文革歷史的「活化石」之一，當年的過來人，筆者的答覆也是很肯定的，「可怕」，非常地可怕！
   
     「1967年的夏天，全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就像炎炎夏日不可逆轉一樣，派別鬥爭從最初期的『文斗』發展到『武鬥』，六中的兩派也毫不例外，涇渭分明，對立情緒日甚一日，一日，聽說對立的一派，竟抓了我方的兩位小將，關進教學大樓，我方就號召在校的同學包圍大樓，實施營救，由於我方人多，於是很快形成包圍之勢，然而，對方也頗有軍事常識，不但及早霸佔了當時學校唯一的大樓，有四層的教學大樓，還利用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把兩頭的上下樓梯口堵上，僅剩一人寬的小通道，還是呈之字形般的，讓人易守難攻，對方從上往下，還持有石頭爛木等武器，進攻者倘要赤手空拳攻上去，『痴線』的都知道不可能，於是，我們轉到大樓後面，利用那些平房教室，水泥乒乓球台等作掩護，出其不意跑上前去往大樓上扔幾塊石頭，以示進攻，我和一個同學覺得躲在乒乓球台下礙事，於是就從教室里搬出一張書桌，再把一張椅子側放其上，做成一個掩體，不但可以向前靠，還便於觀察，正得意於自己的傑作時，想探出腦袋往大樓張望，只聽「卟」地一聲，我的右頭皮一震，隨即一股麻痛的感覺，鮮血便噴涌而出，前衣襟和地上各流一灘血，我伸手一摸，滿手都是血，『我負傷了』！大叫一聲，手捂著傷口，轉身就往大操場旁的總部跑去，去包紮止血，幸好頭皮下是頭蓋骨，血管不多，很快血就被止住了，再仔細地摸摸傷口，那裡有一個兩三毫米的小包，估計那就是風槍子彈了，武鬥結束后，那兩位被抓的同學始終沒救出來，而是日後不知怎地被放了出來，此後，六中的『武鬥』愈演愈烈，直至打到社會上，為此還有四個同學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那時真是不值啊」，這是講述這段親歷的往事者結束語。
   
    廣州六中的『武鬥』，是在全市的中學中，表現最為慘烈的，幾乎文革中所有的廣州大型武鬥，都有著六中學生的身影，有幾個同學甚至為此付出了年輕的生命，他們確實十分的無辜，同學斗同學，學生斗老師，這是六中老三屆無法抹去的歷史事實，有些同學多年後不斷地反思：「我們(當年)為什麼要斗老師呢？昔日朝夕相處共同求學的同學，為何要(弄到)真刀真槍地兵戎相見呢」？當年的這些紅衛兵們，自己也有著太多的為什麼，太多的不解，有同學認為：「當年的六中不管哪一派（當然也包括了逍遙派），價值觀都是一樣，就是想誓死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當年對(毛)天神一般的信仰，包括追隨中央文革打倒劉、鄧、陶一樣，今天回過頭看，都是當年價值觀的受害者，文革是一場災難，今日之中國乃至世界都一致認同，而(在)這場災難(中)，我們(紅衛兵)是站在風口浪尖上，我們是斗老師、罷課、的積極參與者，(而各人的)表現與區別，僅僅是積極一點和消極一點而已，當然，最終的受害者依然是我們(自己)」而全校每一個六中老三屆的學生，便都是親睹這場人間慘劇的見證人！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六中老三屆的命運轉折點，全校老三屆共有六個年級30個班，其中高中三個年級10個班，初中三個年級20個班，是按當時每班52人計算，約共有1570人，從現有的資料統計中所知，六中老三屆有75位同學，已經永遠地離開了大家，占統計人數的4.78％，而這些離世的同學當中，最早離開的許廣新、謝佑璋、李燦祺、莫鑫浦四位同學，均於1967年的文革「武鬥」中不幸隕命，其中年紀最大者也不到20歲，他們都是「文革」的犧牲品，留給師生們的是刻骨銘心的教訓，和心中永遠無法抹去的痛，文革後期，部份「紅二代」同學已先期參軍；大部分則同學去了海南島南林、東嶺兩個農場，約佔當年分配總數的三分之一；個別同學去了番禺萬頃沙的珠江農場、湛江的國營農場和坪沙農場；部分同學去了博羅園洲、長寧和附城公社插隊；也有部分同學選擇了投親靠友，在番禺、東莞、佛山、南海等地落戶；而少數同學留校當輔導員，之後被分配到企業工作；部份初中同學留校升讀高中，1969年後進廠或經師範學校培訓后當了中學教師；極個別同學因病留城， 或隨家人回遷原籍，從此這一代同學便命運不一，而其中大部份還歷經磨難，人生路途多舛曲折......。
   
     有一位「主義兵」，於一九六八年參軍入伍，成為了解放軍的一員，因較為特殊的家庭背景，很快被抽調上特殊兵種，他並不知道這支隊伍的性質，在部隊他使用的是當時最先進的武器，有著最優秀的軍事教官指導，每天的槍械練習都有打不完的彈藥，他很快掌握了擒拿格鬥術，熟練地使用火焰噴射器等槍炮器械，各種輕重武器得心應手，槍法百步穿楊而且武功了得，這支部隊的戰士基本是四野子弟，與他們的父輩一樣，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他們效忠共和國的軍隊，效忠林副統帥，後來才知道，直接領導他們的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有日)風聲突然緊張起來，他們都全副武裝地枕戈待命，「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九月十一日的晚上，他們奉命在鐵路線伏擊火車專列，上級下達的死命令，火車上的所有人都格殺勿論，其結果(全中國人)大家均已知曉，當晚自然一無所獲，事後他們都知道難逃一劫，因為不少軍政已自殺身亡，這支棣屬於「571工程」的聯合艦隊，二百多人的精英隊伍全部被拘押，從歷史上的教訓可知，參予宮廷政變失敗下場者，都會惹上殺身之禍，這時他才確切知道自己的命運，一切萬念俱灰，在部隊里被拘押三年後，由軍人押解回廣州，並被安排到一間機修廠當工人，這時他重新拿起書本，繼續修讀六中未完成的學業，感謝六中文革前良好的學習氛圍，在廣州業餘大學修讀完了機械工程專業，為以後的謀生奠定了文化知識和技能，他知道自己的那段政治背景，已決定了以後的命運，便毅然地離開工廠，為的是再沒人知道自己的那段經歷，一個人在社會上闖蕩江湖，單打獨拼，飽受冷眼、歧視與屈辱，其中艱辛一言難盡，在他的個人檔案中，至今還保存著當年的資料，這是段無法刪除的歷史，紅也好，黑也罷，他對無辜被人扯入「政治權斗」漩渦的命運，表現得非常地無奈。
   
     談及對文革的反省，這位「主義兵」在講述自己親歷的故事時，取的筆名為「思過」，思者；思考也，過者；過失，過錯也，但有些老三屆卻不喜歡「過」啊，「反思」啊這類詞眼，有人認為：「文革時期，上層權力的爭鬥，我們無從知道也無從理解，對民間而言，社會從極端的和諧，到極端的血腥之變化，不過是一兩年間的事情，就像遊樂場的瘋狂過山車，急速起落讓人亢奮一般，那幾年的社會氛圍，驟然間變得讓全國人民無比狂熱，記得當時從小學升上中學，入學考試的作文題目是《我們學校的新氣象》，內容範圍離不開人的相互尊重、相互關心、相互幫助，可見斯時和諧社會就在眼前，毛主席他老人家號召大家『向雷鋒同志學習』，於是大家就去『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忽然他老人家又說『以階級鬥爭為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還發動了極端暴力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原來得到我們尊重的老師都變成壞人了，培育我們的老師尚且是壞人，對立派的俘虜為什麼不可以是壞人呢？既然是壞人，為什麼不可以暴力對待呢？各種各樣此類相互矛盾的邏輯，支配了我們的靈魂，廣州機床研究所被攻陷之後，人們將一個肥胖的俘虜剝去上身的衣服，反縛雙手，搬來一部手搖電話機放在他面前，一人猛力搖動手柄，另一人將電線的接頭點觸俘虜的身體，我不知道施刑的人看著俘虜身體顫抖、臉部扭曲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心態，那時，大概是有『最高指示』在耳邊時常響起，誰都覺得可以心安理得」。
   
     有些同學則不然，該同學因父母的文革經歷，對這場運動持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他告訴同學們：「文革中我父親也是革命對象，不管哪一派，旗派還是風派，都要打倒他，大會小會斗過多次，我不只一次擠在人群中，看著我的父親在台上挨斗，很難描述當時的心情，擔心，委屈，氣憤（當然不是恨我父親）皆有之，我不僅替父親抄檢查，甚至給他起草過檢查(因為他有段時間血壓太高)，因此我也從中了解了父親的革命歷史，我的父親和你們的爸爸一樣，『始終堅信共產黨，無論多委屈，多痛苦，都沒有對黨的誓言失去信心』，正因為如此，他雖受盡了凌辱，卻沒有像他的一些同事朋友那樣，去自尋短見，這是我們家人一直以來最為慶幸的事，在我的記憶中，我的父親從文革開始，到被打倒，至平反「被解放」，直至去世為止，也包括『六四』北京槍聲不斷，坦克轟隆的那段日子，他從沒說過共產黨半句壞話，我雖然很佩服父親始終如一地這種信念，但我卻無法接受他的信念，經歷了文化革命后，我看透了人性中那極其醜惡的一面，殘忍；野蠻；虛偽；陰險；也看透了那些所謂的政治大人物，視民眾生命如草菅，為了一己私利，不惜拿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冒風險」。
   
     高三甲班一個男同學，在講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際遇時，卻對同班同學充滿感激之情：「足足三十六年了，可是我依然忘不了文革中，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特殊事情，1966年文革初期，大約是六月底吧，校園內大字報一時間是鋪天蓋地之勢，當時的大字報主要集中在教師辦公室周圍的牆上，不少大字報更直接把鬥爭矛頭對準學校的老師們，不久我對一張大字報有不同看法，於是在某個星期天寫了一張大字報回應對方，當初並不知道對方是誰寫的，只是憑直覺感到此大字報咄咄逼人，是在整老師的，我寫完之後自己的大字報后，已預感到會惹來麻煩，果然不出所料，差點引來了一場大禍， 不久的一個晚上自修前，教室里的同學正準備自習，忽然幾個帶著紅袖章、身穿軍裝的男女，怒氣沖沖地走進了高三甲班教室，他們手裡拿著絳紅色的武裝皮帶，武裝帶在幾十位高三甲班同學的頭上揮舞，口裡在叫喊『是誰寫的那張大字報？站出來！……』，我分明知道他們是沖著我來發威的，可我當時沒有勇氣站出來承認，心裡有點緊張、也有點害怕，我知道個人的能力太微小了，在這種『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只能採取『好漢不吃眼前虧』的策略了，沉默、沉默、再沉默，高三甲的全體同學依然保持著沉默，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雙方在沉默中對峙著，結果這班人見高三甲班人心齊，加上我班的男生人數，多於他們數倍，如果真的打起來，估計他們幾個還說不定吃虧，於是乎，他們幾個嚎叫了幾聲，就灰溜溜地走了，說真的，當時有的同學明知道是我寫的大字報，但他們並沒有做『叛徒』，沒有出賣我，沒有被這班狐假虎威的人的氣勢所壓倒，而是顯得很冷靜、很沉著，這從客觀上給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持，事後，有的同學對我說：『他們幾個看到我們班同學這麼心齊，也不敢動手的，有一群大隻佬在這裡，怕他們什麼』！ 我當時寫大字報的動機，就是看不慣他們那些人的囂張氣熖，結果差點引來一場大禍，自己受傷不說，很可能還會傷及到班內的其他同學，事後我幾乎可以認定，這就是一場正義與邪惡之間的較量，這也是一場心理素質的考驗，雖然時間過了快半個世紀，如果當時我冒然站出來，承認大字報就是我寫的，可能會被這班暴躁的傢伙們，用武裝皮帶抽打幾下，其間，也許會有同學站出來為我說話，但挨打是肯定少不了的，還可能被武裝帶的銅扣打破腦袋也說不準，如果那班人現在想起，他們那晚上來高三甲班滋事挑釁的事，他們也會覺得很好笑吧？ 我要向高三甲的同學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同學們為我的付出，是集體的力量，在文革中保護了我」。
   
     曾記否，當年的歷史老師曾告訴學生，胡適博士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少女」，不過，毛澤東卻堅決地反對胡適的歷史觀，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少女」，是根據人的主觀意識去解讀歷史，那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在毛澤東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實事求是」，即：「是一說一，是二說二，嚴格地按照客觀現實思考，去認識問題，從實際的情況出發，不誇大，不縮小，正確地對待和處理問題，求得正確的結論」，可惜，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又賣「矛」，又賣「盾」的，卻令相當的一批紅衛兵，開始在文革後期反省覺悟，雖其中也不乏有些人，至今仍頑固地堅持「共產主義」信念，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決做保衛毛澤東的八三一，只是這網名為「831」者，在網上卻屢屢被同學駁斥得要去「潛水」，不敢露面大肆闊談，「曬」他那些七湊八湊的高論，尤其是對盧梭斷章取義的解讀，說什麼『真正的民主從來不曾有過，將來也不會有』，少數人統治，多數人被統治，這是就政府功能的基本前提，而多數人統治，少數人被統治，如盧梭所言，那就是『違反自然的規律』，諸如之類，令同學中不少過來人慨嘆：「所幸今日六中老三屆中，只有一個如此的『山人』」，足見三十七年後，因各人的際遇不同，社會「修行」各異的關係，這批老三屆的派別分歧也還是沒法根除，只不過今日的派別之分，已從當年的「紅衛兵」，「黑七類」的階級身份之別，轉而在意識形態與政治觀點上，分成了主張改革的「民主派」，與保毛的「五毛派」，最令筆者覺得「滑稽」「有趣」的是，有些鐵桿的「五毛」派，卻並不是當年那些根正苗紅的「紅二代」，而今日極力抨擊社會分配不公，力主反貪「懲」腐者，恰恰是當年的「紅二代」主義兵，造化竟然如此弄人，直讓筆者覺得歷史現實真是會與老三屆開玩笑，當然，更多的老三屆們，則沉醉在伺花弄草，喂鳥戲魚，含飴弄孫的晚年生活中，「躲」進小家成一統,再也不願管甚麼國家大事的「春，夏」與「秋，冬」了！
   
    這位當年的「主義兵」

發人深省的文章。值得反省的運動。

只要愚民政策不改，就不敢保證文革及義和團式破壞性危機不會重演。

小皮狗 發表於 2013-9-22 04:45
發人深省的文章。值得反省的運動。

謝謝。

torontottawa 發表於 2013-9-22 06:40
只要愚民政策不改，就不敢保證文革及義和團式破壞性危機不會重演。

謝謝。